為何要做綠色金融?金融創新拯救地球

作者:曹弋   |   2015 / 12 / 08

文章來源:華爾街見聞   |   圖片來源:Beryl


要阻止全球氣候變暖,不只是科學家的難題,金融創新絕對不能缺席。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本週在法國舉行,為阻止氣候變化災難性後果,科學家呼籲各國採取措施,把2020年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攝氏2度之內。

實現這一目標,人類必須轉向更為綠色的能源。但與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化石能源不同,風力、太陽能等綠色能源的成本無法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成比例的分攤。綠色能源前期投資成本巨大,形成規模之後邊際成本極低

綠色能源

花旗分析師Anthony Yuen和Ed Morse認為,這意味著金融成本決定了綠色能源的競爭力甚至是生存,特別是目前傳統能源價格走低,擠壓綠色能源使用空間的大環境之下。

花旗稱:

儘管美國新增頁岩氣油井數量停滯,但是天然氣價格仍在走低。在美國,天然氣已經在進攻煤炭的勢力範圍。《潔淨大氣法案》施加了更嚴格煤炭環境標準,使得美國的煤炭發電站成本提高,更多的火力發電站被迫關閉。

但是在其他地方,事情完全不同。幾乎除了美國的所有國家,煤炭發電仍然是最低廉能源獲取途徑。

即便在有9歐元/噸碳稅的歐洲,燒煤仍然遠比燒天然氣便宜,這是因為進口天然氣成本高昂。除了供過於求,煤炭開採成本過去3年內壓縮了30%,這使得低價格下生產商仍有生存空間。煤炭價格顯著阻礙了可再生能源或天然氣的使用前景,這對於中國和印度的能源政策至關重要。

所以即便中國開始限制煤炭消費,低價也會刺激印度等其他新興國家使用更多的煤炭,這意味著廉價煤炭正在顛覆綠色能源革命。

那麼什麼才能解決問題?花旗認為只有降低融資成本才能刺激綠色能源,而這麼做可能要先使用公共資金撬動私人投資。

首先我們看下不同地區的不同類型能源的成本構成(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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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華爾街見聞

正如花旗報告指出,不同地區和技術環境下各類能源成本構成顯著不同。

比如在高融資成本的拉美地區,資本密集型的可再生能源中金融成本是最大的組成部分。在亞洲發展中國家,低融資成本和低勞動成本,加上低建設成本,令資金成本大幅降低,燃油成本是最關鍵因素。而在美國,由於頁岩天然氣供給充沛,開採技術成熟,開發天然氣成本幾乎與煤炭持平。

花旗認為,要削減不同地區的再生能源的成本差異,金融創新工具提供了解決方案。比如通過回收資本加快投資週期,即在資本項目成本完全回收之前,使用之前資金投入新的項目。

相比傳統的銀行貸款,複雜的金融工具能夠刺激更多資本投資綠色能源。比如使用YieldCo模式,一些有穩定現金流的綠色能源項目,通過YieldCo能夠以更低廉的成本獲得投資。引入私募基金、以及策略投資者則是另一個加速資本回收的方式。策略投資者,特別是那些獨立能源供應商(IPP),一直是新能源項目的大買家。這些策略投資者的籌資成本通常很低,並且擁有對消費者的定價權。此外私募正積極進軍新能源領域,他們通過籌資和借入槓桿大舉買入新能源資產。

此外發行綠色債券或者氣候債券也是一個途徑。

與傳統的固定收益工具不同,綠色債券(GBP)獲取資金專門投資綠色能源領域。2014年全球綠色債券發行規模為366億美元。截止2015年5月,包括投資者,發行人和承銷商在內的89家機構加入綠色債券市場,此外有45家機構獲得觀察者地位。

氣候債券標準( Climate Bonds Standard)組織負責制定發行標準。其中規定“多項第三方驗證程序​​,完整的認證程序,債券發行前後的需求規則,以及一整套合規文件”。

花旗認為,目前’綠色’債券複雜的定義及相關的證明過程,導致一些試圖發行債券的企業望而卻步。

更關鍵的是,整個綠色債券市場不成熟,融資成本越低,資產錯配的風險越高。引入更多私人部門投資者仍是最優解決方案,而現在那些有錢人仍在一邊觀望。(文/曹弋)

對可再生能源市場而言,公共部門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標準,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金融支持,設立了一整套程序。這些前期準備工作,將吸引更多的私人部門資金為公共目標服務。

華爾街見聞》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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