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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
彼得·喬治斯庫 (Peter Georgescu)，羅馬尼亞移民的後裔，美國知名廣告公司 Young＆Rubicam 的前董事長兼執行長。他認為“美國夢及其所象徵的希望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已一去不復返”。他在本專欄中討論了美國怎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以及企業界應該如何改變現狀。
美國似乎在政治和經濟上都亂了方寸。經濟變得越來越支離破碎，每個政治派別和思想流派都聲稱他們的解決方式是 “唯一之道”。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方法相互衝突，有時甚至是故意為之。合作如今鮮有發生。僵局取勝，人民和企業受損。唯獨缺少問對問題、研究以及透徹分析的能力，來探索我們為什麼處在前路渺茫的社會經濟的死胡同。
恰恰相反，我們將經濟停滯視為不可避免，或提出已被過去證明無效的解決方案。例如白宮宣導的醫療保健計畫，將大幅削減醫療補助。白宮預算主任麥克·穆瓦尼（Mick Mulvaney）表示：“我們政府既要照顧有需要的群體，也要照顧為有需要的群體納稅的群體”。不難意識到這個計畫將注意力轉向納稅人，而不是有需要的人，仍然否認當前經濟嚴重不平等的現實。
更糟的還在後面。該提案將使 2,200 萬人最終將喪失健康保險。如果已有疾病的人依賴政府向面臨嚴重財政挑戰的州提供大量補助，他們將最終被忽略。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在同樣的程度上否認美國的經濟危機。白宮預算利用這些醫療補助削減，建議最富有群體應該享受大幅稅收減免。這不是擴大不平等，加劇每個人都在試圖用短效方案解決的問題嗎？
那些人的理由是：企業將與富人一起獲得稅收減免，符合降低稅收將刺激經濟成長的涓滴效應。但是，多年稅收減免的利益已經藏匿於海外，或者投資于僅為創造更多財富的金融工具，而不是投資於美國國內成長。財富沒有滲透下來。
我們缺少的是直接面對經濟困境的根本原因並扭轉其社會影響的能力。順便再提一個再簡單明顯不過的問題：為什麼像我這樣收入位於前 20% 的人需要個人減稅？我們按現行稅率繳稅沒有問題。
如果我們對核心問題足夠關心，問自己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將看到一個不同的真相。這個真相直指我們國家面臨的生存危機，即經濟不平等及其對絕大多數美國人的災難性的社會經濟後果，隨之帶來非良性經濟、低就業成長、停滯的工資水準，以及個人和國家攀升的債務。
一個清晰、簡單的統計資料充分說明了我們的險境：薪資在 40 年前停止成長並在此後一直停滯不前。同時，由於各國經濟全球化，企業不斷找到有效方式降低成本，穩步提升利潤，惠及股東。所有的這些過程都非常明顯，但直到最近才成為國內輿論的熱點話題。沒有人真的認識到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沒有人提出這個包含兩方面的問題：這是不可避免的嗎？還是有辦法扭轉美國經濟被侵蝕的局面？
如果您的收入在前 20%，你可能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擔心這一切。牛市正在創造歷史記錄，失業率似乎恢復正常（因為統計的方式），所以大多數觀察人士——也是媒體從業者——認為美國經濟已經回到正軌並在成長，以為我們看到的就是真相。
股市除了讓我們瞭解能從美國經濟中獲取多少利潤以外，無法準確衡量任何指標。短期利潤成了重點。每一年，每一季，利潤必須增加。結果，執行長透過減少工作崗位和維持薪資水準停滯不前等所有可行的方式不斷推升收益和股票價格。
這種經營方式是自我毀滅的，正在把我們帶向災難。如今的世道變成了股東來要求和獲得最大短期回報。股東至上已經成為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們思考商業的根本原則，大部分商界人士對此像空氣一樣習以為常。同時，這一理念一直在破壞創造新市場和健康社區的土壤，而這些正是公司使股東長期獲益所需要的。
企業利潤上升，員工工資下降
長話短說：即使在經濟幾乎停滯的時期，企業利潤仍然處於歷史最高點，儘管近幾個月工資稍稍偏離長期的停滯趨勢，但總體上幾乎無法應對通貨膨脹。雖然美國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富有群體的收入和財富顯著上升，但處於收入中位數的家庭與 1989 年相比只提高了不到 1%。自 1980 年以來，工資保持平穩或下降。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91% 的收入成長都來自收入最高的1% 群體。
因此，大多數家庭的債務越來越重。近 60% 的人入不敷出，必須靠借錢來保證糊口和支付帳單。我們沒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 “極度貧困” 問題，但一半以上的人逐步接近破產。此外，美國的社會經濟不平衡和不平等在發達國家中最嚴重。這個國家已成為機會的荒原。美國夢及其象徵的希望對大多數人而言已經一去不復返。
可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註定只能處在這種功能失調的失衡狀態中。
如果私營部門能醒悟過來，擔當責任，我們可以扭轉這一切。公司必須認識到員工才是成功的源泉，而不只是損益表上的一項成本。企業可以從兩大方面開始挽救資本主義：
- 首先，投資于實際價值創造者——員工。實行公平薪酬，讓員工分享生產率成長和創意創新的利益，這些利益也是由他們自己創造的。
- 第二，企業必須積極投資於自己的經營，將利潤轉化為生產力和創新，提升業績，並不斷增加創造性工作。
這種營運方法並不新鮮，也不激進。這其實是我們在半個世紀前經商的方式。當時正值美國經濟繁榮期間，大多數成功的公司都有對員工、客戶、公司本身、社區以及國家這些各種利益相關方的責任感。由於在經營中注重加強這些相關群體，美國經濟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到70年代之間蓬勃發展，美國成為了有史以來最大的繁榮引擎。這一切在 70 年代末開始改變。我們的願景變得侷限，開始僅僅關注對股東的回報。所以，我們極需糾正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願景，重拾對多個利益相關方乃至整個社會的廣泛責任感。
我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建議的人。許多 “利益至上” 的宣導者一直將股東至上視為禍首。康乃爾大學法學院的林恩•斯托特 (Lynn Stout) 和亞斯本研究院的朱迪絲•塞繆爾森 (Judith Samuelson) 多年來一直在批判這個理念，鼓勵高層產生一種新的責任感。例如JUST Capital這樣的組織誕生了，推動更明智的公司治理形式。通用電氣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也將股東至上稱為 “世上最蠢的想法”。
讓員工更有創造力
啟蒙資本主義（enlightened capitalism）的目標簡單明瞭：建立一個敬業、忠誠、有動力和創意的勞動力群體。這可以透過員工合理待遇以及積極投入研發來實現。目標：持續創新及其帶來的成長。因公司及其所在行業動態的不同，每個公司都需要以自己的智慧和靈活性來調整和適應新常態。另外，應考慮以最高效和最有效的方法來提高高層以外員工的薪酬。
最重要的是增加薪資在 10 萬美元以下員工的工資。這些資金應該來自生產力和創新收益的合理、逐漸增加的分配。換言之，當領導階層找到透過提高效率增加利潤的新途徑，他們就把獲得的收益與員工和股東分享。（透過限制股票回購和降低股息減少的金融工程成本也可同樣分享）。
薪酬的增加可以根據情況以現金或股票形式實現，例如一種形式的限制性股票等。這可以是一個包含幅度減小的五年計劃，重新評估改進後繼續執行。
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做到這一點有兩個基本概念。第一個是公平薪資：這意味著分享由組織生產或創新產生的增值。這是公允價值（fair wage）。第二個是維生薪資（living wage）。這適用於工資等級較低的人群。人們拿的薪資應該足夠支付帳單，就是這麼純粹簡單。維生薪資不應該是一個一刀切的數字; 可以根據不同地點的生活成本而有所不同。曼哈頓和伊利諾州的皮奧里亞的薪資將與孟加拉和巴黎的薪資不同。維生薪資必須切合實際，在當地和整個地區範圍內屬於慷慨水準。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給夠薪資，讓員工對為你工作感到自豪和幸運。
所有這些都會從多方面改善我們的經濟和社會，而且能從根本上推動需求。很簡單，這可以讓各階層的人增加消費，從而刺激每個行業的成長，創造新企業誕生和舊公司發展的條件，並帶動就業。有一個好消息，許多私營公司和上市公司已經意識到為所有利益相關方做對事情能使成功惠及企業、員工和股東。在所有企業注入這種文化將有可能使美國重新成為全體人民的機會之地。
我愛美國。美國成就了我。在羅馬尼亞度過悲慘的童年後，我於 15 歲作為移民來到這裏，找到了許多機會。因為被羅馬尼亞共產黨派去做苦力，我來之前有大約五年沒上學。東歐鐵幕降臨時，我的父母被困在美國。有人勒索我的父母，強迫他們為蘇聯當間諜，幸運的是勒索失敗，成為他們命運的轉捩點。他們決定向國際媒體講述自己的故事，公開這個國際醜聞，最終艾森豪總統用蘇聯間諜換取了我們的生命和自由。
作為一個移民，我得到許多人的幫助，有機會在好學校接受 “突擊教育”，並供職于 Young＆Rubicam。感謝幼年歐洲吃苦的經歷，我在幾十年後成為了公司的負責人。艾克瑟特學院院長讓我入校就讀，不是因為我符合他們的入學要求，而是因為他認為這是對的事，並相信我會趕上其他同學。在我受教育和大部分職業生涯中我都遇到這樣的同情之舉。只有在美國，像我這樣的移民男孩才能步步前進實現美國夢，做最好的自己。
當我在董事長兼執行長一職上退休時，我明白我生命中真正的英雄是美國。這曾是一個公司普遍把員工放在第一位的國度；一個重視關心與同情，尊重並讚譽公平公正的國度。私營部門當時急劇成長，給所有人帶來希望：這將是一個不同的世界。我擔心如果我現在到達美國，與我半個多世紀以前面臨的機會相比，我的未來會非常黯淡。我很幸運現在能講這個故事，祝願我們所有的孩子們能夠享有那些機會。
《K@W》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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