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及新台幣利率顯著上升，資產價值的確大幅下降，但負債面下降更多。」國泰人壽執行副總林昭廷在 3 月 22 日國泰金控法說會上，說明升息對壽險業的影響，若以接軌保險負債會計 IFRS17 的角度來算，利率上升雖造成淨值下債券資產價值減少，但同時間保單負債面評價也會大幅變動，一來一往，國泰人壽淨值會增加逾 900 億元，對 2026 年接軌將是正向助益。

2022年首季，同時有壽險及銀行子公司的金控，法說會上多在闡述升息對銀行、壽險的影響，銀行利息收入會增加，各界都了解升息對銀行股是正面效應，但對壽險公司呢？2022年首季新冠肺炎疫情干擾仍在，加上對通膨的憂慮、對美國聯準會（Fed）升息預期， 2 月底俄羅斯無預警對烏克蘭開打，掀起全球譴責及抵制行動，地緣政治風險升高，多項因素交雜，讓資本市場波動劇烈，除了全球主要股市回檔外，債券殖利率亦大幅反彈逾 1 ％。

短空：持有債券價值減少

據金管會統計，壽險業到今年 2 月底投資債券共達 18兆9,901 億元新台幣，雖然有近 15 兆元放在攤銷後成本（AC）項下，即市場利率波動下，這 15 兆元債券亦不用逐月或按季依市價評估列帳，不會影響到壽險公司的損益與淨值，但還有近 4 兆元的債券及 1 至 2 兆元以上的債券型基金部位，是放在淨值項下的金融資產部位，這些債券在首季價值大幅減少，讓壽險業前 2 月即便稅前還賺 924 億元，但淨值卻少了 4,816 億元， 3 月及 4 月債券殖利率仍在持續上揚，壽險公司淨值下債券價值亦在減少。

若依國泰人壽、富邦人壽、南山人壽、新光人壽、中國人壽及台灣人壽等前六大壽險公司在 2021 年第 4 季財報揭露分析，若利率上升 100 個基本點（即1％），則 6 家公司損益及淨值面會是負影響 6,431 億元左右，主要就是反應債券評價利益減少，造成淨值及損益下降。

首季 6 家壽險公司稅後獲利逾 968 億元，但同時間淨值還少逾 4,900 億元，即淨值項下債券評價利益大幅減少。

長多1 新投資債券收益提高，利差益增加

首先，雖然升息造成債券價值下降，短期可實現債券資本利得會減少，但是如美債殖利率今年已反彈逾1％，壽險公司加速新錢及舊債券到期再投資部位的布局，去年底到今年初壽險公司新投資的債券收益率都在3.8％到4％以上。

國泰人壽、富邦人壽、南山人壽、新光人壽、中國人壽及台灣人壽多已表示，會加速投資海外較高收益的債券，富邦人壽亦表示今年首季有較大量實現美債資本利得，提高現金部位，待未來利率上升，可加碼投資，增加經常性收益。六大壽險公司亦已表示，今年要新投資債券的金額達新台幣 1.62 兆元，若升息 100 個基本點，一年利息收入就可增加逾 80 億元，若每年都維持同樣的資金投入規模， 5 年下來可為 6 家壽險公司帶來逾 2,400 億元的利息收入，拉高資金投報率，創造利差益。

長多2 老保單利差損壓力減輕

二是壽險公司淨值可能因為利率上升、價格下跌的資產約 5 至 6 兆元新台幣，但壽險保單負債面約 26 至 27 兆元，若以IFRS17精神計算升息影響，老保單利差損也會大幅下降，大型壽險公司尤其是 1963、1964 年成立的老壽險公司，帳上有大量早期保單預定利率 4 至 8 ％以上的老保單，若利率上升，這些老保單接軌壓力亦會大幅下降，若升息趨勢持續 2、3 年，則對壽險公司 2026年 1 月 1 日要接軌 IFRS17 將是好消息，調整資產部位及股東增資壓力都會大幅減輕。

若台美利率都已上升 100 個基本點，則大型壽險公司、尤其是有預定利率 4％以上老保單的公司，負債面反應會更大，以IFRS17計算的淨值可能不降反升數百億元到逾千億元的規模，即對壽險公司亦算正面消息。

長多3 避險成本可望大幅下降

三是市場預期美國 2022 年可能會升息 7 至 10 碼（即升息1.75％至2.5％），台灣則可能升息 2 至 3 碼（即升息0.5％至0.75％），台美利差可能拉大，壽險公司除加速投資美債外，美元匯率勢必走強，新台幣回貶趨勢下，壽險公司今年避險成本可望大幅下降，如國泰人壽、富邦人壽、中國人壽等都已表示，今年應可將避險成本控制在 1.5 ％、甚至 1 ％以下，若新台幣趨貶且不獨強，則壽險公司估計，一年省下來的避險費用可能數百億到近千億元。首季新台幣兌美元貶值近 3.4 ％，六大壽險公司在 4 月初揭露獲利時即強調，首季出現 800 至 900 億元的匯兌利益，成為獲利一大來源。

長多4 海外債券利息收入入帳

四是美元升值、新台幣貶值下，壽險業每年有6千到7千多億元的海外債券利息收入，兌換回新台幣入帳，金額將可增加上百億到數百億元不等，對獲利亦有一定的助益。

長多5 利率上升有助拉動新保單銷售量

五是市場利率上揚，壽險業利變保單的宣告利率也會跟著上升，對業績來說亦是正面消息，壽險業者表示，如近年大賣的利變壽險，有基本的保單預定利率，是由壽險公司保證，目前大約 0.75 ％至 1.5 ％，市場利率變化會透過宣告利率回饋給保戶，是既能保底、又可跟著市場升息腳步的商品，對保戶累積資產、提高保障有益，壽險公司亦是可以增加保費、卻不至於創造利差損問題、又可貢獻獲利的商品，利率上升，有助拉動新的保單銷售量。

如富邦人壽執行副總董采苓即在 3 月法說會上表示， 2021 年因受疫情影響，新契約保費多有衰退，但 2022 年則因升息，預估會有 2 位數的成長率。 4 月亦已看見壽險公司普遍都有拉高利變保單的宣告利率，亦是反應市場利率上揚，美元利變壽險宣告利率拉高到 2.95 ％到 3.4 ％，已接近 2020 年新冠肺炎爆發前的宣告水準，對保戶及壽險公司來說，亦都是好消息。

低利率環境對壽險公司來說，是弊大於利，過去銷售預定利率 4％至 8 ％以上的固定利率保單，都是壽險公司保證給保戶的利率，在低利率環境下，這些保單都可能出現「利益損」，為彌補此缺口，壽險公司逼不得已必須積極投資，靠著實現較高資本利得，來填補利差損，但也因此要承受較大的投資風險、匯率風險等。

台灣市場利率在 2000 年時仍有 5.15 ％左右的水準，當時壽險公司若將現金配置在銀行存款，大致可支應保單利率；但到了 2002 至 2003 年市場利率快速下降，直接跌破 2 ％，一旦壽險公司僅仰賴國內公債、公司債等投資方式，已無法支應舊有保單成本。壽險公司一方面須想盡辦法降低新保單成本，又須維持一定的業績量，同時要尋找更多的投資標的，以求拉高投資收益、降低利差損。

這 20 年來壽險公司因為要拉高投資報酬率、降低利差損問題，出現資產與負債「幣別錯置」（Mismatch），即用大量美元資產來支應新台幣保單負債，還有資產與負債「期間錯置」，保單負債期間較長，但資產存續期間較短，一度可能差 5 至 6 年、甚至更長，一方面是擔心市場利率隨時可能上揚，不敢配置太多在低利率時期的長債，一方面則是需要短進短出，實現資本利得去降低利差損壓力。

整體經營風險可望逐步降低

隨著拉高美元保單銷售、市場利率開始上揚，壽險公司已逐步減少這些錯置情況，今年 3 月大型壽險公司都已表示其保單負債期間大約是 11 到 14 年，資產存續期間亦已拉長到 12 到 13 年，即資產與負債期間逐步拉齊，資產負債期間錯置的風險就大幅減少。

市場利率回升，債券利率拉回 4 ％以上，亦代表舊有 4 ％固定利率壽險保單的續期保費，可直接投資債券去匹配，沒有利差損，壽險公司就可靠費差及死差獲利，即高利率環境，對壽險公司來說，經營及承受的風險相對都是較低利率環境時要輕鬆且正面。

同時，金管會顧慮到台灣壽險業的保單結構及經營特性，特別給予 3 年的接軌緩衝期，即國際在 2023 年 1 月 1 日就要接軌IFRS17，但台灣壽險業是 2026 年 1 月 1 日再接軌，中間還有一定時間可調整，若這幾年都是緩步升息的態勢，市場利率回到4％以上，壽險接軌工作將會輕鬆很多，即使 IFRS17 對壽險公司造成衝擊，亦會被升息減少很多。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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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持續攀高，歐洲超過7%，美國2022年2月更超過8%，歐元區達到5.1%，英國則為5.5%，寫下1980年代初期能源危機以來的最高紀錄，造成民怨四起。在就業整體稍有好轉的情況下，市場已有共識，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的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在2022年上半年就會漸次提高市場指標的銀行間隔夜平均拆款利率的目標區。不畏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可能造成的經濟衰退，在3月下旬就已開始付諸行動。〔表1〕

觀察各國銀行間隔夜平均拆款利率，美國已成為提高利率的領頭羊，預料英格蘭銀行以及歐洲央行也將跟進升息。由於烏俄戰爭可能造成停滯型通貨膨脹，衡量利弊得失，歐美各國貨幣政策目標將相對降低考量對勞動市場的影響，展現出對控制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的重視及決心。

美元、歐元以及英鎊為最重要的國際儲備以及交易貨幣，美國、歐洲、英國央行系統量化緊縮政策的影響，自然沒有任何金融市場可置身事外。

中、日央行不走緊縮政策？

反觀亞洲兩個最大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機構目前走向，似乎與歐美央行的貨幣緊縮南轅北轍。在中國，人民銀行由2021年起加快朝貨幣寬鬆方向推動，而日本銀行更是透過購買債券來支持市場並壓低殖利率，日本央行對其量化寬鬆立場更為堅定。兩家央行有各自理由。

中國經濟成長正面臨改革開放40年來最重大的衰退，烏俄戰爭帶來的地緣政治風險，為中國經濟投下更大的變數。但是至少就消費者物價指數而言，通貨膨脹（2022年2月止為1.5%）似尚控制得宜。

在日本，即使已經脫離長期的通貨緊縮，通貨膨脹率（2022年2月止為0.5%）仍低於日本央行的2%目標區，支持了寬鬆貨幣政策立場的合理性。

歐美央行政策方向勢必將影響亞洲這兩個主要央行的可能考量。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在各項聲明中，表示將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對應通貨膨脹對經濟所造成的威脅，以至於導致債券市場出現拋售，長期和短期利率之間的差距迅速擴大。這不僅給歐洲國債收益率帶來調升的壓力，也給日本政府債券帶來殖利率上漲壓力。2022年2月中旬，10年期日本政府債券收益率最高已升至0.23%，為2016年以來最高，亦迫近日本央行設定的隱含上限。日本央行不得不出手干預，以確保其10年期基準債券的收益率保持在0.25%的限制範圍內。

另一方面，中國3年期中央政府債券收益率與美國同天期國債收益率之間的利差不斷縮小，從最高的3%左右，已經縮小到目前的0.5%。如此緊縮的利差，不僅無法反映兩國信用風險的差距（以標普長期主權風險評等，目前美國為AA+，而日本及中國為A+，以美國國內公司債而言，2022年2月最相近的AAA及AA違約風險貼水的利差約0.8%），對於中國繼續吸引外來投資並非吉兆，特別是在2021年已占國際投資總額60%的固定收益（Fixed Incomes）資產。

中日企業籌資成本上升

歐美各國央行的利率調升，對於中國的貿易經常帳而言，反可能是荒漠中的甘泉。預期中國2022年貿易順差將持續縮小，低利率可保人民幣相對其他國際貨幣走弱，有助於提振出口，彌補國際金融帳中，投資流入減緩對中國資本供給下降的影響。畢竟對於北京決策核心而言，並不樂見國際主要經濟體採急剎車型態的貨幣政策，對於已經疲弱的中國經濟成長率產生負面的外溢效應。

但對民間企業的影響則大為不同，由於日本（1兆3,000億美元）與中國（1兆50億美元）是美國財政部發行債務最大的淨債權國，因此美元走強和利率上升，為這兩國產生財富效應。然而，對於這兩國企業而言，在國際市場的美元融資需求甚大，在聯邦儲備理事會貨幣緊縮政策後借貸成本將上升，伴隨美元隨之升值，一般公司籌資成本上升的程度雪上加霜。

家庭可支配收入減少抑制經濟成長

此外，對中國來說，美債利率上升主要問題在於造成企業美元計價負債的成本，以及銀行對發展中國家的風險上升。對於日本來說，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減少將會抑制經濟成長。就2021年底全球前100大金融機構而言，共有22家中資商業銀行（清一色為國營企業）以及9家日資銀行躋身當中，資產總值分別約為27兆5,000億美元與11兆1,000億美元，其中自然包括了大量美元計價的債務。相當部分在發展中國家的貸款在COVID-19後，陸續出現清償難以為繼的情形。

尤以中國伴隨「一帶一路」倡議所衍生的新興市場借貸，投資計畫的透明度以及公司治理本就較其他國家為差。對於正經歷景氣循環週期性，加上結構性改變雙重因素產生的成長減速之中國經濟，對貸放債權需進行重整的趨勢，此顯非佳音。至於日本央行對其國債殖利率控制策略，會進一步弱化日元的價值。固然可有利於對外出口競爭力，推高長期低迷的通貨膨脹，但亦將產生日本家庭的購買力縮減，上班族薪資將難以趕上物價上漲的重大副作用。

中期仍有利率上調壓力

在烏俄戰爭爆發後，全球停滯性通膨的機率大幅增加，中日兩國勢難置身事外，調整貨幣金融政策的機率隨之增加。烏克蘭及俄羅斯是世界上主要的糧食及能源生產國，兩國合計占全球小麥出口的30%。俄羅斯是世界第三大原油生產國和第二大出口國、第二大的小麥出口國、歐洲國家最重要的天然氣供應國，出口占全世界的8%，其各類金屬礦產、木材亦占重要地位；而烏克蘭則號稱歐洲糧倉，為全世界第三大的小麥出口國、第一大的向日葵主要生產國、全球稀土重要的產地之一。

由於歐、美、亞洲民主國家（除印度之外）對俄羅斯史無前例的聯合且全方位經濟制裁（寡頭個人、國際貿易、國際金融、旅遊禁令、高科技及半導體禁運），更加快全球供應鏈重組。全球主要石油公司拒絕提煉俄羅斯的石油，甚至退出了在該國的投資，導致國際原油價格已飆升至14年新高。隨著穀物運輸的中斷，以及全球穀物、運輸和化肥價格上漲，食品價格開始飆升。國際糧價在戰爭爆發後一個月，已經超過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時的價格，主糧價格是前一年的2倍多。而中日兩國都需要進口大量的石油與金屬礦產，中國在戰爭之前，更是依賴烏俄兩國的小麥、玉米進口，甚至在烏克蘭還有租地耕種。以上種種因素，都埋下世界各國中長期物價波動的變數。由此觀之，中日兩國利率在中期將有上調的壓力。

貨幣政策將從分歧到同調

由2021年下半年開始，西方與亞洲大型中央銀行之間的貨幣政策分歧越發擴大，歐美國家央行升息緊縮貨幣供給，發展至今，中國和日本央行很難不追隨跟進。主要原因乃自2020年起，全球各國政府為挽救受疫情拖累的經濟，普遍以舉債來支應挽救經濟的大幅開銷。以中央政府債務占國民生產毛額（GDP）百分比來衡量政府財務槓桿，比較2019年到2021年政府財務槓桿，美國上升24.8%（2021年底為133%）、歐元區14.1%（2021年底為93%）、英國23%（2021年底為109%）、日本21%（2021年底為257%，居已開發國家榜首）、加拿大31%（2021年底為110%），連中國都增加10%（2021年底為67%），均創歷史新高〔見表2〕。

以美國而言，聯邦政府債務餘額截至2021年12月底達28兆4,000億美元，同時期歐洲聯盟政府負債總額11兆8,000億歐元（約合13兆5,000億美元）。破歷史紀錄的政府債務，加上烏俄戰爭造成全球糧食以及能源供應的短缺，更遑論俄羅斯聯邦政府的債務違約風險造成全球金融市場的衝擊，各國央行勢必得要思考如何協調政策，否則一旦國際金融市場風險失控，造成利率飆漲，加重的利息支出將會把各國政府有限的預算消耗殆盡，造成更廣泛主權違約風險的大幅上升。（本文作者為美國東北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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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金融（Decentralized Finance, DeFi）問世迄今時日尚短，目前恐怕還找不到精確的定義。比較籠統的說法，是泛指所有在區塊鏈上執行的金融服務。這些金融服務包括存貸、保險、資產交易等，且隨時間展延而種類越趨多元，共同特點是：理論上不存在交易雙方之外的第三方角色，一切服務流程都憑藉電腦程式碼控管。DeFi 存活在傳統金融體系的平行宇宙，整個 DeFi 生態圈構成了沒有金融機構的金融業。

區塊鏈＋智能合約 如虎添翼

話說從頭，DeFi 最早的星星之火，是由身世成謎的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點燃的。2009 剛年初，金融風暴餘威猶存，中本聰一手打造的比特幣區塊鏈就在春寒料峭中開始運作。這是第一個 DeFi 的典型案例，首次達成去中心化架構下「價值」的安全交換，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支付工具，連沒有銀行帳戶的人都可以使用。

2014 年，對區塊鏈滿懷夢想與熱情、年方弱冠的加拿大籍俄裔青年布特林（Vitalik Buterin）站上中本聰的肩膀。他依據自己前一年撰擬的白皮書，在一群同好的合作支持下創立「以太坊」（Etherum），並且利用也許是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初次代幣發行」（ICO）籌措到發展資金。ICO 本身就具有去中心化金融的特質，因為過去新創企業要募集資金，只能依賴創投公司，一般人對新創企業則苦無投資管道，現在 ICO 卻能讓基於區塊鏈的科技新創業者直接與投資大眾對接。

以太坊與比特幣區塊鏈兩者間最容易辨識的差異之一，就是以太坊可部署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而比特幣區塊鏈沒有這個功能。智能合約是一組電腦化的交易協議，也就是由程式碼以各種條件判斷陳述，直接控制數位資產或業務流程，指示機器在不同情況發生時給予恰當的反應。智能合約概念的提出時間甚早，可以追溯到 1994 年，也就是布特林出生的那一年，只是一直沒有受到重視。

沉寂 20 年後人們才意識到，區塊鏈搭配智能合約可謂如虎添翼，相得益彰。因為智能合約就是儲存於區塊鏈的應用程式，可讓區塊鏈上自動執行的交易種類更為多樣，交易過程更為透明；而合約程式儲存於區塊鏈，難以竄改，亦可有效提升交易信任度。

略去金融仲介機構 效率更高

有些人稱呼以太坊為「比特幣 2.0」，但布特林心中勾勒的想望遠不止此，他的目標是讓以太坊成為一部「世界電腦」。具體而言，以太坊是一個開源的區塊鏈平台，全球的開發者都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開發各種類型不限功能的應用程式，創建新產品。而且為了利於用戶與應用程式的互動，以太坊特地將某些常見的使用案例（Use Cases）加以標準化。例如 ERC- 20，也就是「代幣標準」，任何開發者想在以太坊上部署代幣時，都能直接將 ERC- 20 當成模板。具備如此優渥的開發環境，以太坊自然成為開展 DeFi 的應許之地。

相較於傳統金融服務，DeFi 有什麼特別的吸引力呢？略去金融仲介機構的做法，原則上會使交易費用更低，效率更高。以存貸為例，存款者可以在帳戶中存入加密貨幣並賺取利息，但利率可能是傳統銀行的數倍到數十倍。當然如此高收益伴隨潛藏的代價，例如 DeFi 的帳戶不會有存款保險，應用程式也不會保留存款準備金，存款人有可能因網路攻擊、極端市場條件或其他營運、技術方面的失誤而蒙受損失。

這裡有一個著名的案例。Slock.it 是以太坊起步之初頗受矚目的一個專案，這個專案在籌資時嘗試了不同的做法：建立一個分散式自治組織（或稱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DAO），名稱就叫 The DAO，並發行 DAO 代幣，用來換取以太幣。

DAO 代幣持有者可以針對換得的以太幣如何使用來提案（例如原本的專案Slock.it就是眾多提案之一），並享有投票權與所有權，權利按每人持有的代幣比例而定。如果有人不同意某個被通過的提案，他有權撤回屬於自己的資金，方法是啟動「分割」（Split）功能，創立一個新的「子」DAO，把自己有權動用的以太幣都移進去。在這種運作方式下，The DAO 就像一個去中心化的創投基金，注資、紅利及分配全由智能合約處理。

法律與監管議題 層出不窮

2016 年 5 月，為期 4 週的 ICO 募得 1,200 萬枚以太幣，當時價值相當於 1.5 億美元，事情看來很順利。不料，接下來還沒滿 1 個月，就在 6/17，身分不明的參與者逮到了智能合約程式碼的漏洞並發起攻擊。這個漏洞存在於分割 DAO 的程式碼中，有「遞迴呼叫」的問題：用戶可反覆呼叫合約，呼叫結束前帳戶餘額不會更新。於是攻擊者藉由與智能合約的互動不斷抽取資金，被阻止時已轉出價值 5,500 萬美元的以太幣。

注意到攻擊者並沒有竄改智能合約（事實上他也辦不到），而是利用合約程式本身不夠周延來攫取不當利益。這起事件除了顯示無論電腦科技如何進步，終究改變不了人性的貪婪之外，也提醒我們，隨著 DeFi 的進展，會不斷出現法律與監管議題的新挑戰。

除了上述的顧慮外，承擔 DeFi 體系中交易媒介、計價單位與價值儲存功能的是加密貨幣，因而加密貨幣的幣值波動劇烈形成另一個隱憂，這恰好就是穩定幣（Stablecoin）登場的時機。穩定幣是幣值錨定穩定資產（例如美元）價格的加密貨幣，目前釘住美元的穩定幣中，流通量最高的是Tether幣（USDT），由民間機構 Tether Limited 發行。為了讓 Tether 幣與美元維持 1：1 的兌換關係，每發行 1 元 Tether 幣，必須有 1 美元等值的儲備資金加以支撐。Tether 幣建立在 Omni Layer 平台，這個平台又架構於比特幣區塊鏈上。不過 Tether 幣是中心化的加密貨幣，未來也沒有打算去中心化的跡象，而且 Tether 幣背後是否真有足額準備也不時受到質疑。

透明度與重組創造 令人激賞

以以太坊為基礎的穩定幣 Dai 幣則不太一樣。Dai 幣自 2017 年開始發行，目標錨定 1 美元。發行初期由分散式自治組織 Maker DAO 設的 Maker 基金會管理，其名稱來自於中文「貸」的音譯，因為 Maker DAO 提供借貸服務。Maker DAO 另有原生代幣 MKR 幣，除了可表彰治理的權力，也用來支付貸款利息。當 Dai 幣的價格低於 1 美元時，MakerDAO 就提高 Dai 幣的貸款利率，促使用戶歸還 Dai 幣並予以取消。

供給量的減少理論上將讓 Dai 幣價格走高。同理，如果 Dai 幣價格高於 1 美元，則反其道而行。其原理與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操作頗為類似。日後當 Maker 基金會評估已完成推動組織穩定運作的階段性任務後，就會自行解散，讓管理權回歸 Maker DAO 社群，也就是所有 MKR 幣的持有者，讓 Maker DAO 成為真正名符其實的去中心化自治組織。

DeFi 不乏令人欣賞的特性，首先是透明度。不只鏈上的智能合約程式碼可供分析，所有交易資料也都是公開的。相較於傳統金融體系，眾多數據往往分散在大量資料庫中，其中有些甚至根本無法使用。如果真遇到危機發生，DeFi 的透明度將有助於更快掌握事件成因或預測後果。其次，DeFi 協議常被比擬為積木。任何兩個或多個協議都可能經由重組創造出全新的東西，早先創建的協議也可輕易為其他智能合約所用。這種靈活度讓開發新種業務變得更有彈性。

若從整體社會福祉的角度觀之，DeFi 備受期待的優點，首推促進普惠金融。現實中金融服務的化外之民並不少，有些人沒有銀行帳戶也沒有信用卡；有些人雖有銀行帳戶，但需財孔急時，在銀行卻借不到錢。例如根據台灣金融研訓院 2020 年發布的全民金融調查，國人有 19.5% 無法在 1 週內籌到新台幣 10 萬元。DeFi 不同，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DeFi 協議，對基礎設施的要求也相對不高，幾乎不存在因身分造成的差別待遇，因此，若能有完善的消費者保護機制為基礎，DeFi 可望建立一個真正開放且觸及率更高的金融體系。

（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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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自 2019 年底開放金融上雲端，對於這項金融開放政策，率先與微軟公司簽約合作進行雲端數位轉型的開發金，在各大金控中無疑已成為金融業走上雲端的領頭羊、率先導入微軟雲端解決方案，亦為台灣金融產業創下全新的里程碑。

加速數位轉型腳步

對於開發金而言，和微軟合作進入雲端世界，具有全方位的意義，不僅將協助開發金控有效整合各子公司資訊系統，同時亦強化雲端基礎架構，加速數位轉型腳步。對此，中華開發金控營運長林德雲表示，開發金控已運用雲端服務，協助金控有效整合旗下子公司，包括銀行、證券、保險、資本等業務資訊系統，並以此強化雲端核心基礎架構，加速數位轉型腳步。

林德雲指出，開發金控今年與微軟成為策略合作夥伴關係，在鏈結雲端科技與金融服務上進行合作，藉此開發金已經成功地將其企業網站整合到公共雲端平台，目前正致力於開發更多新服務。

微軟三大優勢獲青睞

對於選擇微軟為「金融上雲端」的合作對象，根據開發金內部評估，微軟有三大優勢，使開發金在評估各種可能的合作對象時，最後花落微軟。

首先，微軟是全球科技產業領先的公司之一，提供全球卓越的雲端服務予全球企業。對此，開發金指出，運用微軟 Azure 雲端的原因之一，是微軟公司具備全球性的國際經驗，可幫助開發金的海外子公司資訊系統整合在同一個平台，同時可支持開發金未來在國際化業務的擴展，尤其是 Azure 雲端科技具有嚴謹的安全性與合法性優勢，將能協助開發金控加速啟動多元數位轉型策略。

再者，微軟即將在台設立資料中心，並成為台灣主要的雲端服務公司，則是另一個重要的利基。對此，開發金主管分析，資料安全控管、資料保護和隱私保護向來是台灣金融機構非常重視的領域，而預計從明年開始，台灣雲端環境可以進一步符合主管機關的方向和資訊保密及主權的監理，而微軟本身已成為台灣主要的雲端服務公司，例如，微軟宣布在台灣設立 Azure 資料中心，展現支援台灣產業在當地雲端部署的決心，並完全符合政府及產業的相關法規遵循，正好可助開發金更穩當地進入雲端領域。

第三個優勢是，在於這個策略合作夥伴關係，將能使開發金同時獲得微軟台灣及海外的加持，使開發金控在科技運用上，能透過微軟來自國內外的協助，在發展上能與全球最先進的腳步並駕齊驅。

協助子公司建構私有雲基礎架構

外界關注開發金在和微軟合作之後，將系統遷移上雲的實際執行情況如何，尤其是困難度的高低。對此開發金認為，雲端技術的基本概念很簡單，但在架構上由於必須同時滿足不同面向業務的需求，和主管機關的規範，因此可說是相當複雜的過程，主要的挑戰也是在這裡。

例如，開發金旗下有銀行、證券、壽險、私募股權投資和資產管理等多元系統與金融產品，複雜度極高，而各子公司又有不同的客戶資料保護及資安需求，標準較其他產業為高，也成為在建立能全面涵蓋多方需求雲端架構的重大挑戰；此時，微軟 Azure 優質及安全的雲端平台和技術，將能有效協助集團各子公司建構私有雲的基礎架構，安全地進行系統整合與資料運用管理，加速數位轉型的同時，也能讓集團綜效最大化。

此外，目前金融法規禁止相關金融單位的敏感資料全面上雲，開發金此次與微軟合作，則透過混合式及多重雲端解決方案執行跨單位的資料串接，將微軟的雲端技術與功能延伸到集團內部的地端資料中心，以安全、合法的方式推動數位創新。其解決方案與相關應用程式管理可幫助開發金依據市場需求及顧客意見調整服務，整合內部的服務及產品，甚而結合生態系夥伴的資源。另一方面，開發金的資訊團隊也能以更輕鬆的進行應用程式開發，同時兼具開發效率與品質。

開發金主管對此進而說明，在業務應用方面，由於開發金控的金融服務範圍非常廣泛，舉凡銀行、證券交易、保險和投資業務都包括在內，能同時滿足不同的業務需求，是其中一項重點，此外，同時也必須符合主管機關的規範，在這兩大挑戰之下，也使雲端架構歷經非常複雜的過程才建構完成，期間團隊花了數個月的時間研究和討論。

回頭檢視整個雲端架構的過程與成果，不論是對微軟或開發金控團隊來說，都是新的挑戰、新的學習成長，這個跨金控及雲端先驅的「強強聯手」團隊合作，也體現了滿意的工作成果。尤其是如此考量所有因素建置完成的雲端架構，將幫助開發金在數位化轉型過程中能有更大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支柱。

開發金主管接著指出，未來更能即時發展新的服務，並具有靈活的能力來管理更多的業務需求，以敏捷的方式支援新的業務發展，並且能用高效率的方式和合作方建立夥伴關係，這令開發金特別期待利用該平台為金融業發展新的服務，創造客戶新的體驗。

緊抓「微金融個人化」商機

尤其是現在正處於銀產業進行數位轉型的重要時點，包括所謂「微金融個人化」的商機，越來越受到金融圈高度重視，也令業界更加矚目開發金在採用雲端之後，未來在數位轉型和微金融個人化方面是否將有更大的突破、進展。

對此，中華開發金控營運長林德雲說明：「數位轉型和開發金 ABCDE 發展策略密不可分，它涵蓋了『A』加速數位躍升（Accelerate Digital）、『C』客戶導向（Customer Focus）以及『D』驅動成長（Drive Growth）」。

林德雲認為，採用雲端的策略，對開發金上述的發展策略，發揮了多面向的幫助，包括讓開發金在數位躍升的戰略上有重大進展，也為數位轉型提供了差異化的客戶體驗。

而接下來，開發金下一步的聚焦，將是評估如何在雲端的平台與合作夥伴關係上，來幫助開發金及集團子公司，更了解客戶，進而滿足客戶不同的財務需求。在林德雲看來，個人化微金融對開發金控來說將是一個新領域，也是開發金希望服務的客戶對象之一：「關鍵在於如何以大數據和數據化平台的應用來支持我們的工作！」

對於採用雲端來支持未來不同發展的重要性，林德雲進而分析，計算及系統的擴充性得以增加、更快速建立起數位生態圈中的夥伴關係，以及能由使用狀況來計算成本，是雲端支持未來發展的三大主要貢獻。

林德雲說明，從技術發展的角度來看，隨著「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和「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進步，未來要做各種分析，將更依賴密集計算的模型和技術，而雲端可以快速增加計算和系統的擴充性。

再檢視雲端對數位生態圈的影響，數位生態圈的發展主要是基於雲端，而雲端技術可以更快速、便利的建立生態圈中的合作夥伴關係。再從經濟和成本的層面來看，雲端根據使用情況來計算成本，則是另外一個重要的特點。對此，林德雲也對於進軍雲端在開發金策略發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做出總結：「希望透過雲端的技術來更了解我們的客戶，我們要運用雲端來建設和發展未來的數位生態圈，因此，雲端是我們未來策略的關鍵推動因素。」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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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圍堵中國的方式，已經從貿易戰和科技戰延伸到了金融戰。拜登政府先是通過了川普時代訂立的名單，禁止美國投資一系列與軍事相關的中國企業。然後中國通過了《反外國制裁法》，以美方不當強迫中國企業開放資料為由，要求這些企業從美國下市，美中金融脫鉤的幅度自此越拉越大。

其實，美中兩國的金融聯繫早在近幾年就一直減弱，至少國外直接投資的金額一年比一年少。美商對中的直接投資金額，在 2002 年中國加入 WTO 之後達到頂峰，之後就逐漸下滑。同樣地，中資對美的直接投資雖在 2016 年之前持續成長，但川普上台之後就陷入停滯。不過中美之間的投資組合卻是另一種消長，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確實明顯減少，但美國即使明確制裁了中資企業，美方持有的中國資產（編輯：國家出資企業）依然迅速增加。

成本墊高、募資難度提升

美國的制裁方案如今已逐漸成為一張越加複雜的網路，而中國反制裁的風險，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香港也都日益增高。美國禁止投資者接觸的企業中有一些和新疆或香港有關，但最重要的還是五角大廈藉由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所公布的名單。

被美國國防部列入黑名單的中國軍工企業目前大概有 60 家，其中包括了中國化工、小米（ 01810-HK ）這類巨頭。美國發布名單後，中國在 2021 年 6 月通過了《反外國制裁法》，這可能會墊高外國企業在中經營的成本，進一步阻礙投資流動，其中有些成本可能來自中國政府的法規要求；但如果企業過分符合中國的期待，也會因為聲譽問題而提高另一類成本。

此外，在對方的國家募資也一定比以前更困難，許多中國科技公司，例如阿里巴巴（Alibaba, BABA-US）、京東（JD-US）、百度（Baidu, BIDU-US）、網易（NTES-US），都為了防止未來被美國踢出股市，而選擇了第二上市。在此同時，中國政府也設法獎勵投資國內的科技公司，包括於 2019 年在上海證交所推出了科創板，設法讓有潛力的科技新創產業不需要前往美國，也可以用股權融資方式募得大量資金。同一時間，它也開始懲罰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

數位人民幣「可控制的匿名性」極重要

除了上述的報復措施，中國也用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戰略，來回應金融脫鉤的挑戰。中國這項長期計畫努力已久，但自從美國在境外用美元狙擊中國之後，目標變得更加急迫。而且目前人民幣僅占全球支付或儲備貨幣的 2%，若要化解風險，國際化更是當務之急。之前中國一開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方法，是促使香港成為人民幣的全球離岸交易中心，然後逐步增設更多離岸中心；但這項策略在 2015 年股匯市劇烈震盪之後，效果就不佳。

如今中國推出第二招，利用數位貨幣的先行者優勢，鼓勵人們使用數位人民幣進行跨境交易。這招無論長期短期都很重要，它一旦成功，就可以讓中國在緊要關頭繞過美元。

但貨幣國際化的成功與否，並不單取決於科技能力，要讓全球各地接受人民幣，中國就必須提供大量的高流動性資產，並進一步開放資本帳，讓貨幣可以即時流入流出，藉此維持人民幣的價值。所以數位人民幣的成敗關鍵，就會是中國當局能不能找到一種方法，一方面盡量開放資本帳，另一方面又能追蹤資本流動，並在必要時刻採取行動。

正因如此，數位人民幣的「可控制的匿名性」極為重要，如果數位人民幣設計成功，資金就可以表面上完全自由進出國門，人民幣也能成功國際化，但實際上政府依然可以掌控金流。

然而，這項大業在實作上卻困難重重：跨帳本解決方案的技術門檻還沒解決，中國與其他國家有制度差異，而且分享金融交易紀錄也有許多障礙。此外，中國還需要提高人民幣金融資產的流動性。雖然中國債券市場的規模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迅速擴大，但目前主要仍掌握在企業和金融信貸手中。中國必須提高中央政府債券的流動性，使殖利率曲線更長，基準更明確，不過數位人民幣是否對此有所助益，仍是個未知數。

總而言之，許多重要力量都在推動美中金融脫鉤。美國祭出了制裁，並且拉高中資在美上市的門檻、增加收購美國企業的難度。中國則相當清楚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會帶來多大威脅，所以目前正推動數位人民幣，藉此將人民幣國際化，設法繞過美元。但只要資本帳沒有完全開放，這項壯舉的前景就還充滿未知。

（本文作者為法國外貿銀行亞太首席經濟學家、台灣金融研訓院資深顧問）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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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 2019 年核准樂天國際商業銀行、LINE Bank、將來銀行 3 家純網銀的設立許可，今年上半年樂天銀行、LINE Bank 陸續開業，將來銀行經資安、人事紛擾，導致一直無法取得營業執照。將來銀行 9 日宣布取得營業執照，成為台灣第 3 家純網銀。預計於 2022 年第 1 季正式營業。

台灣正式進入純網銀時代，樂天銀行成為首家正式對外營運的業者。過去，台灣金融研訓院培育大量、優秀金融從業人員，在網銀浪潮來襲下，「滑世代」的年輕金融從業人員除了對於金融職涯的發展與未來想像不同於以往，人才來源亦更多元，激盪出跨界、跨域的精彩火花。

滑世代泛指 80 後的千禧世代（ 1980 至 1990 年），以及 Z 世代（ 1990 至 2010 年），不管是為了避免品牌老化或是鞏固市場，幾乎沒有人敢忽略這群年齡在 40 歲以下，由數位新移民和數位組成的消費族群。但整體來說，在資訊取得和社交上「滑不停」的年輕一代，高度依賴數位科技、重視社群媒體，對物質需求已脫離基本生存飽足考量，進入更複雜的心理層次，則是共同的特徵。

金管會在 2019 年 7 月底開放 3 張純網銀執照， 3 間純網銀業者――樂天、LINE Bank、將來銀行在經過 1 年準備後，陸續取得營業執照。

不僅是純網銀，從國泰世華 Koko、台新 Richart、玉山 e.Fingo 等，數位金融子品牌從企業識別 Logo 到行銷手法、溝通語言，都和傳統銀行大相逕庭，但唯一共同點是――都在瞄準這群「滑世代」！

《台灣銀行家》雜誌走訪第 10 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菁業獎最佳人力發展獎特優的「玉山金控（ 2884-TW ）」、最佳財富管理獎優等的「第一銀行」及純網銀國家隊「將來銀行」，訪問 20 、 30 世代的年輕員工，來跟這群屬於「滑世代」的金融從業人員聊聊，看看這些金融跨界人才在各自的公司內激盪出什麼樣的火花？又是如何看待金融與科技逐步地融合於產生質變，與金融無所不在的數位金融趨勢？

2020 年是台灣金融研訓院成立 40 周年，過去 40 年，金融研訓院培育超過百萬金融從業人員，這次透過專訪來訪問新一代的金融從業人員，除了挖掘出年輕世代對於職涯發展與對金融的未來想像外，也發現到金融人才不再侷限於金融專業，滑世代的獨特性格與習慣，也正逐漸在金融產業中發酵。

玉山金控投資人關係部襄理 邱惇 從法律人到金融人的跨界歷險

面對純網銀來勢洶洶，邱惇分享玉山每年都會舉辦創新工作坊讓同仁了解市場上最新動態、互相砥礪，像是 2019 年的題目就是「如果你是純網銀，你會如何營運？」讓同仁討論純網銀開業後，玉山銀行該如何因應，也許未來的營運方向就在大家的討論中。

透過跨領域更了解社會
邱惇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玉山銀行，大學念的是政大法律系、研究所是政大智財所， 2018 年透過 MA 儲備幹部的方式進入玉山，現在在玉山投資人關係部（IR）。大學雖然念的是法律，不過在大三、大四時試了一圈，發現法律只是興趣，並不想要把它當成工作，覺得自己在產業待下來是更舒服的環境，因此，展開了從玉山開始的跨域人生。邱惇認為跨領域只是一種概念，不一定是真的不做本科工作，更重要的是去了解社會。

在 MA 儲備幹部輪調第一年，他選擇職涯的起點，是在玉山的「法人金融」部門，因為他有一個「海外夢」。邱惇對於可以接觸到國際面的事務很有興趣，一直很想到海外分行輪調，因為疫情的關係，覺得到IR也是一個好的面向，因為在IR的工作主要是玉山外資法人的聯繫窗口，就算人在台灣，接觸到的工作仍是很國際化的。

金融勢必轉型、融入生活
邱惇說，金融是個很古老的產業，就是從事金流的中樞，這個服務會一直在，只是金融可能會變得更隱性，它可能會對消費者更方便，但是對於金融業本身來看，金融會隱藏在生活中的各個角落。這個產業的型態勢必會轉型，但它提供的服務本質是不會變的。它還是需要一些具備傳統金融知識的人，而不是單純只有運用科技的人才，而在這變化過程中，有自己的專業是必要的，了解自己在做的產業核心業務、本質是什麼；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精進各種能力，這些能力不一定是某種看得見或是可以用證照來代表的技能。

像是玉山在這幾年到海外據點布局，就特別重視人員對國際、跨文化間的了解，這是很難用「能力」來描述的，而是變成這個人會把自己的經驗、管理方式好好融入在這個組織裡。不只是跨文化，玉山現在也有很多科技人才。他們以前在求學環境都沒有金融的背景，到現在於金融業上班，彼此間的融入都需要更好的管理或溝通方式，邱惇認為，未來可以在金融業適應最好的人，就是要有自己的專業、又能和所有的人溝通。

將來銀行客戶經營中心資深專案經理 杜彥樺 擁抱跨界，願意站出來就有機會

在將來銀行尚未開業便將社群經營得有聲有色的幕後推手，是將來銀行客戶經營中心的資深專案經理杜彥樺，雖然專長是社群經營，大學念的卻是臺大社會學系，進入產業大概 4 、 5 年，經歷民營銀行、數位科技公司，後來輾轉收到將來銀行的邀約，開始替純網銀「將來銀行」在網路社群中開疆闢土。

縱向專業力＋橫向整合力
從社會學系跨界到數位行銷、再來到金融業的杜彥樺，靠著對社群的熱情奠定了他在數位行銷領域的專業，隨著歷練成長也讓他開始思考，是不是應該橫向學習，不論是品牌、公關，或是跟產品再更靠近一點；對他而言，橫向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是未來在職涯中必經的方向之一。

作為非典型的金融業，杜彥樺也提到將來銀行的文化有點像是新創公司，比較偏向「願意站出來的人就有機會」的運作模式。在將來銀行時常有很多任務跑出來，同仁可以主動去跟主管爭取不同案子的領導權。所以在職務彈性上，都給予同仁滿大的空間，也會有很多跨部門合作的機會，再加上將來銀行的組織相對扁平，能讓同仁在工作職場上有更多跨域學習的機會。

著墨如何「真正對使用者好」
不約而同地，杜彥樺也提到銀行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產業，人際間千絲萬縷的關係，追本溯源多半與金錢相關，金融服務要能走入大家的生活早已是顯學，也一直都是許多前輩們心心念念的使命。身處在被視為「鯰魚」的純網銀裡，杜彥樺認為，純網銀的出現除了大家所期待的便利性與其他可能之外，他發覺在更多大家較少重視的地方，也確實對整個產業帶來了些許變化，比如網站呈現形式、進入新型社群平台，以及視覺風格上的突破與各種嘗試。

正因為將來銀行是從零開始，很幸運地可以從頭依照現代製作品牌的方式與外部專業團隊一起合作完成基礎，從外顯的Logo一直到內部的簡報公版與深層的品牌價值，都做了很深的著墨。從設計的專業出發，盡力屏除「有一種美叫作老闆覺得美」這種窘況發生的機會。

除了視覺上的重新檢視，杜彥樺也認為金融業日後應會更重視 UI 和 UX，也希望這些改變可以帶動許多法規面的討論，金融業要多去思考的是，怎麼做才是「真正對使用者好」，而不是「把自己當作使用者」。此外，內外各單位在數據應用面也應該能有更多的認識，如此一來才可更有效率地討論如何推廣與有效檢視宣傳的績效，而不是一句話關閉了所有可能。他也相信在網路相關軟硬體產業持續升級的趨勢下，金融業由內而外等各方面，一定會越來越好並值得期待。

第一銀行數位銀行處中級辦事員 張元馨 緊抓 FinTech 接觸年輕客群，活化百年品牌

談到第一銀行近年的快速轉型，張元馨提到，第一銀行很願意招募不同背景、領域的人進來，同仁也很願意去學，甚至是借鏡民營銀行的經驗，像這幾年就運用社群平台及成功的IP角色「小粉獅」接近到許多年輕的客群。張元馨也說，第一銀行從 1899 年成立到現在已經 121 年，經營迄今已逾百年，既是第一銀行的優勢，卻也是一個包袱，因此必須要活化蛻變這個品牌。
培養金融科技人才的三個準備

碩士畢業後先到證券業工作的張元馨，在 2016 年遇到了台灣新創開始遍地開花、蓬勃發展的時期，看到新創服務多元、創新的技術，也想跳脫出證券業的圈圈，嘗試與新創相關的工作。於是輾轉到了資策會，開始做起 FinTech 新創的媒合、協助舉辦新創Demo Show等活動，接觸了很多網路創業與金融科技團隊，與原本金融業截然不同的環境和領域中工作，讓張元馨開了眼界。

因緣際會之下，張元馨偶然看到第一銀行在招募金融研究人員，盤點了自己過去的經驗與技能，認為能透過自己的三個準備在此發揮所長。一是，能把之前協助新創公司時學習到的知能，運用在協助第一銀行金融科技轉型的工作上；二是，可以鏈結過往經營過的新創團隊資源，也成為她在進行創新專案開發時的一大利器；最後是整合自己的專長與資源，轉化為專案上解決問題的能力。透過這三個準備，張元馨讓大家看到，金融科技不只是科技人的天下，金融本科生一樣能在金融科技領域發光發熱！

品牌經營須穩抓三趨勢

1. 自媒體經營更趨重要
   過往大多數品牌仰賴數位媒體來提高產品的曝光度，隨著三大媒體Google、Facebook、YouTube宣布廣告內容政策異動，湧現各領域網紅，廣告成本日趨升高，促使金融業必須得經營具特色自媒體的動能，來穩固品牌形象並透過高質量的內容行銷留住客戶。
2. 轉型電商化「快金融」服務
   因應開放銀行商機且 COVID- 19 肺炎疫情再度升溫下，銀行須轉型提供電商化的金融服務平台，無論是產品諮詢或申辦等，都要貼近客戶生活場域所需，享受「一站式」且「快金融」體驗服務。
3. 整合集團資源打群架
   未來金融機構想提高整體獲利性，除了主要獲利引擎之外，發展新獲利引擎策略會成為更常使用的催化劑，協同綜效均可提升集團的獲利績效，運用金融生態系資源共同獲客、留客、育客，積極打造跨通路、產業應用場景，持續以數位工具（如數位帳戶、數位平台等）作為強大的獲客引擎，進而發揮品牌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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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富邦金搶下花旗中國消金業務優先競標權，成交金額折合新台幣約 55.48 億元！富邦金同時也被視為最有機會搶下花旗台灣消金的買家。盤點花旗退出澳洲、巴林、中國、印度、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波蘭、俄羅斯、台灣、泰國、越南的消金市場，其中澳洲業務敲定買家，在中國、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消金業務都有評估中的買家，印度和台灣的消金業務買主則正在敲定中，而韓國業務將關閉清算。

甫上任花旗 CEO 不久的珍．佛雷瑟，展現「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魄力，她最重要的使命，除了在期限內完成監管機構提出的要求外，應該就是帶領花旗重新奪得全球最大金融集團的寶座，站上巔峰。

若要票選今年以來台灣金融圈最震撼的事件，「花旗出售亞洲區的消費金融業務」（信用卡、個人信貸及房屋貸款）絕對排得上前三名。

53 歲的珍．佛雷瑟（Jane Fraser）甫上任花旗 CEO 不久，就展現「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魄力，宣布要賣掉布局多年的 13 國消費金融業務，其中也包括台灣，並要在香港、新加坡、倫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四地建立財富管理中心。

嚴防高資產客戶外流

顯而易見的是，花旗退出這 13 國的消金業務後，未來將聚焦於金字塔頂端的客戶，屆時台灣可能僅有資產 300 萬美元（約新台幣 1 億元）以上的富人願意到星、港開戶，並享受花旗銀行的服務。金管會還強調，要嚴防花旗將高資產客戶轉介至香港、新加坡。

在台灣，花旗銀行共有 44 個分行，雇用超過 4,000 位員工，截至今年 3 月的流通卡數約 285.8 萬張、有效卡數約有 218.4 萬張，而且過去長期穩坐台灣最大、最賺錢的外商銀行寶座。因此，日後哪一家金融業者能夠接手花旗在台灣的版圖，成為近期國內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對許多人來說，「花旗集團」並非只是一家金融機構，而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象徵，並見證了台灣經濟成長的歷程。

花旗於 1964 年在台灣成立辦事處，隔年在台北成立第一家分行，1988 年又買下第一信託後，便一直深耕消金業務，而且孕育了無數銀行的總經理，國內金融圈有所謂的「小花幫」、「花旗幫」封號，正是因此得名。

消金獲利落後同業

花旗毅然放棄消費金融領域，看起來令人錯愕，但研究過花旗的財報後，就不會太意外。

2020 年，花旗集團企金業務的利潤率高達 27%，但消金卻不到 3%。至於即將出售的 13 國消金業務，更像個拖油瓶，旗下 AUM（資產管理規模）高達 820 億美元，使用了 70 億美元的資本，營收 42 億美元，結果卻虧損了 4,000 萬美元。

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時常拿來與花旗比較，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過後，花旗的股價從 2010 年的 30 多美元來到現在 75 美元左右，但同期間，摩根大通從 40多 美元翻漲到近 160 美元，花旗難以望其項背。

眾多華爾街分析師認為，這與摩根大通早就不做跨國消金業務，僅在美國同時提供企金、消金、財富管理的全方位服務，在美國以外的市場就只發展投行、企金、投信等業務，有很大關係，也不時呼籲花旗早該賣掉這些業務。

這也凸顯了業者發展消費金融的瓶頸，過往消金業務獲取客戶的模式，都是透過成立實體據點、培養數量龐大的業務部隊，並在信用卡、信貸等產品上狂打廣告，但隨著金融科技蓬勃發展，加上疫情的衝擊，電子支付、行動支付逐漸蔚為風尚，傳統行銷方式的效益越來越低落，花旗這次的決策，正是提早因應這樣的趨勢。

發卡排名遭國銀超車

以台灣的信用卡市場為例，以往花旗都是數一數二，不過後來就慢慢被本土銀行超越，現在是第 6 大發卡銀行。

為何花旗在台灣的信用卡市場排名下滑？最關鍵轉捩點之一，或許是悠遊聯名卡之戰。悠遊聯名卡用途廣泛，深受消費者所歡迎，所以儘管發卡行必須向悠遊卡公司繳交權利金、發卡回饋金等費用，成本相當高昂，但各銀行為了搶客，不惜砸下重金，競相推卡。

2006 年，中國信託、台新、富邦和國泰等大型銀行與悠遊卡公司合作發行悠遊聯名卡，躋身所謂的「悠遊一班」，之後玉山、永豐等民營銀行及公股行庫也陸續加入 2009 年的「悠遊二班」、2012 年「悠遊三班」的行列，在 2015 年新光、遠東等銀行加入「悠遊四班」時，所有聯名卡發卡行的信用卡市占率已超過8成，花旗卻一直等到 2017 年才發行第一張，已經與其他銀行有所差距。

再者，儘管花旗的發卡量大，但以產品內容而言，並沒有推陳出新，缺乏與本土業者競爭的能量，而且過去幾年花旗的信用卡還「出槌」好幾次，被金管會重罰。

除了信用卡之外，對外商銀行來說，其他消金業務的法令遵循成本也逐漸提高，加上競爭太激烈，逐漸殺成紅海，利潤空間越來越薄，不是非搶不可的業務。但高資產客戶就不一樣了，不論這些客戶到哪個地區，金融業者都有生意可以做，所以只要將資源集中在重要的財管中心，就能繼續服務全球的高端客戶，效益也更高。

站在花旗的角度而言，佛雷瑟的決策是順應國際趨勢，並擁抱數位浪潮的多贏策略，也是聰明的一步，但也有許多人認為，歐美金融業者在海外的業務去留，本來就是功利主義掛帥的思維，這次花旗決絕退出亞洲消費金融市場，剛好反映了這種唯利是圖的文化。

藉由新突破，帶來更大成長

2020 年美國聯邦機構曾對花旗集團提出懲戒，指出花旗集團未能有效改善風險管理系統，藉以偵測有疑慮的交易、高風險的買賣或任何可能的危害。為符合監管機構的要求，花旗必須重新設計完整的科技系統和作業程序，前任執行長高沛德（Michael Corbat）認為，如此大規格的改革，應該交由新接班人以更充裕的時間來完成，因此決定提早退休。

佛雷瑟在正式接班之前就表示，她最重要的使命，是在期限內完成監管機構提出的要求。例如針對美國貨幣監理署（OCC）要求的資料傳輸改善，她在上任前即提供書面報告，具體說明數以百萬計的資料，如何在集團系統內快速傳輸，花旗又將採取哪些步驟改善效率；等到5月，她又必須再繳交科技與風險管理的完整改善計畫。她說，「雖然前方路難行，我不會聚焦過去，我看重的是花旗未來的目標，並且找出可行的道路。」

花旗集團曾經是全球最大的金融集團，在最巔峰時，獲利表現甚至是對手兩倍，然而今日，總收益已退至摩根大通以及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之後。對於如何讓花旗再次強大，佛雷瑟曾說過，「我相信透過簡化，反而能解鎖企業未被發掘的價值。」這應該也是此次佛雷瑟決定要賣掉布局多年的13國消費金融業務的原因。

而佛雷瑟接班之後，積極開創新局面的花旗，也開始向加密貨幣比特幣（Bitcoin）靠攏，更於3月發表一份大力宣揚比特幣的研究報告，力挺比特幣有機會成為國際貿易間的首選貨幣。在報告獲得媒體大量報導，引起廣大迴響的同時，卻也被極具權威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質疑，研究報告所引用的資料不具備足夠公信力，甚至出現數據上的瑕疵。這也顯示花旗在跨出新步伐的同時，必須要更加謹慎，才能獲得更長遠的益處。

在男性執行長當道的傳統金融產業，佛雷瑟能脫穎而出，是她職涯上的重大突破。現在各界也在觀察她，看她是否能夠運用過往在多個事業部磨練的經驗，快速帶領花旗站上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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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恆大集團自 9 月初因旗下理財商品無法如期兌付，引爆一系列財務危機後，官方「維穩」的態度明顯。中國人民銀行近期兩次表態，多提到要維護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維護住房消費者合法權益，並點名恆大停工問題，以及認為不至於發生系統性風險等，中國陸續有地方下調房貸利率、加快放貸速度的跡象。如果目前多數分析都認為恆大雖不至於引發中國版金融危機，但後續如何處理恆大數以兆計的巨額負債，中國政府似乎也傷透腦筋。

回顧中國這幾十年的發展，房地產業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據估計，房地產業整體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可能高達 1/4。中國自改革開放允許持有私有房以來，房價持續攀升，而在房地產業投資後的產值可計算在 GDP 的情況下，中國各級政府更樂此不疲。最近 1、2 年，儘管中央不斷推出壓抑政策，但房地產在中國經濟裡還是扮演著最吃重的角色。

根據英國 BBC 調查報導，中國的房地產領域占該國 GDP 的 25%～30%，而其他大多數國家，所占比例還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房地產投資占中國 GDP 的 15%，而在美國，這個數字還不到 5%，中國的家庭財富中 80% 都是房產，在英國和美國，這一比例可能低於 40%。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機構的估計來看〔圖1〕，近 20 年中國總負債占 GDP 比率，從 120% 一路攀升至 335%，其中以企業與家計負債成長速度最快，而數字也顯示，這些負債的成長主要來自房地產。

▲ 近 20 年中國總負債佔 GDP 比率

可以說，中國領先全球的「地產金融」模式，創造了中國經濟的繁榮：不動產業從地方政府手中批到土地後就可向銀行貸款，再發包給營造業者及預售，循環不已，背後的政商關係盤根錯節，而蓋出來的房屋是否有人入住，則不是官員所關心，房地產創造經濟的數據的表象業績才是關鍵。但隨著越來越多爛尾樓跟鬼城的出現，加上近年打房政策的不斷推出，顯示這種獨特的地產金融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某種程度的極限。地產創造經濟繁榮的同時也創造了最大的不穩定因子。而恆大事件只是其中一個大冰山。

恆大引資填補高槓桿營運財務缺口

由於恆大是中國最大的高收益美元債券發行人和銷售額第二大的房地產公司，影響層面廣大。恆大地產在 280 多座城市有 1,300 多個專案，除了房地產，還有電動車、媒體製作、礦泉水、主題公園，甚至足球俱樂部等事業。高盛估計，恆大集團最輝煌的時候，大概擁有 200 多家境外子公司和近 2,000 家國內子公司，資產約 2 兆人民幣，相當於中國 GDP 的 2%。

但這麼大的王國為何崩解得如此之快？其實羅馬並非一日可造，也非一日可毀，有關恆大債務問題的負面傳聞，多年來一直沒有平息過，包括資金鏈斷裂、公司面臨巨大財政壓力，甚至被傳多次出售公司資產減債。

如 2016 年，恆大集團宣布欲借殼「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深深房」），分拆恆大地產回歸中國Ａ股上市。為此，在 2017 年，恆大引入了人民幣 1,300 億的戰略投資，但之後恆大地產重組一直困難重重，而深深房自 2016 年起一直停牌至今。早有傳聞恆大大量引資，其實只是為了填補高槓桿營運的財務缺口，恆大債務危機早現端倪。

中國此次積極推行「去槓桿」政策，使採用高槓桿營運模式的房地產企業首當其衝，2020 年 8 月，中國中央政府正式畫出「三條紅線」：資產負債比大於 70%、淨負債率大於 100%、現金短債比小於 1 倍。踩中紅線越多，負債規模就必須越小，亦即越難向銀行融資，此政策對嚴重依賴貸款的房地產業是相當大的考驗。

恆大 2020 年底淨負債率為 153%，資產負債比為 83.4%，現金短債比 0.54，即三條紅線全中。2020 年，恆大出現流動性恐慌，引發相關銀行等金融機構及債權市場的連鎖效應，國際機構紛紛調降恆大信用評等至垃圾級。深陷債務風暴的恆大集團 2021 年 10 月中有 3 檔美元債的利息到期，利息合計逾 1.48 億美元。根據路透社報導，部分境外債券持有人尚未收到該公司所支付利息，預料後續支付情況明顯不樂觀，違約的機率相當高。此外，恆大還有更大量的表外負債，使其真實負債遠超想像。

9 月，多名恆大理財產品投資者包圍恆大在廣東深圳的總部大樓抗議，即是一例。翻開恆大 2021 年中期業績報告，在流動負債一欄中，部分應付帳款及票據等指標下的數額遠遠超出有息負債總額。根據惠譽信評公司（Fitch Ratings）估計，恆大約有 5,720 億人民幣的借款，是由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所持有，加計其他間接負債，總金額可能接近 6,670 億人民幣。

房地產問題升高中國金融業風險

恆大事件對金融體系而言，也映射出房地產業的問題已急遽升高中國金融業的風險。根據勤業（Deloitte）報告〔圖2〕，2021 年上半年，中國主要大銀行的房地產不良貸款（逾放及呆帳等）多出現暴增；其中大行庫，如工商銀行大增 96%，建設銀行上升 28%。

▲ 2021 年中國主要銀行的房地產逾放及呆帳出現報增

以恆大本身而言，有息負債涉及銀行類金融機構就有 128 家，借款餘額為 2,323 億人民幣；涉及非銀行類金融機構 121 家，借款餘額為 3,684 億人民幣；涉及境內公司債券 496 億人民幣，境外債券 1,852 億人民幣。其中，民生銀行對恆大的放貸規模占該行貸款組合比達 0.8%，而且民生銀行對房地產業的放貸總額占總貸款額接近 12%，皆居所有銀行之冠。野村經濟學家陸挺直言，「市場應對中國可能糟於預期的增長降速、更多貸款與債券違約，以及金融震盪做好準備」。

中國行業擴張模式需要進行改變

2020 年既有新冠疫情，又有美中貿易戰、金融戰，這直接帶來政策緊縮、規範與控制力道加大。這一系列的調整，讓很多野蠻式擴張的行業如：房地產、互聯網、金融等，都需要踩下剎車。順風時，原先的商業模式或高槓桿發展，是加速成功的利器。但是在政策轉向時，原先成功的利器就變成了毒藥。中國的野蠻成長模式越來越難走。

即使以恆大為首的房地產業泡沫可以在金融業拉起防護線，不讓火勢蔓延形成金融風暴，接下來還是要面對房地產消退後，經濟成長動能不再的現實，從實際供需來看，中國的房地產不太可能再上漲；而官方也不敢讓跌幅太大，否則還是會爆發房貸違約潮；即使維穩得很好，沒有大規模違約，也要面對房地產不漲以後，消費動力長期虛弱的問題。

我國金融機構在良好的風險管理把關下，銀行證券保險共計恆大曝險金額僅22億元新台幣，以投信境內基金較多，但整體比重極低。可說幾乎是全身而退，但未來中國金融整體風險走向未明，我國金融機構在中國的經營策略勢必需有更審慎的評估與調整。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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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政治觀察家認為，岸田文雄不太可能改變安倍設定的路線，反倒是類似美國拜登政府提出的「戰略耐心」，但也得更直接面對台灣問題，剩下的關鍵在於，岸田在日本對中政策方面將具有多大的創新性、勇氣和主動性？

台灣於 9/22 正式向日本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後，日本政府罕見地在中國反對聲浪中，公開歡迎「台灣」加入，然而這個聲明後，日本自民黨舉行總裁大選，勝出者為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而他上任後，對台灣的立場如何，值得關注。

岸田勝出 成為新日相

總裁選舉過程扣人心弦，岸田文雄在第一輪意外逆轉，險勝河野太郎 1 票，屈居第 3 的高市早苗本來非常不被看好，但選舉過程中聲勢直上，總統蔡英文還以民主進步黨主席身分與她進行視訊會談，到了第 2 輪投票，形成了 1、3 名的岸田和高市，夾擊河野局面，9/29 結果揭曉，岸田勝出，成為日本第 100 屆首相。

雖然岸田上任後要面對的外交議題很多，但中國和台灣競相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使得日本更加迫切需要確定對兩國的立場，確定其貿易大方向，以及與中國有關的國防政策，看似一個亞洲的經貿議題，但是岸田的反應，成為全世界關注焦點。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總理李克強 10/4 分別祝賀岸田文雄當選，習近平還在 10/8 與岸田通電話，根據中國外交部公告內容，習近平強調，中日是近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維護和發展中日友好合作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對於具體中日議題，習近平只談到希望日本參加北京冬奧，卻未提到 CPTPP、習近平訪日等關鍵話題。

「這是弔詭的，岸田是親美的，他曾在安倍晉三擔任首相任內出任防衛大臣，也當過 4 年的外務大臣，日本在那時越來越傾向對中國強硬，岸田在競選期間也發表過許多對中國強硬的論述，但從中國官方對他的反應來看，北京對他是有期待的。」催生「立法院推動台灣加入 CPTPP 策進會」並擔任幹事長的立委郭國文提出觀察。

北京對岸田的回應沒有提到更敏感的 CPTPP 議題、習近平訪日議題，許多政治觀察家認為，目的是不要讓這位新日本首相太早面對壓力，為雙方保有彈性。畢竟中日之間的政治議題太多，例如釣魚台問題、南海問題、外界忽略已久的東海油田問題、中方對日俄在北方四島上的態度、中國對武漢肺炎的回應等等。

但郭國文提醒，對台灣而言，最大的戰略潛在失誤，是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訪日，還把對福島食品解禁當成一種外交攻勢的時候，屆時，台灣反成為與日本最友好、卻唯一禁止日本福島食品的國家。

立場親美 外交國防走安倍路線

「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uropean 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觀察認為，岸田並沒有放棄他對中國的微妙態度，他在競選期間就明確表示，日本不僅要透過對抗中國來捍衛自己的基本原則，還要保持與中國的良好經濟關係。根據這段話，岸田會怎麼處理台灣和中國同時申請加入 CPTPP 的問題？

郭國文觀察說，岸田是親美出身，他是親美而抗中，因為抗中而挺台，他本來在中國議題上是鴿派，而不是鷹派，在這次總裁選舉中為何鴿派轉為鷹派、發表那麼多抗中挺台言論？第一，他本身的立場究竟還是親美，第二，對外顯示他在外交國防上仍走安倍路線。

菅義偉擔任首相期間，日本在軍事上對中國表態也是歷年之最，首先，在防衛白皮書中首度提及台灣情勢，再者，於宮古海峽附近日本島嶼開始部署電子作戰部隊、海軍陸戰隊、飛彈，日本也和美國、印度、澳洲組成四方安全對話（Quad）抗中，在美國提出的印太架構中承擔關鍵角色。

「岸田的內閣成員名單中，唯一留下菅義偉任內的兩大官員是防衛省和外務省，表示日本的印太戰略不會轉變。」郭國文說。

在軍事上，日本是美國以外，全世界最大的先進隱形戰機 F-35 作戰機隊，目前有 42 架，未來美國還將再出售 100 架的 F-35，日本媒體報導，日本政府為了加強包括釣魚台（日本稱尖閣群島）的防衛，考慮在宮崎縣部署最先進的匿蹤戰鬥機 F-35B。

在經濟上，別忘了，日本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第一年、於 2020 年大手筆提供 700 億日圓（約台幣 193 億）資金，補助 87 家日企從中國撤出生產線，今年中國爆發斷電事件後，更多的日本企業撤離中國，更進一步分析，日本企業的撤離和其 CPTPP 是有戰略輔助關係的。

日本共識 抗中論點主流化

岸田在這樣的政治、經濟架構之下，任內將會對中國做出什麼回應？郭國文剖析指出，岸田在外交國防議題上勢必走安倍路線，「安倍厲害的地方是，把抗中論點主流化，這已是日本的共識了。」

「遵循安倍主義的高市早苗原本在自民黨總裁大選中聲勢疲弱、奪勝希望渺茫，但其聲望在這次選舉中不斷創下新高，跌破眾人眼鏡，她的崛起，印證了安倍論點在日本已主流化。」郭國文說。

「安倍代行，可以解讀岸田成為安倍台日關係代理人的概念，在內政上，『安規』會不會『岸隨』？這部分我還打個問號。」郭國文指出，安倍過去主要政策被在野黨說是「安倍的錯誤」，某個角度而言那已成為一種包袱，這也是為什麼岸田強調要打造一個可信賴的內閣。

岸田對外走安倍路線，如台日關係，對內走自己的路，在內政的經濟政策想法和安倍主義有所差異，對於日本遭遇新冠肺炎衝擊所需的振興經濟方案，岸田傾向由下而上，直接補助家庭，但安倍過去的提議，是對企業補助，由上而下的滲入方式。

然而，岸田的一個舉動，引起西方觀察家的注意，也被視為他遵循安倍路線的實例，他在日本內閣中設立一個新的「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這是一個類似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架構，任務核心在保護日本關鍵技術不會流落「外國」手中，例如遭到中國的竊取。

郭國文指出，岸田在設立這個類似台灣政務委員位階單位時，展現了他的政治手腕，他找了外界認為最親中的、和岸田派系最不合的二階派內的小林鷹之來出任這個抗中角色，他把親中的拿來抗中用，等於讓親中派洩了氣。

過去日本政府對經濟安保議題的態度沒有特別傾向，然而在美國川普政府任內開始推動全球供應鏈重組計畫，尤其針對敏感的半導體產業布局進行運籌帷幄之後，日本也跟進，最關鍵的指標就是台積電赴日設廠。

台積電赴日 成印太戰略架構布局

台積電赴日設廠起初只是新聞媒體的報導，而且最早的報導是設立「實驗室」，後來才傳出是設置晶圓廠，不論是台積電當局、被媒體點名合資的日本企業、日本政府都不對外回應。直到 10/14 台積電總裁魏哲家在法說會上首次證實赴日設廠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當天表示，對台積電總額約1兆日圓（約台幣 2,511 億）規模的大型投資等支援，政府將納入經濟對策中。

岸田還強調，台積電的設廠將有助於提高日本半導體產業的不可或缺性和自主性，並可望對日本經濟安全保障有極大的貢獻，至此，外界對日本政府首創「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的動機，有了基本根據。

事實上，不論是 CPTPP 或是台積電赴日本設廠，不但是日本的經濟安保議題，更廣泛地說，是日本在其印太戰略架構中的一個布局。

日本持續印太戰略是對中國軍事上威逼的回應，岸田設置「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不但是為了日本在下一個半導體世代的經濟戰略地位，也是一種對中國經濟野心的回應。岸田在安全以外的問題上加強與印太地區其他國家的關係，他旨在促進與這些國家的對話，以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

西方政治觀察家認為，岸田不太可能改變前任設定的路線，反倒是類似美國拜登政府提出的「戰略耐心」，但是也得更直接地面對台灣問題，剩下的關鍵問題在於，岸田在日本對中政策方面將具有多大的創新性、勇氣和主動性？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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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面對疫情， FinTech Taipei 2021  特別推出 FinTech Taipei Online 線上系列活動，集結各家金融機構與新創團隊展現後疫情時代的金融科技創新能量，就如同疫情期間金融服務不中斷， FinTech Taipei 2021 亦不中斷！

「 Bank4.0 比我想像得更快實現，我們知道它正在發生，但它是被迫改變的。」有銀行創新教父之稱的 Brett King，近年來不斷大聲疾呼金融科技將顛覆傳統銀行的面貌，不用跑到實體銀行，而是隨時隨地都可辦理銀行業務。他著眼的正是金融科技的力量，但是他沒想到，疫情的力量使得 Bank4.0 更快達成。

2021 年對世界各地來說，是充滿震撼衝擊的一年， COVID-19 的大流行帶來了全球環境和消費者行為的轉變，讓金融科技以超越想像的速度在進化，台灣也不例外。疫情加速數位轉型的進行，專程到銀行臨櫃服務的人次大幅減少，同時線上服務卻大幅增加。在民眾學習運用數位工具免接觸的方式保障自身安全之餘，更帶動網路銀行、行動網銀 App 、遠距投保等服務功能的升級。台灣也在政府防疫得當且積極紓困之下，國內經濟環境得以維持相對正常活動。本國銀行業者更肩負起協助政府紓困企業的責任，疫情帶動的銀行數位轉型，力拚縮減人工作業程序，徵審流程也全程透過機器人取代人工，大幅提高作業效率，透過金融科技提供給民眾全天候的線上申辦服務，加快紓困進度。

在今年5月台灣疫情嚴峻時，金融周邊單位和金融機構都致力營運不中斷、股市也不休市，儘管此次危機前所未有，但金融業整體表現出驚人的因應能力。就如同疫情期間金融服務不中斷， FinTech Taipei 2021 亦不中斷！為了避免疫情群聚風險，與期盼累積更豐沛的金融科技研發成果與能量，考量疫情風險和不確定性，今年 FinTech Taipei 於 7 月 27 日正式宣布活動形式調整，實體博覽展部分延期舉辦，但為延續金融科技展熱潮及持續提供金融科技重要議題之交流平台，因此， FinTech Taipei 2021 將全面改為線上活動，讓金融科技的熱度不因疫情影響而被澆熄。

2021 年主要活動將以「 FinTech Taipei Forum 台北金融科技論壇與新創 Demo」型態進行，結合 FinTech Taipei Online 創新亮點活動與為期一個月的 FinTech 創新服務總覽。透過金融機構、新創團隊與相關單位於 FinTech Taipei 上展現創新金融科技技術與特色金融科技服務，即使在線上也能展現 FinTech Taipei 的創意與活力，持續提供台灣在金融科技領域上的創新交流及成果展現機會。

「 FinTech Taipei Forum 台北金融科技論壇與新創Demo」，時間預定為 2021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為期 4 天，聚焦當前金融科技重要議題研討，強化國內外金融科技業者生態交流與媒合。其中，重頭戲 FinTech Taipei Forum台北金融科技論壇將在 10 月 28 日至 29 日進行線上直播， 10 月 28 日的國際金融科技論壇主題聚焦「數位治理、數位轉型、數位支付、數位生活」， 10 月 29 日的金融科技演講會則定位在金融科技創新應用與金融科技人才等趨勢，及類獨角獸等級的國際案例分享。預計將有近 20 場次、60 位以上科技大廠與重量級講師發表專家觀點。並透過 Asian-Pacific Association of Banking Institutes（APABI）與各會員國連結，讓台灣疫後時代的數位金融新氣象得以走上國際舞台被世界看見。

除此之外，今年 FinTech Taipei 更規劃 Online 創新亮點活動，以創新媒體呈現疫後金融科技新生活的概念，拉近民眾與金融科技的距離。在 FinTech Taipei 2021 Online 正式開始前，主辦單位金融總會、金融研訓院及 FinTech Space 也揭露 FinTech Taipei 2021 必看六大亮點活動，為全新線上展覽體驗提前熱身！

亮點1 Podcast 金融科技之聲

經過疫情洗禮，金融科技的生態環境與技術發展產生了什麼變化？就讓 FinTech Taipei 透過 Podcast 快速告訴大家國內外金融科技發展的趨勢與議題。以每集 30 分鐘內規劃金融科技議題廣播節目，邀請主管機關、金融機構或新創公司代表分享金融科技創新。

亮點2 Clubhouse 跟 VIP 一起開房間

如果說 2020 年是 Podcast 元年，那麼 2021 年就是 Clubhouse 的大勢年。疫情導致人與人之間社交距離疏遠，人們需要更有溫度、感官體驗更自然的社群管道， Clubhouse 就是符合這些需求的新媒體場域。因此今年 FinTech Taipei 將邀請主管機關重要代表與相關專家一起到 Clubhouse 開房間，以專訪方式與關心金融科技議題的網友在線上暢談金融科技關鍵發展。

亮點3  Gather Town 金融科技人才媒合會

全台最大 FinTech 虛擬徵才博覽會即將上線！今年 FinTech Taipei 看到了金融產業對金融科技人才的渴求，首度加入徵才博覽會活動，並透過視訊和遊戲風格的新軟體「Gather Town」搭配徵才活動，帶給大家耳目一新的金融科技虛擬徵才博覽會，讓金融機構HR和求職者在線上媒合，結合社群互動、直播活動、展覽觀看以及空間遊歷的線上嶄新體驗。

亮點4 防疫生活 FinTech can help

邀集金融、科技與新創等相關單位，分享金融科技與防疫生活應用服務影音，並將防疫政策與措施融入於情境遊戲中，讓民眾扮演銀行家解決 COVID-19 疫情帶來的種種困難與障礙，透過選擇正確的防疫決策來帶領銀行化解病毒危機，如以科技投入疫情紓困、電子支付阻絕病毒傳播、行動 App 支援金融服務，介紹金融科技與防疫工作、看看金融科技如何達成 FinTech can help！

亮點5 金融科技大會考

COVID-19 疫情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日常，更急速地驅動了數位創新及發展，因應這波疫情，金管會也迅速開放線上辦理簽約對保、遠距視訊投保等金融數位化相關措施。為了讓民眾更加認識金融科技的未來樣貌，特別舉辦「金融科技大會考」線上闖關活動，藉由簡單的金融科技新知 Q&A，幫助民眾了解金融科技最新、最重要的政策發展趨勢。

亮點6 校園金融科技創意發表

邀請大專院校學生團隊，透過演講發表會提出他們對金融科技創新服務的構想，進而提供金融科技機構選才及創意發想。讓學生的創意想法能被金融業者看見，業者也能從中探尋金融服務的新點子，甚至發掘金融科技新秀。

疫情帶動的零接觸商機需求，推動銀行數位金融服務進一步加速發展的機會，也推動了今年 FinTech Taipei 走向全新線上化、數位化的歷程。這是 FinTech Taipei 自2018年以來，首次將活動全面數位化，結合數位媒體互動，打造為期一個月的 FinTech Taipei Online ，以展現台灣金融業與新創產業在疫情影響下仍維持著強大的產業韌性和創新量能。 2021 年， FinTech Taipei 將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和支持企業復甦過程中扮演核心角色！邀請國內外專業人士、金融、科技與新創業者齊聚一堂，促成 FinTech 的碰撞火花與創新，以國際性專業產業論壇展現台灣疫後金融科技發展成果。

FinTech Taipei 2021 活動官網：https://www.fintechtaipei.tw/

各項活動預計於 9月中下旬陸續開放線上報名，詳情請務必關注 FinTech Taipei 粉絲團及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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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各大金融業者、科技業者現正主打十幾歲的用戶，積極將年齡層往下延伸到 Z 世代市場，《American Banker》在 7 月整理出 Z 世代需要的行動網銀特性，有數位零用錢、客製化信用卡、建立財務目標、獎勵儲蓄等，受 Z 世代喜愛的行動網銀都包含這幾項功能。 Z 世代正要開始接觸金融，因此許多業者想發展出年輕人喜愛、同時又方便家長監督控管的行動網銀，目前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主打著為年輕人設計，其實是為家長打造，家長訂閱付費成為客戶後，能夠參與孩子的金融生活，例如Greenlight。另一種是以青少年為基準，但未來目標是推廣到更一般的族群，隨著青少年變為成人可持續使用，成為主要使用的銀行，如 Current。

Z 世代指的是現在十幾歲的青少年（ 1990 年代後期到 2010 年代前期出生，約 11 至 20 歲）。來自Raddon的研究報告指出，這些青少年皆使用美國六大銀行其中之一，已經成為大銀行的客戶，因為通常第一次開戶都是家長陪同到實體分行開戶。然而青少年對銀行的忠誠度比較低，喜歡嘗試新事物，改變心意的速度很快，且非常依賴順暢的使用體驗，金融科技讓他們自在，因此各銀行為了這些特性，不停地在研發創新，滿足 Z 世代的口味。

《American Banker》提出 Z 世代喜愛的行動網銀有許多共通性

客製化信用卡

許多銀行都提出能夠客製化信用卡，自己選擇照片、顏色，個人化的設計讓客戶對信用卡更有專屬感，覺得是一樣不能捨棄的東西，許多人放上自己的照片或寵物照片，用此方法來增加客戶持續使用時間。另一種客製化是將客戶分等級，例如Greenlight數位銀行主打小孩到青少年族群，如同許多大人使用的信用卡，也發行實體使用的黑卡給最高等級的客戶。

設立目標的儲蓄帳戶

利用建立財務目標、獎勵儲蓄等方式，讓孩子養成儲蓄的習慣，有些信用卡直接提供 1% 至 2% 的現金回饋獎勵儲蓄，或者由家長提供儲蓄的利息，儲蓄到某一個目標就能得到更多的回饋，從最開始接觸金融時就養成儲蓄的習慣。其他親戚朋友也可以透過數位銀行給予禮物，利用各種獎勵來建立青少年對於儲蓄累積的體驗，只要有足夠的耐心節制花錢，財富就會隨時間累積。

家長能控管額度和金錢動向

以前給零用錢是直接給現金，現在給的是數位化現金，而孩子花錢的地方也變了，從實體商店轉換成數位商店，因此給青少年的數位卡由家長每個月付 4.99 、 5.99 美元（約新台幣 150 至 180 元）的訂閱費，能夠同時下載數位銀行的App，每個月給予零用錢額度，可以提領出來或線上刷卡，家長可管理線上刷卡的去向，也能設定做完家事、學習完金融知識才能得到零用錢。花錢的動向可以限制消費數位商店種類，例如無法買酒或是在成人商店消費，必要的時候也可以進行鎖卡。試著要滿足青少年在經濟獨立的過程中，學習得到一些金融自由，同時也適度控管來避免超支。這些數位網銀主打著青少年市場，其實是為家長打造，讓家長能夠早一點干預孩子的金融觀念和態度，從實際運作中學習未來如何為自己的金融生活負責。

教育、捐款、投資零股、建立信用

金融教育、捐款、投資零股、建立信用是這些針對青少年的數位網銀下一階段想達到的目標，讓青少年除了有金融體驗，也進一步建立未來可能會遇到的知識基礎。金融教育方面，許多數位網銀利用結合各種文章閱讀和小考試，讓孩子們建立金融觀念，這些活動也能和零用錢綁在一起，每次做完小考試才能獲得零用錢。

許多數位銀行發現， Z 世代普遍有社會意識，會願意每月捐獻，也會偏好喜歡有捐獻的企業，因此這些數位網銀提供每月捐錢給慈善機構，並利用每月固定金額的訂閱制，這樣的方式普遍受到青少年客戶青睞。讓孩子學習投資也是一項必備的功能，最低從 10 美元（約新台幣 300 元）開始，讓孩子學習投資購買零股，以低成本的方式得到參與金融市場的體驗。接著是建立信用，讓孩子了解金融運作之後，了解信用的重要性，以幫助他們成人之後能夠建立良好的信用，給予未來金融生活一個更好的基礎和出發點。

不限於 Z 世代 更延伸到小孩市場

每個世代使用金融的習慣不同，此次疫情，使得數位金融工具成為所有年齡客戶的必備技能，從摩根大通（JPMorgan, JPM-US）（JPMorgan Chase）的數位態度調查發現，包括X世代和戰後嬰兒潮（Boomers）在內，基本的查詢餘額、交易紀錄、轉帳等使用比例都超過 5 成，千禧世代（millennials）和 Z 世代整體使用比例最高。

各世代對於數位銀行使用的功能比例在幾個面向上有差異， Z 世代更常在數位銀行中建立並追蹤財務預算，預測每個月消費，建立儲蓄目標以及進度，比起其他世代也更容易在其他數位銀行開立新的戶頭， Z 世代非常依賴金融科技，將近 99% 都有使用數位網銀，使用的功能也較其他世代多，幾乎所有與理財相關的工具都必須依靠手機和網路。

除了現有的世代，許多銀行著眼的市場已不只是 Z 世代，很多已延伸到 6 至 7 歲開始的小孩市場，如JPMorgan Chase和電信業者 Verizon。Verizon Family Money 主打給予小孩提高金融識字（Financial literacy）的教育課程，從小客戶開始養成，期待能成為未來主流客戶。

不一定要更多功能 但重視更佳體驗

再過幾年， Z 世代即將邁入 20 至 45 歲，成為社會的中堅、主要貸款族群，各金融業正進行各種開發創新，來抓住這一群客戶，未來的創新是數位內容如何創新，現階段思考的重點在於更佳體驗不一定要更多功能。從成長背景開始了解 Z 世代的需求，這一群人在金融海嘯中成長，看到上個千禧世代受到學貸無法還清所苦，也經過COVID- 19 疫情帶來的經濟危機，這些體驗讓他們比其他世代更不喜歡風險，偏向風險趨避。Raddon研究機構在 2019 年針對 16 至 19 歲的青少年調查發現， Z 世代的特性在於比較重視金融生活，且相較於過去其他的青少年世代，更渴望得到金融教育，認識與錢相關的知識，提高自己的金融識字，有 30% 至 40% 在此時期希望學習儲蓄、管理支出以及開始學習如何報稅，這些特質使 Z 世代與其他世代有非常明顯的不同。

更佳體驗也來自數位服務傳遞的速度， Z 世代對網路的依賴，使得對於數位服務的速度相當在意，在 Z 世代的世界裡，手機購物下單或點餐，按一鍵就可以完成很多事，介面設計和服務流程不夠流暢，是無法留住此世代客戶的。這也是 Z 世代客戶的一項特徵：留存率和忠誠度低，Lightico調查機構發現，超過一半以上的 Z 世代遇到不佳的使用體驗會直接更換金融服務提供者，與其他世代一輩子只跟幾家銀行打交道不同的是，此世代甚至不向銀行客服提出反映，直接利用自己的數位直覺來判斷是否好用，不過從另一面來看，此世代也更願意付錢來享有順暢的數位體驗。

未來的方向是加強與 Z 世代溝通的前端創新（Front-End Innovation），集合客戶的所有金融需求於一個平台，並直接與客戶來往對談，例如當年研發的線上聊天客服，此功能使得許多網路世代得到更方便的溝通管道，不需要打電話，透過打字也能解決各種問題。金融業者與科技業者應專注於整合的功能，在數位平台上提供各種可能的需求，在網路世界中強化人的溝通連結。金融科技提供者會不斷地出現，這並不代表每一家都是競爭者，銀行在穩固市場中找到與自己能夠互補相容的科技，共同提供整合服務，以滿足 Z 世代的需求，避免因為無法達到 Z 世代偏好的特性而流失這些客戶，是持續努力的方向。銀行仍然有很大的贏面能夠持續保留市場，從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 BAC-US）的經驗來看，現在的千禧世代隨著年齡成長，借貸需求增加時會偏向回到實體的大銀行，而美國銀行認為行銷的關鍵在於隨時更新對於世代族群的觀察，提供這些世代所需的金融服務（Keep Generational Knowledge Fresh）。（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約研究員）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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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當個上流老人嗎？」台灣少子化、高齡化的趨勢難以逆轉，預估 2025 年台灣會進入超高齡社會，每 5 人有 1 位是 65 歲以上老人，然而低利率、通膨、長壽等多種風險增加的情況下，會讓人們擔憂「退休後的生活費到底夠不夠用？」若能將資產轉換成「流動」的現金流，「以房養老」確實是銀行可力推的好商品。

美國 逆向抵押貸款 需求增強

儘管美國有社會保險退休金以及退休金帳戶制度，但許多人大多沒存款，於是 1961 年這種逆向抵押貸款方式的以房養老工具當時就應運而生。這個機制初期發展並不順遂，主因是平均壽命增長，老年領取的金額可能超過抵押房產的價值，銀行不願做賠本生意。直到 1987 年參議院通過房屋產權抵押轉換貸款（HECM）， 1988 年由雷根總統簽署法案，並由聯邦住宅管理局（FHA）擔保逆向抵押貸款，因有法律保障基礎，銀行與人民才逐漸接受「以房養老」這觀念。從推出首件逆向抵押房屋貸款以來，以房養老制度在美國已有數十年歷史。

2001 年時，全美逆向貸款申請案件約 1 萬件， 2006 年增至 7 萬件，而在 2008 至 2009 年金融海嘯發生時達到頂峰，超過 11.4 萬件，因為當時數以萬計有財務困難的老年人求助無門。

在美國， 逆向抵押貸款 允許 62 歲以上民眾，將其房子的一部分產權轉換成現金。主要分為「房屋產權轉換抵押貸款」（HECM）、「房屋持有人貸款」以及「財務獨立計畫」等 3 種，其中 HECM 由聯邦政府出面擔保，目前市場上有 9 成屬此種形式。

逆向抵押貸款 的提領方式包括：一次將全部貸款金額提領出來；按月固定提領約定的金額，沒有期間與總額上限，直到屋主過世或搬家；約定年限按月支付固定金額；設定一個貸款額度，借款人隨時可提領，直到額度用完為止；借款人也可組合上述選項。

美國 逆向抵押貸款 的占比仍偏低，只占傳統房貸市場 1% ，不過有逐漸上升趨勢，根據美國退休保險協會（IRI）的研究報告，到了 2030 年，嬰兒潮世代每天會有 1 萬人退休，此世代自有住宅的比率很高，對生活品質要求也高，逆向抵押貸款的需求將增強。

英國 終生房屋抵押貸款 最受歡迎

另外，觀察到英國「 以房養老 」市場發展相當不錯，有兩種以房養老商品，分別為 終生房屋抵押貸款 與 逆向房貸 ，目前以終生房屋抵押貸款最受歡迎，申請資格為 55 歲以上、且房產價值在 7 萬英鎊（ 9.2 萬美元、約新台幣 280 萬元）以上，消費者能在抵押房產後，每月取得一些貸款金額，且還保有房產所有權，能設定不抵押的房產比率，使家人繼承。

而且，在英國政府的把關下，以房養老商品有「無負值權益保證」，也就是當房屋所有權人搬離或辭世後，若房產價值超過借款，餘額由借款人的受益人承接，若房產價值少於借款金額，那麼剩餘負債就不用償還，也因此銀行價值在評估房款比率會較謹慎。

英國權益釋出委員會的報告指出，越來越多民眾在晚年時抵押房產取得所需資金， 2016 年第 3 季權益釋出的放款總金額比一年前成長 26% ，達 5.7 億英鎊，創歷史新高，其中又以一次借貸最高價值貸款金額的一次給付終生房貸（Lump Sum Lifetime）最受歡迎，金額年增 26% ，達 2.6 億英鎊的 10 年高點，市占率也比一年前擴增 4 個百分點，至 37% 。

台灣》「有資產且想當上流老人」新工具

而台灣商業版「以房養老」則是於 2015 年正式上市，鎖定 60 至 65 歲的有屋銀髮族，「以房養老」是將房子抵押給銀行，經銀行鑑價、估算可以放貸的額度後，在設定的年限之內，每月發放一筆錢給申請人作為養老金。由於這種模式與一般房貸的資金流向相反，又稱為「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

觀察到目前大多數銀行提供「以房養老」的成數約為 5 至 7 成（極少數開放至 8 成），最長貸款年限為 25 至 30 年。而從銀行申請「以房養老」的案例來觀察，不再只是「手頭緊」的老人申辦專利，反而是「有資產且想要當個上流老人」，選擇把房地產轉為現金流的新工具。

從金管會公布最新以房養老貸款數字，截至 2021 年 6 月底止，上半年核貸案件 370 件、核貸金額 23 億元，累計開辦以來核貸 5,212 件、核貸金額 299 億元，累計核貸件數、金額分別較 2020 年同期成長 17％ 、 19％ 。

銀行局統計，承作以房養老貸款最積極的前五大銀行，大多是公股行庫，分別為合庫銀行、土地銀行、臺灣中小企銀、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其中合庫銀的核貸件數已破 2 千件，土銀的核貸件數也已破千，核貸額度則以合庫拔頭籌，共核貸 124.45 億元，第三大則是華南銀 856 件、 41.16 億元。

北部都會區、女性較能接受「以房養老」

以區域來看，北部都會區民眾較能接受「以房養老」，北北基件數合計就有 2,699 件，占比逾 5 成，核貸額度約 210 億元，占比高達 7 成。若以件數來看，排名第二的是中彰投區 751 件，而桃竹苗、高屏各以 585 件、 551 件分居三、四名。

若以性別來看，多一點點的女性比較能接受以房養老，核貸件數達 2,913 件、占比 55.89％ ，平均承作年限為 17.13 年，銀行主管分析，主要是女性壽命較長，國人平均餘命為 80 歲，女性達 83.5 歲、男性只有 77 歲，所以女性、特別是單身女性，對於「以房養老」需求性較高。

金管會指出，其實不僅以房養老貸款，許多金融商品，像保險也是女性購買的人數較多，顯示出女性對自身經濟安全保障意識越來越高。

銀行局分析，「以房養老」辦理趨勢圖的曲線斜率呈現緩步上升，主要是以房養老不是「爆發型」的商品，而是提供高齡長者財務自主的另一選擇，本身客群就十分限縮，必須是「高齡長者」且「有房產」，有需求的長輩才會申請，銀行也不會積極推銷。

據了解 14 家承辦以房養老業務的銀行，僅合庫、土銀、第一銀、華南銀、台企銀 5 家銀行，每季都有新進件，這幾家業者觀察申請案例可發現，較多族群是屬於單身獨居，或者是子女負擔大、有長期照護需求的老人，還有一種族群則是想要「不須跟兒女伸手且可以當上流老人」的人。

第一銀行提到，以房養老鎖定 3 大客群，包括第一種是名下有不動產但無人繼承的單身老人，第二種為家中每月生活開銷大、子女負擔大但又須長期照顧的老人，第三種就是想享受人生的高資產客戶。銀行主管發現，越來越多民眾辦理以房養老，不是想換養老金，而是想過更優質的退休生活。

舉例來說，一位老人以價值 2,000 萬元的房產來申辦 30 年期的以房養老專案，申請到 7 成、利率 2.5％ 的話，可獲得 1,400 萬元額度，在這 30 年內，銀行平均1年必須付給屋主 46 萬多元，也就是平均每月給付 3 萬 8,000 多元。該老人申貸第 11 年後，繳息金額來到 13,000 元，達到三分之一上限，就不再提高；扣除利息後，每月可領到 2 萬 5,000 多元。

某民營銀行內部統計，做以房養老的 5 成客戶，都有儲蓄投資、穩定房租，甚至是銀行財管 VIP 客戶。銀行主管說，這些客戶希望透過以房養老，達到「資金傳承」的效果，例如每月給付金買壽險保單，子女則可領取老人身故保險金。而想要當「上流老人」手上擁有的「房屋價值」都很高，此類型的申請者還要求縮短給付年限，從 30 年降到 10 年，讓月付金可能從 4 萬元立刻調升，超過 10 萬元，顯示這一類的人利用房子轉換成現金流，也可能轉換做更有效的投資配置。

銀行另推「留房養老」搶市

對於不少台灣人來說，「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仍根深柢固，也因此「以房養老」這項商品推出以來，業務量並不是大幅度的暴增，雖然去年核貸件數、總核貸額度皆呈現上升趨勢，但增加幅度也都明顯縮小，僅剩 2 成左右，低於前年的 3 成。

台灣推動「以房養老」，仍存在不少瓶頸，像是貸款年限最長 30 年，萬一申貸者在世期間超過貸款期限，銀行就無法每月給付生活費，因為才開辦不久，尚未出現這種爭議，但在平均壽命延長的趨勢下，這確實有可能會發生。

最困難之處是，國人普遍具「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不太願意貿然將房子抵押給銀行，而且就算持有房屋的長輩願意，若有繼承權的晚輩不贊成，也會衍生出許多問題。

對此，也有銀行業者針對 55 歲以上、有房屋的人推出「留房養老」產品，這種就是委託銀行「包租代管」，銀行成立信託帳戶，每月專款專用，撥一筆錢給申請者，並收取 1 年 0.2％ 至 0.5％ 的資產管理費（例如房產價值 2,000 萬元，一年最多收取 2,000*0.5％＝10 萬元管理費）。屋主不僅能保留房產，還能按月領取租金收益。

為了能持續推動此項業務，有些銀行業主管建議，很多子女不想讓長輩去辦「以房養老」，若以房養老貸款利息可比照購屋貸款利息來抵稅，讓撫養者長輩的兒女可減少稅負，提供誘因下就可降低阻力。

對銀行端而言，除了國人長壽、房價及利率波動風險外，還有後續當老人過世，或超過 30 年貸款期間後，銀行收回房產處份不動產的問題。銀行主管說，為了讓「以房養老」能有更好的推動機制，其中一大關鍵，可能必須由國家設立信保機制分攤銀行風險，降低銀行房價跌價損失風險，銀行才更願意拉高貸款成數，及抵押權由 30 年延長到 50 年，這項商品就能對銀髮族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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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倍券將成為政府今年振興百業的主軸，立委郭國文表示，非常樂見五倍券的發放，但是他也提醒，振興券要能普發、人人可領以及普惠，盡可能讓每個產業都受益，才有振興效果，而不是集中到某些公司、集團、產業，這樣的後果會變為「政府好意的政策卻造成產業失衡、貧富差距擴大。」

立委郭國文：振興要顧及普發和普惠

雖然一直有雜音喊出「為何不直接發現金？」但郭國文以國際上的實例指出，日本政府發放3萬日圓現金，美國至少發每人2千美元，最後都導致儲蓄率變高，沒有讓活水流進基層產業，因此發振興券就是要避免這種情形，期望能在有限時間內，對基層帶來刺激效果。

又有國際研究發現，各國政府的紓困、振興措施，受惠最大的竟然是殭屍企業，本身面臨市場淘汰，卻因當局的紓困意外延長壽命，占用資源，反而是女性、年輕人、中小企業遭到排擠，無法獲得振興，因此他認為，振興券一定要達到由下而上，才能發揮效果。

「今年台灣的上市櫃公司多達百檔，如台積電、聯發科營收創下歷史新高，航運股獲利翻倍，但是大公司賺到錢，底層的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卻遭到疫情嚴重衝擊，許多老闆正為公司的存續而戰。」郭國文分析說，可見上層企業的獲利，並沒有順利滲入到基層產業，這時候，政府的五倍券，讓民眾由下而上的消費，成了底層產業非常重要的支持。

既然振興目的是由下而上的力量，那麼確定公平的遊戲規則，是政策成功的關鍵，他表示，第一點要做到普發，人人有券可以用，不要有身分限制，全民受惠、全民消費。

第二點是普惠，郭國文指出，振興券等於是一種QE，貨幣釋放，期盼資金活水讓基層產業久旱逢甘霖，但若沒有達到平均、分散的效果，反而可能導致產業發展失衡。他以去年的動滋券為例，竟然有四分之一都跑到連鎖體育店「迪卡儂」，完全違背「普惠」的初始目的，對其他的基層體育相關店家不公平，也沒有發揮振興作用。

在振興券部分，郭國文說，越大的連鎖集團、零售通路業者，行銷資源越廣，提出的加碼優惠大量吸收五倍券，也將使政策打折。「許多大零售業者、連鎖業者，本身可以申請政府對產業的紓困專案，另一方面，挾持比基層雜貨店、小吃攤更豐富的促銷資源，對五倍券加碼優惠，這樣一來，五倍券最後集中在少數大型企業手中。」

他建議，政府的角色雖然不能強制大企業、連鎖業者拒收五倍券，但至少可以要求或者道德勸說大財團，不要推出太失衡，或利用不公平的資源去強力促銷、搶收五倍券。總之，振興券要能振興，就不能離「普」，離開普發和普惠兩大原則，政策的美意才能徹底發揮。

立委鍾佳濱：微型企業升級電子支付好時機

行政院今年推出的五倍券包含了數位版，立法委員鍾佳濱認為這是讓很多微型店家升級電子支付的大好契機，只要政府其他輔助政策能配合。

振興五倍券規劃方案 8 月 26 日出爐，紙本和數位券並行，民眾免付新台幣 1,000 元可獲 5,000 元的五倍券，國發會表示，從去年振興三倍券經驗來看，小攤商、小商家的營業額明顯成長 20% 至 30%，今年經濟部也將透過一些計畫，讓小商家數位化能力提升，解決找零的問題。

鍾佳濱指出，去年政府要求商家必須要有營業登記，才能持三倍券兌換現金，因此發生一些沒有稅籍、沒有營業登記的小規模營業人，持三倍券去找有稅籍的商家協助變現，如此導致變相被抽成。

「數位落差導致傳統產業面臨淘汰賽，何不利用小店家在這波防疫措施中，已經習慣掃描手機 QR Code 的實聯制，來促進其數位能力呢？」

鍾佳濱表示，根據經濟部數據估計，全台灣約有53萬家沒有營業登記的小規模營業人，「有鑑於這樣的狀況，政府乾脆鼓勵一般小商家都來辦營業登記，而辦理營登所需的規費，這次由政府幫忙吸收。」怎麼讓振興券的政策，衍生性發揮產業升級效果？他解釋說，一個電子支付架構需要電信商、雲端後台、支付系統三大要素。

第一，如果小店家拿到振興券和電信商拿到；第二，小店家找經濟部填表格，到明年振興券結束時，這個電信通聯費都由政府資助，對政府來說，只是和電信商談一個團購價格分攤而已。再者，經濟部可以提出獎勵補助，微型企業需要營業登記費用、為了收到振興券而建立的交易平台費，都可由經濟部吸收，到振興券使用到期為止。

「假設經濟部一家微企花了1萬元，其實等於是把一個有生產力的地下經濟，轉變成為有營業登記的廠商。第二，這批店家也因此培養電子支付能力，產業自動升級。」

鍾佳濱估計，今年納入營運衝擊紓困的行業，涵括全體（有營登的）中的 93 萬家，其中小店家占 32 萬家。目前已有 30 萬家經商業司核准，總共發出紓困金近 400 億元；若依比例三分之一，推論其中包括 10 萬個小店家，每家只有領到負責人本身一次性紓困金 4 萬元，合計也才 40 億元，占 400 億元的十分之一。

換句話說，政府只要花 3、4 億元，即可為這些已經申請並領到 4 萬元紓困金的小店家安裝電子支付。（以台灣Pay的安裝、連同 6 個月的交易手續費，每家約 3、4 千元）。

鍾佳濱說，到了明年振興券到期，這些店家可以跟支付業者、電信業者談續約，無形之中促成了三贏局面，不但振興券發揮了貨幣乘數的效果，這個政策也發揮了政策乘數的效果。

立委林楚茵：藝文界也急需五倍券活水

「本來我受邀客串故事工廠《我們與惡的距離》全民公投劇場版，但因為防疫的關係，檔期從 5 月起一延再延，在城市舞台的演出被迫延到 8 月，現在公告再延到 12 月。」立法委員林楚茵一想到劇場許多相關工作人員，可能因此復工、有收入的時間點再次後延，就非常難過。

她指出，藝文界有很多特殊性，例如舞台劇的表演需要先預訂時間，一旦檔期錯過了，就得重新再確認，使得需要面對面的藝術表演、展覽產業等，在這一波疫情之下受創相當嚴重。

「曾有人質疑，為什麼文化部支持藝文團體，要支持半年、8 個月這麼久？但外界不了解的是，這個產業很多公司可能一年才製作一部新創作，再遇上展期被延遲，受創就很嚴重。」

林楚茵說，五倍券的發放將帶給許多基層中小企業、餐飲、零售業活水，另一方面，雖然文化部也有公告藝文產業的紓困振興辦法，但這個產業裡面很多基層工作者，恰好處於三不管的灰色地帶，既無法受到五倍券的振興，也不在文化部的振興業者或者自然人對象中。

「我所知道的很多劇組、劇團工作人員，現在都去跑美食外送，去跑 Uber Eats、熊貓。」林楚茵舉例說，因為藝文、影劇產業，有許多工作人員都是接案子的型態，電視台的化妝師、製作公司或製片公司的導演、編劇、劇務、攝影、化妝師、美髮師等等，他們的身分可能不屬於任何一家公司，勞健保也是掛在工會裡，他們只能被動地等待，只有當劇團被振興了，這些相關工作人員才能被振興到。再者，有些大型活動公司，每年靠舉辦演唱會來營運，別說台灣，連國際上都很難舉辦演唱會，那相關的燈光師、攝影師、音控人員等的生計怎麼辦？

林楚茵比較顧慮的是，許多人拿到五倍券之後，會先把吃的、穿的、用的先消費掉，最後留給藝文界的其實沒剩多少額度，但這並不是沒有解決辦法，「我們可以思考是，要不要為這群藝文團體延長使用期限及空間，例如地方政府可以扮演加碼的角色，來鼓勵對藝文界的支持。」

最後林楚茵建議，就數位振興券對藝文界加碼的可能性，以及線上表演模式之下，如何開創藝文團體的獲利及營運模式，她語重心長地說：「在我們振興百業的同時，也別忘了藝文界的聲音！」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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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各界雖以自由貿易或保護主義的觀點來分析近幾年美國與中國間的經貿糾葛，但都無法精確地解釋當前的美中貿易角力，和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或「中國製造 2025」背後之精髓。事實上，全球貿易還存在第三種關係，那便是權力貿易（Power Trade）。大國操作權力貿易乃是利用貿易達成政治或外交上的目標，提升本身在國際間的權力強度，並削弱對手國的政治影響力，實現經濟利益則為次要。為達成此一目的，縱然須付出代價亦在所不惜，貿易亦只是達成更廣泛目標的一個手段而已。

德國首重供給效果與影響效果

著名的猶太裔政治經濟學家赫緒曼（A. O. Hirschman）、經濟發展學家羅斯托（W. Rostow）分別以納粹德國的崛起過程及 60 年代冷戰時期為例，描繪權力貿易的樣貌；歐巴馬政府時代的商業部（DOC）經濟競爭力顧問阿特金森（R. D. Atkinson）則援引赫緒曼與羅斯托的論述，再整合出一個 20 世紀至今權力貿易發展的軌跡（除了兩次大戰期間），各時期主導權力貿易的國家，依序是二戰前的德國、二戰後的美國，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後的中國（尤以金融海嘯後最為顯著）〔見圖1〕。

先就德國來看，早在二戰爆發之前，納粹德國就曾利用權力貿易的手段，提升自身經濟實力與軍事力量，並藉此晉升為國際強權。而德國施展權力貿易的做法，乃是著重於供給效果（Supply Effect）與影響效果（Influence Effect）兩個層面。

在供給效果方面，納粹德國大量進口軍事物資，並將貿易活動導向至週邊友好國家或對手國家，以期控制這些國家的貿易路線。同時，德國也動用國家力量派任本國勞工赴海外工作或進入國內的外資企業，從事商業間諜活動，竊取德國所需的生產技術與科技；至於在影響效果方面，德國讓貿易對手對自己出口的商品產生依賴性，又透過貨幣操縱等方式拉高進口農產品價格，讓這些貿易對手國難以割捨德國市場，且推遲了這些國家工業化的腳步。

在國家力量主導下，納粹德國有效瓦解國際上的政治反對力量，並透過經濟利益引誘其他國家「不情願」地與其結盟。但德國的權力貿易最後終止於二戰戰敗，取而代之的是將權力貿易發揚光大，並成功轉變為全球霸權的美國。

美國藉由市場開放、經濟結盟稱霸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各界誤以為美國一直奉行自由貿易準則，但實際上，為了對抗意識型態截然不同的蘇聯，美國在二戰結束後近 50 年時間裡，高度運用權力貿易來拉攏盟友。

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實施權力貿易的思維和方式並不複雜，1970 年代以前，憑藉著其貿易順差與優異的生產力，向國際盟友敞開國內市場大門，並不吝於給予盟友經濟上的支持，甚至還片面讓利。除了二次戰後推動的歐洲復興計畫（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外，韓戰後對日本、台灣、韓國等第一島鏈重要成員的重建及援助，更是績效卓著，使其成功封堵共產主義擴張並贏得冷戰，成為全球唯一霸權。

不過，美國的權力貿易並非從未面臨挑戰。1970 年代日本經濟快速崛起，透過限制貿易與匯率操縱，日本搖身一變成為當時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並引發美國國內企業與勞動團體的不平反彈，嚴重撼動美國的權力貿易架構。為此，1985 年美國夥同其他盟友脅迫日本簽定「廣場協議」，讓日本政府放任日圓升值，並自主設立出口限額，成功地維護了美國本身的經濟利益。

之後，隨著 1990 年代初期蘇聯解體，前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相繼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後，已達成全球獨霸的美國，鑑於經濟實力是其贏得冷戰的關鍵，國家經貿政策便走向經濟成長、自由貿易及權力貿易三者並重的格局。不過，當 90 年代後期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且美國矽谷科技業快速發展後，美國政界菁英遂認為未來不會再出現經濟足堪挑戰美國的國家，美國先行者的經濟優勢已無人能及，只要徹底奉行自由貿易的原則，透過開放國內市場向盟友分享廣大利益，就能坐享權力貿易的美妙果實。

沒想到，金融海嘯後的中國以超乎預期的速度崛起，經貿環境時空背景驟然改變，美國的權力貿易架構再度面臨挑戰。

美國霸主光環失色的四大原因

如今美國領袖地位岌岌可危的原因不外有四：首先，相比於過去蘇聯經濟量體僅有美國的 30％，當前中國經濟量體已比肩美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甚至預測中國經濟規模可能在 2030 年之前超越美國，這意味著中國將比美國擁有更多銀彈可以用於權力貿易；其次，過去蘇聯採用計畫經濟，難以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進行滲透。但當近乎市場經濟的中國，同樣對他國採取自由貿易策略時，美國就顯得左支右絀了；第三，在服務貿易已是全球主流的現今，以商品貿易為核心規劃的 WTO ，其組織架構及相關規範相對過時，無法有效維護美國的貿易利益；第四，在自由貿易及片面讓利之下，美國產業逐漸轉型或外移，導致國力衰減，近年來頻創新高的貿易赤字〔見圖2〕，意味著美國更依賴其貿易對手，尤其是中國穩居美國第一大貿易逆差國，更表明美國已成中國的權力貿易對象。

2016 年總統川普（D. Trump）上台之後，明顯認知到美國的經濟實力不若以往，因而選擇減少權力貿易操作，改以貿易戰為阻絕中國政治影響力的主策略，但卻始終未能改善美中貿易失衡，今年3月美國對中國單月貿易赤字甚至創下歷史新高，代表美國對中國的貿易依賴程度有增無減。不過，今年拜登（J. Biden）入主白宮後動作頻頻，除了國會通過的新一輪 1.9 兆美元紓困方案，又推出高達 2.25 兆美元的基礎建設計畫，更廣邀全球龍頭企業赴美設廠生產（台積電亦受邀）。這一連串的措施，在在顯示美國正積極厚植自身的經濟實力，以重新強化整體性權力貿易的後盾。至於前任政府對中國設下的關稅壁壘，則將為美方增強談判的槓桿力。

中國成為全球權力貿易新做手

再看看中國，在 2001 年破格加入 WTO 後，國力不斷增長，且金融海嘯後，其政經影響力更是突飛猛進，令中國有機會實行自身的權力貿易，當局也開始思索究竟要利用貿易工具達成何種政治目標。從今日來看，答案就是中國要達成科技自主，且在全球新世代產業占據主導權。

為了實現這兩個目標，中國仿效德國逐步建立起權力貿易的供給效果與影響效果。在供給效果方面，中國藉由一帶一路倡議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確保周邊國家的資源供應無虞，並透過簽署協定來掌控這些國家的貿易路線，甚至透過軍港租借等方式，要求參與一帶一路計畫的債務違約國改以國有資產抵債；在影響效果方面，中國掌握了全球主要的稀土供應市場，且透過政府補貼的不平等競爭方式，得以迫使外國企業赴中國生產，並服膺於政府的意志。同時，中國也透過租稅減免、高額補貼等方式，吸引境外產業赴中投資，並藉此建立起全球最大的離岸製造基地。

如同過去的德國般，中國不吝於向親善國家釋放貿易利多與主動讓利。另一方面，中國大量出口製造品並進口大量農礦原物料，讓原物料出口國對中國市場產生依賴，亦藉由貨幣操縱的手段，向潛在對手大量傾銷製造品，遏止對手的製造業發展，迫使競爭對手去工業化。當全球主要企業皆對中國市場產生依賴時，中國亦利用商業間諜竊取所需的智財技術，並利用這些優勢來讓特定產業，如通訊設備、太陽能等成為全球獨霸。準此，現今的中國透過貿易順差不斷擴大〔見圖3〕，墊高其權力貿易操作的本錢，亦在全球政經層面擁有話語權，不僅有欲取代美國之勢，更形似二戰前納粹德國再現，給全世界帶來莫大壓力。

力抗權力貿易橫行的兩款策略

那麼在當前美中兩強捉對廝殺，並在全球操作權力貿易以墊高自身影響力下，是否意味著其他國家只能為俎上魚肉？其實也未必。無論美國或中國，未來想要透過權力貿易來維持或登上全球霸主寶座，只怕是日益困難。一方面是新興市場的經濟規模日增，世界秩序正由單極走向多極，未來美中兩國恐無法取得全球經濟的絕對優勢，也就無法全然有效滿足施行權力貿易的核心前提。反過來說，當美中兩國的絕對優勢減弱，便代表其他國家與美中相比的經濟差距縮小，兩國更難像過去般肆意施展權力；另一方面則是其他國家仍可透過被動防守、主動進攻兩種策略擇一因應。

首先，在被動防守部分，既然貿易是大國施展權力貿易的手段與工具，其他國家就必須分散對外貿易市場與科技供應來源，避免在經濟活動上過度倚賴大國，減少大國操縱權力貿易的著力點；其次，在主動進攻部分，其他國家之間應成立「貿易軍事同盟」。若有一國遭受到不平等的權力貿易對待，其他同盟國就必須採取一致的貿易制裁措施來對抗權力貿易施展國。如此一來，只要聯盟的經濟實力足夠強大，便能對經濟強勢國施展的權力貿易產生嚇阻作用，保障聯盟成員的主權不受侵擾。特別是當前美中對全球的政經影響力多少受牽制，分散貿易對象與組建貿易軍事聯盟的門檻已降低許多。

綜上，無論未來美中爭霸何者得勝，又或是有第三國取代兩國而崛起，強勢大國都不會放棄任何施展權力貿易的機會。所以，從主權或經濟利益的角度來看，各國的貿易政策制定者應找出不致陷入權力貿易供給效果及影響效果圈套的策略，才是在權力貿易橫行世界裡的生存之道。（本文作者梁國源為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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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歐盟在綠色新政中已揭示將建築物節能減碳列入氣候變遷減緩重點工作項目，歐盟透過建築節能指令（Energy Per formance of Buildings Directive, EPBD）中規定，建築物的買賣、租售交易活動須檢附能源效率證書、分級標示以作為交易專案授信審核必備文件。美國近年則力推綠建築貸款融資計畫，透過房貸授信獎勵租稅機制以支持綠色金融商品開發，全球主要國家均採具誘因性獎勵措施的綠色金融方案以推動低碳永續發展。

編按：綠建築房貸是最近越來越多銀行的貸款趨勢，主要是希望藉由這類的貸款優惠的吸引力，讓綠建築的觀念跟效益可以更為廣泛的推廣！且依據 國際能源總署（IEA）數據發現，建築物消耗全球能源占 40% 以上，排放溫室氣體量則達 30% ，遠比大眾所認為的交通運輸和工業製造所排放的溫室氣體量高出甚多，要減緩氣候變遷，推動綠色建築已是刻不容緩。

建構一個具商業價值綠建築投資組合

金融機構及營建開發商如何規劃具商業價值的綠建築投資組合，讓低碳建築專案具獲利性，以下參考國際間其他國家可行性作法：首先，思考如何架構綠建築資產組合，金融業能將資金有效導入低碳建築融資專案中，透過建構一套產業界能認可及接受的綠建築認證及標章制度，協助房產開發商朝低碳建築設計規劃。

再者，依據建築物差異性，

• 建置一套綠建築評估機制，將具市場商業開發潛力專案優先納入投資組合中
• 將綠建築的審查要項納入貸款授信文件中
• 開發資訊系統以對綠建築融資專案進行辨別、分析及流程評估
• 對於授信專案審查人員如何辨識綠建築進行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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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綠建築金融商品

透過提供優惠性的融資條件給予地產開發商及購置綠建築的家戶有效降低綠建築開發成本，提升市場交易流通性。因應不同房產市場差異特性，開發綠建築金融商品，包括各式綠色融資貸款商品、綠色股權商品、綠色抵押貸款商品。建築融資因專案資金需求龐大，可採以設計結合一般商業融資及綠色融資貸款之複合式建築融資專案商品，以提供建築開發融資需求。對既有建築貸款客戶，擴大提供融資服務以協助既有建築物進行能源績效改善計畫，進行建築物節能更新。發行綠色債券、透過資產證券化以增加綠建築資產在資本市場流通性。

評估多元資金融資渠道及成本估算

透過多元綠色金融商品設計，此包括綠色債券發行及綠色專案融資貸款等各式綠色金融商品。在各國積極邁向低碳目標發展，對綠色債券、綠色貸款等符合綠色債券原則或綠色貸款原則金融商品，各國均採租稅獎勵，以有效降低放貸資金成本，此對綠建築行業發展營造絕佳條件。

行銷及開發新綠建築專案

提升一般家戶對綠建築接受意願，讓購屋者能了解綠建築之長期優勢遠足以超過短期所需支付的建築施工成本。綠建築業務開發，針對開發商及房屋市場客戶，著手規劃市場行銷策略。金融機構可著手對綠建築興建及金融商品開發，組建內部專業技術人員，相關培訓計畫可參考國際及國內綠建築認證系統之規範。

金融機構透過專業技術資訊提供，將綠建築資訊及如何有效降低建物開發建置成本資訊予以開發商。協助建築開發商取得綠建築認證資格，俾利於金融機構的綠色貸款業務開發。

系統性建置建築物能源績效數據

對於放貸予綠建築的專案資金用途，運用綠建築評估系統，對環境影響評估、能源節約量、水資源節約等數據進行資訊蒐集，每年度定期進行資金用途及能源利用績效資訊揭露，讓外部投資者參考。

美國房利美綠建築方案

以下參考美國房利美公司（Fannie Mae）如何能有效推動綠建築業務，該公司是一家由美國政府所資助從事於房屋抵押貸款次級市場中收購貸款業務之企業，以提升房屋抵押貸款資金流動性、提高民眾對住房抵押貸款的負擔能力及穩定性。主要營業項目包括貸款收購業務，並向投資者發行結構式債券或證券化債券商品，通過向投資者發行證券化抵押債券商品，以較低成本集資，獲取營業利差收益。

該公司在2011年推出首款綠色抵押支持債券（MBS）商品，通過發行綠色抵押支持債券（MBS）為綠色住宅和合作機構提供抵押貸款，為提高能源和水資源利用效率，綠色專案提供資金。透過發行綠色債券（MBS）商品，已讓該公司成為美國最大單一綠色債券發行機構。參考氣候債券倡議組織（Climate Bonds Initiative）數據，全球綠色債券規模量達 7,500 億美元，其中，房利美公司所發行的綠色債券總額達 750 億美元，籌資主要用於房貸融資計畫所需資金，市場參與者包括國際性組織、私營企業、金融機構及政府機構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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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綠色債券框架

該公司建置一套綠色債券框架以進行綠建築業務評估，主要二大項融資方案計有綠色獎勵貸款（Green Rewardsloans）及綠建築認證貸款（Green Building Certification loans）方案，以提供企業、家戶所需房貸融資需求。

房利美公司近年在美國房貸市場業務量及綠色債券發行數額得以快速成長，檢視其關鍵因素在於能建置一套具高透明度的綠色金融資訊系統及綠色貸款商品認證制度，讓房貸客戶及投資人足以公開取得資訊信賴度。以下整理其方案內容如下：

1.建置公開透明綠色金融資訊

為讓專案資金使用資訊公開透明化，透過信息披露系統忠實披露每一檔綠色房貸（MBS）商品信息，每月定時更新資訊。投資者可清晰了解綠色房貸所產生環境效益，包括節約的水資源等能源消耗數據，資金投入於綠建築成本比重以及能源使用強度（EUI），提高房貸資訊透明度，讓投資者對綠金商品之資金使用及收益分配監督管理更具效率，降低買賣雙邊信息不對稱。

2.建置綠色抵押貸款（MBS）產品認證機制

透過委聘第三方獨立機構――國際氣候研究中心（CICERO）來協助該公司審核其綠金商品內容及出具獨立評估意見報告書。將綠建築認證進行分級辨別，經由透明報告以提供完整風險管理訊息予外部投資者參考。房利美公司經由綠色房貸（MBS）商品發行，活絡房地產交易活動，估計在 2012 年至 2018 年期間已增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達 146 億美元，創造產業內就業人次達 17,000 人以上，該機構所募集資金成功幫助超過 55,000 個機構進行節能低碳改造，有效推展綠建築融資業務和永續經濟發展。

台灣綠建築房貸展望

在推動低碳建築上，我國內政部已建置一套綠建築標章制度，其中綠能衡量指標涵蓋有二氧化碳減量、日常節能、基地保水、水資源、室內環境、污水垃圾改善、廢棄物減量、生物多樣性、綠化量等9項量化指標，此與歐盟永續分類規則所揭示的六大永續原則互為高度契合。我國的都更及危老建物重建商機龐大，國銀如何透過綠色金融商品設計以金融工具導引建築物朝低碳化轉型，金融機構在永續工程上定有相當角色足以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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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群之馬

平心而論，儘管見諸報章的案件數量與侵占金額都令人咋舌，但對照台灣資產管理市場的規模與從業人數，這些作奸犯科之徒所占比率實在極其有限。絕大多數的金融從業人員，都是依法依規，為客戶的財富管理與公司的託付兢兢業業。只是，這些害群之馬就像在白布中的黑點，顯得特別礙眼，行徑更玷污了整體金融產業與從業人員的形象。

事實上，以去年諸多的盜領客戶案件為例，之所以能抓出這些為非作歹案件，多是各銀行內稽內控機制的運行展現，或依據理專十誡在進行輪調時，由其他理專發掘舉發，來避免作奸犯科者逍遙法外。其實，除了這些案件之外，更有許多理專或保險人員，在日常業務中，主動協助客戶，不論是防堵了盜領或詐騙，更避免保單侵占等問題，在這些事蹟中，金融同業甚至比親人更能保障客戶的財產，為客戶的身家託付，提供了最專業的服務。

只是不容否認的，在低利率的環境下，原本主要仰賴利差收入的金融產業經營日益困難，而相對提高了手續費與財務操作的收入比重。在這樣的結構下，如果仍是一味的追求手續費成長，甚至讓這些業務收入成長幅度變成升遷的判斷指標，忽略了對於法遵與從業道德的要求標準，則這樣的金融機構雖有短期獲利成長，但對於品牌的長期經營絕對是負面的嚴重衝擊。

如何防範「破窗」？

對整體產業而言，更應防範「破窗效應」的發生，如果財富管理部門主管就是不計代價追求高收益的僥倖根源，恐讓其他人起而效尤，直接快速崩壞社會對金融產業的信任依賴。所以，不論是第一線人員及經營高層都應有認知，都應避免當破窗效應的幫凶，以正確的價值觀和獨立思考能力，配合法定規範，即時對不良行為予以指正或協助改善，避免偏差行為蔓延。

此外，其實還有更多可以做的，在過去，「隱惡揚善」被視為社會中的重要美德，利用善行義舉加以表彰，來建立行為典範。然而在現代媒體生態中，揭發隱私、除惡務盡的肉搜已經成為主流，如何讓各界更用心地發掘出金融業的優良事蹟，表彰宣揚，讓其他同業見賢思齊，是當前重建民眾信賴的重要工作。使更多的金融善舉讓更多人感受，讓更多人看見，將是金融信任的根本泉源出處。細看其中，實在不乏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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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台新銀行創立的 Richart 子品牌，開戶數已突破 225 萬戶，深受年輕數位族群喜愛，在大家心目中， Richart 幾乎就與「數位帳戶」畫上等號。 2020 年 8 月，台新跨越 Richart 金融服務的界線又創新推出「 Richart Life 」，被推崇為國內首創的生活金融生態圈，透過這個平台及支撐生態圈最重要的兩支收付API，打造全方位的服務。

台新銀行「圈粉」能量大，積極落實場景金融

「銀行雖然是服務業，但一般人的金融行為頻率其實不高，畢竟不可能一天到晚在交易或存款、提款。」台新銀行數位金融處資深副總經理包國儀指出，若要讓金融服務融入客戶的日常生活，就得靠著生態圈串接起更多消費場景，這正是近年來最夯的「場景金融」概念，而 Richart Life 正是這種概念下的產物。 Richart Life 結合台新 Pay 支付及台新 Point 點數，打造了跨生活及金融的生態圈。

台新銀行同時發現，多數商傢伙伴的痛點在於現行支付工具過多，收款複雜度提高，於是開發了 one 碼平台服務，整合了街口、LINE Pay 、拍付、歐付寶等電子錢包，加上台新是國內唯一同時取得中國支付寶、微信及南韓韓亞跨境支付業務的銀行，著實幫商家省下與各支付業者進行系統介接的開發時間及費用。對於消費者而言，手機裡多少都有一些商家的 App ，但就算將這些 App 綁定同一張信用卡，並「集中火力」只刷這張卡，仍然常因為 App 太多、點數太分散而困擾，甚至放到過期都忘了兌換。若是透過 Richart Life App ，不僅可以享受網路購物、叫車、訂餐廳或飯店等服務，不同業者的點數還能互抵、共享。

享受一站式消費體驗，客戶黏著度高
台新將所有客戶與合作商家都集中在 Richart Life 平台上，讓客戶享受一站式消費體驗；當越來越多的客戶習慣在 Richart Life 上換點數，台新也能進一步掌握客戶行為，推薦符合其需求的服務，持續提高其黏著度。

Richart Life 上線後，即發揮強大的「圈粉」能量，短短 3 個月就突破百萬會員數，看起來成長速度極快，但這些成績都不是一蹴可幾的。台新銀行的消費金融業務在國內一向名列前茅，現在是國內最大信用卡收單銀行，再加上台新長期在數位金融領域默默耕耘，推出深受歡迎的 Richart 數位帳戶。在堅實的消費金融業務、 Richart 數位帳戶「雙管齊下」的基礎中，才能發展出像 Richart Life 如此有活力的生態圈。

儘管 Richart Life 成績斐然，但如今有更多銀行加入數位帳戶之戰，各家銀行都打出有吸引力的價格戰，加上純網銀來勢洶洶，「金融生態圈」的競爭勢必白熱化。對此，包國儀表示：「本來就沒有所謂獨占或寡占的金融服務，只是建立生活及金融合而為一的生態圈是需要時間的，重點在於客戶肯不肯持續買單。」

目前 Richart Life 僅限台新卡友申請，預計 2020 年底前會開放非卡友加入，也就是說，之後 Richart Life 的服務對象不限於台新客戶，而是擴及全台灣 2,300 萬人，代表之後的成長空間可以期待。

永豐銀行在年輕人的手機蓋一間銀行，助有感投資

數位轉型有時也能讓規模較小的銀行闖出另一片天，以永豐銀行的案例來觀察，在 2019 年 6 月推出數位帳戶品牌「大戶 DAWHO 」，原本起步較晚，但成立僅 1 年半便後來居上，已有 60 萬用戶，晉升市場前三大。

「之前並不是沒想過要做數位帳戶，而是想了非常久。」永豐銀行數位金融處處長黃品睿說，公司一直在思考，如何讓數位帳戶不只是產品或流程數位化，而是搶攻數位客群心占率？「紀律投資」符合年輕人所需嗎？

幾經討論，永豐定位 DAWHO 數位帳戶是「在年輕人的手機上蓋一間銀行」，並以集團內部的孵化器之姿，透過內部海選、外部招聘來物色團隊成員，從理專、技術人員到零售業、旅遊業背景的人都有，且平均年齡不到 30 歲。

20 億筆數位足跡彌足珍貴
另外， DAWHO 也要成為協助年輕人紀律投資的最佳幫手，與永豐金證券合推「大戶投」，提供網路化證券下單，最快線上上開戶後 1 小時就可開始交易，創下券商首例，推出線上台股、複委託交割戶綁定服務，能定期定額買台股、海外股市。若綁定 DAWHO 為交割戶，照樣享有活存新台幣 50 萬元內 1.1 ％利率，也是市面上獨有的，這些都讓 DAWHO 深受小資族青睞。
而盤中零股交易上線也帶動 DAWHO 交易量，在上線第一週有高達 22% 的證券新客戶第一筆交易即為零股，而 21 至 40 歲的年輕客群則占據零股交易人數的 4 成以上。

DAWHO 成立迄今，留下 20 億筆數位足跡，是彌足珍貴的資料。另外，銀行客戶平均年齡約 47 歲， DAWHO 用戶平均年齡僅 33 歲，當中高達 7 成從未和永豐銀往來，可見 DAWHO 確實拓展不少新年輕客群。

隨著越來越多金融業者推出數位帳戶，又遇到開放銀行第二階段上路、純網銀最快於 2020 年底開業， DAWHO 還能保持競爭優勢？黃品睿說，銀行有既有的客群，而且開放銀行新措施上路後，若能串接上數位帳戶，反而能強化提供給用戶的服務能量。

玉山銀行自主開發外匯智能平台，為客戶解決外匯往來痛點

而成立於 1992 年的玉山銀行，因應 FinTech 趨勢，也以「科技的玉山」為主軸，積極的推動數位金融，更是台灣首家自主開發外匯智能平台的銀行，「我們從顧客的數位旅程出發，解決外匯往來的痛點。」玉山銀行副數位金融長溫學華說。

像是首創市場高低點通知、到價通知，以及獨家的「外幣平均成本」功能等，玉山銀行打造多元服務管道，讓外匯操作零距離，「現在消費者都是多通路使用者，提供多通路一致的優質服務，對銀行的滿意度也越高。」溫學華說。

以超過新台幣 50 萬元的大額換匯來說，以前都需臨櫃辦理，可能因此錯失最佳匯率。 2018 年，玉山銀行首創在行動銀行提供大額換匯服務，以IXML憑證辦理外匯交易申報書電子簽章，減少 50% 以上的交易時間，目前行動大額換匯金額每月可超過 1 億美元。此外，玉山銀行是目前市場上唯一全行外幣ATM可同時提領日圓、美元及人民幣現鈔的銀行，除提供跨行提領，更是領先開發外幣帳戶扣款提領功能。 2019 年外幣現鈔提領交易，ATM提領率高達 72 ％。

數位通路發威，節省破億成本
針對外幣詐騙，玉山銀行在 2018 年首創智能反詐騙平台，建立匯出與匯入的雙向檢核機制，若系統發現疑似詐騙態樣，隨即跳出警示進行檢核並輔以提醒顧客確認交易，曾攔阻近 30 萬美元，成功保住了企業員工的年終獎金。

玉山銀行更首創「玉山特匯日」利率、匯率搶購活動， 2019 年的利率搶購交易量大幅成長，每月 7 小時活動的搶購成交量，相當於玉山銀行小型分行一個月的交易量。

目前玉山銀行個人數位交易占總外匯交易筆數高達 98% ，若由臨櫃處理，需耗費 2.7 萬小時，數位通路每年更為玉山銀行省下破億元的營運成本。透過數位加持，玉山近 5 年外幣存款餘額翻倍成長，市占從第 12 名躍進至第 3 大。 2017 至 2019 年外幣存款餘額增量，也是業界唯一連續 3 年超過千億的銀行，無論是成長量或成長率，都穩居市場龍頭。

中國信託銀行「一站式線上申貸」體驗，快速緩解勞工紓困申貸人潮

而COVID- 19 新冠肺炎的發生，也讓更多銀行加速數位轉型。原本銀行為了配合政府各部會推出紓困振興方案，當中又以勞工紓困貸款的申請最為急需，為解決短時間內大量湧入的申貸量，中國信託銀行不僅在受理首日就推出全國第一家提供QR Code線上申辦的數位服務，同時也以近年成立的全數位化處理流程Online貸數位申貸平台為後盾，打造出「一站式線上申貸」的無斷點客戶體驗。

政府推出紓困貸款後，短時間即湧入過去 18 倍的申貸量，若以傳統運作模式，勢必得投入大量的人力方能因應客戶的需求。中國信託銀行發展出全數位化的申請平台、智能徵審大腦與流程機器人等三大數位能力，在一個月期間受理超過 28 萬件申請，其中 97% 更來自數位通路，在收件數及核保數皆為全國銀行第一名。

數位申請平台大幅減輕人工作業
其中，「全數位化申請平台」將客戶由分行櫃檯和電話客服導向線上申請，大幅減少客戶往返奔波困擾，也可以用數位流程完整串聯「收件、建檔、徵審、送信保基金、核貸通知、線上對保、自動撥款」作業。有了數位流程平台，也需要有搭配的數位徵信及審核大腦，中國信託銀行的「智能徵審大腦」累積多年的量化信用風險管理經驗所衍生出的智能徵審邏輯，再納入政府紓困貸款的規格考慮後，讓勞工紓困貸款在完成自動化徵審的同時，也兼顧一般案件的徵審需求。數位申請平台減輕了書面作業，智能徵審大腦把徵審人力使用在較複雜的案件，「流程機器人」則大幅地簡化中國信託銀行和信保基金的資料對接與交換作業，自動完成資料建檔、核保資料輸入工作。

中國信託銀行的全數位化申請平台，讓客戶不受時間地點限制，迅速而簡便地完成申辦，而全程數位線上快速徵審，更透過精準的數位流程，解決大量人力運用問題，提供客戶最佳貸款服務。

華南銀行首創全聲控 AI 行動銀行

面對純網銀的猛烈攻勢，華南銀行朝內修及外合兩大面向發展，一方面優化升級銀華南銀行 AI 金融助理「小n」推出後，創下行動銀行交易筆數、交易總金額及使用人次大幅提升的亮眼佳績。

華南銀行首開全台先例，將人工智慧導入行動銀行，「我們採用Design Thinking的設計思考模式，與臺大產學合作，解決客戶找不到想用的功能、操作流程冗長等問題。」華南銀行總經理張振芳表示。華南 AI 行動銀行與 IBM Watson 合作，將語意分析技術落實在實際交易面上，具 AI 全功能導航、全面聲控輸入與多輪對談互動等突破性功能，客戶只要說出需求， AI 金融助理「小n」就能從超過 100 支的行動銀行功能中，導引客戶快速完成交易。這項功能推出後，創下行動銀行交易筆數成長 262% 、交易總金額提升 194% 、使用人次提升 420% 的亮眼佳績。

內修＋外合，迎戰純網銀攻勢
AI 行動銀行只是華南銀行金融創新與轉型的其中一項成果。近年大力推動的「金融服務＋ AI 」計畫，運用 AI 技術，從內到外翻轉客戶的金融服務使用行為。導入 OCR 視覺辨識技術、 AI 資訊分類及分流技術與機器學習提升數據處理精準度等三大 RPA 流程，解決原本大量且重複性的作業，全面智能自動化處理後，不僅業務處理量達全國第一，人力投入更從 150 人減少為 70 人。 2020 上半年推出全由 AI 研判市場趨勢與多元演算法的智能理財「華南好基智」；下半年， AI 智能客服升級為 AI 智能客服 2.0 「說得好機器人客服」，將各類型金融問題的平均準確識別率提升至 9 成以上。

看來，純網銀確實是發揮了鯰魚效應，這一年來，傳統銀行都卯足了全力，積極地進行數位轉型，畢竟傳統銀行擁有良好的品牌以及客戶基礎，只要跳脫舊思維，從上述這些案例來觀察，仍是具有創新能力以及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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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螞蟻金服 IPO 受阻一事，坊間直接聯想是馬雲於 2020 年 10 月 24 日的外灘金融峰會上，大肆批評金融監管系統，得罪當道，所以上市前才被攔下。事實上螞蟻金服與中國金融監管已經纏鬥許久，當局早就建議其往金控公司轉型並接受金融監理，只是馬雲選擇衝往另一個方向。極可能是馬雲知道無法挽回後，才會在外灘金融峰會中徹底撕破臉。

一年半前就決定馴服螞蟻等科技金融業者

中國人民銀行 2019 年 7 月 26 日公告「金融控股公司監督管理試行辦法草案」公開徵求意見，其主要目的除了對金控集團進行合理監管，並將自稱是科技業但從事金融業務者，如螞蟻金服、騰訊以及京東等都涵蓋其中。未來辦法正式生效後，這些公司需要拿出大量資本來支持支付、貸款和其他金融業務。當時媒體報導稱，螞蟻集團準備遵守新規定。人民銀行表示，上述新規將加強對非金融企業等設立的金融控股公司實施監督管理，有利於防範因其規模大而衍生的系統性風險，並防範風險交叉傳染。

2020 年 9 月 13 日人民銀行正式公布「金融控股公司監督管理試行辦法」，並明訂於11月1日開始生效。接著中國銀保監會在 11 月 2 日正式預告「網路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大幅限制螞蟻集團做無本生意的空間，也將使得未來螞蟻的獲利大幅萎縮。也就是說相關涉及螞蟻金服監理的法規早就在進行，馬雲一定有表達反對立場，相信馬雲是在企圖影響改變政策無效後，才會在金融峰會有如此情緒性發言。

2020 年 9 月 14 日《華爾街日報》指出，為因應「金融控股公司監督管理試行辦法」，螞蟻集團擬由其子公司（浙江融信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申請成為一家受監管的金融控股公司，並將持有螞蟻集團獲得許可的金融服務業務。接著各界關注螞蟻 IPO 的消息，而淡忘了其將成立金控子公司的新聞。但這段時間馬雲應該是雙軌進行，螞蟻 IPO 能闖關通過當然最好，若被攔下再進行B計畫。

螞蟻 IPO 受阻後，果然成立金控子公司的消息再度浮現。彭博社在 2020 年 12 月 29 日指出，螞蟻集團正計畫將金融業務劃入一家控股公司，接受類似銀行的監管。在金融控股公司架構下，螞蟻的業務可能面臨更多資本要求，過去那種擴張步伐勢必受到限制，營收利潤也將大不如前。

銀行不叫銀行，就沒有金融風險嗎？

莎翁說：「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同理銀行不叫銀行，金融風險如故，但馬雲一直不願意面對這點。螞蟻金服為了希望能擺脫金融監管，因此在 IPO 時將公司名稱改為「螞蟻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希望有個純科技公司的名字，就不會被當成金融公司監理。事實上也許螞蟻提供服務的商業模式與過去傳統金融業不同，但其從事金融業務的本質並沒變。

根據螞蟻 IPO 的招股書中揭露，螞蟻和銀行聯合放貸中，從螞蟻自有資本提供的只有 2%，其他 98%是由合作銀行提供，或是來自資產證券化所取得的資金。此外螞蟻宣稱利用其信用評級等know how篩選好的客戶，因此要求均分放款的收益，事實上這可能誇大其信用評級的功能。螞蟻信貸的壞帳率只有 1.23%，那是因為一旦未依規定還款，螞蟻可主動扣取貸款者在螞蟻帳戶的金錢。因為中國許多店家不收現金，貸款者又一定要透過電子支付付款，而支付寶又囊括半壁江山，這等於是天羅地網的催收，因此壞帳當然低。

螞蟻金服原是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金融服務部門，負責集團的零售、批發、物流、營銷技術與雲端等相關的支付清算與代收代付業務。一條龍式的掌握集團業務的金流、物流與資訊流，整個生態系龐大完整而綿密。因此它就如同國際清算銀行（BIS）報告中所說的，其 DNA 具有以下特性，Data analytics（數據分析）、Net workexternalities（網路外部性）與Activities（多元商業活動）。如同臉書、亞馬遜與谷歌等科技大公司（BigTechs），他們熟悉數據運算工具、掌握龐大客群與資料，因此一旦介入某個領域，往往成為該領域強而有力的競爭者，甚至還有壟斷的傾向。

中國政府決心杜絕阿里巴巴壟斷

根據螞蟻 IPO 的招股書中揭露，一年中使用過支付寶 App 的超過 10 億個帳戶，平均每月有超過 7 億個帳戶使用。收受支付寶的店家高達 8,000 萬，每年經手支付金額高達 118 兆人民幣。過去支付寶與其他支付機構如此龐大的資金流動，都是繞過人民銀行的結算系統，成為人行監控貨幣流通的死角，衍生的金融風險不可輕忽。因此從 2018 年 6 月中國設立「網連平台」，要求所有支付機構都必須在此平台進行清算，並將相關資料送交人民銀行，以利監控貨幣供給與流通，並防範洗錢或準備金被挪用等問題。

而馬雲 10 月 24 日在外灘金融峰會上，除了痛批金融監管系統過時，巴塞爾是老人俱樂部外，也批人行數位貨幣不合宜。事實上中國已經是無現金社會程度最高的國家，但目前也是推動央行數位貨幣最積極的國家。中國發行數位人民幣（DCEP）有許多目的，但降低民間電子支付的市占率應該也是原因之一。雖然人民銀行多次宣稱發行數位貨幣不是為了取代電子支付，但沒人會相信。這也是為什麼螞蟻金服在其上市的招股書中說，未來人行數位貨幣會影響其營收與獲利。不只有形營收將減少，無形消費資訊被侵蝕也是不小損失。

過去世界各國在介紹金融科技發展時，螞蟻金服的事蹟經常被引用介紹，雖然它成功的經驗別人是學不來的，或是無法複製的。螞蟻金服的成功壯大，給其他有志於金融科技業者的壓力與障礙，可能遠大於給其他後進同業的啟發或夢想。螞蟻的資源讓其在人才的網羅上有無比的優勢，螞蟻在市場壟斷地位所築起的障礙，更是讓其他業者難以跨越。

現在金融監管要它承擔的義務，以及反壟斷法給它的限制，螞蟻與微信等的成長動能將慢下來，進而影響股價。這對被壓迫到喘不過氣的其他業者是一個難得的發展機會嗎？還是缺少螞蟻這些火車頭的帶領，整個產業的發展也將受挫？客觀地說，這應該是一個重新洗牌的機會，也許會沉寂一段時間，但也將迎來下一波百家爭鳴的契機。

因為螞蟻這類公司的成功或營收，靠他們所謂創新的部分越來越少，同時隨著螞蟻的成長，反倒越來越多靠的是其對市場的壟斷，長此以往對市場的健康存有不利的影響。

記取過去金融危機的教訓，各國金融監理機關對資本適足率與槓桿率的要求一再提升。這也是為什麼中國銀保監會 11 月 2 日預告的「網路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未來放貸金額螞蟻集團至少要出資 3 成，也限制其財務槓桿操作倍數。此外，近來各國對大科技公司涉及壟斷行為，都保持高度警戒，對於其介入金融業的監理，更是特別慎重。也就是說螞蟻上市受阻絕非突發事件，相關對其監理的法規都已經準備好，不可能閉著眼睛讓其掛牌，然後唾面自乾地說螞蟻不受這些法規約束。儘管外界無法確知中國監理機關中止螞蟻集團上市的真正動機，至少從結果來看，他們是為自己拆除了一個未爆彈。（本文作者陳鴻達為台灣金融研訓院院務委員、張凱君為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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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天使投資人可能都想過後面那個選項，但最後都轉向前者，他們想把錢投在潛力超過一般商品的東西上，在主觀的層級上，他們希望投資不僅能帶來財富，還能藉由選擇投資目標和事後給予指導，去影響產業的未來。

但要怎樣讓更多人做出這種選擇？教育、創業援助、業界主導者的市場力量，全都會影響創業環境。投資與研發的整體狀況，更是影響創業環境的一大主因，而這短期內很難改變。

資本市場過於穩定隱藏危機

不過房地產市場，就是最能在短短幾年內改變創業環境的因素，台灣經濟沒有像西方經濟體，尤其像美國那樣陷入「金融化」，但過熱的房市也可能從另一個方向像金融化那樣扼殺生產力。台灣的穩定環境享譽資本市場，但請小心，過於穩定可能物極必反。

成功的創業者總是樂觀到無可救藥，他們甘心離開安穩的職位，不斷屢敗屢戰，打造自己想要的企業。但這種心理素質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平凡的人生過於無聊，而是知道自己跌倒後還能爬起來。因此，金融機構除了需要對融資保持彈性，還得為整體創業環境負責，尤其必須願意投資那些本身並不有錢的創業家。

美國之所以能夠孕育出國際科技巨頭，就是因為新創企業在這裡很容易募資上市。即使是早期投資，投資人最在乎的因素依然是這家公司上市的可能性多高。那些不會思考怎麼變現頭寸的天使投資人與創投業者，錢很快就會燒完的。

美國、歐洲、亞洲新創產業的核心差異

這個因素也讓美國的創業環境跟歐洲不太一樣，歐洲把扶植創業的責任主要交給政府，政府提供培訓、人脈、融資、補助等新創企業需要的各種援助。這可以讓政府自由選擇要扶植哪類產業和哪些族群，集中力量扶植年輕創業家，而且財源和加速器這些資源也能配合得更好。

但這種「手動調控」每個細節的方法，卻無法讓企業快速擴張。有些新模式在試驗成功之後，必須立刻快速擴張為幾十倍、幾百倍，這勢必需要新方法，例如科技業的雲端服務。但除了新方法之外，快速擴張也需要大量資金。靈活的融資除了可以讓新創企業購買擴張所需的科技以外，還能鼓勵人們嘗試新商業模式。資金從創業初期到中後期都非常重要。

至於亞洲扶植創業的作法則與歐美都不同，政府常直接培育和創業相關的科技，例如台灣最大的優勢就是培養大量的中階工程師，定位在美國的尖端研究成果和中國的海量技術人員之間。它跟許多東亞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s）一樣，利用科學園區來集中創新能量，在半導體產業領先群雄。

上述的環境與制度因素，通常來自各地不同的歷史與法律體系，因此大部分都不會變。但歐美最近出現了一項令人擔憂的趨勢：新創企業家數不斷穩定下跌，而且在 2008 金融危機之後減少得更多。根據考夫曼基金會（Kaufmann Foundation）編纂的美國普查資料，員工就職時間不到 2 年的公司在 2006 年有 11%，2016 年只剩 7%。反倒是創業者的年齡逐漸增高，1996 年有 35% 的公司創始人介於 20 至 30 歲之間，2014 年只剩 18%。

美國助學貸款阻礙新創發展

金融危機讓學貸拖住了那些美國剛畢業的學生，這和當時的經濟刺激政策有關。歐巴馬政府知道振興經濟需要許多政策同時並進，但強烈極化的政治使各州政府拿不到額外預算，教育津貼只得胎死腹中。至於量化寬鬆政策則堆高了資產價格，讓擁有房子或股票的中產階級得以安心，卻犧牲了那些沒有政治奧援的年輕人。

所以到了今天，這個國家的數據變得很難堪。近 5,000 萬名大學畢業生每人平均背負 37,854 美元債務，學貸總額已經超過了卡債。2009 年之後的學貸金額有 60% 超過原始貸款餘額，而且銀行希望這些年輕人在 40 歲之前還清。在這種環境下，冒險創業談何容易。此外，雖然美國大學的研究能力有利於創新，但教學系統顯然需要改革。歐洲則是陷入另一種困境，它連續多年採取愚蠢的撙節政策，結果青年失業率從 2007 年開始居高不下，持續了大約 10 年。

這些故事的教訓很明顯：不要扼殺年輕人的未來。雖然台灣的教育體系成功控制了成本，但還是有些地方值得警惕，例如應該反省一下，繁榮的房地產市場事實上搶走了多少創業所需的資金，讓多少口袋沒錢卻對未來樂觀的人，尤其是年輕人無法放膽打天下。高齡化趨勢使這個問題如今更是急迫，因為當平均年齡增加，對政治而言重要的族群就會越來越老。

房價上漲會產生「財富效果」（Wealth Effect），讓屋主花錢或投資時更安心。但這種財富是幻覺，在你賣掉原有的房子改買一間便宜的去住之前，房價漲來的錢其實不在你手裡；反而是房價漲得越嚴重，其他對經濟更有意義的投資項目就越難吸到金。就整體國家的觀點來看，不動產其實不太像資產，比較像是費用。

各國想辦法打造新商業模式

可以確定的是，美國正在找新方法來收拾自己之前闖下的禍。像程式設計訓練營（Coding Bootcamp）這類的新興商業模式，可能比大學更能培育出年輕創業家。例如 Lambda School 提出了一種類似股權的「收入分成協議」（Income Share Agreement），學生可以免費受訓，如果畢業後找到年薪 50,000 美元以上的工作，薪資的 17% 必須交給公司。 Lambda 執行長Austen Allred 認為這種協議「可以讓學校的教育符合學生的利益。我們認為，如果你畢業後找不到工作， Lambda 沒幫到你，我們就沒資格拿錢，這樣才公平」。這種股權模式仍有爭議，但未來可能會有新發展。

另一種方法則是「開放銀行」（Openbanking），目前以歐洲為主。

如果新創企業只能跟銀行借錢，就得跟大型的既有企業搶資金，通常都只會搶輸；但如果有另一個相當於銀行的金融生態系能融資，就不需要直接跟大企業競爭。英國、歐盟、澳洲率先採用了這套方法，它的原理與目前在討論的金融科技監理，尤其是美國的監理異曲同工，不過實作方式不太相同。開放銀行是利用應用程式介面打造出一個新的融資機制，監理則是讓政府或產業協會限制已經出現的機制不要走歪。在開放銀行方面，歐洲可能比美國更有優勢。

台灣也在引進開放銀行，想藉此提高金融業的多樣性。金管會在今年1月11日批准7家業者進入第二階段，允許它們的客戶查詢自己的資產明細。

台灣目前已經可以用既有的優勢繼續發展，而且大部分都是硬體優勢。此外，在2020年成功阻止國內爆發疫情之後，顯然連帶穩定了政治與經濟；此外，利益團體即使想阻止必要的改革，也會因為整個社會的國家安全意識而無法形成氣候。這些都讓台灣可以借鏡其他國家的經驗與教訓，去規劃金融科技與其他新興科技業的未來。它可以在不破壞既有系統完整性的前提下，設法讓金融業更開放。但除此之外它也得記住，青年的福祉預言了整個國家的未來。（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譯者為劉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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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經濟與環保雙贏，循環經濟的融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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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係指資源能夠循環再利用，達成永續發展、零浪費的經濟體系，與之相對的是以往習慣於「開採、製造、使用、丟棄」的線性經濟。鑑於氣候變遷所衍生的問題日漸嚴峻，洪災、酷暑、野火等災難益趨頻繁，傳統線性經濟模式因為不斷耗用資源於生產及消費，加重環境負擔而備受質疑。相對地，循環經濟讓資源重複利用，不僅降低天然資源消耗速度，更透過回收再製造的過程，創造出更高的附加價值，有助於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兩難間取得平衡。

為具體落實循環經濟之理念，各國政府逐漸開始制定相關政策法規，其中又以歐盟堪稱全球典範。從2012年歐盟發表「循環經濟宣言」（Manifestofora Resource-Efficient Europe），宣示邁向循環經濟的決心，2015年歐盟執委會提出《循環經濟行動方案》（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揭櫫零廢棄目標、推動策略、具體時程及作法，2018年的「循環經濟配套方案」（Circular Economy Package），更宣布將在2030年前禁用一次性塑膠製品。2020年雖飽受 COVID-19 疫情肆虐，但歐盟仍積極地將綠色轉型概念融入振興計畫（Recovery Plan），以2019年所公布的《歐洲綠色政綱》（European Green Deal）為基礎，強調未來所有支出都必須以不傷害環境為前提，且總預算的25%須與綠色永續相關，循環經濟有關投資自然也包含其中。

台灣近來推動綠色轉型也不落人後，循環經濟更是蔡英文總統的重要政策，為「5+2」創新產業之一，並已訂定「循環經濟推動方案」。除藉此緩解廢棄物問題之外，更期盼健全國內循環經濟發展生態，開創「從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 C2C）的新經濟模式。

常見的五大商業模式

但如果沒有具體化的商業模式，並轉化為合理的獲利來源，再宏偉的願景終將淪為空談，循環經濟也不例外。國際間不乏研究或顧問機構對此提出看法，像是管理諮詢顧問公司埃森哲（Accenture）分析百餘個案後，所歸納的下列5種循環經濟商業模式，便常為各方所採用，甚至如荷蘭銀行（ABN AMRO）將此分類，納入其永續發展策略之中。

1. 循環供應（Circular Inputs）：
   供應能夠完全回收並重複使用，或者是可以生物分解的原物料，逐漸降低自然資源的利用依賴，跳脫原材料用完即丟的線性經濟模式。像是髮妝品牌歐萊德，所有產品的瓶身都來自於再生塑膠，或是採用含有咖啡渣、玉米澱粉等可分解材質的原料。
2. 資源回收（Value Recovery）：
   回收即將被廢棄的產品，再製加工成為有價值的新品，讓資源得以多次循環利用。例如國內老字號玻璃工廠春池即屬此類，把廢玻璃處理再製後供應其他用途，從玻璃原料到隔熱節能建材，乃至於高價玻璃藝術品。
3. 產品生命再延續（Lifetime Extension）：經由維修、保養、升級等方式，延長產品使用週期，藉此減少廢棄物的產生與資源需求。最經典案例莫過於 Apple 的二手認證商品，手機、平板回收後經過維修測試，確保功能無虞再以較低價販售。國內則有如「城市修理站」的維修地圖平台，訴求以維修取代丟棄，延長電器商品的壽命循環、提高產品經濟價值。
4. 共享平台（Sharing Platforms）：建置平台讓產品潛在使用者共享，受惠於 YouBike 的成功發展經驗，此模式已為國人所熟悉。實際上不只 YouBike ，國內民間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共享平台業者，比如來自國外的 Zipcar、Airbnb，以及國內自創的網路二手書店 TAAZE 等。
5. 產品即服務（Product-Service Systems, PaaS ）：以租賃或給付價款方式，取代傳統「買即擁有」的觀念，使用者從擁有產品所有權，轉變為付費使用服務，「以租代買」為最典型作法。譬如 Philips 的智慧照明方案，讓客戶按照明時數付費， Philips 提供燈具並包辦維護。國內的漾拓國際亦有類似專案， LED 燈具改以租賃方式提供，顧客僅需定期支付租金，故障發生時漾拓保證48小時內到府維修。

細水長流的特質反而不利短期財務數字

儘管循環經濟已逐漸為大眾所接受，企業也開始致力以創新模式實踐循環經濟理念，但平心而論，商業模式也不過是整個生態體系中的單一環節而已，要完全落實循環經濟絕非一蹴可幾，過程中仍存在諸多挑戰。瑞典皇家理工學院2017年的研究就明確指出，業者心態、研發技術、市場結構及資金財務等，皆為邁向循環經濟目標尚待克服的障礙，尤其是資金財務問題又跟其他問題環環相扣。事實上，循環經濟的推動速度與發展規模不如預期樂觀，原因之一就是並非所有的循環經濟企業，都能夠很順利地籌措到營運所需要的資金。

循環經濟籌資難，其實也跟其商業模式特性有關，以 PaaS 常見的租賃模式為例，鑑於營收來源仰賴客戶分期支付租金，短期內難有充裕現金收入，常陷入營運資本不足之窘境，而必須向外尋求資金奧援。且相較於一次性賣斷模式，在產品銷售當下即可帶來整筆營收，租賃模式受限於分期收租，投資回收需時較長，前期獲利亦難以與之比擬。

ING 曾針對荷蘭知名的傢俱租賃業者 BMAErgonomics 進行財務分析，發現若不動用客戶押金，租賃模式約得 5 年的時間才能讓營運資本由負轉正，毛利率甚至需要約8年方得趕上賣斷模式。由此可知循環經濟的財務特性屬於細水長流型態，提供長期服務，收取穩定收益，但難有爆發性增長，成本不易短期回收。也因此，銀行融資的評估審查及准駁決策，就不能僅著眼於短期財務數據，尚須考量長期效益，否則循環經濟融資難題始終無解。

循環經濟考驗銀行貸後管理能力

金流期間拉長不只反映在貸款審核，也由於商業模式轉變，改以按照使用頻率不同向產品消費者收取差別費率，應收帳款管理的重要性更加凸顯。特別在以租代買模式，是否反而會吸引一些財務體質較差，自身現金本就不夠支付一次性消費的客戶？如果契約突然中止或到期後不再續約，能否順利招攬新客戶填補金流空缺？這些因素都會增添長期還款能力的不確定性。

再者，由於客戶不再擁有產品所有權，是否會愛惜使用？若不會，勢必加速產品耗損，如何確保業者妥善地維護設備資產，將考驗著授信銀行的貸後管理能力。換言之，客戶的信用風險、道德風險問題皆可能墊高違約風險，不利於銀行債權保障。若有逾放情事，雖說銀行可出售抵押品以求回收債權，但該些抵押品（如燈具、腳踏車）流動性通常欠佳，變現價值相對偏低，不僅延誤處理時程，淪於呆帳更將使銀行資產品質惡化。

從風險分攤及人才培訓克服融資難題

為鼓勵銀行支持循環經濟融資，建議可從風險分攤與專業人才兩面向思考，協助平衡循環經濟在風險評估上的劣勢。前者可利用信保機制，由保證機構分攤部分融資風險，提高銀行參與誘因。其實已有眾多研究指出，信保機制能分散風險、適度降低資金成本，有益於像是循環經濟這類具發展潛力，但欠缺擔保品的新型態商業模式滿足資金需求。且與直接補助相比，信保機制政府所需投入資源較少，對於市場的干擾程度也較低。

銀行融資循環經濟的另一關鍵，則是從業人員對於循環經濟的認知理解，以及循環經濟活動的風險評估能力。此部分雖可借重外部專家團隊的諮詢，但機構內部仍應具備專業人力，以利於專案承作過程中，能夠即時且精確地辨識風險。因此，現階段所推動之綠色金融人才培訓計畫，應考慮增設循環經濟相關課程，除了經營模式、技術要求等常見議題之外，亦可就財務模型建構、長期金流估算等具體課題多所著墨。（本為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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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國「貿易順差」大增！是台灣的危機還是轉機？
• 「債市違約」警訊頻傳，「國企倒閉」是中國經濟最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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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0年12月9日的兩岸企業家峰會上，國台辦主任劉結一表示，1至11月兩岸經貿增長13.8%，貿易額高達2,356.9億美元，給台灣帶來1,277億美元貿易順差。他進而高調宣稱，「如果沒有兩岸順差，台灣對外貿易將出現巨額赤字；如果沒有大陸發展機遇帶動，台灣經濟將難以維持正成長」。

陸委會回應，「兩岸經貿是台灣對外經貿重要的一環，卻並非全部，台灣將持續積極爭取參與雙邊經濟合作及區域經濟整合，包括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台美雙邊貿易協定（BTA）等，並加速推動新南向政策，以提升台灣對外經濟的格局、多元性及競爭力，避免依賴單一市場的風險」。

疫情控制得宜，台灣與中國出口同步遽增

雙方你來我往，明顯各說各話：國台辦強調的是台灣依賴兩岸經貿的客觀現狀；陸委會則強調台灣主觀期待的未來策略。但對台灣來說，不管是CPTPP或台美BTA，達陣難度都不低，要了解台灣經濟，恐怕還是只能從現狀開始。

台灣2020年防疫有成，廣受國際肯定，也因此帶來舉世罕見的經濟表現。2020年前3季，台灣GDP都維持正成長，分別是2.51%、0.35%、3.92%，央行9月17日預估全年成長率1.6%，主計總處則在11月27日大幅上修到2.54%，主因是出口比預期好很多，導致「保2」順利達陣。

「出口比預期好很多」，主因就是台灣出口中國得到些許成長。2020年1至10月，台灣對中國出口成長暴增13.7%，對比出口東南亞衰退4.2%，出口歐洲衰退7.7%，凸顯兩岸經貿對台灣經濟的重要性。

分月看2020年上半年的出口數據，台灣對中國出口1月下滑7.8%，2月就因為春節效應立刻飆高31.5%，3月儘管中國疫情爆發，台灣出口中國仍然成長3.4%，4月起就幾乎都是兩位數成長，分別是4月14%、5月10.3%、6月13.8%。進入下半年，兩岸經貿越演越烈，光是10月，台灣出口就創下史上單月新高515.9億美元，對中國出口占比高達48%（大陸33.6%、香港14.4%），創下台灣對中國出口的空前記錄。

兩岸經貿成長暴增，顯然是因為中國經濟復甦快於預期。2020年第1季，中國因為飽受疫情衝擊，經濟成長急劇下滑到負6.8%，但隨著疫情迅速得到管控，第2季GDP成長就轉正到3.2%，第3季更升至4.9%，成為全球唯一維持正成長的大型經濟體。亞銀12月10日公布更新報告，也將2020年中國經濟成長預估，從1.8%上調到2.1%，並認為2021年中國經濟將成長7.7%。信評機構惠譽也認為，2021年中國GDP增速將提高到8%，全球GDP也將受惠增長5.3%。

中國經濟復甦，最典型表現在出口劇增：2020年11月出口同比增長21.1%，進口增長4.5%，貿易順差衝到754.2億美元，增長102.9%。出口自4月以來，已經連續8個月保持正增長，進口也連續3個月實現正增長。

由於印度、孟加拉、墨西哥等出口大國還受困於疫情，導致部分訂單回流中國，外貿工廠訂單空前激增，不斷出現爆單、爆倉、缺櫃、加班、擴招等現象。深圳鹽田港平均2.4秒處理一個標準貨櫃，每4個小時就有一條船開往美國，已經連續兩個月刷新全球單一碼頭吞吐量記錄，2020年也將創下建港20年來的新高。中國港口協會公布最新數據，2020年10月中國八大港口貨櫃吞吐量，同比增長11.1%，增速創下2020年新高，前所未見的「貨櫃慌」也席捲中國。

東協超越美國，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

據中國海關統計，2020年前三季度，中國出口包括口罩在內的紡織品、醫療器械、藥品，合計1.04兆元人民幣，增長36.5%，拉動出口增長2.2%。出口筆電、平板電腦、家電等宅經濟商品8,088億人民幣，增長17.8%，拉動出口增長1.1%。2020年1至11月，中國出口機電產品9.57兆人民幣，成長5.4%，占出口比重59.3%；出口紡織品（包括口罩）9,892億人民幣，成長幅度更高達33%。進口鐵礦砂增加10.9%，原油增加9.5%，大豆增加17.5%，天然氣增加3.9%，積體電路增加21.9%（台灣最受惠），未鍛軋銅及銅材增加38.7%，鋼材更暴增74.3%，都凸顯出中國經濟復甦的強勁力道。

由於美中貿易戰衝擊，中國最大貿易夥伴已轉向東協和歐盟。1至11月，中國與東協10國貿易總額4.24兆元人民幣，增長6.7%（出口增7%、進口增6.3%），占比14.6%。其次是歐盟，貿易總額4.05兆人民幣，增長4.7%（出口增7%、進口增1.3%），占比13.9%。

儘管美國掉到第三，貿易總額仍然高達3.65兆人民幣，增長6.9%（出口增6.9%、進口增7.2%），占比12.6%。日本排名第四，貿易總額2兆元人民幣，增長1.4%（出口持平、進口增2.6%），占比6.9%。韓國排名第五，貿易總額1.8兆人民幣，增長0.9%（出口增1.6%、進口增0.4%），占比6.2%。

東協10國、日本、韓國都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成員，合計占中國對外貿易27.7%，已成為中國經濟復甦的最大受惠地區。亞銀報告即指出，由於中國經濟復甦速度快於預期，將帶動整個東亞地區成長，2020年可望達到1.6%，2021年東亞地區成長率甚至將高達7%。

身處中國帶動經濟復甦的東亞核心圈，台灣角色有些尷尬。2020年1至10月台灣對中國出口占比高達43.6%，明顯成為中國進口成長的最大受惠國，但另一方面，11月15日亞太15國簽署成立全球最大自貿區RCEP，台灣卻被排除在外。RCEP占台灣出口比重59%，占台灣對外投資更高達65%，對台灣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RCEP固然以10年為期逐步減讓關稅，但企業投資必然從長布局，如果台灣始終無法與相關國家取得關稅減讓，傳統產業為了提升競爭力，恐怕不得不減少台灣投資、提高海外布局。尤其是RCEP首次讓中日、日韓建立自貿協定連結，可能導致中日傳統製造業繞開台灣供應鏈，也將強化韓國相對台灣的競爭力。台灣傳統製造業，例如鋼鐵、石化、紡織等等，恐將因為關稅落差的現實因素，不得不考慮前往RCEP成員國布局。

菅義偉內閣與RCEP成員國對中國採取「政經分離」戰略

更重要的是，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可能導致美中貿易戰緩和，不管是中國訂單轉向台灣或台商回流，都可能暫緩。2020年10月22日，拜登表示，「我們應對中國的方式，會聚焦增強美國競爭力，再興國內優勢，並更新我們在海外的聯盟與領導力」，更主張「將在符合美國利益的領域與中國合作，包括公共衛生和氣候變遷」。

10月23日，美國最大對沖基金橋水（Bridgewater）創辦人達里奧（Ray Dalio）提醒美國，「反北京的偏見，已經導致太多人太久無視中國的機會」，他重申繼續「看好中國、看淡美國」，認為中國經濟基本面強大，資產相對便宜，目前大幅開放投資，正是美國最好的布局機會。

美國政黨輪替可能導致的對中政策換軌，亞洲盟邦當然心知肚明，尤其是日本，早已開始布局「政治親美、經濟與中合作」。2020年9月25日，菅義偉首次與習近平通話，就表示「願同中方密切溝通，確保年內簽署RCEP，加快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共同維護地區產業供應鏈穩定」，與川普大相徑庭。10月6日，日本針對是否組建以中國為假想敵的「亞洲北約」不願表態。10月17日，針對美國提議針對中國的「乾淨網路計畫」，日本也表示「不能參加排除特定國家的框架」。

日本對中國「政經分離」，幾乎是多數RCEP成員國共識，只有澳洲例外，也因此成為中國打擊對象。中國已將澳洲大麥、棉花、紅肉、海鮮、糖、木材、煤炭、紅酒列入貿易懲罰清單，報復澳洲樂當美國反中急先鋒的政治立場。中國長期是澳洲最大貿易夥伴，2019年澳洲出口中國占比達32.6%，2020年更因為疫情肆虐，出口依賴中國已經超過35%。中澳如果開打貿易戰，澳洲根本毫無勝算。

台灣出口中國占比43.6%，比澳洲還嚴重，恐怕要從日本和澳洲的對比中，及早學到小國生存之道。（本文作者為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系副教授）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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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國的債券市場雷爆不止，對於市場信心的衝擊極大。實際控制人為河南省國資委的AAA國企――永城煤電控股集團發行的10億元人民幣「20永煤SCP003」於2020年11月10日宣告違約，是這次市場崩跌的主因。省級國企可以違約，3個A信用評級的信用債可以違約，都是改革開放以來沒有發生過的災難。

標普信評公司對市場波動的評論是這樣：地方政府對於國企的支持態度不一，國企是否有競爭力影響政府支持意願，即使政府願意幫忙，絕大部分國企長期生存能力的提升挑戰性仍大。中國信用債（台灣稱為「公司債」）市場崩潰的衝擊是全面性的，北京清華大學投資的清華控股，100塊面額的債券剩不到40元，過去還款紀錄很好的雲南城投債（雲南省的地方債券）剩不到80元，其他中誠信評給3個A評級的省級國企債券一下子跌到50元至70元的水準，更不要說那個曾經想買下眾多台灣半導體企業的紫光集團，它的債券不論境內人民幣債或境外美元債都已經違約。

企業債券發行與違約暴增，中國政府止血三步驟

中國信用債發行餘額從2014年的14.5兆元人民幣上升到2020年11月的38.2兆元人民幣，信用債發行規模從2014年的6.78兆元上升到2020年的16.7兆元。在此同時，中國債券違約規模從2014年的12.6億元，上升到2020年11月的1,330.6億元，債券違約數目也從2014年的6檔上升至2020年的115檔。在這之中，國營企業債券違約數量和規模於2020年以來快速增加。國營企業債券違約數量和規模從2019年16檔和187億元人民幣上升至2020年的73檔和837億元人民幣，分別成長了3.6和3.5倍。

2020年以前，民企是中國債券信用違約的主體，債券違約數量和規模遠超過國營企業，在2019年的數字分別為國營企業的11倍和7倍。但是2020年以來，國營企業債券違約數量和規模分別為民營企業的81%和89%，兩者以絕對金額來看非常接近。根據彭博資訊的統計，已發生違約的中國企業，截至2021年11月尚有1,726億元人民幣存量債券到期，其中一半以上將在第一季度末之前觸發兌付。此外，2021年一季度這些企業境內債券到期規模約1.2兆人民幣，僅次於本季的1.33兆，違約風險仍高，市場波動無可避免。

債券市場混亂的狀態該如何收拾？目前中國政府的短期止血做法有三個：首先，再給市場更多的錢。2020年11月16日人民銀行向市場發放中期借貸便利（MLF），金額高達8,000億元人民幣，其中6,000億元是到期續作，另外2,000億資金是新的，這筆錢是2020年的單次MLF最高紀錄，另外12月中又做一次9,000億元的借貸便利操作，金額再創新高，總之，讓貨幣盡可能寬鬆是第一個做法。

第二，自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以下所有金融監管主要負責人紛紛開會對市場喊話，不允許欠債不還，試圖穩住市場信心。第三，對於部分特殊案例，由人民銀行直接註銷，像包商銀行所欠下的65億元債務，債務發行人被允許可以不用還款。這種操作算不算提油救火？只能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確實有它獨到的運作方式，接下來這個國家究竟打算再做些什麼以恢復債券市場投資人的信心？筆者跟所有人一樣好奇。

就中期來看，債券市場失血的現實並沒有改變。2020年，以中國海關公布的前11個月貿易數字來看，出口2.31兆美元，進口1.86兆美元，貿易順差4,599億美元；由於中國相對於其他國家較早復工，加上內需不振，衰退性貿易順差居高不下。有趣的是，中國前11個月的外匯存底居然只有3兆1,780億美元，比起2019年底的3兆1,079億美元，只些微增加701億美元，幸好計入11月份外貿順差754億美元，否則外匯存底是要減少的，這中間有近3,900億美元的不明落差，帳面上資金外流的數字已經不小。

更奇妙的是，2020年由於疫情的關係，絕大部分中國人幾乎沒有觀光支出，每年固定因為出國旅遊而使用的3,000億美元等值外匯，2020年幾乎沒有被一般人民使用掉；在貿易收入持續增加，觀光支出有效禁止的背景下，中國賺到的外匯存底卻仍然可以消失不見，這中間的漏洞龐大，卻不見外管局的說明以及任何官方分析；目前的發展是，連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都不給人民辦護照，表面的理由是疫情，如果你有注意中國國務院已經在2020年4月初廢除因為私人理由出國辦護照的行政細則，顯示對居民鎖國已經是長期性的政策走向。保外匯防資金外流的政策繼續執行。

放任資金外逃將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對債券市場來說，放任資金持續外逃對中國債券與信貸市場是毀滅性的打擊，外匯存底的規模能否有效穩住，是決定中期中國債券市場能否止穩的重要指標。至2020年的第4季初，中國整體債務占國民生產毛額的335%，不論是以新興市場或是已開發國家的標準來看，這都是非常高的比例，在這之中，約有一半是各類國營企業欠下來的；延續著國營企業債務違約的主題，11月下旬東北的指標國營企業華晨汽車集團有65億元人民幣的債務到期未能償還，一連串重點國企的債務違約，正打擊著市場對於國企大而不會倒的信仰。

習主席主張中國經濟要向內循環方向前進，主要的背景是外有美中貿易戰，內有人口紅利耗盡的困局，外貿與房地產兩個支柱都無法繼續帶動中國經濟繼續高速成長，唯一能走的方向是獨立自主的工業化轉型，要自己發展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全面發展半導體就是這個經濟轉型下的政策產物。不同於1990年江澤民時代的勞力密集產業，當時的市場風險與企業運作的責任都是由外資扛起，大量的就業機會突然湧入，國民所得全面倍增；現在資本密集產業的特性是，資本投入高，經營效率低，債務違約比率開始放大。

根據海通證券統計，綜合性企業、化工、機械設備、商業貿易以及建築裝飾等5個行業，是債務違約比例最高的行業，違約案例飆升的時段正好與中國瘋狂投資半導體的時間吻合。以前面提到的河南永城煤電集團違約為例，河南國資委居然在公司債務違約前，允許這家國企把正常營運的旗下資產轉移出去，完全沒有要還錢的意願。這個動作牽涉到各省國資委的資產配置，以及各個單位的政治鬥爭，法律在內循環經濟時代並無法對國企產生市場經濟體制應該有的約束。

當內循環經濟啟動，發展資產密集產業後，國企負債率上升以及違約率飆高，就是這個時期國家資源不足以雨露均霑的情況下會發生的結果；此時中國政府能夠採取的措施就是增加貨幣供應與加強市場管理，螞蟻金服的暫停（停止）上市，便是中國政府在這個思維下必須要做的政策反應，螞蟻金服未來可能引發的金融體系違約風險早已是中國政府必須處理的定時炸彈。中國政府會出面維護市場秩序嗎？民企與房地產違約，政府會管，看銀監會主席堅決抑制房地產泡沫的決心就知道；國營企業與各級政府違約，要看狀況。

習總書記領導的政府繼續走下去，只會怪罪有人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不堅，力保國營企業領導的產業升級為施政優先，以及用政治鬥爭的方式解決政府債務違約的問題，永城煤電集團違約前的資產移轉，就是市場經濟路線被踩在腳底的鐵證，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改革開放自由經濟精神已成過往。中國政府繼續這個路線，重新進入人民公社時代的戰時配給經濟只是時間問題，中國國家支持的供銷合作社已經建置完備，可為佐證。

中國的資本在資金外逃以及發展資本密集產業階段，呈現嚴重欠缺的狀態，各類私人產業都有可能視情況充公，以補足政府短缺的資本缺口，孫大午、楊宗義、李懷慶等知名企業家被捕入獄以及沒收資產，應該只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嚴管民企支撐國企，就是中國經濟內循環的不歸路，反應在債券市場上，就是違約率長期居高不下、民企前途渺茫、國企必須政治正確。

人口增長停滯，三線省市政府債台高築

再以長線的角度觀察，中國信用債的展望更沒有樂觀的理由，關鍵因素是人口。2019年中國的人口出生率是1.048%，遠低於人口替代所需要的2%，是2000年以來的最低數字；很多地方由於年輕人口不足，紛紛對於高學歷的畢業生贈送房產、補貼生活經費，並且附贈當地主要城市的戶口作為號召，爭搶優質年輕人口是中國各省市領導班子當前的重點工作。就連中國最繁華的上海市也在2020年9月23日宣布重點學校的畢業生可以在上海直接取得戶口。

一連串搶人爭奪戰的結果是殘酷的。根據中泰證券的報告，2019年人口遷入最多的省分別是廣東與浙江，各超過80萬人，第三名是重慶，勉強超過10萬人，其他多半是淨流出。在這之中，超過20萬人流出的省分在長江以南有江西與湖北，在華北是山東與河南，在東北是吉林與黑龍江，值得注意的是，連北京也流出超過10萬人。

從人口移動的報告可以理解，為何深圳的二手房房價可以高居全中國第一，其他包括杭州、東莞與成都等房市熱絡的城市全部不在華北與東北；相對2017年至2018年的房價高點，跌幅最重的前面幾個城市都位於華北與東北，包括北京旁邊的廊坊、天津、青島、濟南、石家莊等，平均跌幅都在2成以上。人口淨流出的華北與東北地區的地方發債成本又遠高於其他地區。中國落後地區省分的債券殖利率這幾年與發達地區的差價是拉大的，同樣是4年期的省級AAA評等國債，人口流入的浙江，票息只要3.34%，廣東3.35%，相對的，人口流出嚴重的山東要3.96%，吉林要3.99%，就是明顯的例子。

中國的勞動人口平均年齡已經拉高到38.4歲，其中又以東三省超過40歲的平均年齡為最高；到2019年東三省總人口減少42萬，其中黑龍江省又是中國第一個已經把養老金結餘花完的省份，目前積欠中央232億元人民幣，無力歸還。前面提到的華晨汽車作為東三省裡面最大的國企，代理著全中國寶馬（BMW）汽車的銷售，居然可以違約破產，顯示東北地區挖東牆補西牆的策略無以為繼，已經到了業力引爆的地步。這個債務連鎖引爆的狀態，很可能只是未來整個華北、東北甚至西南等經濟落後地區的前奏曲。

對中國政府而言，拆彈的準備已經在進行，其中一個辦法是從不良資產的處理著手。中國信達資產於2020年12月宣布發行債券80億元人民幣，同時要分拆信達證券上市，還要發行特別股450億，原本已經超過11%一級資本的中國信達，要繼續把自己的資本適足率往上拉，動作非常大，很明顯有新的政治任務要執行；這是中國政府手上4家主要不良資產管理公司的一家，中國政府接下來如果要繼續支持國企，很可能會利用增加貨幣供給的手段，以及左手換右手的策略，去進行有限度的債務炸彈拆除的金融工程。處理不良資產的作法能處理的資產規模不會太大，按巴塞爾協議的比例推算，4家公司的能耐要處理1兆元人民幣的壞帳已經是極限，而中國政府接下來幾年要處理的不良債權遠不只1兆元人民幣。

由於人民銀行已經宣示不學美國Fed進行大水漫灌，2021年上半年也許因為2020年上半年疫情的關係，出現經濟成長全面反彈的狀態，暫時不至於因為衰退出現大規模債務違約的情況，但是在人民幣匯率已高，外銷接單不易、房地產也準備熄火的情況下，下半年債務危機再度惡化的可能性極高，屆時要保人民幣匯率？還是要保各種資產價格？中國政府很快就會面臨必須作選擇的時間點。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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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長期以來採取進口替代、出口導向的戰略，追隨先進國家腳步，過去在政經上雖有輝煌表現，但始終被邊緣化，直到近來美中貿易戰，致使產業供應鏈重組，才開始出現轉機，讓更多國家、法人機構看到台灣優異表現。從台灣外匯存底丶台幣價格丶外國直接投資（FDI）以及資本市場的本益比（如圖 1 ）等數據的變化，不難發現台灣正吸引著國際資金的關注。然而，相較台灣半導體生態系、資通訊（ICT）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已扮演重要角色，台灣金融產業進展相對有限，因此更需要盤點自身優劣，掌握轉骨契機。

台灣金融資產要掌握主導權

雖然國際資金越來越青睞台灣，但台灣的金融資產管理實力卻有待提升；台灣有充沛的儲蓄，但是多把錢交給國外的資產管理業來決定去處跟用途，對於自身資金調度管理，投資的核心能力尚缺乏，沒有扎實的建立。因此資金去化的方式，主要是購買國外設計丶管理的金融商品，也就形成了台灣人的錢去購買一帶一路所發行債券的奇怪現象。

因此，台灣人所缺的，就是在資產管理業上的規劃管理能力的強化。在法規政策丶機制平台，以及人才培養方面，目前都還有很多需要補強之處。相較資通訊產業為台灣建立鮮明正面的國際形象，如何發揮台灣金融資產管理的發展潛力，是新一代的金融從業人員，用新的思維，該努力的方向。

有鑑於此，本刊特別由總編輯黃崇哲邀請專家：第一金投信董事長尤昭文及國泰世華銀行財富管理部協理李鼎倫與談，共同探討台灣金融資產管理的可能升級方向。

把握自身利基，開放多元化金融商品

其實台灣向來擁有優秀的金融人才，倘若搭配多元化金融商品，必可讓金融市場更百花齊放，關鍵是要把好的金融商品引進台灣市場，錢潮自然會跟著進來。事實上，台灣有許多利基點，但市場、法規及心態上需要更開放，才能將全世界的注意力轉移至台灣。

第一金投信董事長尤昭文表示，在資產管理上，香港、紐約及倫敦的金融商品蓬勃發展，除了私募股權基金外，還有避險基金、對沖基金、衍生性金融商品等。這些產品若要進軍台灣市場，主管機關由誰負責，有待討論。此外，台灣的金融監理至今仍採行「正面表列」，未如新加坡、香港落實「負面表列」的管理精神，也讓金融業者創新金融商品、執產業務上受到侷限。

發揮金融資本國力，助產業發展

黃崇哲說，台灣過去經濟成長累積大量資本，卻因缺乏適當的資金需求作為去化標的，讓台灣成為資金淨流出國家，出現法人或自然人投資者大量購買信用評等不佳或資訊不透明的基金與結構型商品，並造成了人才外流、楚材晉用的情況。如今，從反送中到國安法施行，過去許多到香港發展的台灣人才，也可能因香港政治氛圍驟變丶資金外流而有再行動潮，台灣如何掌握這一次延攬國際化人才的機緣，要在許多配套方面做思考。

尤昭文也同意，其實台灣的金融人才相當優秀，早在二十餘年前金融股輝煌時期，台灣的 CB 或 ECB 設計發行便已是世界頂尖水準，而當年發行 GDR 或 ADR 的績優電子廠，也吸引許多國際資金投資。將軍需要有戰場，若無戰場可發揮，也沒有更吸引人的獎勵誘因，加上台灣的薪資稅率比香港、新加坡高。這些因素都成為想要鼓勵在海外的台灣人才回國發展的障礙。不過，針對我國各領域所需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國發會所核發的就業金卡成效顯著，可持續推動。

在台灣從申請一檔基金到核准通過，可能要費時 9 至 12 個月。換言之，台灣市場至今仍面臨缺乏多元金融商品的問題，其實只要開放多元金融商品、訂定明確的遊戲規則和配套措施，人才跟資金自然就會回流至台灣。

尤昭文認為，台灣的資產規模，包含外匯存底以及退休金、壽險跟投信持有的資金，至少有 2 兆美元以上，規模非常龐大，其實這些資本加總起來就是國力的展現，因此應該有長期的戰略方針，讓資本的力量能統合，真正幫助國家發展。然而目前，以投信業來講，國內投信真正能自己管理，且投在台灣的比例相對不高，而且貨幣型基金還占了大部分。

有關於資產管理業的發展，尤昭文有三點建議：首先，必須擺脫一味以收益為商品目標的思維，應該站在 ESG 、SDG 等永續發展目標來規劃設計產品。其次，資產管理業應該如何來思考，利用私募股權基金（PE）的操作，取得長期穩健的收益，在這方面，著重於案源的主動開發，並與國際上具規模的 PE 合作，建立較為完整的私募股權基金生態系。第三，有關人才，目前台灣跟香港、新加坡相比，除了開放商品，讓人才有發揮的空間之外，有關於所得稅，的確需要再做強化誘因的規劃思考。惟國內資產管理業未來發展，仰賴政府訂定明確方向。若政府和金融機構對於這些資本引導能有更明確的規劃，從國家戰略或 ESG 角度來思考，對我國金融業發展，尤其是資產管理業，勢必會有加分效果。

台灣資金豐沛，建議強化私募基金機制

國泰世華銀行財富管理部協理李鼎倫表示，就資金供給面來說， 40 年前有行政院開發基金的挹注，才有台灣科技產業，尤其是半導體產業蓬勃發展。現在，民間資金更是豐沛，金融業、保險業、股市等資金規模更大得多。花旗前幾個月甚至有一份報告指出，台灣在共同資金、美債、ETF的投資規模之大，是一種另類的「奇蹟」。然而，就資金需求面來講，台積電一家公司的資本支出，占了台灣產業資本支出的 8 成，集中度非常高。但是，除了台積電，包含台灣中小企業接班、轉型併購，以及培養我國未來產業發展，培植更多的護國神山群，都需要金融的支持推動。因此如何將資金透過引流，達成國家想要的戰略目標，大家應思考台灣未來在資金使用上要扮演何種關鍵角色。國內投資方面，中小企業轉型升級、基礎建設以及綠能生技等，都是很好的投資標的。就海外投資而言，如何增加台灣資金的影響力，透過私募基金參與國際投資機會是一個相當值得考慮的方法。

目前各業者均積極創新金融商品，但仍處處受到法規限制，倘若法令有修改空間，建議可重新檢討。畢竟政府鼓勵創新，卻無容錯雅量和獎勵機制，將很難說服業者投入商品研發及創新。

金融業該如何協助國內產業發展？李鼎倫認為，金融業者對內可協助導引資金到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包含資訊及數位、資安卓越、台灣精準健康、綠電及再生能源、國防及戰略、民生及戰備；對外可爭取參與國際大型投資案件的機會，藉以發揮台灣資金的力量，提高台灣資金在國際金融產業上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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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過渡期 2020 年 12 月 31 日結束，歐洲聯盟與英國達成脫歐協議，歐盟成員國已批准 2021 年 1 月 1 日暫時生效，向英國有協議脫歐暫邁進一步。歐盟源自經歷數次戰火蹂躪下的歐洲，在殘破的家園和喪失無數生命的悲痛心理下，於 1957 年，由德國、法國、義大利和荷蘭等 6 個國家共同簽署了歐盟的肇始盟約——「羅馬條約」，希望藉由經濟的聯盟，解決政治上的衝突，以談判代替戰爭，解決爭端。

2016 年 6 月 23 日的脫歐（Brexit）公投，結果以 52% 贊成及 48% 反對票，確定了英國將終止與歐盟間的政經聯盟，並隨即開啟了一連串的脫歐協議談判，以確定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英國與歐盟分道揚鑣後，和歐盟 27 個會員國間往來的法律地位和各種規範。而倫敦金融中心的發展，不但影響英國，也牽動整個歐盟，甚至全球的金融市場。我國與英國和歐盟間經貿往來密切，就金融業務而言，倫敦一地即設有 5 家台系銀行的分行和 1 家證券子公司，英國脫歐協議進程的發展實值得我們注意。以下擬就英國脫歐協議進度和爭執焦點，以及未來仍將繼續影響英國和歐盟間利益的因素略述如下。

不滿經濟和財政政策 歐盟成員間凝聚力飽受威脅

歐盟自成立以來，在德法兩國的主導下，雖經過幾次的擴大，卻一直堅守自由市場機制，以保障歐盟境內公民、資金、稅賦等在統一的歐盟法規基礎上，得以自由行動，以期資本和勞動力發揮最佳配置與效益，並形成包含英國在內，人口總數約 5 億人的歐洲「關稅同盟和單一市場」（The Customs Union and the Single Market），在全球保護主義日漸成形的洪流中，形成另一舉足輕重的經濟板塊。

為擴大單一市場的經濟綜效，歐盟理事會於 2004 年決定進一步擴大納入受前蘇聯共產集團影響甚深的 10 國，包括波蘭、捷克、立陶宛、匈牙利等俗稱 A10 的中、東歐國家，促使大量新會員國人民遷徙至較富裕的西歐國家，以更低的薪資搶食就業市場和社會福利。因歷史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加上生活或行為模式的差異，逐漸對被移入國家形成難以忍受的壓力。加上近年來在西歐國家不斷發生的恐怖攻擊事件，強化了西歐民眾排斥大量外來民族或反歐盟的心態。

此外，相較於亞洲或美國近年來在經濟上的表現，歐盟或歐元區內低迷的經濟成長和縈繞不去的高失業率， 2016 年的英國脫歐公投結果，何嘗不也是西歐民眾心理的具體表現，連支持歐盟最力的德國，也出現以脫歐為訴求的政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在法國、荷蘭、義大利等西歐國家也陸續出現類似政黨，凸顯了人民對歐盟，甚至歐元區在制訂經濟和財政政策的不滿，對歐盟的凝聚力形成嚴重威脅。

無法接受歐盟方案 英脫歐貿易談判曾膠著

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當然不是歐盟所樂見。許多負面的報導認為，脫歐後的英國，在政治上再無強大的歐盟做靠山，經濟上將失去「歐洲共同市場」一員的身份，民間的往來和貨物的進出，將重新面對海關的查驗並繳交稅賦，此外，其他非關稅（如查驗的延遲等）的不便，都將造成雙方往來的困難和難以估計的成本。

以目前脫歐的協議內容來看，未來英歐間的經貿往來將採「包裹式」的協議方式，在互惠互利的對等原則下（Equivalence），希望人民與貨物能繼續往來如昔。由於談判過程齟齬不斷，進展並不順利。至 2020 年 10 月底止的談判膠著點，一為脫歐後，歐方在英國漁場捕魚的權利和捕獲量的配額上的爭議；一為英國所擁有北愛爾蘭與愛爾蘭近 500 公里交界線應否設立實質的邊界二大議題。因皆具有領土主權意義，政治敏感度高，談判雙方皆有堅持，不願輕言退讓。但英國歷經大英帝國時代的淬鍊，談判手段高明，多次表示寧願「無協議脫歐」也不願妥協的架式，使得談判氣氛充滿不安，而英國也似乎仗著雙方皆為WTO的會員，一旦談判破裂，仍有WTO在貨物貿易上的規範作為最後防線。

釋出善意遭拒 以倫敦為總部之國際銀行另覓他處

倫敦主導了全球主要的衍生性金融交易，為了避免 2021 年 1 月 1 日英國脫歐生效日時，因協約尚無法底定而產生的金融市場動盪，英國於 2017 年底通過一項法令：「臨時容許法令」（Temporary Permissions Regime, TPR）給予具EEA（European Economic Area，歐洲經濟區域）身份的企業 3 年的寬限期，得繼續在英國執產業務，直到英國與歐盟間新約產生，或企業取得新的營業執照為止。而英國原希望釋出的善意能換得歐盟在「業務對等」期限上給予長期認可，卻已遭歐盟拒絕，僅同意占 90% 的歐元金融轉換交易的清算交割，仍得在倫敦清算所（London Clearing House）辦理，卻附加但書，將在 18 個月後重新審議其妥適性，或得在 30 天裡取消現有的「業務對等」協議。

在英國註冊的金融機構，一旦失去業務通行權（Passporting Rights），將不再享有一張營業執照走遍歐盟的優勢，許多以倫敦為總部，而以整個歐盟為市場的國際級銀行，在不能排除英國被終止「業務對等」的不確定因素下，已開始出現在倫敦以外的重要金融都市另覓處所的超前部署行動。

持悲觀看法的人認為，倫敦失去歐盟這一重要市場，業務將大幅萎縮，重要金融機構被迫遷出有可能持續增加，將直接衝擊倫敦整個金融「生態系統」，影響銀行、保險、基金管理、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金融專業人才、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等所形成的優勢，倫敦長久以來所享有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恐將因此易位。

持正面看法的人則認為，倫敦將自僵化的歐盟金融法規束縛中解脫，得以再次在全球資本市場或投資銀產業務中大展身手，有利於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整體而言，英國將再次掌握獨立自主的國家主權，自由選擇對英國最有利的條件，折衝結盟，訂定關貿協定（FTA），且不再負擔每年近 74 億歐元的歐盟會員費（ 2017 年），正可用在其他建設或教育等支出上，截長補短間，脫歐後的英國前景應可樂觀以待。倫敦金融城每年產出占英國 GDP6.9% ，創造了 110 餘萬工作機會的英國金融產業。歐盟深知英國在歐盟境內業務通行權的重要性，而想利用此點作為後續談判的籌碼，以迫使英國在一些談判膠著點上讓步的企圖昭然若揭。

英國雖將取回金融監理自主權，但全球金融市場受到 2008 年歐債危機的教訓，全球金融監理不斷朝全球一致化的方向發展，包括英國和我國都必須遵循由「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制訂的「銀行資本適足率」（Basel Ⅲ）、「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nternat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所發布的「會計準則公報」（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歐盟的「金融工具市場指令」MiFID Ⅱ（The 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 MiFID）、「歐盟資料保護一般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等，這些規範雖無適用上的強制力，但對欲與全球業務接軌的銀行、企業或國家的主政機關，包括英國金融監理單位（PRA、FCA和BoE），即使脫歐後，對金融業者的法規制訂和監管方式，仍須與上述法規或作業準則保持相當程度的一致性，此也將較易符合歐盟要求「業務對等」時，金融監理應具「一致性」基礎上的要求。

互為命運共同體 美德法等國不樂見僵局

2020 年 11 月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的候選人拜登成為新一代領導人的局勢應已大致確定。拜登即將領導美國與歐洲所形成的西方民主陣營，和為防堵俄羅斯勢力的再起所建立的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歐美在 2020 年初面對COVID- 19 疫情的防疫失利和立冬以來的強力反撲，防疫大戰成為拜登就任前的一大國事政策。將就任的美國總統已開始積極與歐洲主要領導人通話，表達將加強或修補美歐間關係的意願，而具愛爾蘭裔背景的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對英國首相Boris Johnson目前在脫歐談判上的堅持態度，將會產生一定的潤滑效果和影響，以避免英國與歐盟間談判出現僵局，而影響到美國利益。

英、德、法為歐洲經濟實力最強的 3 個國家，政治、經濟以及歐洲的國防安全，一直以來相互競爭，也相互依存，形成脣齒相依，甚至為命運共同體的關係。包括將就任美國總統的拜登，應該都不樂見歐盟談判走入僵局，造成整個歐洲民主陣營實力的衰落。而歐盟自 1957 年簽署「羅馬條約」以來，經歷多次因各會員國間國家利益上的衝突，威脅到歐盟的團結，但最後皆能透過密集協商和妥協，避免歐盟解體的惡夢。此共體時艱的共識，不應被一紙脫歐決議而完全改變。

尤以 2020 年 11 月亞洲地區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歐洲面對來勢洶洶的亞洲競爭，和即將到來的 5G 網路世界，全球金融與政經環境正面臨革命性的轉變。 2020 年入秋以來，COVID- 19 疫情再次狂襲歐洲，使得地緣如此緊密的地區更須密切合作。無從預測後續脫歐結果，但面對如此嚴峻情勢的歐盟，欲將心意已決的英國逼入絕境，只會對歐盟未來的存續帶來更大傷害， 2021 年英國脫歐生效日起，穩定與平和的往來關係，才是英歐間較佳的選擇。（本文作者為前台灣銀行倫敦分行經理）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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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可投資的豐沛資金超過百兆元，最能應用於後疫情時代的台灣產業發展，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與中華民國股權投資協會共同於 2020 年 12 月 3 日於台灣金融研訓院菁業堂舉辦「 2020 投資台灣高峰論壇」，向全國投資界正式推介 6 家 5G 、 AI 「隱藏版的獨角獸」同台發表，副總統賴清德、國發會主委龔明鑫，工業局長呂正華，以及金管會證期局長張振山親自說明政策面向並大力支持。

副總統賴清德在高峰論壇中，向國內金融、投資業界提出呼籲，集中力量投資台灣創新的未來，集結資金支持前瞻的創新科技，力挺金援重要策略性產業，「台灣不但要有獨角獸，還要有螞蟻雄兵，才能到國際爭霸！」

賴清德指出，創投業界關注三個方向：一是繼續投資新創，政府修改法規、改善環境仍在進行，希望創投共襄盛舉；二是創投業者可關注並力支持蔡英文總統的六大策略性產業；三要創投業協助台灣的隱形冠軍國際化發展。

投資台灣化解危機 把握轉機！

主辦單位創投公會暨股權投資協會理事長邱德成在開幕致詞時表示，「投資台灣高峰論壇」是業界一起關心台灣產業的發展、投資動能的重大宣示，台灣創投業在過去 20 年陷入瓶頸，「這是危機，也是轉機！」 2020 年全世界面臨肺炎疫情一波波的打擊，台灣防疫成為典範，國人也重新拾回對台灣發展的信心，民間創投業界、產業界企業創投（CVC）基金、政府部門，及至整體資本市場同步地更為重視創新創業投資。

「這是國內產業投資界重要的轉捩點！」邱德成說，這個珍貴的機會點大家要掌握，未來新的產業機會的確也在此時浮現，多家 5G 與 AI 產業的卓越新創公司，儼然有「隱藏版獨角獸」的架勢，在論壇中分享技術創新與創業經驗。

邱德成表示，總統蔡英文在 2020 年國慶談話中曾經提到，「台灣要全方位投入供應鏈重組，成為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關鍵力量！」創投公會與股權投資協會跟進政府政策面的活化投資動能，力挺台灣產業維持全球產業供應鏈關鍵地位，創業投資與私募股權投資一定要強大起來。

台商科技業立足台灣 創造產業附加價值

經濟部工業局目前是創投業的主管機關，工業局長呂正華參與開幕並演講指出，在政府開始鼓勵台商回流前，許多台商科技產業就開始移回台灣。工業局在協助台商回流時也早已提前部署，舉凡智慧交通、自動化產線、光學、面板，以及高階伺服器、高價值傳產等，回流的廠商越來越多，現在正是加碼投資台灣的時候。

站在創投的角度，邱德成洞察疫情時代的台灣產業發展，特別點出「 5G 」與「 AI 」。當居家辦公、遠距視訊會議成為「新常態」， 5G 與 AI 都會是任何技術或商模的關鍵「元件」，一旦掌握了關鍵的核心技術，會是未來台灣邁向轉型升級、持續布局全球供應鏈之關鍵角色不可或缺的兩大主軸。

在「 2020 投資台灣高峰論壇」上，向投資界推介的日商優必達、現觀科技、稜研科技、義傳科技、耐能智慧、沛星互動（Appier）和睿智通等卓越新創公司，作為全國最大創投業「益鼎創投」董事長的邱德成透露，「我們就投資好幾家」，他並進一步為這些新創事業掛保證，「台灣下一個台積電，一定出自 5G 與 AI 這兩個產業！」

前瞻 5G 、 AI 的關鍵角色，與會的兩家創投業者：台杉物聯網合夥人吳錦城、集富台灣資本管理顧問總經理林昱璋，均廣泛的評估台灣的 AI 產業，集富台灣支持沛星互動、睿智通，視訊出席論壇的吳錦城亦在會中證實，台杉資本正籌備 5G 投資基金。而邱德成透過益鼎創投的資金及產業人脈，多年前發起設立人工智慧學校，全面關注 AI 產業的發展。

發展 AI 及 5G 台灣有優勢和必要性

此次論壇，令與會者感動的是，創投業者不藏私地分享台灣發展 AI 及 5G 的背景趨勢、優勢及必要性。益鼎創投研究團隊列出四大面項：

人口高齡化、勞動力缺乏，是世界各國正在發生的問題。 AI 和 5G 發展顯得非常重要，一方面 AI 研發出機器智能，取代低階勞動力和重複單調的工作；而 5G 的布建，除了提供個人使用更快速網路環境， 5G 能創造全新的網路架構，進而實現新的產業網路、車聯網、智慧城市等不同應用場景出現。

台灣發展 AI 和 5G ，具備絕對的優勢。台灣有相當強大的 ICT 背景及硬體製造能量，有全球最強的半導體供應鏈體系支撐，全球雲端或邊緣運算 AI ，乃至於物聯網晶片，都需要台灣半導體的支持才得以實現。其次，台灣 2,300 萬人口，GDP 世界排名第 22 名，是很適中的場域驗證規模， AI 和 5G 的新創業者，如智慧城市、智慧醫療、智慧製造等項目，都可以在台灣完成產品開發、初步場域驗證後輸出到海外，有效整合台灣的能量打亞洲盃、世界盃。

台灣有機會因為發展 AI 和 5G ，再一次實現彎道超車。台灣曾是 PC 王國，在 Microsoft及Intel 緊密結合組成的 Wintel 架構扮演關鍵角色，但 2000 年後，台灣在後 PC 時代錯失了網際網路（Internet）和手機行動（Mobile）的世界主流趨勢，現在大力發展 AI 和 5G ，可加速物聯網快速發展，在萬物互聯的趨勢下，進一步強化「台灣製造」在全球的重要性。有機會打造台積版的 AI 和 5G ，走出單純硬體，改由軟體思維、系統整合思維及服務思維，建構更具價值的軟硬體整合體系。

龔明鑫：新創 2.0 打造投融資一條龍

國發會主委龔明鑫在「 2020 投資台灣高峰論壇」上，以「全面投資台灣的雄才大略」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他表示，台灣防疫有成，能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中，保持經濟實力，經濟預測不斷往上修正， 2020 年台灣 GDP 成長超過 2.5 ％以上， 2021 年估測有 3.83 ％，如果全世界能因疫苗而恢復經濟動能，台灣將更受惠。

同時，龔明鑫提出「三個投資趨勢」呼籲投資人、金融界多力觀察：一是工業 4.0 與智慧化生產持續加速；二是國際產業供應鏈移轉，在疫情後更明顯，台灣以關鍵性零組件為產業主力；三是政府積極投入的國家產業隊發展，如口罩隊。

為了建構台灣新創環境，政府持續擴大投資，龔明鑫指出，政府推出的多個大方案，已經吸引 1.15 兆元的回台投資資金。國發基金累計繳庫 2 千多億元，現在還有 7 千多億元的價值，每年獲利 100 億到 200 億元，都會投入投資台灣，因此邀請回台資金能和國發基金一樣，一起投資台灣新創。此外，國發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經費有 20 億元，過去 2 年已經投出 17 億元，投資了 122 家新創事業，希望未來一年內能再投資 100 家。所需資金已匡列 50 億元，後續還會增加。

龔明鑫指出，國發會更將藉由「新創 2.0 」打造「投融資一條龍」，串接私募股權投資基金（ PE ）和創投基金（VC）與新創事業的資金流，國發會願意成為私募股權業主管機關，且正擬訂「促進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產業要點」，引導保險資金投資政府支持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 PE ），全面投資國家級重要策略性產業。

國發會研擬中的促進產業要點，龔明鑫指出，將有兩大重點：為 PE 界定、第三方出具的 PE 業資格，將由相關公協會出具認定函。目前國內的 PE 基金，主要有信託業、證券業以自有資金組成的私募股權基金；國家級政策支持的 PE 基金，有關再生能源基金、民間的私募股權投資事業，目前還必須隱藏在創投公司的招牌後面。一旦要點擬訂完成，可以比照當年推動創業投資事業的模式，作為發展私募股權投資事業的政策依據，也能突破目前國內龐大保險資金不能投資國內 PE 基金的瓶頸，且未來的私募股權基金都能加強投資政府推動的六大重要策略性產業及 5 ＋ 2 產業。

同樣是為新創事業打開募資管道，金管會證期局長張振山在論壇中表示，創新產業進入資本市場，金管會工作是讓資金充足，為兼顧投資人權益之保障及企業籌集，金管會會在鼓勵科技創新、符合全球化改變產業發展下，會為新創事業開設新板，作為協助創新產業進入資本市場的重要措施。

張振山所依據為金管會於 2020 年 9 月間公布的「台灣資本市場藍圖」內容一部份，他表示，金管會將針對新創上市的鬆綁，檢討現行 IPO 及 SPO 制度，且放寬 SPO 審查標準，為新創事業研議發行新股，未來會有兩個新板：上市創新板，也稱上市二板，其中設有 3 類掛牌條件，含市場簡易公開發行，合格投資人；櫃買中心的戰略新板：沒有掛牌的條件需求，但需要有輔導的承銷商。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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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好萊塢電影劇情中，雨天男主角打不開台灣製傘的旁白，相信傷了不少國人的自尊心。後來台灣電子業蓬勃發展後，太空站儀器故障時消遣台灣零件，也讓國人哭笑不得。但在 2020 年 COVID-19 疫情爆發後，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大增，堪稱全球冠軍的防疫成績，讓國際主要媒體，不管是平面或電子，紛紛出現稱讚台灣抗疫有成，經濟逆勢升級成長的報導。因此光是2020年12月，蔡英文總統就分別被《金融時報》與《富比世》雜誌評選為全球最具影響力女性，同榜的還有美國新當選的副總統賀錦麗（ Kamala Devi Harris ）與眾議院議長斐洛西（ Nancy Patricia Pelosi ）。之後再因領導台灣抗疫成績斐然，入榜2020年 「 全球最有影響力的50人 」 （ Bloomberg 50 ），被譽為全球最能創造趨勢、具影響力的50人之一。

就在COVID-19肆虐全球，舉世經濟受重創一周年之際，台灣2020年12月5日再次登上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深入分析關於台灣經濟為何如此活絡的報導，內文報導表示，疫情重創全球經濟，但是，台灣卻逆勢向上，重返亞洲四小龍之位。過去被快速成長的中國經濟搶走風采，2020年經濟成長率卻創下30年來首次超過中國的紀錄。

防疫有成、供應鏈地位穩固 台灣經濟表現亮眼

台灣經濟能夠有如此強勁的表現，可歸功於兩件事，一是防疫有成，台灣是全球極少數還能正常作息的國家；另外是台灣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別是因為疫情在家工作，增加了對資通訊產品的需求。

法國《重點週刊》（ Le Point ）2020年12月10日的封面故事，以美法德中台5位國家元首在田徑場賽跑的圖片為封面故事，並題為 「 誰將主宰世界？ 」 有趣的是在內文中的照片，原本只有習近平、拜登、梅克爾與馬克宏4人在起跑線上，並且互有小動作卡位，結果沒有號碼牌，沒在眾人原先預期中的小英總統，默默地後來跟上，與這4位國家元首並列。

其內文分析疫情後，歐、美、亞三洲地位消長，其中一篇題為 「 台灣怎麼做到的？ 」 報導台灣如何成功抗疫，居民生活一切如常，台北彷彿像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作者認為，雖然歐洲和中國的經濟關係非常重要，但為了確保歐洲整體利益，台灣的科技力量不容忽視。

2020年10月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發表一篇研究報告，分析世界各國在這次疫情中的經濟損失，以及確診的死亡人數。發現有些國家死亡人數不多，但經濟受損嚴重，如韓國與新加坡等。有的國家兩者衝擊都很大，如英、美及西班牙等。全世界只有台灣死亡人數最少，同時經濟受損也最少。若死亡人數以X軸標示，經濟受損以Y軸標示，台灣幾乎是鶴立雞群的貼近座標原點〔圖一〕。

作者嘗試分析那些經濟與人命都受損嚴重的國家，到底是政策錯誤還是運氣不好？經濟受損嚴重，但死亡人數不多的國家，到底是因為部分幸運，還是封鎖經濟活動太嚴厲？像瑞典經濟受損不嚴重，但死亡人數慘重，那是因為運氣不好，還是防疫管制太鬆？

正確防疫政策決定成果 台灣表現 「 異於常人 」

該報告指出，正確的防疫政策決定成果。台灣這種 「 異於常人 」 的表現，大概只能用防疫政策成功，紓困措施奏效，為經濟活動提供良好條件，天助自助者來說明。蔡總統上台後積極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接著美中貿易戰升高，政府順勢推出 「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 ，並設置 「 投資台灣事務所 」 ，以單一窗口提供專人專案專責服務，整合土地、水電、人力、稅務與資金等政策措施，並縮短行政流程，積極協助台商回台投資，引爆全國各地一波投資熱〔圖二〕。

2020年初，COVID-19疫情爆發後，造成許多產業供應鏈斷鏈危機，使得台商除了貿易戰關稅的考量外，如何提高生產基地與供應鏈的 「 韌性 」 （ Resilience ）也是不能迴避的課題。在此情形下，更對台商回台投資推了一把。也就是說，當時政府的前瞻規劃，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竟然變成政府的超前部署。也印證了西諺 「 幸運只眷顧有準備的人 」 。

善用台幣升值機會 進行體質提升與轉型

國際上在分析疫情衝擊時，常用 「 第二波衝擊 」 之概念。這原指疫情在受到抑制後，卻來個回馬槍再次升高。例如歐美各國擔心進入秋冬後疫情再次升高，迫使政府再度封城，進而對脆弱的經濟造成第二次衝擊。但台灣所擔心第二波衝擊的挑戰，卻與歐美國家大不相同。為了搶救受傷的經濟，許多國家央行大幅降息到零利率水準，各國政府與企業也紛紛大規模舉債以度過難關。根據國際金融協會（ IIF ）統計，2020年1至9月，全球新增債務高達15兆美元，預計在2020年底累積債務總額將達到277兆美元。債務總額與全球國內生產總值（ GDP ）之比將達到365%，遠高於2019年底的320%。

雖然一般認為拜登不似川普那麼偏好超低利率，但短期內美元要升息的空間也不大。在國際資金氾濫下，台灣不管在經濟、財政與金融的體質都相對穩健許多，這是新台幣不斷升值的基礎。不但對部分毛利不高的出口產業形成重大壓力，對於持有大批外幣資產的保險業也面臨極大的匯損。這趨勢短期內恐不易改變，因此國人如需要從國外進口各種軟硬體的資本門投資，例如綠能設備、發電廠更新、專利技術、高鐵車廂或是其他設備，就可把握目前較有利的匯率。台灣如何運用台幣升值的機會進行體質提升與轉型，將是現階段最重要的課題。

重組供應鏈、強化韌性 已成業者共識

經過美中貿易戰與疫情雙重衝擊後，重組供應鏈與強化生產基地的韌性，也已經成為業者的共識。麥肯錫2020年8月發表 「 全球價值鏈的風險韌性與再平衡 」 報告中指出，適當的強化供應鏈韌性，可減少業者損失並增加獲利。因此若能趁新台幣走強之際，加速供應鏈重組與新生產基地的遷移，或許在匯率上更有利。

日前中央銀行楊金龍總裁曾建議金管會主委，放寬國內保險基金投資海外市場上限的規定，以減輕新台幣升值的壓力。事實上，國內資金除了投資國外金融商品外，也可參與國外的基礎建設。美國積極拉攏友邦，協助新興國家的基礎建設，應該也是可以著墨的地方。

為協助新興國家基礎建設之發展，同時協助美國企業尋找海外商機，美國國會於2018年10月跨黨派通過BUILD Act（ 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並以600億美元成立 「 國際發展金融公司 」 （ DFC ），利用創新金融工具，觸發帶動民間資金到新興國家之基礎建設。改變過去慈善援助方式，改以公私夥伴關係之模式，以提升計畫之效率，達到支持外交關係之擴展與國家安全之確保。因為當初是跨黨派通過的法律，因此即使白宮易主，政策應該也有延續性。在推動的過程中為了集結更多力量，美國也拉攏 「 志同道合 」（ Like minded ）國家參與。因此在2020年9月30日簽署 「 台美基礎建設融資及市場建立合作架構 」 ，目前美國在中南美洲與亞太地區分別有14與7個合作夥伴。

此外，該計畫在執行時引用 G20 高品質基礎建設原則（ QII ）來選擇投資標的，例如計畫收益的穩定性、透明性、反貪腐等等，以降低投資風險。過去不少國內基礎建設相關業者對於國外市場就有高度興趣，但因需要單打獨鬥，使得真的成案不多。未來若能搭上此列車，相信更多投資機會將浮現。（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院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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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世界投資者週」（World Investor Week, WIW）論壇於台灣金融研訓院登場，各界除了關切「後疫情時代」的金融市場走勢外，同樣被視為 QE 重啟最大受益者的房地產市場又將有什麼變化，也是深受矚目的話題。近年來， ESG （環境、社會、公司治理）成為投資界的顯學，越來越多投資決策者具有長遠眼光，藉由投資來改善全球暖化、氣候異常與環境汙染等社會問題。根據統計， 2006 年，聯合國發起 PRI （ PRI 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責任投資原則），當時只有 63 家投資機構簽署承諾，到了 2019 年底已有約 2,500 家，今年 4 月則躍升至近 3,000 家。

落實 ESG ，企業更能抵禦疫情衝擊

儘管投資人落實 ESG 的觀念抬頭，但仍有許多企業經營者還是習慣將 ESG 與它的前身 SRI （社會責任投資）畫上等號，並宣稱「遵守 ESG 原則或 SRI 原則，就是要犧牲部分的報酬率」，但這種想法已經過時了，尤其在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後，顯得更加不合時宜。

滙豐銀行在《供應鏈的韌性與氣候變遷》（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Climate Change）報告中指出，已有證據顯示，採用長期、以永續發展為重點策略的企業，比起沒有採取永續經營策略者，更能抵禦 COVID- 19 疫情的衝擊。

日本千葉商科大學教授伊藤宏一在論壇演說時表示， ESG 議題長年以來被投資界列為次要順位，但近年來，複雜的社會與環境因素影響了投資組合，專業投資人不得不更深入評估整體環境的系統性風險。而且，已有許多數據證實，在疫情期間， ESG 相關指數比一般指數表現得更為出色。伊藤宏一引用數據指出，標準普爾（S&P）追蹤 ESG 指數的ETF資金規模在 2018 年為 221 億美元，隔年就翻倍成長至 568 億美元；近一年來，S&P 500 ESG 指數的報酬率也高於S&P 500 指數。

另外，在 2008 到 2019 年期間的 12 個年度中， MSCI 全世界 ESG 領袖指數（ MSCI ACWI ESG Leaders Index）有 10 個年度的表現都優於 MSCI 世界指數。今年以來（截至 7 月 30 日）， MSCI 世界指數總計跌了約 6 ％，但 MSCI 全世界 ESG 領袖指數只跌了 4.7 ％，從 2007 年 9 月金融海嘯以來，前者的報酬率約 4.6 ％，後者則約為 5.4 ％。 ESG 相關標的所展現的抗跌力道與長期競爭力，可見一斑。

資訊揭露充分，改變業界生態

近年來， ESG 的風潮不只在歐美等先進國家的資產管理界發揚光大，也逐漸影響日本、台灣等東方國家。以日本為例，近年來日本不遺餘力推動 ESG ，經過一連串努力後，不僅有效地推廣了 ESG 的理念，而且資訊揭露充分，可說是改變了日本整個業界的生態。

「 COVID- 19 肺炎在全球大流行，加強了投資人關心 ESG 議題，也強化了基金經理人對 ESG 的信念。」伊藤宏一指出，全球資金規模第一大、掌管全日本 150 兆日圓（約新台幣 42 兆元）退休金的投資基金GPIF（日本政府養老金投資基金）在 2015 年簽署了 PRI 原則。

由於GPIF的投資部位是全數委託管理業者來管理，GPIF也要求這些業者，必須將自己的大股東或有投資布局的企業「 ESG 積分」列入評估標準；GPIF直接投資 ESG 相關標的或指數的資金部位也達到 3 兆日圓。也就是說，日本人透過支付養老金的方式間接投資 ESG ，這 150 兆日圓資金都符合廣義的 ESG 投資。

各界看重 ESG 議題，也見識到 ESG 對於投資人的資產發揮「攻守兼備」之效，並專注於永續投資，有助於防範投資組合中的風險，確實是正面的發展，不過伊藤宏一也提醒，由於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的關係， ESG 議題中的「E」（環境問題）尤其值得重視。

伊藤宏一表示，氣候變遷帶來的投資風險，除了颶風、洪水、異常高溫、海平面升高等天災所帶來的損害外，對於企業來說，慢慢轉型至「低碳經濟」模式是大勢所趨。只是，在企業轉型的過程中，可能面臨技術風險（例如利用低碳技術替代既有產品）、市場風險（例如原物料成本增加）、政策與法規面風險（例如嚴格規範汙染物排放量）、商譽風險（例如利害關係人更加關注、施壓）等考驗。

當然，所謂「危機也是轉機」，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循環經濟」創新機會也是投資人的契機。舉例來說，近年來相當熱門的共享腳踏車、共享汽機車等「共享經濟」，就是為了防止資源枯竭，讓資源透過多次被循環利用的方式，達到「使用最小化」的效益，就是很好的範例。未來業者也可以開放全新的低碳產品及服務，或利用可再生能源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或提高製造、運輸、物流過程的效率，進而降低成本。

3 關鍵影響未來 5 年投資績效

今年論壇的壓軸場，則是元大國際資產總經理王聖鴻的「後疫情時代不動產投資趨勢」演說。他引用《經濟學人》的觀點指出，今年資本市場動盪不安，而且多國央行大舉提高流動性，但實體經濟卻遇到過去百年來最嚴重的衰退階段，導致經濟基本面與資本市場的表現脫鉤，再加上 COVID- 19 肺炎大流行，主要國家的地緣政治問題升溫，破壞了既有的商業模式，投資人也不得不改變投資策略。

不論是金融市場或房地產的投資人，都可以關心 3 個關鍵主題，這將影響未來 5 年的投資績效，一是看不到盡頭的貨幣刺激措施，這會導致資產的價格在一定期間內與經濟數據脫鉤，但終歸要回到基本面；二是準備反彈（Prepare for Backlash），投資者要面臨貿易稅加重、主權違約等政治衝擊，各國政府會更渴望自身的經濟動能因為獲得優惠貸款、薪資補貼的企業而受益，經濟適應力佳、政治凝聚力高的國家是值得列為投資首選的項目。

第三，在疫情過後，不論是誰成為美國總統，美、中兩國的角力都會更明顯，「兩極世界」（Bipolar World）成形，其他國家或跨國企業在必要時都必須適度表態，再加上疫情造成供應鏈斷鏈，促使在地生產、短鏈布局的態勢更明顯。在這些趨勢下，投資人必須將受惠程度相對高的國家、整體供應鏈的變化局勢都納入考量。

健康宅、科技地產漸成主流

王聖鴻認為，後疫情時代來臨，房地產的價格將呈現漸進緩升的態勢，像是今年台灣 CCIM（國際認證不動產投資師）協會發布的ICI（商業不動產投資信心指數）已指出，第 3 季的指數高於前一季，而且辦公室、旅館、店面、土地開發、總體經濟環境等 5 項指標全部上升，整體表現是偏向樂觀的。

另外，在防疫、節能的趨勢下，「健康宅」的數量將會越來越多，結合VR（虛擬實境）、人工智慧等創新科技的「科技地產」產品也會漸漸成為主流，像是智慧住宅、智能倉儲、無人商店以及地產數據的應用。

「地產數據的應用有非常多層面，可以提供更多客製化的服務。」王聖鴻舉例說，假如你踏入書店，你的手機可能就會收到好幾則訊息，告訴你最近的暢銷書、你可能感興趣的書籍，或者客人走入一家香水店，店家會根據它所感應到該客人的體質數據來釋放香味。

因此，過往大家一提到地產，往往都是「除了Location（地點位置）還是 Location」的觀念，在這些趨勢下，勢必會慢慢瓦解。當地點不再是首要考量時，過往很多人主張「使用權（地上權）不如所有權」、「所有權打 6 折等於地上權價格」等觀念，也會受到很大的挑戰。

以不動產的權屬而言，日後「使用權」的考量可望凌駕於「所有權」，因為最終決定地產價值的最關鍵因素不一定是位置，而是「空間通用汽車 V（Gross Merchandise Volume）」。

通用汽車V原本是電子商務的專有名詞，指的是「在特定時段內，在某平台內的成交總額」，在網路、大數據等科技潮流下，許多人類的行為都不再受到地域位置所限制，而且一個人的個人喜好、其地理位置與時間提醒的機制也將無所不在，所以「使用一個空間期間，能產生多少價值」才是評估房地產的重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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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 下的未來產業投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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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大流行加速了金融業的轉型。為了保持社交距離，許多金融業者與客戶都改成線上交易，使用更多雲端功能。過程有時磕磕絆絆，但通常都比原本想的更順利。或許多年之後，人們會說武漢肺炎是生活方式大改變的契機。但銀行與金融機構的高層，不會用打電動依次破關的角度來思考創新。他們會思考大型事件造成的總體影響，例如這些事件如何改變金融與社會的關係？如何改變我們對風險的看法，以及做生意的方式？

重新思考公司經營韌性

這些都是金融界高層在 9 月 21 日至 22 日的第十屆城市周金融業論壇（City Week Financial Services Forum）討論的主題。金融業高層、監理高層，以及其他高階官員在這兩天以倫敦和歐洲為主，討論了 2020 年的銀產業狀況。主題除了疫情以外，還包括綠色金融、英國脫歐、數位轉型、金融犯罪、技能發展。但這些主題也都多多少少與疫情衝擊有關。

今年金融業最重要的改變大概就是在家工作（Work-from-Home）了，如今該模式已受廣泛採用，甚至連字母縮寫 WFH 都很多人在用。真要講起來， WFH 已經出現得太晚，因為相關科技大約在 10 年前就都有了。不過鑑於上次這種等級的大瘟疫大約是在一百年前發生的，我們也可以說科技這次剛好趕上了需求。

WFH 逼得大家重新思考公司經營在各方面的韌性。年利達律師事務所（Linklaters）金融監理集團全球業務長彼得・貝文（Peter Bevan）指出：「經營韌性如今已經變成了疫情韌性。」

WFH 的風險可能跟大家想像的不太一樣。英國的準政府監理機構，審慎監理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局長山姆・伍茲（Sam Woods）表示，雲端服務可能比企業自己訂作的服務更安全，只不過得先安全地登入雲端系統。此外他也指出，藉由偽裝權威機構身分來入侵系統的「網路釣魚」最近變多了。

對效果看法各有不同

與會者對 WFH 的效果各有不同看法。杜拜金融管理局局長布萊恩・斯岱爾沃（Bryan Stirewalt）最為保守，他表示，「我們依然在辦公室上班，這樣做事更穩定。」瑞銀（UBS Group AG, UBSG-CH）集團英國執行長貝雅提絲・西門內斯（Beatriz Jiménez）則說，雖然 WFH 有用，但人事管理會更花工夫，例如需要額外主動促進溝通。其他成員提出了一些建議改善現有作法。謝爾曼思特靈律師事務所（Shearman & Sterling）成員巴拿巴・雷諾茲（Barnabas Reynolds）建議研發一種工具，模擬在辦公室走廊上偶遇同事的體驗。

富達投顧公司執行長安妮・理查（Anne Richards）則相當看好 WFH ，認為 WFH 提高了生產力。她表示，富達國際已經建立了一套系統化的技能管理方式，用技能比較資料庫來快速找出適合的員工進行工作。而 WFH 模式則讓銀行的員工也能像顧客選擇服務一樣，自己選擇要精進哪些技能，讓員工更能主動參與。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銀行家》之所以可以參與位於倫敦的城市周論壇，正是因為本屆論壇以線上方式舉辦。只不過即使是看好遠端工作的人，也承認遠端工作擴大既有業務的效果，比拓展新業務更高。

永續問題討論重點：資訊如何公開？

疫情顯然讓人們開始注意ESG（環境、社會及治理）中的S（社會），但其他兩項也連帶受到關注。法通投資管理公司（Legal & General）董事長京曼爵士（Sir John Kingman）發表了本次會議中最具歷史意義的言論。他指出，在戰爭等重大動盪之後，政府往往會對公民社會施壓，這種成果導向的做法有時候可能會推動革新，但也可能會讓人過於重視短期效果。京曼還說，雖然這次的風波不像 2008 年那樣是金融業引發的，但銀行還是得處理這段時間累積的呆帳，而這可能會改變未來的局勢。
金融犯罪一直都是民眾關心的重點。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執行秘書大衛・路易斯（David Lewis）表示，他們目前同時在關注疫情和虛擬資產。路易斯稱FATF是「你從未聽過的最強機構」，它在全球各地防制洗錢，也對相關問題有通盤了解。

環境衝擊引發了社會各界攜手合作，論壇的好幾場講座也都有提及。環境衝擊引發災害的機制雖然間接，傷害卻可能很大，武漢肺炎就是很好的例子。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主席李恢成表示，氣候變遷就像在動盪時刻更猖獗的金融犯罪一樣，都會「放大威脅」，它會顛覆長久以來的環境平衡，也會摧毀仰賴這些平衡的人類制度。

永續問題的討論重點大多集中在資訊如何公開。該問題的原因之一就是監理機制過於破碎，而這在英國脫歐之後可能會更加惡化。此外，如果我們的環保資訊公開機制能夠根據實際需要超前部署，不再只是稽核過去的成果，就會更有用。當然這種方法也會變得更主觀，更難強制要求公司遵守。某種意義上，環保規定已經開始和根據風險來預防金融犯罪的規定越來越像。
此外，守護環保有時候可以不靠政府。幾位與會者都提到，綠色金融的主要動力都來自投資者本身。歐洲的行動派投資人（activist investor）、中國的新資金、日本政府的退休基金、台灣的散戶都推動了相關需求。

降低成本不如創造加值

可惜的是，雖然本場會議集中討論 WFH 和金融業的環保問題，卻較少提到兩者之間的關係。根據歐洲環境署 2016 年的資料，歐盟碳排放中有近 30% 來自交通，其中的 60.7% 又來自汽車。此外，航空的碳排放與乘客里程數之間的關係也高得不成比例。降低里程數是減少環境衝擊的一個好方法。

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與會者為何不太著墨這個話題。無論是金融還是守護環境，降低成本都沒有創造價值那麼有趣。而日理萬機的高層，不會花大筆時間去關注那些無法快速擴大規模的方法。例如金融業非常了解如何擴大信貸的規模，但可能不那麼在乎如何管理它。

不過還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如果金融業可以在家工作，其他產業也可以。許多其他產業握有的資訊，顯然都比金融業更有價值，但像製造業的員工就不會每天傳遞這些資訊，因此可能一開始就不適用 WFH 模式。至於軟體業，雖然早已能夠線上工作，營業秘密卻不像銀產業的錢那麼容易變現。但儘管如此，其他產業依然可以從經常處理中高度敏感資訊的金融業那邊，學到 WFH 的相關經驗。

歐洲處理商業對社會各種影響的方式，幾乎與其他地方都截然不同。 WFH 可能會改變許多與工作相關的問題，長期甚至可能影響基礎建設與房地產這類地理因子。但在那之前，還是得先確定哪些業務真的可以在家做。
也許明年的今天，這種國際會議就不需要線上上舉辦了，如果是這樣的話，無論最近的相關進展多麼緩慢，都可以讓人鬆口氣；但另一方面，這場疫情也可能造成長期改變。（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譯者為劉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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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武漢肺炎肆虐全世界，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基金創辦人達力歐（Ray Dalio）甚至直言，這次肺炎可能是百年難得發生一次的災難性事件，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衝擊，且嚴重打亂金融市場的表現，以 3 月全球股災為例，美股在短短 10 天內就觸發 4 次熔斷機制，台灣股市也承受莫大壓力，指數一路從 11,000 多點下滑到將近 8,500 點，讓許多投資人哀鴻遍野。

為了因應疫情帶來的傷害，保護就業市場，世界各國政府都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刺激措施，卻也讓投資人面臨更多未知數。有鑑於此， 10 月上旬，國際金融圈盛事「世界投資者週」（World Investor Week, WIW）於台灣金融研訓院隆重登場，這次論壇的話題聚焦於各界關切的「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投資策略」，吸引了超過 400 位聽眾共襄盛舉。

國泰金總經理長庚：今年進行投資很燒腦

國泰金控總經理暨臺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理事長李長庚會中打趣說，自己在中秋長假時，觀賞了頗負盛名的犯罪推理劇《誰是受害者》及另外 2 部燒腦的劇，不到最後真的無法確定誰才是兇手，而今年因為武漢肺炎疫情的關係，股市、利率、匯市出現劇烈變化，甚至連負油價都出現了，也是他在投資領域 30 多年前所未見的，所以現在投資也如同看這些燒腦劇一樣，不到最後不知會發生何事。

李長庚也提到，最近美國總統川普染上武漢肺炎，外界也在猜測到底是真的染疫，還是「選舉奧步」？若川普真的染疫了，是否會有後遺症？還是最後會平安無事，證明自己即真命天子？「這些問題真的都很費解、很燒腦。」所以，他更盼望今年的論壇透過專家的研討與分析，洞燭先機，協助更多人透過投資理財的妥善規劃，享受更美好的未來。雖然全球籠罩在疫情的不確定性下，但台灣防疫有成，金管會也祭出多項規劃，極力穩定市場，是各界有目共睹的。

金管會副主委許永欽：純網銀等創新影響投資行為

金管會副主委許永欽致詞時表示，目前金管會致力幾大方向，像是「資本市場多層次化」、「商品多樣化」，前者包括規劃在台股創立「新創板」，讓高資產、具專業能力的投資人有更多選擇；後者則是要讓國內近 2,000 檔海內外基金、共約 8 兆元新台幣的AUM（資產管理規模）持續擴大，像是今年ESG（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是投資圈的熱門題材，目前國內的相關產品中，已有 1 檔指數、 7 檔ETF、 13 檔基金，日後估計還會有更多 ESG 生態系的產品問世。

此外，金管會也擁抱金融科技的浪潮，除了已正式發布為期 3 年的「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確定今年底以前開放銀行將邁入第二階段的「消費者資訊查詢」外，純網銀不久後也會開始營業，這些創新都會影響投資人的行為模式。

許永欽也指出，金管會嗅到在高齡化、少子化趨勢下，投資人益發追求穩健布局的策略，像是集保結算所旗下基富通公司推出「好享退」專案，目前吸引近 4 萬人投入；日後也會鼓勵信託業者推出多元的醫療照護商品。

金融研訓院院長黃崇哲：無限QE終究會反撲

金融研訓院院長黃崇哲以「全球印鈔趨勢下的財富管理商機」為題進行演說，他提到從嬰兒潮到千禧世代，各世代對財富管理的需求已經和先前大不相同，由於現在投資標的更多元，加上數位工具普及，皆讓財富管理的產業結構發展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如今全球邁向後疫情時代，黃崇哲表示，由於全球主要國家紛紛祭出直升機撒錢政策，美國更是以前所未見的力道實施無限QE措施，各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急速成長，雖然這讓許多企業及時被「紓困」，獲得足夠的營運資金，「但是出來江湖混總是要還的，未來某一天這些錢也會反撲。」

首先，由於企業的實質面與資金面的發展脫鉤了，反而助長了原本應該被淘汰的「殭屍企業」得以存活，未來在信用評等方面可能失去公信力，甚至衍生出市場泡沫化的疑慮。在這樣的疑慮下，由於中產階級不像富人那麼容易從股票等資產上漲而獲益，於是面臨擠壓，進而削減消費成長的動能，並導致貧富差距擴大。

另外，由於各國政府皆面臨龐大的資產負債表，摩根大通（JPMorgan, JPM-US）集團預估，光是美國聯準會明（ 2021 ）年的資產負債表就可能達到 9.9 兆美元，如果開始縮表，屆時的衝擊將相當可觀，長期投資人將面臨高度挑戰，而且物價不管上漲或不漲都不對，現在聯準會已經允許通膨率超過 2 ％，就是個很明顯的例子，一旦通膨政策定位不穩，對於財富管理市場也是不利因素。

在不同隱憂下，金融業者也應當拿出不同的對策。黃崇哲建議，在企業基本面與金融面表現脫鉤的問題下，勢必嚴重影響到各投資機構評估投資標的的準確度。因此，業者日後建議投資標的時，務必要更審慎，辨識出「殭屍企業」；針對中產階級提供投資建議時，要加入生涯規劃的觀念，把規劃週期拉長，以免因為短期波動而成為「沙灘上的泡沫」。

另外，為了因應山雨欲來、時間點難以預料的縮表壓力，未來投資時加入適當的避險機制是必要的。至於世界各國不斷調整通膨政策的定位，業者要針對不同的市場國家，提供客戶深入的建議，這是有難度的，所以更要對於諸如在地化「短鏈革命」等國際情勢做更多功課。

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高毛利率與高殖利率成投資新焦點

當然，在全球市場如此劇烈的變化下，投資人來到後疫情時代，許多思維都要改變，才能出奇制勝，守護自己的資產。
以台股來說，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指出，今年受到疫情所影響，美、中兩強之間的角力更明顯，美國大力打壓中國、扶持台灣，也讓全世界更多國家向中國說「不」，像是美國華為禁令、「五眼聯盟」（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五大英語國組成的情報分享聯盟）封殺華為 5G 產品等，讓仰賴中國市場的企業面臨嚴峻考驗。

過去 30 年來，台商正是中國經濟奇蹟的大贏家，但在後疫情時代的產業科技創新趨勢下，美國更多大型企業選擇投資台灣，台灣經濟來到關鍵的轉捩點，未來 30 年將是台灣科技力崛起的新時代。

在這樣的趨勢下，謝金河認為，企業提升毛利率才能發揮競爭力，高毛利率代表強大的競爭力，高殖利率代表股東的投資報酬率，這兩個指標都將是未來投資的新焦點。

國泰投信董事長張錫： 10 月財報將呈現「K型發展」

國泰投信董事長、投信投顧公會理事長張錫則指出，以短線來說，比較難預測市場的表現會如何，畢竟現在美國總統大選的變數還在干擾市場，但 10 月財報出爐，估計會呈現「K型發展」（基本面好、發展健全的公司是K的上升端，基本面不佳的則是K的往下端，亦即好壞標差異很大），加上蘋果（Apple, AAPL-US）電腦的新產品發布後，也有一定的帶動效果。

張錫表示，美國大選不論是誰選上，經濟發展與市場表現都將回歸基本面，台股的配息率很高， 2021 年高配息的市場將會深受青睞，而且科技股占台股市值 6 成以上，明年在科技業起飛、半導體缺貨的效應下，台灣將會受惠。再者，在市場氛圍動盪下，外資今年賣超台股 7,000 億元，明年經濟恢復，外資會陸續回來，成為新的資金動能。大選過後，市場可能再波動一陣子，但好的進場機會可望浮現，明年會比今年好，所以投資人不必看得太短線。

另外，保單的投資人也要重新調整思維。李長庚在會後指出，低利率環境可能持續好幾年，甚至是 10 到 20 年，當銀行存款利率從 2 ％降到 0.7 ％時，保戶還一直期待有一個產業能長期提供 2 ％的報酬率，是不切實際的，未來很可能買不到高利率保單，但相較於其他產業，壽險業還是能提供長期穩定的收益。

只是，既然市場已經不一樣了，民眾應當以現在的利率、市場狀況來判斷，按照自身需求及財務狀況，選出最合適的商品，而不是再拿 10 年前的保單來與新保單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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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漢肺炎大流行之前，中國共產黨應該很希望川普今年能贏得連任。川普的關稅政策確實損害中國經濟，而美國對華為的制裁，可能削弱中國最成功的跨國公司。但是川普對人權不感興趣，以及經常疏遠美國的盟友，讓北京也很滿意。在 1 月中旬美中籤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時，北京當局已經學會了如何跟這位反覆無常的美國總統打交道。

疫情打壞北京盤算

疫情大流行以及隨之而來的衝擊，卻打壞了北京的盤算。美國的武漢肺炎病例人數和死亡人數居全球之冠，今年美國經濟也將緊縮。川普指責中國破壞了他連任的機會，在這場百年來最嚴重的疫情爆發之前，他其實看起來很有勝算。他現在很可能相信，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可以挽救他疲弱的選情。川普政府的鷹派人士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美國及其民主盟友的強敵，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對中國共產黨施壓的大好機會。

在鷹派勢力當道的情況下，美國關閉了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逮捕了涉嫌的中國間諜，制裁了中國最大的晶片製造商「中芯國際」（SMIC），禁止中共黨員移民美國，打臉中國對南海的主權主張，進一步向台灣靠攏。其中，美國向台灣示好的動作，讓北京當局最為緊張。

川普對中國的下一步無人知曉

某種程度上，沒有人知道川普接下來會對中國做什麼。一些觀察人士擔心，美國政府會切斷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 BACHY-US）以美元結算的管道，這將嚴重破壞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在 6 月一場中國媒體《財新網》舉辦的論壇上表示，「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在許多俄羅斯企業和金融機構身上。我們必須盡早做好準備——真正的準備，而不僅僅是心理上的準備。」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范一飛在 10 月《中國金融》的一篇評論中警告，美中關係不斷惡化，對中國金融網路和資訊系統的安全造成重大風險。中國對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實施了嚴厲的國安法，依據美國國會通過的《香港自治法》（HKAA），川普政府必須在 12 月中旬向國會提出一份與破壞香港自治人士有金融往來的外國金融機構名單。

惠譽國際在 9 月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雖然我們仍預計採漸進的方式，但嚴厲的次級制裁已經祭出，例如拒絕藉由美國金融機構結算美元。」在這一點上，川普的變化莫測已經成了北京的麻煩。這並不是說中國希望川普落選，而是因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其他同志不再認為川普勝選會給他們帶來多大好處。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預期川普的第二任期之內，美國的實力和聲望會進一步衰退。這位美國總統已經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的形象。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針對 13 個國家的最新調查中，只有 15% 的受訪者認可美國的抗疫表現， 37% 的人讚許中國的表現。

皮尤中心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盟友並不看好川普。只有 25% 的日本民眾對這位美國總統有信心，認為他在國際事務中會做出正確的事；澳洲則只有 23% ，韓國則降至 17% 。

川普第二任期恐仍損害中國利益

然而川普在第二任期內，仍可能會繼續損害中國的利益，在多個方面對北京施壓。川普政府將繼續攻擊中國的科技冠軍企業，也不太可能放過華為。關稅將維持不變，甚至針對性地提高關稅。畢竟，川普少數一以貫之的特色，就是一直是一個保護主義者。

如果拜登贏得大選，對中政策將比川普更微妙。拜登不像川普那樣喜歡衝突，拜登的內閣也不會有像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國家安全顧問（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羅伯．歐布萊恩與其副手博明（Matthew Pottinger）這樣的鷹派人士。
在 7 月一場演說中，蓬佩奧稱習近平是「已經破產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真正信奉者」。

蓬佩奧 10 月接受《日經亞洲》（Nikkei Asia）採訪時，為川普政府對中的強硬態度辯護。他說：「我們只是逐漸發現一直讓步不能解決問題。如果每次中國共產黨在世界各地採取行動，你就得屈膝的話，你將會發現被迫屈膝的頻率越來越高。」

拜登對中國看法尚不清楚

拜登本人對中國的看法如何，尚不清楚。 2019 年 5 月在愛荷華州的某次競選活動中，他對中國經濟可能超越美國的看法深不以為然。這位前副總統說：「中國要搶走我們的飯碗了嗎？別鬧了……他們才沒辦法跟我們比。」自那之後，拜登對中國的措辭明顯強硬起來。在 2 月的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候選人電視辯論中，他稱習近平為「惡棍……骨子裡就沒有民主意識」。

如果拜登贏得大選，就會需要決定如何處理川普的關稅和貿易協議。拜登曾表示，他將根據需求施以關稅，不排除對北京徵收新稅，但他會有「策略地，或說有計畫地利用這些關稅取勝，而不是打腫臉充胖子」。

關稅已經施行好幾年了，是美國的收入來源之一，拜登大概會猶豫是否取消。他其實可以藉由放鬆某些特定關稅，讓受影響最嚴重的產業鬆一口氣，同時保留多數的關稅，作為與中國進行貿易談判的籌碼。至於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拜登並沒有說他將保留還是放棄。在該協議中，北京承諾在兩年內額外購買 2,000 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和服務。如果他放棄了協議，顯然就會惹火農業和能源業這些可能因該協議受益的美國選民。彭博經濟研究（Bloomberg Economics）的資料顯示，到目前為止，中國僅購買了原定承諾的年度目標的一半。

與此同時，拜登幾乎肯定會避免川普的單邊貿易策略。拜登的顧問說，他在對貿易採取行動之前，特別是跟中國營關的貿易，需要先與盟友溝通。曾在歐巴馬政府擔任副國務卿、現任拜登高級政策顧問的布林肯（Tony Blinken）認為，多邊貿易將增加華府對北京的影響力。他估計，美國自己只占了全球GDP的 20 至 25% ，但若與一些國家攜手合作，就會增加到 50 至 60% 。他在 9 月時告訴《政客》雜誌：「盟友和夥伴結合起來的力量，讓北京更難將之忽視。」

拜登對台態度與川普不同

拜登對台灣的態度也將與川普不同。沒有了川普那些親台的左右手，拜登很可能會與台灣保持低調的關係，將很難看到拜登像川普今年那樣，派遣美國高級官員訪問台灣。拜登可能也不會優先與台灣簽署雙邊貿易協定（BTA）。
就現況而言，對自由貿易抱持懷疑態度的美國貿易代表賴海哲（Robert Lighthizer）對與台灣達成BTA毫無興趣，他現在重點放在保住與中國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這個他花了近兩年時間才敲定的協議。

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對美台貿易協定的強烈支持，其實給了拜登政府機會推進這項倡議。 10 月 1 日， 50 名參議員寫信給賴海哲，敦促他開始行動。他們在信中寫道：「我們相信，美台貿易協定將促進美國、台灣和整個印太地區的安全和經濟成長。」（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外籍特聘研究員；譯者為廖珮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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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 19 肺炎疫情爆發前，WTO（世界貿易組織）多邊貿易體系的發展已遭遇瓶頸。疫情發生後，各國重新反省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的全球化策略，轉而加強友好雙邊經貿關係。因此，推動台美自由貿易協定（FTA）或雙邊貿易協定（BTA）簽訂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台灣金融研訓院與臺灣大學公共經濟研究中心共同舉辦「後疫情時代，加速促成台美自由貿易協定」研討會，邀請前副總統陳建仁、國發會主委龔明鑫、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及各界專家學者，討論如何為台美簽訂FTA或BTA做好萬全準備。

台美關係產生結構性改變

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吳中書表示， 2019 年COVID- 19 病毒疾病發生後，目前各國正在檢討重組供應鏈，生產成本不再是唯一考量，安全與韌性將是重要關鍵。今後經貿將邁入台美友好雙邊的時代，但當單一國家無法完成全部流程，必須選擇與自己有相似價值觀或產經條件的合作夥伴。因此，值此台美關係升溫之際，台灣更應加速盤點釐清簽訂FTA前的準備工作，早日完成台美FTA簽訂，為台灣經貿與國際地位開拓新的局面。

前副總統、現任中研院院士陳建仁致詞強調，政府必須透過說明、協調，讓民眾了解美豬、美牛在公共衛生上是安全的、在經貿上是合理的，與人民維持良好溝通。國發會主委龔明鑫指出，現在正是台美關係強化的好時機，自總統蔡英文上任後，即推動一系列政策，增進台美關係。如今台美交流有結構性改變，不單是經貿上的發展，還有技術上與未來共同性的合作及深化。

此外，疫情也影響企業過去尋找供應鏈的條件，除了考量哪裡成本最低外，還要評估風險，思考哪裡生產較安全、穩定。因此，他認為，台灣絕對可以發展成供應鏈重組過程中最關鍵的角色。例如，在美中貿易戰下，台灣快速將高階伺服器、網通從中國生產線移回來，滿足了美國數位發展需求。

風險分析機制制度化

除了台美關係產生結構性改變外，此次美豬、美牛擴大開放進口，也引起各界擔憂產業衝擊及食安疑慮。農委會主委陳吉仲直言：「美牛、美豬不是產業問題，也不是食安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他強調，很多人以「開放毒豬」來形容此項政策，顯然是接收到錯誤的訊息，因為政府不只根據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的標準，也評估台灣民眾的飲食習慣。另外，總統蔡英文自 2016 年上任以來，就開始準備各項配套措施，包括風險評估報告、清楚標示與散裝食品管理，以及台灣口蹄疫拔針（不施打疫苗）、從口蹄疫疫區除名等。

針對美豬、美牛開放，蔡總統宣示以「清楚標示」、「提升國產」、「國際標準」、「科學根據」為原則；其中，清楚標示是政府對民眾展現確保食安的負責態度。對此，農委會一定會強制實施豬肉產地標示，不論是散裝豬肉、包裝食品、飲食場所都必須清楚標示豬肉產地，讓民眾能夠輕易辨識。新訂的散裝食品標示規定將自 2021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在此期間，農委會將嚴格稽查散裝豬肉是否有清楚標示，從餐廳、自助餐、便當業者、麵店到包子店等飲食場所，所使用的豬肉加工製品，均須有清楚標示。

至於產業衝擊，陳吉仲說，他擔心的其實不是貿易自由化，而是飲食習慣改變，尤其是白肉雞的替代效應。根據農委會統計數據顯示， 2002 年每人每年雞肉消費量為 12.9 公斤，到了 2018 年增加至 24.41 公斤，成長 1 倍。反觀每人每年豬肉消費量， 2002 年為 42.5 公斤，到 2018 年下降至 38.31 公斤，減少 5 公斤。國人多吃雞肉，就少吃豬肉。國內白肉雞需求不斷增加，這才是影響豬肉消費量與價格的實際問題。

過去，台灣在處理食安問題時，一直努力要建立從風險評估到溝通、管理的制度，但始終未能如願，致使任何政黨在處理食安議題時都面臨挑戰。透過此次美豬、美牛進口所引發的效應，陳吉仲建議，應設置食安風險管理的單一標準，讓未來攸關食安議題都能有更完整的機制，而風險分析的三大工作，即風險評估、風險溝通及風險管理，均須制度化，才能與農民和消費者有效溝通，進而推動政策。

台商應採短鏈與多鏈布局

隨著環保意識抬頭、碳足跡要求，加上美國及歐盟國家積極推動製造業回流，「全球供應鏈從長鏈逐漸轉向短鏈的趨勢儼然形成，並帶動多鏈結構。」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顏慧欣提醒，美中貿易戰開打、COVID- 19 肺炎疫情爆發，加速台商和大型國際企業調整供應鏈的腳步，在經濟新常態下，業者不僅需要短鏈，還要有多鏈的多元化布局。

在多鏈結構下，廠商不再將生產基地集中在中國市場，而是改採區域化生產，甚至是去中國化。顏慧欣指出，美中科技戰可能導致美中技術上分流，造成斷鏈風險。因此，短鏈、多鏈及斷鏈是國內業者目前要面對的問題。

美中關係降溫，相對的，台美直接貿易升溫。 2019 年，台灣對美國直接出口增加 20.43 ％，反之中國下降 23.77 ％；同時美國取代香港，成為台灣第二大出口市場，再度重現 35 年前美國是台灣第二大出口市場的景象。就直接貿易而言， 2020 年台灣在雙方前十大貿易對手國中，居於第 8 位。但從間接貿易來看，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遠超過其他貿易對手國。

目前，不只美國推動經濟繁榮網路，歐盟、日本、澳洲、印度等也宣布啟動第二軌供應鏈工程，尋找可替代過去完全仰賴中國市場的生產供應鏈關係。台灣擁有優異的製造業能量，是美國建構經濟新常態不可或缺的參與者，若能簽訂BTA，可為台美經貿升級帶來助攻，讓台美進入更正式的夥伴機制，未來有機會與更多國家合作。

政府如何與民眾、業者溝通成關鍵

在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黃崇哲主持座談中，與會學者及企業代表也呼應加速簽訂FTA或BTA。立委羅致政認為，FTA大多是政治問題，而非單純的經貿問題。美國 10 大貿易夥伴中，只有墨西哥、加拿大和韓國營談成FTA，顯然FTA並非重要經貿夥伴的必備條件。簽訂FTA不能忽略的就是政治因素，不僅是一個貿易政策，更是外交工具。

羅致政表示，美國第一個簽訂FTA的國家是以色列，且簽訂時，以色列根本不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夥伴，可見其中有政治、戰略和安全方面的考量。台灣應加強政治方面的論述，而不是單純強調台灣是美方的重要貿易夥伴。不論是簽訂FTA或BTA，對國內產業勢必有所衝擊，未來政府如何與民眾、業者溝通相當重要。

政治大學國貿系副教授楊培侃指出，WTO目前面臨的問題可用「內憂外患」來形容，內憂是WTO內部行政、立法、司法等三大機制在運作上都面臨挑戰。至於外患，則是各國積極簽訂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導致WTO多邊體系遭受質疑。WTO良好運作，對台灣百利而無害。但WTO運作失常，台灣也必須另尋出路，與他國一樣積極推動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推動台美FTA洽簽，除政治因素外，也必須考量貿易、商業及產業利益，產業遊說也很重要。台灣必須持續營造雙方友好的關係和氣氛，並把握台美關係升溫的良好契機，才有助於形成FTA簽訂的主客觀條件。

台北市美國商會會長李豪（Leo Seewald）同意指出，目前是良好的時間點，讓世人看見台灣在防疫上有優異表現。過去 10 年來，台北市美國商會致力推動FTA或BTA，主動到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溝通遊說。近來已與美台商業協會（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簽訂合約，將共同遊說USTR，表達對台美簽署FTA或BTA的支持，盼能成為台美經貿談判的一大動力。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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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少人提起的重要戰略能源： 天然氣

當前國際間最關切的莫過於美中衝突局勢，從美中貿易戰、武漢肺炎疫情到香港「反送中」及國安法爭端，甚至台海兩岸關係，陸續串起美中雙方全面競爭新局，從貿易戰、科技戰、產業戰到金融戰等，儼然從多方挑起戰端，形成冷戰後的激烈競爭態勢，國際間甚至也出現「超限戰」的說法。因此，本文將從戰略觀點，由一般人鮮少提起，卻是戰時非常重要的能源布局，探討 中國 的 天然氣 策略。

「 天然氣 」是什麼？

2014 年國家地理頻道報導土庫曼（Turkmenistan）的「地獄之門」（The Gates of Hell）景點。這是一個直徑約 70 公尺、深度 30 公尺的半球型地坑，前蘇聯工程師 1971 年發現冒出有味氣體，原以為點火後幾週內可將氣體燒完，未料延燒 49 年仍未熄滅，從此成為國際知名景點。從化學上的解釋就是不斷冒出比空氣（分子量約 29）輕的甲烷氣（分子量 16），這個甲烷氣也就是俗稱的「天然氣」。

全球 天然氣 市場簡介

2019 年全球天然氣產量為 39,893 億立方米，其中 27,027 億立方米在產國就地消費，其餘 12,866 億立方米透過貿易銷售。按運輸方法可分兩大體系，國人熟悉的液化天然氣（LNG），是將天然氣純化降溫到 -162℃ 冷卻成液體，用具備低溫儲槽的天然氣船（LNG Carrier）海運到進口國，進口國使用天然氣接收站（LNG Terminal）裝卸後存入低溫儲槽內。

第二種銷售體系，是以俄羅斯和挪威兩國為核心的管線天然氣體系 PNG（Piped Natural Gas），這種方法不須將天然氣冷卻液化，從產地透過預先鋪設的長距離特殊鋼材管線，溫度維持在約 10℃ 上下，配置壓縮機直接輸送給客戶，客戶從最東邊的哈薩克到最西邊的西班牙，囊括大多數的歐洲國家，各國自建地下儲氣窖，各自設定最低庫存。

天然氣是一種相對乾淨的能源，不論是液化天然氣船運或是管線鋪設，共同點是都需要高額度的設備投資、長期的設備維護、成熟的金融保險體系、穩定的政治環境。最好的案例就是：位於前述歐洲管線體系中央的烏克蘭，因為和俄羅斯的政治糾紛，硬是被俄羅斯天然氣公司排除在外，造成雙輸局面。

中國 的 天然氣 能源戰略

「十一五規劃」啟動於 2006 年，是中國能源政策的關鍵年，當時背景主要是全球以原油為主的能源價格呈現多頭趨勢， 2005 年美國卡崔娜颶風，讓能源「風險控管」問題浮上檯面。中國除了籌備北京奧運外，央視製作了「大國崛起」的專題節目，從更深層思考各項戰略角度，包括能源問題，在經濟高成長的時期，中國卻必須降低煤炭消費比重，占能源比重僅 10％的天然氣絕對具有高成長空間。

其實中國早在 90 年代便進行境內油氣探勘工作，卻發現十大天然氣產地多位於大西部，難以開採輸送，遑論使用。2002 年 7 月，中國開始推動「西氣東輸」工程，效法前述俄羅斯、挪威的模式，鋪設天然氣管線，設定烏魯木齊為西部重心，連接新疆各產地，經陝西連結四川，輸送到長江三角洲，2005 年 1 月第一期「西氣東輸」工程開始向上海地區輸出天然氣。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 2018 年新疆一年只開採天然氣 321 億立方米，僅占全國產量 1,615 億立方米的 19.9％，產量次於陝西、四川兩省，表示近年仍未將開採重心移到新疆，境內供氣相當寬鬆。即使如此，早在 2006 年時便已「超前部署」，將「西氣東輸」管線延長至前述的「地獄之門」土庫曼。

土庫曼南鄰伊朗、阿富汗，北邊是烏茲別克、哈薩克，西鄰裏海。英國石油公司評估土庫曼天然氣蘊藏量排名全球第四，僅次於俄羅斯、伊朗、卡達。1991 年獨立之後，曾因驅逐前蘇聯技術人員，導致在人才、設備與資金方面面臨瓶頸，後來，東方2,000公里外的中國對他伸出了橄欖枝。

中國 在 2006 年 4 月與土庫曼簽屬「長期天然氣供應協議」，興建從新疆到土庫曼的天然氣管線，與「西氣東輸」管線進行連結。這條新疆到土庫曼長達 1,833 公里的管線，國際上稱為「Central Asia-China Gas Pipeline」，以驚人的速度在 2009 年完成，始於土庫曼經烏茲別克、哈薩克，進入新疆境內，土庫曼為最主要供應國，沿途兩國也可供應部分天然氣，2019 年度供應 433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

有了土庫曼經驗後，中國於 2010 年再尋求與緬甸合建天然氣管線，從印度洋沿海到昆明、成都，最原始動機為減少對麻六甲海峽、南海的運輸依賴，但因工程造價較高，原設計1年可供應 120 億立方米，2019 年僅供應 44 億立方米〔表1〕。除此之外，2006 年也完成第一個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分散供氣來源，到了 2019 年底已有 22 個天然氣接收站。

中亞天然氣管線完工之後，遇上 2013 年開始的「霧霾」問題，衍生出「煤改氣」、「油改氣」政策，讓天然氣的民生用途比重增加，2009 至 2019 年間，中國天然氣消費量以每年 13.2％的速度成長，進口液化天然氣量從 2009 年大約台灣的70%，10年後成長到台灣的4倍。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和西方關係逐年交惡，從戰略觀點來看，若有朝一日要降低進口液化天然氣比例，減少在南海、台灣海峽上的風險，唯一方向就是把眼光轉向北方的「天然氣巨獸」俄羅斯。

2014 年 5 月 21 日，中國和俄羅斯簽訂 30 年天然氣輸送合約，管線又稱為「Power of Siberia」。2019 年 9 月，俄方開始測試供氣。同年 12 月 2 日，天然氣管道正式開通，最高輸送量可達 610 億立方米，超過現有的中亞管線。相當於日本年用量的 60％，換算成天然氣船隻約 800 船次。

由於近年中國與西方關係緊張，進口業務及接收站由國營三大石油公司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壟斷性經營，更新年度合約時須配合國務院戰略。天然氣能源算是中國「超前部署」相當典型的項目，尤其最近中國和伊朗簽下 25 年全面合作協議，而伊朗是天然氣蘊藏量世界第三的國家，礙於近年遭美國全面制裁，天然氣外銷只有土耳其一個管線客戶。

因此「25年全面合作協議」的合作內容，以及中國到土庫曼的天然氣管線如何延長到伊朗，成為值得關注議題。此外，類似「一帶一路」倡議的套路，中國還將增加對伊朗的能源、電力、銀行、電信、基礎建設等方面的投資，還可能設立自由貿易區、智慧城市、 5G 和多個城市的地鐵建設，進一步惡化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美中競合與肺炎疫情下的戰略新局

由於天然氣具有儲藏與維護成本偏高的缺點，能源安全存量時間遠不如煤炭與重油。東歐 PNG 安全存量一般設定 30 天，我國設定 LNG 儲槽容積是 15 天用量，實際上則是控制在 7 至 8 天，足見我國天然氣能源高度依賴國際天然氣供應鏈的穩定。

隨著美中貿易戰升溫與肺炎疫情帶來的美中競合新局，加大未來全球產銷新秩序的不確定性，原本的供應鏈長鏈型態將被短鏈與在地化所取代，能源需求版圖型態也將隨之重組。加以地緣政治問題的日趨嚴重，能源勢將成為各方競逐的重要籌碼，不論是美國或中國大陸在近年來都有新的能源戰略規劃出爐。

就市場資訊觀察，由於天然氣市場與能源市場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基於2020年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的前提，以及煤炭、核電與可再生性能源的替代效應影響下，除8月份出現局部高點外，國際天然氣價格大致呈現下跌趨勢，可見〔表2〕紐約天然氣期貨績效。

影響天然氣期貨價格的因素，主要包含開採技術更新、新能源的替代效應、氣候因素與其他能源價格，其中又以原油價格最為息息相關。根據 7 月份全球能源監測機構（GEM）報告，全球一半的天然氣出口基礎建設前景黯淡，市場普遍因為氣候變化與疫情衝擊對天然氣市場前景感到悲觀。全球 45 個在建的大型液化天然氣出口項目中，至少有 20 個面臨融資問題而被迫停產，其中有 9 個位於美國，足見天然氣的前景面臨的風險正在升高。

總體而言，受疫情影響，天然氣的進出口與開採受到強烈的衝擊，K線圖上的天然氣價格也形成下跌的波浪，因此就市場投資報酬與風險角度而言，天然氣的個股或期貨並非良好的投資標的。

然而，如果用更高層級的戰略角度觀察，身為小型開放經濟體又缺乏天然資源的台灣，製造業高度仰賴進口的能源，但能源供給命脈又相當仰賴地緣政治熱點的南海與台海，更凸顯當前能源議題對於總體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論政府或民間皆當有所因應，用戰略性的眼光看待能源政策。金融機構方面，除了傳統的貸放服務外，亦可透過各種貿易融資與避險工具為廠商的能源取得提供協助，也算是在將來的能源戰略新局下為國效力。

（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傳播出版中心專案顧問、傳播出版中心副所長）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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