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容精神、言論自由,這國成為啟蒙思想家嚮往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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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容精神、言論自由,這國成為啟蒙思想家嚮往的國度

2020 年 12 月 22 日


這兩年我因故去了兩趟荷蘭。我不止一次去低窪國,回訪一個不完全陌生的地方時,讀一本與此地相關的前人的遊記或者文學作品就像帶上一面鏡子,照出旅行時沒看到或者視而不見的歷史印記。在書架上沉睡多年的一本小書,狄德羅的《荷蘭行記》(Voyage en Hollande)終於引起我注意,大約兩個半世紀以前的荷蘭給這位啟蒙思想家留下了什麼印象?

當法國還在王權專制,荷蘭卻能大聊政治

這個低於海平面的蕞爾小國其實土地並不肥沃,氣候也不算宜人,但利用其處於海上交通要道的地理優勢,靠商業立國, 17 世紀迅速崛起,成為 “ 海上馬​​車夫 ” ,被稱為 “ 全球市場 ” 。獨立戰爭之後,荷蘭擺脫了西班牙的統治,成為當時唯一的共和國,而且不設國教,天主教、新教、加爾文平等相處,沒有宗教壓迫,是當時宗教和政治上最寬容、言論最自由、出版審查最寬鬆的國家。同處於啟蒙時代,法國哲學家們熱衷的反宗教話題已經引不起荷蘭知識界的興趣,荷蘭精英們的注意力已轉向探討實用科學和百姓的福祉,熱衷研究笛卡爾理論、牛頓定律和天文學。

18 世紀,在王權專制的法國言論自由還是哲學家們的理念,巴黎街頭巷尾警察和密探密布,嚴查 “ 妄議 ” 國王和朝廷以及時政的 “ 謠言 ” 。而荷蘭人無論在市政廳、股市、市場、酒肆、街角,還是行船時或在飯桌上,毫不避諱地高談闊論國家政治、針砭時事。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不只是政府的事,而是每個荷蘭市民的直接關懷。荷蘭的圖書館至今保存的那個時代大量的 “ 船舫談話 ” ,記錄了荷蘭普通百姓茶餘飯後閒聊的政治和社會話題。

因此自從笛卡爾時代開始,直到法國大革命前夕,荷蘭被法國文人和啟蒙思想家視為精神故鄉,有人因宗教或政治迫害去荷蘭避難,也有人去荷蘭發表在本國禁止的出版的著作。去荷蘭旅行的人不只為一睹這個國家的繁榮,更是為感受寬容精神和言論自由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體現。

比如 1713 ~ 1743 年 30 年間,伏爾泰因外交事務和私事去荷蘭五次。所謂私事就是去見荷蘭出版商,希望在荷蘭出版他在法國被禁的書稿。雖然後來因出版商認為他的著作不賺錢而放棄出版令他憤憤然,伏爾泰還是對這個國家不吝讚美之辭: “ 陽光普照時,沒有比海牙更漂亮的地方了。芳草連天,運河縱橫,綠樹成林。從海牙到阿姆斯特丹簡直是人間天堂。我對這座城市充滿敬意。它是世界倉庫,港口停泊著一千多艘船。阿姆斯特丹50 萬居民,沒有無所事事的人,沒有窮人,沒有小霸王,也沒有無禮之徒……親王走過,無人圍觀。人們只是勞作,低調謙遜…… ”

狄德羅對荷蘭讚譽有加

30 年後,狄德羅在 1773 年和 1774 年兩次去荷蘭旅行,一共逗留 8 個月。他一路做筆記,於 1780 整理成《荷蘭行記》首次發表。這本旅行札記後來很少被提起,幾乎被遺忘。也許是因為筆記相當隨意,結構鬆散,甚至凌亂,有時分不清是作者親眼所見、道聽途說,還是在復述同代人的記載。與通常的遊記不同,狄德羅沒有記錄他的行程,很少描寫風光或講述他在荷蘭的日常生活,但是詳細記錄地理特徵、氣候條件、物價指數、各行各業的工資標準、稅收制度、法律程式、婚嫁風俗……他的記錄經常如同收帳,不帶感情色彩,甚至有時景緻描寫都經常顯得像地理教材,但偶爾會跳出生動的描寫和精闢的觀察。

狄德羅看到的是一個富裕而治安良好的國家: “ (荷蘭)犯罪率低是因為這個國家不那麼貧窮。荷蘭小偷比別處少,大路上沒有劫匪。在這個溝壑、運河和河流還有堤壩縱橫的國家,如何操持這個危險的行當?海牙地區八年間只判過一個小偷,阿姆斯特每年只執行六個死刑。 ” 運河邊上的美麗房屋、林蔭小道和小花園令他想到傳說中的中國風景。

荷蘭的生活水平非其他國家所及,荷蘭人的精神面貌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 平地國的居民或者農民看上去自信而嚴肅,他們昂首挺胸,直視對方;他們的房屋、房屋周圍和室內以及他們的服飾都顯出生活安逸而整潔。我們不難感到他們致富並露富而不會招惹是非。 ” 他描繪了這樣一幅荷蘭人群像: “ 他們衣著簡樸,生活節儉,勤儉、富於同情心而勇敢。他們工作耐心,執著地實現自己的規劃,談判時隨機應變,是傑出的商人、企業家和海上冒險家。他們堅守自己的權利和自由。他們直來直去,確實不像我們這麼彬彬有禮,但是不難感受到一種和藹可親的態度。他們對外國人很好奇,你很容易走進他們的畫室,他們會毫無保留地給你展示他們的版畫。 ”

狄德羅顯然不是去遊山玩水的,讀下來會發現他最關注的是這個國家的制度和觀念,議論多集中在三個方面。

以商業立國,擁有自由開放的經商氛圍

關於荷蘭如何以商業立國,狄德羅著墨不少,不乏真知灼見。

到荷蘭旅行的人無不感嘆港口和運河上停泊的無以計數的商船,狄德羅也不例外: “ 沒有哪個國家有如此多的船隻。據稱,僅荷蘭省一省擁有的船隻就比荷蘭以外整個歐洲都要多。 ” 狄德羅感嘆荷蘭全民皆商,不分階層,滿世界做生意,把國家變成了全球大商場,說除非是傻子,殖民地的荷蘭人沒有不發財的: “ 荷蘭人如螞蟻,遍布世界各地。他們收羅所有稀奇、有用或者寶貴的東西,然後放到他們的商店裡。整個歐洲缺什麼都到荷蘭來找。荷蘭是歐洲的錢袋。 ”

狄德羅如此評價荷蘭人: “ 即使他們不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商人,也是最了不起和最精明的商人。 ” 荷蘭人創造財富,而且有投資意識,後代並不坐享其成,而是再投資增加資本,積累財富: “ 巨大的財富是通過商業積累的,很少通過聯姻。在這個國家裡,貴族和權勢無足輕重,商人繼承一筆家產並不急於爭取顯赫的地位,而是通過工業或者經營使得資本翻一番,因此財富在這裡比在其他地方要久得多。 ”

這個商業大國的財富並非由國家權力掌控: “ 國家並不富有,但是國家有很多知道如何生財並管好錢袋的商人和官員 ” 。他強調,國家權力越少介入,經濟貿易發展就越有保障: “ 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越接近民主的政府越適合商業國家,經濟繁榮有賴於盡可能地的自由。商人最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只要當局開始以教訓或法規的方式介入管理,全盤皆輸。 ”

他特別指出國家自由開放、寬鬆的制度是刺激經濟繁榮的首要條件: “ 這種巨大的貿易往來固然源於漫長的海岸線和跨越廣袤地區的兩條大河。但最重要是具有自由意識的溫和政府吸引了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來荷蘭定居的人帶來自己的財富和行業,使製造業在那裡興旺發達,只要他們留在共和國,他們享有的商業優勢就得到保障。 ” 這樣經商氛圍或許今天許多國家都難以企及。

荷蘭地處法國列強和好戰的德意志諸侯之間,經常被進犯, 18 世紀大不列顛帝國也開始與荷蘭爭奪海上霸權。狄德羅注意到以商為本的荷蘭要在夾縫當中求生存,不得不採取實用主義的策略: “ 荷蘭共和國的野心是致富而不是開疆拓土。荷蘭人只想成為商人,他們的軍隊只是為了守護邊境,海軍只維護和支持商業增長。荷蘭祈望和平,巴不得鄰國之間開戰,而不會選邊站。戰爭削弱鄰國,它則成世界上唯一的商業強國。 ” 這樣明智的策略無疑為荷蘭經濟發展贏得了時間和相對安全的空間。

百姓地位高,平等自由的政治制度

對獨裁專制深惡痛絕的狄德羅自然會關注君主或總督的權限和百姓的權利。

在狄德羅眼裡,荷蘭的共和憲法比當時法國君主集權的憲法優越得多: “ 荷蘭的百姓比其他國家地位高,荷蘭政府努力滿足他們的要求。 ” 他解釋,因為荷蘭政府是 “ 民主與貴族 ” 混合制,每個市鎮是一個小共和體,依法治理,人人平等,貴族的作用只是保證社會穩定。那時荷蘭貴族的確多安居在外省,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影響遠不及法國貴族。這一點尤其引起狄德羅的注意,他多次強調荷蘭王室或總督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無足輕重。比如公主生子,某省議會討論派誰去賀喜,投票時一位酒商說 “ 誰愛去誰去,反正我不去。我就是王。 ” 狄德羅借題發揮: “ 王位世襲是對君主制莫大的諷刺,絕妙地反襯出民主國家的好處。在法治國家裡,不應該存在世襲職位,應該把位置留給有才能的人。 ”

伏爾泰曾特別提到在荷蘭共和國,人的基本權利得到尊重: “ 阿姆斯特的市民是人。而幾個經度之外,市民就是被使喚的牲口。 ” 「幾個經度之外」指的是俄國。狄德羅漫遊荷蘭時,也把「幾個經度之外」的俄羅斯與荷蘭相比較。狄德羅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彼得大帝曾在荷蘭學木工,他成為沙皇後再次到荷蘭旅行時對接待他的市長先生說: “ 我改善了我們國家的一切,只有我沒有變;我還像從前一樣是獨裁君主。 ” 彼得大帝在向荷蘭賓客介紹 “ 車刑 ” 時竟然建議用手下一個農奴演示。當客人們說這樣做太殘酷時,他反問: “ 為什麼?我的奴隸難道不歸我支配嗎? ” 市長回道: “ 也許在你們那裡是這樣,但這裡不行。踏上荷蘭領土的奴隸就是自由人,只屬於他自己。 ” 狄德羅說: “ 可見對一個暴君而言,奴隸算是什麼。 ”

狄德羅注意到荷蘭法治觀念成熟,平等意識強​​,公民權、私有財產和自由表達受到保護,以任何名義私闖民宅都是違法的: “ 每個是自家的主人。公民自由權使得所有居民平等,不允許持強凌弱,不允許富人欺負窮人。法官在確保公民權益的同時,也捍衛了自己的權責。在私家屋簷下的任何冒犯都是犯罪。思想、言論和寫作自由幾乎無界限。官員待人接物自然而隨和,姿態親民,受到愛戴。傲慢而居高臨下的態度為人不齒。 ” 雖然狄德羅也抱怨荷蘭不加甄別,廣泛提供避難,也會使其他國家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機,但是仍然讚賞荷蘭保障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的庇護制度: “ 荷蘭是所有自由之友的祖國,也是有些無賴的避難所。但無論如何這是不可侵犯的避難所。 ”

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在荷蘭,寬容精神和言論自由已經不是抽象的理念,而已深入人心,這令狄德羅羨慕不已。

有一句話被謬傳為伏爾泰的名言 : “ 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 。無論誰說的,這種觀念在兩個半世紀以前的荷蘭社會似乎已蔚然成風。不同的教會和平相處, “ 百家爭鳴 ” ,伏爾泰曾經調侃: “ 這裡的歌劇很糟糕,但是加爾文教、阿民念教、索西尼亞教、拉班教、重浸等教派人士講起話來都很精彩,頭頭是道。 ”

狄德羅也寫道: “ 在這裡,一個人不會因對童年和教育有偏見而給他個人和他人的幸福造成任何不幸的後果。他既不會成為迫害者,也不會是受到迫害。猶太教、阿納巴教、路德教、加爾文教、天主教教徒互相幫助並且進行貿易往來,宗教觀點不同不會影響人們的情感。 ” 無神論者狄德羅注意到,荷蘭人多信教,但反宗教的哲學家並不因此被打壓: “ 這個國家的人很迷信,反對針對宗教的哲學思想,但是他們並不迫害這些思想家。 ” 教會也不能強行傳教: “ 儘管人民愚頑,但我在海牙看到讓雅克(盧梭)的信徒們不會顧及輿論,父母可以明確禁止孩子的老師傳授教理,讓《舊約》和《新約》遠離孩子們,並且禁止他們對孩子說關於上帝、魔鬼和地獄的話,否則就趕走他們。 ”

值得注意的是,法國還有很多文盲的時候,荷蘭教育已經相當普及,特別法國當時還在為之奮鬥的自由在荷蘭已經進入教育理念: “ 荷蘭有五所大學,每個村里都有學校。兒童教育發達,他們都會讀書、寫字、計算。他們不會缺少鉛筆和本子,國家把紙張源源不斷地送到他們手中。教育包括共和國的利益、本國歷史、權利和自由,而且他們非常自由地議論攝政王。 ”

法國司空見慣的審查制度在荷蘭也行不通。狄德羅聽說,總督大人認為一部題為《無用的總督》的書太過分了,試圖禁止著作發行。地方法官則說: “ 如並非如此,那麼是否出版無足輕重;如果真如此,那讓大家知道也沒什麼不好。 ” 於是這本書繼續發行。由此可見分權制度在荷蘭也已建立起來。

當然寬容也有時代局限性。比如那時在荷蘭同性戀是非法的。據狄德羅記錄,同性戀人一般夜間出沒,如被抓住就被扔進河裡。不知是他道聽途說還是有法可依。狄德羅對此只是八卦,未做道德評判。

荷蘭難道沒有缺點嗎?

狄德羅在描述荷蘭時,對照的是彼時王權專制下的法蘭西,因此著眼點多是荷蘭制度與觀念的優越性。狄德羅在荷蘭旅行時,荷蘭正處於一場經濟危機的前夜,稅收繁重,失業率上漲,他是否有所感?他並未提及。不過也難怪, “ 餓死的駱駝比馬大 ” ,那時荷蘭比起法國仍顯得繁榮富足。不止一位與狄德羅同時期去荷蘭的法國旅行者驚嘆荷蘭的城市裡鮮有乞丐,而那時法國巴黎街頭乞丐甚至餓屍則隨處可見。狄德羅看到的黃金時代尾聲的荷蘭是個不會過時的理想國: “ 富裕而不虛榮,自由而不放肆,徵稅而不騷擾,賦稅而不貧困。 ”

荷蘭有什麼不入狄德羅法眼的地方嗎?狄德羅認為荷蘭的建築和雕塑藝術不發達,缺少美感。他還認為荷蘭富人雖然熱衷收購當代畫家的作品,荷蘭並沒有多少大畫家,甚至價值連城的林布蘭的作品中也沒幾幅能與拉斐爾的畫媲美。這當然就是他個人的審美觀了。

這本旅行筆記發表不到十年,法國大革命爆發。狄德羅這樣的 “ 哈荷 ” 法蘭西文人能否想見,隨著路易十六身首異處,他們在荷蘭親歷的民主共和體制、寬容精神和言論自由將伴隨著怎樣的腥風血雨才得以在他們的祖國實現?

今天無論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還是在像狄德羅曾經光顧的哈倫這樣的荷蘭小城的老城中心廣場上,有心的遊客經常會看到 “ 三大件 ” :古老的教堂, 17 、18世紀的市場或股市,還有市政廳。這一建構市場經濟和民主體制過程中形成的傳統建築格局於其說是歷史遺跡,不如說是通向現代民主社會的中繼站。狄德羅說,到哈倫不能不去聽美妙如人聲的聖巴夫大教堂管風琴。這架亨德爾、莫札特、孟德爾頌曾經演奏過的舉世聞名的管風琴至今仍會響起。聽過一場聖巴夫教堂的管風琴,走出教堂,面對夜幕中哈倫老城廣場上 18 世紀的市政廳,我有點恍惚。所聞所見證明狄德羅筆下的低窪國的確是 “ 史書上記載的國家 ” ,但又好像是遙遠的烏托邦。

虎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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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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