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17年的目標:穩定而非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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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2017年的目標:穩定而非成長

2017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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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兩岸的權力過渡將大大影響中國在2017年保持經濟發展穩定。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在就任美國總統後如何調整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籠罩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前景的同時,中國還需要操心自己的政治:在五年一次的黨代會於今年秋天召開之前,北京的領導人將把保持穩定成長作為最重要的重點。

習近平可能將會繼任主席,但中央政治局常委七名委員中預計有五名將退休。倫敦皇家學院金融和經濟學教授、華頓商學院金融名譽教授佛蘭克林·艾倫(Franklin Allen)指出“黨代會和川普問題是2017年中國經濟的兩大問號”。目前這意味著巧妙保證短期利益,而不是解決國有企業改革等大問題。“我認為中國政府不會在 2017 年秋季黨代會前進行很多改革,因為他們需要經濟的穩定。”

最新資料表明,中國至少暫時再次逃過了“硬著陸”。中國政策制定者在試圖微調政策保持成長不衰退,同時降低房地產投資過熱的風險。位於香港的牛津經濟研究院的亞洲經濟研究專家(head of Asia Economics at Oxford Economics)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川普對貿易的反傳統態度及其對中國的敵意言論是一個干擾。

官方 GDP 資料將在 1 月下旬公佈,但高路易指出,房地產行業的繁榮是他將對今年的經濟成長預測從早先的 6.5% 調整為 6.7% 的一個重要因素。今年,經濟學家預計經濟將略有下降,在政府力求防止投機泡沫失控的背景下,增幅為 6.3% 至 6.4%。其他的重要事項包括限制資本流出、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及控制鋼鐵和鋁等主要行業產能過剩,這些事項有時會相互衝突。

雖然一黨制國家的政治制度與西方民主體制很不相同,但 2017 年對於中國相當於選舉年,這表示政府將不願意減少開支或在黨代會前大量減少工作崗位。“他們想保持非常穩定的經濟成長,所以不可能在黨代會之前控制信貸成長。”高路易指出,12 月 16 日結束的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告顯示主要經濟目標的輕微變化和 2017 年的政策方向:這次不是強調“發展”,而是號召穩定。

分析人士說,政治仍然是中國發展的主導力量,黨內派系爭鬥還是一個潛在的不確定因素,可能會進一步阻礙必要的改革,並抵消部份對資金大量外流的控制。法國巴黎投資銀行(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位於香港的資深經濟學家和幾本書的作者羅念慈(Chi Lo)說,“我將把政治列為中國 2017 年的頭號風險。”目前還不清楚領導陣容將如何更新、中央政治局構成如何以及將受誰領導,他解釋道。“如果領導層的過渡不確定,經濟結構改革也不確定。這影響中國的信心。只要不確定性持續下去,中國人一有機會就會把資本從中國帶走。所以資本流出仍將是 2017 年的一個大風險。” 

川普因素 

此外,川普威脅要對中國對美出口產品徵收高達 45% 的關稅,並任命許多強硬派作為內閣成員和顧問。 一些分析人士懷疑川普甚至會對中國製造的商品徵收高額關稅,按照慣例,美國總統競選時往往對貿易和經濟的立場強硬,但一上任就傾向于採取更現實的做法。

經濟學教授,東京日本大學中國與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曾根康夫(Yasuo Sone)說:“川普是一個商人,所以他不太可能做一些極端的事。對進口到美國的中國產品實施 45% 的關稅將使這些產品更昂貴,損害美國企業。“一旦他成為總統,對中國的態度會更現實。”曾根康夫說,他可以按具體情況對個別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而不是像競選時聲稱的那樣對從中國進口的所有商品徵收 45% 的關稅。羅念慈指出,有一個先例:2009 年歐巴馬總統對中國輪胎徵收 35% 的進口關稅。

川普回擊中國最有可能的簡單方法是正式將它稱為“貨幣操縱者”。多年來,美國官員認為,不完全可兌換的人民幣對美元來說太過廉價,中國出口商享受不公平的匯率優勢。美國財政部可以宣稱中國政府是一個沒有國會通過法案的操縱者。這樣做可以使川普根據《2015 年貿易便利化和貿易執法法案(2015 Trade Facilitation and Trade Enforcement Act)》對中國觸發一系列的貿易限制,即使中國目前正在努力保持人民幣不會對目前強勁的美元貶值太多或太快,羅念慈表示,“這可能是他落實對中國的批評的第一步 。 

下降的外匯儲備 

即使在上任前,川普因素已經使問題複雜化:中國的外匯儲備連續第六個月下降,2016 年 11 月下降 691 億美元,12 月下降 410 億美元,12 月底外匯儲備為 3.01 萬億美元。11 月 8 日美國大選之後,更高的美國國債利率和更強勁的美元吸引了尋求更高回報的新興市場投資者的資本。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 2011 年 3 月以來最低水準,比 2014 年 6 月 3.99 兆美元的高點下降了 9820 億美元。但中國仍然持有世界上最高的外匯儲備。

位於新加坡的環球透視(IHS Global Insight)的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拉吉夫·比斯瓦斯(Rajiv Biswas)表示,“從政策角度看,中國不希望人民幣進一步下跌,但是政府能否做到這一點又是另一件事了”。人民幣突然下跌會造成太多動盪,例如 2015 年 8 月那次下跌在世界市場引起震盪。“中國政府不介意人民幣進一步下跌,關鍵是不想下跌太快。他們不想製造恐慌,而是要控制下降的速度。”比斯瓦斯預測,人民幣的價值將從 2016 年底的 6.90 元人民幣兌 1 美元在 2017 年底下降到略微超過 7.00 元,2018 年底為 7.20 元。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SAFE)於 12 月 31 日發佈新法規,限制中國人旅遊、教育、商業、家庭訪問、非投資保險和諮詢服務目的的經常帳戶購匯。國家外匯管理局還表示,不再允許個人使用這些資金在國外購買房地產。

1 月 2 日,中國央行宣佈外幣轉帳新規定,以期控制外匯壓力。中國人民銀行要求各家銀行和國內其他金融機構從 2017 年 7 月起報告所有國內外超過 5 萬元(7,201美元)的現金交易,大大低於現有的 20 萬元標準。銀行還需要向中國人民銀行報告 1 萬美元或以上的任何個人海外轉帳交易。個人 5 萬美元的年度外匯兌換限額則保持不變。

“我們預計政策制定者會繼續收緊外匯法規的執行,”高路易說。“他們還可以採取更加低調的措施來控制國有企業境外投資和海外貸款。最近的經驗表明,當局希望避免高調的措施,如減少配額或在可能的情況下施加新的限制。 

冷卻房地產市場和重組國有企業

在其他決策舉措中,20 多個主要城市的地方政府在去年 10 月提出了房屋購買限制,來抑制房地產市場的繁榮。這些措施包括要求首次購買者預付相當於購買價格 35% 的預付款,比之前的 30% 要高。第二間房的購買者必須支付至少 50% 的房款。這些舉措將使房地產建設不再像 2016 年一樣成為 2017 年成長的主要動力,高路易說,“但我並不會特別擔心房地產建設的大幅下降,因為在 2016 年的銷售成長期間,房地產開發商相當謹慎。”

從長遠來看,重組大型國有企業仍然是中國最艱巨的挑戰之一。高路易說:“國有企業改革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我們不能說它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改變,也不能說什麼都沒有發生。這種改革不可避免地牽涉到一系列其他問題,例如不斷增加的大量不良貸款、企業債務的飆升以及建築投資的減緩。削減產能過剩雖然重要,但在政治上的過程會很痛苦,因為鋼鐵製造和煤礦等重工業在許多領域發揮著巨大作用。比斯瓦斯估計,本應在 2016 年削減的 4500 萬噸鋼鐵產能,實際上只減少了約 3000 萬噸。“另外還有 2.7 億噸要削減。”

資本經濟(Capital Economics)在新加坡的中國經濟研究者朱利安·伊文斯-普裡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表示,雖然延遲艱難的改革可能是目前政治上最有利的做法,但是拖延嚴重問題的解決可能會造成資源的誤配而影響中國的成長潛力。他說,“中國的真正風險不是硬著陸”,而是停滯不前。他補充表示,成長可能會放緩到只有 1% 至 2% 的水準。

過去幾十年的穩定和自由貿易給中國大量的喘息空間進行工業化並將曾經封閉的經濟體系融入全球市場。中國也因大量外國投資和開放市場創造了數百萬的就業機會而成為製造業和金融強國,隨著川普政府的上台,這一切看起來不太確定。

“川普是風險,川普的政策在短期內總體上對中國是負面的。我們不確定川普想要什麼,而且他也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羅念慈說。“他是不可預測的,這種不可預測性可能會引起一些政治、經濟或軍事事件。”川普12月2日與蔡英文電話通話讓很多人吃驚,因為美國沒有與臺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國不會就臺灣問題進行談判,對這個問題沒有容忍度”。

外界衡量了中國政府對川普與蔡英文談話的反應。位於華盛頓市的約翰霍普金斯高級國際研究學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 )的中國研究兼職教授皮爾特·鮑泰利(Pieter Bottelier)說,中國政府明智地避免了對川普做出過度反應。“中國政府能做的是保持冷靜,抓住川普先生的弱點,那就是極端自戀。自戀的人易被奉承收買,而中國人善於奉承。”

然而,並不清楚中國政府是否打算採用這一招。《人民日報》12 月 5 日頭版評論道:“川普和他的團隊應該會知道,為中美關係製造麻煩是在為美國自己找麻煩。”

以往經驗表明,中國可能會自己製造一些意外。“我覺得中國可能會在川普上任後作點新鮮的事情。”倫敦皇家學院的艾倫說,“舉幾個例子,他們可能會盯住釣魚島上的日本士兵,或派遣海軍艦到這些島上。他們也可以騷擾從南海上空飛過的美國飛機。很難知道川普會如何反應。他對這方面的瞭解不多,他沒有一個很好的亞洲事務團隊。如果他反應得不恰當,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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