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人都有基本收入,你還會選擇工作嗎?

作者:界面文化   |   2020 / 07 / 17

文章來源:虎嗅網   |   圖片來源:虎嗅網


新冠病毒「大流行」以來,全球經濟嚴重受挫,各國失業率陡升。儘管入夏後有更多國家加入經濟啟動的行列,工作消失的危機卻沒有得到緩解。據國際勞工組織6月30日發佈的第五版全球勞動力市場監測報告,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工作時間減少了14%,相當於4億個每周工作48小時的全職崗位消失。與同一個月前發佈的監測結果相比,全球工作時間繼續下降10.4%——情況沒有好轉,反而變得更糟。

為應對日趨惡化的經濟形勢,一些國家的政府嘗試通過向民眾發放現金來紓緩貧困、刺激消費。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自3月起陸續批准了各類經濟補助和刺激計劃,向符合條件的民眾發放現金。這類舉措再次將「基本收入」的概念帶入了大眾的視野,越來越多政治人物、評論家、學者重新拾起對基本收入的興趣,希望以此來刺激疲軟的福利政策,改善貧富差距等問題。

截止目前,英國跨黨派聯盟發起的全民基本收入請願活動已收集到197萬個簽名,西班牙經濟事務大臣納迪亞·卡爾維尼奧也聲明,西班牙正致力打造一項永久性的基本收入措施,屆時將有100萬餘個家庭受益於永久性的經濟安全網路。

但嚴格說來,上述舉措只是帶有「基本收入」的色彩,與「基本收入」所描繪的圖景還相去甚遠。

英國經濟學家、「基本收入地球網絡」(BIEN)創始人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在他的新書《基本收入》中為這一概念做出以下定義:「定期(例如每月)無條件向個人支付的一筆適當金額。」也就是說,基本收入的目標是對所有人進行永久性的支付,它不以任何社會身份或是財力調查結果為前提,它是一項不可撤銷的權利,而非仰賴當權者的「好意」。

「不分貧富都給錢的做法很愚蠢」「鼓勵不勞而獲」「降低工作吸引力」……即便是在急需變革的時代,基本收入依然因其激進而招致了許多批評和指責,常常被視為異想天開的烏托邦。

然而,當「不確定性」取代「風險」成為21世紀經濟不安全感的底色時,大多數人在有生之年都會因薪資起伏、缺乏勞動保障、長期慢性債務以及失業等問題陷入困難時刻,氣候變化、環境危機、全球化等問題又加劇了這種「不確定性」,正如今年的新冠大流行帶來的巨大波動一樣。

儘管基本收入的可行性與效力充滿爭議,但它的確在社會分崩離析之際對現行收入分配系統和工作倫理提出了挑戰與關乎自由、社會正義的新構想——這正是我們面對新自由主義式不平等與意義消解時所需要的。

在借由基本收入的概念對當下的收入分配系統與工作觀念展開反思之後,我們也可以回過頭來追問,工作的消失真的是貧困的第一誘因嗎?

如果工作機會的設立只是以雇主的彈性需求為綱,以「好看」的就業數據為目的,它究竟能給勞動者帶來多大的保障與安全感?

當我們把工作視為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徑時,現有的政治經濟秩序又在多大程度上允許我們實現自己的追求呢?

為何主張基本收入?無人可幸免於「不確定性」

工作場所與時間的不確定性,通常被視為零工經濟的特點,但如果我們拓寬檢視範圍,不難發現,整個經濟體系已經越來越「零工化」:一名朝九晚五的教師需要把大量私人時間投入到「家長群」裡;辦公室白領在週末無視加班通知會遭到「不負責任」「不知上進」的他人和自我譴責;居家辦公者的勞動者承擔了公司轉嫁的勞動成本,靈活的工作安排披著「自由」的偽裝不斷蠶食屬於私人的空間與時間。

工作與私人生活的邊界模糊,是斯坦丁所說的「第三紀時代」(Tertiary Time)的一大特徵。在他看來,「工業時代」的勞動受時間支配,是一種「打卡計時」活動,薪資計算相對透明,但「第三紀時代」的模糊狀態卻放縱雇主在對勞動質量的評測上更加「武斷」,制定具有「誤導性」的考核標準,導致勞動者無法獲得與其付出相匹配的薪資,「食利者」(rentiers)則受惠於未經支付的勞動,從而累積更多的財產。

除了勞動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之外,「第三紀時代」勞動者需要面對的又一難題是穩定性的欠缺。

在新自由主義的市場中,能夠提供穩定收入和長期保障的工作越來越少,曾經意味著階層晉升的「流動性」變得消極破碎,甚至潛藏著「向下流動」的危險。

以疫情期間的女性零工為例,許多女工初來城市務工時,盼望的是通過一段時間的勞動積累起足以開展穩定生活的本錢,而非仰慕「向上流動」的神話。零工經濟創造了職缺,卻沒有提供有效的就業保障,並且隨時可以取消這些工作機會,致使平台工人成為動蕩之時第一批滑向失業和貧困的人,在尋求安穩的途中捲入更大的不確定性。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不確定性」被斯坦丁總結為當今經濟不安全感的根源。它與20世紀後半葉工業經濟體的狀況不同,當時的經濟不安全感以「風險」為底色,相關機構可以對生病、失業、傷殘等「概率事件風險」進行統計估算,並據此建立社會保險系統。可量化的風險可以用保險來應對,福利系統面對不確定性時則束手無策,因為無人能夠預料到越來越頻發的「偶發」事件以及各種衝擊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零工經濟創造了職缺,卻沒有提供有效的就業保障,並且隨時可以取消這些工作機會。來源:視覺中國

更糟糕的是,「零工化」經濟催生了一批數量龐大的危產階級(precariat),生活中任意一個微小的意外都可能引發「蝴蝶效應」,使之陷於貧困且久難恢復。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認為,基本收入能夠提供或多或少的事前保障,幫助人們應對「不確定性」。

斯坦丁指出,現存的福利計劃中隱含了「貧困陷阱」與「飄零陷阱」。根據英國官方提供的數字計算,已領取政府津貼的失業人員一旦從事低薪工作,就會立即失去國家福利,面臨高達80%以上的邊際稅率,他們的收入實質上沒有增加,反倒減少了,津貼發放的拖延也會阻礙申領人接受短期或非正式工作。作為「權利」的基本收入將有效規避上述兩種陷阱,為底層人士提供持續性的經濟安全感。

此外,多項研究顯示,以財力調查為基礎的福利制度會迫使申請人將大量的時間精力消耗在文書、排隊、與官僚打交道上,並遭受污名化,許多真正有需要的人出於恐懼、無知等原因沒有進行申領,自然無法得到補助金。

相較而言,針對全民無條件發放的基本收入則不會有這樣的問題,減去財力調查環節也能為傳統福利國家節省一筆巨額財政支出——畢竟,單以荷蘭奈梅亨市為例,在該市每年福利支出的8800萬歐元中,福利部門的運營費就花去了1500萬。福利制度造成的行政官僚冗員問題一直為人詬病,同時也是基本收入支持者用以反駁「財政無力負擔」的有力論據。

如果說此前我們對第三紀時代「不確定性」的觀察和體驗零星地散落在某些地區、某個行業和階層,新冠大流行已經整合起了破碎的拼圖,並將之置於我們眼前。來自遙遠世界任意角落的微小變動都可能疊加為我們身邊沈重的現實,沒有人可以期許僥倖。正如斯坦丁所言:

生活在一個開放式全球化經濟體系下的我們,要處理許多來自世界其他地方、不可預測、超乎我們掌控但又和我們息息相關的決策……

更糟糕的是,這些決策的影響還因破壞力強大的技術變革,(僱員)蓄意犧牲勞動保障,以換取雇主經營靈活度的勞動市場政策而變得更加嚴重。

一些基本收入批評者認為,低收入的人會把基本收入揮霍在「私人惡習」上,但多項試點試驗表明,領取人多半將所得款項花費在了子女食物、學業、醫療保健等「私人良善用途」上。

基本收入讓人不勞而獲?從「狗屁工作」「有薪勞動」反思工作本質

2017年,芬蘭發起了為期兩年的「基本收入計劃」實驗,在接受政府失業救助的公民中隨即選取了2000名25~28歲的年輕人,每月發放560歐元的基本收入,這項收入不會因領取人重新就業而取消。

芬蘭社會事務與健康部聲明,該實驗的主要目標和促進就業有關,擬定實驗計劃的工作團隊領導人也向媒體表示:「它將鼓勵擔心失去失業津貼或其他津貼的人接受一些短期的就業機會。」

遺憾的是,在芬蘭為期兩年的實驗結束後,實驗群體在就業方面的表現與未獲得基本收入的對照組沒有多大差別,基本收入不等同於促進工作的誘因。

美國六個州在1968-1980年間的本地實驗以及1970年代加拿大著名的Mincome實驗數據則表明,基本收入將降低工作誘因。反對者們就此提出了不少批評,例如,基本收入不利於「充分就業」等進步主義政策,基本收入將導致工作消失,鼓勵「不勞而獲」的懶惰習氣等。

負責基本收入試點計劃的芬蘭國家保險局KELA

針對這些批評,斯坦丁提出了一個尖刻的疑問:什麼是「工作」?

批評者們在長篇大論地哀嘆基本收入將如何打擊就業,重創經濟,敗壞人類「勤勞努力」等優良道德時,「工作」作為一個最關鍵的概念始終未經檢視。

不論是上述基本收入試點實驗收集的勞動數據,還是將「不工作」視為道德墮落的批評,它們都默認了20世紀以來社會經濟文化對「工作」的標準定義——有薪勞動。

英國經濟學家庇古(Pigou)曾用女管家的例子來論證有薪勞動工作觀的荒謬性。他假設,如果自己聘請了一名女管家,國民收入、就業人口等一系列「好看」的指標將會上升,不討喜的失業率則會下降,而一旦自己與女管家結婚,她所從事的與之前完全相同的活動則會立即失去市場價值,「好看」的指標隨之下降,失業人口增加,引發一部分數據愛好者的焦慮和譴責。

而在現實生活中,「女管家」式的角色大量存在,傳統的家庭婦女、照看孫輩的老人,他們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無法計入「好看」指標的無薪勞動。

儘管這兩年家庭內部的勞動逐漸正獲得認可和正視,但它依舊從屬於一個無法與市場內有償勞動並列的體系。人們在談論「工作」時,腦中很少會出現家庭照料、社區服務等場景。

實際上,每個人一生中都要面臨「女管家」式的困境

最直接的例子是第三世界經濟體「一直在線」的工作文化——與現職有關但卻沒有報酬的勞動,被無限加塞到我們的私人時間與空間之內。當這種無限加塞與「奮鬥」「拼搏」等鼓舞人心的話語相連時,資本對人的榨取被險惡地包裝成自我修養和激勵,工作被鼓吹為實現內在道德和社會價值的唯一途徑。

基本收入的目的既不是讓人們有錢得無所事事,也不是助推充分就業、經濟發展,而是讓人們「有機會可做自己希望做且有能力做的事」。

然而,這些工作真的這麼有價值嗎?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理論已經向我們展示,現有的許多工作無法給個人提供滿足和成就感,也絲毫無益於社會福祉,完全沒有存在的意義。

他在《狗屁工作》一書中舉了一個較為極端的例子:一名西班牙的公職人員曾六年未到崗上班,卻無人發現,在這段時間裡,他潛心鑽研斯賓諾莎的著作,成為了一名相關領域專家,可見一些工作崗位根本不產生經濟價值,也無法具備意義,形同擺設。

疫情期間有網友調侃「如果再不上班,老闆就會發現其實沒有我,公司也能運作下去」,這一方面反映了勞動者面對雇傭關係不平等的無奈,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對現職崗位的懷疑。我們難以設想一個沒有醫生、護士、環衛工人的世界會是怎樣,但如果消失的是某些行政管理崗位或公關咨詢職業等等,對社會而言似乎沒這麼緊迫。

經濟學家凱恩斯在上世紀30年代預言,依賴自動化極大地提高生產率後,人類將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每周僅需從事15小時的工作。將近百年過去,科技的發展誠然使人類社會總體的物質財富空前繁盛,但等待我們的卻是讓人喪失意義感的「九九六」式社畜生活。

既然有這麼多工作無法創造社會財富,達成「充分就業」等指標的做法就很難說是出自經濟的考量。20世紀建立起來的收入分配制度瓦解後,國民收入愈發流向資本而非勞動,不論個體再怎麼辛苦工作,都無法跨越結構性失衡的鴻溝。對個體和社會而言,工作所具備的經濟意義都十分有限,「狗屁工作」存在的理由更多是政治性的——它是金字塔頂端的少數「食利者」(rentiers)維護現有秩序的利器。

如果我們用一種更審慎的態度檢視與工作相關的一系列指標,就很難去苛責基本收入無法促進就業了。在加拿大的Mincome實驗中,有薪勞動量小幅降低的群體主要是養育幼童的母親與在學青少年,他們停止或減少工作的原因,是在家庭經濟負擔減小後,希望花更多的時間照料嬰兒或投入學業,真正減少的只是市場認可的「有薪勞動」,人們並沒有因為獲得補助而變得遊手好閒。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基本收入的目的既不是讓人們有錢得無所事事,也不是助推充分就業、經濟發展,而是讓人們「有機會可做自己希望做且有能力做的事」。

也只有在這樣的視角下,我們才能看清,基本收入不是對當下經濟政治不平等、不公正的補救性舉措,而是長期的匱乏、隔離、屈辱與憤怒所孕育的反叛的種子。

它關乎社會正義、自由與安全感,旨在為人們提供一個選擇自己所熱愛的而不致流離失所的機會,旨在讓人們學會重新擁抱可供沈思的「閒散」——畢竟,20世紀雖然同樣混亂不堪,烏托邦的理想卻在每一塊大陸上激蕩,我們如今被迫「有閒」,卻無力構想未來,只是一味地咀嚼那個已然逝去又乏善可陳的舊夢。

轉載自虎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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