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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頃村是日本的一個偏遠小村莊，位於日本南部四國地區，以製作手工稻草人偶聞名。
70 多歲的綾野月見在村子里已經關閉的學校操場上，將 40 多個真人兒童大小的稻草人偶排好，擺成兒童賽跑、蕩秋千和打球的姿勢。
「我們村子里已經看不到小朋友了，」綾野說，她每年都會舉辦類似的人偶節，「我希望這里能有更多孩子，那樣會更熱鬧，」她說，「所以我製作了這些兒童人偶」。
目前，名頃村只剩下 20 餘人了，還沒有村子里的人偶多，最後一批新生兒出生於 20 年前。
「年輕人在村里沒有機會，」綾野回憶道，名頃村曾經有一家醫療診所，一個遊戲廳和一個餐館，但如今，這里連商店都沒有，「開了也經營不下去」。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日本正在經歷嚴重的人口萎縮和老齡化，這種趨勢正從鄉村地區蔓延到大城市，甚至最繁華的首都。
2022 年 4 月 15 日，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最新人口數據顯示， 2021 年日本人口較 2020 年下滑 64.4 萬，降至 1.25 億，為 1950 年有紀錄以來的最大下滑幅度。首都東京也經歷了 26 年來首次人口下滑的局面，人口降至 1,398 萬人，比上年同期減少 4.8 萬人。
至此，日本人口已連續 11 年下滑。同時， 2021 年的 65 歲以上老年人的數量為 3,621 萬 4,000 人，占總人口的比例達 28.9% ，創出歷史最高。
為了應對少子化，日本從 1991 年開始努力了 30 多年。然而，多項鼓勵生育的政策到頭來幾乎無效，新冠疫情進一步放大了這種人口窘境。
兩個震撼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曾有過兩波「嬰兒潮」。第一波出現在 1947 ~ 1949 年，當時每年的出生人數達 250 萬人。第二波嬰兒潮出現在 1971 ~ 1974 年，每年的出生人數也超過了 200 萬人。
轉折點發生在 20 世紀 70 年代， 1973 年的全球石油危機讓日本人開始憂慮能源和資源問題。
1974 年，日本厚生省推出的《厚生白皮書》提出：「要考慮日本人口問題，不得不同時考慮地球的糧食資源、環境惡化等問題，對人口增長進行抑制。」這一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對夫婦生育的子女數）為 2.05 。
彼時日本政府甚至打出了「兩個孩子剛剛好」的口號，希望能借此將總和生育率控制在 2 左右。但日本政府沒想到的是，總和生育率確實被控制住了，而且再也沒有回來過。
1989 年，日本總和生育率跌破 2 ，達到戰後新低的 1.57 。這一年，日本各大報紙都以特大版面刊登消息，驚呼 「 1.57 震撼」。這只不過是一系列震撼的開端：隨著 1990 年代初泡沫破裂，日本經濟進入蕭條時期，生育率一路下跌。
為挽回生育頹勢，日本政府於 1991 年緊急頒布了「育兒休業法」，把原本僅限於女性護士與公立學校女教師的育兒假，擴及到所有男女職業：小孩出生 8 周之前，男性可請產假 4 周，女性除產假 8 周外，小孩 1 歲前還可以繼續請育兒假，不過請假需與雇主協商，並保留雇主最終有不同意的權利。
到了 1994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應對生育率下降的首個綜合性政策——「天使計劃」，對家庭育兒提供制度支持，減輕育兒期父母的負擔； 1995 年，制定《育兒·護理休業法》，為正在育兒的員工兼顧工作與家庭提供支持。
1999 年，日本制定《少子化對策促進基本方針》，據此制定新的「天使計劃」，進一步完善育兒支持服務體系； 2001 年，頒布《兩立支援政策》，要求企業、地方政府參與管理和培養孩子； 2003 年，頒布《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確立積極應對少子化社會的基本理念，明確政府相關責任和義務； 2004 ~ 2015 年，先後制定了三個《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不斷完善應對低生育率問題的對策框架和具體措施。
12 年的努力和看似完善的措施的陸續到位，日本政府本期待，能將總和生育率提到 1.8 。然而，結果卻十分慘淡：總和生育率在 2003 年下降到 1.3 以下的水平。 2007 年，日本死亡人數首次超過了出生人數。
2019 年，日本新生兒數首次跌破 90 萬人，僅剩 86.52 萬人，日本媒體將其稱為「 86 萬震撼」。自 1989 年「 1.57 震撼」後，盡管用了 30 年努力挽救生育率，日本也只能苦笑著吞下「 86 萬震撼」。
「不生孩子沒必要結婚」
「說日本人是為生孩子而結婚並不是很誇張，」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瑪麗·布林頓表示，「在日本，如果你不打算生孩子，那麽結婚的理由就不多了」。
20 世紀 90 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以後，日本經濟發展進入長期低迷狀態，企業的終身雇傭制度發生變化，日本年輕人職業前景黯淡。
這讓日本年輕人既沒有努力工作的動力，也沒有追求婚姻伴侶的動力。
很多日本年輕人認為，戀愛在精神和經濟上已經成為負擔。「我不想結婚和生孩子」，一名慶應大學的女大學生表示，她的母親為了她而放棄了美發師的工作， 「如果沒有我，媽媽的人生可能會不一樣，我想要一個可以自由支配金錢和時間的人生」。
大部分日本男性不戀愛不結婚的理由則是「經濟上不寬裕、擔心生活壓力」。
一份單身者調查中，日本人選擇單身最大的理由是「行動和生活方式自由」，其他選擇比較多的理由還有「金錢上的寬裕」、「沒有撫養家人的責任，很輕松」、「容易保持廣泛的人際關系」等。
日本厚生勞動省「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數據顯示，日本男性的「終生未婚率」（ 45 ~ 54 歲未婚率平均值）呈逐年上升趨勢，到 2020 年已高達 25.7% ，相當於每 4 人中就有一人終生未婚。女性「終生未婚率」 2020 年為 16.4% 。
在日本的文化語境和社會環境下，單身撫養孩子的比例極低。因此，為了提高生育率，日本政府也開始操心年輕人的婚事。
2021 年 4 月起，居住在實施「新婚補助計劃」地區的新婚夫婦，可以獲得最高 60 萬日元（約合人民幣 3.9 萬元）的補貼，用以支付房租和其他費用，開啟新生活；政府還出面為人工智慧相親項目提供資助，以幫助年輕男女配對相親。
但日本年輕人似乎並不買賬。
2020 年，日本僅有 525,490 對新人領證結婚， 2021 年的結婚數為 514,242 對，比 2020 年又減少了 23,341 對，再次創下戰後新低。
「到 2035 年，一半日本人都會是單身。」《超單身社會》一書的作者荒川和久曾如此預測，他在媒體采訪時表示：「不結婚（和結婚一樣）普遍化的社會就是超單身社會。」
孩子少成為理所當然？
日本國會議員自見英子曾指出：「過去為提高生育率，一昧鼓勵女性生、生、生！說實話，很失禮，也很不負責任。」
在日本傳統的家庭結構中，結婚後的女性大多都要回歸家庭，成為全職主婦。隨著時代發展，越來越多女性進入職場，在事業與家庭難以顧全的情況下，婚姻更像是人生路上的絆腳石。
有人口學者指出，雖然女性接受教育進入職場、男女差距縮小對社會而言是一大進步，但只要育兒負擔只壓在女性身上的環境不改變，女性就不可能一邊工作，一邊按照想法生孩子。
先前，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發布了 2022 年女性工作友好度國家排名，在 29 個經合組織成員國中，韓國連續十年排名倒數第一，日本排在倒數第二；瑞典排名第一。
據美國媒體報道，日本 15 歲至 64 歲的女性就業比例接近 70% ，但她們的職業生涯往往受困於一波波無休止的家務負擔，比如照顧孩子和輔導功課、準備大家認為理所當然的精致便當，或者晾曬一堆堆洗好的衣服。
日本男性並非不願意參與家庭事務。多項調查顯示，壓迫性的職場文化，使得很多丈夫很難參與家庭事務。
「疫情後，我真的很擔心自己接下來的生活和孩子們接下來的成長，」 東京一位 36 歲的家庭主婦表示，特別是疫情在日本爆發時，她和兩個孩子被迫一起宅在家中，「讓人感受到了一個人帶孩子的孤獨無助」。
或許意識到女性的困境，日本政府也在調整相關政策。「孩子是國家的寶貝，孩子的生養和培育，事關日本的未來」， 2021 年 12 月，岸田內閣要求盡快設置兒童家庭廳，協助處理少子化和家庭護理問題。同時，新修訂的《育兒·介護休業法》允許日本男性在孩子出生後 8 周內分 2 次獲得不超過 4 周的陪產假。
然而，當前日本主流媒體和輿論均認為，幾乎沒有國家在總和生育率長期低於 1.5 （陷入超少子化的分水嶺）後能夠恢覆。原因為，總和生育率低於 1.5 就會進入「孩子少成為理所當然」的社會，進而陷入難以擺脫的「低生育率陷阱」。
《虎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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