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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管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是世界慶祝女性貢獻、號召女性權益的日子。最初在 1908 年的一場美國女工集會中埋下種子，後來國際婦女節在德國女權領袖的號召下誕生，並迅速獲得各地的響應。隨著 1975 年聯合國加入慶祝陣容，婦女節的國際地位也開始萌芽。
女性的過去與現在
半個世紀前，就像《薇拉・魯賓，暗物質女神與性別歧視的漫長抗爭》一文或傳記電影《隱藏人物》中所描述的那樣，即便是頂尖的女性科學家，想在工作場合有女廁可上，都需要用力爭取。隨著女權運動的推進，近百年來性別歧視問題逐漸得到改善，全球的性別差距一步步收窄——儘管按現在的速率估算，距離理想的性別平等尚有近百年的路要走。
▲全球 HGEI （一項健康、教育、經濟與政治的綜合指標）這一百年間的上升趨勢；數值在 0 ~ 100% 之間， 100% 意味男女平等
截至 2020 年，女性在健康及教育領域的地位變化最為理想，均超過了 95% ，趨向平等；相反，政治層面最為滯後，大部分的職權仍掌握在男性手中；而經濟上的性別差距則介於其中，約 57.8% 。
不過在這些變化背後，令人意外的是，全球投身 STEM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的女性科研人員只占總數的不到 30% ，其中數學、物理、工程與資訊科學更是低於 20% 。
另外，更讓人費解的是：越是性別越平等的國家， STEM 領域的性別差距反而更大。以理想教育及性別平等著稱的芬蘭、挪威等西歐國家，單從 STEM 領域的女性比例上看，明顯比性別歧視相對嚴重的阿爾及利亞、阿聯酋等中東國家更不樂觀。
正當世界正緩緩步向性別平等，為什麼 STEM 領域卻明顯滯後，甚至倒退？這是一個值得深思和探索的問題。
女性不擅長科學？科學不愛女性？
首先看看先天的智力因素。幾個年代前，人們普遍認為：男性更擅於理性和抽象思考，而女性更懂得感性和語言表達。這樣的認知，和過去 “ 男性的腦容量比女性平均大 10% ，而女性的布若卡氏區（語言處理區）比男性大 ” 這類的研究結果有一定的關係。然而，這方面的研究結論一直存在分歧。比如 2013 年一項關於大腦連結組的研究就指出：男性腦部前後連結更充分，而女性大腦左右連結更豐富。
▲藍色為男性腦部的前後連結情況；橙色為女性大腦的左右連結情況
這意味著女性擁有較好的邏輯思考、直覺以及文字能力，而男性具備更強的空間推理及肢體協調與反應能力。不過眾所周知，大腦具備極高的可塑性，男女的先後天差異仍在學界的爭議與探知當中，而在這項研究中，大腦連結組的差異在 13.4 ~ 17 歲這個年齡段才充分體現，先後天因素依舊難以定論。
從 1990 年至 2009 年，不同的心理學家持續整理了前人的研究，並得出結論：男女性腦部沒有明顯的先天區別。
2015 年，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神經科學家對男女性的腦部構造進行了量化分析，也進一步支持了這個結論：極端的 “ 男性腦 ” 或 “ 女性腦 ” 非常罕見，大多數人都介於兩者之間，難以用單一的標準概括人腦的男女差異。
此外， 2018 年的一項研究對比了 67 個國家逾 47 萬名學生的表現，發現女孩的數理成績和男孩整體持平，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女性在邏輯、理性等能力上高機率不存在明顯的先天劣勢。
關鍵，還是落在後天環境上。說到環境，體制一般都首當其沖成為眾矢之的。在升學錄取、就業招聘、資格審查、資源分配等制度上，過去都曾被發現存在性別歧視的問題。不過由於體制問題處於明面，還相對容易監督及糾正。事實上，如今大部分國家（除了中東回教國）都頒布了反性別歧視法（當然，實際的執行力度是另當別論）。
比起體制，更根深蒂固的是文化，涓涓細流般滲透著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貫穿在我們每一刻的決定當中；悄然無聲，所以更難以撼動。其中影響至深的，或許是來自父母、師長、社會的性別成見。刻板一點的印象，有 “ 女孩子不用學太多科學 ” “ 女子無才便是德 ” “ 女博士是可怕的生物 ” ，直接把女性從 STEM 領域推開。但除此之外，較為隱形的性別印象，如 “ 會做家務、懂得下廚的女生才像話 ” “ 女生結了婚、生了子人生才美滿 ” ，實際上也都在潛移默化地 “ 指引 ” 女性該走向何方。
所有這些性別成見，一拉一推，長期都在形塑與強化我們的興趣、目標與個性，帶動我們不同能力的成長，最終左右我們職業的選擇、人生的軌跡。這也是文化深入骨髓的力量。
對於 “ STEM 女性占比偏低（而且越平等越低） ” 的怪象，不少研究團隊也都做出了類似的解釋。2020 年的一項針對 83 個國家 1523002 名男女科研人員的研究發現，女性科研人員的人數雖然偏低，但論文的生產力及影響指數和男性相當。因此，他們判斷女性科研人員占比低的最主要原因不是體制障礙，而更取決於背後的社會動因。
另外， 2018 年的研究發現女孩的數理表現雖然跟男孩一樣強，但她們的閱讀能力普遍比數理更強；個人的相對強項，很可能是女性更傾向於投身到 STEM 之外的領域的成因之一。尤其是在性別更平等的國家——資源更平等、機會更豐富、選擇更自由，這種環境下，個人強項和興趣對一個人的生涯規劃往往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相反，在性別歧視較為嚴峻的國度，缺乏開放的機會，個人強項的現實意義不大，科研反而是通往財務自由相對可靠的路徑，吸引了更多的女性投身其中。
另外，生活中人們對婚姻及生育的考量無疑也會影響職業的選擇。而根據科研人員的自我評估，女性受到的影響高出男性好幾倍。科研工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有更深的家庭價值及其他現實追求的人，往往會選擇一條更容易兼顧魚和熊掌的道路。
除此之外，對於男女處境的不平等，我們往往把焦點放在女性層面的性別成見上；實際上， “ 男孩子應該怎麽樣、不該怎麽樣 ” 的性別成見也間接促成了這樣的局面。
試想一下：今天人們對職場女強人或許已經司空見慣，對女性科學家更抱有欽佩之情；但我們對於男性走進廳堂持家有道或以跳舞、繪畫為生等現象，是否有類似的接受度？考慮到兩性的人生目標普遍涉及成家生子，而成家生子幾乎意味著一定程度的分工，對男性的性別成見實際上也會影響兩性在社會中如何平衡分工。
在 2020 年的 GMIC 大會上，《日本新華僑報》總主筆蔣豐也曾分享到，在日本，女性待在家相夫教子被視作一種職業的選擇，以男主外、女主內的形式分工。這也導致了日本長期在性別平等指數上居於落後。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專業主婦的分工不但受社會敬重，而且享有經濟地位——一些公司會將丈夫的薪資打到妻子的帳戶上。或許，日本正試圖用著另一種形式與定義實現男女平等。
科學為什麼需要女性？
其實，性別平等（或平等）的意義是什麼？純粹為了一個名為 “ 平等 ” 的普世價值或道德高地嗎？當中的一種思路，跟多樣性有關。今天，我們看到各領域都積極進行著跨界合作，為什麼？為的就是在不同視角的碰撞中，激蕩出更寬廣開闊的創造力及更深刻全面的洞見。不讓須眉的巾幗，自然更是這些多元視角的重要來源。
在科學領域中，過去由男性主導的研究不時出現過因受限於性別視角而產生的盲點。比如過去一些藥物（如他汀類、睡眠輔助藥物等）的臨床實驗都無意識地傾向了男性，導致推薦劑量不適用於女性而衍生大量副作用。2013 年，美國食品與藥品局在發現某款安眠藥的活性成分在女性體內殘留更久以後，就對使用該藥的女性發出了藥劑減半的建議。
在一篇《國家地理》的文章中，一名史丹福科學史學家也提到，很多歷史上由男性主導的領域如歷史、生物、醫藥等，參與的女性人數和領域的知識發展都存在正向的關係。
除了更開闊的視野，更多的女性參與同時也意味著一個對女性更有共性與歸屬感的工作環境，進而拉動更多的女性加入到科研的陣容。在商業領域，我們也可以看見類似的效果。高盛與哥倫比亞大學過去的一項研究顯示，擁有高比例女性的企業在所有獲利性指標上都平均高於競爭對手。
通往更平等的下一步
通往更平等的下一步要怎麽走？體制的改革固然要繼續完善，但要解決根本問題，終究需要我們的社會文化與意識緊緊跟上，在生活中主動意識並克服自身的性別成見。薛兆豐曾從經濟學角度探討過一個社會課題：避免一個女生出門遇到強盜，責任在誰？當中，他提到了著名的科斯定理——由誰做出改變造成的社會成本最小，那麽由他去做改變的責任就最大。
由此，在推動體制與文化改變的同時，只要女性能持續精進自己，加快父權社會歧視成本的增大，改變就會水到渠成。不過隨著平權運動的開展，我們也要謹防陷入另一種反偏見的偏見，形成二元對立，導致改革勢力僵持不下。
薇拉・魯賓曾提到， “ 我的家教裡，沒有家務這項。 ” 在那個時代裡，這句話是一種站在不公前抵抗體制的風骨；但到了今天的這個階段，靜下心來，家務固然不該是女性的專屬職責，但它也不會是男性的義務，而是兩方基於平等協商而分工的結果。這才是平權。一旦平權淪為雙標，對平權道路有害無益。平權的本質，在於給予彼此更多同理和包容，為每個人創造出發揮自己最大潛力的空間。這才是平權帶給社會最好的結果。
但願有一天，我們不再有國際婦女節。
《虎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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