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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霍華德.馬克斯(Howard Marks)一直強調一件事 ：未來是不可預測的，但我們要知道“自己身在何處”。2020年 5月28日，他發表了最新的備忘錄 “不確定性II”，繼續闡述了人類完全沒有預測未來的能力，但我們卻總是希望能得到偷窺未來的技能。大部分人不懂，不知道自己不懂，也分辨不出誰真正懂。大部分人把專業性和預測能力混為一談。
大部分人把富有和成功的人，看做能預測未來的人。
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我有好幾次會在一個備忘錄確定之前，會寫好幾篇文章，每次都會增加一些新的想法。這一次我可沒那麼走運：我的太太Nancy在我上一篇文章“不確定性”（Uncertainty）出版後，給我看了一個重要的文章。這篇文章的出現，以及一些新的想法讓我在上一篇備忘錄後，寫下一些這篇新的文章。關於預知未來的話題，我有一些想增加的想法。
哥倫比亞大學的人類學教授Mark Lilla寫下了上面這麼一個優秀的標題，並且在上一個週日的紐約時報中發表（你或許記得在上一篇討論中，我提到人們傾向於對觀點一致的人評價很高。我承認自己如此喜歡這篇文章的原因是，裡面確認了許多我在“不確定性”中提到的觀點），下面是這篇文章的摘要：
最好的預言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經寫過，我們能力項中最後一個出現的是預測未來，這意味著根本不可能。
但事實上，人類從來沒有接受過這個現實。人們希望聽到他們能依賴的權威聲音，告訴他們未來會發生什麼，他們需要如何準備，以及事件會如何演變。我們並不是被設計成在不確定性生活的。
除了新冠疫情的確切生物學之外，我們才剛剛開始明白，沒有什麼事情是被預先設計好的。有多少人會得病是基於人們如何反應，如何測試病人，如何治療病人，以及我們在研發疫苗上能有多走運。
這些討論的結果，都會限制從雇主、市長，到大學和體育俱樂部的重新開張。他們的決策會反饋到我們自己的決策，包括我們11月選擇誰作為美國總統。而總統選舉的結果，會成為影響今後四年最重要的事件。
此次疫情也讓我們看到對於未來背負的巨大責任，以及我們認知要預測到結果，並且做出明智的決策是多麼困難。或許這才是為什麼我們的預言家無法滿足看到未來的需求。在某個階段，人們會認為通過越多對於預先設定的研究，他們就能得到越多的控制，這是一種幻覺。人類希望有一種能在穿梭到未來的能力，事實上他們只是在迷霧中拿著拐杖行走。
此刻對我們有用的良藥是，讓我們放棄對於未來的預言。 Lilla的文章在好幾個地方和我們的“不確定性”不謀而合：
- 人類對於控制未來的飢渴
- 未來發生的條件是基於大量未來的發展
- 我們通過自己的決策來影響未來
- 每一個事件發展的不可預測性
- 所以預測是無用的
- 接受我們無非預測未來的重要性
- 接受人類智力範圍的重要性
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以及我上一次備忘錄的觀點，應該給每個人帶來滿足。但是人們很少能夠接受這樣一個現實，我們需要對未來的將來做決策。
未來是依賴於過去
預測聽上去似乎未來已經存在，我們要做的僅僅是足夠聰明去識別它。但這個觀點忽視的是，我們所有人都在通過現有的行為創造未來。
在他的文章中，Lilla提到 “新冠之後的未來並不存在。只有當我們創造了這個未來後，才會存在。”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式，我們今年或許能預測未來，我們甚至能正確評估今天的環境，以及未來可能出現的行動。但是那個預測只有在沒有人或者事情改變今天和未來的時候，才是正確的。所以，我要把Lilla此前的金句重複一下：
有多少人會得病是基於人們如何反應，如何測試病人，如何治療病人，以及我們在研發疫苗上能有多走運。
不僅僅是病毒在溫暖的氣候影響下，如何表現、變異、反應，同時也是經濟以什麼速度重新開啟，人們對於經濟重新開啟如何行動？經濟和社會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從另一領域提供了視角：
經濟學家經常被問到，未來經濟會怎麼發展？但是預測經濟需要預測政治家會做什麼，這是最不可預測的。政客們的不可預測性是今天影響未來的變量之一。我們不但無法預測人民的行為，也無法預測其他影響病毒和經濟影響的變量，而且我們還無法預測何時他們會做出這些行為。
那麼聽從什麼樣的專家？
我的備忘錄“不確定性”中，我用大量篇幅提到了艾瑞克·安格納( Erik Angner)的文章，其中他最有意思的一貫觀點是：
人們能力的不完備是雙重不利因素，一方面是他們沒有能力，另一方面是他們沒有認知到這一點。從定義出發，人們在某一個領域沒有專業技能，也沒有專業能力來評判能力水平，無知的人並不知道他們自己的無知。
重新讀了一下我的備忘錄，我意識到忘記了一個重要點，“不僅僅是大部分人沒有優秀的專業能力，以及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沒有，還有他們無法分辨誰有這樣的能力”。這就是問題所在，你必須是某個領域的專家，才能分辨出誰是專業的。
一份來自華爾街日報的文章提出了這個矛盾：
管理人們，至少是總統級別的，是基於不完整的信息作出艱難的決策。簡單的問題早就在提交到總統辦公室前被解決了，沒有科學數據或者公開資訊能合理解釋，這些極其重要的問題，卻沒有任何人能做出判斷。總統的工作大部分是聽取不同的專家互相指責對方的觀點，為他自己做出的決策負責，這需要巨大的智慧才能做好這份工作。
今天，就像其他人一樣，我被美國是否要重新開啟經濟的不同意見困擾，我意識到不僅僅我自己在這方面的觀點沒啥價值，我也不具備專業能力，但是我知道自己最不需要做的是，選擇一個觀點和我一樣的專家，來對我自己的決定帶來偏見。
關於專業度，我們要注意社會中一些危險的傾向：
- 將某個領域的觀點和事實混淆
- 將深度觀點和現實知識混淆
- 將專業性和洞見作為預測未來的能力
- 將某一個領域的專家看做其他領域都懂
- 用以上的觀點來評價有錢和成功的人
我此前備忘錄說過，當我出國的時候，經常被問到對於他們國家經濟發展的看法。我總是回應 “為什麼要問我？僅僅因為我投資美國，並不意味著我在其他領域和國家具備有意義的洞見。”
我們看到電視上的醫生和醫護人員反對國家很快重啟經濟。他們比普通人更了解新冠疫情的醫學狀況，以及如何去處理這個問題，他們的建議也將讓大部分人存活下來。但是在另一方面，既然他們並不是經濟學家，他們回答這個問題的出發點僅僅從死亡最小化考慮，他們可能不會考慮對於經濟的重要性或者是如何平衡兩者關係。
另一方面，企業家和經濟學家都在討論重新開啟經濟的重要性，將經濟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當然他們知道會以生命為代價，但這裡面並沒有一種算法決策機制，這一切都是基於思維決策，而非專業。
我最近讀了一篇文章，關於一個發言活躍的法律學者在3月中預測美國因為新冠疫情死亡的人數不會超過500人。雖然他承認沒有醫療專業性，但是說起病毒進化論上比起醫療人員和學者都懂，當時他的意見產生了很大影響。
記者也不是專家，需要諮詢專家來寫他們的故事。但是他們怎麼找到專家呢？他們找到的專家是否在意見上會有偏差呢？
同樣，當選的官員在他們做決策的領域，也不是什麼專家。他們也沒有選擇，只能聽從其他專家的。但是他們又如何選擇專家呢？他們會諮詢其他黨派的專家嗎？我最近讀了一篇報導，提到保守派和自由派在重新開放經濟上的觀點是不一樣的。這個例子也說明了很多時候對於資訊的偏好。
所以：1）真正的專家是稀有的；2）專業性和預測性是兩碼事；3）我們對於到底聽從誰的建議要十分小心。
人們總是傾向將信仰交付給某個流行的“預言家”。當他的預測並不完美時，人們就尋找下一個。他們永遠不會說“我猜預測是根本不靠譜的”。
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我在5月19日的文章中提到過一個很敬仰的好朋友，他告訴我兒時經常和兩個好朋友去滑雪，有一天他的朋友們想再滑一輪，而他卻並沒什麼理由的想退出，最終一場雪崩帶走了他好友的生命。他的總結是：
我不知道Brendan和Bryan的死亡對我投資產生什麼影響，但是他們從另一個角度打開了我對風險的認知：
- 你會被擊中的概率
- 你被擊中的平均後果
- 你被擊中的尾部後果
- 前兩個很容易理解，第三是最難學會的，通常只有通過經驗才能理解。
我們都知道滑雪是有風險的，我們知道越過安全帶滑雪是錯誤的，但是一個17歲的孩子可能以為，後果就是被教練罵一頓。
我們從不會考慮會支付終極價格。
但是當你經歷了這一切，你就會意識到什麼是尾部後果：低概率，產生高影響事件，是最重要的。在投資中，風險的平均後果每天都出現在新聞頭條。但是風險的尾部後果，如同疫情或經濟大蕭條，是改寫著歷史。他們才是最重要的！他們是你必須要專注的。我們在過去10年辯論經濟風險是否意味著美聯儲將利率設置在0.25%還是0.5%。然後，3,600萬人在2個月之內因為病毒失去了生命。
尾部事件才是最重要的
這就帶來投資中最大的謎團，既然我們對未來一無所知，我們除了相信歷史的規律外，別無選擇。
關於“歷史的規律”，我們看到的是在這個嚴重程度下，歷史通常發生了什麼，但是沒有理由歷史能夠發生不同的情況；未來發生的事情不能比過去更糟糕。我們通常會從歷史上尋找“最糟糕可能性”，但是未來並不受制於過去。但是如果不基於歷史中最糟糕的情景假設，我們就不知道應該如何投資和生命。
我的朋友Ric Kayne在很多年前告訴我：95%的金融危機發生在2個標準方差內，所有的有趣事情都發生在2個標準差之外。泡沫和崩潰都發生在兩個標準差之外，但是這些事情創造和毀滅最大規模的財富，我們無法提前知道事情的本質和量級。
2001年我寫了一篇備忘錄：你無法預測，你可以應對。大家會問，我們如何為無法預測的事情做準備呢？換位思考，如果影響最大，最嚴重的事情都是無法預測的，我們如何為他們做準備？我們可以做的是，認識到這是無法避免的，讓我們的組合保持警惕度，特別是當經濟發展和投資者行為開始變得更加脆弱的時候。
給大家帶來的好消息是：我們或許無非預測未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無可應對。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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