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0 年最強沙塵暴,竟是蒙古國的「人禍」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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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10 年最強沙塵暴,竟是蒙古國的「人禍」導致?

2021 年 3 月 26 日


3 月 15 日,一場強沙塵暴襲擊了半個中國,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大批航班因此延誤,北京街頭黃沙漫天的照片從微信朋友圈一路洗版到各大國際媒體頭版。氣象部門的數據分析表明,這場沙塵暴在中國境內達到了十年以來最大強度,也是本世紀初北京遭遇沙塵暴威脅、大量防風固沙措施全面落實以來,北方城市少有的一次與強沙塵暴的 “ 親密接觸 ” 。

按預測,這次沙塵暴會在 16 日上午結束,但當人們從驚悚照片與網路調侃中回過神來,開始追問沙塵暴的源頭,全世界才突然發現:

同一場沙塵暴在它的發源地蒙古國開始於 3 月 13 日,已經造成至少 10 人死亡,失踪人數一度超過五百,搜救仍在進行,另有數十座建築受損,牲畜死亡預計將超過 1200 頭。 14 日起,蒙古國國家緊急事務管理局在其網站上更新多條援救消息,但直到 15 日早上黃沙直撲北京以後,蒙古才作為 “ 襲擊北京的沙塵暴的起源地 ” 而獲得了依然為數不多的關注。

▲蒙古國 13 日沙塵景象/蒙古國國家緊急事務管理局

這或許也是過去二三十年蒙古國處境的一個縮影:在周邊鄰國對於空氣污染和氣象災害防治日益重視,東北亞其他內陸地區的荒漠化防治逐漸收穫治理成果的同時,乏人問津的蒙古國的狀況卻在惡化下去。

蒙古正在沙化

夾在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蒙古國,眼前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國土正在面臨荒漠化威脅。如果從地圖上看,說整個國家都正在逐漸向荒漠發展,也不為過。

按照地理學資料,蒙古國的 156 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當中,有約 10% 為森林覆蓋,其餘的大多數地區屬蒙古高原,高山草原、乾旱平原草原和沙漠草原的總覆蓋面積超過 80% 。但在最近的研究當中,蒙古國面臨荒漠化威脅的國土已達總面積的 76.8% ,面臨荒漠化的草場比率達到 90% ,而真正的沙漠已經占到國土總面積的超過 40% 。

▲1990-2010 年蒙古國荒漠化地圖/ 網頁截圖

沙塵暴形成於春季上升氣旋遭遇乾燥裸露地表,在嚴格意義上本是一個自然現象,對於氣象意義上在歐亞大陸十分重要的蒙古高原,類似過程的發生尤為突出。但在今天的蒙古國,問題早已不是自然規律所能解釋:一項長期觀察稱 1950 年代蒙古發生強沙塵暴的頻率約為每年五次,但在上一個十年這一頻率已經變成三十次;另一項研究則稱, 1960 年代蒙古每年約有 20 天發生沙塵暴,到 1980 年代已上升到 50 天, 2010 年代則進一步上漲到 100 天——這已經意味著一年有接近三分之一時間,蒙古人都要活在沙塵肆虐之下。

是什麼在改變蒙古?首要因素或許是全球性的氣候改變,或更直接地說,是全球變暖造成的更嚴重的干旱:自 1940 年以來,蒙古年平均氣溫至少升高了 1.8 ℃,預計變暖還將繼續,這意味著這個本就缺水的地區蒸發量加劇,而乾燥天氣更有可能長期持續。東北亞跨區域環境合作項目(NEASPEC)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將乾旱和風蝕列入造成蒙古荒漠化的四個主要因素之二,俄羅斯學者在 2018 年發表的一份有關蒙古荒漠化成因的研究當中,也將氣溫升高和降水減少列為 “ 荒漠化的直接原因 ” 。

在中國西北治沙十餘年的民間生態行動者馬俊河也在回答世界說提問時表示,從經驗來看治沙問題上人力仍無法扭轉天意,降水量的減少對於任何地區都是無法挽回的難題,並非人力所能輕易彌補。 2020 年 11 月發表於《科學》期刊上的一篇論文則驗證了蒙古國史無前例的持續乾旱:近年來蒙古國所經歷的高溫和乾旱,在過去二百五十年時間裡前所未有。

但另一方面,除了天災,蒙古國正在經歷的還有人禍。

市場化改革之後

與刻板印象相類似,蒙古至今仍大體上是一個農業國:包括牧業在內的廣義農業在其整體經濟結構中佔比仍超過 20% 。另一個重要的支柱產業則是採礦,國家預算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採礦產品,農產品及其加工產品的出口。

放牧和採礦,正是這兩大支柱產業將蒙古本就脆弱的生態系統推向了崩潰邊緣。

所有對於蒙古荒漠化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聚焦於過度放牧:蒙古國政府公佈的官方數據顯示,自 1990 年至 2018 年,蒙古全國牲畜總量達到了最初水平的 2.6 倍。僅從數字上看,特別是比起同期許多周邊國家經濟經歷過的爆發性成長,蒙古國牧業的發展速度並不驚人,問題在於,過去三十年裡增加的一倍多牲畜幾乎完全是過度放牧的產物——聯合國發展署 2021 年 1 月公佈的數據顯示,至 2019 年蒙古國全國牲畜數量已達 7090 萬,比牧場總承載能力足足超出 3300 萬,不同地區放牧牲畜數量達到牧場環境承載力的 2-7 倍。

前述東北亞跨區域環境合作項目發布的研究報告中,過多的牲畜數量與集中化增加被列入了四個造成荒漠化的主要原因中的另外兩項,與此同時,過度放牧在對於持續荒漠化過程的影響程度方面排名第一, 36% 的荒漠化案例直接來源於此。

牧場的荒漠化反過來又直接造成了牧民的被迫流失: 2020 年發表的一篇對於荒漠化在蒙古國造成的社會經濟影響的研究指出,自 1989 年至 2018 年,調查所及幾乎所有的盟(基層行政單位,類似於村)都在發生人口流失,但以行政區劃論,大部分地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彌補了鄉村地區的缺口,這正是由於荒漠化迫使許多牧民不得不放棄原有生計,進入城市尋找機會所致。

與之同時發生的則是礦業的野蠻成長。蒙古國自然資源豐富,採礦業近年來發展迅猛,尤其是直接吸納了為數不少的流失牧民,以另一種方式對蒙古自然環境施加了更為嚴峻的破壞壓力。

在這二者背後,則是蒙古國在蘇聯解體後被迫開始的市場化改革:一邊是原有的國家計劃不復存在,另一邊則是改革時期飛漲的生活和生產成本迫使人們更勤奮地工作。儘管類似的過程發生於這一地區所有國家,但在以游牧為主的蒙古,它還沒來得及給所有人帶來更多的財富和更好的生活,就首先造成了對於自然環境的巨大壓力。

▲ 1990-2018 年蒙古國牲畜數量統計/ 網頁截圖

一個最為直接的例子就是山羊:由於羊絨價格不斷走高,牧民增養山羊,山羊啃食草根的習慣加劇草場退化,最終造成荒漠化。在蒙古國, 1990 年山羊在全部牲畜的佔比僅 19.8% ,到 2018 年這一數字已上漲到 40.8% 。

如何解決?

試圖干預蒙古國沙化的努力過去三十年來從未停止。 1997 年,蒙古國自然與環境部發布了《抗擊荒漠化國家行動計劃》,其後又逐步建立了沙塵暴氣象監測系統和環境保護法律,從 1990 年到 2001 年,該國政府在蒙古的 14 個防沙治沙項目上花費了 2,460 萬美元, 2005 年又啟動了全國防沙林項目 “ 綠帶計劃 ” ,以延緩荒漠化進程。

但很顯然,從結果看,所有這些措施都仍遠遠不夠:針對蒙古全國的社會經濟調查研究表明,由於市場導向,未來將出現成長的產業不但包括山羊養殖和採礦,還包括蔬菜種植,絕大多數接受訪問的小牧場主都有進一步擴大養殖數量的計劃,由於國內蔬菜價格走高,還有可能將部分草場開墾成為農田。

從其他國家已經發生過的經驗教訓來看,這對於蒙古已非常脆弱的生態都不是什麼好消息。

▲ 3 月 13-15 日的蒙古國沙塵暴實拍/ 蒙古國國家緊急事務管理局網站

多年治沙的馬俊河在採訪中結合甘肅當地經驗表示,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在河西走廊地區也曾因類似的社會經濟邏輯而發生過自發的大規模開荒,隨之而來的灌溉需求又造成上下游激烈搶奪水源,最終發展到用水泥修葺河道以防河水下滲,以及大規模超量開採地下水的地步。在甘肅,十幾年後這一切都帶來了不容忽視的環境後果,但對於蒙古來說,犧牲環境甚至也沒有給當地人帶來財富,這更進一步製約了未來生態修復的可能。

而總結各國防治荒漠化的實踐經驗,核心都指向 “ 克制 ”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蒙古的一個小規模試點項目以財政補貼形式,幫助牧民在不減少家庭收入的情況下每年主動將牲畜數量減少 5 %,目前已獲得了初步成果。在甘肅民勤,馬俊河和他的同伴們找到的治沙辦法也是首先放棄水消耗量大的產業,再在節水基礎上逐步增加植被覆蓋。

只是,無論方法指導還是現實障礙解決,這些先進且艱難的治沙方案都並非仍有近半人口身在貧困線下的蒙古農牧民們自己所能完成,而已有的援助幫扶措施仍遠遠不夠。

直到現在,蒙古國的情況似乎仍在國際視野之外:當CGTN和塔斯社作為北京沙塵暴背景發出的蒙古國沙塵災害消息被全球媒體廣為轉載的時候,蒙古國國家緊急事務管理局在自己網站上即時更新的搜救進展頁面發布已超過五個小時,截至發稿,閱讀量尚不到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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