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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最近一段時間來，社交媒體上各式各樣的壞消息，似乎要將我們狹持吞噬 — 新冠疫情一波波卷土重來，人們已經厭倦了因疫情停擺的生活；隔離狀態之下，沮喪感和無力感不斷累加；俄烏戰爭，遠方的苦難令我們感同身受；東航空難， 132 條生命的罹難使人悲不自勝…這滿天飛的壞消息，讓我們很難專注於眼前的工作與生活，心意煩亂但又欲罷不能地洗版，由此陷入一種「壞消息 — 壞情緒」的惡性循環。
甚至，它讓我們產生一種對人生與命運的「失控感」，似乎只能默默接受，喪失對未來的信心。心理學家羅伯特·盧森博士將這種引發信念崩塌、懷疑人生意義的巨大沮喪，形容為「政治性抑鬱」。
「政治性抑鬱」，不僅具備抑鬱的基本症狀，還多出一個表現維度，羅伯特·盧森指出，即個體會覺得自己失去了對於自我命運的掌控。「這種認知會使人們認為努力工作、接受教育、保持想像力和堅持信仰是不重要的…」也就是說，當我們發現當下的自己和原來的價值觀步調不一致時，政治性抑鬱可能反過來引發生命意義的深層次認同危機。
僅從社交媒體看，政治性抑鬱並非個例，而可能成為一種流行情緒，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會心態。這既是個人危機，也是社會危機，它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學會在一個壞消息不斷的世界裡活下去，必須重構一種有建設性的個人生活。
學會與壞消息「共存」
首先，我們都應該認清一個事實：這個世界會有各式各樣的壞消息，甚至是社會越發達，壞消息會越多。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風險社會》等著作中提出，在工業化與後工業化時代，人類的風險比之前其實大大增加，人類正步入一種新形態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在前工業化時代，人類也會面臨各式各樣的風險，但主要是地震、海嘯、洪澇、幹旱、饑荒等自然風險，而現代社會的風險是一種「人造風險」、「文明的風險」或「治理的風險」；它的基礎是「工業的過度生產」，擴大的肇因是人類的盲目自信，「在風險社會的世界中，控製邏輯從內部崩潰了」，不受控製的利欲最大化邏輯引導整個世界「有組織的不負責」。
對於這個時代來說，我們不僅要面對傳統的種種自然風險，比如洪澇災害、大自然產生的「瘟疫」；我們還要面對種種現代性的風險，風險種類越來越多，發生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強。就好比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卻導致全球氣溫上升；科技進步了，各種高科技產品帶來的意外也讓人始料未及；防疫阻隔了病毒，但層層加碼也會帶來二次災害；城市野蠻擴張，就有了失火的高層住宅和意外爆炸的港口；核威懾的存在，讓一些戰爭的發起顯得有恃無恐…
詩人刀爾登曾說，從古至今每個身處自己時代的人，都會認為壞消息太多了，「牽連到整個社會，才有人破口罵將起來，以為禮崩樂壞，大家活不了啦，不要說晉衰宋弊，便是盛如漢唐，也前有王符，後有羅隱，把自己所處的時代，形容得很是不堪」。我們只能聊以自慰：從古至今壞消息都很多，這個時代不能免俗，壞消息是發展帶來的「副作用」。
不要否認壞消息的存在，也不要因為一有壞消息就對人類社會徹底失望。壞消息會一直在，我們先試著與壞消息「共存」，好好活著，再來討論如何對付它。
資訊過載，吞噬理性思考能力
那些被壞消息搞得抑鬱的人，常常會產生一種強烈的自我懷疑：是不是我多愁善感了？如果我不關心這個世界，是不是就不會抑鬱？譬如有的人看新聞時從來只看「正能量」，國外都是水深火熱、風景這邊獨好，不知不覺間自動產生了一種壞消息屏蔽機制。
沈浸在正能量的世界裡，當然是一種路線，就像服用了《駭客帝國》裡的藍色藥丸；但敢於服用紅色藥丸的，反而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勇氣。所以，壞消息太多，並不是我們自身的問題 — 千萬不要因此自我懷疑、自我貶低。只是我們要習得對資訊的接受方式。
應該承認，政治性抑鬱的一大肇因是，我們的心理防線被層出不窮的壞消息給壓垮了。手機網路時代，也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人們接觸到的資訊看似更多、更廣、更雜，但在資訊同溫層的作用下，我們接收到的資訊其實更同質化了。
我們在接受資訊時，總是有意無意地注意那些與自己原有觀念、態度及價值觀相吻合的資訊，或自己需要關心的資訊；同時，也主動排斥或回避與自己觀念不一致或與己無關的資訊。我們深陷資訊繭房而不自知，就像美國傳播學者凱斯·R·桑斯坦所言，「因大眾自身的資訊需求並非全方位的，大眾只注意自己選擇的東西和訊息領域，久而久之，會將自身桎梏於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
也就是說，人們漸漸地對壞消息「上癮」了。一旦我們喜歡刷壞消息，往往會一直刷壞消息，久而久之接觸到的幾乎就是壞消息。甚至，還會對壞消息「成癮」，越焦慮越刷，刷的時間還越來越久。
暫且不論這些壞消息本身是否真實，任何資訊過載，首先吞噬的就是理性思考能力，因為人的認知資源是有限的、我們對資訊加工的心理能量是有限的。
海量的資訊撲面而來時，人們疲於應對，迅速將心理能量消耗殆盡，遑論對每個資訊本身進行驗證和思考。當我們的理智和情感被各種壞消息占據，很容易就產生替代性創傷，即遠方的苦難都與我有關；繼而，我們會產生習得性無助，對他人的苦難無能為力時，容易被無助情緒擊倒。
對遠方的困難保持共情與關切，確實是一種寶貴的情感；不過，誠如新聞學者方可成所言，我們也需學會合理分配注意力，方可成認為，「真真假假、誇大其詞、挑動情緒的消息，會白白消耗你的能量。即便是完全真實的消息，在剛剛被報導出來的時候，也是沒有任何背景補充和意義解讀的，而絕大多數人自己並不具備解讀其意義的能力……這時更好的選擇，是等一等，不必以小時、分鐘來更新你對戰況的了解，每天集中閱讀一次匯總和解讀足矣」。
當然，訴諸於人們自身提升媒介素養，多少有把社會問題轉化為個人問題的傾向：不怪壞消息為何那麽多，反而怪人們不會甄別壞消息。
因此，壟斷資訊的一方，有必要進行更多、更及時、更具互動性的資訊公開。不要讓每個各種真假莫辨的壞消息沸反盈天時，才姍姍來遲。
媒體報導時，也可多一些「解困式新聞」：不僅僅停留在簡單描述「什麼問題」和「為何會出現」，也聚焦於深入探討「如何解決」。即，不只是渲染壞消息，也關注人們為了對付那些糟糕的情況做了什麼，以及可以做些什麼。
避免因壞消息陷入犬儒
於許多人來說，政治性抑鬱與政治冷漠，一線之隔。
壞消息太多，摧毀了人們改變的信心和行動力，很容易滋生一種虛無主義情緒——既然壞消息那麽多，做什麼也改變不了，那做和不做有什麼分別呢？既然從古至今，現實總有壞的面向，那又何必螳臂當車？學會與壞消息「共存」，虛無者乾脆就「躺平」，任爾東南西北風？
這一點，胡適早有精準的描述。他說：年輕人一開始接觸到社會的冷酷時，很容易被悲觀和失望的情緒擊倒，「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麽一回事，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裡，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年輕人輕易就成了「惡力的俘虜」，日後回想起年少時的熱血和理想主義時，最後只剩下自嘲了，然後心甘情願放棄人生追求，隨波逐流成為現實順民。這著實提醒了我們：有一腔熱血、有強烈的共情力，自然可貴，有時卻也得避免試圖一個按鈕解決所有問題的「幼稚病」。
虛無者，極易為犬儒主義所捕獲。以不相信來獲得合理性，這是一種清醒的利己。犬儒者知道壞消息的源頭，也知道各種壞事的肇因，他們不是採取有效行動，而是選擇了利己，千方百計在這個壞消息滿天飛的世界裡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了。
就像是在同一艘船上，犬儒者明明看到船的缺口，船在進水，他們一邊高呼船進水了，但不是修補漏洞，而是一邊喊著一邊趕緊收拾行囊，隨時準備著第一時間踏上另一條船。
這樣的犬儒者，廣泛出沒在我們身邊。他們對世界充滿焦慮不安，在社交媒體上為種種壞消息憤慨不已；但回到現實生活中，安分守己，拘謹克制、從不逾矩，就像托克維爾說的：「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
不過，批評虛無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是容易的，卻不是我們主要的目標。誠如許紀霖所說，「一個正派的社會，不會強迫別人做聖人」。
我們只是試著去倡議一種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路線，以讓壞消息不那麽多，或者讓壞消息能夠引起真正的警覺和改變。如今真正困難的是，如何有效地介入其中。
哲學學者周濂認為，「黑暗的力量不足以控製生活的所有面向，哪怕是一個普遍不正義的時代，仍有足夠的行動空間讓個體去承擔生活及政治的責任，對此我們沒有任何推諉的理由或藉口」。也就是說，假若想要行動，我們一定是有行動的辦法的。可以圍觀，可以轉發，可以評論，可以按讚，可以持續關注，可以成為製造熱搜的一份子；畢其功於一役是不現實的，但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去做正確的、具體的事兒。看似微不足道，然點滴微光，可成星海；更重要的，這也會成為我們在壞消息滿天飛的世界裡積極活下去的動力。最後，以勞倫斯的一段話共勉：「現在沒有一條通向未來的康莊大道，但是我們卻迂回前進，或攀援障礙而過。不管天翻地覆，我們都得生活。」
《虎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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