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蒙格:人類誤判心理學(四)

作者:價值投資手冊APP   |   2017 / 03 / 24

文章來源:雪球   |   圖片來源:Luby


權威 — 錯誤影響傾向

和其所有祖先相同,人類也生活在階級分明的權力結構中,所以大多數人生下來就要跟隨領袖,能夠成為領袖的則只有少數人。因此,人類社會被正式組織成階級分明的權力結構,這些結構的文化則增強了人類天生就有的追隨領袖的傾向。

但由於人類的反應大多數是自動的,追隨領袖的傾向也並不例外,所以當領袖犯錯的時候,或者當領袖的想法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傳達、被大眾所誤解的時候,追隨領袖的人就難免會遭受極大的痛苦。所以我們看到的許多例子都表明,人類的權威—錯誤影響傾向會造成認知錯誤。

有些錯誤影響是很可笑的,就好像羅伯特·西奧迪尼 (Robert B. Cialdini) 講過的一個故事。美國有個醫生給護士一張手寫的字條,吩咐她如何治療病人的耳痛。紙條上寫著“Two drops,twice a day,r.ear。” (“每天兩滴,右耳。”) 護士把 r.ear (右耳) 看成了rear (屁股) ,於是讓病人翻過身,把滴耳液滴進了病人的肛門。

錯誤地理解權威人物的吩咐有時會造成悲劇性的後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部隊給某位將軍安排了新的飛行員。由於將軍就坐在副機長的位子上,這個新的飛行員感到特別緊張,他很想取悅這位新老闆,乃至把將軍在座位上挪挪身體的細微動作誤解為某種讓他去做傻事的命令。於是飛機墜毀了,飛行員落得了半身不遂的下場。

當然,像巴菲特老闆那樣深謀遠慮的人會注意到這類案例,他坐在飛行員旁邊時總是表現得像一隻過於安靜的老鼠。

在飛行模擬訓練中,人們也注意到這類情況。副機長在模擬訓練中必須學會忽略機長某些真正愚蠢的命令,因為機長有時會犯嚴重的錯誤。然而,即使經過這種嚴格的訓練,副機長在模擬飛行中仍然非常頻繁地讓模擬飛機由於機長某些極其明顯的嚴重錯誤而墜毀。

飛黃騰達的陸軍下士希特勒 (Adolf Hitler) 成為德國元首之後,帶領大批虔誠的路德教徒和天主教徒倒行逆施,進行了慘無人道的種族大屠殺和其他大規模的破壞活動。後來有個聰明的心理學教授,也就是斯坦利·米爾格拉姆 (Stanley Milgram) ,決定做一個實驗來弄清楚權威人物到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普通人去做罪大惡極的壞事。

在這個實驗中,有個人假扮成權威人物,一個主導這次正規實驗的教授。這個人能夠讓許許多多普通人將他們完全信以為真的假電刑用來折磨他們的無辜同胞。這個實驗確實證明權威 — 錯誤影響傾向能夠造成可怕的結果,但它也證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的心理學界是極其無知的。

只要拿著我的心理傾向清單,然後逐項對照,幾乎每個聰明人都能明白,米爾格拉姆的實驗涉及到六種強大的心理傾向,它們共同發揮作用,造成了他那極端的實驗結果。

例如,那個按下米爾格拉姆的電擊按鈕的人,肯定從在場無動於衷的旁觀者那裡得到許多社會認可,那些人的沉默意味著他的行為是沒有問題的。

然而,在我討論米爾格拉姆之前,心理學界發表了上千篇相關論文,可是這些論文對米爾格拉姆實驗的意義,至多理解了 90%。而任何聰明人只要做到下面兩點,就能立刻完全理解這個實驗的意義: (1) 按照我在這篇講稿中談到的方法,合理地組織心理學知識; (2) 使用核對檢查清單的做法。這種情況說明那些早已逝世的心理學教授思考方法紊亂,對此需要一種更好的解釋。下面我會不情願地談談這個話題。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一個有權威 — 錯誤影響傾向的垂釣者的故事。我們應該慶幸上一代的心理學家頭腦沒有錯亂到這個垂釣者的地步。

我曾經去哥斯達黎加的科羅拉多河垂釣,當時我的嚮導在震驚中告訴了我一個垂釣者的故事。那垂釣者比我早到科羅拉多河,他之前從來沒有釣過海鰱魚,像我一樣請了一位垂釣嚮導。那嚮導既負責開船,也提供許多垂釣建議。

在這個背景下,嚮導豎立了絕對權威的身份。那個嚮導的母語是西班牙語,而垂釣者的母語則是英語。垂釣者釣上了一條很大的海鰱魚,於是開始遵從這位被他當成權威人物的嚮導的各種指示:抬高點、放低點、收線等。

到最後,魚上鉤了,垂釣者需要把竿往上提才能把魚釣起來。但是嚮導的英語並不好,把收竿說成了“給它桿,給它桿”。哇,垂釣者居然把他那根昂貴的釣竿扔給了魚,最後那釣竿沿著科羅拉多河漂向大海去了。這個例子表明,跟隨權威人物的心理傾向是很強大的,而且能夠使人們變得非常糊塗。

我最後的例子來自商界。有個心理學博士當上某家大公司的總裁之後就發狂了,花很多錢在一個偏僻的地方蓋了新的總部大樓,還修了很大的酒窖。後來,他的下屬匯報說資金快用完了。“從折舊準備金帳戶提,”這位總裁說。那可不太容易,因為折舊準備金帳戶是負債帳戶。

對權威人物不應該的尊敬造成了這種情況:這位總裁和許多甚至比他更糟糕的管理人員明明早就該被革除職務,卻繼續擔任一些重要商業組織的領導人。其中蘊含的意義不言自明:選擇將權力交給誰時要很謹慎,因為權威人物一旦上台,將會得到權威—錯誤影響傾向的幫助,那就很難被推翻。

廢話傾向

作為一種擁有語言天賦的社會動物,人類天生就有本事囉哩囉唆,說出一大堆會給正在專心做正經事的人造成許多麻煩的廢話。有些人會製造大量的廢話,有些人則廢話很少。

曾經有個很好玩的實驗向人們展示了蜜蜂說廢話引起的麻煩。在正常的情況下,蜜蜂會飛出去找蜜源,然後飛回蜂巢,跳起一種舞蹈,以此來告訴其他蜜蜂蜜源的位置。然後其他蜜蜂就會飛出去,找到蜜源。某個科學家 — 他像 B.F.斯金納那麼聰明 — 決定要看看蜜蜂遇到麻煩之後會怎麼辦。

他把蜜源放得很高,非常高。大自然中並沒有那麼高的蜜源,可憐的蜜蜂缺乏一種足以傳達這個訊息的基因程序。你也許認為蜜蜂將會飛回蜂巢,然後縮到角落裡,什麼也不做。但情況不是這樣的。蜜蜂回到蜂巢,開始跳起一種莫名其妙的舞來。我這輩子總是在跟那些很像這蜜蜂的人打交道。

聰明的行政機構應該採取一種非常重要的做法,就是讓那些囉哩囉唆、喜歡說廢話的人遠離嚴肅的工作。加州理工學院有個名副其實的著名工程學教授,他有深刻的見解,然而說話比較魯莽。他曾經直言不諱地說:“學術管理機構的首要任務,就是讓那些無關緊要的人不要去干預那些有關緊要的人的工作。”

我引用這句話,部分原因在於,我跟這位教授一樣直言不諱,經常得罪人。雖然做了大量的努力,我還是沒能改掉說話魯莽的習慣,所以我引用這位教授的話,是希望至少和他比起來,我將會顯得比較委婉。

重視理由傾向

人,尤其是生活在發達文化中的人,天生就熱愛準確的認知,以及獲取準確認知過程中得到的快樂。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填字遊戲、橋牌、象棋、其他智力遊戲和所有需要思維技巧的遊戲才會如此廣受歡迎。

這種傾向給人們的啟發不言而喻。如果老師在傳授知識時講明正確的原因,而非不給任何原因,只是高高在上地把知識羅列出來,那麼學生往往會學得更好。因此,不僅在發布命令之前要想清楚原因,而且還應該把這些原因告訴命令的接受者,沒有比這更明智的做法了。

說到對這個道理的了解,沒有人比得上卡爾·布勞恩。他為人正直,以過人的技巧設計了許多煉油廠。他掌管的那家德式的大企業有一條非常簡單的規矩:你必須講清楚何人將在何時何地因何故做何事。如果你給屬下寫紙條,吩咐他去做事情,卻沒有交待原因,布勞恩可能會解僱你,因為他非常清楚,人們只有一絲不苟地把某個想法的原因都擺出來,這個想法才最容易被接受。

總而言之,如果人們畢生致力於將他們的直接和間接經驗懸掛在一個解釋“為什麼”的理論框架之上,那麼他們對知識的吸收和使用就會變得更加容易。實際上,“為什麼”這個問題是一塊豎在精神寶庫門外的羅塞塔石碑 (注:RosettaStone,古埃及石碑,因石碑上用希臘文字、古埃及文字和當時的通俗體文字等三種不同語言版本刻有埃及國王托勒密五世的詔書而成為今天人們研究古埃及史的重要歷史文物) 。

不幸的是,重視理由傾向是如此強大,乃至一個人給出的理由哪怕是毫無意義的或者是不准確的,也能使他的命令和要求更容易得到遵從。有個心理學實驗證明了這一點。在這個實驗中,實驗人員成功地插隊到排在影印機前面的長隊前頭,他給出的理由是:“我要影印幾份東西。”

重視理由傾向這種不幸的副作用其實是一種條件反射,會出現這樣的條件反射,是因為大多數人都認為有理由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自然地,某些商業機構和邪教組織經常利用各種有噱頭的理由來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

lollapalooza 傾向

這種傾向在我翻閱過的那幾本心理學教科書裡是找不到的,至少沒有得到系統的介紹,然而它在現實生活中卻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它解釋了米爾格拉姆的實驗結果為什麼會那麼極端,也解釋了某些邪教組織為什麼能夠極其成功地透過各種手段,將許多心理傾向引起的壓力施加在傳教目標身上,從而迫使他們皈依。

被邪教盯上的目標跟巴甫洛夫晚年研究的那些狗是相同的,他們的抵抗力因人而異,但有些被盯上的人在邪教的壓力之下頓時變成了行屍走肉。實際上,有些邪教管這種皈依現象叫做“咔嚓” (snapping) 。

從前的心理學教科書作者極其無知,對此我們應該如何解釋呢?哪個曾經在高等學府上過物理學或者化學入門課的人,會不去考慮各種心理傾向如何結合並產生什麼結果嗎?為什麼有些人對各種心理傾向之間相互影響的複雜關係毫無所知,卻自以為他的心理學知識已經足夠多了呢?

那些心理學教授研究的是大腦使用過度簡單的運算法則的傾向,對認知產生的糟糕影響,而他們本身卻使用一些過度簡單的概念,還有什麼比這更具諷刺意味呢?

我將會提出幾個初步的解釋。也許很多早已逝世的心理學教授想要透過一種狹隘的,可重複的心理學實驗來撐起整個心理學學科;這種實驗必須能夠在大學的校園中進行,而且每次只針對一種心理傾向。

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些早期的心理學教授以這樣拘束的方法來研究自己的學科就犯了巨大的錯誤,因為他們封死了許多走近心理學的道路。這就好像物理學忽略了 (1) 天體物理學,因為它的實驗不可能在物理實驗室中進行,(2) 所有的複合效應。

是哪些心理傾嚮導致早期的心理學教授採用一種非常狹隘的方法來研究他們自己的學科呢?其中一個候選的答案是,偏好容易控制的資料引發的錯誤衡量易得性傾向。然後這些對研究方法的限制最終將會創造出一種極端的鐵鎚人傾向。

另外一個候選的答案可能是羨慕/妒忌傾向:早期的心理學家誤解了物理學,並對物理學懷有一種怪異的妒忌心態。這種可能性證明學院派心理學完全不研究妒忌絕對是一種錯誤的做法。

現在我想把所有這些歷史謎團交給比我優秀的人去解決。好啦,我對各種心理學傾向的簡短描述就到這裡為止。

Q & A

正如前面承諾過的,我將會自問自答幾個普遍被問到的問題。

第一個是複合問題:和歐幾里得的系統相比,這份心理傾向列表是不是顯得有點重複?這些傾向之間是否有重疊之處?這個系統能用其他同樣令人信服的方法排列出來嗎?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這些缺點並不算嚴重。進一步提煉這些傾向的做法雖然是可取的,但卻會使它們的實用性受到限制,因為對於像心理學這樣的軟科學來講,有許多含糊之處是沒辦法弄清楚的。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你能否舉出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事例,而不是米爾格倫式 (編者按:權力服從研究) 的受到控制的心理學實驗,然後用你的系統來令人信服地對各種心理傾向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分析?答案是肯定的。

我最喜歡的事例是麥克唐納 – 道格拉斯 (McDonnell Douglas) 的飛機乘客撤離測試。政府規定,新型飛機在銷售之前,必須透過乘客撤離測試。測試要求滿載的乘客在一段很短的時間內撤出機艙。政府的指示是,這種測試應該和現實的情況貼近。所以你撤離的乘客如果是一些只有 20 歲的運動員,那麼肯定是無法通過測試的。

於是麥道安排在某個陰暗的停機庫進行撤離測試,請了許多老年人來扮演乘客。飛機客艙離停機庫的水泥地面大概有 20 英尺高,而撤離的通道是一些不怎麼結實的橡膠滑梯。第一次測試在早晨進行。有 20 個人受了重傷,而且整個撤離過程耗時超過了測試規定的標準。那麼麥道接下來怎麼辦呢?它在當天下午進行第二次測試,這次也失敗了,多了 20 名嚴重受傷的人,其中有一個還落得終身癱瘓。

哪些心理傾向對這個可怕的結果作出了貢獻呢?把我的心理傾向列表作為一張檢查清單,我將會作出如下的解釋。獎勵超級反應傾向驅使麥道迅速採取行動。它只有透過乘客撤離測試才能開始銷售新飛機。同樣驅動該公司的還有避免懷疑傾向,這種傾向促使它作出決定,並依照決定去行事。

政府的指示是測試應該和現實的情況貼近,然而在權威 — 錯誤影響傾向的驅動之下,麥道過度遵守政府指示,採用了一種顯然太過危險的測試方法。到這個時候,整個行動的過程已經被確定下來,於是避免不一致性傾向,使得這種近乎無腦的計劃得以繼續進行。

當麥道的員工看到那麼多老人走進陰暗的停機庫,看到飛機客艙是那麼高,而停機庫的水泥地面是那麼硬,他們肯定覺得非常不安,但發現其他員工和上級對此並沒有表示反對。因而,社會認可傾向消除了這種不安的感覺。這使得行動能夠依照原定的計劃進行;而計劃能夠得以延續,也是受到權威 — 錯誤影響傾向。接著出現了災難性的結果:當天早晨的測試失敗了,還有許多人受了重傷。

由於確認偏見,麥道忽略了第一次測試失敗中強大的反面證據;而失敗則激發了強烈的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促使麥道繼續原初的計劃。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使麥道就像賭徒,在輸掉一大筆錢之後急於扳平,狠狠地賭了最後一把。畢竟,如果不能按期透過測試,麥道將會蒙受許多損失。

也許還能提出更多基於心理學的解釋,但我的解釋已經足夠完整,足夠證明我的系統在被當做檢查清單來使用時是很有用的。

第三個也是複合問題:這份心理傾向列表中體現的思想系統在現實生活中有什麼用呢?廣義的進化 (包括基因的進化和文化的進化) 早已將這些心理傾向深深地植根在我們的大腦裡,這些我們無法擺脫的心理傾向能帶來什麼實際的好處呢?我的答案是,這些心理傾向帶來的好處可能比壞處多。不然的話,它們就不會存在於人類容量有限的大腦中,而且還對人類的處境產生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這些傾向不能,也不該,遭到自動地清除。

儘管如此,上文描繪的那種心理思考系統,如果得到正確的理解和應用,將有助於智慧和端正行為的傳播,並且有助於避免各種災難。心理傾向是可以改變的,認識各種心理傾向和防範它們的對策通常能夠防患於未然。下面列出的這些例子讓我們明白一個道理:基本的心理學知識是非常有用的:

一、卡爾·布勞恩的交流方法。

二、飛行員訓練中對模擬器的使用。

三、酒癮戒除組織的制度。

四、醫學院中的臨床培訓方法。

五、美國制憲大會的規則:絕對保密的會議;最終投票之前所有的投票都不記名;大會結束前選票隨時可以重投;對整部憲法只投一次票。這些是非常聰明的、尊重心理學的規則。如果那些開國元勳當時使用的是另外一種表決程序,那麼許多人將會受到各種心理傾向的影響,從而採用那些互不一致的、僵化的立場。那些英明的開國元勳讓我們的憲法順利透過表決,因為他們摸透了人們的心理。

六、使用祖母的激勵機制 (注:前文所述“祖母的規矩”) 讓人們約束自己,從而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務。

七、哈佛大學商學院對決策樹的強調。在我年輕而愚蠢的時候,我經常嘲笑哈佛大學商學院。我說:“他們居然在教那些 28 歲的人如何在生活中應用高中的代數知識?”但後來我變得聰明了,終於明白他們的做法是很重要的,有助於預防某些心理傾向引起的糟糕後果。雖然明白得有點晚,但總比始終不明白好。

八、強生公司所用的類似於屍檢的做法。在絕大多數公司,如果你進行了併購,而這次併購成為災難的話,所有造成這次愚蠢併購的人、文件和演說都會很快被忘記。沒有人願意提起這次併購,因為害怕聯想到其糟糕的結果。但是強生公司規定每個人都要審視已完成的併購,將預測和結果進行比較。這麼做是非常聰明的。

九、查爾斯·達爾文在避免確認偏見方面作出的偉大榜樣。美國藥品管理局 (FDA) 效仿了達爾文的做法,很明智地要求在開發新藥物的研究中必須採用反確認偏見的“雙盲試驗” (Double Blind) 方法。

十、華倫·巴菲特關於公開競標的原則:別去。

第四個問題是:在列表所展現的思維系統中隱藏著什麼特殊的知識問題?嗯,答案之一就是悖論。在社會心理學裡面,人們對這個系統了解得越多,它的真實性就越低,而這恰恰使得這個系統在防止糟糕後果、推動良好結果方面具有很大的價值。這個結果是悖論式的,讓人沒辦法把心理學和基礎物理學聯繫起來,但這有什麼關係呢?就連純數學都無法擺脫所有的悖論,心理學裡面有些悖論值得大驚小怪嗎?

這種認知轉變中還有一個悖論:被操控的人即使明知道自己正在被操控,也會心甘情願地被對方牽著鼻子走。這在悖論中創造了悖論,但還是那句話,這有什麼關係呢?我曾經非常享受這種情況。

許多年前,我在晚宴上遇到某位漂亮的女士。我以前並不認識她。她先生是洛杉磯一位有頭有臉的人物。她坐在我旁邊,仰起那張美麗的臉龐,對我說:“查理,你能用一個詞來說明你在生活中取得非凡成就的原因嗎?”我明知道她肯定對許多人都這麼說,但我還是覺得很高興。我每次見到這位美女都會精神一振。

順便說一聲,我跟她說的答案是我很理性。至於這個答案是不是對的,你就自行判斷。我可能展現了某些我原來不想展現的心理傾向。

我的第五個問題是:我們需要將經濟學和心理學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好像已經有人開始這麼做了。我聽說過一個這樣的例子。加州理工學院的科林·卡米瑞爾 (注:科林·卡米瑞爾,1959 —,美國行為經濟學家) 研究的是“實驗經濟學”。

他設計出一個有趣的實驗,讓一些智商很高的學生用真錢來模擬炒股票。結果有些學生為某隻“股票”付出了 A + B 的價格,儘管他們明知道該“股票”當天的“收盤價”是 A。這種愚蠢的行為會發生,是因為那些學生被允許在一個流動市場上自由買賣那隻股票。有些學生付出 A + B 的價格,是因為他們希望能夠在當天收盤之前以更高的價格賣給其他學生。

現在我敢自信地預言,大多數經濟學教授和公司理財教授將會無視卡米瑞爾的實驗結果,繼續堅定地信奉他們原來那種“嚴格的有效市場假設”。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種情況將再次證明聰明人在受到心理傾向影響之後會變得多麼不理智。

我的第六個問題是:這些有關心理傾向的知識難道不會帶來道德問題和審慎問題嗎?我的答案是會的。例如,心理學知識能夠用來提高說服力,而說服力和其他力量一樣,既可以用來做好事,也可以用來做壞事。

庫克船長曾經用心理學花招耍了他的水手,讓他們吃酸泡菜來防治壞血病。在我看來,儘管庫克船長有故意操控那些水手之嫌,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做法是道德的,也是明智的。

但更為常見的是,你會利用有關心理傾向的知識來操控別人,以便獲取他們的信任,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樣一來,你就犯了道德的錯誤和不夠審慎的錯誤。道德錯誤很明顯,不用多說。這麼做之所以犯了不夠審慎的錯誤,是因為許多聰明人在成為被操縱的目標之後,會發現你正在試圖操縱他們,反過來憎恨你的行為。

我最後的問題是:這篇演講稿存在事實上和思考上的錯誤嗎?答案是肯定的,幾乎是肯定的。這篇稿件是一個 81 歲的老人憑記憶花了大概 50 個小時改定的,而且這個老人從來沒有上過一節心理學課,在過去將近 15 年的時間裡,除了一本發展心理學的著作,沒有看過任何心理學的書。

即使如此,我認為我這篇演講稿整體上是非常站得住腳的;我希望我的後代和朋友將會認真地考慮我所說的話。我甚至希望會有更多的心理學教授和我一起致力於 (1) 大量地採用逆向思維; (2) 詳盡地描繪心理學系統,讓它能夠像檢查清單那樣發揮更好的作用; (3) 特別強調多種心理傾向共同發揮作用時產生的效應。

我的演講到這裡就結束啦。如果你在思考我所講的內容的過程中得到的快樂,有我寫下它的時候得到的快樂的十分之一那麼多,那麼你就是一名幸運的聽眾。

重讀第十一講

在 2000 年發表的這次演講中,我稱讚了朱迪絲·哈里斯 (Judith Harris) 那本非常暢銷的《教養的迷思:父母的教養能不能決定孩子的人格發展?(The Nuture Assumption) 》。

你們應該記得,這本著作證明了同輩群體的壓力對年輕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而以往普遍認為很重要的父母的教養反而沒那麼重要。這本具有極大實際意義的成功作品背後的故事很有趣:早在這本書出版之前,現年 67 歲的哈里斯女士在哈佛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但卻被開除了,因為哈佛大學認為她缺乏從事心理學研究必備的理想素質。

由於罹患了某種無法治癒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哈里斯女士成年之後大多數時間都待在家裡。疾病纏身、默默無聞的她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教養的迷思》就是根據這篇論文的基本觀點寫成的。這篇論文讓她獲得了某個聲譽很高的大獎,這個獎項由美國心理學協會每年頒發給那些已發表的優秀論文,它恰恰是以那個將她開除出哈佛大學的人的名字命名的。

從她那本令人難忘的作品中得知這件荒唐的事情之後,我寫信給哈佛大學 — 我的母校,敦促它授予我並不認識的哈里斯女士以名譽博士學位,或者授予她真正的博士學位,那就更好。

我引用了牛津大學的例子。這所偉大的大學曾經開除了它最優秀的學生 — 塞繆爾·詹森 (Samuel Johnson) ,因為他窮得沒辦法繼續繳納學費。但牛津大學後來作出了體面的改正。在約翰遜戰勝疾病,從窮困潦倒中逐漸成為著名人物之後,牛津大學授予了他博士學位。

我試圖說服哈佛在這方面效仿牛津的努力完全失敗了。但哈佛大學後來確實從麻省理工學院挖來了當世最著名的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而平克則十分景仰哈里斯女士。從這個舉措中我們能明白哈佛人文社科學部的聲譽為什麼比其他大學的要高。該學部的底蘊極其深厚,能夠部分地改正某些在別的地方放任自流的愚蠢錯誤。

2006 年,在與不治之症作鬥爭中前行的哈里斯女士出版了第二部作品,《基因或教養──解開人格差異之謎 (No Two Alik) 》。這個書名很貼切,因為作者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同卵雙胞胎最終在性格方面為什麼會截然不同。

帶著好奇心周詳地探討這個問題的她讓我想起了查爾斯·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和洛克·福爾摩斯 (Sherlock Holmes) 。她從心理學文獻中收集和解釋了許多資料,提出了一種非常可信的答案。她引用了一個有趣的案例,有一對同卵雙胞胎,其中一個人在生活和事業上都取得了成功,而另外一個人則淪落到貧民窟。

哈里斯女士對這個核心問題作出了極具概括性的解答,在這裡我不想透露她的答案,因為對《窮查理寶典》的讀者來說,先猜測答案,然後再去閱讀她的書會更好。如果哈里斯女士大致上是正確的 — 在我看來非常有可能如此 — 那麼處境十分不利的她已經兩次提出了在培養教育兒童和其他許多方面具有重大實際意義的學術理論。

這種罕見而值得欽佩的結果是怎麼出現的呢?用哈里斯女士自己的話來說,她“為人傲慢而多疑,甚至從小時候起就是這樣”,這些性格特徵加上耐心、決心和技巧,明顯讓她直到 67 歲還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走得很順利。

毫無疑問的是,熱衷於摧毀自己的觀念,也是促使她成功的因素之一,我這麼說,是因為她現在還在為以前撰寫教科書時重複了某些錯誤的理論而道歉。

在這一講中,我也展示了我的傲慢,因為我對自己所說的話非常有信心。這一講無非就是宣稱: (1) 學院派心理學是非常重要的; (2) 儘管如此,這門學科中那些擁有博士學位的學者的心理學理論和他們對心理學的表述往往是有毛病的; (3) 和絕大多數教科書相比,我對心理學的表述方式在實用性方面往往擁有巨大的優勢。

自然,我相信這些極度自負的宣言是正確的。畢竟我收集這一講中所包含的材料是為了幫助我在實踐思維方面取得成功,而不是為了透過公佈一些貌似聰明的理論來獲取好處。

如果我的看法是正確的,哪怕只有部分是正確的,未來這個世界理解心理學的方法,將會跟這一講所用的辦法差不多。如果是這樣,我自信地預言,這種實踐的改變將會普遍地提高人們的競爭力。

雪球》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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