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中國十大城市再洗牌,北方真的要沒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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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國十大城市再洗牌,北方真的要沒落了嗎?

2021 年 4 月 5 日


今年前三季度的經濟成績單已經公佈,經濟總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蘇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漢。如無意外,這個排名會成為 2020 年的全年排名。相較去年,南京取代天津躋身十大城市 “ 俱樂部 ” 。天津創下了自晚清以來在全國城市中的最低排位,而十大城市中南方和北方 9 : 1 的比例,也創下上世紀以來的最懸殊紀錄。

北方真的要崩塌?

難怪有人驚呼,中國的東西差距已經變成南北差距,北方的 “ 塌陷 ” 成了中國區域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筆者倒沒有那麼悲觀。事實上,自兩宋以來,中國經濟南重北輕的格局就非常穩固,從晚清開始的南北相對平衡狀態,大幅地是歷史的偶然,頭部城市中南方佔去絕大多數名額,不過是歷史自然的回歸而已。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工業經濟整體上呈現北重南輕。東南沿海條件優越的浙江、福建、廣東三省,因為戰備因素幾無工業投資,大多數重點工業項目都分佈在北方,雖然中蘇交惡之後,東北一部分廠礦和資源向中西部內遷,但 “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 ,東北 “ 共和國長子 ” 的地位仍然鞏固。以至於在 1978 年,全國經濟總量前十的城市中,北方佔去六席(北京、天津、瀋陽、大連、哈爾濱、青島)。

但其實,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北方城市的相對地位就出現了顯著的下降。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除了京津以外,經濟總量曾躋身前十的北方城市就只剩下瀋陽和青島,十大城市中的南北比例基本穩定在 7 : 3 。到了 2011 年,成都超越青島,十大城市的南北比例變為 8 : 2 ,直至今年,天津也將最終退出十大城市之列。

沿海城市的興起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重返聯合國、中美破冰、中日建交等為標誌,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出現顯著變化。中美蘇 “ 大三角 ” 格局的重組,成為改革開放得以啟動的國際大背景。這其實也是中國經濟重心再度南移的基礎。影響中國經濟的主要外部因素從俄國/蘇聯,變成了美國。來自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資金,以及主要通過香港這一仲介流入中國中國的歐美資金,成為中國經濟主要的外部水源,而西方中國國家和亞太地區,也成為中國主要的貿易方向。

從那時起,曾經因為戰備原因少有投資的廣東、福建、浙江,在中國經濟版圖中的地位出現 “ 逆轉 ” 。 1980 年設立的四個經濟特區,全部位於廣東、福建,開放相對較晚的浙江、江蘇,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誕生了中國最早的個體戶,殺出民營經濟、鄉鎮企業的創業新路。就中國經濟大盤而言,東三省的 “ 定盤星 ” 地位,逐漸被蘇浙閩粵四省取代。

無論從港口條件、海岸線長度還是人口腹地來看,東北都遠不如東南。在上世紀的前半葉,東南經濟不如東北,其實並不是因為東北有多好,而是因為在民國長期戰亂(尤其是抗戰影響)和建國初期對外封閉和備戰的條件下,原本應該很好的東南經濟表現太差。東南實力對東北的全面超越,這並不是南方的幸運北方的落寞,而是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有著相對比較優勢的南方地區,盡可能地地代表全中國享受了全球化的紅利,這是整個中國的幸運。

由於黃河和長江在水量、航運等方面先天條件上的巨大差距,黃河中上游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一向並不能和長江中上游相比,鄭州、西安等城市從來沒有進入過全國前十。過去南北所謂的 “ 相對均衡 ” ,在頭部城市裡靠的其實就是北京、天津、青島、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也就是說,北方城市在十大城市裡能佔幾席,主要看東北。東北城市相對地位的倒退,最終就會反映成北方城市的 “ 大潰敗 ” 。事實上,從 1995 年開始,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這四個東北城市就再也沒有一個進入全國前十了。

雖然東北城市紛紛從 “ 十強 ” 上退出,但天津和青島還是一度坐穩了前十之位。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獲得成長紅利的主要是沿海城市。只要不靠海的城市,經濟表現總體都比較差,瀋陽、長春、哈爾濱在退步,重慶、成都、武漢也同樣在退步,蘇州、無錫、寧波、佛山等沿海地區的非省會城市,一度在城市榜上表現搶眼,風頭遠遠蓋過了成都、武漢和南京。

為什麼當時沿海城市明顯強於內陸城市?很重要的因素在於產業結構。彼時中國,最重要的產業是鋼鐵、石化、紡織、輕工等,這些產業對運輸成本極為敏感,因而高度依賴海運,並且很難向中國轉移。(時至今日基本上這些工業仍然主要分佈在沿海省份。)因此,在中國逐漸成為 “ 世界工廠 ” 的初期,內陸省份和城市普遍是吃虧的。現在已經淪為後進省份的河北,當時僅憑 “ 以鋼為綱 ” ,就牢牢佔據 “ 十強省 ” 的地位。

所謂重心 “ 南移 ” 的本質是什麼?

中國區域經濟差距從 “ 東西差距 ” 逐漸變成 “ 南北差距 ” ,關鍵的轉折出現在 2008 年以後。如果我們不看 “ 十強 ” 而是看 “ 十五強 ” ,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所謂 “ 南北差距 ” 擴大的本質。2020 年相較 2008 年,十五強城市中在排名上退步的是廣州、蘇州、天津、無錫、青島、佛山,清一色是沿海省份沿海準沿海城市(而且這六個退步的城市裡也有四個是南方的)。

在排名上進步的是深圳、重慶、成都、南京、武漢、寧波,除了深圳和寧波全部是非沿海高行政級別城市。 2008 年在十五強榜上現在跌出十五強的,是佛山,一個純而又純的 “ 南方城市 ” ,而取代佛山的位置的是長沙,南方最強的地級省會城市。所以如果不看 “ 十強 ” 改看 “ 十五強 ” ,其實 2008 年南北比例是 12 : 3 ,現在還是 12 : 3 ,並沒有 “ 十強 ” 那麼懸殊。

我們這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所謂的 “ 東西差距 ” 變 “ 南北差距 ” ,實質上是人口大省(尤其是內陸人口大省)的省會城市發展速度遠遠快於沿海城市所致(不管這個沿海城市位於南方還是北方),但是恰恰除了河南之外,所有的內陸人口大省都是南方省份,所以就顯得南方很強北方很弱。

人口腹地,取代了港口條件,成為最近十年來城市競爭格局最重要的勝負手。正如我之前說過的,一個人口大省的省會,選對了主導產業,經濟起飛是必然的,要是再有一兩所好大學,那就更開掛了。所以在一片 “ 北方不行了 ” 的驚呼裡,鄭州穩紮穩打逆風翻盤,其實就是因為它有一個一億人口的腹地,而它是北方唯一一個擁有如此龐大人口腹地的單極化省會。

這一變化何以發生?關鍵在於產業結構的變化。從第二級產業和第三級產業關係來看,第三級產業的佔比在提高;從第二級產業內部來看,在鋼鐵、石化、紡織、家電等上一代產業之上,汽車、電子、製藥等層次更高的產業佔比大幅提升。省會城市,相較於非省會城市的顯著特徵,就是有更龐大的第三級產業業部門。更多的機關,更多的省屬企業和金融機構總部,更多的學校、醫院、科研院所……它們天然地構成省會城市的中等收入群體。

反觀非省會城市,就業人員中上述第三級產業從業人員的比例天然較低,而以農民工為主體的產業工人群體佔比更高,因而整體消費能力遠遠弱於省會。即使是深圳、蘇州兩個最頂級的非省會城市,其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都低於廣州和南京。省會城市更龐大的消費基礎和更豐富的福利資源,使省會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一般都顯著強於非省會城市。道理很簡單,有更多的人消費,就可以有更多餐飲、零售、交通、文化娛樂從業人員的湧入。

另一方面,第二級產業業結構的變化,也使得即使是在工業這個領域,內陸省會城市的競爭力也明顯增強。汽車、電子、製藥等產業,生產的終端產品單價比較高,很多產品對運輸時效的要求遠遠高於對運輸成本的控制,空運、陸運在大幅地替代了海運成為許多終端產品的主要運輸方式,內陸城市的交通劣勢不再存在,甚至距離歐洲更近的成都、重慶反而得到了新的物流優勢。

另一方面,這些產業仍然需要大量的產業工人,哪裡的產業工人供給多、成本低,哪裡就會成為企業的優先投資地區,內陸地區的 “ 人口大省 ” 就由此重塑了比較優勢。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2019 年在東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減少了 108 萬,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就業的分別增加 172 萬和 180 萬。城鎮化率相對較低,農民工資源富集的中西部省份的省會,成為了這一波產業轉移中的新贏家。

北方為什麼不行了?

理解了這個邏輯,北方各省(主要是環渤海和東北)的經濟頹勢就很好解釋。中國已經進入到了城市群時代。一個不能產生前端城市的地區,發展動力就天然不足。因此,當北方城市在全國城市榜單上退步的時候,它們所在的省份也就在省份榜上逐漸滑坡。

南方和北方省份的人口規模差距非常巨大。我們來看 2019 年各省、自治區( 27 個,不含四個直轄市)常住人口,遼寧排名第 14 位,恰好居中。人口比遼寧多的 13 個省(區),只有山東、河南、河北三個北方省份,另外 10 個都是南方省份。而人口比遼寧少的 13 個省(區),只有福建、貴州、海南、西藏四個南方省份,另外 9 個都是北方省份。南方省份基本都在人口榜前列,北方省份基本都在人口榜後列,沒有人口,談何發展?

遼寧、吉林、黑龍江三個省,常住人口分別是 4,000 萬、 2,000 萬和 3,000 萬量級,充其量只能算中等省份。即使不考慮其他因素,僅僅缺少人口腹地這一件事,東北大城市想要擴張就是無解的。而另一方面,由於東北發展早,城鎮化率水平很高,產業工人的基數就更加不足了。 2019 年,遼寧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 68.11% ,僅次於滬京津粵蘇浙六個發達省市高居全國第七,黑龍江城鎮化率 60.9% ,排在全國第十三。

城鎮化率高,意味著在農村尚未轉移的可以成為農民工的人口的基數少(城鎮化率低,意味著可以轉移到城市的潛在農民工多)。發達地區尚且可以通過吸引外省農民工來補充勞動力,東北作為人口淨流出地區,這條路逕也不成立。何況,由於東北人少地多土地肥沃,農民的生活水平遠遠高於關內,東北當地農民轉型為農民工的意願本來就低。

在這種情況下,到東北投資比起到關內城鎮化率低的省份(四川、安徽、湖南、河南的城鎮化率全部都是倒數前十)的省會投資,必然面臨 “ 招工難 ” 、 “ 招工貴 ” 的問題,當然增量工業投資會更多集中在關內的人口大省。

當然有人又要說了,東三省是缺人,但河北和山東都是人口大省啊,為什麼也不行?我們已經提到一個趨勢——隨著內陸省份近年來的崛起,農民工是逐步從東部向中西部回流的,在這個大背景下東部和中西部的選擇是不盡相同的。

就東部地區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核心城市周圍的都市群做大做強。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就是最重要的兩個都市群,必須讓這些都市群有更多的配置全國性資源的能力,提供可以輻射全國的高端崗位,從而繼續強化對全國其他區域人口的吸引力。而就內陸省份而言,主要就是搞 “ 強省會 ” ,從而盡可能地吸引農民工回流。所以,河南、山東和河北三個省的命運出現了分野。河南的解法很簡單,集中力量搞鄭州。上世紀末的 1999 年,鄭州GDP還排在全國三十名開外,到 2018 年已經排在第十六位,距離 “ 十五強 ” 一箭之遙了。山東和河北,各有各的尷尬。

先來看山東。山東是個東部發達省份,發展水平遠遠高於內陸的安徽、兩湖、河南和四川,因此本身就不是勞務輸出大省,靠吸引農民工回流不能給山東創造太大的人口增量。青島、煙台、濟南甚至濰坊、淄博,發展整體又比較均衡,誰也沒有能力把省內的人口全吸引到自己這裡。那麼山東就只有一條路,就是和粵、蘇、浙幾個發達省份正面競爭,吸引高端資源,做大高端產業,增加本省的上市公司數。

平心而論,即使是在山東經濟最如日中天的時候,山東和珠三角、長三角的差距都是很顯著的。倚靠上海、深圳乃至廣州、杭州這幾個節點城市,珠三角、長三角具有全國性的資源配置能力,上海、深圳有證券交易所是全國性金融中心,廣州是全國性的商貿中心,這四個城市也是除了北京之外上市公司最多的四個城市,有最多的科創資源和高端就業機會,並且對周邊城市形成了有效的輻射。所以,山東變成了一個 “ 夾心層 ” ,往上走,搶人搶不過長珠三角;往下走,跟內陸省份比強省會也比不過。

再來看河北。談河北,就不得不談到鄰近的北京和天津。因為京津位於河北省幾乎幾何中心的位置,而石家莊又是一個六十年代才偶然得到省會地位的新省會(且經濟總量一直低於唐山),河北幾乎成了全國各省中最為尷尬的一個。曾經,河北 “ 以鋼為綱 ” ,從最南邊的邯鄲到東北方向的唐山,鋼鐵都是一張名片。但隨著京津冀協同戰略的推出,河北首先要做好京津的生態屏障,過去 “ 傻大笨粗黑 ” 的產業結構必須調整,但更高端的新產業又跟不上,造成了河北的陣痛。

北京有什麼問題?

北京雖然和上海、廣州、深圳同屬 “ 一線城市 ” ,但北京的產業結構和南方的 “ 一線城市 ” 大相逕庭。北京是一線城市裡唯一一個不重點發展工業的。 2019 年北京工業佔GDP比重只有 16% ,而上海、廣州都接近 30% ,深圳更達到 39% 。

由於服務業佔地需求小,主要依賴人才資源,所以大城市服務業向周邊城市的擴散是比較困難的,而工業生產向周邊的外溢則比較容易。上海和蘇州,深圳和東莞,甚至廣州和佛山的 “ 前店後廠 ” 格局,推動了長三角、珠三角內部更均衡的發展。但由於北京本身工業規模太小,河北除了承擔重資源重污染產業的搬遷,但獲得的高端工業外溢整體很少,雖然也建設了不少環京的園區,但完全不能和臨滬、臨深區域相比。

京津冀地區的常住人口總計只有 1.1 億出頭,比川渝( 1.2 億)、兩湖( 1.3 億)都要少。川渝和兩湖各自只有兩個全國 “ 二十強 ” 的城市,以京津冀當下的整體發展水平,也就差不多能容納北京和天津兩個 “ 二十強 ” 。雄安的未來還要留待時間去檢驗,就今天的河北其他城市而言,幾乎沒有進入全國頭部的可能。

北京不僅是華北的經濟中心,也是整個中國事實上的經濟中心。無論是體制內的政府、事業單位、科研院所,還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金融、網路等產業,北京都有全國最多的崗位。然而,這些崗位外溢的空間非常小,即使外遷,也優先選擇上海、深圳甚至杭寧漢蓉等其他南方城市,也很難去鄰近的河北、天津,因為這些崗位對人才集聚的要求極高。

這其實讓天津陷入了和山東一樣的尷尬,和京滬深穗比,明顯缺頂尖資源缺人才,而和漢蓉合長這些城市比,自己又不是一個真正的一省省會缺少人口吸引力。天津和青島,這兩個擁有百年輝煌的城市,當下的命運其實是相似的。

時代洪流滾滾向前。頭部城市的風水輪流轉,也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站在百年的尺度來看,南重北輕似乎不過是這三四十年的事;但站在千年的尺度,這就是最正常不過的歷史回歸。人口就是消費力,人口就是生產力。哪裡有人口增量,哪裡就能在區域競爭中贏。南北城市總量排位的變化,印證的就是這個最簡單、最樸素的道理。

雪球》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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