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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這樣解決大齡剩男問題,真的有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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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這樣解決大齡剩男問題,真的有效嗎?

2020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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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剩男劇《不能結婚的男人》

▲時隔 13 年後,又推出續集《還是不能結婚的男人》

從統計數據上看,剩男問題比剩女問題更嚴重。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公佈調查數據:

2015 年 50 歲以前從未結過婚的男性達 23.4% ,女性 14.1% ,大約每 4 位日本男性中就有一位在 50 歲之前從未結過婚,男性不婚機率是女性的約 1.6 倍。

日本終身未婚率逐年攀高,上世紀 70 年代,終身未婚的女性機率還略高於男性,但約從 20 世紀 90 年代起,男性終身未婚率超過女性並不斷擴大。預計 2030 年大約每 3 個日本男性就有一個終身未婚,每 4 個女性有一個終身未婚。

▲終身未婚率統計。圖片來源:NHK

在 25 ~ 29 歲人群中,男性 71% 未婚,女性 65% 未婚; 30 ~ 34 歲人群中,男性 50% 未婚,女性 32% 未婚。從人口比例看,女性結婚率高於男性,男性 “ 被剩下 ” 的可能性高於女性,約為女性的 1.5 倍。

女性卻年齡越大越不想結婚

儘管許多社會以為女性是更需要婚姻保障的一方,實際上剩男對婚姻的渴望同樣強烈。在日本,超過 40 歲的大齡剩男隨處可見,他們有強烈的結婚慾望,只是苦於無法找到結婚對象。有一位 30 多歲的日本單身漢一個月內在相親網站上向 100 位女性發出相親邀請,全部被拒絕。

根據 All About 會社統計,沒有交往對象的男性年齡越大,結婚慾望就越強,特別是 40 歲以後,女性卻年齡越大越不想結婚。日本《PRESIDENT》雜誌揭露,即使是年薪 2,000 萬日元的東京大學畢業生,只要年齡過了 50 歲,在婚姻介紹所、婚戀網站牽手成功率僅 1.5% 。

日本最大婚戀網站的會員年齡比顯示,截止 2015 年, 40 歲以上男會員和女會員人數基本持平,但 50 歲以上女會員僅為男會員的一半以下。

會造成什麼問題嗎?

男性 “ 被剩下 ” 會有怎樣的社會效果?據統計 2020 年中國約有 3500 萬 “ 光棍 ” 結不了婚,集中在農村地區,社會學家認為這將增加社會不穩定性和犯罪率,剩男演化成鍵盤戰士、反社會分子甚至罪犯,對現狀的不滿會激發社會衝突。

那麼日本人呢?日本人似乎與中國背道而馳,他們並不激進,採取消極、壓抑的態度,把忍者和極端精神發揮到極致。一對夫婦的兒子大學畢業後,因職場不順而辭職,從此與世界隔絕,把自己關在二樓房間不出來,與父母住同一棟房,彼此卻 20 年沒見過面。

意外的選擇

日本剩男還能做到徹底不在乎外人看法,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近藤顯彥曾受到女上司欺凌,對女性產生了恐懼, 2018 年他選擇與人偶玩具 “ 初音未來 ” 結婚。

不是每個人都逆來順受,日本剩男也會反抗社會。2006 年一個自稱 “ 不受歡迎男子革命聯盟 ” 的組織成立,他們走上街頭遊行,號召要 “ 粉碎戀愛資本主義 ” 、 “ 粉碎情人節 ” 、 “ 不要被糖果製造商的陰謀控制 ” ,他們不僅抵制情人節,也要打倒聖誕節和白色情人節。

他們對製造戀愛消費的節日深表不滿,認為結婚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產物,它讓無產者、貧窮男性成為這場資本主義遊戲的失敗者。“ 剩男 ” 現象在中日呈現出不同形態。中國人打心底認同成功、金錢與婚姻掛鉤的價值體系,抨擊只是因為得不到罷了。日本人卻以徹底拋棄、消極抵抗的方式對待,對這套話語體系進行根本質疑並企圖將其推翻。

為什麼會造成這些現象?

剩男現象追根溯源是經濟問題。泡沫經濟破滅、終身僱傭制瓦解,大量勞動人口只能做約聘雇、派遣員、非正式僱員、打零工,引發婚姻市場危機和不均衡。此外,因為就業環境不好,收入不穩,日本女性在選擇結婚對象時對男方經濟實力和穩定性要求非常高,多數女性要求另一半年薪 400 萬日元以上,絲毫不願妥協, 90% 的女性希望對方是大企業員工或公務員,認為這樣才能保證 “ 低風險婚姻 ” 。可現實是, 75% 的日本男性都難以達到這個標準,供給與需求嚴重不匹配。

啃老族崛起

像日劇《賣房子的女人》講述的啃老 20 年不出門的剩男,現實中比比皆是。這些男性大學畢業後不願工作,與父母同住,靠父母退休金生活,他們對職場失望,甚至對世界產生恐懼心理。38 歲啃老族佐藤寬明沒有固定工作,在家啃老十幾年,被父母要求繳納撫養金,他用表格列出這些年他欠繳的水電費、稅款、保險等債務。

家人對啃老族嫌棄又無奈,甚至引發家庭悲劇。令人詫異的是,這些悲劇竟然發生在家境優渥、有能力提供優質教育的家庭。2019 年 5 月,日本前駐捷克大使、 76 歲的農林水產省事務次官熊澤英昭,在家中親手砍死了 44 歲兒子,被判處 6 年有期徒刑。兒子是無業剩男,每月花銷父親的養老金用來玩遊戲,對家人長期使用暴力,致使母親患抑鬱症、妹妹自殺。熊澤英昭的兒子曾對他說: “ 爸爸是從東京大學畢業的,可以自由做任何事。自由的人生真好啊,我這 44 年的人生又算什麼? ” 父親生於昭和時代,從頂級名校畢業,仕途順遂,成功又強勢。強悍成功的 “ 嚴父 ” 在日本啃老族家庭中並不少見,嚴父爭強好勝,對下一代要求嚴苛,卻疏於溝通交流。

昭和一代人經歷戰後重建的艱辛,養成吃苦耐勞個性,時代也對他們的付出給予豐厚獎賞,享受了高速發展的經濟紅利。但平成一代面對經濟退潮後的停滯、階級固化,索性放棄,沒有收入的家裡蹲自然結婚無望,成為日益壯大的剩男群體一份子。

建設婚育友好型企業

日本在企業、家庭、社會援助和生活方式方面做出改革,希望解決 “ 剩男問題 ” 。日本企業對女性就業歧視,女性就業環境變差,進而女性對適婚男性的經濟能力要求變得更高,但達到要求的男性人數很少,導致剩男現象更嚴重,形成惡行循環。

日本職場對女性的歧視,造成剩男人數上升,解決剩男問題需要建立夫妻共同工作的社會。此外也有企業認為有家庭的員工容易分心、不會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這促使員工不敢結婚生育。政府鼓勵建設 “ 婚育友好型企業 ” ,鼓勵企業建設家庭友好文化,透過靈活工作、分工調休等形式,幫照顧家庭者分擔工作。

企業還鼓勵社內結婚。企業內部會促進社員結為夫妻,定期舉辦內部相親大會,組織團建旅行,不少公司已組成相親婚育聯盟,聯合推動企業間職工聯誼,定期舉辦活動。社會還成立援助機構,出現了紅娘、媒人,幫年輕人牽線搭橋。

共享型生活方式

社會的幫助扶持是必要的,但根本上還是個人心態與認知。在買房、固定工作、終身僱傭已不再可能的今天,如果以此為唯一標準,就沒有多少人可以結婚,甚至一輩子都生活在失望中,因此日本人提出了共享型生活方式。

作家米田智彥提出游牧、共享、行動式工作與生活的新方式,正視穩定、終身僱傭已不可能,不如在現有條件下尋找快樂生活與工作的辦法。他提出拋棄住所和財產,完全與他人共享城市,如旅行般工作生活。

2011 年他曾走遍 50 個出租屋、共享辦公室,採訪 100 名實踐游牧、共享、共同生活的人。他認為,不買房、不坐班、不需要很多錢,旅遊一般地工作生活,也可以幸福。如果改變對穩定和終身的固執追求,願意改變生活方式,就可以擁抱新可能,這種提倡也獲得越來越多人的認可與實踐。

家庭包容接納

家裡蹲儘管屢遭社會詬病,但人數卻不斷上升,嚴厲批判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反而釀成悲劇。日本社會開始逐漸對剩男接納起來,剩男、家裡蹲不再以負面形像出現,而成為被主流社會客觀看待的現象。2019 年日劇《我的事說來話長》大膽展示了一個 31 歲無業剩男的故事,沒有對其做任何批評,而是認真傾聽剩男心聲。

劇中五口之家生活在同一屋簷下:無業 7 年的 31 歲剩男,丈夫早逝的寡婦母親,離過婚帶著女兒的姐姐,膝下無子、辭職失業、與再婚妻子和繼女一起生活的姐夫,為升學發愁的侄女,每個人都不是 “ 成功者 ” ,都有些不圓滿和不如意。

這樣的組合放在一般的家庭劇中,估計早就打得人仰馬翻了,倒是在日本人眼中,這些普通人其樂融融、彼此支持,從點滴小事中發現生活樂趣。最後,無業 7 年的剩男在家人鼓勵下,終於勇敢出去參加面試,這的確是溫暖的。 “ 剩 ” 或 “ 不剩 ” 儘管有社會的深層原因,但家庭的接納包容,卻可以成全一個人的成長和新生。

虎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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