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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過去 200 年間，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每一次變革都會引發政治經濟理論的反思和創新。 75 年前，面對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滿目瘡痍的西方文明，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提出了“雙重運動” （the Double Movement）學說，從市場和社會兩股力量的鐘擺式拉鋸來對 20 世紀出現的“大轉型”做出解釋。
21 世紀初，在全球資本主義體係被 193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動搖之時，丹尼·羅德尼克（Dani Rodrik）提出“世界經濟的三難困境” （the Trilemma of the World Economy）理論，認為經濟一體化、民族國家和民主政治三者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張力，我們同時最多只能兼顧其中兩者。後危機時代氾濫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正是西方各國為保全民族國家和大眾民主而犧牲經濟全球化的結果。
這兩套理論所回應的都是其所處年代最迫切的問題，於是也不可避免地受限於時代。本文將綜合“雙重運動”與“世界經濟的三難困境”各自的理論優勢，希望建構一套分析框架，使之既能涵蓋國際治理體系中的民族國家、通過民主政治追求自我保護的國內社會，以及追求全球擴張的資本主義市場等三個重要概念範疇，又能保持足夠的動態性。筆者將這一理論框架稱之為“向心運動”（the Centripetal Movement）。
經濟一體化、全球治理和福利社會三者構成世界互動的支點
這一理論框架包含三個理論支點：經濟一體化（economic integration）、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和福利社會（welfare society），分別指代各國經濟在全球市場（商品、資本和勞動力）上聯繫的緊密程度、各民族國家在處理國家間和超國家事務時的合作水平，以及各國國內社會在應對國際市場所帶來的競爭壓力和社會風險時對公民福利的保障強度。這三者間的關係處於一個三棱立方體之中，相當於該立方體的三個支點；其各自程度的加深或水平的提高，則相當於沿著每條棱向上朝著頂點的移動。這三者所組成的平面，就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在這樣的視角下，過去 200 年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演變，可以被理解成經濟一體化、全球治理和社會福利三個方面不斷深化從而向著頂點中心的匯聚——即三點之間的距離逐漸縮小，象徵著全球政治、經濟和社會聯繫的不斷緊密。在這一匯聚過程中，如果三者的深化程度基本一致，就意味著三者所在的平面處於水平狀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處於平衡狀態；如果其中某一方面深化過快，那麼原有的平面便會傾斜，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就會失衡。
失衡之後的調整包括兩點：將發展過快的方面壓制下來（但並非倒退回比原有均衡更低的水平），並將滯後的方面提高上去。直到三者的深化水平再次基本一致，它們所處的平面恢復水平，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才能實現新的平衡。基於三方面發展深化的程度，每一次新均衡的達成都發生在比上一次均衡更高的水平上，這相當於三者所處的平面離頂點更近。因此，筆者將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這種失衡後再次恢復均衡的過程稱為“向心運動”。
首先筆者將介紹和分析該理論的三個核心概念：經濟一體化、全球治理和福利社會。其次，將討論這三者之間在動態演變過程中出現的緊張關係。
經濟一體化是市場依賴性在各民族和國家之間的蔓延。資本主義誕生以來，首先從西歐開始，人類開始主要依靠市場而非其他手段來組織經濟活動，這就是所謂的市場依賴性。隨著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市場依賴性在各國家和地區之間蔓延，結果就是市場不僅成為各民族組織經濟的首要方式，其更通過勞動分工和市場競爭將各國聯繫起來，從而實現了經濟的一體化。
因此，經濟一體化的本質是各國家和民族的經濟活動統一於市場這一種組織方式，並進一步通過市場互動實現經濟層面的緊密聯繫。低水平的經濟一體化是各經濟體聯繫鬆散的自給自足狀態，隨著經濟一體化水平加深，其在深度上將包括更多種類的市場（從商品市場，到資本市場，再到勞動力市場，等等），而在廣度上將囊括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
如果各國在經濟領域聯繫緊密的體現是經濟一體化，那麼在政治領域互動深化的表現就是全球治理。所謂全球治理，指的是各民族國家在一定規則或製度框架下，以政治協商的方式來處理和解決超出一國或一個區域的公共政策問題，包括安全、貿易、匯率、氣候、資源等。
全球治理的制度形式出現於不同政策領域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北約、世界貿易組織、歐洲貨幣聯盟等。雖然這些組織可能成為某些國家實現自身目的的工具，但這並不改變全球治理的本質：對大多數國家而言，全球治理是民族國家在一些政策領域向超國家組織部分的主權讓渡，其意味著對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限制。
因此，與經濟一體化類似，低水平的全球治理是每個國家在絕大多數政策領域握有完全主權，自主性基本不受限制，而更高水平的全球治理則意味著其在深度上能夠對更多政策議題進行干預，並且在廣度上可以影響到更多國家。
經濟一體化和全球治理是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在國際層面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分析框架的第三個核心概念——福利社會，刻畫的則是這一秩序的國內基礎。在此，我們藉鑑了埃爾默·里格爾（Elmar Rieger）和史蒂芬·雷布弗雷德（Stephan Leibfried）兩位社會學家的“保守福利”理論（conservative welfare function）。該理論認為，平均而言，現代社會的大眾總是風險規避的。因此，政治家為了維持執政地位，總會讓公共政策去發揮一種保守的、主要是維護主要社會群體的福利水平的功能。
全球化 腳步越快，國內社會福利的重要性越被凸顯
在這一視角下，公共政策可被區分為兩類：顯性社會政策（explicit social policy），即直接幫助公眾應對社會風險、維持社會福利的政策，包括福利國家的經典社會項目，如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領域的政府政策；隱性社會政策（implicit social policy），即主要政策目標不是社會福利，但仍能間接地起到福利維持效果的政策。例如，提高進口關稅或限制進口配額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雖然初衷是對國際間商品流動的管制，但其卻減少了外來企業對本國市場的衝擊，以降低競爭程度的方式保護了國內勞動者。在這個意義上貿易保護政策就是一種隱性社會政策。又例如社會政策學重要的思想家理查德·蒂特摩斯（Richard Titmuss）所指出的，英國全民免費醫療系統成功的一個基本條件是英國憑藉其國際地位從世界各地（尤其是其前殖民地）引進的專業醫護人員。這種移民政策在為英國節約大量專業培訓成本的同時保證了醫療服務的質量，間接地為英國民眾社會福利的維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此，蒂特摩斯提出了“福利社會”的概念，提醒我們不能只關注政府在顯性社會政策上的公共支出。我們藉用“福利社會”的提法，用其來概括一個社會旨在降低社會風險、維持社會福利的製度安排和政策環境。在低水平的福利社會中，政府對於公民社會福利的維護持一種不過多干預的自由放任態度。隨著福利社會的不斷成熟，政府開始推行越來越多的顯性乃至隱性社會政策，這也意味著對於社會福利的保護越來越完善。
經濟一體化、全球治理和福利社會，三者並非天然地處於衝突關係。真正的緊張其實產生於三者演化步調的不一致。也就是說，三者中任意一方發展過快，總會對該體系中的其餘部分造成額外壓力，緊張和衝突由此產生，從而帶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失衡之後，對失衡的調整往往包括兩方面：
受壓一方的反彈，以及施壓一方在前者反彈後的退卻。
這一調整的結果是兩方達至一個基本相同的深化水平，而這將凸顯出剩餘一方發展的相對滯後。這就迫使最後一方不得不在前兩者已經向前發展的背景下加大深化。當這一方追趕上前兩者的演變步調之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新的均衡方得以完成。在新的均衡下，反彈一方會維持其發展動能繼續向前，直到超過另外兩者的演變速率，再一次將均衡打破，讓調整過程再一次重複發生。如此循環往復，便是經濟一體化、全球治理和福利社會的深化程度不斷交替上升的 “向心運動”。以下我們分別介紹這三者各自如何打破均衡以及相應的均衡恢復過程。
首先，經濟一體化的持續發展，意味著國內經濟越來越深地融入全球市場，國內的生產和消費便更多地受到國際市場競爭的壓力和周期性波動的影響。一方面，這使國內社會各群體更嚴重地暴露在由 全球化 帶來的社會風險之中，增大了維持各群體社會福利的難度，從而對福利社會的維繫帶來壓力。於是，福利社會的發展就會出現反彈，要求保護國內各社會群體的社會福利。這種保護的具體手段要視全球治理的深化水平而定，但總體邏輯就是對外表現為排外的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而對內則是強調再分配的福利主義。
前者不僅讓經濟一體化程度有所退卻，更與後者一起推動福利社會加速成長。二者此消彼長之後達到一個相對較高水平的狀態，而這讓之前一直停滯的全球治理的發展變得相對滯後。於是，為適應前兩者的發展步調，全球治理也必須繼續向前，一般會表現為適應適度的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國家間制度安排的出現。只有當三者都到達了互相匹配的深化水平時，調整才會結束，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也才能夠實現新的均衡。
其次，福利社會的不斷成熟，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財政資源必須被投入到社會福利和保障項目之中。這種財政負擔以稅收和社會保險費用的形式轉嫁到雇主和勞動者身上，最終將減弱一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從而對參與經濟一體化形成壓力。對此，經濟一體化便會出現反彈，表現為市場依賴性的擴張和市場至上原則的重新確立。同時，福利社會的發展也會出現一定程度的退卻，以防止其對經濟效率的進一步侵蝕，以便於保障一國經濟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相應地，全球治理將隨福利社會和經濟一體化的整體前進而深化，表現形式為區域性超國家機構的成立，以限制民族國家在國內政策制定上的自主性，防止其為回應國內群體需求而擴張福利社會，從而避免危害經濟一體化的保護主義和福利主義政策捲土重來。
全球治理下，國家主權被分割，國民的權利受到壓迫
最後，全球治理水平的逐漸提高，意味著民族國家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喪失了絕對的主權地位，於是很多事關國內社會群體福利的決策將不能由國內政府制定，而需要交由非經國內選舉產生的超國家的國際組織來推行。這種由全球治理帶來的“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s）妨礙了國內社會福利的保障，從而會激起福利社會的反抗。這種反抗除了會採取慣常的福利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方式，主要會以限制全球治理的程度、重新奪回民族國家的主權的形式來進行。
正因為福利社會主要的反抗目標是全球治理，因此其並不一定會反對經濟一體化。後者的深化程度反而會在福利社會和全球治理都達至一個較高水平時發起追趕。換言之，針對全球治理的福利社會反彈，和針對經濟全球化的福利社會反彈，它們的結果是不同的：後者會限制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前者反而會促進經濟一體化的深入。如果我們考慮到全球治理和經濟一體化之間的關係，這個結果也許就不難理解了：當政治領域的一體化帶來更多對國際市場的管制時，它其實是不利於一體化進程在經濟領域的深入的，因此一些條件下對政治領域全球治理的減弱，反而會推動經濟一體化。
通過經濟一體化、全球治理和福利社會三者的互動關係，“向心運動”理論能夠解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演變歷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基本事實（stylized facts）：
為什麼在舊均衡被打破、新均衡尚未形成的調整過程之中，我們會觀察到國家之間在經濟和政治領域的諸多摩擦、衝突乃至戰爭？這是因為當經濟一體化和福利社會分別作為發展過快的一方對各自施加壓力時，全球治理都是發展相對滯後的一方；而全球治理作為規制民族國家間關係的製度安排，其滯後的發展自然會讓國家間的互動缺乏足夠的協調，這種缺乏在利益和製度都在調整的變革時期自然也就為摩擦和衝突鋪平了道路。
為什麼在向著同一個均衡方向的調整過程之中，不同國家會採取不同的調整策略？不同國家所選擇的調整方式，固然會受其各自的國內情況的影響，但是，不同國家所面臨的調整壓力其實是不同的。調整壓力越大的國家，越可能採取更激進的措施來追求新的均衡。而調整壓力則取決於在經濟一體化、全球治理和福利社會三者中施壓方和受壓方之間的錯配程度。例如，在經濟一體化發展過快的時期，市場至上主義越盛行、國內福利社會越欠發達的國家，其調整壓力也就越大。類似地，在福利社會過於擴張的時期，國際市場競爭力受社會福利拖累越大的國家，其調整的迫切性也就越高。
回顧歷史：戰後國際政治經濟均衡的打破與重建
19 世紀 70 年代至二戰後初期（1870~1945）
人類經濟一體化進程始於 16 世紀初期的地理大發現，但商品、人力和資本真正邁向全球流動，卻始於 19 世紀 70 年代開始的以電力和內燃機的發明和運用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 19 世紀時期開始的經濟一體化，還得益於卡爾·波蘭尼所說的“百年和平”的國際環境（1816~1914）。拿破崙戰爭後形成的國際體系暫時實現了歐洲列強間的多極平衡，列強之間的均勢機制（balance of power）使得它們之間沒有出現前兩個世紀的那種大規模軍事衝突。因此，雖然在歐洲以外的地區西方列強發動了一場場殖民戰爭，但列強之間的和平給予了當時人類工業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歐洲和北美）較好的發展環境，促進了商業的交流和經濟的增長，經濟一體化進程得以持續。
經濟一體化受益於相對和平的國際政治環境，因此也會受到國際政治條件惡化的衝擊。隨著德國在 1871 年統一之後藉由第二次工業革命獲得飛速發展，打破了之前維持歐洲和平的均勢。在“尋求太陽底下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間”的話語下，德國展開了對英國霸權的挑戰。此時，曾經維繫歐洲均勢的盟約體系反而成為迫使各國捲入未來可能的地區性衝突的定時炸彈，並最終釀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場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固然對人類的物質財富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對經濟一體化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但它也通過三個渠道悖論性地推動了戰後恢復時期的經濟一體化進程。首先，一戰作為世界史上的第一次“總體戰”（totalwar），將每個參戰國的全體人民和所有部門都動員到戰爭之中。它們由此被深深聯繫的在一起，徹底被納入戰後的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之中，社會不再會有哪個部分能夠游離於這個系統之外。其次，戰爭中技術的飛速發展，在戰後“外溢”到民用領域，使得技術進步再一次成為經濟融合深化的動力，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飛機。最後，一戰以世界霸主英國的衰落告終，使得國際政治經濟體係出現了領導力供給的衰退。這反而移除了限制之前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管制性力量，讓戰後的經濟融合出現無序但快速的發展。
經濟一體化在一戰後的迅猛發展，帶來了喧囂的 20 年代。但由於工業資本主義內在的不穩定性以及政府相關政策的應對不當，這種無序的飛速發展在 1929 年帶來了席捲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世界性經濟危機帶來的大規模失業和收入下降，對社會福利水平造成巨大衝擊。
為應對這種衝擊，西方國家的回應均體現出社會保護的興起和福利社會的反彈。在國內層面，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出台一系列社會立法，提高福利支出，福利國家在 20 世紀的成長由此濫觴。在國際層面，西方各國開始從之前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抽身，退回到高關稅壁壘下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分割世界市場的區域主義之中。這種以鄰為壑、獨據一方的保護主義雖然客觀上實現了社會保護的效果，但卻加劇了民族國家間的摩擦和衝突，而這些衝突在全球治理水平較低的背景下又無法得到妥善解決，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伏筆。
二戰削弱了英、法、德、意、日等列強，美國和蘇聯構成了國際體系的兩極格局。美甦之間的相互制衡將均勢重新帶回國際體系，這為戰後全球治理水平的快速提高（如聯合國的成立與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啟動）提供了關鍵的政治基礎。於是，19 世紀後半葉第二次工業革命所點燃的世界歷史劇變，在以兩次世界大戰作為調整代價後，終於在二戰結束後實現了新的均衡。
這一新的均衡態勢呈現三方面的特點：首先，在全球治理層面，美蘇兩極均勢的形成，以及在這一均勢基礎上形成的一整套國際制度，為國際經濟的演化和國內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和平的外部環境和穩定的政治前提；其次，在經濟一體化層面，之前不受遏制的自由市場擴張得到控制，世界市場被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所劃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對市場的取消自不待言，甚至在資本主義內部，資本的跨國流動也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受到限制；最後，在福利社會層面，福利國家作為社會保護的政治手段得到普遍支持，同時以充分就業和總需求管理為核心的凱恩斯共識形成，以盡可能熨平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方式保障社會福利。
從冷戰到新自由主義轉向（1946~1980）
冷戰期間市場經濟的發展，本質上是受限的。這種限制，不僅因為在美蘇對峙的格局下，政府提高了乾預國內經濟社會生活的能力及合法性，也是因為各個國家都吸取了市場過分自由帶來經濟危機的教訓。於是，通過政府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調整總需求水平從而保證充分就業的凱恩斯主義得到了西方政府最廣泛的支持，福利國家也隨之迎來了歷史上最快速的擴張時期。
然而弔詭的是，正是這樣對市場經濟的限制，卻在客觀上無意中推動了經濟一體化的擴展。具體而言，冷戰期間，為了對抗蘇聯，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給予了其盟友諸多經濟上的便利，其中就包括向其開放國內市場。於是，遠東具有較大成本優勢的經濟體，如日本和韓國，得以將產品大量輸入西方。商品的湧入本來意味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和社會福利降低的風險，但福利凱恩斯主義（welfare Keynesianism）卻削減了這種風險，讓西方社會能夠承受來自遠東的市場競爭。換言之，對市場經濟的限制（福利國家和凱恩斯主義的政府乾預），換取了西方民眾對於自由貿易的政治支持，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一體化在冷戰期間得以逐漸深化的必要條件。
可見，要維持這種經濟一體化的態勢，西方國家必須要能夠承受東亞經濟體的低成本競爭優勢。在戰後 30 年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在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背景下，同時藉助福利國家和凱恩斯總需求管理等製度與政策工具對社會風險的應對，西方國家具備了這種承受能力。然而，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削弱了這種能力。石油危機整體提高了西方國家能源的輸入價格，帶來了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
此時，西方政府為追求充分就業一般利用凱恩斯總需求管理工具操縱“失業-通脹”間的權衡關係（即將這二者描繪為負相關關係的菲利普斯曲線），使得選民（尤其是具有強大議價能力的工會）逐漸形成了政客一定會通過高通脹刺激經濟、創造就業的理性預期，從而在工資議價中要求高工資和高福利以抵消未來可能出現的通脹。勞動力價格的提高加劇了成本推動型通脹——換言之，在理性預期的作用機制之下，通脹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由此，西方國家告別“黃金 30 年”，進入菲利普斯曲線崩潰、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並存的“滯脹”時期。
“滯脹”的到來已經意味著西方國家難以承受來自擁有成本優勢的東亞經濟體的競爭壓力。重壓之下，經濟實力的受損，加上深陷越南戰爭帶來的財政泥潭，迫使之前一直在提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公共產品的美國卸下責任，不再承諾美元與黃金的兌換比例，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浮動匯率制從此逐漸取代固定匯率製成為主流。一個管制更少的國際資本市場浮現，意味著自由市場在受福利社會壓制 30 年後的反彈。
這種反彈最集中的體現就是福利社會的回縮，具體表現為對工會的壓制和對社會福利的削減。因為西方經濟體要從根本上應對東亞經濟體的競爭壓力，在減少政府乾涉、增加市場活力的同時，必須降低勞動力的成本，而這一成本正是由對社會的保護所帶來的。 1979 年當選英國首相的瑪格麗特·撒切爾與 1980 年當選美國總統的羅納德·裡根，在大西洋兩岸展開了所謂的里根-撒切爾革命（Reagan-Thatcher revolution），核心就是去管制化、私有化、限制工會，以及削減福利。資本主義世界正式進入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時代。
在經濟一體化和福利社會出現前者反彈、後者收縮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的同時，全球治理架構也出現了新的發展。 1979 年 3 月，歐共體 12 個成員國決定正式開始實施歐洲貨幣體系（EMS）建設規劃。歐洲貨幣體系代表著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新發展階段。西歐的區域主義迅速在亞洲、非洲以及拉美起到了示範作用，刺激了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迅速成為冷戰期間國際經濟秩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歐洲貨幣體系則是這種區域主義從貿易向貨幣領域的重大進展。
新自由主義轉向到經濟危機（ 1981 年至今）
新自由主義轉向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迎來了市場至上原則（market primacy）統治的 30 年。伴隨著蘇東劇變和冷戰結束，自由市場（free market）更是贏得了人類歷史進步“終點”的地位，與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一起，一度成為世人對合理政治經濟體制的唯一想像。
市場至上原則所倡導的“小政府，大市場”模式，讓國家減弱了在收入再分配和福利供給等領域的政策力度，造成了社會不平等程度的不斷升高，也使得勞動者被暴露在社會風險之中，而這種暴露隨著經濟一體化在這一時期的不斷深入，其實是不斷加重的。與勞方所受的壓制形成對照的是資本的得勢：資本管制放鬆，加上信息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簡稱 ICT ）的進步，資本的跨國流動變得前所未有的便利。這使得資方能夠憑藉“用腳投票”獲得極大的結構性權力。在這種權力面前，急於吸引和留住國際資本的民族國家更不敢貿然提高稅率或勞動者福利，各國政府之間呈現的是一種在福利提供上的“逐底競爭” （race to the bottom）。
市場原教旨主義推動下的經濟一體化對福利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壓迫，後者的強烈反彈只需要等待前者在狂飆突進後各種內在問題的集中爆發。這個爆發就是 2007~2008 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這次危機的爆發源於美國的次級債市場（sub-prime debt），而次級債危機本身就是金融業在一體化的全球市場發展深化的結果。
危機的爆發，讓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合法性受到極大打擊，“佔領華爾街”等社會運動更是將多年以來積累起來的收入不平等、社會風險等社會問題推到了西方政策制定優先級排列的前端。然而，社會的反彈，並沒有像卡爾·波蘭尼“雙重運動”所預測的一樣是朝向左翼，而是轉向了極右。也就是說，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各西方國家的政治生態並非像上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時一樣出現向強調再分配和社會福利的左翼回潮，反而是許多民粹主義勢力集聚起了極大的力量，政治氛圍向極右翼轉向，這是為什麼？
問題出在全球治理的基本模式上。正如上文所說，這一次經濟危機出現的全球治理背景，是在冷戰時期就開始發展的區域主義。兩極體系瓦解之後，區域主義獲得了更大的發展，例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相繼成立，尤其是歐共體升級成為歐盟並採用統一的貨幣——歐元。
這一時期區域主義的發展方向，已經開始超越經濟層面，向著指導甚至是限制各國政策制定的政治層面演化，這在歐盟對各成員國經濟和社會政策的限制中體現得最為明顯。正是這種限制，束縛了民族國家通過增加財政支出進行再分配和社會保障的能力。區域性組織要么明確規定成員國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某一水平（如歐盟），要么政府赤字會影響本幣匯率，對區域內貿易帶來不必要的擾動。
因此，本時期福利社會的實現，無法向左，只能向右，通過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路徑達至社會保護的目的。於是，我們在美國看到了特朗普主義的興起，以保護“被遺忘的白人”的名義，向中國發動貿易戰，並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同時，在大西洋的另一邊，英國則直接通過公投選擇退出歐盟，拒絕成為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組成部分。在裡根-撒切爾革命的誕生地、新自由主義的濫觴之國，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作為福利社會的複仇，以最激烈的形式爆發出來。
至此，本輪的向心運動仍在劇烈進行之中，世界歷史的前途未卜，但其發展態勢已初見端倪：新自由主義轉向 40 年來高歌猛進的經濟一體化出現回落，回落的原因除了經濟危機對市場至上原則合法性的巨大打擊，更在於全球治理的基本模式——區域主義，迫使福利社會通過極右翼的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實現反彈。
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過快，引起各國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反彈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當下世界政經格局出現失衡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一體化在新自由主義轉向後的過快發展，而當前世界各國在各種經濟乃至政治議題上之所以摩擦甚至衝突不斷，正是因為福利社會只能在舊有區域主義的框架下不得不採取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方式對經濟一體化進行反制。
因此，今天世界政治經濟複雜形勢的破局之道，乃是突破原來全球化格局下的區域主義限制，提高全球治理水平，使得福利社會對經濟一體化的再平衡不必依賴“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路徑。然而，對於這種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我們又不能將其簡單理解為反經濟一體化的“逆全球化”。這是因為隨著下一次工業革命、尤其是物聯網（以及作為其信息通道的 5G 技術）和全球電子貨幣時代的到來，全球的經濟一體化可能將像 19 世紀後半葉第二次工業革命一樣，獲得繼續深化發展的巨大動能。
拒絕經濟一體化，就是拒絕最新的科技革命，無異於將自身置於落後挨打的境地。即便是當前的美國，在悍然挑起與中國的貿易戰、威脅與中國進行貿易、經濟甚至科技“脫鉤”的同時，也在尋求與英國進行更深入經貿合作的可能；即便是英國，在“脫歐”談判艱難進行的時候，也在向中國拋出橄欖枝，試圖開啟中英經貿往來的“黃金時代”。
所有這些都說明，“逆全球化”這個標籤，並不能準確刻畫民粹主義氾濫的英美等國的真實訴求。這些國家需要的，與其說是“逆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不如說是“重啟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rebooted），即告別已經無法促進自身國家利益的舊有的全球化模式，重新開啟一套不同於以往的、能夠在新國際形勢和科技條件下實現自身利益的全球化模式。而全球化的重啟是一個政治問題，它意味著對一種新的全球治理模式的探索。
《虎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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