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失業、股票崩盤…這麼多壞消息,如何「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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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失業、股票崩盤…這麼多壞消息,如何「共存」?

2022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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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時間來,社交媒體上各式各樣的壞消息,似乎要將我們狹持吞噬 — 新冠疫情一波波卷土重來,人們已經厭倦了因疫情停擺的生活;隔離狀態之下,沮喪感和無力感不斷累加;俄烏戰爭,遠方的苦難令我們感同身受;東航空難, 132 條生命的罹難使人悲不自勝…這滿天飛的壞消息,讓我們很難專注於眼前的工作與生活,心意煩亂但又欲罷不能地洗版,由此陷入一種「壞消息 — 壞情緒」的惡性循環。

甚至,它讓我們產生一種對人生與命運的「失控感」,似乎只能默默接受,喪失對未來的信心。心理學家羅伯特·盧森博士將這種引發信念崩塌、懷疑人生意義的巨大沮喪,形容為「政治性抑鬱」。

「政治性抑鬱」,不僅具備抑鬱的基本症狀,還多出一個表現維度,羅伯特·盧森指出,即個體會覺得自己失去了對於自我命運的掌控。「這種認知會使人們認為努力工作、接受教育、保持想像力和堅持信仰是不重要的…」也就是說,當我們發現當下的自己和原來的價值觀步調不一致時,政治性抑鬱可能反過來引發生命意義的深層次認同危機。

僅從社交媒體看,政治性抑鬱並非個例,而可能成為一種流行情緒,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會心態。這既是個人危機,也是社會危機,它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學會在一個壞消息不斷的世界裡活下去,必須重構一種有建設性的個人生活。

學會與壞消息「共存」

首先,我們都應該認清一個事實:這個世界會有各式各樣的壞消息,甚至是社會越發達,壞消息會越多。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風險社會》等著作中提出,在工業化與後工業化時代,人類的風險比之前其實大大增加,人類正步入一種新形態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在前工業化時代,人類也會面臨各式各樣的風險,但主要是地震、海嘯、洪澇、幹旱、饑荒等自然風險,而現代社會的風險是一種「人造風險」、「文明的風險」或「治理的風險」;它的基礎是「工業的過度生產」,擴大的肇因是人類的盲目自信,「在風險社會的世界中,控製邏輯從內部崩潰了」,不受控製的利欲最大化邏輯引導整個世界「有組織的不負責」。

對於這個時代來說,我們不僅要面對傳統的種種自然風險,比如洪澇災害、大自然產生的「瘟疫」;我們還要面對種種現代性的風險,風險種類越來越多,發生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強。就好比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卻導致全球氣溫上升;科技進步了,各種高科技產品帶來的意外也讓人始料未及;防疫阻隔了病毒,但層層加碼也會帶來二次災害;城市野蠻擴張,就有了失火的高層住宅和意外爆炸的港口;核威懾的存在,讓一些戰爭的發起顯得有恃無恐…

詩人刀爾登曾說,從古至今每個身處自己時代的人,都會認為壞消息太多了,「牽連到整個社會,才有人破口罵將起來,以為禮崩樂壞,大家活不了啦,不要說晉衰宋弊,便是盛如漢唐,也前有王符,後有羅隱,把自己所處的時代,形容得很是不堪」。我們只能聊以自慰:從古至今壞消息都很多,這個時代不能免俗,壞消息是發展帶來的「副作用」。

不要否認壞消息的存在,也不要因為一有壞消息就對人類社會徹底失望。壞消息會一直在,我們先試著與壞消息「共存」,好好活著,再來討論如何對付它。

資訊過載,吞噬理性思考能力

那些被壞消息搞得抑鬱的人,常常會產生一種強烈的自我懷疑:是不是我多愁善感了?如果我不關心這個世界,是不是就不會抑鬱?譬如有的人看新聞時從來只看「正能量」,國外都是水深火熱、風景這邊獨好,不知不覺間自動產生了一種壞消息屏蔽機制。

沈浸在正能量的世界裡,當然是一種路線,就像服用了《駭客帝國》裡的藍色藥丸;但敢於服用紅色藥丸的,反而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勇氣。所以,壞消息太多,並不是我們自身的問題 — 千萬不要因此自我懷疑、自我貶低。只是我們要習得對資訊的接受方式。

應該承認,政治性抑鬱的一大肇因是,我們的心理防線被層出不窮的壞消息給壓垮了。手機網路時代,也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人們接觸到的資訊看似更多、更廣、更雜,但在資訊同溫層的作用下,我們接收到的資訊其實更同質化了。

我們在接受資訊時,總是有意無意地注意那些與自己原有觀念、態度及價值觀相吻合的資訊,或自己需要關心的資訊;同時,也主動排斥或回避與自己觀念不一致或與己無關的資訊。我們深陷資訊繭房而不自知,就像美國傳播學者凱斯·R·桑斯坦所言,「因大眾自身的資訊需求並非全方位的,大眾只注意自己選擇的東西和訊息領域,久而久之,會將自身桎梏於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

也就是說,人們漸漸地對壞消息「上癮」了。一旦我們喜歡刷壞消息,往往會一直刷壞消息,久而久之接觸到的幾乎就是壞消息。甚至,還會對壞消息「成癮」,越焦慮越刷,刷的時間還越來越久。

暫且不論這些壞消息本身是否真實,任何資訊過載,首先吞噬的就是理性思考能力,因為人的認知資源是有限的、我們對資訊加工的心理能量是有限的。

海量的資訊撲面而來時,人們疲於應對,迅速將心理能量消耗殆盡,遑論對每個資訊本身進行驗證和思考。當我們的理智和情感被各種壞消息占據,很容易就產生替代性創傷,即遠方的苦難都與我有關;繼而,我們會產生習得性無助,對他人的苦難無能為力時,容易被無助情緒擊倒。

對遠方的困難保持共情與關切,確實是一種寶貴的情感;不過,誠如新聞學者方可成所言,我們也需學會合理分配注意力,方可成認為,「真真假假、誇大其詞、挑動情緒的消息,會白白消耗你的能量。即便是完全真實的消息,在剛剛被報導出來的時候,也是沒有任何背景補充和意義解讀的,而絕大多數人自己並不具備解讀其意義的能力……這時更好的選擇,是等一等,不必以小時、分鐘來更新你對戰況的了解,每天集中閱讀一次匯總和解讀足矣」。

當然,訴諸於人們自身提升媒介素養,多少有把社會問題轉化為個人問題的傾向:不怪壞消息為何那麽多,反而怪人們不會甄別壞消息。

因此,壟斷資訊的一方,有必要進行更多、更及時、更具互動性的資訊公開。不要讓每個各種真假莫辨的壞消息沸反盈天時,才姍姍來遲。

媒體報導時,也可多一些「解困式新聞」:不僅僅停留在簡單描述「什麼問題」和「為何會出現」,也聚焦於深入探討「如何解決」。即,不只是渲染壞消息,也關注人們為了對付那些糟糕的情況做了什麼,以及可以做些什麼。

避免因壞消息陷入犬儒

於許多人來說,政治性抑鬱與政治冷漠,一線之隔。

壞消息太多,摧毀了人們改變的信心和行動力,很容易滋生一種虛無主義情緒——既然壞消息那麽多,做什麼也改變不了,那做和不做有什麼分別呢?既然從古至今,現實總有壞的面向,那又何必螳臂當車?學會與壞消息「共存」,虛無者乾脆就「躺平」,任爾東南西北風?

這一點,胡適早有精準的描述。他說:年輕人一開始接觸到社會的冷酷時,很容易被悲觀和失望的情緒擊倒,「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麽一回事,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裡,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年輕人輕易就成了「惡力的俘虜」,日後回想起年少時的熱血和理想主義時,最後只剩下自嘲了,然後心甘情願放棄人生追求,隨波逐流成為現實順民。這著實提醒了我們:有一腔熱血、有強烈的共情力,自然可貴,有時卻也得避免試圖一個按鈕解決所有問題的「幼稚病」。

虛無者,極易為犬儒主義所捕獲。以不相信來獲得合理性,這是一種清醒的利己。犬儒者知道壞消息的源頭,也知道各種壞事的肇因,他們不是採取有效行動,而是選擇了利己,千方百計在這個壞消息滿天飛的世界裡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了。

就像是在同一艘船上,犬儒者明明看到船的缺口,船在進水,他們一邊高呼船進水了,但不是修補漏洞,而是一邊喊著一邊趕緊收拾行囊,隨時準備著第一時間踏上另一條船。

這樣的犬儒者,廣泛出沒在我們身邊。他們對世界充滿焦慮不安,在社交媒體上為種種壞消息憤慨不已;但回到現實生活中,安分守己,拘謹克制、從不逾矩,就像托克維爾說的:「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

不過,批評虛無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是容易的,卻不是我們主要的目標。誠如許紀霖所說,「一個正派的社會,不會強迫別人做聖人」。

我們只是試著去倡議一種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路線,以讓壞消息不那麽多,或者讓壞消息能夠引起真正的警覺和改變。如今真正困難的是,如何有效地介入其中。

哲學學者周濂認為,「黑暗的力量不足以控製生活的所有面向,哪怕是一個普遍不正義的時代,仍有足夠的行動空間讓個體去承擔生活及政治的責任,對此我們沒有任何推諉的理由或藉口」。也就是說,假若想要行動,我們一定是有行動的辦法的。可以圍觀,可以轉發,可以評論,可以按讚,可以持續關注,可以成為製造熱搜的一份子;畢其功於一役是不現實的,但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去做正確的、具體的事兒。看似微不足道,然點滴微光,可成星海;更重要的,這也會成為我們在壞消息滿天飛的世界裡積極活下去的動力。最後,以勞倫斯的一段話共勉:「現在沒有一條通向未來的康莊大道,但是我們卻迂回前進,或攀援障礙而過。不管天翻地覆,我們都得生活。」

虎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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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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