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中國也深受其害?為什麼全世界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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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中國也深受其害?為什麼全世界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裡?

2020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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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民政部部長李紀恆撰文指出: “ 目前,受多方影響,中國適齡人口生育意願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 ”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網路紑狂討論。然而,當輿論熱議 “ 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意味著什麼 ” 之時,卻鮮有人意識到,中國竟有可能已經一隻腳邁進了 “ 低生育率陷阱 ” 。

一、 “ 低生育率陷阱 ” 是什麼?

在解釋 “ 低生育率陷阱 ” 之前,有必要先來簡單知道一下什麼叫總和生育率。所謂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是指某個國家或地區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間( 15 ~ 49 歲)生育的子女數量,這是反映人口發展趨勢極為重要的指標之一;學界通常將總和生育率達到 2.1 界定為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能維持人口總量不增不減的生育率水平。

然而,伴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全球各地的總和生育率一再下降,越來越多的國家總和生育率都接連跌破世代更替水平,有的還降至 1.5 以下。例如上世紀 80 年代,義大利與西班牙的總和生育率率先滑落至 1.5 以下,隨後到了 90 年代,斯洛維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拉脫維亞等歐洲國家,以及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也都紛紛進入這個陣營,這一態勢也在歐洲和亞洲等地區不斷地蔓延擴散著。

需要注意的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這些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幾乎都沒能回到 1.5 以上,有的甚至還一降再降到 1.3 以下,堪稱是開創了一個全新的 “ 極低生育率時代 ” 。這種 “ 生育頹勢 ” 的出現和延續,引來了政府、學界乃至商界的廣泛關注與深深擔憂:倘若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 1.5 以下的超低水平,未來勢必要在經濟活力、勞動力供給、養老醫療體系、代際公平、綜合競爭力、政治和文化影響力等多個領域持續面臨巨大挑戰,而且總人口規模也將不可避免地萎縮,最終甚至將歸於消亡。

在這樣的背景下,奧地利學者 Lutz 於 2005 年首次提出了 “ 低生育率陷阱 ” 的概念。他認為,一旦總和生育率降到 1.5 以下,再想重新回升至 1.5 以上就會變得非常困難,宛如掉入陷阱一般難以自拔。正因如此, 1.5 被公認為是總和生育率的警戒線。為什麼跌入 “ 低生育率陷阱 ” 就很難爬出來?根據 Lutz 等人的研究, “ 低生育率陷阱 ” 具有三個 “ 自我強化機制 ” ,分別來自人口學、社會學和經濟學三個層面,它們會把生育率牢牢地鎖定在低水平:

  1. 人口學機制
    人口負成長具有慣性,因過去的低生育率而導致未來出生人數越來越少,與之相應的是未來育齡婦女規模不斷縮減,進而使得出生人數持續下降,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而近期生育水平越低,未來這種負面影響的壓力就越大。
  2. 社會學機制
    其核心概念為 “ 個人理想家庭規模 ” 。 Lutz 等人認為,個人的生育偏好會受到實際生育率的影響,年輕一代如果生活在家庭孩子數量比較少的環境當中,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影響作用下,他們的理想家庭規模也會隨之縮小,這便導致年輕一代到了育齡之時,會有意識地減少孩子的生育。
  3. 經濟學機制
    該機制大致可以表述為,個人渴望的消費與預期收入的差距會導致人們減少生育——這一觀點源自於美國著名人口經濟學家伊斯特林的 “ 相對收入假說 ” :一方面,生育率的下降疊加老齡化的加速,經濟發展前景和社會保障形勢不容樂觀,年輕一代對於未來的收入預期會有所降低;另一方面,現代社會的年輕人物質消費要求和慾望普遍較高,除了經濟發展讓他們的家庭變得更富裕之外,先前生育率的下降也讓他們體會到了兄弟姐妹較少時,自己生活水平的確是在提升的,他們亦習慣了這樣的生活狀態。於是,隨著個人渴望的消費檔次與預期收入差距的逐漸拉大,很多年輕人都認為未來自身經濟狀況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故而選擇減少生育數量或者延遲生育年齡。
  4. 上述三個機制,構成了 “ 低生育率陷阱 ” 的核心內容,也解釋了為什麼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降到 1.5 以下後就長期難以回升。為此, Lutz 等人呼籲,要想擺脫 “ 低生育率陷阱 ” ,必須要想方設法地通過各種政策來提高生育率,特別是在年輕人 “ 理想家庭規模 ” 還不是太低的時候就應該採取措施,否則就晚了。

二、中國已進入 “ 低生育率陷阱 ” ?

“ 低生育率陷阱 ” 概念的問世,在人口學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它不僅被世界各國廣泛引用,還成為了一些低生育率國家政策制定的理論依據。

在中國,人口出生率走低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Wind 數據顯示,自 1990 年以來,中國人口出生率一路下滑,從 1990 年的 21.06 ‰降至 2015 年的 12.07 ‰。儘管 2016 年受 “ 全面二孩政策 ” 影響,中國人口出生率一度明顯回升,但在此後三年裡又出現了連續下降, 2019 年僅為 10.48 ‰,比 2018 年下降了 0.46 個千分點,創下了歷史最低值;與之相應的是 2019 年中國出生人口 1,465 萬人,比 2018 年減少 58 萬人——這已經是自 2016 年以來出生人口的連續第三年減少。

正因為人口形勢的日益嚴峻,近些年 “ 低生育率陷阱 ” 頻頻被學界提及,不過學者們所持態度並不完全相同。有學者認為,中國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前的 10 年間,平均總和生育率在 1.65 左右,並沒有達到 “ 低生育率陷阱 ” 的臨界值;還有學者堅稱,中國生育率存在低估,掉入 “ 低生育率陷阱 ” 已是確鑿無疑。

如今,中國民政部官方首次公開承認中國總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線;而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計算結果同樣顯示, 2018 年和 2019 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分別為 1.495 和 1.47 ,均低於 1.5 的臨界值——需要指出的是,這當中存在二孩生育的堆積效應,如果將其扣除,中國 2018 年與 2019 年的總和生育率勢必要比上述數據低得多。

很顯然,在統計學意義上,中國已經進入了 “ 低生育率陷阱 ” 的區間。而這一切,都要歸因於中國人生育意願的走弱,人口出生率沒有因為 “ 全面二孩政策 ” 而持續性地回升就是最好的證明。這代年輕人到底為什麼不願意生小孩呢?首當其衝的原因,便是經濟壓力。

很多人都聽過這樣的話: “ 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鈔機。 ” 道理其實很簡單,從產檢到生產、再從出生到上學,孩子成長的任何階段,父母都要花費大量的金錢。有網友曾經算過一筆帳,從孕期到孩子高中畢業,總共至少要花掉大約 70 萬元,其中超過一半的金額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這也只能算是中規中矩的水平。

另有數據顯示,在全國養育成本最高的 10 座城市裡,排名最高的北、上、深、廣均在 200 萬人民幣以上,就連排名第 10 的長春也要 121.5 萬元。難怪會有人說, “ 養大一個娃,就要消滅一個百萬富翁 ” 。更何況,一二線城市高昂的房價以及醫療養老的支出都還沒有計算在內,而這些都是導致人們不想生小孩的壓力之源。

此外,還有兩點原因造成生育率的下降:

一方面, “ 多子多福 ” 的傳統理念已漸行漸遠。在不少父母看來,在競爭激烈的當今社會,必須要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想盡辦法加大各種投入,以期讓孩子未來能夠從競爭中獲得優勢並脫穎而出;可若是多生一個,孩子身上的各種成本難免會成倍成長,如此反倒成了 “ 多子多負 ” 。於是, “ 少養精養 ” 的方式成為了許多中國父母的首選。

另一方面,女性地位已明顯提升。目前,中國女性中的職業女性與知識女性佔比正在逐年擴大,這群現代女性崇尚在經濟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會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嚴,喜歡自我設計和規劃以尋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輩子做經濟上依附於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務為主業的傳統家庭主婦。此時,生孩子反倒成為了一種障礙和負擔,故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少生甚至不生孩子。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中國人不想生小孩的理由,與前文討論的三個 “ 自我強化機制 ” 相吻合。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確在客觀上有掉入 “ 低生育率陷阱 ” 的風險,誠如中國民政部部長所言,中國 “ 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 ” 。

三、 “ 低生育率陷阱 ” 能擺脫嗎?

話說回來, “ 低生育率陷阱 ” 真的無法擺脫嗎?答案是否定的。儘管該理論問世初始,曾引發了不少國家極大的不安甚至是恐慌,但僅僅過了三年時間,俄羅斯的總和生育率就由 2005 年的 1.29 回升至 2008 年的 1.5 ,此後多年更是長期保持在 1.6 ~ 1.8 的區間內。不僅如此,自 2008 年前後,白俄羅斯、瑞士、愛沙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維尼亞等多個歐洲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都回到了 1.5 以上,從數據上看,這些國家已然擺脫了 “ 低生育率陷阱 ” 的困擾。

至此,低生育率的回升現象逐漸對 “ 低生育率陷阱 ” 理論構成了挑戰,不少學者甚至開始質疑 “ 低生育率陷阱 ” 是偽命題。暫且不提這個 “ 陷阱 ” 是否真的存在,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諸多國家至今仍深受低生育率所困,這是不容迴避的事實,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 國難當頭 ” 的呼聲依舊令人心有餘悸。為了不重蹈日韓等國家的覆轍,對於形勢愈發嚴峻的低生育率問題,必須要予以高度重視。

從那些總和生育率回升至 1.5 以上的國家身上,或許能得到一些啟示——畢竟,生育率不會平白無故地自己反彈,肯定是那裡的人們找到了一些好辦法。事實上,在低生育率困境的倒逼之下,很多國家都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實踐,範圍涵蓋減稅、社會福利、就業支持、社區互助等多個領域,並形成了一系列較為成熟的經驗。主要涵蓋四大方面:

  1. 提供經濟支持,以減輕父母撫養孩子的負擔,包括現金獎勵、撫育津貼、教育津貼、稅收減免等;
  2. 減少父母(特別是母親)工作和家務勞動時間安排方面的衝突,通過增加帶薪產假、帶薪育兒假或臨時假、無薪育兒假、父親假等方式來解決問題;
  3. 為子女入托入學創造便利,著力增加各類學期教育及義務教育階段的服務供給,在職場內設立育兒設施等等;
  4. 積極推動住房福利的普及,並在改善孕期與母嬰保健服務、加大對生育困難人群的支持等方面做文章。

此外,上述國家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同樣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低生育率問題,因為經濟形勢的向好能夠有效帶動民眾收入水平的不斷提升,使得他們對於未來的收入預期持積極樂觀的態度,自然也就願意生小孩了。這也應了鄧公的那句名言 “ 發展才是硬道理 ” 。

四、尾聲

時至今日,生小孩這件事除了代表著生命的延續、香火的傳遞和希望的寄託之外,還被時代賦予了新的使命。就像一篇文章所說: “ 生小孩是家事,也是國事。 ” 然而,生育問題從來都不僅僅是生育問題,普天之下皆是如此,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很多。

虎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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