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的“黃金時代”結束了嗎?

作者:工具書聯合編委會   |   2020 / 11 / 02

文章來源:虎嗅網   |   圖片來源:股感知識庫


新冠疫情讓 2020 年成為史上“最難留學季”。尚未平息的疫情、割裂的世界以及複雜多變的國際關係,使得人們重新審視出國留學的價值。留學的黃金時代過去了嗎?為了探究這一問題,我們聯繫到了三位曾在不同時期出國的留學生:上海紐約大學榮譽校長俞立中;曾赴美攻讀麻省理工學院碩士的 Y-CITY 創辦人石嵐;現美國大二的學生 Alex,談談他們對這一問題的獨到見解。

“留學的黃金時代結束了嗎?”

“後疫情時代,留學還值得嗎?”

“留學溢價不再,還要不要去留學?”

自今年疫情爆發以來,關於留學“值不值”“去不去”的討論已經太多,被冠以“最難留學季”的 2020 年,社會輿論對於留學生的關注,也達到了一種空前高漲的熱度。

2020 上半年出現的留學討論熱潮

在“局外人”的審視角度中,關於留學的決策,就像是在一台精密天平上擺弄砝碼的遊戲。

一邊,有金光閃閃的名校 offer、享受頂配資源的學習環境和打開視野,看見多元文化碰撞的機會;

另一邊,則現實許多,高昂的學費、巨大的學業壓力、奔赴異國獨自生活的種種挑戰,都讓天平搖擺的結果不那麼一目了然。

這也是為什麼,當“疫情”和“國際關係”被擺上天平後,我們會直覺性地得出結論:現在去留學,真的沒有以前值得了。

然而,對於這個結論,三位“局內人”顯然都不那麼認同。

上海紐約大學榮譽校長俞立中曾於 1985 年奔赴英國利物浦大學讀博士,在他看來:如果只是想去鍍金,回來更好地找工作,留學成本不一定收得回來。

如果是希望拓寬視野,讓自己對世界的認識,對社會發展的理解,更加完整;對同一個問題,會有更多樣化的思考,更好地發現自我,理解人生的價值,那就是“物有所值”。

▲ 俞立中

21 世紀初赴美攻讀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學位的 Y-CITY 全球創新學院創辦人石嵐則同樣認為:全球領先的專業教學實力、對多元文化理解的加深,從而建立起一種更加平衡的世界觀、以及國際化的校友網路等等收穫,都讓留學不僅僅是一件從物質上去考慮投資報酬率的事。

很多價值不是一時半刻就能看見,但絕對受益終身。

▲ 石嵐

而對於美國大學二年級的中國學生Alex來說,這個問題或許有著更重的分量,畢竟他正親身經歷著。

年紀輕輕的他對於留學這件事,同樣有著自己的思考:留學的投資報酬率一直很低,但這並不就意味著“留學不值得”。

國外疫情嚴峻、學校開不了學,和體驗感糟糕的網路課程,都是當下正發生的事,但這些極具挑戰性的經歷,本身也是留學生活中非常關鍵的一部分,況且真實世界就是充滿了這樣的不確定。

一、留學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留學的難處有很多,但今年,疫情及其引發的附加效應,強勢插隊到了留學之難排行榜的一位。

Alex就正經歷著這些。由於疫情影響,他不得不選擇“go local”(就近入學),一邊在夜裡上美國學校的網路課程,一邊也正常讀國內學校的實體課。

但更艱難的,還是 3 月春假前,由於美國疫情爆發,學校迅速做出實體課轉網路課程的安排後,要求所有學生一周內離開校園。 “一下子很多人沒有地方去了,機票也不好買。” Alex 說。

這並非個例,當時各國國內幾乎每天都有“回國機票被炒到天價”“買機票被騙”的新聞報導,而國外應對疫情的消極態度,又讓留下變得前景渺茫。留學生那種進退兩難的境地,至今也讓不少家庭感到後怕。

面對這種黑天鵝事件下個體處境的艱難,Alex 反而積極明朗地講起了和朋友們匆忙搬進公寓後沒有廁紙的小趣事,“原本就想大二出來住的,提前感受了一下,好像沒有想像中美好。”

Alex笑著說,“但是很有意思。”

類似的事件,在 20 年前也同樣上演過。

網路泡沫的破滅,讓剛剛走出校園的石嵐直接遇上了“最難就業季”,“我們剛剛經歷了一個繁榮時期,忽然之間,工作變得特別難找,一直聽到公司裁員的消息,股價也跌得厲害。”

石嵐回憶,如果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就會失去簽證。所以朋友們想了很多辦法,有的趕緊找工作,有的再去申請學校,還有的甚至開始考慮要不要結婚留下。

同時,美國“ 9 · 11 事件”發生,不僅引發了大家對自身安全的擔心,在其他方面也造成許多不確定和挑戰。兩年後,石嵐按照原先的計劃回到國內,在北京又碰到了“非典”爆發。

“當下肯定是會焦慮、迷茫的,可能也會想,怎麼這麼倒霉。”石嵐笑說,“現在回頭去想,就覺得心態上更強大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嘛。”

不過,畢竟這些突發事件不會經常發生,相較而言,異國生活、文化差異和學術壓力,可能才是每一屆留學生都要面對的標準挑戰挑戰。

1985 年,俞立中赴利物浦大學進行博士研究,就有很多這樣的挑戰。做博士論文時,照著一篇文獻裡的方法做實驗,但怎麼做都跟預設結果不符。

“我就給作者發e-mail,他讓我給他打電話,他在電話裡教我怎麼做,但還是有沉澱。後來我索性跑到外地,在他的實驗室,由他直接指導做實驗,待了兩週,還是有沉澱。後來,我們動腦筋改進了辦法,才解決了這個問題,前後整整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俞立中說。

這件事給了俞立中很多啟發,一是要交流,主動尋找幫助,二是遇到困難決不放棄。 “一個人的幸福感,往往就是在克服困難、取得成功後才能感受到的。”

二、永遠好奇更大的世界

從 1985 年到 2020 年,從英國到美國,從本科到博士,三位“留學生”的經歷雖不盡相同,但說到在異國求學的最大收穫,三位都不約而同地把“開拓視野,見識並理解多元文化”放在了第一位。

在利物浦大學的五年期間,俞立中的大部分精力還是放在博士研究中的。畢竟當時,英國的高等教育資源於國內而言,優勢巨大。

但除此之外,俞立中還特別關注英國的文化和社會發展,花了很多精力與教授、同學們進行溝通交流。

在俞立中看來:

它(留學)提供了一個融入多元文化的機會,能使我更切身地去理解不同文化的差異。

還有,它打開了一個更寬廣的視野。在不同文化、不同製度之間去進行比較,才能更全面地構建自己的世界觀。

新世紀初,石嵐面對的那個“新世界”,則更多體現在生活中的“文化衝擊”。

“美國同學在校園裡隨地而坐,聊天、看書或者寫作業,這樣一些小的細節對當時的我來說,有點小衝擊。”石嵐回憶道。

“當時我們(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發展差距比較大,美國整個環境的乾淨和放鬆,每個人那種自在、自信、自我的精神狀態,還是很不同的文化體驗。”

轉而一笑,石嵐想,現在的孩子已經不太會感受到那種差別了。 “大家平時就交流很多,差異也不那麼大了。”

2019 年來到美國的Alex確實不太有新奇感了,甚至留學本身就是一件再順其自然不過的事,身邊的朋友幾乎全都是這樣的,讀國際化學校,然後出國。

而這趟旅程於他而言的意義,就在於他能夠走出生活的“小圈子”,去看見那些更大的挑戰。

自疫情爆發後,不少專家學者都曾表示,全球化進程遇阻、地緣政治等因素的影響,都將給這一代留學生帶來巨大的挑戰。

而Alex的真實生活就是這一代人的小小縮影,挑戰都客觀存在,但也正因如此,對於多元文化的理解也變得尤為重要。

同學來自世界各地,Alex很能理解大家都更願意跟同國的“老鄉”玩兒的現狀,但如果能改變這種現狀,實現更大範圍的學習、交流,那當然是更有意義的事兒。

另一方面,大一的這一年,收穫了三個來自天南地北的好朋友,是Alex最開心的事。但比起旁觀者看到的融入和交流,他更看重的其實是,在異國求學也收穫了珍貴的友誼。

Alex對交友的理解是非常健康而思辨的,顯然,這個孩子身上正逐漸顯現出兩位前輩所說的“更多樣的思考”“更平衡的世界觀”。

而留學經歷帶給他們的,顯然遠不止這些。從俞立中和石嵐兩位前輩後來的職業、人生髮展來看,留學經歷都讓們在“跨文化溝通交流合作”等方面,表現出了更加卓越的能力。

在華師大任校長期間,俞立中積極推進學校的國際化進程,在中法學術交流、科技人才培養等方面做出很多貢獻,並因此獲得了“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

2012 年,由華東師範大學與紐約大學合作,創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舉辦的大學。俞立中擔任了上海紐約大學創校校長,並用八年時間將其打造成為一所學術卓越、有口皆碑的國際化大學。

而石嵐回國後打造的Y-CITY全球創新學院,聚焦科技和教育的方向也大幅地源自於她在麻省理工讀碩士學位時,選擇的就是一門交叉學科,以前端科技和跨學科學習見長的MIT讓石嵐在之後多年仍然受益。

另一方面,強大的校友資源也讓她在整個創業過程中獲益良多,但石嵐更看重的,是同那些富有啟發性的同學、師長相處對自己為人的影響。

三、留學的“變”與“不變”

疫情、國際形勢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顯然已經導致了 2020 年會在留學歷史線上變成一個特殊的節點。

這也就造成了,在今天,我們除了像往年一樣糾結“值不值”的問題,更要討論“去不去”的抉擇。

八十年代的留學,是少之又少的事,公費選派為主的留學生中,“被選中”就多半不會放棄;九十年代開始的“出國熱”,則讓所有力所能及的家庭都會爭取孩子留學的機會。

在今天的語境下討論這個問題,當中涉及到每個家庭的考量因素可能就會複雜得多,而三位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的“留學生”也對此提出了一些建議。

1. 現階段的留學趨勢,不會改變

疫情結束後的世界,會有怎樣的變化?在俞立中看來,疫情后的世界,有變,也有不變。

其中,不變的,就包括留學。儘管疫情下的留學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但學生流動、出國留學的趨勢不會有大的變化。

總體來說,現代教育體制,包括學校這一模式,其實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工業革命成果。

提到更理想的教育模式,注重知識、技能、價值觀全面發展的教育,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西方教育。這一觀念、這一大的教育格局,短時間內不會發生改變。

曾在MIT感受其工程學科的強大魅力,石嵐也同樣具有這樣一種觀點。 “國外高校在很多專業領域中還是非常有優勢的,更個性化的教育、更前端的研究,諾貝爾科學類的獎項還是都在國外。所以尋求這樣的教育,國外確實更有優勢。”

2. 留學溢價,已經不存在了

在俞立中看來,從純粹的投入產出比來看,所謂的留學溢價,已經不存在了。

很現實的例子是,留學生在職場上的就業競爭力,是否還如二十年前那麼有優勢,很難說了。

石嵐對此是有直接體會的,“我們現在面試很多新人,不會因為他是留學生就給他比國內畢業生更高的薪資,要看綜合的競爭力,智商、情商、學習能力、應變能力等。沒有所謂’留洋鍍金’的說法了。”

Alex則簡單明了地算了筆帳,“以我為例,我們學校國際生學費每年 7.8 萬美金,再加 0.2 萬生活費用(其實遠遠不止),一年 8 萬,四年 32 萬,匯率以 1 : 6 算也將近兩百萬人民幣。這個數字對絕大部分學生來說,都不是畢業前幾年就能賺回來的。”

3.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不追著名校走

很多留學很重視大學排名,甚至還有這樣的說法,“如果進不了排名前 50 名的大學,基本就不用去了”。

在俞立中看來,如果一個人的人生,要靠學校品牌來支撐,這是很可悲的。

Alex同樣提到了相似的觀點,華人父母好像總希望孩子去把“常春藤”全部申請一遍,但其實這種心理就沒有搞清楚留學的機制。

“孩子能不能考得上是一個問題,合不合適也是一個問題。”Alex用自己舉例說。

“像我最感興趣的這個專業,我就會從這個專業做得特別好的大學中去選擇,而不會去優先考慮這個大學的綜合排名。比如我當時對范德堡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也都很感興趣。”

三位“留學親歷者”的講述,或許能帶給留學的黃金時代過去了嗎?他們我們這樣的啟示:黃金時代過去了。

“留洋”“海歸”“名校”,一個個閃亮而灼目的標籤都可能歸於平淡,但留學親歷者們通過這段經歷的學習、生活而內化到自身的多元能力與思維品質,其價值永遠重要。

正如俞立中所說,“未來,人自身的競爭力與核心價值,才是王牌。”

虎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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