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還是拜登?美國大選對中美關係有什麼影響?

作者:智本社   |   2020 / 08 / 28

文章來源:虎嗅網   |   圖片來源:股感知識庫


近日,美國民主黨正式提名前副總統喬·拜登為 2020 年總統候選人。甘迺迪、卡特、柯林頓和歐巴馬四大民主黨家族都力挺拜登“幹掉”川普。這兩位“ 70 後”正式角逐下一任總統大位。柯林頓力挺拜登稱這次競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面試”。美國選民要麼選擇“立即行動的總統”——拜登,要麼選擇一個只會利用第二任期“甩鍋、壓迫、貶低”的川普。拜登團隊為其擬定了“炒舊飯”的競選綱領。其中涉及到中國部分,拜登批判“川普向中國宣戰”是錯誤的,並承諾一旦當選,便將停止與中國的貿易戰。同時,競選綱領強調,民主黨將對中國採取強力措施,不讓美國工人的工作“被搶走”。

如果拜登當選,對中國是利空還是利多?有人說,不論哪個老頭當選,對中國的打壓和行使霸權都不會變。此論對美國政治生態與中美複雜關係的認識過於宏觀化。其實,本次美國大選對中國的影響或許是前所未有的。本文從歷史的角度,透視最近四十年美國政治生態的演進,以及本次大選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一、保守派建制

故事還得從上個世紀 70 年代開始講起。美國 70 年代是一個令一代美國人頗為懷念的時代。如果看過美劇《 70 年代秀》,就能夠體會到 70 年代的開放、自我、瘋狂、叛逆,充斥著威士忌、毒品、性、搖滾、迪斯可、嬉皮和“重金屬味”。那個時代,每個年輕人身上的激情亦或是頹廢,都是美國“禮崩樂壞”的註腳。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元“流浪”,世界石油危機爆發,經濟滯脹,尼克森政府、福特政府、卡特政府相繼倒台。

就是在這樣一個不安又不甘的時代中,美國人挑戰傳統,標新立異,自由主義思潮席捲全球,社會平權運動高潮迭起,史丹佛學生敢想敢幹,嬉皮張揚、反叛與不羈。70 年代的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就是一位像NBA菲爾·傑克遜做派的嬉皮。當時,蒙代爾長髮披肩,打扮怪異,“哪裡還有一點年年三好學生優秀團幹部的樣子”。他常騎哈雷摩托到紐約曼哈頓下區的邁克一號餐廳,與一群“供給經濟學家”、華爾街交易員喝酒聊天,批評美聯儲及聯邦政府糟糕的經濟政策。

在 1980 年的總統大選中,蒙代爾、拉弗與議員坎普共同扶植共和黨人雷根奪取總統大位,然後安排坎普擔任副總統。當時,足球運動員出身的坎普手握一項重要的競選籌碼,那就是致力於減稅的坎普法案。坎普因此法案在鐵鏽地帶、西部贏得相當的民意支持。這位拉弗,就是提出“拉弗曲線”的拉弗,他曾是尼克松政府的預算官員,後來成為供給學派的創始人,與雷根淵源頗深。

1980 年 11 月 4 日,雷根以壓倒性優勢擊敗了卡特、老布希,成功當選總統。雷根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保守主義之保守,與中文語境中的“保守”不同,它代表的是自由主義理念與演化秩序思想。雷根乘著自由主義大潮,高舉著減稅大旗上台,高調宣布放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成為供給經濟學的擁護者。雷根剛入主白宮時,請了一批經濟學家來講課,第一個便是拉弗。當時的供給學派成員順理成章地“控制”了雷根的財政部。供給學派的關鍵人物斯托克曼進入財政部預算部門後,組建了由供給學派成員圖瑞、羅伯茨、恩廷、拉特里奇組成的經濟預測團隊。斯托克曼主導了雷根早期的財政政策及減稅措施,後被譽為“雷根經濟學之父”。

“雷根經濟學”到底如何解決美國滯脹危機?當時,年僅32 歲的拉特里奇根據蒙代爾的預言,構建了“供給學派熱力學”模型,預測一種“美好場景”:即實施緊縮貨幣和減稅政策,“大約數萬億美元的資產轉入債券、證券和股票市場”,繼而通脹消失,經濟復甦,甚至可能迎來大牛市。 除了拉弗和供給學派,雷根政府先後聘請了弗里德曼、西蒙、葛林斯潘、麥克拉肯、伯恩斯、舒爾茨、溫伯格、韋登鮑姆等70 多位經濟學家擔任經濟顧問。其中不少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們提出放鬆管制、自由化、扶持教育與科技等經濟政策。

但是,雷根執政的第一年,經濟陷入了深淵。 1981 年 8 月 4 日,就在國會通過《經濟復甦和稅收法案》的當天,供給學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萬尼斯基趕往白宮,將文件交給雷根團隊核心成員安德森。文件上訂了一張便條:“謹祝取得稅法方面的光輝成就。”文件的標題是《現在的問題是貨幣》,萬尼斯基反覆強調:只有強硬的貨幣政策才能夠幫助美國擺脫危機。

除了雷根的減稅和放鬆管制政策,擺脫滯脹危機的另一個關鍵是美聯儲的沃爾克及其緊縮政策。沃爾克是一位正直、果敢的公職人員,沒有明顯的派別之見,自 1979 年執掌大權後,致力於美聯儲的獨立性。沃爾克堅持主張緊縮政策抗擊通脹。在具體方法上,他吸收了新自由主義領軍人物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

在一次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上,聖路易斯聯儲行行長勞倫斯·魯斯建議沃爾克採取弗氏貨幣數量的調控手段。第二天,沃爾克命人起草一份改革聯儲操作方法的大綱,在利率調控的基礎上,加入了弗里德曼的數量手段。沃爾克還提拔了自己的老同事、技術型專家彼得·斯特萊恩特,讓他在紐聯儲交易室買賣國債來控制美元總量。沃爾克雙管齊下,既控制貨幣數量,又大幅提高利率,效果顯著。 1982 年物價增長率降至 6.2% ,終結了持續多年的多位數通脹。這也是雷根革命取得的第一個標誌性成就。

1982 年 10 月,道瓊斯指數從 8 月的 770 漲到了 1000 ,這簡直是神話般的故事。從此,拉特里奇的“美好場景”開始呈現:大量國際資本從大宗商品持續流入股票、債券、貨幣基金等的美元資產,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牛市正在拉開序幕。1983 年開始,美國經濟終於走出了滯脹泥潭,世界經濟進入歷史性的拐點。之後的 25 年間,美國經濟年增長率達 3.3% ,與二戰後 25 年間的增長水平相當。

雷根和沃爾克是構建新秩序的兩大關鍵人物。葛林斯潘讚譽沃爾克為“過去二十年裡美國經濟活力之父”。 《紐約書評》稱讚:“雷根當選總統,意味著空中再次瀰漫如麝香般芬芳的利潤。”他們的強勢改革,解決美國持續多年的滯脹危機,美元強勢回歸,以美元為核心的牙買加協定才真正逐漸替代崩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如此,一種新的國際秩序逐漸形成。喬治·索羅斯在其《金融煉金術》稱之為“雷根大循環”,即“強有力的經濟,強勢的貨幣,龐大的預算赤字,巨額的貿易逆差相互加強,共同創造了無通貨膨脹下的經濟增長。”不過,索羅斯的定義未能解釋這一國際秩序的全貌。這一秩序最初的底色是保守主義,那種 70 年代流行思潮:自由化、市場化和全球化。

二、建制派保守

現在很多人將當今經濟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貧富差距的問題歸咎於雷根,這是不合理的。在雷根和沃爾克之後,美國政治逐漸形成建制派。所謂建制派,其實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捍衛既得利益,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國際秩序的方向,推行扭曲的金融自由化和失衡的經濟全球化。

斯托克曼在其《資本主義大變形》中寫道:“美國已陷入大變形。美國,特別是作為央行的美聯儲已經被權貴資本主義勢力徹底佔領了。自由市場經濟和繁榮已經危在旦夕。” 事實上,雷根總統執政後期,這一趨勢已顯露端倪。 1986 年,美聯儲理事會投票表決,同意批准三家控股銀行——花旗集團、信孚銀行以及J.P.摩根公司承銷特定的債券。這一決定實際上違反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極力反對。雷根為了推動金融混業,設法通過了這一決定。這次表決直接導致沃爾克辭職。

造成這一改變的關鍵力量是在 70 年代開始崛起的華爾街金融新勢力。1971 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浮動匯率的套利空間催生了投資銀行市場,證券、期貨、外匯、金融衍生品等逐漸膨脹。當時,尼克森總統剛在戴維營開完會,梅拉梅德就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的午餐會上向弗里德曼展示他的商業計劃——辦外匯期貨市場。梅拉梅德是一位經濟學家,也是一位極其敏銳的金融家,當時擔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主席。弗里德曼完全支持他這一做法,並給他寫了一份 11 頁的計劃書,名為《建立貨幣期貨市場的必要性》。梅拉梅德給弗氏支付了 7500 美元作為報酬。從此,美國進入期貨交易時代,梅拉梅德成為了全球公認的“現代期貨市場之父”。不過,斯托克曼卻認為:“金融期貨市場很快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的溫床”。而推動這一改變的不是別人,正是沃爾克的繼任者葛林斯潘。

到 1987 年,芝商所每天期貨合約的交易量實現了千倍數量級的增長。但這年 10 月爆發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芝商所標普指數期貨合約跳水下跌了 29% ,大量合約被碾壓爆倉。葛林斯潘領導的美聯儲在這一關鍵時刻給予緊急救援。斯托克曼評論說:“在黑色星期一之後,美聯儲對股市採取搶救性保障措施,無異於表明由葛林斯潘所領導的美聯儲跨過了貨幣市場上的盧比孔河。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美聯儲把股價平均數當作其貨幣政策的目標,並且確認穿越華爾街的峽谷之後,美國就將走上經濟繁榮的道路。這真是個致命的錯誤決定。隨著美聯儲被引誘參與華爾街的投機陰謀,這個未經選舉產生的國家機構就因權貴資本主義的襲擊而淪陷。”

斯托克曼與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都痛陳美國最近幾十年的金融自由化頑疾,但在原因追溯上三人接充滿著門派與黨派之見。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金錢政治、政治獻金及陰謀論皆為為表面,其背後著有一條底層的經濟學邏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元變成了信用貨幣,其發行機制發生了根本變化。美聯儲不再剛兌黃金,開始大量使用證券作為抵押資產,其中國債是信用最好的資產。所以,美聯儲想要擴張美元就必須依賴於大規模的國債,同時還要扶植一個發達的融資市場——芝加哥商品期貨市場。反過來,美國政府一直渴望美聯儲為其融資。所以,信用貨幣的發行機制使得美元與國債成為硬幣的兩面(貨幣理論及美聯儲機制缺陷),美聯儲和美國政府很自然地傾向於壯大金融業。在這一機制的驅動下,美聯儲、政府與華爾街金融巨頭默契形成某種“媾和”。

其中一個標誌性事件是《格拉斯-斯蒂格爾法》被廢除。 1998 年,花旗銀行和旅行者集團合併,這意味著該法名存實亡。第二年,克林頓和葛林斯潘聯手主導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結束了美國長達 66 年之久的金融分業經營的歷史,金融巨頭“虎歸山林”。其實,葛林斯潘自己都難以解釋,其在任近 20 年,為何利率持續下降,每次都是降少升多。同時,在每一輪不對稱操作中,美聯儲都向金融市場注入數以千億的資金,直接用納稅人的錢拯救金融巨頭。從 1987 到 1998 年,美聯儲持有的政府債券翻了一番,以每年 7.5% 的增長速度向華爾街主要交易商的銀行帳戶內注入大量新增貨幣。 2001 年網路泡沫期間,美聯儲又向主要交易商的帳戶打入了 1200 億美元的現金。

克林頓和葛林斯潘主導下的美國經濟金融化,已經背離了雷根時代的自由化與市場化。這造成了美國經濟、財富與社會的割裂,最典型的是華爾街紙醉金迷與鐵鏽區芳草萋萋。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膨脹了金融資產,金融巨頭、跨國公司、金融高層及富有階層是最大受益者。

1990 年,對沖基金規模只有約 1500 億美元;到千禧年這一規模達 1 萬億美元;到金融危機前夕,對沖基金規模更是飆升至 3 萬億美元。與此同時,華爾街投行的交易帳戶發展得更為迅猛,增長了 30 倍,也擴張至 3 萬億美元的規模。受益於金融資產膨脹, 1% 的最富裕家庭所擁有的財富比例,從 1979 年的 20% 增加到 35% ,同時,他們的收入比例上漲了一倍,達到了 25% 。但是,本土製造企業、藍領工人、工薪階層及中產家庭是這一趨勢的受害者(原因後面分析)。事實上,在過去 30 年裡, 5 萬美元中產家庭收入在扣除通脹後每年僅僅增長了 0.3% ,同時,時薪工資水平實際上出現了下降。

在 1999 ~ 2007 年,美國信貸市場債務餘額從 25 萬億美元上升至 50 萬億美元。其中,大部分來自住房貸款和個人消費信貸。美國家庭債務佔GDP的比例在次貸危機前攀升至 30 年最高。

過去幾十年,美國政府和美聯儲主導的金融自由化逐漸摧毀了自由主義。斯托克曼認為這一過程極具欺騙性:“雷根革命的遺產被一系列政策催生的泡沫增長所掩蓋: 1983 ~ 1992 年凱恩斯主義赤字繁榮; 1993 ~ 2000 年葛林斯潘的美國國內信貸和股市泡沫;而在2001 年輕度衰退後,美聯儲荒誕地實行低利率政策,導致巨大的房地產和消費繁榮。”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財政部動用了 7000 億美元拯救劣跡斑斑的金融巨頭。僅美國國際集團就消耗了來自納稅人的 1800 億美元。美聯儲拿出萬億美元直接採購國債和住房抵押債券。美國政府在這場危機中獲得充足的融資。倖存的金融巨頭在這場危機後資產規模反而增加。這無疑是獎勵危機製造者。

進入千禧年後,美國投機主義取代了七八十年代的自由思潮。自雷根政府開始,來自華爾街的官員逐漸增加,到克林頓第二任期達巔峰,超過 50% 的高官來自華爾街。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後,當時的財長魯賓在離職一個月後便成為了花旗銀行聯合總裁,年薪為 1500 萬美元和 150 萬股票。當年沃爾克辭職後,曾有華爾街金融公司以百萬年薪聘請他,生活拮据的沃爾克依然拒絕了。

克林頓任命了一位凱恩斯主義者斯蒂格利茨擔任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連斯蒂格利茨也在他的《喧囂的九十年代》中如此批評:“關於經濟政策方面,在20 世紀90 年代,很多美國人被說服:意識形態的年代,利益和政治的年代,已經結束了。美國已經進入了一個一致同意的年代,其中,每個人都理智地同意’正確的’經濟政策。這是一個胡說八道的口號——但對於那些這一口號能夠為之服務的人來說,這是一個聰明的戰略。”

到小布希時代,高級顧問卡爾·羅夫招募了一群凱恩斯主義者作為幕僚。小布希任命凱恩斯主義者伯南克為美聯儲主席,任命前高盛總裁保爾森為財長,二者徹底埋葬了雷根與沃爾克的政治遺產。新凱恩斯主義之貨幣理論——現代貨幣理論氾濫成災。這個時代的美國,嬉皮早已消失,各個都像“年年三好學生優秀團幹部的樣子”。更要命的是,這群人逐漸改變了美國政治生態,從保守派中分化或自生長出代表華爾街金融勢力的建制派。

三、華爾街優先

這一切與中國有什麼關係?

美國建制派將金融化推向全球,扭曲了經濟全球化。雷根時代推動了全方位的全球化,如今已經淪為華爾街全球化,形成了“華爾街+”模式,比如華爾街+沙特家族。美國建制派、美聯儲、華爾街金融巨頭不遺餘力地向外“出口”美元,進口廉價商品。如此一舉三得:金融跨國巨頭本土與海外兩邊得利;建制派主導的美國政府又可以從回流的美元中獲取源源不斷的債務融資;美聯儲可以在發達的金融市場中獲取大規模的國債資產。

以通用汽車為例,通用汽車將公司搬到海外,迴避了國內汽車工會的壓力,同時在海外享受廉價勞動力和壟斷紅利,還可以再將廉價汽車“出口”到美國市場。海外市場的創匯購入美國國債,美國政府獲得融資,美聯儲皆大歡喜。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金融自由化,而是對刻意扭曲自由化和全球化。美國建制派在全球努力推動金融自由化,但對商品貿易自由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美國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新興國家大力推行“華盛頓共識”。所謂華盛頓共識,最早是由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在 1981 年提出來的。他主張創立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向世界推行自由主義學說為基礎的經濟政策,核心內容是嚴控政府赤字、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蘇聯解體後,華盛頓共識廣為流傳,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派遣官員,努力推動這三項政策,華爾街則從中摘桃。

以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危機爆發後,韓國政府面臨破產風險,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緊急求援。後者願意給韓國政府提供 570 億美元一籃子貸款,條件是改革財閥體系,整頓金融系統,開放外商投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韓國政府關閉向財閥輸送利益的商業銀行,要求韓國將利率提高到30% ,外資銀行乘機進入,相繼收購韓國第一銀行、韓國外匯銀行等,限制了財閥勢力對銀行的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幫助韓國涉險過關,但我想表達的不是華盛頓共識之是非(與斯蒂格利茨的吐槽不同),而是在商品貿易領域,美國並未努力推行華盛頓共識。其實,該共識其中一部分就是“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但經常被建制派選擇性忽略。美國政府商務部向世界貿易組織派遣官員,但是他們在這一組織推動的自由化工作遠不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徹底。美國商務部官員並未對世界貿易組織中的規則問題及種種矛盾實施有效的改革,以至於今日這一組織陷入幾近停擺境地。

這是為什麼?因為金融自由化和貿易非完全自由化下,建制派、華爾街和美聯儲可獲得最大好處。如果貿易自由化,跨國巨頭無法在海外壟斷市場,以及享受關稅、人口和環境紅利,可能被迫回國設廠。海外市場賺取更少的外匯,沒法大規模購買美債,美國建制派和美聯儲、華爾街三方不爽。這是美國本土工廠及藍領工人受害的重要原因。所以,過去幾十年,美國建制派、美聯儲和華爾街異化美國經濟,也扭曲了經濟全球化。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得知真相的美國民眾,尤其是中產階級、工薪階層“攻陷”華爾街,爆發了民粹運動。當年總統大選,選民試圖將建制派拉下馬,制裁華爾街。

到底是選擇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關鍵要分清誰是建制派。可惜,美國選民已經有點傻傻分不清了。這時的保守黨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嬉皮”,建制派卻裝著一副偽善可憐的面孔。有人說共和黨是保守黨,民主黨是建制派。但 90 年代後兩黨有些交織,皆大肆擴張財政,皆重用了來自華爾街的官員,皆對華強硬。共和黨有保守主義傳統,但也演化出一部分建制派。民主黨有著“貴族勢力”傳統,但常高喊著黑人權力、女權與福利口號。當年大選,民主黨祭出種族牌,結果贏得了大選,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歐巴馬上台。美國選民尤其是工薪階層、中產階級將改革的希望寄託著這位年輕的黑人總統身上。但是,歐巴馬只是一位演講天才,他成功地浪費了改革良機,錯過了改善中美關係之良機。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共和黨候選人川普說:“長久以來華盛頓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實,代價卻由人民承受。華盛頓欣欣向榮,人民卻沒享到財富。政客們塞滿了腰包,工作機會卻越來越少,無數工廠關門。建制派保護的是他們自己,而不是我們國家的公民。”憤怒的選民這時才發現歐巴馬原來是一個穿著馬甲的建制派,他的醫改大手大腳花錢,浪費的都是中產及工薪階層的稅收。他請年邁的沃爾克出山制定沃爾克規則,推出多德弗蘭克金融監管法案。然而,這一限制華爾街的法令經層層“完善”後效率大損。在大選的最後時刻,鐵鏽州的藍領工人、南方州的農民拋棄了民主黨的希拉蕊,將選票投給了共和黨的川普。

為什麼共和黨能夠獲勝?

民主黨中,希拉蕊、柯林頓、歐巴馬是建制派,代表著傳統“貴族”、華爾街、跨國公司等勢力。在這次大選中,民主黨祭出了女性牌,希拉蕊成功贏得了民主黨傳統勢力區的選票,包括金融中心紐約州、新澤西、康乃狄克、馬薩諸塞、哥倫比亞等大部分東部州,以及西部發達的加利福尼亞州。反觀川普的支持者,多數是中部、南部的鐵鏽州、農業州,如五大湖區的密西根州、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那州。

 

▲ 2016 年川普與希拉蕊大選結果,來源:鳳凰網

最終希拉蕊的總票數多於川普,但還是敗北。這是為何?主要原因是民主黨積重難返、分化嚴重,共和黨目標精準、策略得當。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傳統勢力都非常穩固、旗鼓相當,大選爭奪的焦點在幾個搖擺州,如密西根、威斯康辛、賓夕法尼亞、俄亥俄、北卡羅來納等,其中不少是鐵鏽州和農業州。2016 年大選是共和黨近 34 年以來首次贏得鐵鏽州,這次共和黨準確地捕捉到了選情和搖擺州的訴求,派出了“最不像總統”的川普。

共和黨意識到了自金融危機以來,工薪階層、中產階級對建制派扭曲的社會極度不滿,顛覆這一失衡的秩序已迫在眉睫。雖然共和黨也有建制派,但該黨最核心的勢力依然是保守黨,代表著本土工商業和中產階級。

因此,共和黨果斷掉頭,迎合選民,決心改變。川普上台後立即掀桌子,將華爾街高官統統趕出白宮(只保留了一個),華爾街勢力和跨國公司,尤其在華美資企業,對其咬牙切齒。甘迺迪、卡特、柯林頓、歐巴馬四大家族,以及比爾·蓋茲、巴菲特、索羅斯等跨國勢力都希望把川普趕下台。

民主黨內部也有巨大的改革力量,他們是以桑德斯為代表的左派勢力。桑德斯比川普更極端,深受美國黑人、女性、底層民眾、福利民粹主義者及極左勢力的喜愛。但是,民主黨建制派在 2016 年大選中放棄了桑德斯。他們擔心極左的桑德斯參選,傳統勢力會徹底拋棄民主黨。

如今,民主黨再次與川普競爭,他們又一次放棄了桑德斯,派出了老政客拜登。拜登在近期的黑人運動中大肆表演,贏得黑人群體支持。民主黨這次同時祭出女性牌和種族牌,安排黑人女性哈里斯作為拜登的副總統競選搭檔。其實,黑人是民主黨的鐵桿票倉, 99% 的選票都會給民主黨,民主黨真正要爭取的是鐵鏽區。所以,在中國問題上,拜登看起來有些矛盾,一方面承諾停止中美貿易戰,與中國合作;另一方面又說對中國採取強力措施,不讓美國工人的工作“被搶走”,甚至在競選綱領中刪除了一中原則。

拜登對中國到底什麼態度?

未來兩個多月,大選優先替代美國優先。川普會努力挑釁中國,衝突越激烈對其選情越有利。老政客拜登是舊秩序的維護者,美國建制派勢力的捍衛者。他提出了一個極為老套的競選綱領。簡單來說是,川普過去四年打破的舊秩序,他將一一恢復,如重新加入世衛組織,如修復與中國的關係。當前,拜登對華的強硬姿態只是想爭取鐵鏽州。如果拜登當選,表面上依然對中國強硬,也會逼迫中國做出更多改變,但會留住原秩序下合作的最後底線,具體底線在中國今年六月份最新推出的33 項負面清單及當年入世的45 項承諾條款中協商。

川普罵民主黨政客“偽君子”,民主黨回擊川普是“真流氓”。 “真流氓”,還是“偽君子”?我們說了不算。

參考文獻:

  • 供給側革命,布萊恩·多米特諾維奇,新華出版社
  • 金融煉金術,喬治·索羅斯,海南出版社
  • 資本主義大變形,戴維·斯托克曼,中信出版社
  • 喧囂的九十年代,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國金融出版社

虎嗅⟫轉載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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