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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決定退出總統顧問團。氣候變化是真實存在的。退出《巴黎協定》對於美國和全世界來說都是損失。”
美國時間 6 月 2 日凌晨 4 點多發完這條 Twitter 後，特斯拉（Tesla, TSLA-US） CEO 伊隆·馬斯克 (Elon Musk) 最近又連發了三條內容，跟蹤“川普 (Donald Trump) 宣佈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一事。此前，迪士尼（Walt Disney, DIS-US） (Disney) 現任 CEO 鮑勃·艾格 (Bob Iger) 也宣佈，“出於道義考慮”會辭去在白宮的顧問職位。
從製造業、汽車業、科技業到金融業，不管看上去是否會直接受到減排政策變化的影響，幾乎所有的美國大公司高層這次都站了出來，公開反對川普的決定。言辭的激烈程度，也超過了先前的“限穆令”、“邊境圍牆”和“美國製造”等強硬政策發佈時的水平。
被認為“終有一天會去競選美國總統”的前紐約市長、彭博公司 (Bloomberg) 創始人麥克·彭博 (Michael Bloomberg) 甚至表示，如果因為美國退出而給全世界的減排資金造成了缺口，他名下的慈善基金會將直接向聯合國相關機構捐出 1500 萬美元，維護先前改善氣候變化的努力。
前紐約市長 Michael Bloomberg 說：
“恪守《巴黎協定》無需華盛頓點頭。”
簡單來說，《巴黎協定》是全球為了遏制暖化趨勢、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作出的一項集體決策：相比工業革命之前，全球平均氣溫在 2100 年前的升高幅度必須被控制在 2℃ 之內，最好不超過 1.5℃；協議國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綜合性的減排政策；各國通過相互制衡達到減排目標，但排放大國得體現出更多擔當。
川普認為，前任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 在 2015 年代表美國簽訂這一公約時，設定了過高的減排目標。按照“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協會”提供的數據，到 2040 年《巴黎協定》總計會讓美國減少 650 萬個就業崗位，每戶美國家庭的收入損失 7000 美元。再轉換成 GDP，就相當於少了 3 兆美元。
他最不能接受的是，《巴黎協定》本身的“無約束性”，讓其他排放大國設定了相對寬鬆的減排目標。美國人吃了個大虧 — 在訪問完盛產石油的中東國家後，川普似乎是這麼認為的。
現任美國總統川普說：
“我們不能動工的時候，中國可以建設上百個新煤礦。而印度到 2020 年的產煤量可以翻一倍，就連歐洲都可以建新煤礦！總而言之，這項協定不是為了控制煤炭產能的。它只是把這些工作崗位從美國輸送到了其他國家。也就是將美國的大量財富在其他國家間重新分配。”
既然這是個經濟問題，那為什麼曾是商人的川普會在氣候變化的問題上，犯了美國商界的眾怒？那份實際執行起來也困難重重的《巴黎協定》，又到底會如何影響到商業社會的運行方向？
為什麼這一次，這麼多矽谷技術公司的大老都出來反對了？
今年 5 月，《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 》、《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和《紐約郵報 (New York Post) 》就多次刊登由蘋果（Apple, AAPL-US） (Apple) 、Google、惠普 (HP) 、英特爾（Intel, INTC-US） (Intel) 、微軟（Microsoft, MSFT-US） (Microsoft) 、蒂芙尼 (Tiffany) 等 25 家大企業聯名簽署的一份整版廣告，敦促川普政府不要退出《巴黎協定》。
這些企業涉足科技、能源、零售、衛生、消費品、製造和金融產業等多個領域，其總市值超過 3.2 兆美元。但帶頭的都是大科技公司 — 這與他們已經花在購置清潔能源上的數百億美元密切相關。
從全球範圍來看，訊息和通信技術的總耗電量大約占全球耗電總量的 8%，且仍在不斷成長。一個大型數據中心的用電量，就可以耗盡一個中小型發電廠的產出。科技公司不得不尋找更為便宜的能源供應方式，甚至是自己發電。
在相關技術得到普及推廣後，近年來風能和太陽能的發電成本已分別下降了 60% 和 80%，由此成為科技公司採購的重點。按照 Google 高級副總裁霍爾澤此前的說法，公司到 2017 年購買的風力和太陽能，就能滿足其全球數據中心和辦事處的電力消耗。
Google CEO Sundai Pichai 說：
公司會繼續努力，為全世界創造一個更清潔、更繁榮的未來。
Facebook CEO 馬克·祖克柏 (Mark Zuckerberg) 在反對川普的同時也表示，公司正致力於讓所有新建的數據中心都全部採用可再生能源。
（在興建公司新總部的過程中，蘋果公司在屋頂鋪設了大量的太陽能發電板。圖片來自 Fortune）
而蘋果為了滿足自家數據中心和供應商的用電需求，除了採購清潔能源外，還曾直接與太陽能發電商合建電廠，多餘的產能還能以市場價格，出售給本地電力企業。
蘋果公司 CEO Tim Cook 說：
我們再次保證，總統的舉動對於蘋果保護環境的努力不會造成影響。我們將與供應商繼續合作，以清潔能源助力產業發展。
馬斯克與汽車公司的反對，則與新能源產品的市場相關
不久前，在美國股市上發生的一件大事是：儘管年銷量、產能還不到通用的 1%，但特斯拉的市值連續超越了福特（FORD, F-US） (FORD) 和通用 (GM) 兩大品牌 ，以超過 510 億美元的身價，成了全世界最值錢的汽車企業。
特斯拉不僅是作為傳統汽車產業的顛覆者出現。除了其智能化的程度展現出了與科技公司類似的投資潛力外，更多人還喜歡它“環保友好”的那個標籤。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特斯拉在構築市場競爭力時，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傳統汽車廠商都如夢初醒般加快佈局電動汽車時，特斯拉已經能為市場提供多款不同價位、性能穩定的產品。為了降低成本，公司的超級工廠“Gigafactory”自己生產車用蓄電池，每年能生產 100 兆瓦時的產品。在 2017 年的 TED 大會上，馬斯克還曾表示，如果有 100 個這樣的超級工廠，就能滿足全世界對於清潔能源的儲能需求。
（特斯拉“超級工廠”的內部，同樣高度自動化。圖片來自 NPR）
在馬斯克的推動下，2016 年特斯拉還收購了他所創立的另一間太陽能公司 SolarCity。這事曾經飽受股東爭議，因為直接賣太陽能屋頂電池板的生意不好做。但美國近 3/4 的州政府都會為這類項目提供巨額補貼，才能讓這家公司的債務問題一直不至於過於嚴重。
至於福特、通用這樣的傳統汽車企業，川普對於傳統製造業的一貫重視、以及退出《巴黎協定》後，對於上游石油產業的刺激，本來是個利多消息。
但如果從全球市場的角度來考慮，如果其他地區的油耗和尾氣排放標準都變得更加嚴格，僅在美國市場推行高耗能、高污染的產品，也是得不償失的。
（通用旗下的電動汽車產品線雪佛蘭 Volt。圖片來自 HybridCars.com）
此前在環保標準嚴苛的歐洲，BMW 和福斯 (Volkswagen) 的高層也曾抱怨稱，公司已經在完成歐盟的要求下花掉了數百億的資金，相對於排放標準寬鬆的美國和日本汽車企業來說，這會讓歐洲的汽車廠商疲於奔命地完成減排目標，失去技術競爭力。
而在大眾曝出柴油發動機排放醜聞後，電動車就更加成為了歐洲車廠急需的救命稻草 — 跟中國的情況類似，各家汽車企業雖然都提出了多條電動汽車的產品線計劃，甚至是樂觀的量產目標預測，但他們的產品目前看上去，大多像是為獲取政策補貼。而美國電動車概念的繁榮背後，也有 3/4 的州所提供的補貼策略作為支撐。以近年來業績不佳的福特為例，在更換 CEO 後，公司計劃在未來五年內一口氣向全球市場推出 7 款電動車產品，並對已有產品進行了“腰斬式”的降價，以刺激消費。
現在也沒有任何一家汽車企業，會反對“新能源汽車是產業未來趨勢”的說法。包括大眾、寶馬、通用、福特等多家汽車公司在內，都已經加入了這場競爭。
傳統能源公司經常抵制減排，但也沒給川普口中的美國工人留下機會
這一次，連埃克森美孚 (Exxon Mobil) 、康菲 (ConocoPhillips) 和 BP 這樣的石油公司，也對川普的想法保留了意見。他們的邏輯也簡單：公司的利潤來自傳統能源，而一旦美國不留在和談桌上，就更無法影響全球對於碳排放的管控了。
對於減排問題，這些傳統能源公司在表面上都放棄了強烈抵抗，而是善用遊說團體，希望每一次國際談判和國內政策制定時，對自己的影響降到最小。
2015 年簽署《巴黎協定》之前，聯合國氣候變化項目負責人 Christiana Figueres 就曾發表針對六家石油公司 CEO 的公開信，請他們在這個關鍵時刻停止對於聯合國和迂迴政府的遊說。
解密網站 Open Secrets 的數據顯示，殻牌 (Royal Dutch Shell) 、BP、挪威石油 (Statoil) 和英國天然氣公司 (BG) 僅在 2015 年花在遊說美國政府上的錢，合計就達到了 372 萬美元。此前，這些公司就被認為差點擾亂了《京都議定書》的簽署過程。在《巴黎協定》出現之前，《京都議定書》是全球範圍內唯一提出過明確目標的減排協議。
他們沒有因為全球的減排形勢，就改變公司的發展策略 — 不管世界能源需求如何成長，最應該提高的仍是傳統燃料的供應量；但公司的運營成本不能因此提高太多，自動化、機械化的開採方式將會替代人力開採，成為絶對主流。這意味著，即使川普退出了《巴黎協定》，他“要讓煤炭工人回去上班”的想法也很可能會落空。
（降低對於煤炭和石油的依賴，已經是美國能源產業近年力推的發展方向。圖表來自《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按照美國能源部此前的統計，美國煤炭工人的數量的確在減少，但人數本來就不多，只是從 2008 年的 8.77 萬人，下降到 2015 年的 6.60 萬人。而且，美國已經實現了全球最高的煤炭開採效率。彭博社 (Bloomberg) 的分析顯示，在美國的大型煤企裡，自動化設備可以使人均年產量可以達到 30746 噸，是中國目前大型煤企的 17.8 倍。
那些技術水平相對較低的煤炭企業，最可能會因為川普這次的決定而多活幾年。
美國最大私營煤礦企業 Murray Energy 此前一度出現大裁員，並宣佈破產。但在川普上台後，這家公司立刻就開始慫恿他，讓美國儘快退出《巴黎協定》。而在消息公佈後，另一私營煤企 Peabody Energy Corp. 也表示，這一舉動應該能讓電力產業減少對“各種各樣不太穩定的能源產品的依賴”。
在全球油價暴跌期間，美國石油業也砍掉了近 70% 的就業機會，但改用電腦控制後，鑽井平台的日產量反而上升了。以西德克薩斯州盆地的油井為例，這裡三年簽的開採成本每桶超過 60 美元，而現在只要 35 美元。
（川普將製造業及相關產業作為關注重點，前段時間還關心了煤炭工人們的處境。圖片來自《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 》）
而在那些離開煤礦和鑽井平台的工人裡，除了失業在家者，很多人其實已經在新能源產業找到了工作。在 2016 年，新能源為美國貢獻了 14% 的新增就業，整個產業的就業成長率是全國總就業成長速度的 12 倍以上。
川普走回老路上的想法，可能反而會導致這些員工的再一次失業 — 這是由美國早已轉向相對更清潔能源的產業結構、而不是《巴黎協定》所決定的。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曾用市場手段管控酸雨的美國，這次卻在碳交易的巨大機會前開了倒車
讓市場而不是政府來促成減排，其實一度是美國在處理環保問題上的先進之處。一個典型案例，就是在 1990 年代提出的“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制度：
在早期應對電廠因燃煤排出的含硫廢氣，以及最終導致的酸雨現象時，聯邦政府一度也採用強制手段，讓電力公司安裝脫硫裝置。而電力公司則極力反對，他們認為這種控制方法的成本花銷“足以將他們送回到中世紀的黑暗時代”。
這種管制與經濟效率之間的矛盾反覆上演，直到里根執政結束時，國會已提出並否決了 70 部不同的酸雨提案。
（至今，美國的部分地區仍受到工廠排放導致的酸雨困擾。圖片來自 Tech Times）
而在 1990 年代的《清潔空氣法》修正案中，政府只提出了對於二氧化硫排放的總量限制目標，同時給予一定數量的“排污許可”。對於超出許可排放的部分，企業可以自行限制生產或更換環保能源，也可以去市場上向其他公司購買配額。而政府逐年收緊排放總量，排污許可的價格也會變得很高，最終能誘使企業採取更廉價的減排手段。
“控制總量、內部制衡”，不僅在之後成為了《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等全球減排協定製定時的指導思路，也促進了全球其他國家採用類似的市場手段，處理環境問題。
而排放權交易過程中所帶來的金融市場機會，對於銀行業來說，也是大機會。
過去十年，歐洲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場，目前有超過 1 萬 1000 家發電廠和製造業企業、以及在歐洲境內飛行的飛機參與其中。2016 年，其促成歐洲整體碳排放水平同比下降了 2.6%。
雖然受經濟衰退影響、以及企業自行申報排放配額的錯誤決策，也曾讓交易價格連續數年都處於每噸幾歐元的極低位置，但在調整了交易策略後，歐洲碳市場又重新趨於平穩。
相比之下，美國一直沒能建立起國家級的碳排放交易體系，而是以那些傾向於減排的州為單位，自行設立區域交易市場。目前，美國全國的碳交易量不及歐盟的 10%，交易價格也長期低於歐盟。
對於美國發達的金融產業來說，碳市場這個每年可產生數千億美元交易量的機會、以及背後總規模可達數兆美元的衍生品市場，就這麼被美國政府的政策割裂成了小塊。而在川普執政期間，事情還可能變得更糟。“看不見的手”被箝制住了，更不用說利用這個機會賺錢了。
雖然按照正式程序，川普這一決定實際要到 2020 年美國政府遞交正式申請、並獲得通過後才算生效。川普也表示，他並非完全反對減排，而是希望通過重新磋商，為美國制定更合理的減排政策。
但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GS-US） (Goldman Sachs) 集團 CEO Lloyd Blankfein 認為，在宣佈退出《巴黎協定》的時候，川普就已經嚴重削弱了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領導地位”。
《華爾街日報》也援引鋼鐵產業諮詢公司 World Steel Dynamics 分析師的說法指出：川普的決定不會馬上對所有產業產生影響，但“重新討論減排目標的協商成本很高，也增加了很多不確定性。”
這種不確定性才是商人們最恐懼的事。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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