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錢人怎樣變得更有錢?又是怎樣一夕散盡家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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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人怎樣變得更有錢?又是怎樣一夕散盡家財的?

2022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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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都要讓你的個人資產與你公司的資產嚴格分開,以此來保護你的個人資產。

德國投資人雷納・齊特爾曼一直專注於研究兩個問題:富人是怎麼變富的,又是怎麼變窮的。前者的路徑主要來自於繼承、創業和投資,而後者則有無數種方式,這就是為什麼大部分中彩票的人都會在短短幾年內失去巨額財富。

齊特爾曼根據自己的研究寫出了《富人的邏輯:如何創造財富,如何保有財富》,在這本書中,他提醒投資者應該做哪些事情和避開哪些陷阱,才能成為並且長期成為一個富人。本文選摘自本書的第十四章《不要低估你的財富所面臨的威脅》,歡迎讀者分享您對於這一問題的看法。

糟糕的投資不是你的財富所面臨的唯一危險,還存在許多人低估了的眾多潛在威脅,有些威脅基於個人因素,另外一些則基於政治或社會環境。從心理的層面上講,企業家和投資者尤其容易面臨以下風險:

  1. 失去重點並過於自信
  2. 過於樂觀

向唐納德・川普學習

據《富比士》雜誌估計,唐納德・川普在 2014 年的個人財富達 40 億美元,他曾數次在經歷破產後東山再起。 “ 我犯過的最嚴重的錯誤是,我失去了重點,而且太貪玩。我會去看巴黎時裝表演,而沒有牢牢掌控自己的生意。我還以為一切會正常發展,錢會源源不斷地流入。我父親曾說過,我有點石成金的本領,我也開始相信這一點。 ” 川普將這視為重要的教訓。

成功創造了巨額財富的白手起家者經常會有高估自身能力的傾向。和川普一樣他們開始認為,自己能夠點石成金。具有傳奇色彩的投資家吉姆・羅傑斯曾與喬治・索羅斯共同管理量子對沖基金公司,他一再告訴我,對於一個投資者來說,最危險的時刻是在他剛剛做成一筆或幾筆極為成功的投資後。

羅傑斯說,那時,很容易感覺自己不會犯錯,而且很難抵制開始籌劃下一筆大投資的衝動。不過,暫時什麼都別做、繼續觀察市場並等待合適的時機要好得多。通過聽從自己的這一建議,羅傑斯本人賺了數億美元。

另一個容易犯的錯誤是,以為在一個領域的成功意味著你會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產業同樣取得成功。宜家家居的創辦人英瓦爾・費奧多爾・坎普拉德經歷了慘痛教訓後才發現情況並不總是如此。在家具產業賺了一大筆錢後,他決定在其他方面試試運氣,於是購買了一家製造電視機的電子公司的股份。不過,他的新的商業冒險一敗塗地,坎普拉德最終損失了宜家家居超過四分之一的資金

這並不意味著嘗試新的商業想法並利用你的核心專長以外的機遇永遠都是錯誤的。比如,理查德・布蘭森就通過尋找一個又一個新的挑戰取得了事業上的成就:唱片公司、航空公司、鐵路公司、模特經紀公司以及數十家其他企業,其中包括為了向有錢人推銷太空旅行而成立的一家公司。在這些企業當中,有些要比其他企業成功得多。不過,布蘭森是個例外而非普遍規律,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失去重點可能非常容易讓他們損失部分或者全部錢財。

太過樂觀有可能是危險的事情

指導人們賺錢的指南總是會強調積極心態的重要性。不過,同樣正確的是,過於樂觀是公司破產、富人損失錢財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看到過許多企業經歷了比如因市場環境發生改變而出現的困難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最初幫助公司不斷壯大的樂觀情緒有可能導致其破產。公司的創立者不想承認發生的情況,於是依然堅持他們的商業模式,儘管局外人早就明顯看出在新的市場環境下,舊的商業模式已經無法發揮作用。

該企業家因過去成功克服了看似不可能逾越的障礙而產生的自信早晚會被證明具有毀滅性的影響。過去的成功會讓他進一步確信他會再一次克服逆境,而無視了有些時候再多的自信也沒有意義的事實。

心理學家將這種盲目稱為 “ 選擇性感知 ” :條件越是困難,我們往往就越是只看到機遇而非風險,並忽視會迫使我們質疑最初決定的各種情況。換句話說,我們徹底忽略了一切 “ 負面 ” 資訊。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所有人或投資者會將任何想要提醒他注意警報訊號的人斥為 “ 失敗主義者 ” 或 “ 想法消極的人 ” 。他身邊的人或許能夠更加客觀地評估負面結果的風險,但是不會願意講出自己的想法,或者只會極其謹慎地這樣做。相反,和他一樣過於自信並抱著沒有根據的樂觀態度的人會受到鼓舞,願意表達自己的觀點,因而強化並助長他執迷不悟地 “ 固執己見 ” 的決心。

企業家對風險視而不見嗎?

在冒險的問題上,企業家通常被認為極富冒險精神。新創企業後來高比例的破產情況當然支持了這一看法。實證研究並未在創業成功和冒險的意願之間建立明確的聯繫。這些研究所表明的是,願意冒險的人更有可能創辦企業,不過並不一定更有可能運作一家成功的企業。

值得注意的是,企業家對於自身行為風險性的認識往往不像別人所認為的那樣高。美國研究人員洛克和鮑姆一致認為 “ 企業家並不覺得他們的商業冒險像例如局外人所感覺的那樣,有那麼高的風險。這是因為企業家有很強的自信;相對於他們感知到的能力,這樣的商業冒險或許看上去沒什麼風險。果他們真的有能力,這一商業冒險或許客觀來講對他們而言的確不存在風險 ” 。

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企業家並不一定比非企業家更有可能有意識地去冒險,相反,這兩個人群對風險的看法不同。因此, “ 企業家被認為具有較低風險感知的特點,於是造成了他們對風險有更大的耐受力的假象。研究表明,企業家對於模糊的商業前景的歸類要比非企業家更為積極 ” 。企業家還被證明會採用直觀推斷法來減少在決策過程中對風險的感知。要不是因為這種 “ 認知捷徑 ” ,許多商業決策或許永遠不會做出。

對於公司所有人來說,常見的一種局面是,有時他們不得不承認自己最初的商業想法不再可行,而且公司沒有未來可言。這對公司所有人和他的僱員來說都是痛苦的時刻。另外,這只是商業生活正常的一部分,這種事情有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無論是看似無懈可擊的大公司還是中小型企業,都一樣無法倖免。正因為如此,分散你所面臨的風險並確保你的財富沒與哪一家公司綁定在一起,這對持久的財務成功具有關鍵意義。

富有的個人也經常會犯這樣的錯誤,他們將幾乎所有的資金都投入自己的公司,並且把錢放在那裡不動。將你所有的利潤進行再投資很可能是讓你的財富成長的最快方式。這也是一個巨大的賭博,不比你將所有的錢投在一隻股票上的風險小,記住:永遠都要讓你的個人資產與你公司的資產嚴格分開,以此來保護你的個人資產。

當今世界最大的政治風險

不過,不只是經濟形勢會發生迅速有時甚至出人意料的改變。在當今世界,最大的政治風險源自一個簡單的問題:許多國家居高不下的國債,以及政治人物為找到這個問題的 “ 解決之道 ” 所做的努力。在日本及美國和歐洲,官方公佈的公共債務水平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點。

近年來,金融危機大大加劇了這一局面。不過,目前債務危機的根源要深得多。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西方各國的政治人物通過承諾一個又一個福利計劃來獲得選民的忠誠。二戰後的歐洲見證了福利國家模式的出現和擴散,在這種模式下,約一半的國民生產總值得到重新分配,這些錢部分通過稅收和國民保險稅籌集,部分通過發行國債籌集。政治領導人不斷認真地尋覓消除所謂的 “ 社會不公 ” 的機會。就像阿克頓研究所的研究主任塞繆爾・格雷格所證實的,如今,單是歐洲就占到 “ 全世界經濟社會保障支出的 58 % ” 。

就連美國這個在許多歐洲觀察家眼中仍是 “ 不受管束的 ” 自由市場經濟的地方,最近幾十年的公共福利支出已經大幅成長。 2010 年, 70.5 % 的公共開支用在了各種福利計劃上,高於 1962 年 28.3 %和 1990 年 48.5 %的比例,超過 6700 萬美國人從政府領取福利。

正如威廉・沃格林在《永遠不夠:美國無止境的福利制度》一書中所說的,歐洲人心目中美國作為不受束縛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度堡壘的形像是個認識誤解——幾十年來美國的公共開支一直不斷上漲。這個國家規模龐大的債務問題不是由軍事開支造成的,而是因為福利支出的大幅成長

償還這些巨額公共債務是不可能的事情。幾乎所有西方國家都達到了借貸能力的上限。下一場金融危機會讓它們徹底崩潰。

從理論上講,有一些潛在的解決辦法可以緩解債務負擔,比如經濟成長、大規模削減福利支出、通貨膨脹、金融抑制、主權債務違約、提高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增加稅收,特別是對於 “ 高收入人士 ” 和 “ 高淨值人士 ” 。

當然,經濟成長是最理想的解決辦法,美國就是靠著經濟成長在二戰後擺脫了債務。不過,認為經濟成長的規模可能會大到降低目前債務水平的程度是不切實際的。大規模削減福利支出的選項效果有限,因為經驗表明,有膽量削減福利支出的政府通常會在下一屆選舉中敗選下台。

為什麼這麼多富人想移民

從理論上說,通貨膨脹也是減少公共債務的一個選項。有些投資者擔心銀行通過 “ 量化寬鬆 ” 來解決債務危機的政策會引發通膨。迄今為止,這種情況並未發生——事實上,通膨水平正在下降,歐洲和美國的政治人物更擔心的是通貨緊縮

不過,不能保證通膨水平長遠來講不會上升。自從廢除金本位以來,民主和專制政權在爆發經濟危機的時候都很容易採取印鈔的做法,由此引發通膨和惡性通膨。歐洲央行的問題在於,在歐元區危機的過程中,它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這意味著防範通膨的關鍵保護機制變得沒有任何效力。

主權債務違約無疑是最後一招。政府會通過大幅增加稅收和要求高淨值人士繳納特別稅,以盡其所能地避免這樣的結果。 2013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曾提出收取 10 % 的 “ 私人財富稅 ” 的想法。

這一建議體現了一種政治共識,即在 “ 財政困難 ” 時期,富人不像其他人群那樣更值得保護。現任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曾把徵收 “ 國家團結特別稅 ” ,亦稱針對百萬富翁的 “ 附加稅 ” 的提議作為 2012 年競選綱領的核心內容。憲法委員會最初拒絕了這一提議,但後來通過了修改後的版本,要求雇主為年薪超過 100 萬歐元的僱員暫時性地支付 75 %的稅款。就連像前投資銀行家、現任經濟部長埃馬紐埃爾・馬可宏這樣的溫和派社會黨人都認為這種做法是荒謬的,抱怨說奧朗德正在讓法國變成 “ 沒有太陽的古巴 ” 。

如果你認為 75 %的 “ 附加稅 ” 毫無道理,這種做法卻絕非前所未有。 20 世紀 70 年代,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將針對高收入者的稅收提高到讓諸如宜家家居創辦人英瓦爾・費奧多爾・坎普拉德覺得別無選擇只能離開這個國家的地步。 1973 年,坎普拉德先是搬到了丹麥,然後又去了瑞士。

三年後,他的瑞典同胞、創作了舉世聞名的《長襪子皮皮》系列的阿斯特麗德・林格倫在瑞典《快報》上發表了一篇諷刺 “ 童話 ” ,名字是門尼斯馬尼拉王國的潘帕里潑撒》(《金錢世界的潘帕里潑撒》),以抗議對自僱人士徵收過高的邊際稅率。按照她的計算,她本人繳納的稅超過了她收入的 100 %(!)。瑞典財政大臣公開批評這位暢銷書作家失去了理智。不過他很快收回了這樣的指責,因為事實證明,林格倫實際繳納的稅率比她本人抱怨的 102 % 還要高。

面對 102 % 甚至更高的稅率,富人有三個選擇:他們可以自掏腰包,補上差額;採取逃稅做法;或者離開這個國家。富人們對這一風險的估計不足讓他們自己處於險境——如果在不遠的將來的任何時候,再發生一次金融危機,政治領導人會尋找替罪羊來為他們的錯誤承擔責任。

2009 年,在上一次金融危機達到頂點時,民眾出現了反感 “ 高層 ” 和全體 “ 富人 ” 的情緒,對 “ 銀行家 ” 尤為敵視。報紙上充斥著關於 “ 痛打銀行家 ” 事件的報導。 3 月 25 日,反銀行家活動人士襲擊了前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 RBS-UK)執行長弗雷德・古德溫位於愛丁堡的家,打碎了一些窗戶,毀壞了停在私人車道上的一輛汽車。

2009 年 4 月二十國集團峰會在倫敦召開期間,許多銀行家和倫敦交易員身穿牛仔褲和運動衫上班,是因為害怕會被抗議者 “ 掛在路燈桿上 ” 。抗議活動的組織者之一克里斯・奈特因為鼓動針對銀行家的暴力活動遭到停職,並最終被解除他在東倫敦大學人類學系擔任的講師職務。

千百年來,在爆發危機時譴責不受歡迎的少數人向來是歷久不衰的做法。這種 “ 替罪羊策略 ” 有效,是因為危機的真正原因通常不是大多數人所能理解的——責怪 “ 富人 ” 遠比試圖去理解導致崩盤的複雜經濟誘因要簡單得多。

坎普拉德作出移居國外的決定或許看起來是極端的反應,但是這樣做的絕不只是他一個人。奈特・弗蘭克編纂的《 2013 年財富報告》中,包含不同國家或地區打算離開本國的百萬富翁比例的數據。拉丁美洲( 73 %)和俄羅斯( 67 %)的比例最高並不令人意外。不過,歐洲差得也不太多—— 60 %的歐洲百萬富翁考慮移居國外,相比之下,美國只有 33 %,澳洲有 26 %。

雪球》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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