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統治者:石油帝國OPEC的輝煌與瘋狂

作者:撲克投资家   |   2016 / 10 / 16

文章來源:華爾街見聞   |   圖片來源:Joseph Wang


時代是變化的,帝國也浮沉興衰。維也納卡爾呂格環形馬路上有一幢現代化辦公大樓,底層有一間小書店,為紀念它的主要承租人,歷來被稱為“得克薩斯公司大樓”。可是在七十年代中期,由於另一個承租人的到來,摹地里以“OPEC大樓”的名字叫開了。這一變化象徵了全球大變動的一個深刻進程:石油輸出國一下子取得了以往跨國公司所佔有的地位。

其實,石油輸出國組織最後在維也納安頓下來純是偶然。最初,它在日內瓦落戶,但是瑞士人懷疑它的認真意圖,甚至它的重大意義,拒絕給予它一個國際組織機構的外交地位。然而,奧地利人熱衷能提高他們國際聲譽的任何條件,樂意給予方便,於是1956年,儘管奧地利同與國外的航空聯繫渠道差一些,OPEC還是遷到了維也納。OPEC進駐維也納,搬進得克薩斯公司大樓,清楚地表明當初對這個相當神秘古怪的組織是多麼不以為意。這個組織儘管在創立之初嚷嚷了一番,但一直沒有達到它的主要政治目標——由石油輸出國維護其支配資源的“主權”。

然而當時,在七十年代中期,一切發生了變化。國際秩序顛倒了過來,OPEC成員國受人奉承、恭維、責罵和譴責。這是蠻有道理的。石油價格處於商業的中心位置。那些似乎控制油價的人被視為世界經濟的新主人。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OPEC成員國資格,實際上與蘇聯以外的世界上所有石油輸出國為同義詞。OPEC成員國將決定是要有通貨膨脹還是要有經濟衰退。他們將會成為世界的新銀行家。他們將謀求制定國際經濟新秩序,這種秩序將不只是再分配消費國給生產國的租金,而要達到建立一種對經濟和政治權力的大規模再分配。他們會為其餘的發展中國家樹立一個榜樣。OPEC成員國對於世界上一些最有權勢的國家的外交政策,甚至自主權,有相當的發言權。

因此,難怪OPEC的一位前秘書長有一天回顧當年時,把1974年到1978年說成是“OPEC的黃金時代”。

然而,他緬懷往事肯定有一種懷舊感。當然,OPEC國家的確在七十年代中期全權取得對他們自己資源的控制,對於誰擁有他們的石油已然毋庸置疑。但是,在那些歲月裡,不僅同消費國,而且在OPEC內部,始終貫穿著對於這一寶貴資源的價格的激烈鬥爭。而且僅此問題就將對整整十年的經濟政策和國際政治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石油、世界經濟阿拉伯國家的石油禁運和輸出國完全掌握決定油價的權力,使油價翻了四倍,這使得世界經濟的每個角落發生重大變化。石油輸出國的總石油收入從1972年的二百三十億美元上升到1977年的一千四百億美元。輸出國積累了很大的財政盈餘,也使世界上的銀行家和經濟政策決策人憂心仲忡,擔心他們無法把錢花完;閒置在銀行帳戶中的花不掉的好幾百億美元可能招致世界經濟的嚴重收縮和混亂。

他們實是過慮了。剎那間成了暴富的石油輸出國開始實行一項使人眼花繚亂的花錢計劃:工業化、基礎設施、津貼、公共設施、必需品、奢侈品、武器、浪費和行賄腐化。花錢如流水,港口遠遠超出它們的吞吐能力而堵塞,船舶得等上好多個星期才輪得到卸貨,各種貨物、勞務的賣主和推銷員從工業國衝到石油輸出國,搶訂早已客滿的賓館客房,擠進政府各部的等候室裡。一切都是為了要向石油輸出國推銷,因為他們如今有錢購買一切。

武器交易成了大買賣。在西方工業國家看來,1973年石油供應的中斷以及他們高度依賴中東的狀況,使得石油供應的保障成了頭號關心的戰略問題。大力開展武器銷售是加強這種保障並保持或擴大影響的一個途徑。這個地區的國家也熱衷於購買武器。1973年的事件已證明這個地區局勢的動盪;不僅地區和國家的對立深化,野心巨大,而且兩個超級大國在中東擺出了核戒備的架勢。

但武器只是1973年以後的大買賣中的部分內容,買賣包括一切,從消費品直到整個電話系統。日本“達申”小型運輸卡車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推廣普及是這個時代的一個標誌。據日產公司的一位經理說:“養護駱駝是很花錢的,而保養一輛’達申’汽車要便宜得多。”

當然,七十年代中期在沙烏地阿拉伯購置一輛“達申”牌汽車要花一千三百美元,而一頭駱駝的標價才七百六十美元。但是,一加侖汽油只要十二美分,與駱駝飼料的現行價格相比,給“達申”汽車加油比飼養一頭駱駝省錢多了。幾乎一夜之間,日產公司成為沙烏地阿拉伯首號汽車供應商,而“達申”小型運輸卡車成了放羊的貝都因人最喜愛的寵物,而他們的前輩過去都是騎駱駝的伊本。沙烏地阿拉伯軍隊中的骨幹。

總而言之,輸出國的大量揮霍,再加上它們過熱的經濟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必然導致它們的財政盈餘過不了久就消失殆盡。結果果然如此——儘管銀行家們當初還擔心他們花不完。1974年石油輸出國組織在購買貨物和勞務以及諸如投資收入等“無形”收入方面的收支盈餘有六百七十億美元。到1978年這一個盈餘變成了二十億美元的赤字。

對西方發達的工業國家來說,油價突然猛漲帶來深刻的混亂。源源流入石油輸出國國庫的石油租金使它們的購買力大大收縮——成了所謂的“OPEC稅”。交這種“稅”使工業國家陷入嚴重衰退。1973年和1975年之間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減少6 %,而失業率卻雙倍增加,達到9 %。

1974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第一次下降。當日本人擔心他們的經濟奇蹟也許已經結束時,頭腦清醒過來的東京學生在遊行示威中不再呼喊“該死的國民生產總值”,而是發現努力工作和終生僱用的諾言是新的好處。同時,油價上漲讓原已深受通貨膨脹影響的經濟,遭受更強烈的通貨膨脹衝擊。雖然工業世界的經濟在1976年已開始恢復增長,通貨膨脹已深深侵入西方的機體之中,以至於它開始被看成是當代難以消除的問題。

受油價上漲打擊最嚴重的是那些蒼天未曾賜予石油的發展中國家。在七十年代,油價對經濟發展的衝擊最為嚴重,那些發展中國家不僅受到同樣的衰退和通貨膨脹的衝擊,上漲的油價也癱瘓了他們的國際收支,牽制他們發展的能力,甚至完全阻止了經濟增長。

一些國家的出路是借貸,因此石油輸出國相當多的剩餘美元通過銀行系統“回流”到這些發展中國家去。這樣,它們就能以舉債的權宜辦法對付石油衝擊;但是,還得想出一個新的類別——“第四世界——來概括更低一層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被打得人仰馬翻站不起來,它們的貧困也更為加劇。

發展中國家的新問題使石油輸出國處於一種為難和尷尬的處境。它們畢竟也是發展中國家,而且它們如今宣稱自己是“南方”的先鋒,要設法結束工業國家的“北方”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它們說,它們的目標是要強行在全球把財富從北方重新分配到南方。最初,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考慮到它們自己的商品出口和前景,高聲歡呼”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勝利,並宣布它們的團結一致,而這時正是對“國際新秩序”議論紛紛的時候。

但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新油價對其餘發展中世界是一個巨大的挫折。一些石油輸出國實行他們自己的借貸和供應石油的計劃,以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但是,石油輸出國的主要反應卻是鼓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進行廣泛的“南北對話”,並堅持把油價和其他發展的問題掛鉤,直言不諱地主張促進全球財富的再分配。

1977年,在巴黎舉行的國際經濟合作會議就是要體現“南北對話”。一些工業國家希望,由於它們的參加,他們取得石油就有了保障。法國人對基辛格在石油禁運期間的領導能力仍耿耿於懷,並長期嫉妒美國在中東石油上所處的地位,他們推動這種對話是作為取代美國政策的可供選擇的辦法。

另外一些國家比較不喜聲張,把“對話”視為消除石油進口國和出口國之間的對抗,並提供對付石油漲價辦法的一個途徑。雖然對話進行了兩年,花了很大力氣,但最後卻沒有取得什麼成果。參加國甚至不能就一項公報取得一致意見,對其餘發展中國家來說,最緊要的實際上不是巴黎動人的詞藻,而是他們自己的工農業產品在工業化世界市場上的蕭條。 

阿拉伯人對伊朗國王

在七十年代中期,石油輸出國組織本身成為國際上的頭號奇觀。全世界的眼睛都聚集在它的會議,以及它們的戲劇動作、盛況和騷動,人們的耳朵急於捕捉世界經濟動向的任何風聲,竭力要聽到某部長堂而皇之、穿過大飯店休息室時對高聲提問的迅速回答。繼石油輸出國組織之後,石油語言—“差數”、“季節浮動”、“存貨積累”—成為政府決策人、新聞記者、金融投機商的用語。雖然石油輸出國在此期間通常被說成是一個“卡特爾”,其實不是。

埃克森石油公司前中東協調人霍華特。佩奇1975年說:“你可以把石油輸出國組織叫作一個俱樂部或協會,但確切地說,不是一個卡特爾。”為了證明他的這個觀點,他伸手去拿一本《芬克和瓦格納詞典》,詞典給卡特爾下的定義是:“生產國控制某個商品的價格和產量的一個聯合體。”石油輸出國組織當然試圖確定價格,但不是確定產量——還沒有。沒有配額和指定的生產水平。

根據某種提法,市場實際上不是由一個“卡特爾”,而是由一個“多少有點不守規矩的寡頭賣主壟斷”所操縱。在此期間,大多數輸出國實際上是按生產能力生產。唯一例外是沙烏地阿拉伯,它確定其產量是為了實現其價格目標。

為了回答關於油價上漲的批評,石油輸出國通常的回答是指出,如果人們剖析工業國的消費者,按每桶油計算的石油製品所付的價格,西方政府以稅收名義獲得的收入比石油輸出國家以出售石油所獲得的收入還要多。這是西歐的情況,那裡歷來徵收高額石油稅。例如1975年西歐消費者購買石油製品所付的錢,約45%歸政府所有,約35%屬於石油輸出國組織。

其餘20%用於船運、提煉、商人的利潤等等。這個論點對美國來講就不那麼正確。因為那裡的稅收構成只佔18%,而屬於OPEC的約佔50%。在日本,政府拿28%,45%歸石油輸出國組織。不論如何折算,消費國政府對OPEC的說法的回答是,它們在本國境內採取什麼措施,如何向他們的公民徵稅,是他們自己的事情,而且,它們的銷售稅的宏觀經濟後果跟“OPEC”的宏觀經濟後果驚人地不同。

但真正的問題是,今後會出現什麼情況。消費國在1974年到1978年關心的核心問題歸結起來只有一個:油價將繼續上升還是保持或多或少的平穩,從而為通貨膨脹所削弱?經濟是增長還是崩潰、就業、通貨膨脹以及數百億美元在世界各地的流向等等都將取決於對這一問題的答案。雖然OPEC通常被說成有“激進派”和“溫和派”之分。這個同樣的問題也是中東兩個最大的產油國,即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繼續鬥爭的焦點。這不是新的抗衡,在六十年代,這兩個國家一直為誰生產的石油最多而競爭,現在這兩國仍然為價格和爭奪優勢地位進行鬥爭。

在伊朗國王看來,1973年12月油價上漲是他偉大的勝利,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他個人的勝利,從此以後他看到了他的契機、機遇和前景——彷彿上天賜予了似乎無窮無盡的收入,以實現他建立他所謂的伊朗偉大文明的雄心,並且解決伊朗日益增大的國內經濟問題。

伊朗皇后在七十年代說過,“我的丈夫生平最大的嗜好之一是:開飛機,開汽車,駕駛油艇——速度!”伊朗國王把他愛好速度的激情運用於他的整個國家,企圖飛快地把伊朗推入二十一世紀。在這樣做的時候,他會無視這種高速所引起的激動不安和迷失方向,以及許多不同意他迷戀現代許多新玩意兒的人的反感和不悅。國王聲稱伊朗將成為世界上第五大工業國;它將成為新的西德,第二個日本。他吹噓說,伊朗將是世界上不能等閒視之的國家之一,人們夢想到的一切都能在這裡實現。

“大量石油金錢的流入使他脫離了現實。國王被他的野心和夢想搞得身心憔悴,他開始相信皇帝的種種氣派排場。誰敢不同意國王的意見、進諫和傳遞任何壞消息呢?至於對待提高油價的批評,國王的態度是盡量挖苦和傲慢地打發回去。他說,西方的通貨膨脹使得有理由進一步提高油價,他不信所謂高油價本身可能對通貨膨脹火上加油的看法。他對美國大使說,“工業大國可以用政治和經濟壓力的手段幹壞事,之後逃之夭夭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我要你知道,伊朗國王不會在油價問題上屈服於外國的壓力。”

而且伊朗的石油儲量比較有限,至少與其鄰國相比是比較有限的,這也為主張提高油價宜早不宜遲提供了根據。因為如果遲了,伊朗的石油儲量可能枯竭。而且,最後還有伊朗國王的傲慢。過去的種種屈辱這時可能通通被埋葬,所有的諷刺挖苦都可置之不顧。1975年時他說,“有些人過去認為——也許有些人今天還以為——我是美國人手裡的玩物,為什麼我要同意充當玩物呢?我們有理由擁有力量,能使我們更加強大,因此,為什麼我們要滿足於做別人的工具呢?”

可是在他大力促進油價進一步上漲的時候,伊朗國王和他隔海相望的鄰國發生了衝突。阿拉伯人從來不贊成1973年12月油價上漲的幅度。他們認為上漲的幅度太大,對他們自己的情況構成的危險太大。他們害怕經濟上的後果。而且他們吃驚地發現,他們在OPEC失去對石油作出根本性決定的控制,這是對這個石油王國的存在及其未來極其重要的。

油價進一步上漲所激起的衰退以及通貨膨脹週期的反復出現,不符合阿拉伯人的利益。阿拉伯人由於他們的石油儲量豐富,與伊朗不同,保持長期市場對石油的需要對他們有著決定性的利益。他們擔心高油價和由此引起的預期,可能促使人們節能,甚至採用其他燃料,從而改變並壓縮長期市場對石油的需求,因此使他們的石油儲量減值。

從以上考慮又派生出其他的心事。沙烏地阿拉伯是一個幅員廣大但人口稀少的國家,譬如從人數上講,並不比香港多。石油收入的迅速增加可以造成社會和政治的緊張關係以及對危險的期望,削弱使這個王國結合在一起的紐帶。

阿拉伯也不願意讓更高的油價干預和破壞他們在以阿沖突方面的目標或者使之複雜化。而且他們擔心高油價對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穩定產生影響,因為這種不穩定到時候可能會對他們構成威脅。在七十年代中期,歐洲的經濟困難似乎使政府為共產黨大開方便之門,尤其在義大利是如此,而且共產黨人在歐洲地中海沿岸掌權的前景使阿拉伯政府深感不安,阿拉伯政府對蘇聯陰謀包圍中東已經非常害怕。

利雅得還有另一個心事,那就是伊朗。他們深信伊朗國王竭力提高油價目光過於短淺,過於為他的野心所驅駛。進一步提高油價只會使伊朗更有錢、有勢力,使它能購買更多的軍火,從而改變戰略的均勢並鼓勵伊朗國王在海灣稱霸。阿拉伯人間,美國人為什麼對伊朗國王那麼著迷?1975年8 月美國駐利雅得大使向華盛頓匯報說。

Ahmed Zaki Yamani說過,“伊朗和美國永恆友誼的談論使他和其他阿拉伯人噁心。他們知道,伊朗國王是個權迷心竅的自大狂,他的心態非常不穩定,而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我們的觀察力就有問題。”亞馬尼發出警告說,“如果伊朗國王離開舞台,我們也可能在德黑蘭遇到一個暴力的反美政權。”

出於他們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的多種多樣原因,阿拉伯人在OPEC的屢次會議上有目的地、強有力地推行他們反對進一步提價的方針。他們堅定不移的態度有一個時期甚至迫使OPEC接受兩種不同的油價:阿拉伯人和他們的盟友阿聯酋一種較低的油價,其他十一個成員國一種較高的油價,當其他石油輸出國尋求提高油價的理由時,持反對意見的阿拉伯人會提高產量,設法削弱市場。但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不安地發現,他們可維持的生產能力並不像他們原先以為的那麼多。

科威特和“我們的朋友”

如果說石油輸出國除了它們彼此之間以外,已不再需要與其他任何人談判油價問題的話,石油開採特許權的問題仍需要談判,特許權使人想起石油公司支配的時代,是石油輸出國還貧窮的日子的遺留物。石油國家這時說,特許權的存在是可恥的。

當然,伊朗的特許權已由於摩薩台在1951年實行的國有化而被取消了,而且伊拉克在1972年已完成了對伊拉克石油公司特許權的國有化。雖然在1973年油價衝擊以後,一些特許權仍然保持著,在科威特、委內瑞拉和沙烏地阿拉伯最後幾個大特許權的終結是標誌著,二十世紀特許權安排的最後壽終正寢,這種特許權安排是以1901年威廉。諾克斯·達爾西向波斯作出大膽而有風險的承諾而開始的。

科威特的特許權第一個拿出來出售,科威特石油公司是由英國石油公司和海灣石油公司建立的,為的是終止他們的激烈競爭,這一競爭是由按捺不住的弗朗克·霍姆斯少校和安德魯·梅隆大使的決心而激化尖銳的。四十年以後在1974年初,科威特取得了科威特石油公司的60%的股份,留給英國石油公司和海灣石油公司40%的股權。

接著在1975年3月初,科威特宣布它將接管最後的40%的股權。而且不保持與英國石油公司和海灣石油公司的特別聯繫。這些公司乾脆只受到和其他買主一樣的待遇。如果英國石油公司和海灣石油公司不同意科威特的條件,將會怎麼樣呢?“我們將會說,非常感謝你,再會,”科威特石油大臣阿卜杜勒·馬塔里布·卡扎米說,“目標是獲得對這個國家石油資源的完全控制”他又說。他說到了實質:“石油是科威特的一切。”

海灣石油公司的詹姆斯·李和英國石油公司的約翰·薩克利夫被迅速招到科威特市。薩克利夫對這位石油大臣說,“應當考慮到老關係,”科威特人的回答斬釘截鐵,“不付任何賠償金。”薩克利夫和李在會見首相時,就這些年由於租金的鬥爭而引起利潤分攤發生變化的情況作了個簡單回顧,即從六十年代的50%對50%的分攤概念到目前的大約98%歸政府,2%歸公司的分攤辦法。“他們希望這次能做出滿意的安排。但是對方很堅決地對他們說,科威特打算接管100%,這是一個主權問題,而這個問題不容辯論。

科威特同這兩家公司鬥爭了幾個月,這兩家公司企圖抓住某種優惠不放。有一次,英國石油公司的高級談判人沃爾特斯半開玩笑地對科威特人建議說,要是他們把他們部分新財富投資於英國石油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取得科威特石油公司的實際資產,他們將能取得更多的好處。科威特人不感興趣,至少在當時是不感興趣。

最後,在1975年12月,照科威特的條件雙方達成妥協。海灣石油公司和英國石油公司提出要求二十億美元的賠償金。科威特人對此發笑。這兩家公司只拿到了這個數目的一個零頭:五千萬美元。

交易一旦做成,這兩家國際性的石油公司仍然認為他們會保留優惠。海灣石油貿易公司總經理赫伯特·古德曼奉命帶領一小群人前往科威特市,對新的關係作最後的接觸時,就是這樣以為的。但古德曼很快發現,實際上的變化是如此之大,不是說人們可以指責他過於天真,古德曼是世界上最有經驗的石油供應者和商人之一;事實是他的畢生經歷體現了六十年代這十年中國際石油公司的非凡發展和擴充。

古德曼以前是一位美國國務院駐外人員管理局官員,於1959年參加海灣石油公司工作,他在任何著名的石油大廳中都有他的位置,在東京的四年期間,他有過同日本和朝鮮主顧簽訂一系列長期合同、銷售十億多桶石油的殊榮。對一個石油業人士和在國外的美國人來說,六十年代是一個光榮的年代。“當時,作為一位美國商人是一個令人信任和尊敬的標誌,可以到處通行無阻,”古德曼回憶說。“你把它看作是當然的權利。人們對你獻上殷勤,對你的信用、神通和力量有一種尊重。

為什麼?是隨國旗——美國享有巨大的可靠性和尊重——而來的貿易。美國的護照是一個真正的通行證,一個安全的保證。後來,那種標誌開始失去光澤,我隨便到哪裡都能感覺到。這是美國力量的衰退——羅馬人從哈德良長城撤退。我要告訴你,我無論到哪裡都能感覺到。”接著發生了石油禁運,油價上漲,尼克遜出洋相和辭職,以及美國人突然撤出越南。現在,古德曼1975年在科威特市親身感到,科威特人也堅持認為,一個時代已經結束了。

古德曼像他一行中的其他經理人員一樣,還期望海灣石油公司會從科威特獲得某種特殊價格或者優惠,因為它們之間的關係將近半個世紀之久,許多科威特青年到匹茲堡來接受培訓,跟海灣石油公司的人員家屬住在一起,並會獲得一切殷勤的招待以及個人關係和聯繫。但是現在不行了,出乎意外,人家對古德曼說,海灣石油公司將像任何其他顧客一樣一視同仁。

科威特人還說,海灣石油公司將只得到足夠的石油供它自己的煉油廠使用,不能供它在日本和朝鮮的第三方顧客使用。但是,古德曼回答說,那些市場是海灣公司花了很大力氣開發出來的。他知道,他是花了很大力氣的。科威特人說不行。那些是他們自己的市場,是以他們自己的石油為基礎,他們將在那些市場上銷售他們自己的石油。

海灣石油公司的人員不能不注意到,跟過去相比,他們現在所受到的待遇是多麼的不同。“我們日復一日從旅館到部裡,然後等著,”古德曼說。“有時候由一個低級人員出來接待,有時候沒有。”有一次在討論中,古德曼試圖使一位科威特官員回想起海灣石油公司為科威特所做的一切的歷史,至少是他,也是海灣公司所了解的歷史。科威特人變得十分惱火,“不論你們做了什麼,我們都付了錢的,你們從來沒有幫我們什麼忙。”然後,他走出了會場。

最後,海灣石油公司對於進入它自己系統的石油得到了一個很小的折扣,但是對於它可能賣給其他任何公司的石油則根本沒有任何折扣。“對科威特人說來,這是推翻了殖民權力,”古德曼後來表示。“有這樣一種誤解,美國人在這方面自負,以為我們給這些人做了很多事情,我們會得到他們的愛戴。這是美國人的天真,我們認為我們的關係良好。他們卻從不同的觀點看問題,他們總是覺得人家是以恩人自居,他們記住這點。在所有這些關係中,有這樣一種愛和恨的東西。”

“然而,”他又說,“這是一時的。這只不過是他們將變得非常富裕。”委內瑞拉:小貓死了,在委內瑞拉的巨大特許權也被一掃而光。在七十年代初,人們已經對將發生什麼情況沒有任何懷疑。這個國家畢竟是石油民族主義者、OPEC創始人之一胡安·巴勃羅·佩雷斯·阿方索的國家。

1971年,委內瑞拉通過了一項“歸還法”,這項法律說石油公司在這個國家的所有特許權和其他資產都將在特許權期限終止以後歸還給委內瑞拉,賠償金有限。第一批特許權將在1983年開始到期。“歸還法”,加上委內瑞拉“不再給予新的特許開採權”的政策,其經濟影響是不可避免的:石油公司放慢了它們的投資,這就是說,委內瑞拉的生產能力是在下降。

生產的下降反過來不可避免地會煽起對石油公司的民族主義的反感。“這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埃克森石油公司在委內瑞拉的子公司克里奧爾石油公司總經理羅伯特·多爾夫回憶說。“這項政策是沒有新的地區可以開發了。因此我們不准備飼養這隻小貓咪了,於是他們就抱怨說小貓咪快死了。”

1972年,政府通過了若干法律和法令,對於石油工業從勘探到銷售,各個方面實行有效的行政控制。它也把實際稅率提高到96%。因此它雖然還沒有國有化,卻已經實現了國有化的許多目標。但是國有化只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1973年油價上漲和OPEC顯然取得的勝利,很快加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和自信,加快了最後一幕的演出。在新時代,1983年是等不及了。外國人所有制就是不再能接受了,而國有化需要盡可能快地實現。關於這一點,所有政治派別的意見看來差不多是一致的。

隨之而來的是兩套談判——而不是一套,第一套是同國際石油公司,先是跟埃克森公司和殼牌公司,接著是跟海灣公司和另外一些公司。另外一套談判在委內瑞拉人自己中間進行。第一套談判進行得並不順利。“當1974年結束時,這個國家仍然處於就石油國有化問題進行激烈辯論的過程之中,”一位參加者說。“這個戰場清楚地劃分為主張與外國石油公司激烈對抗,以及非激烈的談判解決問題的兩方。”阿方索從他的住宅花園中介人,站在對抗者的一方;他宣布,不僅石油工業,而且外國在委內瑞拉的所有投資都應立即收歸國有。

然而,人們在解決的過程中,沒有表現出像原先預料的那般深仇大恨,這部分是由於石油公司的現實主義。有些人可以把它稱為“宿命論”。委內瑞拉早年一直是它們的大部分利潤的來源。有段時期佔埃克森公司全球石油收入的一半。如果你想爬上殼牌公司,即使不是埃克森公司的最高位置,那個地方也是必經之途。

但是在新時代,它們沒有辦法反抗。對它們來說,最要緊的事情是保持獲得石油的通道。“我們贏不了,”克里奧爾石油公司的多爾夫說。“價格堅挺;市場狀況是在助長所有國家的氣勢,它OJ以為發生的事情將會永遠繼續下去,實際的國有化使我們少有迴旋的餘地。”

委內瑞拉在國有化以後將需要有兩個條件,一個是保持外部世界的技能和技術的源源流入,以使石油工業盡可能地有效率和現代化。石油公司與委內瑞拉談判服務合約,按照這個合約,前特許權所有人繼續轉讓技術和人材,作為交換,它們將得到十四或十五美分一桶的報酬。

第二個條件是取得進入市場的通道;國有化後的石油工業將生產大量石油。它需要出售石油,但在國外沒有自己的銷售系統。與此同時,前特許權所有人仍然需要石油供給它們的生產過程的後續系統。因此,他們與委內瑞拉簽訂了長期的合約,使石油進入市場。國有化以後第一年,埃克森石油公司與委內瑞拉簽訂了據說是當時曾經締結過的最大的單個石油供應合約,每天供應九十萬桶石油。

委內瑞拉政客和石油業人士之間進行的第二套談判要困難和動感情得多。在石油工業內已經有兩代委內瑞拉人成長起來;此時,在直到最高層的所有職務中有95%的職務是由委內瑞拉人擔任,其中許多人是在國外接受部分培訓,並在跨國公司中取得國際經驗,他們一般認為他們得到了公平的待遇。

這時的問題歸結起來是,政府收入所依賴的委內瑞拉石油工業將主要是一個政治實體,其議程由政客以及國內政治的相互影響所決定,還是一個歸政府所有、作為企業經營的實體,由有著較長期的目光和由石油業人士決定議程?在這個問題背後,當然是國有化以後的委內瑞拉權力之爭,也是一場為這個國家的經濟前途而進行的搏鬥。

某種無法逃避的考慮決定了結果的發展方向。石油工業及其健康發展對於委內瑞拉的整個經濟福利最關緊要。在加拉加斯,人們普遍擔心可能會創立“另一個墨西哥石油公司”,那就是說一個像墨西哥石油公司一樣非凡強大的國有公司,是一個針插不進的國中之國。

或者,人們擔心,結果也可能是一個削弱的政治化的腐敗的石油工業,對委內瑞拉經濟產生破壞性的影響。這個結果還受到另一事實的影響,那就是不僅在委內瑞拉的各個子公司中,而且在最高層都有一大批有造詣、技術先進的石油業人士。如果石油工業政治化了,他們可能乾脆捲鋪蓋走人。

在那種情況下,不久前作為委內瑞拉民主行動黨候選人取得壓倒優勢勝利的總統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選擇了一項“溫和”與務實的解決辦法,一項石油工業本身能夠參與的解決辦法。即建立一個國家控股公司——委內瑞拉石油公司(PDVSA),發揮財政,規劃和協調的中心作用,也充當政客和石油業人士之間的緩衝。

在國有化之前的機構的基礎上建立了一批業務公司,後來合併為四個,然後為三個公司。每一個都是完全一體化的綜合性的石油公司,一直經營到它自己的加油站。這種類似的競爭,人們希望,會確保效率並且防止另一個臃腫的官僚的國家公司的發展。這種結構也會有助於保持公司各個方面的文化修養、傳統和效率以及改善經營的集體精神。1976年的第一天,國有化生效了。佩雷斯總統稱之謂”一個信仰的行動“。這個國家的國有化新石油公司很快注定要憑自身的能力成為世界新石油工業中的一支重大力量。

沙烏地阿拉伯:交出的特許權

剩下的就是所有特許權中最大的特許權——在沙烏地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的特許權。經過三十年代慘淡經營的歲月,一貧如洗的伊本。阿拉伯國王更希望的是發現水而非石油的年代,阿美石油公司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經濟企業。

1974年6月,沙烏地阿拉伯根據亞馬尼的參與原則辦事,取走了阿美石油公司的60%的股份。但是到了這一年的年終,阿拉伯人對合夥組成阿美石油公司的幾家美國石油公司——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公司來說,60%是不夠的,它要100%。在石油國有化的新時代,少於此數的任何方案是一種屈辱。石油公司採取堅決不讓步的態度。

他們的頭號信條畢竟是“決不放棄特許開採權”。那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即使這條規則經受不住七十年代中期的政治壓力,石油公司至少也要想方設法盡力作最好的交易。阿拉伯人方面的態度同樣堅決,為達到他們想要的條件,在必要時施加經濟壓力。到時候,還是石油公司被說服,它們在原則上同意沙烏地阿拉伯的要求。

可是,由於雙方在重大的業務和財政問題上反覆爭論,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才把原則付諸實踐。這一談判要決定佔自由世界石油蘊藏量足足1/3的歸屬,其艱鉅和困難不言而喻,談判也是到處流浪的。1975年整整一個月,阿美石油公司的合夥公司的代表和亞馬尼在貝魯特上面的一個小山城貝蒂梅裡建個臨時的工作基地。

每天早晨石油企業家就會從他們的旅館走過一條小街來到亞馬尼權作住宅的一個古老寺院。他們在那裡辯論如何估價一種非比尋常的資源,以及如何保持取得這種資源的途徑。接著他們聽到風聲說,一個恐怖主義集團可能策劃對他們進行襲擊和綁架,突然間這條小街看起來不再古雅而是危險。他們立即撤離,於是談判者就無精打采地跟著亞馬尼作他的全球旅行。

最後,在1976年春天的一個深夜,他們在利雅得亞馬尼下榻的雅馬馬飯店套房中達成了協議。四十三年前在利雅得,在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公司勉強同意為取得在荒無人煙的沙漠進行盲目開掘油井的權利,預付十七萬五幹美元以後。沙烏地下令,讓人在原特許權的文件上簽字。到1976年,這個沙漠已知的蘊藏量估計為一千四百九十億桶——佔自由世界總的蘊藏量的1/4以上。而現在特許權就一舉廢除。“這真正是這個世紀的末日,”那天晚上在雅馬馬飯店現場的一個美國人說。

但是,這個協議決非規定脫離聯繫。雙方彼此都還有許多需要,還是原先把阿美石油公司的伙伴們拴在一起的那個老問題:沙烏地阿拉怕擁有的石油足以供幾代人的需要,而這四家石油公司擁有必需的巨大銷售系統來把大量石油運銷出去。因此,根據新的安排,沙烏地阿拉伯將接管阿美石油公司在這個國家的全部資產的所有權和權利。阿美石油公司可以繼續擔任經營者並向沙烏地阿拉伯提供服務。

對此,它將獲得二十一美分一桶的代價。反過來它將銷售沙烏地阿拉伯80%的產量。1980年沙烏地阿拉伯根據帳面淨值,對阿美石油公司在這個王國的所有財產支付賠償金。這樣一來,這個大特許開採權的全盛時期終於成為歷史。石油生產國達到了它們的宏偉目標;它們控制了自己的石油。這些單一民族的獨立國家就成為石油的同義詞。

關於沙烏地阿拉伯和阿美石油公司的四家合夥公司之間的協議,有一件怪事。阿拉伯人沒有在協議上簽字,它一直到1990年,達成協議十四年以後才簽字。“這是很實際的,”公司的一個談判人說。“他們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完全的控制——但他們不想要拆散阿美石油公司。”結果十四年中生產和銷售了大約三百三十億桶石油,做了七千多億美元的生意,而這一切用阿美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的話說是在“過渡”的情況下進行的。

雖然起初石油公司通過供應合約,仍然與他們以前在沙烏地阿拉伯、委內瑞拉和科威特的特許開採權有聯繫,這種關係由於這些國家和政府的多元化政策,也由於市場上存在的機遇和可供選擇的其他關係,隨著時間的轉移而削弱了。此外,在“大特許權”終止的同時,各石油輸出國和國際石油公司之間出現了新的關係。

國際性的石油公司不再是對地下的石油擁有所有權的那種“特許權所有人”,而是成了只是“承包人”,持有生產分成合約,使它們對其發現的石油中的一部分享有權利。這種新型關係是由印度尼西亞和加利福尼亞一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在六十年代後期創造的服務“湊巧是人們所熟知的勘探、生產和銷售石油的服務。

但是,這種名詞的變化卻反映了一種極其重要的政治變化:這個國家的主權由雙方以這些國家的國內政治所能接受的方式予以承認。殖民歷史的餘輝被消除了;石油公司畢竟只是作為受僱者留在那裡。到七十年代中期,這種生產分成合同在世界許多地方變得很普遍。

與此同時,不經過石油公司扮演中間人的傳統角色,由輸出國自己直接銷售到市場上去的石油數量,引人注目地日益增加——從1973年佔OPEC總生產量的8%增加了四倍,達到1979年的42%。換句話說,石油生產國的國營公司的經營範圍進入了石油生產的後續過程,進入他們國境以外的國際石油業。這樣,在許多方面,全世界的石油工業在五年多一點的時間裡,在OPEC的統治下具有嶄新的面目。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變化還在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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