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聽聽Taboola的創始人兼CEO辛格達（Adam Singolda）的見解。以下為他撰寫的專欄。（譯者注：Taboola是一家創立於以色列，目前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內容搜索引擎和內容推薦平臺公司。）

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的區別

你一定聽到過這樣的問答：

問：你如何完成你的日常事務的？

答：“人工智慧”（AI）。

幾乎每天都會有消息稱某家公司進軍人工智慧。雖然人工智慧的價值在Cortana或Spotify等消費技術產品中不言而喻，但它真的能讓牙刷銷售商、漢堡連鎖店、甚至是說唱樂一代都從中受益嗎？

只要是家公司就能貼上人工智慧的標籤嗎？我們如何區分真正的深度學習與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 SF）之間的區別？

讓我們先從定義一些關鍵術語開始。當前，有兩種非常流行的方法經常被混淆或互換使用：傳統的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都被稱為AI。

機器學習要求工程師預先在數據中定義他們要尋找的模型特徵，（如“這樣做的人也做了那個”）。而深度學習則交替使用先進的“神經網路”，主動發現新模型，並不斷完善。更重要的是，它讓工程師使用一種完全不同的工程思維方式，我們可以將其稱為“魔法”。

傳統的機器學習不是AI

只有深度學習是AI。但大多數公司其實並不使用深度學習/AI。

近年來，神經網路推動了一些真正突破性的日常生活改變。 Facebook的自動翻譯服務讓人們只需點擊一下滑鼠就能切換語言，這預示著語言障礙的時代已成為過去。 但為什麼只限制於文字語言呢？

終有一天，深度學習的模型識別功能或可幫助推斷出嬰兒、甚至寵物想表達但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內容。在醫學領域，生物識別軟體已經在人與設備之間建立了更加無縫的連接，幫助醫生在疾病出現或轉移之前更好地診斷。基於深度學習的電腦影像技術很快將使馬斯克（Elon Musk，特斯拉（Tesla, TSLA-US）總裁）的自動駕駛汽車的夢想成為現實。

鑒於這種革命性的潛力，相信每個人都會在在他們的專業領域或商業計畫中添加AI，無人例外。麥肯錫預測，到2020年，人工智慧將創造超過13萬億美元的市值。以 Netflix 和 IBM 等公司，或是Cortana和Alexa這樣的產品為例，人工智慧個性化經濟已擁有數百億的規模，使人們能夠更好地管理日常生活。

但是，與任何爆紅商機一樣，我們都應該警惕那些炒作。雖然傳統的機器學習技術目前在各行業都很常見，甚至在高中工程課中都有課程安排，但真正的深度學習方法其實極難見到。

如何辨別AI 

正如Taboola的深度學習 / AI負責人查梅爾（Gil Chamiel）告訴我的那樣，要實現真正的深度學習需要滿足三點。這三點可以幫助你辨別這項技術到底是人工智慧還是科幻小說。

前兩點可能相對簡單，但也並不總是很容易。第三點才是“黑色岩漿”，是魔法的關鍵所在：

• 獲得數據和活動
• 計算能力
• 思維方式

我們來逐一分析。首先，只有在存在某種環境活動閾值時，深度學習才有效。為了使神經網路能夠發現新的模型，就需要有大量數據，這些數據可以透過反覆試驗來處理和分類。這些輸入的數據會因公司和行業而異：例如，沃爾瑪（Walmart, WMT-US）可能會分析每月進入商店或訪問其網站的100多萬人的數據，而特斯拉可能會關注數千輛汽車在行駛時產生的回饋數據。

第二點，假設你已經擁有一定量的有意義的數據，那第二個需要的就是計算能力。雖然過去這對公司來說非常昂貴，所幸目前已有了一系列更節省成本的選擇。企業現在可以從Azure等雲端服務租用雲空間，而不必再投資建立全新的數據中心。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你需要採用一種新的敏捷的方法思考和解決問題，你需要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你要尋找那些更耐心、更堅持不懈的工程師，他們會願意適時地放棄一些對演算法的控制。

機器學習方法要求團隊提前設計解決方案，預先確定關鍵因素（比如設計自動駕駛汽車時，需要先確定障礙物形狀或溫度）；在深度學習世界中，工程師必須提前設計出那些關於新因素的演算法，而這些因素可能是我們從未想到過的。例如，汽車的重量，或風暴，或其他10個人們事先沒有想到的因素。

比如在人臉識別領域，機器學習世界中的工程師必須在邊緣檢測和對象分割上投入更多，以便讓系統自主地識別圖像中可能的面部位置，並將該資訊傳遞給學習演算法。在深度學習 / AI世界中，工程師將允許演算法以某種方式查看許多面部特徵併發現那些有意義的屬性，比如眼睛的顏色或其他更多屬性。

未來已來 

這種思維方式的轉變有些類似於20世紀80年代物件導向程式設計（OOP）的興起，這種在C ++和Java中常見的繼承式寫程式的方法，與之前的C或Pascal這類更多程式化的方法就完全不同。

當你試圖解決大量翻譯，或無人駕駛的問題，如果你使用機器學習，你會花很長時間來考慮重要數據中的所有因素，你需要構建演算法來做這些，而你很可能會失敗。 深度學習和先進模型的興起是一次革命性的進步，它加速了那些針對以前無法解決的問題的技術解決方案的出現，在如何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上邁出了重要一步。

AI的突破長期以來一直讓普通人難以捉摸。自從IBM的深藍電腦（Deep Blue）打敗了世界國際象棋冠軍，並提出AI伴侶的概念至今，已有20多年了。直到近年AI才終於迎來了革命性進展。

預測技術已為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和金錢，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能救命。例如，醫院正在使用預測技術，透過識別高風險病例並配以額外服務，如出院後家訪等，來減少再住院的概率。雖然這些應用還處於早期階段，且實際上真正在推動人工智慧的公司並不多，但毫無疑問變化正在發生。

一場革命即將到來，未來比我們想像中來的更早。未來的世界，將有更多的深度學習/AI，而不是機器學習，更不是科幻片。

The post 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傻傻分不清？這是關鍵 “魔法” 所在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訪談內容整理如下：

沃頓知識線上：在談論這本書之前，不知道能不能問你一個關於標題的小問題。通常來說，當人們談論生活中最重要的財務決策時，我聽到他們都說的是買房子。為什麼你卻認為上大學是第一位的呢？

彼得·卡普利：對很多家庭來說，他們不止一次地要做出這種決策。他們的房子肯定比上大學的花費更貴。但是，如果你有幾個孩子，那麼花費就開始增加。我說上大學是最重要的決策之一，因為它包含很多的風險，這是很合理的看法。得到的資訊並不是很好。而結果甚至比大多數的房產市場更千差萬別。當然最近很動盪的房產市場除外。

沃頓知識線上：我想引用你在書中寫下的一些話。你說你之所以寫這本書是因為 “關於大學學歷有高回報的不切實際的說法 ”蔓延，“讓很多負擔不起大學學費的學生和家庭陷入了大學費用的深淵，為不可能有回報的經歷承擔他們還不起的債務。” 關於這些說法，的基本觀點是什麼？ 

卡普利：更正一點，很多家庭關注的不是你的孩子是否上大學。上大學有點像是中上層階級的特權。對這些人來說，我們能就相關的經濟因素提供一些建議。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去上大學。對於這其中的很多人來說，上大學真的是具有挑戰性的決定。

相對於 “每個人都應該上大學” 的相反觀點是，你能支付所有孩子的教育嗎？你讓他們去上大學，他們該如何支付學費呢？這就成為了完全不同的問題。如果上大學是免費的，當然應該去。因為上大學對大多數人來說都將是美妙的經歷。但是如果需要支付，那麼情況就大不同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支付大學花費的方式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在過去的 10 年間，貸款增長了 150%。在過去的一代，上大學的一般費用漲了通貨膨脹率的四倍左右。因此，在收入多少有些不景氣的時期，大學費用更加昂貴。考慮到成本以及就業市場的現實，我們很多人從小聽到大的 “上大學是件很棒的事情，每個人都應該去上，大學經歷很美妙” 的說法在當前環境下，可能不完全正確。

沃頓知識線上：說到就業市場，在你的研究中，你發現大學學歷和高薪工作之間最普遍的訛傳有哪些呢？因為你總是聽到這樣的說法：如果你想得到一份高薪的工作，你就需要大學學歷。因為有大學學歷和沒大學學歷之間的工資差異是如此之大。 

卡普利：真是不停地聽到這種說法。在美國，普通大學畢業生的確比高中畢業生多賺 60%。當然，這些工人平均是在 46 歲或是 47 歲，所以他們差不多離開學校已經 20 年左右。這其中有歷史的因素。這種溢價，亦即工資差價，增長了很多。不管你信不信，在 20 世紀 60 和 70 年代，這種差距幾乎為零。那時，大學畢業生並不比高中畢業生賺得多。也沒有什麼能保證差距要保持在一個特定的水準。現在處在歷史新高。如果你認為這將持續下去的話，它可能會有很大的反彈。這是第一個要考慮的。

第二個要考慮的是大多數人都做了錯誤假設，就是除了大學學位，大學畢業生和高中畢業生一模一樣。因此，在 60% 的數位背後不言而喻的是應該去上大學，因為可以賺更多的錢。上大學的孩子和不上大學的孩子有著本質的區別。他們有著更多屬於他們的典型特徵：父母更支持，家庭更富有，可能在能力和動機上存在各種各樣的差異。他們甚至在上大學前就已經不同，他們即使不去大學，也很有可能會比那些上大學的一般高中生要做的更好。假設高中生和大學生能做的一樣好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我們都知道，它要求的假設是不正確的。 

沃頓知識線上：確定下我是否正確理解你說的話，能不能說如果上大學的人比不上大學的人賺更多的錢，其原因在他們上大學前就已經存在，而不是上大學本身？

卡普利：當然上大學也會有所幫助。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為什麼大學生會比高中生賺得更多？有些是顯而易見的。大學畢業生可以得到一些可能需要大學學位的工作，這似乎是合理的。它僅是一個必要條件。但是我們知道，還有其他的差異。能考取大學並完成學業本身就是最大的區別。大多數上大學的孩子並不是僅僅勉強完成學業的。所以，想上大學你就要有所不同，要得到更大的支持。而完成學業則意味著取得了很多成就……

上大學的孩子跟那些上高中的孩子相比，有著很大的不同。而這就造成很大的區別。另外，完成大學學業的學生已經向他們未來的雇主表明，他們的能力是有價值的。我們從高中階段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這一點。例如，在高中，我們有同等學歷證書，即 GED，然後還有普通的高中學歷。大多數人認為通過 GED 等級的測試相當困難，至少對那些不準備上大學的孩子來說是很困難的，尤其是那些學習名次靠後的。但是，比起那些高中畢業的孩子，取得 GED 等級的孩子並沒有賺更多的錢，有可能賺的更少。為什麼呢？因為當雇主看到高中畢業證，就知道這些孩子最起碼能坐在教室，能與人相處，而且能堅持到結束。而對於 GED 證書，你知道那可能並不真實。所以，認知能力和課堂知識看起來並不那麼重要。

當我們查看大學畢業生雇主的問卷調查時，他們所說的對他們最重要的事情與學術經歷毫無關係。有關係的是在大學校園裡類似工作的經歷以及實習、暑期工作和課外活動。相較於學術材料，這是他們更為關心的。所以，我們雖然不能確切地知道為什麼大學畢業的孩子做的更好，但是我認為，我們都要認同的一點是，不能假設不上大學的孩子會跟讀完大學的孩子做的一樣好。

沃頓知識線上：你的書還指出，學校，尤其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學校，一直致力於表明大學學歷會帶來一份好工作，而且通常最終會開設一些，就如你所言，聽起來跟工作名稱一樣的課程。你的研究有沒有顯示出四年制大學學位和直接的與工作相關的培訓之間有什麼直接聯繫嗎？那真的確實有效嗎？

卡普利：如果獲得非常具體的工作培訓，會做的更好嗎？沒有人真正仔細地做了調查。事實證明，一些資料是很難得到的。對父母來說有一個很不幸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想弄清楚某個特殊院校能否讓你的孩子找到工作，是找不到標準資料的。大學不需要報告這些資訊。即使他們報告，他們也會用不同的方式。在報告資料上，他們並不總是非常誠實。即使有些人被雇去當了咖啡師，他們也會當他們是找到了工作。他們會這樣做，不是嗎？所以，很難知道某個院校能否真的給你的孩子找到工作。你可能無法相信行銷資料，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會給你資料的。它們不過是個暗示。暗示有這樣一份職業，而這裡的教育將有助於你得到這份職業。

對於這種具體的針對工作的專業，我所擔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如果找不到這個專業的工作要怎麼辦？假如你是國際旅遊專業，順便說一下，真的有這個專業，而在你畢業時，沒有國際旅行社招聘。你要怎麼辦？可能有文科學位還更好些。

當你想要獲得某一特定專業的文憑時，你是冒著巨大風險的。比起記住國際旅遊法和稅收關係之類的東西，你本可以學習其他的一些課程以及知識。這些課程和知識能使你在第一份工作之後獲得更多的機會提升自身的職場價值，而你正在失去這樣的機會。這是另一個需要考慮的一點。他們只關注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那麼之後呢？ 

沃頓知識線上：這真的很有趣。當人們決定要學習哪些課程時，STEM，即所謂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最近似乎風靡一時。有一個普遍的觀念，就是如果你想得到高薪的工作，就必須關注這些課程。在你的調查中，發現這種觀念對嗎？

卡普利：如果你看下有關 STEM 的證據，首先要注意的是它其實是很多不同的專業，彼此之間並沒有太多的關聯。有證據表明擁有數學學位和科學學位的人做的並不是太好。在德克薩斯州，有一項很有趣的研究表明，擁有社會學學位的學生比擁有生物學學位的學生賺的更多。在科學或數學領域並沒有太多的工作提供給這些人，而且他們掙得也不多。

確實，在美國，一畢業就能找到最好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工程類的。但是問題是這些工作每年都不一樣。而工程師不是一個普通的資格證，對吧？如果你是一位石油工程師，在畢業時你不能成為電子工程師或電腦科學工程師。他們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不能替換。

這些最熱門的工作的問題是，根據經濟的發展，它們每年都有很大的變化。給你舉個例子，在過去差不多三年的時間裡，美國最熱門的職業一直都是石油工程師，比第二高的職業薪酬高出50%。但是一代人以前，甚至是10年以前，這些人卻無法就業，因為沒有工作給他們。要發生的事情是無法預測的。水力壓力法的發現突然引出了大量的探測工作，而這些只是剛剛成為就業市場的需求。

但我們都知道的是，一旦某個東西真的變得熱門，學生就會湧入這些專業和領域。這在過去幾年都是如此。他們湧入了，而石油價格卻暴跌了。石油勘探的利益也開始下跌，而且還會繼續。需求下降，再加上新畢業生湧進市場，對這些人的需求也顯然要大幅減少。

首先，追求那些最熱門的職業，你要承擔它們可能不再熱門的風險。並不是所有的工程類的工作都會一直熱門。第二個要考慮的是很多這種工作，尤其是 IT 業，看起來並不會持久。人們並不會在這些工作中待太久。所以說，大學畢業你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那麼三年以後你要做什麼呢？你可以再做另一份程式設計的工作，也可以永遠做一個程式師。但是這都不會長久。很多人乾脆完全放棄。 

沃頓知識線上：在考慮職業選擇時，對學生來說，什麼是理性的選擇？是不是要忽略當前的需求，只關注自身的興趣呢？還是要考慮些其他的因素？

卡普利：我們過分放大就業市場的影響，推動孩子往某個特定方向的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們無法很好地預測。如果你仔細想想，如果有個孩子現在就要去學校，今年要去申請大學，如果不幸，5 年也不會畢業。那麼對於父母來說，這些統計數字是很令人震驚的：只有 40% 的四年制全日制大學生會按時畢業。只有 60% 的學生能在第六年畢業。我知道人們會說：“我的孩子不會。” 但是這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我的孩子沒有一個是 4 年畢業的。這和我沒告訴他們要 4 年畢業的事實無關。因此，這是一個很長的時間，當他們畢業的時候，就業市場肯定會全然不同。這是首先要考慮的事情。

第二個要考慮的事情是孩子在他們覺得不是很擅長的領域是做不好的。如果有人真的很想成為歷史專業的學生，但是你卻要求他成為一個工程師，那麼即使他完成了學業，也很有可能不會成為優秀的工程師。我們不要對此考慮過多，尤其是在入門階段。 

你應該去可以改變你想法的學校。孩子一直都在換專業。其次，你要去的學校不僅可以輕易地換專業，而且專業也並不複雜。導致孩子畢業延遲主要的、也是可以預防的因素之一就是很難完成專業所需的課程，除非你能完全按照課程安排的進度學完。如果你選擇一個專業，你就會突然遇到很多麻煩。

在簡短的列表上我還會看這些東西。如果你申請的是所小型大學，而它像其他很多這樣的大學一樣，提供了 70 多個專業或是類似的東西。你就要問問你自己他們有什麼能力可以真正的提供這些專業。通常，他們所做的就是引進大量的兼職教授，還有從外面來的一些人，有時是從業者，做一些簡單的教學。如果都不是正規的教師，那你付錢幹什麼？……

第二個要看的是專業的實際要求。當然，有許多要求的專業會有點問題。但最大的問題是該專業會不會要求你以特定的序列來完成課程。這之所以是個問題，是因為如果教授這門課程的教授休年假，那麼你可能直到春天才能上這門課程。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你就已經落後了，也不能上其他的課程。

專業是相當複雜的。也是完全可以預防的。基本上，我們在設計這些專業時考慮的是教師，而不是學生。這也是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之間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最近幾年，由於財政限制，公立大學很難讓學生完成他們的專業，因為他們在教員及職位補充上遇到了麻煩。這也是你在決定去哪所大學時要考慮的問題。 

沃頓知識線上：我有時覺得，看著大學的教學選擇和高成本，幾乎像是自學者的黃金時代。任何想要創建自己教育經歷的人，比如說常春藤大學的經歷，僅需要報名參加Coursera、edX或Udacity上的大規模線上開放課程（MOOCs），獲得他們想要的常春藤大學課程證書，建立他們自己的教育組合。因為很多線上課程是免費提供，因此他們可以在不背負巨額債務的情況下，也可以獲得這些證書。你認為，對於那些想要取代傳統教育或是負擔不起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嗎？

卡普利：我認為，通過線上課程，你將會得到截然不同的東西。如你所知，它們其實做的沒有那麼好。興盛時期已經過去。成千上萬的孩子或者成人報名參加了這些課程，但是只有很少的人完成。那些實際上就是教科書裡的內容。完全可攜帶。你可以把它帶到任一地方。你能按照一定序列吸收老師的思想精華。你可以暫停，也可以重複。這就跟線上課程一樣[好]，或更優於它。我從未聽說有人閉門用一本教科書學習有機化學的。是吧？重點是大學提供了一種環境，迫使人們去學習。而線上課程無法做到這一點。獲取資訊的管道從來不是真正的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並不明確雇主非常關心這個問題。所以，他們並不關注你是否上了線上課程，是否有能力在高中通過類似 GED 水準的測試。他們更關注的是大學經歷。在美國，你在所工作的社區獲得的傳統大學經歷，你跟他人的相處，從書本和從周圍環境學習。這才是他們所關心的。而線上課程無法提供這些。 

沃頓知識線上：相較於其他國家的學校，你如何看待傳統的美國學校在學生的就業方面發揮的作用？

卡普利：比較起來，他們有很大的不同。至少我們認為的典型的美國大學經歷是，四年裡，走在綠意（2596-TW）盎然的校園裡，會無意間碰到你的教授。而這在其他大學並不常見。更為常見的是，尤其在歐洲，是你住在家裡，白天去當地大學。你乘公共汽車，不用穿過校園，走進一個大的講堂。跟其他人一起參加大型標準化考試。跟美國大學相比，他們更像線上課程。

相較於國外，在美國的傳統大學裡，學生會得到全然不同的東西。雇主似乎喜歡這一點。你要更善於交談，與他人相處，這些似乎是重要的生活技能。如果你跟其他國家的人交談，通常會談到這些問題。他們會抱怨他們自己的校園、教育。不僅僅是大學教育，還包括高中教育。他們做的事情與我們在美國做的不同。

另一方面，在美國，我們付出的更多。美國的父母平均支付的大學教學費用是世界其他工業國家父母所支付的7倍。我們為大學教育付出了很多。而我們的畢業率也是倒數第二的。並不是說在美國有很多人完成了大學課程。這可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一點。 

沃頓知識線上：在回答大學的投資是否有值得的問題時，你在書中說要視情況而定。那它取決於什麼呢？

這取決於成本。當然這只是你必須要支付的。而這也是你必須非常小心的地方。但我覺得，我們已經聽過很多這樣的說法，就是為了獲得財務援助而去利用體系的遊戲規則，這真的是在浪費時間。首先，如果為了獲得更多的財務援助而玩弄體系，很有可能是非法的。這可能不是明智的做法。但是要關注如畢業率這樣簡單的事情：我的孩子能按時畢業嗎？在這方面，大學之間差異很大。在公立和私立大學之間，一般的畢業率差異差不多是10個百分點。 

以賓夕法尼亞州為例，賓州州立大學的畢業率是65%。而在公認的該州最精英的私立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率是98%。如果考慮到概率問題，值不值得花費更多的錢以取得更多的支援、系統、專業設計和其他一切的東西讓孩子能四年畢業？是的，這絕對值得。首先要考慮的是我的孩子能按時畢業嗎？財務援助也很關鍵。現在，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孩子能取得的學費財務援助平均差異只有9千美金。公立機構學費的上漲比私立的快了50%。許多地方的財務援助都有了大幅上漲。認為公立學校會比較便宜不一定是對的。

成本至關重要。畢業率非常重要。能找到第一份工作也很重要。但是我認為，第一份工作並不像我們所想的那麼取決於你的專業。我們都知道，相對于你在大學所學的課程，雇主似乎更在乎實習經歷，在大學的工作經歷，以及你在有價值的領域獲得的證書，比如電腦科學證書。這些也許更重要。

例如，學生可以推遲到最後再選擇專業，瞭解在他們畢業時的就業市場走向，在最後時刻選擇一些熱門的實踐性很強的課程。在他們畢業的前一年，可以在Python等諸如此類的軟體上學習大資料課程，再去外面獲取一些工作經驗。他們很可能跟那些在這些領域中的某個專業的學生做的一樣好。他們可能學的是哲學專業，但是也可能做的很好。 

沃頓知識線上：很有意思。最後一個問題，如果你是孩子的父母，你的孩子即將開始選擇大學，你能給他們最重要的建議是什麼？

卡普利：我會看的一個最重要的事實就是各大學的就業率。他們必須做出報告。那些資訊相當可靠。它們的差異特別大。我認為，就父母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那麼擔心就業市場。我們都知道，對於孩子來說，如果他們不願意學習哪個專業，他們就不能做的特別好。所以，強迫孩子選擇某一個專業，也許是他們不擅長的專業，不是最好的選擇。如果在大學期間，過早地關注就業市場，會扭曲你要做的事情。

一個關於現在美國大學生的有趣的統計資料是，在過去的一代，花費在學習上的時間似乎急劇減少。所幸不是花在了飲酒作樂上，而是花在了課外活動上。也許這是有用的。但是也要去考慮，這取決於你想去的學校。這個大學的氛圍怎麼樣？學生是否認真對待學習和研究？還是過早地擔心就業市場？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我們的大學商學院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 善用孩子的壓歲錢，就能輕鬆存教育基金

The post 上大學的投資值得嗎？一個驚人的成本效益分析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當你在瀏覽體育賽事報導、企業財報，或是在閱讀選舉結果報導時，你也許會覺得很有趣，殊不知這些文章背後，都離不開人工智能（AI）技術。

據美國敘述科學公司（Narrative Science）聲稱，到2025年，90%的新聞將由機器人代寫。該公司的一款Quill軟件能夠將數據轉變為文章。

AI在新聞業廣泛使用

全球各大知名新聞機構紛紛運用或涉足AI技術，如《華盛頓郵報》、美聯社、BBC、路透社、彭博社、《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泰晤士報》、《星期日泰晤士報》、日本國家公共廣播公司NHK和芬蘭通訊社SST。去年，中國的新華（5481-TW）社曾運用計算機繪圖技術推出世界首個AI新聞男主播，今年又相繼推出首個AI新聞女主播。

以美聯社與RADAR（Reporters And Data And Robots）的合作為例，其他小型新聞機構也開始訂購AI撰寫的新聞服務。RADAR是一家擁有AI技術的新聞代理機構，由英國報聯社（Press Association）和科技公司 Urbs Media合資營運，每周為訂閱其服務的英國媒體編寫上萬條當地新聞報導。

據路透社新聞研究所一份2018年報告指出，近四分之三受訪的全球約前200位編輯、CEO和數字媒體主管表示已採用AI技術。

AI技術大大提升了新聞編輯效率，機器人所編寫的新聞數量和速度遠非人力能及。透過AI 技術，美聯社所報導的企業收益報告從300家增至4000家。《華盛頓郵報》借助機器人Heliograf報導華盛頓當地所有的高中足球賽事。《亞特蘭大憲法報》透過機器學習技術搜尋10萬餘份紀律處分資料，調查醫生性虐待醜聞，並因此入圍普利茲獎。路透社透過AI技術將政府和企業數據生成數以千計的多語言版本的每日新聞報導。

《華盛頓郵報》戰略行動方案總監吉爾伯特（Jeremy Gilbert）在近期華頓麥克創新管理研究所的採訪中表示，透過使用機器人，紙媒的大選報導覆蓋率呈現指數型成長。他指出，「我們以往在大選的第二天早上才會發佈一篇相關新聞報導，因為初選當晚，我們還需要進行唱票，而現在Heliograf每隔30到90秒就可以報導候選人唱票排名的最新進展情況」，而且就全國範圍的大選而言，「我們可以每隔30到90秒更新從2016到2018年間的投票比對結果。而新數據意味著新報導的誕生」。

彭博新聞社的機器人Cyborg可以迅速將各類財報精簡整合為頭條新聞和要點報導。彭博新聞社主編米可斯維特（John Micklethwait）在1月的國際數字生活設計（Digital Life Design，簡稱DLD）大會中發言並表示，「誠然如分析師所說，機器人所編寫的初版報導已十分接近‘人類通訊員’在不足30分鐘內所作報導的水準。」AI 還可以迅速對全球各社交媒體進行大規模搜索，查找有關災難、槍擊、請辭等具備新聞價值的發帖。無論以何種形式或方式，如今彭博30%的新聞報導均有自動化技術的參與。

BBC一款用於新聞整合和資訊提取的AI工具「果汁機（Juicer）」，透過監視全球850個RSS訂閱源，可進行大規模文章提取和標籤歸類。路透社的新聞追蹤系統（News Tracer）透過梳理社交媒體發帖，查找重大新聞並評估其新聞價值。這一過程與人類記者驗證新聞來源的過程並無二致，都會查看發文人身份資訊，搜索是否存在相關鏈接、圖片等其他驗證要素。

除新聞媒體以外，其他公司也正在運用AI技術編寫新聞報導。2017年，Quartz公司高層蘇華德（Zach Seward）在上海的一個會議中發言，他還尚未離開發言席，中國科技公司騰訊卻已經發佈了一篇翻譯成中文的新聞報導，內容即為他在發言中所稱的AI「寫稿機器人（Dreamwriter）」。他後來發推特表示這是一篇「還算不錯」的新聞報導。

人類和機器人正密切合作

新聞編輯室多年前就已掀起AI浪潮，目前紛紛加快運用AI技術。據華頓知識線上的採訪稱，早在2014年，位於以色列荷茲利亞跨學科中心的薩米·奧費爾通訊工程學院（Sammy Ofe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s）院長雷塔爾（Noam Latar）就一直致力於新聞業AI技術的研究，並預測該科技將憑借其巨大成本優勢在媒體界大行其道。

然而，人們開始越來越擔憂AI所帶來的影響。比如，記者擔心工作會被取代，同時人們也擔心文章品質也會大不如前，假新聞則泛濫成災。

米可斯維特對此並不認同。他認為，「一些記者會被機器人取代，但是不會很多。新聞會變得更加個性化，而這並不是壞事。……我們有時會被欺騙和上當，可是這一現象以前也存在。」不過，對於報導獨家消息的記者而言，AI確實讓他們更難以提供更具洞察力的報導，或者他們更難發掘更多重大消息。

實際上，人類記者在提供有意義的分析或解讀方面可以秒殺AI。華頓行銷學教授耶爾德勒姆（Pinar Yildirim）表示，「AI能夠生成一些新聞報導，但是，絕大部分新聞需要的是從不同角度進行解讀的多元化和個人化觀點。儘管如今AI的判斷力和解讀能力比人類進步很多，我們還是需要人類參與事實、事件和新聞的解讀工作。」

紐約大學卡特新聞學院助理教授布魯薩德（Meredith Broussard）在華頓知識線上電台節目中表示，AI所取代的是常規的模式化的報導，這樣記者可以騰出時間展開其他更為有趣的工作。她認為「機器人短期內不會取代人類記者……AI擅長標準化模式編寫，因此他們編寫財務報告再合適不過，因為財報幾乎大同小異。」

美國俄勒岡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媒體系主任李維斯（Seth Lewis）補充表示，AI最適合那些使用高度結構化數據的新聞報導。體育新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說：「例如美聯社可以借助自動化數據來編寫新聞報導，將比賽中的個人技術分析表轉化為敘事新聞。它聽起來或者讀起來像人類報導一樣，但卻只是……基於模板的各種敘事方式。」

在RADAR，記者為AI開發模板以讓其填寫本地數據。根據RADAR網站，這些模板包括「文本片段和if-then-else邏輯規則，用於將數據轉換為特定位置的文件」。數據記者必須想出各種角度和故事情節，然後作一些報導來「添加廣泛的背景資料和國家背景，而這些資訊則會被寫入具有基本故事結構的模板中」。於是就形成了有類似核心數據但有當地細節的新聞故事。RADAR表示，借助AI，一名數據記者每周可為每個模板製作約200個區域報導。

人類智慧對彭博社的AI具有指導意義。米可斯維特說：「我們需要人類告訴機器人Cyborg該做什麼。我們需要人類仔細檢查製作結果……我們不能出錯。事實上，這當中有很多都是半自動化的……通常情況下是人類和機器合作。」

AI也增強了記者的工作能力。例如，記者可以使用語音識別技術完成諸如錄音轉寫之類的繁重任務。機器人可以一次參與多個新聞電話會議，並且聽取特定的單詞以判斷是否有突發新聞。

米可斯維特說，AI帶來一個重大轉變就是自動翻譯。外國記者通常用一種語言報導事件而用另一種語言編寫新聞——例如，他們用普通話進行訪談，然後用英語撰寫訪談文章。他說，但是憑借快速的機器翻譯，「記者可以自己喜歡的任何一種語言發佈新聞，然後由電腦負責大部分的翻譯工作」。在發表新聞故事之前，記者會審查最終版本。米可斯維特說，雖然機器人確實會犯錯——比如，對於英文單詞「ties」，它可能會混淆「關係」和「領帶」的意思——但它們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新聞業的未來

耶爾德勒姆說，AI不能取代人類編寫高品質新聞的另一個原因是：研究表明，人們不會「以純理性的方式」消費媒體。無論讀者是否承認，他們的確需要鼓動與情感以及會引起他們共鳴的觀點。根據耶爾德勒姆與人合著的一篇2013年的研究論文，人們總是希望獲得的資訊與他們的觀念相符合，因此這會促使他們去選擇新聞媒體。耶爾德勒姆說：「這個理論表明，消費者不想只聽赤裸裸的事實，而是希望聽到迎合他們觀念體系——世界觀的新聞。」

舉個例子，美國民意調查數據顯示，第一個月有40%的人支持川普，而第二個月他的支持率上升到了45%。耶爾德勒姆說：「不同的記者對這些數據可以用不同方式進行解釋，然後會吸引不同的讀者。」右傾媒體會報導川普的支持率正在上升，而左傾媒體則會說他的支持率仍低於50%。「他們說的都是對的，這就是對數據有不同的解釋。」 她補充說，如果AI要取代記者，那麼這些算法最好能夠產出人們想要聽到的新聞。

布魯薩德表示，AI編寫的新聞報導實際上具有很高的重覆性，因為它們都來自於模板。她說：「基於結構化資訊的所有大學棒球比賽新聞報導都基本雷同，所以你會一遍遍地讀到同樣的故事。……因此，AI生成的新聞有一個收益遞減點。它真的很棒，但效用非常有限。」

另一個問題是AI為新聞業帶來了尚未解決的新法律問題。李維斯研究過AI生成新聞中的誹謗問題，他說：「如果某篇機器自動化生成的新聞故事誹謗個人，那誰來為此負責？我們如何起訴機器算法？最終還會是人類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承擔責任。」

神速的機器報導也有其缺點，這是《洛杉磯時報》的體會。2017年，它的機器人Quakebot發佈了一則關於加州伊斯拉維斯塔鎮發生大規模6.8級地震的新聞推文，而事實上這場地震發生在1925年。當時，美國地質調查局正在更新曆史地震數據庫，卻不小心發出錯誤警報。機器人迅速收集到了數據並在一分鐘後自動報導。

布魯薩德對「新聞業正朝著完全自動化的未來邁進」這一觀點持懷疑態度。她說：「我會質疑這個假設，因為新聞編寫與汽車裝配不同。最初，AI具備大量產出的能力可能會令人興奮，但它實際上相當於垃圾食品。我想讓大家思考……對於新聞來說，‘慢食’運動將會產生什麼結果？如果我們考慮較小批量、手工生成的新聞，情況會怎麼樣？它成本更高，效率較低，但實際上更好。」

李維斯補充表示：「有個問題值得推敲：從利用機器生成內容的角度來看，這只是一場數量競爭嗎？……或者，對新聞機構來說，實際考慮減少工作量是否會更好？減少新聞的數量，提高質量，或讓它更具有價值。」他敦促媒體重視品質而不是數量——編寫「更具調查性、原創性和創意的新聞報導，並且採用滿讀者實際需求的方式而不是陷入單純的數量競爭。」

The post AI技術在新聞業廣泛使用，人類記者何去何從？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共享經濟給房地產和酒店業帶來了大規模的快速變化，以Airbnb為代表的短期租房業並不只是冰山一角。

彼得·艾倫（Peter L. Allen）在本專欄中寫道，「與其購買或租用特定住所，人們有一天會成為在全球提供空間的公司的會員，這就是21世紀的分時度假。」 艾倫是Booking控股的亞洲子公司Agoda.com的外部拓展和公共事務部門負責人，他還指出，其他幾個轉型浪潮也即將來臨。

共享經濟的誕生和迅速擴張正在改變住宿業。這個變化的推手無疑是Airbnb的崛起。Airbnb已從一個名為「Airbed and Breakfast」的小型舊金山初創公司發展為跨國企業，所帶來的變化極為深遠。

現在許多大型的短期租賃網站都提供超過100多萬個住房選擇，並且已有投資湧入。酒店業也開始了創新和適應。數百家公司正在湧現（和消失），為戶主和租客提供新服務和新旅行方式。

幾家公司正在試驗Homelike聯合創始人菲格（Dustin Figge）所稱的「以服務為形式的居住」。這些新發展創造了機會——新模式、新公司、新工作。而困難——熊彼特描述的「創造性破壞」也正在上演，同時新變化面臨不少挑戰——政府如何管理、規範、徵稅？

有人迎接這些變化; 有人則盡力將其忽視或消滅。但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計算機學院的創業學楊教授（Francis SC Yeoh）指出的，「這是一場巨大的浪潮，海嘯即將到來，你必須認識和管理。想要對抗是徒勞無益的。」萬豪亞太區（不包括大中華區）CEO麥儂（Rajeev Menon）持有同樣看法，他說：」這是一種會持續下去的商業模式。」

隨著這些變化的繼續和加速，許多人都在問：「未來會是什麼樣？」

我們的觀點：這個行業將繼續成長，遠快於傳統的租賃經濟。一些最熱門的關鍵詞將是亞洲、商務旅行和千禧代旅行者。

商業模式將發生變化，酒店和短期住宿互相學習; 旅行類型會變得模糊。相關產業會擴大，生態系統得到充實，就業市場也繼續變化。展望未來並適應它將帶來實質性利益。讓我們一起來具體探索。

短期共享租賃加速成長

包括短期住宿在內的共享經濟正在快速成長。Booking Homes（Booking控股集團的子業務）有來自227個國家的560多萬個房源，平均每天有150萬個房間/晚受到預訂; Airbnb有來自191個國家的500多萬個房源，累計入住旅客達4億人次; HomeAway在190個國家有200多萬個房源; Agoda（也是Booking Holdings的子業務）擁有110多萬個物業; 途家在中國300個城市和全球300多個城市共有100多萬個房源。

旅遊資訊網Skift 在2017年預測，2018年底全球本地租賃行業的總收入將達到1690億美元。當時有關高層估計，整個本地租賃市場的成長速度是全球經濟的2-4倍。這種成長將繼續。HomeAway還發現，82％的現有用戶計劃再次入住本地出租房屋。

這樣的速度使投資者湧向短期租賃行業。物業管理網站Rented.com的CEO麥康奈爾（Andrew McConnell）稱這個市場為「淘金熱」。僅在2017年，中國的途家和小豬就一共吸引了來自攜程（Ctrip.Com, CTRP-US）、Morningside Ventures和Capital Today等投資者超過5億美元的資金。布魯克菲爾德物業（Brookfield Property Partners）與房地產開發商 Niido 投入2億美元在Airbnb旗下創辦合資企業「Niido」，讓租戶可以每年將其房屋出租多達180天，也就是說，短期經營正在融入長期房地產市場。

亞洲是共享經濟的中心。尼爾森的研究發現，亞太居民是世界上最願意參與分享的人，81%的人願意住宿他人的房產，78%的人願意出租或分享自己的房產（全球數據為66%和68%），最願意分享的前十個國家中有四個在亞洲：中國、菲律賓、泰國和印度。中國擁有1.35億出境遊客（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數據），將有力地影響全球趨勢。

千禧一代的行為特徵

根據全球商務旅行協會的數據，2016年商務旅客一共支出1.3萬億美元，年均成長率為6-7%。短期租賃整合商Tripping.com的聯合創始人曼海默（Jeffrey Manheimer）表示，雖然運用本地出租的商務旅行「還處在起步階段」，但這個趨勢正在發展。Booking.com和Airbnb現在都提供面向商務旅行的服務（配備Wi-Fi、自助登記和更靈活的取消政策等功能），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 AXP-US）全球商務旅行已經與Airbnb合作以使支付更便捷。越來越多的人將商務和休閒旅行相結合，正好促進了短期租賃行業的發展。

此趨勢在快速成長的千禧代旅行者（30歲左右的年輕人）細分中尤為明顯。據《康德·納斯特旅行者》發佈，1/7的千禧代商務旅行者因為民宿的體驗而傾向於選擇民宿。

這種變化的關鍵可能正在於千禧一代本身。「全球有12億千禧一代，一半以上在亞洲，」 WeWork東南亞執行董事福亞德（Turochas Fuad）說，「他們正在採用不同的方式。」的確，一項Hipmunk調查顯示，44%的千禧代旅行者更喜歡民宿而非酒店，Expedia的一項調查顯示，62%的千禧代願意在出差後延長旅行時間，體驗當地生活。

千禧一代旅行者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同：據波士頓諮詢稱，千禧代提前計劃，旅行的時間比上一代更長; 他們在旅遊服務提供商、在線旅行社和元搜索引擎中比較和尋找最划算的服務; 他們非常依賴顧客推薦和評論。

對於想要佔領千禧一代市場的公司，創新就是王道。這個市場並不小：僅中國就有4億千禧一代人口，《福布斯》2018年的報告也引用了一項研究，對全球千禧代旅遊市場估值超過2,000億美元。

環保也是一大因素。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引用尼爾森和德勤對消費者行為的研究表明，千禧一代是「最具可持續性意識（即環保意識）的一代人」。他們深受「分享而非消費」這類趨勢的影響。《芝加哥論壇報》引用2017年TripAdvisor的調查指出，「將近2/3的旅行者計劃明年做出更環保的選擇。」共享住宿可能比酒店更環保，因為家庭環境往往比酒店更節約資源，共享可以更多地利用現有資產，而且住在居民區比住在酒店更節省在市區的花費。

不斷發展的商業模式

這個商業模式的本質孕育著改變。共享住宿（比如住宿加早餐）早已不是新鮮事物，但在過去20年間，兩個原因讓這一行業迅速成長。一個是需求的成長和變化，包括市區酒店費用太高、特別活動產生的額外供應以及家庭出行需求（特別是需要洗衣房和廚房）。另一方面當然是技術因素，即在線旅遊的興起。

有趣的是，隨著市場的發展，短期租賃和酒店開始變得彼此相似。隨著短期租賃服務的擴大，客戶的需求正在推動短租向酒店靠攏，有更高的標準化，登記更方便，以及更多的整體出租（而不是只出租臥室）。Agoda全球合作夥伴服務副總裁庫克（Errol Cooke）指出，「最終可能是幾家大型全球品牌控制這個領域，特別是那些有大量財力收購、營銷和創造像酒店、禮賓服務和社區等額外收入來源的公司。」短租市場正在商業化。

反過來，酒店也變得越來越關注當地。凱悅酒店CEO霍普拉馬齊安 （Mark Hoplamazian ）認為Airbnb等服務使凱悅品牌更加強大。「Airbnb已經證明人們在乎人際互動的經歷，」 他說，Airbnb「實際上擴大了旅行的概念，激勵我們反思經營方法。「希爾頓正在開發「本地策劃」酒店;新加坡YOTEL飯店提供自助登記入住服務以及公共的工作休閒空間。雅高酒店集團負責上東南亞地區銷售的副總裁門納多（Ianic Menard）說：「我們有一個名為JO＆JOE的新品牌，幫助旅行者租用非常實惠的小空間，與當地人會面並建立聯繫。」競爭刺激創新，每一方都在向競爭對手學習。

度假租賃雖然無法在每個方面與五星級酒店競爭，但一個輔助服務的生態系統正在出現; 這個系統複製了酒店模式，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根據酒店模式在擴展。

一些新穎的服務包括：行李寄存服務LuggageHero、Cleanly（乾洗和洗衣）、啤酒、葡萄酒等酒類送貨應用程序Drizly、Zeel（當日按摩和水療護理）、Glamsquad（美容服務）、Handstand（自行車路線，與當地培訓師預約會面）; 以及三小時內提供經篩選的兒童保育的提供商平台Helpr。雖然這些服務在設計時考慮的可能是度假租賃，但也同樣適用於酒店。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服務可能取代酒店的專門服務（例如，食品交付取代客房服務），但在其他情況下，這些服務讓酒店得以提供也許根本沒有的外包服務。酒店模式將繼續分解和重組。

共享空間的概念也在改變我們的生活。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韓國一直有「辦公酒店」（具有「辦公室」和「酒店」功能的城市建築），但這一概念正在通過WeWork的驚人成長而快速擴展。

WeWork於2010年推出，提供帶有千禧一代喜愛的功能（例如公共空間、免費啤酒和咖啡）的靈活辦公空間，在全球範圍內快速發展，同時本身也不斷變革。 例如，在新的WeLive 大樓內，住客可以參加公共餐飲、電影之夜和瑜伽課程以及使用互聯網、有線電視接入和每月清潔服務。2017年5月，該公司宣佈推出 WeWork Wellness，提供公共健身課程。半年後，WeWork的大樓又推出小學WeGrow，融合傳統的教學和以商業為主的話題。「產品變化; 需要改變，」福亞德說，這可能是整個共享經濟的口頭禪，「我們正在填補人們在尋找的需求空白。」

擁抱未來潮流

房地產的一個典型問題在於結成塊，而且非常大塊，就像一直以來的管理方式一樣。住宅租賃至少一年，商業租賃至少3-5年或甚至更長。由於企業會擴大和縮小，租賃限制往往非常不合適，而公司不得不支付在某個時刻不需要的空間，或在高峰時期擠在狹小空間。更靈活的共享經濟模式遠遠更適合商業世界的潮起潮落。總部位於倫敦的創業公司AppearHere就在考慮以「零售業的Airbnb」的定位起步發展。

要在家居和職場預見更多這樣的靈活性（儘管家和工作場所將來可能不再對立）。未來的某一天，與其購買或租用特定住所，人們有一天會成為在全球提供空間的公司的會員，這就是21世紀的分時度假。

共同生活將超越加州東灣和矽谷新世紀風格，住戶將有機會創造和更適合自己的跨代、不斷變化的大家庭。就像自行車共享和乘車共享一樣，所有權的概念可能會漸漸讓位於「一切即服務」的概念，在未來，資產將成為職能，如波士頓諮詢集團所建議的那樣。房地產市場將擺脫目前僵化的結構，變得越來越生動，越來越自發。

正如我們指出，這些變化是顛覆性的，也是破壞性的。共享經濟的另一面是「零工經濟」（gig economy），永久的全職工作將可能由偶爾或連續的臨時工作所取代。這些工作為一些人在職業生涯的某些階段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但對其他人可能非常艱難，最鮮明的例子是優步服務的起起伏伏，該公司與美國和亞洲城市的出租車工會和勞動法產生了衝突。而醫療福利和退休計劃也不是為零工經濟設計的，解決之道不能是強迫臨時工作者放棄這些福利。

同樣，為酒店、辦公樓和公寓制定的規則也不適用於短期租賃。不可能指望出租一間臥室的退休者滿足與大酒店一樣的註冊和許可要求。但是禁止短期租賃也完全行不通——禁止人們出租房間來補充收入，或是剝奪她所在社區的稅收和商業收入，或她因為沒有許可被迫轉為地下經營，也不符合現實需求。監管需要適應新的現實，繼續保持靈活性。

與全球化一樣，共享經濟帶來的變化新鮮、複雜，且無法預測。有贏家和輸家; 需要大幅的調整。有的變化會很痛苦。但從旅行、房地產到我們的生活如何由空間定義，這些變化是很真實的。

世界旅遊理事會的記錄表明，旅遊業佔世界GDP和就業崗位的10%左右，而短期住宿在其中的份額在迅速成長。這個廣闊的領域正在發生巨變。擁抱和適應這些變化的個人、企業和政府將獲得重大利益，並能改善經濟和生活。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資本背後 共享經濟獨角獸的陰謀
• 被視為酒店業威脅的Airbnb 它的野心可不止於此

The post 共享經濟正在改變短期租房業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以下是經過編輯的訪談記錄。

華頓知識線上：私募股權公司通常被視為企業價值的破壞者，但是你的論文中並不贊同此觀點？

納裡：是的。 這真是個有趣的現象，儘管時代不斷發展，人們卻還是經常將私募股權公司與貪婪的、破壞優秀企業價值的形象掛鉤，總認為他們是那些為追求短期收益而不顧企業價值的機構。我們以前沒有足夠的研究來仔細探究這個問題。在此次研究中，我們發現私募股權公司實際上是可以透過一些長期做法在重振企業價值領域發揮重要作用。

我們發現，私募股權公司傾向於收購那些在上市結構中未能發揮潛力的資產，特別是那些可能被其母公司忽視或未能被充分激勵的公司分支。因此，從商業角度來看，私募股權公司在市場中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們會收購那些管理不善或被母公司忽視的企業，投入時間和資源來培育這些企業，而這是被收購企業在原有環境下不可能獲得的。

華頓知識線上：你們是如何論證這點的呢？

納裡：我們專門對私募股權公司或其他機構從上市母公司收購的大約 1,600 個剝離業務的收購案例進行了實證研究。我們對深入瞭解其收購行為的實質非常感興趣。透過對同類剝離資產收購行為的對比研究，我們瞭解了私募股權公司收購與其他收購企業的收購行為差異到底在哪裡。

華頓知識線上：那你們認為是什麼讓私募股權公司與眾不同的呢？

納裡：他們似乎更傾向於收購與其母公司核心業務有弱聯結的，或者很容易被忽視的業務單位。例如，有些需要母公司能夠給予更多投資，有些是經理人希望給予更適合的激勵措施。

華頓知識線上：此論文是否在說，與 80 年代相比，私募股權公司的收購目標已經發生改變？

納裡：的確如此。不僅僅是我們的研究，很多證據都表明私募股權公司現在越來越專業。他們的機構投資者也對他們的行為和穩定性有要求和期待。因此我認為今天的私募股權公司與上世紀 7080 年代產業初期已經有了很大不同。

華頓知識線上：那對私募股權公司又有那些啟示？ 他們是否應該更好地推廣他們的價值觀？

納裡：我的確認為這一點需要更多關注。我不確定他們自己是否擔心這點，因為他們已經是市場上的專業人員了，他們對自己所處的地位和業務類型應該都非常滿意。但是，也許私募股權公司的確應該在公關方面再做一些努力。

華頓知識線上：還有什麼其它發現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納裡：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現今有這麼多上市公司在選擇私有化，例如戴爾（DELL, DVMT-US），還有一些雖然承諾要成立上市公司，但還是選擇保持私有化久一點，例如優步（Uber）。我們也都聽到了馬斯克的不滿，他希望將特斯拉（Tesla, TSLA-US）私有化。

首先，我們需要重新考慮私募股權公司的形象，不再把他們當做貪婪無情的企業入侵者，這不僅僅是從公關層面考慮，而是要允許他們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找到那些可以在私有制下比上市結構中受益更多的公司或者業務單位，例如那些需要遠見和長期投資的優質業務，他們也許並不能在上市環境中被股東或分析師所認可，從而可以讓私募股權公司成為合作夥伴。

其次，想一想最近股市中所有關於短線主義的討論，都集中在季度收益或是上市公司應遵循的規定上。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改善和提升公司治理、法律法規，甚至是如何影響投資者的期望值，使上述三者很好地與現代公司創造價值的方式相一致，這樣不管是私有還是公共投資者都可以從高潛力的業務投資中受益。

華頓知識線上：這項研究的未來方向是什麼？

納裡：我想研究私募股權公司收購對買賣雙方的業績影響到底如何。我們知道私募股權公司及其投資者，通常都會在私募入主業務，特別是當他們對該領域更專業時受益。另外，將剝離業務出售給私募股權公司的母公司又會怎樣？ 他們是否能從剝離中獲利，又或只是一種戰略措施，為了不讓競爭對手獲得，他們只能賣給私募股權公司？如果能看到這方面的業績影響應該會很有趣。

另一方面，私募股權公司在矽谷和整個科技產業變得更加活躍。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這與他們過去的業務領域有很大不同。我們已經對 Facebook（FB-US）或 Google（GOOGL-US）這一類公司如何從事技術收購或投資有潛力的新創公司有了不少瞭解。但我們對私募股權公司如何在這些環境中運作，如何創造和獲取價值，他們在高科技產業實際做些什麼，以及這是否與他們的核心業務、他們一貫專注的財務領域的典型做法有所不同，這些都是我未來的研究方向。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私募股權跟創投 真的很賺錢嗎 ?
• 黑石集團清倉希爾頓，史上最賺的私募股權 PE 投資

The post 私募股權：貪婪投機還是價值發掘？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其他幾家科技公司也準備在近期進行首次公開募股（IPO），包括 Lyft 最大的競爭對手 Uber，其估值據說為 1,200 億美元，以及線上旅行服務平臺 Airbnb、圖片搜尋網站 Pinterest 和食品配送公司 Postmates。

分析人士認為，投資者等待這些 IPO 的同時，需要謹慎考慮這些公司的定價模式在客戶購買優惠折扣取消後能否持續？公司規模擴大後成長速度是否會放緩？他們還需要考慮今後的監管措施對公司業務的影響，例如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對 Airbnb 施加限制；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許多科技公司的股權結構——雙級股票——讓創辦人享有更多控制，並可能在未來為公司帶來問題。

為何選擇 IPO？

這些公司選擇上市的原因在於對流動性和可信度的需求，未必是為擴張或營運籌集資金。沃頓商學院兼職金融學教授維賽斯（David Wessels）認為，這些公司其實能從足夠大的私人資本市場獲得長期資金，但其管理層和員工正在尋找流動性。

「我認為這些公司最終同意上市可能源於很大的內部壓力。」他解釋道，創辦人、風險投資家或員工正在力求將他們共同創造的一些財富貨幣化；維賽斯也是《估值：衡量和管理公司價值》一書的合作者。他指出 IPO 也有助於創業公司獲得額外的信譽，這可能並不是 Lyft 上市的考慮，因為它已經足夠有名。但無論如何，公司上市會讓其業務策略和財務接受監管部門的監督和股東的審查。

聖母大學門多薩商學院金融學教授洛克倫（Timothy Loughran）表示，目前 IPO 的時機非常理想，因為 「市場炙手可熱」。他指出標準普爾 500 指數在 2019 年第一季度上升了 13.1%，創下紀錄，為自 1988 年以來的最佳季度。「如果我想上市，我希望在投資者對我公司未來成長持樂觀態度時上市。」雖然在 IPO 市場上像 Lyft、Pinterest 和 Uber 這樣的科技公司正在「燒錢」，但它們也要求「高估值」。

維賽斯說，「市場很熱，但不會永遠熱下去。」然而洛克倫指出 2018 年美國只有 134 家公司上市，2017 年只有 107 家。「我並不擔心市場過熱，如果我是企業負責人，現在肯定是我考慮上市的時候。」

維賽斯和洛克倫最近作客「沃頓知識線上」廣播節目，討論了投資者投資這些科技股需要注意的事項。

理解盈虧的原因

IPO 投資者往往願意忽視科技公司在最初成長階段中遭受的損失，前提是他們將這些損失視為實現未來成長臨界品質的代價。然而，這些成長預期的根據並不明確，例如洛克倫引用 Lyft 的 IPO 檔指出，該公司在過去三年中收入增加，但虧損也在增加。Lyft 在 2016 年虧損 6.83 億美元，收入為 3.43 億美元，這一業績尤其讓洛克倫驚訝。

一些科技公司需要時間打造一條有利可圖的可靠路徑，例如旅遊住宿服務商 Booking Holdings（曾為 Priceline.com）（PCLN-US），維賽斯指出這家有 22 年歷史的公司「盈利豐厚」，2018 年的營收為 145 億美元，淨利潤為 44 億美元。

維賽斯認為 Lyft 賠錢的原因並不十分明朗。「他們的虧損是因為想向新地域擴張，作為對未來的投資？還是因為無法賺到錢？” 與 Booking Holdings 不同，Lyft 必須投入資金招聘自由職業司機並為之提供獎勵，鼓勵其留在 Lyft 體系內。據路透社報導，Lyft 在七年內一直在補貼其叫車服務。

定價不透明和監管壓力

如果 Lyft 放棄這些激勵措施，將定價重新設為更實際的水準，其財務業績會有多樂觀？「我們都喜歡使用 Lyft 和 Uber，但這是因為價格低嗎？」維賽斯問道。「比如我們如果要付雙倍價格，是否還會一樣有興趣使用這些共用服務？或者，Lyft 是否能夠像 Booking 那樣產生 50% 的巨額利潤？因為人為的補貼，它們的業務已經發展到一個巨大規模。”

維賽斯認為，Uber 的強勁表現可能預示著 Lyft 的未來。Uber 於 2018 年公佈了訂車產業總額為 500 億美元，公司總收入為 113 億美元，當年虧損為 18 億美元。預訂「總量巨大，他們佔據了 20%。不過問題的根本是盈利能力。投資者下注的正是這個。」

至於 Airbnb，雖然持續受到用戶的更多青睞，但涉及監管限制的問題正在籠罩其成長前景。維賽斯指出，美國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讓業主更難在 Airbnb 出租他們的房產，類似的限制在全球許多城市也存在。例如，紐約市發現 Airbnb 的商業模式使短期租賃比長期租賃更便宜，從而加劇了這個城市的「住房危機」。

控制的問題

參與 IPO 的投資者的另一個潛在擔憂是實行雙重股權制的科技公司的所有權結構，這些結構允許創辦人保留有更大投票權類別的股份。維賽斯談到當公司遇到困難時，這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問題。

他說，「當公司成長快速、一切發展順利、創辦人是超級巨星時，這些不是問題；但如果創辦人打嗝了，就像 Uber 的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和特斯拉（Tesla, TSLA-US）的馬斯克（Elon Musk）那樣，董事會就會一時間很難代表股東發揮作用。」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議，《哈佛商業評論》的一篇文章指出，禁止雙重股權制會鼓勵更多的科技公司不選擇上市。

規模化的潛力

一些科技公司在上市時已經大幅盈利，洛克倫提到 2012 年 5 月時的 Facebook（FB-US），該公司於 2011 年公佈近 37 億美元的收入和近 12 億美元的淨收入後開始上市。Facebook 也表現出巨大的可擴展性：2018 年成長至 560 億美元的收入和 220 億美元的利潤。

「像 Facebook 這類業務的可擴展性非常巨大，」維賽斯說。截至 2018 年 12 月，Facebook 的用戶已經成長到每月 23 億活躍用戶；然而 Lyft 或 Uber 將發現將其營運規模化比 Facebook 更困難，Facebook 享受 「網路效應」，即用戶越多、價值越增加。

維賽斯表示，上市會使其中一些棘手問題更清晰。「將有一群分析師追蹤這些公司並提出挑戰性的問題。例如 Lyft，「也許我們會更瞭解公司給予的補貼有多少是司機的薪酬，補貼在未來何時需要取消，而且在某個時候公司必須盈利。」隨著時間的推移，Lyft 的成長率也將從當前的 100% 下降，投資者的主要關注點將從規模成長轉移到現金流。

「另外，一旦上市，就可能成為別人的目標，如果一家公司以幾十億美元的估值上市，當你是財力雄厚的 Google（GOOGL-US）或 Facebook，那麼很容易將其收購。並不是說他們不能收購未上市公司，只是當股票公開交易時更加容易。」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小米赴美或赴港 IPO 市場都揪著心
• 千億投資的邏輯：騰訊為何成了 IPO 收割機？

The post 美國 IPO 市場火爆，投資者需要注意什麼？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馬克斯是華爾街享有盛譽的投資者，是全球最大的不良資產投資機構橡樹資本的創辦人兼聯席主席。他曾預見了次貸危機和網路泡沫，在最近一期沃頓投資者系列專欄（Wharton investor series）中，他談到，“我一直在說，我們已經進入第八局有段時間了，一年前我意識到這個用詞有問題，這不是棒球，我們不知道這場比賽將持續多久。” 在投資中，比賽可能會進行到第九局，甚至更久。

2019 年 1 月 26 日，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創下 26,616.71 點的歷史新高，僅在一年內就上漲近 5,000 點；標準普爾 500 指數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2019 年也創歷史新高。儘管這三個指數從那時起一直下降，但股票與歷史平均數相比仍然不便宜。與此同時，美國失業率低至 4.1%，強勁的經濟提供了樂觀的前景，可能使股票持續高位一段時間。

馬克斯說道，“目前的經濟復甦是有史以來持續時間第三長的，如果再過一年，將是歷史最長的，但這不是說股市不能繼續上漲。這裡沒有自然法則或物理法則，所以不能說不可以再持續一年、兩年或三年，任何情況都有可能。”

但馬克斯以他一貫的警惕風格指出，沒有任何經濟復甦的持續時間超過十年。美國經濟復甦已進入第九年，雖然沒有明顯理由表明經濟復甦為何不能創下新紀錄，但馬克斯表示，這可能是持續存在的歷史性限制之一，和人類的壽命一樣。 “幾乎每個最長壽的人都在 114 歲去世，有越來越多的人活過 100 歲，但是仍舊幾乎沒人能夠活過 114 歲；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但這就是規則。”

泡沫思維

馬克斯表示，當股市真的下跌時，也不要就自然認為會發生崩盤。近期投資者都預計股市將出現大幅波動，因為他們在互聯網泡沫破裂和次貸危機後經歷了重大經濟衰退。但他們應該看到更久遠的歷史。“我經歷過的過去十年中，有很多小型的景氣和糾正，不要自然就認為會出現泡沫崩潰。”

馬克斯表示，泡沫的標誌是 “泡沫思維”（bubble-thinking）的存在，投資者瞭解了一絲真理然後就投入其中。90 年代後期，“一絲真理是互聯網將改變世界，人們吸收了這個真理，然後擴大到⋯⋯如果你投資了互聯網或電子商務公司，你可能會發財，因為互聯網將改變世界；結果，你付出了慘重代價。”

互聯網的確改變了世界，但 10 家互聯網公司中有 9 家最終 “無價值”。失敗的網路公司包括 eToys、Pets.com 和 Webvan 等曾經家喻戶曉的名字。“當人們在言談中將對價值和價格的考慮相分離，事情已經失去標準，滑入永恆的地步時，這就是一個泡沫。所以如果你聽到人們說價格並不重要，沒有過高的價格，那麼我認為你在泡沫中。”

泡沫思維不時在歷史中出現。馬克斯回憶說，他於 1968 年在花旗銀行（Citigroup, C-US）投資研究部門做暑期工時，投資者對於 “漂亮 50”（Nifty Fifty）非常熱衷，這是包括 IBM（IBM-US）、全錄（XRX-US）和可口可樂（Coca-Cola, KO-US）在內的美國 50 家大盤藍籌股。他表示這些股票以 80 至 90 倍本益比的 “天價” 出售，相比之下，戰後標準普爾 500 指數的平均本益比（P ／ E）約為 16 倍。

儘管價格高企，許多投資者都喜歡持有這些股票。理由是，“如果價格高了一點又怎麼樣？價格成長得速度如此之快，會值這個價的。” 馬克斯說。但事實證明，在 1968 年買入這些股票並持有五年的投資者將損失 97% 的本金。教訓是什麼呢？“價格確實重要。” 他說。

今天，投資者對所謂的 FAANG——臉書（Facebook, FB-US）、蘋果（Apple, AAPL-US）、亞馬遜（Amazon, AMZN-US）、Netflix（NFLX-US）和谷歌（Alphabet, GOOGL-US）（Google, GOOGL-US）——這五檔股票情有獨鍾。根據過去連續 12 個月的收益，它們的本益比分別為 30、18、234、246 和 58。

馬克斯在發給客戶的一份有名的備忘錄中說，他並沒有呼籲投資者出售或購買這些股票。相反的，他說神化一批 “超級股票” 的是牛市的一個標誌。“在一個謹慎、悲觀、清醒的市場中，不會像現在這樣對待 FAANG 股票。” 這意味著市場很不便宜。

價值永遠不會過時

如果便宜股票很難找到改怎麼辦呢？如果投資者想持續獲利，這一點很重要——“只有一種明智的投資形式，那就是弄清楚一支股票的價值，並儘量以更低的價格購買，從這方面說不良債務並沒有什麼不同，這正是橡樹的專長，即買入困境中的公司。”

同為億萬富翁的價值投資者華倫・巴菲特曾告訴馬克斯，他喜歡在公司是 “雜草而不是花卉” 的時候對其購買，橡樹也信奉這種投資不良資產，一旦它們恢復後就可以賣出獲利的道理；但投資者不應該等價格下跌穩定後再買進，以免像華爾街的說法一樣，進行危險的投資策略（catching a falling knife）。“問題是一旦穩定後，價格就會反彈，我們要在股市情緒不安的時候購買，而刀還在掉落。我認為拒絕接住掉落的刀是在對無所作為合理化。”

然而，在這個長期持續的牛市中，具有扭虧為盈的 “掉落的刀子” 投資機會可能稀缺。“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暫停狀態，沒什麼樂趣。當我們不能買便宜貨時，我們不開心。” 由於沒有多少好的交易機會，橡樹已經將其投資組合法模保持在 1,000 億美元有四年了。“現在不是適合我們增加投資的時機。”

但是一旦市場週期轉折，橡樹是準備好跳入的。“週期（Cycles）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馬克斯正在就這個話題寫一本書。重要的是在發生的時候認識並確定 “我們現在的處境以及未來的方向”，週期背後的原因以及它們的時機、持續時間、速度、激烈水準和幅度是不同的。因此，那些過分依賴於在既定的時間參與週期的人，“往往會陷入麻煩，因為他們要不是預測太過，就是錯過了。”

但是，即使人們無法精確地預測，週期也會在整個歷史中定期發生。“人生中的大部分事情都是週期性的。在市場中，當金錢太多、避險情緒太少、恐懼太少、熱情過高等等，你就可以感受到即將迎來一個轉捩點——你即將到達頂峰，必須得到一些糾正。”

橡樹看到這些標誌並耐心等待良機。在過去的 30 年裡，這種有紀律的戰略已經獲得回報，每年的平均內部報酬率為 17%，沒有負債；相比之下，標準普爾 500 指數在同一時期的年報酬率約為 10%。馬克斯指出，如果沒有 1990～1991 年、2001～2002 年和 2008 年低迷時期的逢低買入機會，回報會少得多。

但所有這些對良機的等待都會產生重大的管理挑戰。“當 80% 的時間業務都不占主導時，你如何保持一個組織的發展？60% 的時間呢？答案是，首先你必須雇用那些著眼長遠、不需要即時滿足的人；你需要成熟度，我們必須雇用心理成熟的人。”

馬克斯表示，橡樹也創造了一種鼓勵長期思考的文化。“有幾年，當我們不賺多少錢的時候，沒有人會減薪，沒有一個把工作做好的人會被減薪，而且我們不只是根據當年業績來支付報酬，我們試圖建立一個立足長遠的工作和財務環境。”

被動投資的負面

還有另一個投資趨勢影響橡樹和其他積極投資管理人：對被動投資的轉向。在積極管理中，基金經理在策略性投注前要進行主動分析。在被動投資中，資金投資於指數基金，或自動購買指數中所有證券的基金，以及交易所上市基金（追蹤指數的證券）等。為什麼很多投資者逃離積極投資？“主要原因是費用高，又沒賺到錢，大多數積極投資經理的表現都不如指數基金。”

對沖基金尤其在投資者眼中失去了光彩。馬克斯表示，他在 2004 年寫了一份備忘錄，預測平均對沖基金每年將賺 5% 至 6%；十年後，《巴倫週刊》告訴他，他們正在寫一篇關於該備忘錄的文章，因為過去十年平均對沖基金報酬率為 5.2%。“對沖基金產業已經花開落敗了，最終人們會厭倦支付 2%＋20% 的利潤，賺取 5% 或 6% 的收益。”

但被動投資也有弊端。馬克斯表示，橡樹的一位客戶打電話給他說，所在企業的新財務主管希望將所有投資都投入指數基金。“我說，要是他把所有的資金投資於指數基金，沒有人考慮應該包括哪些股票、股票的價值或應該如何加權，他會是什麼感覺？這太極（4934-TW）端了。”

馬克斯表示，轉向被動 “最大的諷刺” 是指數中所列股票的權重是人為決定的。“被動投資者的假設是，他們之所以優勝是因為積極投資者是白癡；然而被動投資者的行事方式是效仿他們認為是白癡的人做出的決定，這完全說不通。這就是今天被動投資的做法，我們必須對此三思。”

未來更難獲得回報

在沃頓的圍爐聊天中，馬克斯回顧了自己長達半個世紀的成功投資事業。他學到重要的一點是，與婚姻不同，“不要感情用事在投資界非常有用。你在這個世界賺大錢，是在每個人都開心、沒人能想到任何可能出錯的事情，所有人都認為樹木可以長到頂天時，從市場中解脫出來。” 這是賣出的時候；市場崩潰並且所有人都悲觀，這時候該買入。

馬克斯也趕上了高收益或稱為垃圾債券市場的誕生。“早在 1978 年，我接到了改變我一生的電話。當時我的老闆打電話給我，說有一個在加利福尼亞州名叫米爾肯還是什麼的人，在做一個叫高收益債券的交易，問我能弄清楚這是什麼情況嗎？” 垃圾債券（Junk bonds）是陷入困境的公司的債務，麥克・米爾肯（Michael Milken）被認為創建了這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證券市場。

那時候，關於垃圾債券的資訊很少。馬克斯表示，大約 90% 的投資機構有反對購買評級低於 “A” 或三個 “B” 的債券的規定。事實上，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將 “B” 級債券定義為 “未能擁有理想投資特徵” 的債券。“換句話說，這不是一個好主意。” 另一個契機是，40 年前的投資者認為即使能賺錢，購買陷入困境的公司債券也不太合適。

但到了今天，高收益債券已經成為了資料易於獲得的普通投資。“沒有更多的無知可以被利用了，而且沒有更多的顧忌，任何人會做任何事情來賺錢。” 每個人都在為獲得最好回報而努力，好的交易會變得更稀有。“這很難，也許我曾經從高收益債券、對沖基金或是私募股權賺過很多錢，但是世人變得更聰明，要做得出色你必須比我過去更努力。”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投資名家霍華德·馬克斯─連巴菲特都必讀的「橡樹備忘錄」
• 《投資最重要的事》作者 霍華德・馬克斯的投資哲學

The post 美國投資界名人霍華德・馬克斯論牛市前景、價值投資和其它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華頓麥克創新管理研究所 (Mack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Management) 資助了兩人的論文“網路社群學習與網路實驗” (Social Learning and Trial on the Internet) 。 

以下是採訪對話編輯版本。 

華頓知識線上：你們的研究主題是社群學習 (social learning)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及其對網路零售的影響。你們發現了一些有趣的關聯。能否先明確一下社群學習和社會資本的定義？然後再介紹一下你們的研究內容？

大衛·貝爾：我很願意。我先來介紹一下社群學習。社群學習是指個人透過彼此直接交流或者觀察相互學習。比如說，今天早上你對我說：“大衛，你真該去趟星巴克（Starbucks, SBUX-US）。他們的義式濃縮咖啡真的是最棒的。”而我可能會採納這條資訊，接受你的建議，去那兒嘗嘗。

反過來，我可能只是看到你拿了一杯 (有星巴克標識的) 咖啡，杯子上有美人魚圖案。而這可能也會促使我自己也去那裏買一杯咖啡。因此，社群學習的發生可以透過人際交流，也可以透過你對他人的直接觀察。

社會資本則是社會科學領域的文章在前幾年造出來的一個概念， (哈佛大學教授) 羅伯特·派特南 (Robert Putnam) 或許是這個概念的主要推廣者。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曾參與歐巴馬總統的第一次競選活動。

他寫了一本關於美國社會資本狀況的書《孤獨的保齡球客 (Bowling Alone) 》。這本書的主旨就是講 (隨著時間的經過) ，人們 (至少是他所觀察到的美國人) 去教堂的次數越來越少，去網球俱樂部的次數越來越少，參與社區活動的次數也越來越少。我覺得於是他就用了“孤獨的保齡球客”這樣一種比喻。

為支援自己的理論，他還做了大量的調查及研究，從 3 萬多個家庭收集資料。他的問題包括，如果用 1 到 5 來打分，你是否喜歡自己的鄰居？比如從“我真厭惡他們”到“我真喜歡他們”另外，他還調查互動的頻率。因此，社會資本就是關於互動與信任；就是這兩項在一個社區的共存程度。 

華頓知識線上：根據你們的研究論文，社群學習與社會資本如何推動線上零售？

貝爾：在一定程度上這是由此及彼的關係。我們以時裝作為研究對象，因為首先這是一種具有社交觀察屬性的商品。比如我的一位朋友帶了某款墨鏡、穿著某款外套或者褲子，我就可能對此加以評論。而他或許會告訴我他是從哪裡購買的。我們的想法是，這種產品必須具有社交可見性，是可以引發討論的東西。

而社會資本的引入則在於，我們想知道對於一個鄰里之間並不熟悉、也不太信任的社區，與一個鄰里熟悉、彼此信任的社區相比，社區內的資訊分享效果是否存在差別。

華頓知識線上：你們主要看哪方面的資料？樣本範圍有多大？ 

貝爾：我們的調查資料來自一個男裝品牌 Bonobos。這是由兩位 MBA 學生在 2007 年 10 月份創立的品牌，主要做男裝的線上銷售。如今，他們已經在美國約 30 個城市開設了實體店鋪，並且與 Nordstrom 存在合作關係。也就是說，這個品牌同時做線上與線下。業內稱他們這樣的品牌叫“數位原生代垂直品牌 (digitally native vertical brand) ”，就是指誕生於網路，但同時也做線下銷售的品牌。

他們為我們提供了品牌在國內的銷售資料。比如我們可以知道某時某地有某位顧客花了多少錢、買了哪些商品。當然這些都是匿名的。然後，我們就能基本掌握遍佈全美的購買者足跡。接下來，我們把調查結果與“社會資本的社群基準調查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Benchmark Survey) ”進行比對。這是派特南及其團隊為他們收集的資料所起的正式名稱。如果我記得沒錯，資料覆蓋了約 3 萬個家庭。 

華頓知識線上：你們的研究目的是什麼？想證實什麼假設嗎？

貝爾：這些調查的主要著眼於，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地點的改變，網路零售品牌的銷售情況會有怎樣的變化。畢竟他們是網路品牌，因此銷售足跡肯定很廣闊、覆蓋全美。如果不同地點有不同的特徵，比如不同的消費者群體、不同的實體店鋪，那麼這對於銷售業績來說是否會產生影響？不單是我，國內很多研究機構的調查者都會關注這個問題。

具體到這個案例上，我們的關鍵點就是線下社群的黏度。是否會產生影響？我們有兩點發現。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第一點，我們發現對這家公司而言，社群學習非常重要，是公司半數銷售業績的帶動因素。也就是說，人們可能會觀察彼此、或者對產品評頭論足，這就帶來了幾乎占到一半的銷量。對於隨後發生的銷售行為，這種影響尤為重要。

其背後的原理和一些由來已久的觀點、以及創新的擴散有關。比如說，如果 (我的朋友) 是真正的創新者，就可能去買 Bonobos。他不需要任何社交證實 (social validation) ，也不需要別人告訴他該怎樣做。他可能是那種會一大早排隊搶購最新款蘋果（Apple, AAPL-US）手機的人。而在整個購買過程中的後來者，則可能是受到了社交影響或者社交暗示。因此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個發現：資訊的線下傳播推動了線上銷售。

而第二點發現，就是社會資本，真的很有意思。在鄰里彼此熟悉、信任的社區內部，口碑的傳播速度會更快。在這種情況下，並不是說如果你很信任你的鄰居，你就更有可能線上購物。並不是這樣的。這種影響是更為微妙的。

具體說，如果你熟悉且信任你的鄰居，那麼當資訊在鄰居之間彼此分享的時候，其真實度就更高。用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傳遞的信號越強。因此，只要你的鄰居中有兩個人都提到了 Bonobos，就足以促使你去行動、去購買。而如果我的周圍沒有人相互喜歡，相互信任，那麼線下交流的可信度就比較低。若希望口碑達到同樣的效果，我或許需要接收到 5 個人的信號才行。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發現。 

華頓知識線上：你們的發現有什麼實踐意義嗎？網路零售商如何從中受到啟發？

貝爾：有兩個實踐意義。第一是強化了一種概念：在網路零售行業，顧客的實際位置對銷售真的構成很大的影響，即便網路零售商可能是平面化的，我指的是入口。國內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上網買褲子，支付同樣的價錢，用同樣的快遞。但是地理位置的不同會導致他們在購買習慣上產生顯著區別。這是因為不同社區有不同的線下選擇。居住和生活在那裏的人不一樣，這些人的喜好也不盡相同。

因此，這三件事可以很好地解釋銷售中存在的地域差異。由於地域差異是線上零售的基本內容，因此我們總是鼓勵網路零售企業認真考慮有哪些比較重要的地域因素。我們恰好抓住了其中一點，就是線下社區的黏度。

因此，比如 Bonobos 想要拿錢做行銷。那麼如果你知道這個社區的線下黏度比較高，而那個社區缺乏這種黏度，那麼你把錢花在前一個社區上的效果肯定是更好的。

也許聽起來有點深奧。我們是怎麼知道的呢？銷售經理其實完全可以拿著“社會資本的社區基準調查”，填一下表格，掃一遍大學管道。只是這樣太繁瑣了。而且那些資料並不能反映全國的情況，只是一個樣本。

因此，我和 Jae 要做的就是讓它更具操作性，要想出一個目標群體線下信任和互動的替代品。這個目標群體主要是追求時尚、年齡在 25 歲到 45 歲之間的男性。做這件事讓我們樂在其中。

……我們就想，有什麼替代品可以反映人口統計學範疇內的男性相互信任與互動的情況？我們發現，如果在某個具體地點可以輕鬆收集酒吧或酒類商店人均數量的相關資料，實際上就能找到合適的代替物，反映這些追求時尚的年輕男性在相互信任與互動方面的情況。我們從統計學上證實了這一點推論。論文裡也對此進行了介紹。 

華頓知識線上：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城市中心區對線上零售商來說是更為理想的地點？ 

貝爾：很有意思的問題。《連線》雜誌主編克里斯·安德森 (Chris Anderson) 曾在他的書中提出了“長尾” (Long Tail) 概念，這是網路關注者都知道的一個耐人尋味的基礎概念。他說在網路的世界，你大可以提供越來越多的書籍與越來越多的影片。如果我是銷售者，那麼我所銷售的產品種類是不受限制的。當然，一些暢銷品的銷售量不可小覷。比如《哈利波特》系列在亞馬遜（Amazon, AMZN-US）上的銷量就很可觀。

然而，還有一種書也許就賣出過一兩本，但它們加在一起卻是很多很多的。你永遠不可能在實體店內找到這些只賣出一兩本的書，因為它們根本不可能上架。結果……就引出了所謂的長尾概念。

換句話說，如果我是網路零售商，我當然要首先攻下人多的據點。我會發現，比如你看一下 Diapers.com、WarbyParker.com、Bonobos.com 等網站，那些大型城市中心總是佔據銷量的前幾位：紐約、波士頓、舊金山、費城、洛杉磯、芝加哥。然而，企業想要生存下來，甚至是把生意越做越大，就必須兼顧一些偏遠地區的顧客，即所謂的“尾巴”地區。

那些“尾巴”地區在地理上往往偏居一隅，但在其他一些社會-人口統計學維度上卻具有相似性。所以，德州的某個社區和內布拉斯加州的某個社區在本質上並沒有太大差異，而發現它們的存在就顯得十分重要。 

華頓知識線上：那麼企業能不能很容易地找到這種社區呢？

貝爾：好消息是，現在有很多公開資料。我們可以從美國人口普查局獲得這些資訊。我當然不是做廣告，但有一家公司叫 Esri，他們會收集大量地理資料，把普查局的資料重新整理，等等。所以確實有很多這樣的供應商，費用相對更低。你可以同時用 50 到 100 種變數來描述某個社區相對于另一個社區的特點。 

華頓知識線上：聽你這麼說，口碑和社會資本對社區的線上零售真的很重要。網路企業怎樣做才能帶來更多口碑呢？ 

貝爾：他們可以好好想想怎樣開拓實體市場。這不是本次研究的關注點，但和我正在做的一項研究有關……在這次研究中，我們曾調查過一家企業。他們的執行長 Andy Dunn 曾在 2009 年或者 2010 年時說過：“朋友，在這個網路時代，誰還需要實體店啊？又浪費空間、又浪費時間，不是嗎？整個產品清單都有了 (可以線上展示) 。”

可是，如今推動他的企業發展的恰恰是實體商店，當然和傳統實體商店相比還是有區別的。這些是展示店，佔用資源極少，顧客可以親自感受品牌與產品以及瞭解自己的喜好品味，但不能把產品帶走。顧客可以在實體店下單，等待送貨上門。這種展示店得到很多線上零售商的模仿和擁護。

這種店鋪之所以成功，原因是兩方面的。第一，它讓人們有機會進行深度體驗。第二，這些店鋪在數位時代的存在感比在前數位時代要強烈得多。

舉個例子。如果我和一個朋友在 1990 年開了一家商店，一天之內有 100 個人進來。到了這一天結束時，或許有 100 到 110 個人知道我們這家店是賣什麼的。因為其中有 10 個人會告訴他們的另一半。而到了 2017 年，或許有10萬人會知道我們這家店，因為可能有某個曾經走進店的人在 Instagram 上擁有 5 萬粉絲。他拍了照、提到了這家店。實際上，實體店鋪透過數位技術被放大了，這提高了它的存在感。 

華頓知識線上：你們的研究對現有的社群學習、社會資本以及零售研究文獻有什麼新的貢獻呢？

貝爾：我認為我們的新發現在於，明確了線下互動、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真實交流對網路具有重要意義。早前對網路的觀點認為，網上和網下的世界是可以替換的。我要是 Home Depot，那我肯定不想讓 Black & Decker 在 Blackanddecker.com上銷售他們的電鑽，因為這會損害我的利益。

這是此消彼長的問題。然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線下和線上是互補關係。你需要做的就是搞清楚哪些是應該線上下完成的，哪些是應該放到線上做的。毫無疑問，線下真實世界發生的情況會影響線上銷量和其他線上活動。 

華頓知識線上：你們打算做哪些進一步的研究？ 

貝爾：學術研究往往是漸進式的。我目前正在做的一項工作就是研究這些實體線下商店對線上銷售的影響。我和我的兩位同事，一位來自 Kellogg、一位來自 Tuck，我們發現線下店鋪發揮著“渦輪增壓器” (turbocharger) 的作用。接下來我會具體解釋一下。

如果我們觀察最開始就從網路上購物的顧客，也就是一直在 Bonobos 網站上購買產品、從來沒有去過實體店的顧客，你會發現他們在平均購買額、訪問頻率、購買的產品類別數量以及退貨率等方面都是有規律可循的。然後，我們再觀察一下曾經去過實體店的顧客，我們會看到那些顧客的平均購買額更高，退貨率更低，回購越來越頻繁，以及購買種類越來越多樣化。

這就是所謂的“渦輪增壓器”。如果我們兩個人從來沒有見過，只透過郵件交流，那這就是電子互動。這是低耗能的事情，對不對？但如果我給你打電話，我們聽到彼此的聲音，那麼咱倆關係中的能量就會增強。現在我們見了面，在一起進行討論。那麼我們的親密度就大大提升了。

下一次我再收到你的郵件，我們之間的能量也不會回落到原先的水準，就是電子水準上。這個比喻很恰當，現在我們之間的關係取得了渦輪增壓的效果。即便我們繼續在網上交流，不錯的實際見面體驗也能讓我們心裡更有想法。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人工智慧新浪潮 創意市場行銷活動
• 未來人工智慧 將進行不公平的區別定價？

The post 緊密的社群關係 加速推動線上銷售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近期她做客“華頓知識線上”節目探討自己的新書《財富管理揭秘 (Wealth Management Unwrapped) 》，這本書針對良好的投資實踐提供了相關建議。她的目標是讓每個人都能掌控自己的財富，不管財富多寡，讓每個人成為“自己財富的 CEO”。

以下為編輯後的訪談記錄。

華頓知識線上：我們在 2014 年討論過《財富管理揭秘》這本書。最近你又發佈了這本書的 2017 年新版。現在的財富管理和三年前相比有什麼不同呢？

夏洛特·貝耶：至少在兩到三個方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投資者越來越主動，他們非常瞭解自己想要什麼，害怕什麼。其次，投資顧問群體現在已經認識到，財富管理並不只是投資，它的實質是個人。第三，信託  (fiduciary)  已經成了一個重要的事項，每個人都在談論這個詞。它的真正含義是信任。僅僅在三年裡，這三個領域的變化讓我感到非常吃驚。

華頓知識線上：最近我們經常聽到人們談論財富科技或財富管理的數位化，這些都是金融科技的一個專門領域。根據你在華爾街以及創立私人投資機構 40 多年的工作經驗，你認為數位化對投資者和投資顧問有哪些影響？

貝耶：影響巨大。在財富管理產業，我們經常使用一個術語：機器人顧問 (robo-adviser) 。我們看到投資顧問產業的大公司提供自動化投資分配等服務，但實際情況遠不止於此。這種現象將會出現在所有註冊投資諮詢公司中，出現在所有大公司中。但對我來說，更有意義的是我看到越來越多的公司在使用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技術，每個人甚至可以自動地找到他們需要的東西。

網路會給出提示等等。就像物聯網一樣，當你走在大街上，你的手機亮了，提示你，“你在找這個東西，它就在這個商店裡，店裡現在有售。”我在財富管理產業也看到了相同的事情。它發生的速度會比我們想像得快得多，因為千禧一代對這些事物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們希望通過一種更有意義的方式支配自己的錢。

華頓知識線上：高淨值投資人和投資顧問應該關注哪種機器人顧問？還有，你覺得機器人顧問會不會像 Google 和臉書（Facebook, FB-US） 對媒體和廣告產業的衝擊那樣，對整個產業產生顛覆性的影響？或者它們會不會被傳統財富管理公司掌握和購買？

貝耶：我也希望我知道這些問題的確切答案。我覺得應該是後者，但我相信創新精神意味著這些科技將會帶來無與倫比的顛覆作用。老牌企業可能會購買一個 Betterment 或一個 Wealthfront。他們已經購買了一些小型的機器人顧問，但是新的創新或新的理念將會出現。如果老牌企業中的文化不改變，他們不知道怎樣使用這些機器，不能持續地升級這些技術，那麼機器人顧問的價值就無法實現。

就像當我在支付帳單的時候，我不會想到寫一張支票。因為我都是在網上支付的，大家都是這樣。就我基本的感覺而言，我認為廣泛意義中的機器人顧問不僅會帶來顛覆性的影響，而且它們會存活下來，持續升級。

華頓知識線上：你這本書之前的版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建議，比如怎麼來評估和選擇一位人類顧問。那麼針對投資者應該如何選擇機器人顧問，你有什麼建議嗎？

貝耶：是的，我有。在對沖基金發展初期，對沖基金經理人會對投資人說，“我們有這樣一個大黑匣子，你看不到裡面，因為不瞭解它。但是看看我們的記錄。”我怕在機器人產業，投資者如果不小心，也會被以相似的方式愚弄。

在我的書中，我列出了一系列需要提出的問題：你們的演算法來自哪裡？你們用來告訴我應該做什麼的機器學習或 AI 技術的來源是什麼？當系統進行自動重新平衡的時候，如果它是錯的該怎麼辦？因為我們都知道市場預測並不科學。市場什麼時候下跌這中間有一個有趣的發展過程，如果你們的機器人稍微出了差錯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華頓知識線上：機器人顧問與人類顧問相比有哪些優勢，反過來呢？鑒於投資策略似乎正在從主動轉為被動，你覺得在在這種情況下誰的表現會更好呢？

貝耶：你說的很對，主動和被動之爭是所有問題的表像。對大多數投資者來說，持有一些被動投資組合似乎更加合理。可以是交易所交易基金，也可以是指數，我相信還會出現新的更高級的產品。

在我看來，機器人的優勢和科技在任何領域的優勢是一樣的。我可以在離家 50 英里的地方把家裡的空調打開。這就是一種優勢。機器人也是這樣的。我可以隨著生活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投資目標。在機器人世界裡，它們可以知道，預測和問我這些問題。而在人的世界裡，大家都在忙著做其他事情，他們可能會忘記問我一些事情，而機器人就不會忘記。

華頓知識線上：數位財富管理平臺還有一個優勢就是它們對千禧年一代的吸引力。在我的印象裡，投資顧問總是把重心放在嬰兒潮一代，他們要麼已經退休，要麼即將退休，所以他們的錢比千禧年一代多。那麼，大齡投資顧問應該如何吸引精通技術的千禧年一代呢？註冊投資顧問怎樣才能更好地瞭解這些科技和創新呢？

貝耶：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態度不會太樂觀。我自己也是嬰兒潮一代，我也熱愛科技，學習新東西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千禧年一代做這些事情是出自他們的直覺，他們就是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另外一個主要的挑戰是，嬰兒潮一代的註冊投資顧問更習慣他們這代人的行為規範和文化、語言以及溝通方式。而千禧年一代，我認為他們想要的是不同的東西。他們總是想去做一些跟他們的父母不一樣的事情，對吧？但是這種現象如今愈發明顯，因為他們看到了不同溝通方式的高效率。你千萬不要給千禧年一代發電子郵件，因為他們根本不會讀。你也不要跟他們開一個三小時的會議，太長了。

千禧年一代將成為時代發展的推力，嬰兒潮一代顧問應該往他們的公司裡招聘更多的千禧年一代，使員工群體多樣化，不再只是那些頭髮花白的人才有發言權。千禧年一代可能是你當前客戶的孩子，可能是你當前客戶的孫輩。忽視他們只會給你帶來危險。

華頓知識線上：千禧年一代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學習財富管理，特別是如果他們恰好出生在富裕的家庭裡。在你的書中，有一章提到了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中到底是一種幸運還是詛咒，以及家長對此應該怎麼做。

貝耶：既是幸運也是詛咒。在那一章中，有一篇文章提到了橡子在高大的橡樹的陰影下成長有多困難。這是一句匈牙利俗語。

從我的經驗來看，對於很多在擁有巨額或大量財富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孩子，財富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成了他們的劣勢，因為他們從未體驗過奮鬥的喜悅以及獲得超出自己能力外的成就的快感。

而有些家長讓自己的孩子自給自足，在某在崗位上工作，這並不是某種慈善意義的度假，而是真正地努力工作實現一些目標，這些孩子和家長後來都會得到不可思議的獎勵。

就學習賺錢和財富管理而言，當前最重要的一個趨勢是千禧年一代希望他們的錢富有意義。正如投資顧問查利·艾利斯 (Charley Ellis) 所說的，“你花錢的方式就是你內心最珍視的價值觀的終極體現。”

千禧年一代的這種想法更多地出自自己的直覺。他們不會被物質主義和商業利益打亂陣腳，他們不會受到這些事物的引誘。他們想要的是意義，是目標。這就是為什麼影響力投資現在如此火熱。它並不是一種讓你通過投資做好事的虛假誘惑，而是讓你更加理性地看待，我的投資怎樣才能與我的價值觀更加緊密地統一起來？

華頓知識線上：我聽說過這種兩個口袋和一個口袋思維方式，以前是一個口袋裝你的生意，另一個口袋裝慈善。但漸漸的，人們開始意識到不管哪個口袋都是一樣的。

貝耶：這等同於人們在商業中所說的雙重目標概念。你可能的確賺到了錢，你的收益看起來非常不錯，但如果你沒有把重心放在企業的其他方面，比如員工的動力和參與度，客戶的動力和忠誠度，再好的業績都只是曇花一現，不會長久。

華頓知識線上：對於年輕女性，你會給她們哪些理財建議，特別是當她們沒有多少錢來投資的時候？

貝耶：有很多理財應用和公司都很願意幫助她們，我覺得有些公司在教育和理財結合方面做得非常不錯。但我也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如果一個男人想要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個女兒。隨著女兒開始長大的那一刻，父親就能看到我們的文化和媒體中的好的，壞的東西，然後他就變成了一個女權主義者，一個來自男性陣營的聲援者。

女性越來越能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但從文化方面來看，這種勇氣和自信還需要時日才能全面爆發。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我很感激我在自己的職業生涯初期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但並不是每個年輕女性都能這樣。一些我曾經指導過的年輕女性在職場中仍然會遇到一些令人震驚的事情。但是學習財富管理這件事可能會比我們需要的文化變革發生得更快。

華頓知識線上：你能否向年輕女性推薦一些工具，幫助她們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財富？

貝耶：我不想說具體的名字因為我還沒做過盡職調查，但是有些公司你可以每週投入五美元買它們的股票。這些公司不會對你說，“來吧，成為我們的客戶”，而是說，“我們將會教你怎麼投資”。這些公司在 Google 上很容易找到，你可以瞭解一下它們。

另外還有很多理財工具。但問題是年輕女性是否會花時間去做這件事情。我的書就是為了鼓勵人們，讓他們知道自己不需要成為一個技術專家。他們只需要說，“我是我自己的財富的 CEO。即使我的財富不多，但我也要上前一步，確保我知道我雇的理財顧問是誰。”在這一方面，常識非常重要。

華頓知識線上：你的書中有一個新的章節講的是女性和她們的錢包。你覺得與男性相比，女性投資者在財富管理中是否面臨著不同的挑戰？

貝耶：這近乎一種科學性的挑戰。女性往往會比自己的配偶活得時間更長，這種趨勢目前還有沒任何變化的跡象。但是另一個巨大的變化是，在很多情況下女性已經成為家庭中的主要掙錢者，雙收入家庭必然越來越多。

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巴納德學院最近的一項研究中，安德莉亞·特納·墨菲特 (Andrea Turner Moffitt) 談到了她的新書《運用錢包的力量 (Harness the Power of the Purse) 》，將近三分之二的女性認為自己是家中的 CFO。

在“有錢包的女性”這章中有篇文章提到了女性希望與她們合作的人可以讓自己覺得舒服，所以我列出了一系列問題和擔憂。她們所面試的公司應該能夠區別不同女性可能想要的不同類型的投資和投資目標。一個剛守寡的女性不應該跟單身職業女性歸為一類。顧問也不應該多管閒事問客戶“您計畫再婚生孩子嗎？”

華頓知識線上：你是怎麼跟上財務管理產業那些最新創新的？

貝耶：我是一個狂熱的閱讀者，除了常規的每日新聞外，我在所有社交媒體上都設置了消息提醒。有很多非常聰明的人他們會發博寫文，探索未來的地平線。

我還有一種方式來瞭解最新潮流，我喜歡和年輕女性交流。我的基金會 Principle Quest 的使命就是以創新指導和教育的方式為女性提供支援。通過與這些二三十歲的年輕女性交流，我總會驚訝地發現我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了，我能夠瞭解她們是怎樣看待這個世界的，她們是怎樣看待自己的財富以及人際關係的。就我個人來說，與這些年輕女性保持交流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上週末我剛剛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活動，54 名參加 Principle Quest 活動的女性朋友帶著自己的配偶、男朋友或者伴侶來到了派對上。我們跳舞，過得非常開心。但活動的核心是年輕人和年長的人應該從彼此身上學習。在我們的社會中，我們已經變得非常兩極化了。年齡和民族的多樣性對於我們在財務管理上達成共識和取得進步，以及在任何領域都是至關重要的。

華頓知識線上：在財務管理產業有很多創新和顛覆性的變革。你覺得哪些將會變化，哪些將會保持不變？

貝耶：我認為一直以來向產品或建議提供者傾斜的權力天平將會向另一方傾斜。我們都知道有些 CEO 非常專制，不聽別人的建議，不雇用合適的人才。如果這種情況出現了，投資者就會獲得太多權力，他們自己不會意識到權力需要平衡，這將會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但我覺得科技將是一個變化，它們擁有不可思議的潛力，可以具備人腦的功能，我們與科技的互動能力也將變得更強，不管是規劃、設定目標還是確定結果等方面。最終，財富的本質應該是一種可以為人們帶來喜悅的東西。財富不是錢，而是我們在生活中為創造快樂而做的事情。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巴菲特如何在26歲前實現財富自由

The post 作好財富管理的第一要件 成為自己的 CEO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美國史：400 年的美國資本主義歷史 (Americana: A 400-Year History of American Capitalism)》研究了資本主義從第一批歐洲移民到網路時代的演變。近日施尼瓦來到“華頓知識線上”節目，探討為什麼他並沒有把資本主義看作一種意識形態，而是一種更加務實的體系。 

以下為編輯後的訪談記錄。 

華頓知識線上：當你在思考這個問題時，你必須從歷史的角度來審視資本主義，因為早在美國獨立戰爭以前就已經有資本主義的跡象了。

布・施尼瓦：我覺得我們應該從經濟動因的視角來看待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這一點十分重要。我也是這樣做的。我的家庭是以印度移民的身份來到美國。如果你來自另外一個民主國家，那麼你來到美國就不一定是為了尋找自由。這些因素固然是非常寶貴的財富，但是你來到這裡是為了尋找經濟動因。

我們可以回溯到五月花號和佛吉尼亞公司（Virginia Company）時期，佛吉尼亞公司在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的支持下建立，專門負責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它畢竟是一個公司，這也意味著其中有利益動因。抽絲剝繭，你會發現他們有股東、比例分配，以及等等其他東西。 

華頓知識線上：當我們在學校裡學習美國歷史的時候，商業部分並不是重點。 

施尼瓦：沒錯。你必須要問自己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為什麼一群受迫害的宗教異見者有能力駕駛一艘大船橫渡大西洋？如果我告訴你中美洲有100個計畫逃亡的人決定乘坐一架波音（Boeing, BA-US）737，你肯定會想知道他們從哪兒籌的錢？他們到了美國後想做什麼？你可以看看所有的主要教科書，裡面詳細地記載了他們與資本家做了哪些交易。這些人其實是商業冒險家。

華頓知識線上：在這本書中，你探討了一些幫助美國經濟成長的因素，特別是煙草行業。我發現你是透過這些產品把歷史串聯起來，我覺得非常有趣。 

施尼瓦：我用這種方法是為了把美國歷史當成一系列大事件來探索。我是偶然發現這種方法的。1995年的時候，大一新生的我上了一堂著名歷史學家理查·懷特 (Richard White) 的歷史課，他現在在史丹佛大學。當時他給我們佈置的課堂作業就是追溯我們的家族歷史，然後把它與美國歷史聯繫起來。我的家人是1984年來到美國的，所以能產生聯結的只有經濟因素。

我們先來到紐約布法羅市，最後我的媽媽進了西雅圖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我們一家人去了西部。從1995年開始，我們見證了網路在西雅圖和矽谷的蓬勃發展。我的個人歷史影響著我看待美國歷史的視角，透過這些視角我尋找著我們一家人來到這個國家的經濟動因。我身處於這樣一種環境，我看到了一些變革帶來的巨大轉變以及它們發生的速度。 

華頓知識線上：在過去二十年中，創業這個名詞在美國本土語言中用得更加普遍，但是創業的概念卻可以回溯到 1600 年代的美國。它也是美國建立和發展的核心宗旨，你同意嗎？ 

施尼瓦：絕對同意。我一直認為民主和資本主義就像美國這個國家的雙重作業系統。我覺得少了任何一個系統，另外一個都無法運轉，至少在今天的美國是這樣的。我覺得黃金年代的創業活動是非常了不起的，現在也是一樣的，這是美國DNA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華頓知識線上：內戰也是美國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在書中探討了奴隸制對美國的影響。如果當時南方贏了那場戰爭，你覺得美國會走向哪個方向呢？

施尼瓦：沒錯，還有加州會發生什麼變化？當時的加州就像夏威夷或阿拉斯加。沒有公共交通或通訊設施將它跟美國其他州真正“聯繫”起來。洛磯山脈在那裡。內戰開始的時候，沒有電報服務可以把加州跟東海岸聯繫起來。那裡也沒有洲際鐵路。你要麼得走陸地，要麼得透過巴拿馬或者尼加拉瓜或繞過南美洲。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影響我對內戰爆發看法的因素是奴隸價格的飆升。從 1857 年的崩盤到最後的南北戰爭的爆發，奴隸價格一直在上漲。在 1857 年斯科特訴桑福德案後，最高法院判決祖先為奴隸的非洲人不能成為美國公民，然後奴隸價格開始上漲。這種市場規則完全合理有效，但我是帶著一種質疑的眼光來看待這件事情，因為我也看到了 1990 年代末的網路股市泡沫。

市場對每件商品的定價並非完全準確。它們定的是一段時間的價格，並非此時此刻。也就是說在那一時期，奴隸價格的上升完全是泡沫經濟。奴隸的價格與棉花價格脫節，所以南方才會認為奴隸制帶來的財富要比它最終的價值多得多。

華頓知識線上：如果南方贏了內戰，奴隸制和棉花是否將繼續成為美國經濟中的關鍵部分？ 

施尼瓦：毫無疑問。在內戰之前，美國出口最多的就是棉花。在北美殖民地時期，煙草是出口最多的商品。雖然北方也在工業化，但它的工業化並不像英國。美國仍然需要進口鐵礦來製造鐵軌，在鐵礦方面它並不能自給自足。

哈佛歷史學家斯文·貝克特 (Sven Beckert) 寫過一本很出色的書叫做《棉花帝國：一部全球史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他談到了美國內戰對埃及歷史的巨大影響，因為1860年正是埃及棉花生產達到頂峰的時期。印度也是一樣的。你可以看到聯邦封鎖南方港口，棉花運不出去，與埃及和印度新供應的棉花之間有著非常重要的聯繫。 

華頓知識線上：你在書中也探討了一戰和二戰是如何促進美國製造業發展的。戰爭事實上也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發展，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一點。 

施尼瓦：在1915年和1916年美國參戰之前，美國的出口成長就已經非常強勁了。1940年和1941年也是這樣的，因為在之前的戰爭中，美國是主要的石油出口國。石油、鋼鐵，任何現代戰爭需要的物資都在美國生產。鑒於美國在兩次戰爭中的參與都比較晚，所以美國才有新的資源、材料和軍隊。工業成了軍事機器的一部分。 

華頓知識線上：有些老牌企業與戰爭並沒有直接聯繫，你覺得戰爭對它們產生了哪些影響？你在書中提到了布希 (Busch) 家族，百威啤酒 (Budweiser) 繼承人的趣事。在一戰之前，他們每年都會為德皇舉辦生日派對。 

施尼瓦：對它們的影響來自一系列因素。首先，當時反德情緒高漲，因為德國炸沉了英國豪華游輪盧西塔尼亞號(Lusitania)。除此之外，還有美國憲法第 16 條修正案允許聯邦政府徵收所得稅。

在一戰期間，聯邦政府可以依靠這條新的憲法威權來為戰爭籌集資金。在徵收所得稅之前，關稅和以及酒類煙草稅是聯邦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但是在一戰期間，這種情形顯然發生了變化，因為聯邦政府發現所得稅是一種更加優越的收入機制。這也是為什麼禁酒令會出現，因為聯邦政府不再依賴酒精收入。 

華頓知識線上：為什麼在比較近的朝鮮和越南戰爭中美國沒有實現經濟成長？ 

施尼瓦：在艾森豪總統 (Dwight Eisenhower) 對這個國家的告別演說中，他提到了軍工聯合企業並列出了案例。之前你可以把一個工業企業在六個月或一年內變成軍工生產商。但是隨著電腦和科技的崛起，以及冷戰期間的研發，那樣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了。你必須擁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軍事行業。這是脫節的地方之一。工業並不需要透過一個催化劑來轉變成軍事用途，因為你已經有了一個始終做好準備的專門行業。 

華頓知識線上：美國聯邦和各州層面的經濟成長之間也有聯繫，你能說說嗎？

施尼瓦：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每次一有戰爭時，聯邦政府的開銷就會大大增加，而且不會回退到較早的水準。你可以看到在南北戰爭時期，政府開支的程度和規模也出現了較大的變化。同樣的在一戰和二戰期間也是這樣，而且開支的水準不會回退。謝爾比·富特 (Shelby Foote) 在肯·伯恩斯 (Ken Burns) 的 PBS 紀錄片《美國內戰 (The Civil War)》中提出了這一觀點。

我們從一個集合體變成了一個整體。就像美國是一系列州的集合，我們會用複數來形容美國，而非單數。這些不同州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源於聯邦政府的崛起。 

華頓知識線上：現在我們處在數位時代，感覺我們將在未來實現更大的經濟成長。 

施尼瓦：可以這麼說，但是這種經濟成長會出現在哪些領域呢？矽谷的成長從未停止，但是你看看 2016 年總統大選的結果，就會發現鐵銹地帶的幾個州之所以會搖擺並非巧合。我覺得這個問題並沒有明確的答案。

我覺得在之前的美國歷史上，每逢大事件必能創造許多工作。郊區化運動就創造了許多房屋建造工作。工人們也可以作為消費者來參與，因為在建造這些房屋的時候他們獲得了更高的工資。

而在過去 35 年中發生了大事件則解構了這一等式。我覺得美國工人並沒有對 iPhone 或網路的誕生做出多大貢獻，你所看到的令人不安的因素可以透過很多不同的方式展現出來。 

華頓知識線上：很多人相信美國製造業將出現另一個繁榮時期，讓人們都能回去工作。但是這再也不可能了。 

施尼瓦：是的，我們已經經歷了長達 45 年的嚴重貿易赤字，而且赤字似乎並沒有緊縮，反而在逐漸擴大。貿易赤字一般不會發生在第一世界國家。但這並不是一條通用法則。德國和日本的貿易赤字肯定不會很高，而它們甚至都沒有石油。

美國不僅有矽谷，而且還有豐富的石油儲備，而且美國的石油產量總是排在世界前三位。但是美國的貿易赤字還是這麼高，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製造業真的無法在這個國家興起。德國的工資水準也比較高，但他們的製造業就能發展。

華頓知識線上：在你為這本書做調查的過程中，有沒有哪些故事讓你感到意外？ 

施尼瓦：很多很多，比如看《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時候。這部電影是在1939年末上映的，當時在南方可謂盛況空前。成百上千的人上街遊行慶祝。這部電影的上映在喬治亞州變成了一個全州的節日。

當時的亞特蘭大市市長在協調這部電影的市場宣傳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電影中扮演奶媽的非裔美國演員海蒂·麥克尼 (Hattie McDaniel) 卻在一切活動中遭到了排斥。與此同時，美國人正在討論希特勒和德國的情況。這些鮮明而強烈的相似和對比就擺在你的面前。美國歷史既是複雜的，也是迷人的，你總會碰到這樣的故事。 

華頓知識線上：有沒有哪些故事讓你對美國經濟的成長有了更好的瞭解？ 

施尼瓦：在整個發現和研究的過程中我的好奇心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得到的核心啟示就是你不能把美國經濟的發展看作一種意識形態。你必須剝除美國資本主義中的意識形態元素，把它真正地當作一個非常實用主義的體制來思考。

有時候需要對經濟進行調控，去掉多餘的部分，而有時候，它則以我們無法預見的方式利用企業家的創意能量在往前發展。我覺得它就是一個複雜的系統，你必須從非常實際的角度來看待它，然後以非常實際的方法來利用這些力量。這就是我所看到的，它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它的民主和資本主義是相互結合、相互碰撞和相互調和的結果，它們共存於這一偉大的體系中。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深度思考美國股市 為何能成就彼得林區和巴菲特等股神

The post 資本主義與民主 造就美國 400 年經濟史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長尾理論”由雜誌主編克里斯·安德森於 2004 年首次提出。這一概念認為：隨著零售商通過互聯網以更少成本提供更多產品，他們不再需要搶佔龍頭來促進銷售。換句話說，需求曲線從頂點回落，趨近尾部。

然而，華頓商學院營運、資訊與決策教授謝爾蓋·奈提辛 (Serguei Netessine) 參與撰寫的一篇研究論文卻發現事實與此截然相反：由於消費者被大量選擇搞得頭暈目眩，他們更願意忠實於自己所熟知的品牌。這也是為何網上賣家必須要針對顧客優化自己的搜尋機制。

這篇報告名為“湯姆•克魯斯是否仍然賣座？關於產品種類如何影響需求集中的實證研究”(Is Tom Cruise Threatened?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mpact of Product Variety on Demand Concentration)。作者還包括南衛理公會大學的 Tom Tan、華頓商學院的黑特（Lorin Hitt）。這篇論文早前發表在《資訊系統研究（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雜誌上。奈提辛日前接受了華頓知識線上的專訪，討論報告主要發現。 

以下是訪談內容編輯版本。 

華頓知識線上：您即將介紹的這篇報告有個十分吸引人的標題：“湯姆·克魯斯是否仍然賣座？”這是關於長尾理論的報告對吧！

謝爾蓋•奈提辛：是的。這是一個廣受認可的著名理論，由克里斯·安德森提出。他當時是《連線》雜誌的主編。他說，隨著互聯網以及各種數位技術的湧現，人們將越來越多地轉向符合自己獨特需求的“利基”產品。相比於常規熱賣品，比如湯姆·克魯斯主演的大片，那類產品才更符合個人需求。

“長尾理論”適用於多種情境。比如人們流覽網頁的習慣。你絕大多數時間是會訪問比較大的幾個網站還是那些小的利基網站？還有你經常播放的音樂。我們選擇從電影切入，部分原因是電影、Netflix 還有 DVD 都曾是克里斯·安德森在研究“長尾效應”影響時引用過的重要實例。 

華頓知識線上：這項研究翻閱了 2001 年到 2005 的電影票零售數據。將熱門影片和利基電影放到一起比對時你們有什麼發現？ 

奈提辛：最主要的發現是：我們並沒有發現什麼有力的證據證明“長尾效應”的存在，反而與這個理論背道而馳，也與先於我們的一些研究結果背道而馳。我們發現，需求越來越向頂端集中。當人們選擇影片的餘地越來越大時，他們更傾向於選擇最熟悉的，比如湯姆·克魯斯參演的電影。

華頓知識線上：有一種猜測認為，人們偏向選擇熱門電影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劣質的利基電影太多了。但你們卻發現其實並不是這樣。

奈提辛：沒錯。有人可能會說，有了互聯網、移動終端、DVD 等等選擇，電影的傳播會更加容易。因此，電影市場上充斥著各種無名小輩粗製濫造的影片。那些影片多得數不過來，卻根本沒人願意看。於是，大家有點像是被熱門影片吸引走了那樣。我們的發現才不是這樣的。

我們發現，當新片上映時，其中一些會成為熱門片，其中一些會變成利基片，而產品的多樣性卻不斷增加。你可以看看 Netflix 上究竟有多少電影。這個數量一直在不斷增加。現在，我們不再是從 2 萬張 DVD 中選擇想看的，而是從 5 萬張、10 萬張甚至 100 萬張之中做出選擇。最後的結果就是對各種影片的需求全部下降……況且，我們看電影的時間有限。

實話實說吧，我們現在看電影很可能不像以前那麼頻繁了。但也許還是會多一點的，因為現在移動設備上也能看電影，但絕不會有從前的 5 倍、10 倍、100 倍那麼多。然而影片的數量卻是爆炸性成長的。

所以對影片整體的需求量是下降的。當人們試圖在越來越多的影片中搜尋該看點什麼的時候，往往更傾向於選擇熱門影片。我們認為實際上人們會這樣做的原因包括，首先，很難在各種各樣的影片中進行搜尋；第二，即便依賴某種推薦機制，每家公司現在都這麼做了，推薦機制仍然很基礎，僅能推薦其他人已經看過的電影，無法從海量的利基電影裡推薦。 

華頓知識線上：讀了你們的研究，我應該不會為湯姆·克魯斯感到擔心了。但我還是有疑問的，Netflix是否應該擔心？因為他們的商業模式越來越偏重利基市場，而且越來越多做內容的公司都在朝這個方向努力。Netflix 目前十分倚重自製劇，也十分關注利基市場。 

奈提辛：這個問題很好。他們有一些自製劇極為受歡迎，比如大家一下子就會想到《紙牌屋》。目前我們沒有最新資料，所以不清楚 Netflix 的熱門劇和利基劇收益占比。以前是一半一半。但我認為你的想法是對的，目前他們越來越偏重利基市場。

華頓知識線上：亞馬遜（Amazon, AMZN-US）一直以提供包羅萬象的產品為目標。他們什麼都賣。這篇報告對他們公司有什麼警示嗎？ 

奈提辛：當然，絕對有。我認為，如果想要把勝算壓在提供海量產品這種策略上，就必須要在系統推薦演算法上花雙倍功夫，確保別人能找到想要的東西。目前的系統推薦演算法極為簡單：比如看看你以前都買過什麼。這自然導致大量利基產品根本不可能被搜到。你必須要在設計演算法時極為謹慎，確保無論添加何種利基產品都能為其妥善分類，並能真正出現在搜尋結果中，不會因為人們極少購買而完全被忽視。 

華頓知識線上：你提到了推薦機制，以及根據利基產品的屬性分類。對於一部電影來說，最重要的屬性肯定是明星號召力了。公司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奈提辛：我認為亞馬遜在這方面做得尤為出色。如果你看一下他們提供利基產品的策略，就會發現其實最初提供產品的並不是他們。他們允許協力廠商賣家在平臺上銷售利基產品。時間一久，亞馬遜可能就能監測到那些銷售情況，並說：“嘿，這個產品以前咱們不知道，似乎銷量很不錯。現在可以考慮是否跟進，自己銷售了。”

從協力廠商賣家那兒可以瞭解很多資訊，允許他們進駐平臺相對來說沒有風險。如果大眾不需要那些產品，賣家就會自生自滅。但如果出現需求，亞馬遜仍然可以掌控交易情況。這是出售利基產品的安全方式，不會有太大負擔。 

華頓知識線上：零售商如果採取全管道策略，可以在門店出售熱賣品，而在網上出售利基產品。這些產品也可以送貨到門店，對吧？ 

奈提辛：沒錯。如果你走進任何一家 Barnes & Noble 書店，那裡可能有 10 萬本書。但亞馬遜卻有 400 到 500 萬本書在賣。Barnes & Noble 網上店鋪有大量書籍出售，比實體書店出售的種類多得多。基本上，他們是用數位管道作為實體店管道的補充。 

華頓知識線上：即便是亞馬遜似乎也想這樣做。我的理解是，他們的實體店主要以熱賣品為主。 

奈提辛：這也是一種辦法。Redbox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的自動販賣機上有 400 張 DVD，就這麼多。你該怎麼辦？你當然只能關注熱門影片。但是，作為一家公司他們在 DVD 的零售市場中佔據了相當一部分市場份額，而這些市場份額僅僅動用了 300 到 400 部影片。 

華頓知識線上：很多人認為 DVD 零售這種業務行將就木。但你會發現，Redbox 幾乎進入了每一家超市。我女兒就是最典型的消費者：她總是會在那兒駐足，因為她知道自己熟悉的所有熱門影片都在裡面。

奈提辛：是這樣的。我覺得就像實體零售店鋪短時間內不會消失一樣，DVD 也不會徹底退出市場。觀影行為越來越向線上串流媒體轉移，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它。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的寬頻流量。況且有時候你確實會在超市衝動購物。 

華頓知識線上：熱門影片的空間依然足夠大。 

奈提辛：有足夠的空間留給熱門影片，也有足夠的空間留給湯姆·克魯斯。 

華頓知識線上：你們的研究將如何繼續？ 

奈提辛：方向很多。我認為克里斯·安德森在寫書的時候，是在思考資訊技術如何改變我們的購物方式，主要是將互聯網和實體店鋪進行比較。如今我們的技術又有所發展，出現了行動技術。

比如，這篇報告的作者之一 Tom Tan 一直在研究從網路管道轉向行動端管道後產品種類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行動設備上進行搜尋甚至還要更難，搜索結果顯示起來更費力。他們的發現再一次與“長尾效應”背道而馳。人們更關注熱門產品了。或許這是因為人們實在不願意在那麼小的螢幕上費力地滑動手指。

想要在行動端做出理想的搜尋介面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挑戰。當然，人們在手機上的搜尋內容也不一樣。但至少目前就我所見到的情況而言，我認為今後將是熱門產品的天下。從我們這次的研究和我自己的判斷來看，人們對資訊技術越來越滿足，只關心自己熟知或者身邊人喜歡的少數產品。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高品質電視劇的崛起將超過電影 而這都要歸功於 Netflix？
• 美國付費電視產業 70 年沈浮：Netflix 崛起

The post 湯姆・克魯斯的電影票房 揭穿長尾理論的真相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在矽谷，各方正你追我趕地開發最理想的技術用於自動駕駛車輛。近期在矽谷召開的人工智慧前線會議 (AI Frontiers conference) 舉辦期間，華頓商學院營運、資訊與決策教授霍桑納格 (Kartik Hosanagar) 說道：“現在或許是關於自動駕駛汽車討論最熱烈的時候。” “10 年前，自動駕駛車輛的絕大部分工作僅限於研究實驗室、教學機構開展。”而在大約 5 年前，也只有谷歌（Alphabet, GOOGL-US）和幾家公司開始進行這方面的測試。“時至今日，這項研究令各方趨之若鶩。”他說：“光是在加州，擁有牌照進行無人駕駛車輛測試和營運的公司數量就已經達到了 30 到 50 家之多。”

放眼全球，美國和中國正走在自動駕駛汽車研究競賽的最前線。德國和日本儘管以汽車製造業聞名，但也只能甘拜下風。“關鍵的差距就在於人工智慧。”中國自動駕駛汽車研發公司景馳科技的聯合創始人韓旭 (Tony Han) 指出。“中美在人工智慧領域一馬當先。”在自動駕駛監管方面，中美同樣走在前面。對於該領域關注的集中爆發背後主要受到三個趨勢的推動：電動車數量不斷增加；共享經濟的出現讓 Uber、Lyft 這類共乘公司獲得動力；以及人工智慧的進步。他說，其實好好想一下並不難理解，自動駕駛其實就是把機器人駕駛員和電動車結合起來。

韓旭說，目前絕大多數研究自動駕駛汽車的公司都在開發一種適合“第 4 級別車輛”的技術。自動駕駛汽車的自動化程度一般分為 5 級。

第 1 級是最低限度的自動駕駛，典型特徵是已經出現了很多年的巡航定速功能。第 5 級是最高級，實現車輛完全自動駕駛。第 4 級略低一點，車輛已經可以達到較高的自動駕駛程度，在特定情況下無需駕駛者干預或關注便可自動操作，比如在專門劃定的閉合區域或交通道路上。

車輛內部的人工智慧

晶片製造企業輝達（NVIDIA, NVDA-US） (Nvidia) 的自動駕駛部門高級總監丹尼·夏皮羅 (Danny Shapiro) 說，科技企業對待自動駕駛車輛技術的研發相當認真，因為他們輸不起：“這可不是為 Netflix 設計的推薦引擎，”他在會上說：“人工智慧必須精准無誤。”這也意味著人工智慧要求“極端的”計算能力和大量代碼。夏皮羅說道。在自動駕駛車輛上安裝有強大的電腦和影像處理單元，透過深度學習分析接收到的所有資料：人工智慧需要決定前面的物體是一個人、車輛、消防栓還是什麼別的東西。

雖然真正的全自動駕駛汽車上市還需要等待時日，但人工智慧已經令一輛汽車的內部面貌大為改觀了。前置攝影鏡頭可以識別車內的人，追蹤駕駛者的眼部運動，監督其是否昏昏欲睡或者分神，甚至還能讀取駕駛者的唇語。車外安裝的感測器和攝影鏡頭能夠配合內部技術提升安全性。

比如，如果有其它車試圖闖紅燈，車輛會發出“存在交叉車流危險”的警報。如果司機想要變道，車輛可能還會說：“小心！有一輛摩托車正在駛入中間車道！”夏皮羅說：“即使不是真正的全自動駕駛，車輛仍可具備一整套像守護天使那樣的性能。”

實際上，自動駕駛公司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讓駕駛更加安全。Uber 高級工程經理、美國卡耐美隆大學研究教授傑夫·施耐德 (Jeff Schneider) 說，汽車交通事故中有 94% 屬於人為失誤。他指出，導致事故發生的錯誤中有一半屬於認知錯誤，比如司機注意力不集中、沒有看到前方障礙物。還有一半是決策錯誤，比如司機開得太快或者錯誤地估計了形勢。

施耐德認為，自動駕駛車輛可以解決這兩類錯誤。認知錯誤問題可以透過感測器、雷達、攝影鏡頭、Lidar (一種遠端感應系統) 以及其他工具來儘量避免。汽車可以看到物體或周圍其它東西的三維定位，接收高解析度的 360 度景象，還能獲取其它相關資料，比如物體移動速度等等。同時，負責的計算系統可以分析道路景象，形成正確的駕駛決策。

提高精確度的一種方式就是將冗餘納入系統。比如，如果某處的道路交通標誌不清晰，就要想辦法確保自動駕駛汽車不會搞錯。施耐德說，車上自載的地圖可以告知車輛那個位置是有道路交通標誌的。同時，公司利用大量資料對車輛進行不同路況下的訓練，例如雪天、雨天、雨夾雪和下大雨等情況。

自動駕駛汽車的研發公司甚至會使用電腦生成的環境來訓練車輛，例如落日炫目的情況下駕駛的問題。“只需要一套伺服器，我們就能在 5 個小時內生成超過 30 萬公里的 (駕駛環境) 。對美國所有馬路進行演算法測試只需要兩天。”輝達的夏皮羅這樣說。

為確保萬無一失，車輛必須面對複雜的任務測試。“如果你是寫程式的人”，必須對穿越馬路的行人、路上的其他車輛、看板、交通信號裝置、機動車道、自行車道、人行道等等的人和物負責，施耐德說：“那絕對是一團亂麻。”

安全與保障

施耐德說，對於將全自動駕駛車輛視為白日夢的懷疑論者來說，回顧自動駕駛汽車走過的歷程可能會有所幫助。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卡耐基美隆大學的 NavLab 專案就已經將電腦、感測器裝到了卡車上，以實現自動和輔助駕駛。他說：“那是機器人技術的時代，規則就是攝影鏡頭要保持工作，以便拍下好的瞬間。”1995 年，這所大學的“No Hands Across America”從匹茲堡開到南加州，其中 98% 的路程是自動駕駛的，還包括 70 英里徹底沒有人為干預的路程。

2000 年，大學轉而研究越野車。GPS、Lidars 等新發明被運用到了汽車上，讓車輛更容易辨別物體、繞道行駛。7 年之後，在專為無人駕駛汽車舉辦的“DARPA 超級挑戰賽”上，卡耐基美隆大學又邁出重要一步，透過載入高品質的地圖對駕駛環境進行全面重塑。“人工智慧又向前邁出了一大步，”施耐德這樣說道。卡耐基梅隆大學贏得了那次比賽。也正是從這時起，谷歌認識到了自動駕駛汽車的潛力，著手開展自動駕駛研發專案。自此，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但是，消費者乘坐自動駕駛車輛是否感到舒適自如？施耐德說，從 Uber 在匹茲堡、鳳凰城開展自動駕駛汽車測試的經驗來看，公眾對乘坐這種車輛應該是持開放態度的。雖然一開始的確有人擔心大家對這種車心存恐懼，“但我們發現結果恰恰相反。”他說道。比如，由於乘客不能自己選擇呼叫採用自動駕駛功能的 Uber，部分乘客甚至會在叫車時專門追著這種車，希望它能接單。

話雖如此，自動駕駛車輛大量上市的真正阻礙來自商業模式。起碼從目前來看，擁有一輛自己的車比無論去哪兒都要用Uber叫車還是要經濟得多。“單純從計算價格的角度說，不如買車划算。”施耐德說：“一旦自動駕駛車輛成功了，一定會遍地開花……到那時候就沒有必要買車了。”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全球自動駕駛狂潮來襲 三年總計超過 800 億美元
• 沉潛許久的新突破 Google 成功降低自動駕駛的關鍵成本

The post 人工智慧如何顛履駕駛安全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人工智慧由一系列演算法和科技組成，這些演算法和科技已經為今天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許多工作提供了動力。

當 Google 相冊 (Google Photos) 使用人臉識別技術將人的照片分組時，它利用了人工智慧深度學習技術。雅虎（母公司 Verizon, VZ-US）、臉書（Facebook, FB-US）和其他網站上跟你交流的聊天機器人也使用了人工智慧技術。當你把一張手提包的圖片上傳到阿裡巴巴的購物網站後，它就會使用深度學習技術幫助找到符合的手提包。還有數位助理，比如 Siri、Alexa、Cortana，和 Google 智慧助理 (Google Assistant)，它們都使用了人工智慧技術來為使用者提供信息或執行任務。

人工智慧的發展還在繼續。在最近矽谷的“人工智慧前線會議”(AI Frontiers)上，“谷歌（Alphabet, GOOGL-US）大腦”(Google Brain)高級科學研究員盧卡斯·凱瑟(Lukasz Kaiser)說道，電腦現在生成的人臉照片已經可以讓 40% 的人誤認為那是照相機拍攝的。之前，電腦只能騙過 10% 的人。

“我們生成的照片已經非常接近真實的人臉了。”人工智慧還可以利用搜索查詢資訊和參考網站頁面生成一篇文章，比如說，它可以根據某人在網路上的全部資訊，生成一份關於這個人的簡歷，凱瑟說道。

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投入人工智慧的發展。美國頂級風險投資公司 Andreessen Horowitz（安德森-霍洛維茨）的合夥人法蘭克·陳 (Frank Chen) 表示，在他的公司每年所經歷的大約 1500 家新創公司中，有很多公司兩年前就已經轉向人工智慧業務。“現在我們看到已經有 60% 到 70% 的公司把自身定位為人工智慧新創公司，”陳在會議上說道。他認為人工智慧將被普遍應用於商業活動中，就像資料庫一樣，因為它們非常有用。資料庫的“用處非常廣泛，它們可以用於所有應用中。人工智慧也是一樣，”陳補充道，“人工智慧將會無處不在。”

陳認為投資者很快就不會專門尋找人工智慧新創公司來進行投資，他們會認為所有新創公司都以某種形式使用著人工智慧技術。移動技術和雲端運算也會遵循同樣的發展軌跡。

在 2009 年，“雲端運算”是一種“特別新奇”的事物，很多新創公司開始遠離臺式電腦，轉向“移動優先”戰略。“現在，如果我們看到一個新創公司既不是雲端原生，也不是行動優先，我們會問‘你們公司在幹什麼？’人工智慧也會經歷同樣的過程，”他說道。

人工智慧新創公司 

使用人工智慧技術的新創公司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比如用無人機進行醫療運輸，幫助律師為出庭做準備。陳說道，他的公司投資了人工智慧新創公司Zipline，這家公司利用無人機向盧旺達西部等邊遠地區運輸血液。

對於那些陸地交通不發達的地區，這項服務非常關鍵。“因為當一輛卡車到達那裡的話，可能已經太晚了。”這一地區的醫務人員可以透過一款應用訂購他們所需要的血型。半小時後，一架無人機就會把血從天上送來。無人機的里程有 75 公里，精度可達五英尺。陳說道，Zipline 公司每天需要運輸 500 次，而且以後還會更多。

Everlaw 公司可以幫助律師為出庭做準備。不管法庭審理什麼類型的案件，第一步都是收集證據。這家新創公司使用人工智慧技術閱讀卷宗，幫助律師找到有助於他們案件的檔案，發現那些應該發送給對方的檔案，以避免審判無效。“這一系統可以對檔進行自動分類，這樣你就不會錯過重要檔案，”陳說道。

Naturali 是一家位於中國的公司，它使用人工智慧和語音辨識技術來加快進入和使用應用的過程。比如如果要在 Uber 上叫車，你必須先解鎖你的手機，然後點擊 Uber 應用，再輸入目的地，選擇車的類型，然後預定。“但如果你只需要對著你的手機說，‘Uber 到三藩市皇冠假日酒店’，然後 Uber 應用就為你叫來一輛車，這豈不是更好？”Naturali 聯合創辦人兼首席技術長林德康說道，“我們的應用升級後帶有一個語音介面，它可以把語音變成點擊和滑動等動作。”

Voicera 公司旨在讓會議變得更高效，所以它創造了一款工作場所個人數位助理 Eva。這家新創公司的創辦人兼首席執行長奧馬爾·塔瓦考爾 (Omar Tawakol) 說，商業合作最常用的溝通方式是即時資訊和電子郵件。但是在會議中，員工與這一工作流程脫離，可能就會忘記做後續工作。

而且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對話可能會在這個過程中遺失。”但是 Eva 可以在會議中做筆記，處理會議內容，然後把會議總結發給與會者。你還可以給它設置行動指令，比如把演講副本發給參加會議的每個人。

Shield AI 是一家致力於研發可飛躍戰地或危險區的無人機的新創公司。比如說，它們的無人機可以即時繪製一幢大樓的地圖，然後構建 3D 地圖，發現裡面的人。“現在當我們在敵對區的時候，我們把持槍的年輕人送進這些大樓裡，”陳說道。

C3 IoT 利用四大科技趨勢幫助公司解決商業難題，這四大科技分別是大數據、雲端運算、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以及物聯網。比如，它幫助一家義大利電力公司利用智慧型儀器表檢測欺騙行為。在義大利有 3% 的電都被盜用了，公司首席資料科學家濟科·柯爾特 (Zico Kolter) 說道。有些人甚至把汽車電纜線接在電錶上偷電。

“我們預測欺詐的機率和能量回收的機率，”他說道。在另一個案例中，這家新創公司對油氣井進行監測，看哪些井更容易發生事故，造成環境問題。

BioAge Labs 是一家生物製藥新創公司，它利用機器學習技術幫助人們延長壽命。“他們在你的血管中尋找對死亡有預測作用的小分子，”陳說道，他的公司也投資了這家公司。“他們透過機器學習技術發現這些小分子，然後研發藥物幫助我們延長壽命。”

Airware 是一家為採礦等行業服務的無人機技術分析新創公司。比如說，礦主需要遵守很多安全規範，其中有一條是使用石頭作為路標來引導礦車。這些石頭的高度必須是礦車最高的輪子的兩倍。礦主通常會讓人去量石頭的高度。而 Airware 簡化了這一過程，它利用無人機分析圖像，發現那些較矮的石頭。它還可以分析路的陡度，然後建議司機走另一條比較省油的路。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谷歌 AI 專家告訴你 人工智慧炒作的背後意義
• 機器人 AI 能幫你的投資賺錢嗎？

The post 人工智慧讓新創公司“幾乎可以作任何事情”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以下為編輯後的訪談記錄。 

華頓知識線上：你能總結一下你們在這篇論文中的研究主題嗎？ 

阿諾普·梅隆：我們都是狂熱的航太愛好者。在過去五年中，人們對航太行業產生了很大的熱情。比如伊隆·馬斯克 (Elon Musk) 、火星移民、太空旅行。但航太行業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很難打入的領域。它不僅根深蒂固，難以改變，而且由於資本、技術和法規方面的限制，進入成本非常高。很多人嘗試進入這一領域進行私人太空探索，但都失敗了。可是突然，在過去十年間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轉變。發生了什麼呢？為什麼會這樣？又是什麼推動了這一轉變？我們能透過研究這一特定案例來瞭解行業演變和企業的參與嗎？這就是我們開始這項研究的初衷。 

蘿拉·黃：新的私人企業正在進入這一行業，這是我們感興趣的地方。我非常想研究這些私人企業。阿諾普感興趣的則是它們的認知模式和思維模式，我們的合著者，倫敦商學院的蒂奧娜·祖祖側重的是企業參與這一方面。以前想要進入這一行業太困難了，但在過去十年中我們看到了一些進展。我們希望瞭解為什麼會出現變化，以及這種變化是怎樣發生的。 

華頓知識線上：你們是怎樣研究的，你們發現了什麼？ 

黃：我們意識到這是一個行業，而且有許多歷史。我們追溯到了上世紀50年代，甚至更早。從那一時期直到今天，我們共收集了2 萬1 千份文章、會議記錄檔。我們研究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什麼，產生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來自哪裡？此外我們還採訪了許多法令制訂者、工程師，還有行業中各個不同觸點上的人。 

梅隆：這個項目有一點非常有趣，我不僅跟一位太空人對了話，還跟五角大樓的一位上校、NASA (美國太空總署) 的人對話。太奇妙了。

黃：有時候這些都發生在同一天裡。他們非常願意分享自己對這一行業的看法。我們用到了他們的觀點，並且研究了我們手上的會議記錄和所有檔案，我們對所有這些可以檢視的不同角度都做了思考。 

華頓知識線上：在這一行業中是否有一個明顯的分水嶺？ 

梅隆：在有關行業變革和變革機遇緣起的學術文獻中，變革的原因不是技術的重大突破，監管的巨大改革，就是某種形式的社會運動或集體行動。這是我們一直以來探討的三大重要因素，這些因素在這裡也有。但真正有趣的是認知因素，這也是分水嶺到來的時刻。

當你在思考一個行業的時候，特別是這類長期存在的穩定行業時，裡面都會有一些主要參與者，可以這樣說，他們都知道誰應該做什麼，行業怎麼運作，以及遊戲的規則。如果有任何人試圖偏離他們的路線，就會被踢出去或者被拉回到原路上，這些相對有彈性的心智結構或集體思維模式定義了行業的遊戲規則。我們想說的是這些分水嶺時刻都是由令人震驚的大事件構成的，它們促使參與者靜坐下來，思考事情是否應該永遠照這種方式進行。

第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時刻是人造衛星 (Sputnik) 時刻，它本身就是一個術語。人造衛星發射後，我們一下子被嚇壞了。然後NASA建立了，DAPRA (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項目局) 建立了，這些都是巨大的變化。突然間冷戰在太空中上演了。集體思維模式都偏向了一個信念，即太空是大政府，大公司的，決不允許失敗，進入太空需要很多錢，只有頂級的人才，才能進入那裡。

第一批令人震撼的分水嶺時刻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末。“挑戰號”災難以一種非常震撼，非常深刻的方式向大眾證明，也許政府並不是次次都能成功。可能事態真的會向極端錯誤發展。同一時期，冷戰結束了，柏林牆倒了，許多人開始質疑我們為什麼要在太空上花這麼多錢。然後各種委員會成立了。我們該如何重新思考太空？這造成了這種思維模式的初步動搖。 

黃：阿諾普所說的是當時存在的那種思維模式的逐漸瓦解。我們過去所看到的許多企業參與和行業中斷現象都是透過技術間斷、監管間斷和集體行動發生的。但是在我們的資料和對這種情形的分析中，我們發現這些認知間斷正是在這些分水嶺時刻發生的。這裡的分水嶺時刻都是那些非常能引起情感共鳴和群眾回憶的時刻，就像“挑戰者”號災難、柏林牆的倒塌。它們在逐漸消失。然後我們發現三個事件又重新凝聚起來，形成了這種新的思維模式。

1986年發生了“挑戰者”號災難，1989年柏林牆倒塌，然後是“哥倫比亞”號災難。我們都清晰地記著這件事情。我還能記得“哥倫比亞”號災難發生時我在哪裡。隨後是商業軌道運輸服務協定 (COTS) 和安薩里X大獎 (Ansari XPRIZE) 太空競賽。我們看到新的進入者出現，這家相對無名的企業獲得了這份協議，把民眾與政府聯繫起來。我們見證了這種變化，參與者不再只有政府，這也不再是一項國家事業，如今私人企業正在進入這一行業。 

梅隆：最初被稱為“舊太空”或“大太空”模式的真正瓦解是在上世界80年代末期，然後政府非常努力地嘗試鼓勵私人部門參與進來。在90年代他們嘗試了許多方案，但收效甚微。有一位叫安德魯·比爾 (Andrew Beal) 的德州億萬富豪銀行家，他就像伊隆之前的伊隆·馬斯克，在自己的私人企業比爾航太公司 (Beal Aerospace) 中投入了數億美元個人資金。

但在2000年左右他關閉了這家公司，並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譴責 NASA 的行為。他在信中說，“你們說想要私人航太公司參與，但卻還在做人情交易。你們把協議給了波音（Boeing, BA-US）和洛克希德 (Lockheed) 這樣的世界集團，我們這些小企業根本無力競爭。”在這一過渡階段，行業試圖引入私人航太公司，但卻不知道怎樣做。在應該如何做這件事上沒有達成共識或形成集體思維模式。

但是在“哥倫比亞”號事件發生後，接著是安薩里 X 太空獎項的設立，一家私人公司依靠私人資金造出了一艘能夠進入太空的飛船，然後返回，轉身，再次進入太空。私人企業居然能夠做到這些，這著實令所有人感到震驚。接著 COTS 合約的前身出現了。NASA 似乎更應該成為一家風險資本公司，而不是一個按成本加收費，控制一切的監管機構。這是一種巨大的思維方式轉變，然後我們開始朝著今天的這種全新模式聚攏。 

華頓知識線上：航太行業能從這項研究中得到哪些啟示？其他行業能從中學到什麼？ 

黃：這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我們的研究是相對情境化的，我們只研究了這一個行業。我們也希望研究一下其他行業。但總體而言，我們認為行業的顛覆和企業的出現源自這些重大技術衝擊。一些大事件發生了，為其他新人進入這一領域鋪平了道路。或者重要監管體系的出現改變了行業激勵機制，使其他人得以進入。

我認為其他行業可以從中學到的是，這是一個更加複雜的過程。許多事情都在發生，那些能夠引起人們情感共鳴的事情一直都在發生。雖然我們不知道它們會以何種形式發生，但是它們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模式。即使出現技術變革，它也會隨著我們的思維方式、思維模式、心智圖式和原型中的其他變化一起演變。我認為隨著行業的不斷演變，企業也會試著參與其中，遵守這些規則。 

梅隆：對企業而言，機遇在哪裡呢？我們可以透過分析行業、技術和監管環境來發現這些機遇。也許我們還可以分析一下變革主體的心智、認知狀態，他們的理念是什麼，他們是如何變化的，從另一種途徑思考這些機遇可能在哪裡，變革可能來自哪裡。 

華頓知識線上：對其他行業來說，這的確像是一個警世寓言。你可能具備了技術條件，但如果人們不相信你能做到或者認為不應該由你來做，那麼他們也不會接受的。 

黃：是的，技術肯定是一個推動因素。我們傾向於把航太行業看作一個技術密集型行業。技術的進步就是推動因素。如果沒有網際網路，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但是技術並不是行業變革和企業進入的原因。我們現在看到的許多增量式發展並不是由一次重大技術變革或一次技術顛覆造成的。 

梅隆：引人注目的是技術，對吧？但是起著非常微妙作用的卻是認知。曾經有一位行業裡最頂級的火箭科學家告訴我，“我們知道怎麼做，我們幾十年前就有這種能力了，但是沒有人相信我，沒有人資助我。我能怎麼辦呢？” 

華頓知識線上：這項研究中包含了許多個人訪談。現在我們經常能聽到企業談論分析資料的必要性。他們是否需要走出去，與更多的人對話？ 

黃：我們現在談大數據談得很多，而且我認為資料非常關鍵。我們需要資料來做決定，我們也需要一個角度來分析資料，瞭解資料。我認為要想弄清楚資料的意義，這種形式的個人互動非常必要，比如建立起你的思維模式，研究不同的情境。 

梅隆：在其他研究派別裡，我做過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研究。我嘗試透過大數據技術來從人們的談話和行為中得出他們的思維模式。雖然我喜歡與人們交談，這也是得出結論的一個非常好的方式，但我不認為它可以將資料排除在外。你從機器學習中可以得出許多人們的思維模式。 

華頓知識線上：這項研究與其他同類主題的研究有什麼不同？

黃：我們之前提到過，瞭解企業在航太領域的出現和參與有許多不同的方法。我們看到許多方法都能在許多不同情境中產生共鳴，當然也包括本研究中的情境。但在這裡，我們發現了另一條道路，它可以與這些事物共同演進。它可以共同演進，也可以取而代之。我們還發現透過這些具有情感共鳴的事件，透過這些分水嶺時刻，一些催化因素正在改變著它前進的方向。我認為一定要從整體上瞭解所有這些複雜情境以及它可能演變出來的不同形式。 

華頓知識線上：你能指出一個正在發生的分水嶺時刻嗎？或者只有在回顧歷史的時候才能發現這些分水嶺時刻？ 

梅隆：這個問題提得好。就目前而言，全都是歷史性的。我們能即時做到嗎？這還需要再思考一下。我相信像蘿拉這樣的心理學家可以迅速制定出相關指標，來衡量特定事件帶來的情感共鳴以及它對這一行業的長期影響。 

黃：因為它有一個凝結的過程，我們也許可以確定這是一個能引起情感共鳴的重大事件，但是要想真正瞭解它的影響，還需要做許多深入研究。阿諾普和我都認為一定要瞭解它是如何持續演變的，這一點非常重要。有時候就出錯了，有時候就爆炸了，新聞裡經常出現這種情況。必須對它進行持續追蹤。 

梅隆：最近Space X火箭在發射台上爆炸了。人們說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行業，因為每一件事情都是那麼地清晰可見，都是爆炸性的。人們擔心只要出現一次重大錯誤我們就會回到原點。是什麼在決定這些事件將會產生的影響呢？我認為這是未來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 

華頓知識線上：你們將如何繼續這項研究？ 

黃：我們希望瞭解更多微觀推動因素。目前我們正在研究所發生的事情，研究思維模式中的這些變化。我們經常與我們的合著者蒂奧娜談到如何更深入地瞭解這一切背後的細微性機制，以及在更加個人的層面上發生的一些事情。

另外一個我們提到很多的就是情境。這項研究是對一個特定行業，一個特定情境的深度探索。我們相信在其他情境裡，也會有這些能引起情感共鳴，或分水嶺時刻，它們將對思維模式產生重大影響，但可能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某些行業中，推動這種變化的可能是技術，這些分水嶺時刻更像是輔助者的角色，又或者恰恰相反。我們和其他學者將繼續研究這些不同主題，以便真正瞭解這種行業參與和顛覆現象。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Space X：特斯拉馬斯克與他的太空夢

The post 最遠的邊界 企業家如何突破航太行業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以下是採訪對話編輯版本。 

華頓知識線上：近一段時間，各界對於人工智慧的關注與日俱增。究竟是什麼令各界瘋狂炒作人工智慧概念？對於人工智慧，有沒有哪些比較主流的認知性錯誤？炒作與現實之間又該如何區分？

柯提查 (Apoorv Saxena) ：關於近期各界對人工智慧的高度關注，背後有這樣幾個因素。首先，人工智慧領域長期未能得到解決的部分問題最近取得重大突破。其中主要涉及圖像和語音理解的問題。比如，現在的電腦已經可以比人類更好地轉錄人類語音。人類試圖攻克語音理解難關的努力已經持續了二三十年之久。直到最近這方面才取得了重要進展。圖像理解也是這個情況，還有人類語言理解的一些具體分支，比如翻譯領域。

是深度學習技術幫助我們取得了重大突破。這項技術由來已久，需要借助高度分散式的、可量化的計算基礎設施才能實現運行。同時，還需借助海量資料對演算法進行驗算，並使用簡便的工具來建立人工智慧模型。這些都是人工智慧領域引發高度關注的主要原因。

人們會很自然地把最近某些領域取得的突破投射到未來。有些人甚至對一些深度學習技術尚未落實的領域也做出了大膽預測。這樣做既吸引了眼球，但同時也造成了大量誤解。其實，人工智慧尚無法很好地學習新概念、更無法將學習成果延伸到新的上下文當中。

舉個例子。人工智慧系統仍舊依賴于大量資料來進行訓練。我們人類並不需要事先觀看4萬張貓的圖片才能知道那是貓。人類小孩只需要看過兩隻貓，就能分辨出哪只是貓，哪只是狗，還能說出兩者的區別。因此，目前的人工智慧系統遠無法複製人類思想的學習能力。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將是一大挑戰。

華頓知識線上：炒作與現實之間如何區分？ 

柯提查：很多樂觀的論調來自對當前趨勢的推斷，但是都忽略了這樣一個現實：一些東西從研究報告變成工程產品很難。作為一名利用最新人工智慧技術設計產品的產品經理，我必須努力地將炒作與現實嚴格區分。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兼具工程師的適度懷疑精神與研究者的樂觀精神。你需要知道最新研發的很酷的人工智慧原型背後有哪些根本的技術性原則，並能推斷出哪部分技術有著堅實的理論基礎。

比如，如果你知道是哪些驅動因素推動了語音辨識領域取得突破，那你就很容易判斷出未來語音辨識的品質將會大大改善。同時，出於對自然語言理解技術現狀的適度懷疑精神，你將能夠發現真正的機遇所在，比如呼叫中心哪些工位在不遠的未來可能被自動化所取代。 

華頓知識線上：近期人工智慧會有哪些可能的發展動向？哪些是短期內比較難以實現的？ 

柯提查：正如我剛才所說，在一些狹義領域，比如語音辨識領域，人工智慧的複雜程度已經超過了最優秀的人類。但是在比較寬泛的領域，那些要求推理、上下文理解和目標尋找的領域，人工智慧還趕不上5歲的孩子。我認為人工智慧系統尚無法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很好地進行學習。如果資料量十分有限，人工智慧是無法學習的。如果人類不給予干預，人工智慧也無法進行訓練。這是今後最主要的難題。目前的研究均未能在這方面取得顯著進展。

“深度學習之父”Geoff Hinton (谷歌工程師) 有一句話說得好。我可能無法轉述原話，但基本上是這樣說的：“深度學習實際上讓人工智慧變了味，因為它讓很多人以為人工智慧無所不能。而我們知道，人工智慧僅能解決很有限的幾類問題。”我認為人工智慧的挑戰依舊巨大。目前尚無進展能證明這些問題會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

華頓知識線上：人工智慧是一個龐大的領域，覆蓋很多方面。其中一些問題對非專家來說不太好理解。比如，您和華頓商學院營運、資訊及決策教授Kartik Hosanagar曾在去年4月合作過一篇華頓知識線上文章，關於機器學習的民主化問題。機器學習領域有哪些讓您尤為印象深刻、或者令您感到驚訝的進展嗎？ 

柯提查：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借助一些十分便利的工具，人工智慧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幫助人類。我們都聽說過日本的農民利用人工智慧對黃瓜進行分類，把好黃瓜和壞黃瓜分開。非洲一些物流公司利用人工智慧運送包裹。對於人們如此迫切地渴望利用人工智慧、並且充滿創造力，我深感驚訝。雖然人工智慧的運用領域有限，但人們依然物盡其用。這一點著實讓我印象深刻。

華頓知識線上：除了機器學習，你還多次提到了深度學習。我們的讀者大多不是人工智慧專家，能不能解釋一下深度學習和機器學習有什麼區別？深度學習有哪些重大突破？ 

柯提查：機器學習比深度學習的概念要寬泛得多。機器學習從根本上來講就是一種電腦利用資料進行學習的模式，電腦利用習得模式來對新資料進行預測。而深度學習則是一種具體的機器學習技巧。

深度學習按照人類大腦學習和使用神經網路的模式進行建構。神經網路是神經元組成的分層網路，能夠從資料中學習模型並作出預測。就像人類會利用不同水準的概念化來理解一個複雜問題那樣，每一層的神經元都會以層級方式對一個具體特徵或概念進行抽象化，從而理解複雜的模型。

深度學習之美就在於，它與其他機器學習技巧不同：當你輸入更多訓練資料時，其它學習技巧的預測表現會停滯，但深度學習的表現會隨著更多資料的輸入而不斷增強。

同時，深度學習已經被運用於解決類型迥異的問題，並且表現良好。其它技巧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這些因素讓深度學習變得與眾不同，特別是對於那些你可以輸入大量資料和計算能力的問題。

華頓知識線上：能不能介紹一下深度學習有哪些令你印象最為深刻的重大突破？ 

柯提查：深度學習是個頻頻帶給人以驚喜的領域。最近這二三十年，大量嘗試和新技術層出不窮。我現在能想到的有兩個。一個是強化學習，我會展開講一下。另一件目前正在發生的大事簡稱GAN，就是“生成對抗網路”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

這兩項都堪稱重大突破，因為它們解決了人工智慧的一個關鍵問題，我也特別提到過：如何在沒有太多人類監督的情況下進行學習。簡單地來解釋的話，強化學習本質上屬於基於代理 (軟體程式) 的學習，透過賦予它一個優化目標，然後這個代理經由多種路徑來進行優化，然後從錯誤或失誤中選擇一種最佳路徑。機器學習的進步也是基於同樣的技術：如何玩電子遊戲，比如Atari的遊戲，甚至是Go等更加高級的策略遊戲。

另外一個引發熱切關注的重要領域主要涉及“生成對抗網路”，簡稱GAN。簡單地說，想像一個人和夥伴一起學習。這樣我們就得到了兩個相互競爭、相互訓練、相互促進的神經模型，從而加速學習進程。GAN 在解決“無監督學習”這一類問題時效果尤為顯著。就是在你手頭沒有多少培訓資料來告訴機器該學習什麼的情況下。GAN 目前的應用領域包括圖像生成、影片漸變等，未來還將有更廣泛的應用。 

華頓知識線上：人工智慧還有一個方面吸睛，那就是自然語言處理，往往涉及智慧助手，比如蘋果（Apple, AAPL-US）手機的 Siri、亞馬遜（Amazon, AMZN-US）的 Alexa，以及微軟（Microsoft, MSFT-US）的 Cortana。聊天機器人技術是如何演變的？未來將會如何？ 

柯提查：正如你所說，該領域所有巨頭都在這方面投入鉅資。其引發了大量關注主要基於兩個原因。這是人類與機器互動的最自然的途徑，和機器對話，然後機器也能理解。這也從根本上改變了電腦與人類的互動方式。幾乎所有人都相信，這將是接下來的一件重要事件。

當然，這項技術的早期版本並不盡如人意。原因在於對自然語言的理解或處理是極其困難的。比如，你不能像圖像理解或語音理解那樣，單單運用某一種技術或者深度學習模式就解決掉所有問題。自然語言理解與它們有著本質上的差別。

理解自然語言或者對話，離不開大量的人類知識和背景知識。因為和語言相關的上下文資訊太多，除非你把所有人類知識都教給代理，否則它無從理解，即便是最基本的語言。

挑戰就在於此。你所提到的各大公司都在該領域投入了鉅資。就我所見，一些具體領域的確取得了一些進展，比如你可以點披薩，以及解決“我的銀行帳戶餘額不足，是否允許此次交易進行？”這類問題。這些問題估計用不了多久都能解決。

但如果是更加開放性的討論，比如把你的人工智慧助手想像成你的神經科醫生，要解決這類問題肯定為時尚早。畢竟它們需要對人類知識、人類情感有極為深入的理解。在可預見的未來，人工智慧尚無法具備這種能力。

華頓知識線上：你覺得聊天機器人未來會變成什麼樣？ 

柯提查：如果聊天機器人在具體的、垂直的領域或上下文中工作，正如我所說，它們會做得很好。如果上下文是固定的，不會變化，更重要的是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的預期比較有限，我認為在這些領域聊天機器人的表現真的會很好。

目前另外一個用到聊天機器人的領域叫做“目標導向談話”。比如，建立兩個人之間的會議或預約，完全可以交由聊天機器人來完成。這裡的上下文十分有限，僅限於協調兩人的日程，或者預定餐廳。可以不需要專人致電餐廳預約，聊天機器人自動完成，因為任務和上下文都是嚴格規定的。我認為超過這個範圍的任何任務目前仍是比較困難的。 

華頓知識線上：什麼是電腦視覺？是否可以讓機器像人類那樣理解影片？該領域有哪些前景最好的商業運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柯提查：電腦視覺是指理解圖像與影片的一門科學。舉個例子，理解圖像就是知道一個圖像中包含什麼物體。影片也是同樣的。在一部影片中，你會思考自己看到了哪些不同的場景，以及這個場景中有哪些人和物。

接下來透過將影片中不同的圖像、場景或者其中的關聯來描述每個場景，這也是可以做到的，至少目前越來越有希望做到。人工智慧能夠做到在觀看一部影片後總結它在影片中看到了什麼。所有這些都屬於電腦視覺或者視覺理解範疇之內。

電腦視覺的應用領域很廣。其中一個前景比較樂觀的就是監控領域。我們能夠透過監控影片發現異常現象。另一個主要的應用領域是自動駕駛汽車。人工智慧說明汽車理解路面有什麼東西，發現物體，作出決策，讓汽車可以根據發現的結果做出決定。這是另一個比較主要的領域。

我認為，影片理解領域已有了比較顯著的進展。今天，影片之所以被稱為“暗資料”是有原因的。因為我們對影片的理解能力極為有限。但是想像一下，當機器開始理解影片裡的內容時是怎樣一番景象。你會看到，不遠的將來，我們會在這方面取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進展，機器能夠說明人類自主生成影片。並非完全自動化，但風險之一是機器可能有能力製作虛假影片。

最近你或許看過一部虛假的歐巴馬講話影片，在社群媒體上很火。改變影片內容以及對口型技術十分容易，幾乎可以以假亂真。這也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因此，影片修改和改變影片內容的能力既是一個巨大的機遇，也是一項艱巨的挑戰。但無論如何，這就是趨勢。 

華頓知識線上：聽起來很神奇。現在有一些大公司積極參與人工智慧的研發，特別是谷歌、微軟、亞馬遜和蘋果。在中國則有百度（Baidu, BIDU-US）、阿里巴巴（Alibaba, BABA-US）和騰訊。對於新創企業和規模較小的公司來說，如何把握人工智慧的機遇？如何實現增值？您認為他們能否很好地融入人工智慧生態系統？ 

柯提查：我認為無論是大公司還是小公司都有利可圖。這個領域有很多巨頭，他們搭建了現成的平台。其他人其實可以著重開發人工智慧應用。人工智慧領域幾乎所有參與者都建立了平台，包括谷歌在內。其他人可以借助這些平台開發應用。這就和利用安卓或移動平台一個道理。只要平台建好，大家就可以開發應用。因此，顯然這才是我們該集中注意力的地方。毫無疑問，新創企業十分有望利用好大公司開發的開源工具，建立自己的應用。

第二個新創企業有望大施拳腳的地方，就是所謂的“垂直領域”。人工智慧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優秀的演算法與專有資料的結合。雖然谷歌等巨頭掌握一部分最頂尖的工程人才和演算法，但卻無法擁有所有資料。因此，比如某個公司掌握醫療健康方面的專有資料，他們就能建立一家醫療人工智慧新創企業，與那些巨頭一爭高下。金融、零售等行業也是同理。 

華頓知識線上：能不能舉例說明一下，有哪些新創企業在人工智慧領域做出了尤為突出的成績？為什麼他們的工作十分重要？ 

柯提查：目前以人工智慧為中心的新創企業尚未取得太多突破性成功。當然我所謂的突破性成功是指做到成百上千萬、甚至幾十億產值的新創企業。還是有很多前景光明的新創企業的。比如在客戶服務領域，我見到一些新創企業做得很好。我知道人力資源自動化領域也有做得不錯的新創企業。 

華頓知識線上：未來 12 到 24 個月內，每個人最該關注的三大人工智慧領域是什麼？原因是什麼？ 

柯提查：我認為，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的交叉將是十分有趣的事情。一直以來，機器人領域的研究令人失望，主要是指大規模應用的問題。我預言，人工智慧和機器人在這方面的結合將是誘人的。我們可能會看到一些值得關注的應用產生。更加擬人化的機器人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領域，這離不開自然語言理解和視覺理解的進步，當然還有機器人。我肯定會密切關注這方面的進展。

自動駕駛汽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未來幾年之內，我們就將見證自動駕駛汽車的商業化部署。

我對影片理解領域的未來發展也抱有樂觀態度。影片理解與視覺現實的結合有望帶來一些有趣的突破。這同樣是值得我們持續關注的一個方面。關鍵是不要僅僅關注人工智慧，而是要關注人工智慧和其他領域的結合。在不遠的將來，或許會取得令我們驚歎的成果。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人工智慧神奇機器 賦與品牌鮮活人性
• 人工智慧新浪潮 創意市場行銷活動

The post 谷歌 AI 專家告訴你 人工智慧炒作的背後意義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當談到科技領域時，所有的創新都集中在美國，對嗎？

亞馬遜（Amazon, AMZN-US）的零售轉型讓傑夫・貝佐斯 (Jeff Bezos) 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谷歌和Facebook是網際網路世界的主宰。蘋果（Apple, AAPL-US）設備就像微軟（Microsoft, MSFT-US）的軟體一樣無處不在。就像《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姆·費德曼 (Tom Friedman) 在六月份的華頓香港論壇上 (Wharton Global Forum in Hong Kong) 告訴我們的，過去十年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十年。

看看 2007 年和 2017 年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上市公司的資料吧 (這是維基百科截至 2017 年第二季度的資料更新) 。十年前，微軟是前十家公司裡唯一的一家科技公司。

(上圖：2007年Q2全球市值前十位公司(Wikipedia))

(上圖： 2017年Q1&Q2全球市值前十位公司(Wikipedia))

但現在，全球前十家公司中有七家是科技公司，其他兩家是中國的阿里巴巴（Alibaba, BABA-US）和騰訊。在中國，人人都知道百度（Baidu, BIDU-US）、阿里巴巴和騰訊這三家公司。但在國外卻很少有關於這三家公司的新聞，很多評論人士認為原因有二。

首先，中國政府的網路“防火牆”不僅限制了資訊向中國流入，也保護中國企業免受國際競爭對手的衝擊。其次，中國科技公司更多的是迅速採用和適應其他地方出現的創新技術，而不會自己突破創新。 

第一點仍然沒變。“科技民族主義” (techno-nationalism) 這個新術語表達了西方國家對在這個領域對中國的擔憂 — 中國希望透過保護國內市場和密切監控國外網站成為全球科技領域的重要參與者。

但第二個原因，說中國沒有真正創新的能力則是嚴重低估了中國科技公司的實力。那些忽略阿里巴巴和騰訊的人正在讓自己陷入危險的境地。這兩家公司正在中國開展真正的創新，並且意在全球。

我不是說阿里巴巴上銷售的商品比亞馬遜上多，雖然從銷售額來說這是事實。我也不是說騰訊的微信是一個集臉書（Facebook, FB-US） ，Facetime 和 LinkedIn 於一體的產品，雖然這也是真的。銷售額的巨大更多是因為中國市場的規模和中國人獨特的生活習慣，而不是中國的創新。

相反，我最為震驚的是中國在行動支付方面的巨大領先優勢，它是美國的 50 倍。大多數人認為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全球將在行動支付領域迎來革命性的動態變革。下面《金融時報》曲線圖就說明了一切。

當涉及到阿里巴巴的時候，少想一些 eBay、沃爾瑪（Walmart, WMT-US） 和亞馬遜，多想一些金融科技。說到騰訊的時候，少想一些社交媒體和電子體育，多想一些金融科技。

2016 年中國有 4.69 億人使用線上支付。更多的人透過手機線上下零售商店支付。對比而言，去年蘋果支付的美國用戶只有 1200 萬，儘管目前為止他們是美國最主要的行動支付參與者。我現在已經習慣看到在中國，人們不管是叫車，還是喝咖啡，買衣服，吃飯，都用微信或支付寶支付，這跟 2000 年初期的中國相比儼然是另一個世界，那時候你住酒店還得用一疊 100 塊紙幣來付錢。

幾個月前我在上海參加了一個早餐會，席間我才真正地看到了這個世界。當天是餐桌上某個人的生日。為了慶祝，這個人給桌上的每個人都發了紅包。發紅包是中國的一個古老傳統。人們為了慶祝一個特別的時刻而把不同數目的現金塞進一個紅色信封裡，收到紅包的人打開後也會感到驚喜。

當然，餐桌上並沒有真正的紅包，只有很多裝著微信紅包軟體的智慧手機。當然，不只我在餐桌上的朋友會這樣做。去年農曆新年期間，人們透過微信發出了 140 億個電子紅包，也就是說中國的 14 億人平均每人都發出了 10 個。

餐桌上的有些人把他們的紅包變成了黃金，他們用自己的紅包在另一個微信應用上購買黃金 (可能不會超過百分之一盎司)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黃金交易是怎麼實現的，但如果在美國有一種方法能讓你在手機上交易黃金，那麼我肯定還沒找到。

另外還有類銀行業務在中國的崛起，這一切的基礎都是人們可以把錢存在自己的手機上，然後用手機支付。這一行業的領導者是阿里巴巴的餘額寶。這是一個擁有 3.7 億帳戶和 2110 億美元資產的貨幣市場基金，它去年的增長率是 100%。根據美國晨星（Morningstar, MORN-US） 公司的資料，餘額寶是當前世界上最大的貨幣市場基金。而 1895 年創立的摩根資產管理公司只能屈居第二。

如果中國是行動支付的現在，而印度可能就是未來。想想印度最近的兩項發展。

第一，印度是當今生物識別數位 ID (biometric digital IDs) 的全球領導者。印度於 2009 年啟動了 Aadhaar 計畫。如今已經有 11.7 億印度國民 (占印度 18 歲以上人口的 99%) 擁有數位 ID，它包括一個二維碼，類似於一個超級美國社保號碼，以及一張電子照片，視網膜掃描和十個電子指紋。

第二，去年印度政府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廢止貨幣流通舉措 (an unprecedented “demonetization”) ，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印度全面廢止了 500 盧布和 1000 盧布紙幣 (價值分別低於 10 美元和 20 美元) 的流通，據估計這些紙幣的價值占該國所有流通貨幣的 86%。

Aadhaar計畫和貨幣廢止舉措都受到了尖銳的批評，前者觸發了人們對隱私的擔憂，後者減緩了印度經濟的發展。但是把這兩件事結合起來，它們將在未來數年裡在印度掀起一場數字支付的淘金熱。

從美國到中國的所有全球玩家都已經在印度市場了，當然還有一些重要的印度公司。

沒有人知道誰會成為這場全球競賽的勝者，但是數字支付近年來的發展卻凸顯了一個關鍵的事實 — 美國科技行業超凡的創新能力有目共睹，但是它們再也不能從全球化和全球競爭的風暴中倖免，因為在過去幾十年中已經有那麼多的行業被這股浪潮顛覆。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行動支付市場日漸被微信拿下 支付寶如何還擊？
• 行動支付工具的比較

The post 中國與印度 代表著行動支付的現在與未來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在《真實的優勢？真實照片的社交好處 (A Candid Advantage? The Social Benefits of Candid Photos)》中，柏格與來自紐約大學的合著者亞歷珊德拉·巴拉斯克 (Alixandra Barasch) 對比了觀眾對個人網上資料中的擺拍照片和真實照片的反應。當觀察者看到那些未經修飾的照片，或者似乎看起來未經修飾的照片時，他們覺得與這些人更加親近，更有興趣去瞭解他們。近期柏格來到“華頓知識線上”探討他的研究的啟示意義。

以下為編輯後的訪談記錄。 

華頓知識線上：是什麼促使你開展這項研究？是一張自拍還是其他什麼事情？

約拿·柏格：現代人拍了很多照片。你想想我們是如何對別人形成第一印象的，過去是透過面對面的方式，如今再也不是這樣了。不管這個人是不是我們招聘來的，還是一個潛在的朋友，甚至是我們在不同層面認識的人，我們對他們的第一印象大多數時候都來自他們的網上資料。我們想知道這些照片是如何影響別人對你的看法的。照片是真實的或者擺拍的，這種微妙的區別能否影響別人對你的看法，不管他們是想跟你成為朋友還是想要雇用你？ 

華頓知識線上：當你在做這項研究的時候，你模擬了一個在社群網站上透過好友請求遇到某個人的場景，或者我們要不要和在 Tinder上遇到的某個人約會。你發現人們對真實照片和擺拍照片的看法非常有趣。你能跟我們講講嗎？ 

柏格：我們看了臉書（Facebook, FB-US） (Fackbook) 和 LinkedIn，交友網站 OKCupid，以及聚會網站上的幾千條動態。在所有這些平台上我們發現，人們發佈的大多數照片都是擺拍照。照片裡他們看著攝像頭，微笑，擺出特定的姿勢，把自己修飾一番呈現給他人。他們會拍好多張照片，然後挑出最好看的那張給別人看。

透過分享這些擺拍照片，你不僅希望自己看起來好看，你還想讓別人認識你，想和你交流。但我們發現事情並不完全是這樣。如果你問發照片的人他們會選哪張，哪張照片別人會喜歡，人們直覺認為擺拍照更好。你可以透過控制光照和你的笑容，向別人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

但是作為觀察者，我們的發現非常令人意外。在真實的生活照中，人們並不會直接對著攝影機或擺姿勢，但這種照片反而會給人留下更好的印象。如果一個人發的是生活照，人們會更願意去瞭解他們，更想和他們約會，或者更希望和他們成為朋友。原因雖然有些出乎意料，但只要你聽了也會覺得確實如此啊。這一切都和誠實 (authenticity) 有關，或者一個人是否真誠 (genuine) 。

我們以為擺拍照是我們最好的一面。但我們並未意識到，當人們看到這最好的一面時，他們並不能真正地認識到我們的本來面目。當然網上有很多照片裡的人看起來面帶笑容，完美無瑕。但我們並不能透過這張照片瞭解他們，因為他們看起來都一樣。每個人都在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而不是真實的自己。

作為觀察者，我們想知道“真實的你是什麼樣子？如果我要跟你做朋友，如果我想跟你約會，我不想知道你狀態最好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我想知道你大多數時候是什麼樣子”。人們更喜歡真實的照片是因為這些照片更加真誠，看起來更加真實。我覺得這對個人，還有那些公司都有很大的啟示意義。 

華頓知識線上：讀完了你的研究後，我把自己的臉書內容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我發現幾乎所有的照片都是擺拍照。社交媒體通常是別人認識你的入口。現在就連招聘者和招聘主管都在社交媒體上找人。這項研究對現在我們的網上個人形象管理有什麼意義？

柏格：我想說的是，在發出一張擺拍照片時我們應該三思而後行。這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想發照片時的情境。約會和求職可能有些不同，求職還要看我們招聘這些人是要作什麼。但是我們通常會低估一張真實照片的好處。與擺拍照相比，真實照片在很多情況都具有一定的優勢。

在面對這些情況的時候，我們不僅要思考自己是否喜歡自己在照片裡的樣子，還要考慮看照片的人是否會喜歡我們的樣子。因為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對嗎？我們發這些照片是為了自己嗎？不是吧？我們把照片發到網路上，是想讓別人看到。它對別人對我們的判斷會產生什麼影響？這些判斷能否帶來我們期望的結果？ 

華頓知識線上：我們不要總是想自己看起來有多完美，而要多想想我們試圖呈現出什麼形象，一張擺拍照是否就是實現目的的最好方法？ 

柏格：是的，我喜歡用“修飾” (varnished) 和“未經修飾”來描述這些照片，我覺得這個詞語非常準確。在今天的社交媒體上，人人都是先拍上幾十張照片，然後選出最好的一張。他們只會發自己做過的積極的事情，隻字不提那些消極的事情。他們呈現出某種生活方式，好像在經營自己的品牌一樣。

從某種角度來看，這種做法是好的，別人可能會覺得你特別棒。但一旦大家都這樣做了，人們就會發現你並不是自己展現出來的那樣。你展現的只是自己的一個小小樣本。但是看到那些未經修飾的照片，因為我們並不常常看到這些照片，因為它讓我們從某種程度上瞭解了這個人真正的樣子，所以我們覺得特別可貴。你的未經修飾的照片肯定和我的未經修飾的照片不一樣，我們覺得透過這些照片能夠對別人有更深的瞭解。這種真誠和真實感會讓我們想去瞭解更多。

華頓知識線上：真實的照片較難獲得。你不能拍一張真實的自拍，至少現在還不行。這是否意味著我們要很努力地收集自己的真實照片？在研究中你也指出，有些東西看起來真實，實則不然。 

柏格：首先，你可以在網路上發一張真實的照片。如果你看LinkedIn或臉書或其他網站，你的確會看到在一些照片裡，人們的目光看向遠方。但是你會想他們是不是提前把相機設置好拍的。從觀察者的角度來說，真正重要的不是這張照片是否真實，而是他們是否認為這是一張真實的照片。如果你拍了一張非常完美的真實擺拍照，而別人卻能看出來你這是假的，你就沒辦法達到你想要的效果。問題不在於拍照時你的眼睛是否看著攝影機，而是照片裡的人看起來像不像真正的你。只要你能拍一張看起來真實的擺拍照，這張照片跟真實的照片效果是一樣的。不管是讓朋友給你拍，你的眼睛不看攝影機，還是你設置好相機延時自拍，眼睛不看攝影機，拍出來的照片都會產生積極的效果。 

華頓知識線上：這項研究在企業中怎麼應用？我想到了企業的“簡介”頁面，上面貼著公司所有高層整齊劃一的完美照片。企業應該改改這種做法嗎？ 

柏格：我只能說，“每個人不管什麼時候都應該拍一張真實的照片。”我們的確收集到了一些資料表明，比如當你在找工作的時候，我們不僅會考慮這個人看起來有多誠懇，有多真實，也會思考他們的能力有多強，是否嚴肅認真。如果我想雇一個人去做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不會只想知道這個人是否真誠，我想知道的是他們能否勝任自己的工作，具有高度的能力。我想知道他們對自己所面臨的情境是否有恰當的認識。

如果你要應聘一個非常嚴肅的職位，人們會希望你走進來的時候打著領帶。我記得自己在大學的時候去一家諮詢公司面試。我沒有進入第二輪面試。我就問，“為什麼我沒進第二輪？你們能給我一些回饋嗎？”他們說，“好吧，實際上很多人都很出色，但你當時沒有打領帶，所以我們決定不選你。”我很感激他們給了我一個誠懇的答案。

如果你作為一個個體，想要找一份非常嚴肅的工作，想讓別人認真對待你，有時候可以考慮用擺拍照。如果你在廣告行業，你是一名市場行銷專業人士，你的工作更側重創意，如果你想從人群中脫穎而出，展現出真實的自己可能更加可貴。 

華頓知識線上：我覺得如果你要用真實照片的話，你應該用一些與你應聘的公司職位相關的照片。比如說我想應聘一份重要的工作，我就不能用我在演唱會上勁舞的照片，也許我應該用一張自己在登山的照片。 

柏格：是的，你肯定看到很多公司這麼做了，他們不會從圖庫中找照片。他們會做一些更加有趣的事情。同樣也因為他們看起來有些與眾不同，他們會得到更多的關注。我花了很多時間看那些圖片比較有趣的網頁，而不是那些人們對著攝影機微笑，打著領帶的圖片。那些照片都是千篇一律。 

華頓知識線上：這項研究對廣告行業有什麼啟示嗎？公司是否該想想用不同的方法來挑選他們放在廣告中的圖片？ 

柏格：順便提一下，最近有一項出色的研究探究了圖庫圖片是如何隨著時間變化的，特別是女性的圖片。10年前最常見的女性圖庫圖片是一個女人在泡溫泉。現在是女性在登山。這些圖片如何變化真正地改變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至於這跟品牌和行銷以及公司有什麼關係，其中有很大的相似之處。這並不僅僅是一個拍照片的問題，而是一個關於真實性的問題。我在社交媒體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很多關於口碑行銷的工作。我寫過一本書叫《傳播：流行何以產生(Contagious: Why Things Catch On)》。我們忘了我們不能只把廣告發在網路上，自以為人們就會分享。我跟很多品牌合作過，有些大公司在推特 (Twitter) 上有 1000 萬粉絲，可是文章的轉發數只有 10 個，12 個，15 個。為什麼沒有人分享呢？因為他們用的是常規的廣告，把它發到網上，自認為人們就會分享。但是人們不會想要分享一個廣告。他們不想分享一些看起來完全經過粉飾的東西。他們想分享的是那些看起來真實的東西。

在這方面可口可樂（Coca-Cola, KO-US）就做得很好，人們擁抱一個可樂機器就會得到一瓶免費的汽水，或者從機器裡掉出來其它東西，一個三明治，或者一個披薩，每個人都覺得很有趣。他們把這些發到網上，人們就會分享，因為它們充滿了感情，它們是真實的。我們從這種做法中學習的同時，也要思考我們傳達的資訊是否真實？尤其是在社交媒體和網上。僅僅修飾是不夠的，我們還要真實。

如果我們創造的東西看起來就像經過完美包裝的，沒有人會去分享它。那是付費媒體，在網上沒用的。要想贏得使用者的傳播，為我們服務，我們就必須做到真實，我們必須去瞭解人們為什麼會去分享。 

華頓知識線上：很多品牌開始轉向使用者生成內容。我知道有個人在網路上發了一張自己和一個獨角獸形狀的救生筏的圖片，然後這家公司就問這個人他們能否在 Instagram 上使用這張照片，因為她是一位真正的顧客。 

柏格：這種做法很棒，它說明了幾個問題。第一，我們可以用更加低廉的方式進行宣傳。我們不用過多地製作廣告，我們可以把你發的內容分享在我們自己的動態中。第二，沒必要花那麼多錢製作廣告，有時候低成本製作反而能增加網上的分享數量。廣告不需要看起來多完美，完全可以舊片重制。而且這種方法往往會取得更好的效果，看起來更加真實，讓人們更想分享它。 

華頓知識線上：這項研究的下一步是什麼？ 

柏格：我們做了很多關於口碑行銷的研究，瞭解人們為什麼會分享，不管是分享照片還是網上的內容，不管是分享關於他們自己還是品牌的事情。我們認為網路就像廣闊荒蕪的西部地區，我們對它並沒有充分的瞭解。一切都在變化。

不管是 Vine 還是 Instagram，一切都在來去之間。我覺得與其說它是科技，不如說它是一種心理學。人們永遠都在分享與自己有關的事情，也許不是照片，或許是其他的事情。也許不是在談論品牌，也許會線上下談論。但是瞭解消費者以及人們為什麼會討論、會分享跟瞭解他們所使用的科技一樣重要。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新世代的行銷戰略 充滿魅力的顧客體驗
• 線上行銷新趨勢 意見領袖行銷

The post 修圖掰掰！真實照片其實更具吸引力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現在是時候收回我們的人格，重申我們的知識主權了！《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記者與《新共和 (The New Republic)》雜誌前任編輯佛蘭克林·富爾 (Franklin Foer) 在他的新書《沒有思想的世界：高科技的生存威脅》(World Without Mind: The Existential Threat of Big Tech) 中提到了這件事。近日他來到 “華頓知識線上”節目，講述為什麼這些科技公司對社會的掌控應該成為未來的警示寓言。 

以下為編輯後的訪談記錄。

華頓知識線上：在過去幾十年中，亞馬遜等科技公司實現了真正的轉型，成了我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佛蘭克林·富爾：亞馬遜是整個美國商業歷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之一。它最開始是一個書店，然後變成了一個“什麼都賣”的商店，而且它的改變還不止於此。

我們都知道亞馬遜網路服務和它的雲端技術。我們都看到了它是怎樣持續壯大，到最近達到了巔峰，決定收購全食超市 (Whole Foods)。 Google 也是這樣的，它最初是搜尋引擎，然後變成 Alphabet 公司，旗下有眾多子公司，包括一家旨在研發人類長生不老科技的生命科學公司。

這些公司的終點在哪兒呢？我們是否在意它們的規模？這些問題涉及到了我們經濟的本質以及我們能否構建一個富有競爭力的資本主義體系。關於我們的文化和民主制度的未來，我們還有更多基本性的問題要問，因為這些公司收集了大量的資料。這些資料寶藏是我們靈魂的自畫像。他們試圖利用這些不可思議的強大資料資訊來改變我們的行為。

雖然這能給我們帶來很大的便利，但是我們還要向這些公司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

在過去幾個月裡，我們已經開始提出這些問題了。上次總統大選的結果引發了人們對臉書公司 的抵制，因為選舉期間臉書上假新聞氾濫，人們對臉書是否應承擔罪責而爭論不休。有幾個導火線大大改變了人們對社會和科技的爭論。

華頓知識線上：在科技界有三到四家巨頭公司，它們對我們當前社會上的許多事物都有著不可思議的控制力。 

富爾：沒錯。歐洲人把它們叫做 GAFA： Google 、亞馬遜、臉書、蘋果。這些公司為什麼會引發人們的焦慮感，我為什麼想向它們提出這些尖銳的問題，原因有幾個。首先是資料的累積，其次是資料最後被使用的方式。在演算法、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領域，那些掌握了這些技術的公司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會累積得天獨厚的優勢。

所以這四家大公司與其他人的距離就會越來越遠。我們可能已經到達了一個點，其餘的公司不再去追趕它們了。在矽谷的那些公司如今最大的志向不是取代 Google 或臉書，而是被他們收購。未來的創業精神出現了真正的問題。機遇在哪裡？如果你不再相信你可以取代這些大公司，那麼摘星的目標和建立這些獨角獸公司的動力就會逐漸湮滅。 

華頓知識線上：你在書中寫道，“隨著這些公司的擴大，把它們自己包裝成個人個性和多元主義的宣導者，它們的演算法就會讓我們屈服，破壞個人隱私。它們已經製造出了一種誤導性的不穩定的狹隘文化，讓我們走上了一條通往沒有個人思維、自主思想或獨自內省的世界。一個沒有思想的世界。” 

富爾：科技也有很多美妙之處。我有一個女兒，今年 12 歲。她出生的時候還沒有 iPhone，沒有 Kindle，社交媒體基本上也不存在。但是在這十年中，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它們是人類創造力的真正動力，我們很難不向這些創造低頭。

但是這些創造的神奇性不應讓我們分心，不應阻止我們提出自己的質疑，因為其中的風險太大了。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總能發明出許多工具，讓它們成為我們身體的延伸。你也可以說科技就是這樣一種能夠將我們定義為一種物種的東西。

但是現在被自動化的卻不是我們肢體的力量。我們沒有把我們耕田或做小部件的能力自動化。我們所講的是頭腦運動的自動化。這些公司的科技是智慧科技，它們橫在我們和現實之間。它們是我們獲得新聞和資訊的篩檢程式。它們的目的是創造出虛擬的現實，讓我們居住其中。它們試圖完成人和機器的長期合併。

很快，這些科技就不會只戴在我們的手腕上，或者像眼鏡那樣戴著。它們將被植入我們的體內。我們要問出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是人，在這個變異的過程中我們最想保留什麼？你不能抗拒科技的潮流。但是我們也應該假設，作為人類，我們有機構。我們有塑造自己命運的能力，我們應該主動地塑造自己的命運，而不是被動地接受未來的安排。

華頓知識線上：這些變革對零售行業的影響有多大？在過去幾年中商場的業績大幅下降，製造業的自動化程度變得更高。 

富爾：我們就來看看零售行業的未來。我爸爸有一個小企業，他有一個小規模的連鎖商店。他教我認識到了小企業和資本主義的價值。他同時也是一個反托拉斯的律師，雖然兩者結合起來有些奇怪，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對資本主義的思考，以及擁有這一富有競爭力的多元市場有哪些好處，這對我們消費者來說意味著什麼。但我們也要思考這對人民來說意味著什麼。

雖然自動化會降低商品的價格，但我們也要開始問一些關於未來的工作的問題。隨著商店的消失，很多工作也蒸發了。我思考的角度是，是什麼讓我們的生活充滿意義？

如果我們生活在只要自己呆在家裡，就能從指尖召喚出每一部電影，每一本書的世界裡，我們就沒有機會走出家門，集體體驗我們的文化。我把商業看作一個基本的社交體驗。當我去商店的時候，我會走出自己的家，我會跟其他人互動。雖然這些事看起來很瑣碎，非常的表面化，但是這些互動卻非常重要，它影響著我們對人類以及對生活品質的思考。

如果商業變成完全虛擬化的，那會發生什麼呢？人類互動將會發生什麼變化？我們的社會將會發生什麼變化？我們對這些變化感到高興嗎？這些便利和效率的代價是什麼？我不會假裝這些問題很好回答，我不會假裝我們沒有從這些變化中獲得巨大的好處。但是我們也應該抽出一些時間思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失去了什麼？ 

華頓知識線上：你如何看待臉書在未來媒體變革中的角色？ 

富爾：我想從一個非常狹窄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我是一個記者。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新聞行業對 Google 和臉書的依賴已經達到極致。隨著廣告市場的崩塌，這些媒體平台需要迅速擴展，而獲得收入的唯一方式就是流量的不斷成長。而流量成長的唯一辦法就是依靠這些平台。

這意味著新聞行業需要掌握這些平台。這是一種非常不健康的依賴關係。這些平台的價值最後就成了依賴這些平台的每個人的價值。

作為一名編輯，我們的工作也變了。我們寫的頭條新聞必須吸睛，這樣才能在社交媒體上傳播，這是一件貶低記者身份的事情。我們所寫的主題必須契合臉書上的蜂巢思維。我們不是在塑造新聞，沒有做出讓我們的讀者看起來高貴的選擇，沒有盡力拓展讀者的思維，相反我們做的都是迎合大眾口味的事情。長此以往，這種情況肯定是不健康的。

我曾經在一家中間偏左的雜誌做編輯。現在世界上人們的心態不是中間偏左，而是左。我發現為了吸引流量，人們總是想去拉攏政客所說的“根基”。我經常看到這種情況。如果你不同意大家的共識，你就是一個異類，就會被排斥。最後，把我們的政治分為這兩個陣營根本就是不健康的。

我認為我們的政治是極端分化的，現實也的確是這樣的。但是現在它又變得極端順從守舊。如果你生活在這兩個陣營中的其中一個，你的資訊生態系統就會受到極大的限制。社交媒體是一個回饋環路，在這裡你能聽到自己想聽的。我們想要什麼這些科技就能給我們什麼，這樣我們就會不斷地被去驅趕到自己的角落裡。 

華頓知識線上：那麼蘋果的作用呢？ 

富爾：在這四家大公司中，蘋果是我最不擔心的。雖然我不喜歡它收集資料的方式，但是說到底，它是一個硬體公司，在我剛說的這些智慧科技中參與較少。蘋果所做的一些事情重塑了音樂行業，這可能是我不喜歡的。但是如果讓我根據它們的危害性對它們進行排名的話，我會把蘋果放在最後一位。 

華頓知識線上：那 Google 呢？ 

富爾：對我來說， Google 的問題就是它不斷擴大的目標。 Google 令我擔心的就是，他們對自己所做的事情幾乎有一種宗教般的狂熱。 Google 的聯合創始人謝吉·布林 (Sergey Brin) 和拉里·佩奇 (Larry Page) 來自人工智慧界。人工智慧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實踐人工智慧的方式多種多樣。它可以通過各種方式為人們創造極大的便利。但還有一些人，他們想要實現的是“完全人工智慧”，也就是創造一個與人類智慧真正相似的人工智慧，它能瞭解人類的語言。伴隨這個概念的是一種帶有使命性的近乎狂熱的遠景。

相信你聽說過雷蒙德·庫茨魏爾 (Ray Kurzweil)，一個擁有奇思妙想的偉大工程師，他認為未來我們將與機器完全融合，機器將變得比人類更聰明。最終我們會把自己的大腦下載到這個我們會永久生活的虛擬世界裡。這真的是一個宗教理想。雷蒙德·庫茨魏爾現在是 Google 的工程總監，我覺得拉里·佩奇心裡也有這種幻想，那是他給這家公司定的目標。

這有點像科幻片，所以我並不擔心它有多怪。我擔心的是，當你真的相信自己背負著救世的使命，當你在做自己的工作時充滿了宗教的狂熱，所有這些暫時的擔心，關於法律、倫理道德、現在，以及你的行為可能帶來的危害的擔憂最後都會被拋在腦後。我對這些公司的擔憂更多的是在這一方面。

你也許會覺得我寫了一本左派的書，但我覺得我寫的是一本非常保守的書，我非常擔憂這些重要公司的命運。人類發明的這些東西都傾注了很多智慧。我擔心有些公司太過狂熱，狂妄自大，對自己的行為太過自信，以致於並沒有停下來思考，在匆忙走向輝煌的未來的過程中它們到底摧毀了什麼。 

華頓知識線上：在我們當前的社會中，收入不平等已經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富爾：是的。我們需要瞭解這些公司是如何加劇收入差距的，它們是如何賺得盤滿缽滿的。如果你在這些公司中其中一家工作，你的生活肯定很不錯，是嗎？我們都知道這些公司著名的企業園區和在這些壟斷公司中工作獲得的巨大福利。但是在我們的經濟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而且每個行業的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差距都在拉大。

如果你是其中一個行業的第二或第三，你的收入就跟第一不一樣，因為這些公司壟斷了地租。他們能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在自己的領域佔據主導地位，不用擔心競爭因素。他們坐在成堆的金錢上，想怎麼分就怎麼分。他們可以把這些錢囤起來，就像蘋果那樣，或者也可以把這些錢當作福利分給他們的員工，把員工拴住。但是經濟體中其他人就沒法從壟斷地租中獲益，然後差距也就越來越大。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緊密的社群關係 加速推動線上銷售
• 人工智慧神奇機器 賦與品牌鮮活人性

The post 沒有思想的世界 科技巨頭帶來的嚴重威脅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這是美國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校長兼經濟學家莫頓·夏皮羅 (Morton Schapiro) 和斯拉夫語言文學教授蓋瑞·索爾·莫森 (Gary Saul Morson) 的共同觀點。在本次華頓知識線上訪談節目中，他們對所著新書《美元與情感：經濟學可以從人文學科中學到什麼 (Cents and Sensibility: What Economics Can Learn From The Humanities)》中的議題進行了解釋。

兩位作者認為經濟學家在制定經濟政策時需要考量文化、藝術、歷史等許多其他範疇的內容。訪談文字內容整理如下。 

華頓知識線上：這本書的成因是什麼？ 

莫頓·夏皮羅：索爾和我在教一門本科課程，探討不同學科以及互相能學到什麼。這本書是我們連續七年教學的結果。我們認識到經濟學可以從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中學到什麼，甚至也能廣泛地從其他人文領域，以及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定性社會科學中學到東西。 

索爾·莫森：我們認為不同的學科不只是研究內容不同，他們看待世界的角度也不同。不同學科對人的整體看法是不同的，而且往往互不瞭解，以至於每個學科不僅不接受其他學科的理念，也不能真正相信其他學科所相信的道理。

令我驚訝的是，經濟學家真的認為人們總是根據自己的最大利益行事，認為可以對人類行為數學化，認為文化毫不相干。他們真的這麼認為，不是嗎？同樣，經濟學家難以相信人文主義者相信的東西。我們上課的時候試圖在每個學科內部框架中討論其他學科的問題，這激發了課堂上很多活力。 

華頓知識線上：沒有將人文學科引入經濟學的影響是什麼？ 

夏皮羅：我喜歡教學、出版和經濟學。我的全職工作是管理整個學校，但當經濟學教授最讓我自豪。我已經教了近 40 年。但是在經濟學領域，雖然我們尋找經濟學以外的主題，但我們其實並沒有真正與其他領域的文獻互動。

最近有一個對美國不同學院和大學的教授進行的調查，將其按領域分組，回答以下簡單的問題：在自己的領域內研究更好，還是跨學科的方法會更有效？79％ 的心理學教授表示走出自己的領域更好。73％ 的社會學教授和 68％ 的歷史教授也這麼認為。但只有 42％ 的經濟學教授說應該走出本領域。

我們碰到其他的研究，考察特定學科的學者引用本學科以外學術成果的頻率。不出所料，經濟學家很少引用經濟學領域以外的成果。所以，我們忽視了很多東西。經濟學是一個很不錯的領域，但如果我們不那麼閉關自守，可能會好很多。 

莫森：有時我們得到這種印象，經濟學家認為所有從事這些其他人文學科的都是頭腦混亂的教授，他們雖然能提出好的問題，但完全給不出一個嚴密的、系統性的答案。所以，就讓他們提出問題，我們來給出答案。他們認為經濟學是一門以牛頓力學為模型的硬科學，而其他學者只是在搗漿糊。但實際上，沒有什麼事實和預測性行為顯示經濟學是這樣一門硬科學。

 華頓知識線上：難道經濟學家是太專注於數字和資料點，而完全不考慮走出自己的領域？ 

夏皮羅：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我認為他們也看重數學方法。我研究計量經濟學，所以我並不反對數學和統計學，但這種方式很難對文化進行統計和計算。你怎麼把文化放在一個數學公式裡？經濟學家傾向于提出通常作為預測模型基礎的行為模型，對人類實際行為的認識往往非常天真。

你會認為如果我們討論行為模式，會更多地涉及心理學領域，但經濟學文獻很清楚地表明並非如此。很多經濟學家研究貧窮的迴圈，但他們對社會學或人類學的引用有多頻繁呢？我有研究投票行為的朋友，但他們真的瞭解文學和政治學嗎？

許多人研究古代，但他們真的試圖整合歷史學家的理解嗎？答案往往是否定的。我認為這一方面是由於對數字的關注，但是一方面是我們沒有這樣的訓練。不能放在方程式裡的東西讓我們感覺不舒服，我認為這是我們忽視了很多視角的原因。 

華頓知識線上：對文學的熱愛對你當經濟學教授有什麼影響？ 

夏皮羅：我覺得文學讓我謙卑許多。索爾和我都介紹了對於如何開展有成效的對話的考慮，我們覺得也許可以初步嘗試在人文學科與經濟學之間做出溝通。

當我開始考慮這些，我意識到我從來不是在發展中國家工作的經濟學家，儘管我在職業生涯早期做過一些。我講了我在非洲作世界銀行顧問的故事，因為當時不真正瞭解非洲國家而遺漏了什麼。

關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組織的優點和缺點都有很多文獻進行討論。在某些大陸，發展經濟學是一個美好的故事。但是，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工作，這個故事並不是那麼美好。我認為，如果我們真正瞭解歷史、政治、宗教、家庭社會學，而不是只是試圖使價格合理，並將同樣的基礎經濟模型應用於各種地區的發展，我們的政策可能會更有效。 

莫森：你要能把自己放在你所嘗試幫助的人的位置上。他們並不相同。文化和價值觀不同。他們不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同樣的措施作出回應。偉大的文學最擅長的，特別是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是教人以同情心 (empathy) 。逐頁閱讀這些文學作品，你講從一個與你性別、價值觀、文化、時代和規範都不同的人的角度看待世界。你從中得以練習同情心。

其他學科告訴你應該同情他人，但讀一本偉大的小說就會讓你獲得很多實踐。一旦你開始思考，你自然會問：“我想要幫助的人感覺如何？他們會怎麼回應？”你可能沒有答案，但問這個問題成了第二天性。 

華頓知識線上：只要能問這個問題，就是在往正確的方向走，對嗎？ 

莫森：對的，是這樣。這個問題和有效性相關，但從他人角度著想還有一個道德維度存在。你認為這對他們有幫助，他們可能並不同意。你認為好的，他們未必認為好。他們的看法是什麼？這可能相當重要。這就需要理智和情感上的同情心。 

華頓知識線上：您在書中談及道德。您說經濟學家的理念與道德領域有一道鴻溝，經濟學家的訓練中沒有包含道德倫理。 

莫森：是的。您可能會嘗試將道德問題轉化成能夠數學化的某種形式，但這就把倫理問題的複雜性呈現為一個非常蒼白的形象。道德問題其實非常複雜，這是一個非常難以說出正確答案的領域。這與是否符合道德的問題不太一樣。道德問題是需要你的判斷力的複雜道德情境。這種判斷力的本質決定了你寫不出一個公式。 

夏皮羅：我完全同意。我認為如果我們對哲學探討更多，那麼我們的政策不僅會更有效，也會更公正。這本書列舉了很多例子，從發展經濟學到衛生經濟學到家庭經濟學等等，以及我的具體領域高等教育經濟學。回到我們所教授的課程，大多數人對於道德和價值觀的話題會說，“經濟學家會這麼說，而其他領域可能對這個對話有這樣的考量……。那麼這種說法這公平嗎？這是對的嗎？” 

華頓知識線上：美國當下的高等教育和醫療成本高居不下是兩個非常重要的話題。您在人文學科方面的理解如何影響您對這些主題的教學？ 

夏皮羅：有很多人說，非營利大學應該更像企業。近幾十年來出現的一件事是入學管理的概念，在歷史上，入學與財政援助分得相當開。但是，如果大學要更像一個企業，就會利用優勢，嘗試估計需求曲線，找出需求的價格彈性是多少。

例如，如果有人要購買你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是大學教育，價格非常高的他們也同樣購買，那麼你不會在標價基礎上打折。 然而，如果你看看這個國家非營利私立大學 (not-for-profit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的數百萬學生，只有 14％ 的人支付標價。另外 86％ 的學生得到了折扣，在許多情況下是非常大的折扣。

容易受到的誘惑是嘗試用掌握的資料來確定學生及其家人的底價。預測申請你的學院或大學的人是否會接受錄取通知是非常容易的。你看各種資訊：考試成績，是否就讀於專門輸送頂尖學生的高中，父母之一也上的這個高中，以及專業。他們會對他們的興趣表露無遺。他們來參觀。如果你派大學輔導員到他們的高中，他們會登記，寫下名字，參加宣講會，來到校園，並登記參觀。

那就是說，如果我們賣汽車，我們會很希望消費者感興趣。有人參觀校園、寫信並參加大學開放日，所有這些都像有人到 BMW 經銷店說：“你好，我只開 BMW，這是我連續開下來的第六輛。我就是喜歡這輛車。我不會去別的地方買。我看它的價格是 4 萬 5000 美元。你們要賣多少錢？”他們會說，“4 萬 5000 美元。”

學生和他們的家人也相當天真地揭露了底牌。根據我之前寫的一篇文章，我們在這本書中描述了你可以很容易地預測一個人會來的收益或者可能性。如果你預測有人有 90％的可能性會來，那麼又為什麼要減價？他們無論怎樣都會來。

但是，如果是按需求為基礎的援助，或者是按優秀程度的援助，按定義就是將價格降到低於家庭有能力支付的價格，那是事情的另一方面。即使如此，索羅也許會認為你不應該使用這樣的收益公式。即使在按優秀程度的援助分配上，我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我理解為什麼。因為那是誤導性的。它不透明。 

莫森：如果你說你還是要這麼做。沒問題。但誤導人的那部分讓我憂心。 

夏皮羅：如果你說你要這樣做，人們會不會揭露底牌？但是，對於按需求的援助，你當然會說：“可以，本來是 6 萬 5000 美元的學費和食宿費，你可以付 4 萬美元。但是，因為我們知道你還是會來，所以我們要收 5 萬美元。”這可能是一個很好的生意，但這讓人的貸款將超出自己償還能力更多。我認為這手段低下，不夠公平。這本書有很多這樣的例子，說明好的經濟學未必能出好的政策。 

華頓知識線上：索爾，醫療方面的情況呢？ 

莫森：我們在書中談到的一個例子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 (Gary Becker) 關於是否應該有腎臟交易市場存在的文章。他認為非常明顯地應該有，某天人們回顧歷史時會驚訝沒人有與眾不同的思考。畢竟，很多人因缺乏腎臟移植而死亡，有很多人願意出售腎臟。為什麼不乾脆設一個市場？每個人都會更好。

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是一個強有力的論點。但還有其他問題沒有提及。當我們將人體視為物件，當我們將人視為擁有自己而不是成為自己時，會有怎樣的影響？鼓勵什麼樣的道德觀念？

比如，他的這種觀點是否鼓勵了可以出台收集犯人器官的政府政策？你看到這將改變你對人的看法。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不應該這樣做？增加人文主義的角度並不是一定說不，只是說問題是相當複雜的。貝克爾認為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是我真正不同意的地方。未必是他的答案不對，而是這個問題是複雜的。如果你開始從經濟學家難以把握的道德層面來思考，你會發現問題沒那麼簡單。 

華頓知識線上：但是，如果你把人文主義者的視角帶到那個特定的問題，你將納入很多沒有被考慮的資訊，這將改變思維過程和政策。如果我們需要經常這樣做，會有什麼影響？ 

莫森：我認為第一個影響將是經濟學家提供的建議不再那麼直截了當，而會更謙虛。答案會像這樣：目前為止的考慮是這樣，可能這是最好的答案。但還有什麼呢？只要世界看起來和我們的模型預測一樣，結果可能是這樣。這與你得到的概括性答案非常不同。您的建議的上下文與建議本身一樣重要。你要確定有多少其他因素還沒有考慮在內。這將極大改變實際制定政策的官僚或經濟學家的傲慢。 

夏皮羅：這本書舉了很多例子說明我們將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做事。我講的是惡名昭彰的世界銀行備忘錄。這是大概 25 年前的事。不巧這與當時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拉里·薩默斯 (Larry Summers) 相關。他簽了字，但不是他寫的。這份備忘錄是我職業生涯中經常會教的經濟學上的絕佳例子。

內容很簡單：世界上哪裡是丟棄有毒廢棄物的最佳地點？經濟學家自然會認為，一個發病率高、死亡率高、工資低的地區，這是一個極低的經濟成本。如果人們無論怎樣都在死去，這可能是最經濟的地方。這份備忘錄具體提及中非，因為人口發病率高、死亡率高、受教育程度低。因此，他們的時間機會成本很低。

我們引用巴西環境署首長的話，我認為這在今天也可以看出經濟學能如何改善。他寫道：“你的推理完全合乎邏輯，但這完全是瘋狂的。你的想法提供了一個具體的例子，說明了許多傳統經濟學家對我們所在世界的本質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疏遠、簡化思維、冷酷無情和傲慢無知。” (“Your reasoning is perfectly logical, but it’s totally insane. Your thoughts provide a concrete example of the unbelievable alienation, reductionist thinking, social ruthlessness and the arrogant ignorance of many conventional economist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我認為他的看法至今仍然有效。如果這只是一個經濟學課程中所謂的狹義定義的學術練習，那麼你可以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角度提出這樣的論點，沒有關係。但人們真的聽取經濟學家的意見。經濟學家對世界的政策有巨大影響，這就意味著更大的責任。如果我們真想讓世界變得更美好，這意味著不僅僅是應用簡單的行為和數學模型，而是做正確的事。這正是我們目前的工作。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查理·蒙格：人類誤判心理學（一）
• 查理·蒙格：人類誤判心理學（二）
• 查理·蒙格：人類誤判心理學（三）
• 查理·蒙格：人類誤判心理學（四）

The post 當冷酷的經濟學 遇上有溫度的人文科學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現在的你 35 歲左右，單身，坐在你最喜歡的咖啡店裡喝著咖啡。突然間，一個陌生人來到你桌前，問是否能同坐。你本能地把錢包拉近一點，然後找個藉口溜了。一個月後，你最好的朋友告訴你，她想讓你見一個人，然後非常客觀地給你講了他的優點和缺點。你知道朋友是好意，所以同意去見他。正當你走進餐廳時，發現就是那天你在咖啡店遇到的人！這一次你放下了戒備，因為這個人是你非常信任的好朋友介紹給你的。

品牌正在從這種現實生活中的心理訣竅中學習。他們不會湊到你眼前，告訴你他們到底有多好，相反，他們會讓“意見領袖” (influencers) ，也就是你信任的人，告訴你為什麼你應該關注他們的產品和服務，因為意見領袖的話在你聽來要可信得多，他們是品牌和顧客之間的共同朋友。意見領袖有良好的社會關係，具有權威性，思維活躍，他們是潮流領導者。

為什麼在市場行銷中，意見領袖的作用比企業的毛遂自薦更加有效呢？讓我們來看看優秀的意見領袖行銷的特徵：

注意力就是金錢 (Attention equals currency)

意見領袖行銷可以把目標對準真正的顧客，也就是已經對你所在行業感興趣，而且很有可能就關注你產品的那一類人。在當前的世界裡，電視廣告早已經成了背景雜音，消費者對傳統的數位廣告也越來越不在意，所以得到關注很重要。看看廣告攔截軟體瘋狂攀升的使用率吧，僅去年一年，全球用戶數量就增加了30% (PageFair 2017 年廣告攔截報告) 。僅有 6% 的展示廣告曾被用戶點開過。行動電話、影片和社交網站的進一步擴張使意見領袖變成了受眾身邊如影隨形的夥伴。為了獲得消費者的關注，品牌必須和消費者願意跟隨的人合作。

創意和原創內容已經成為人們的期待 (Creativity and organic content has become the expectation)

記得傑爾德·福戈爾(Jared Fogle)嗎，那個吃 Subway 減肥的人？在因醜聞而名譽掃地之前，他曾經長達 15 年擔任 Subway 的代言人。現在，僅靠雇一個代言人給你的品牌做宣傳已經不行了。雖然名人代言和意見領袖行銷之間有些重合之處，但是後者旨在面向一個已經存在的群體發聲，這個群體中都是高度活躍和參與的粉絲。意見領袖是他們所在領域的大師，他們與自己的粉絲建立了高度的信任和雙向交流管道。他們知道怎樣把一個品牌的產品和服務融入人們觀看的內容中，而且他們的植入完全沒有痕跡，不會讓人們把注意力從他們真正想看的內容上轉開。粉絲之所以會不停地回來，是因為他們能夠定期提供富有創意的新內容。這已經成了粉絲的期待。那些不停地把相同的資訊連續幾個月，甚至幾年地向消費者灌輸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社群媒體沒有黃金時段，它永遠都在黃金時段。 (Social media has no prime time window — it is prime time)

任何值得一提的消費者行為研究都會告訴你，消費者正在從電視轉戰社交媒體。以前行銷人員追逐的是電視上的黃金時間點，而在社群媒體上，一天 24 小時都是黃金時間。如果你在社交媒體上關注的某個人每天穿什麼、喝什麼，給你看什麼東西，你就會關注這樣東西。這裡的關鍵字是注意力。獲得消費者關注的方式也在迅速地變化著，那些不能快速適應的品牌只能看著他們的競爭對手絕塵而去。

我們相信上帝。其他人都能帶來資料 (In God we trust. Everyone else bring data)

當我說意見領袖行銷正在成為一種上升趨勢，而且比其他很多常見的行銷管道更加有效的時候，你為什麼應該相信我呢？

• Tomoson 的民意調查顯示，59% 的行銷人員計畫逐年提高他們的意見領袖行銷預算。這也是最具成本效益和成長最快的線上顧客獲取管道，超過了自發性搜尋、付費搜索和郵件行銷。
• 在廣告行業裡，每花一美元做廣告能獲得兩美元的回報已經算是成功了，但是意見領袖行銷的平均回報率卻是 5 美元，頂尖的 13% 的行銷人員甚至能夠賺到 20 美元或者更多。
• 重要的不僅是數量，還有品質。51% 的行銷人員認為透過意見領袖行銷管道獲得的顧客的品質要更好，因為他們花的錢更多，更有可能把產品推薦給自己的親朋好友。
• 根據 Think with Google 研究，在 YouTube 的青年訂閱者中，有 70% 的人表示與傳統的那些名人相比，他們更能與 YouTube 上的名人產生共鳴。可以想見這種情況並不只是在 YouTube 上。

阿聯酋航空：凱西‧奈斯塔特 (Casey Neistat) Vs 珍妮佛·安妮斯頓 (Jennifer Aniston)

去年阿聯酋航空公司放出了幾支大受歡迎的影片。為了展示機上的奢華設施，阿聯酋航空公司決定從 2000 萬美元的總預算中拿出 500 萬美元聘請好萊塢女演員珍妮佛·安妮斯頓來扮演世界旅行者的角色。公司給 YouTube 拍了一系列由安妮斯頓出鏡的短片廣告，反應非常不錯。這是他們一起製作的其中一支影片，去年十月份首次釋出。迄今為止，這支影片的點擊率已經超過 600 萬，看一次不到一美元，還不錯。

但是，讓我們來對比一下這支影片裡的“安妮斯頓”。阿聯酋航空市場行銷組裡有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想到了一個點子，他決定讓 YouTube 大咖/意見領袖凱西‧奈斯塔特免費乘坐他們頭等艙。他們不求任何回報，只希望如果他享受這次飛行的話，能把這次體驗分享給他的粉絲。他的確這樣做了，而且做了兩次。除了第一支影片外，他還自願錄製了第二支影片，這支影片迄今為止已經被觀看了 1150 萬次，總共就是 5200 萬次，而這一切都是免費的。試問哪個市場行銷人員不喜歡免費廣告呢？

凱西的受眾是年輕人，但他也是一個科技新創公司的創辦人，他的粉絲中有許多志在成為下一個馬克·祖克伯 (Mark Zuckerberg) 或 Snap 席執行官伊凡·斯皮格 (Evan Spiegel) 的企業家。雖然很難馬上算出像這樣一個惹人注目的廣告的直接回報率，但這也讓阿聯酋航空公司的品牌出現在了一些頂尖的媒體管道上，比如 GQ、Maxim、《廣告週刊 (Adweek)》、Mashable 和《赫芬頓郵報 (Huffington Post)》。除了這些免費的媒體外，阿聯酋航空借助凱西發的帖子，擴大了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影響，因為凱西的帖子得到了數千的讚和轉發。阿聯酋航空不僅提提高了他們的品牌在一個新的受眾群體中的意識，而且獲得了很多免費的宣傳，同時他們也透過這一舉動，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具有前瞻思維的數位導向型品牌。

Pretty Little Thing 是一個建立在流行文化上的時裝公司，這是一個以模仿意見領袖和名人穿著為生的全球服飾品牌。實際上，雖然他們與意見領袖有著緊密的合作，但他們實質上還是採用了意見領袖行銷的模式，把這個模式套在自己身上，以後很有可能越來越多的公司都會採取這種方式。他們不會去找一個意見領袖，讓他把某件衣服弄得流行起來，他們會觀察這些意見領袖穿什麼，然後生產一些與之搭配且很有成本效益的產品。他們在 Instagram 上有整整 190 萬粉絲，而且迅速地從四年前每週只有20筆訂單發展到現在每天兩萬筆訂單。去年 12 月，品牌創始人把自己持有的 66% 股份以330萬英鎊的價格賣給了一個大型時裝品牌，收入迅速達到 2000 萬英鎊。

“我的威士忌故事”

最讓人難以置信的意見領袖行銷成功案例來自飲品巨頭帝亞吉歐 (Diageo)，也就是蘇格蘭威士忌品牌樂加維林 (Lagavulin) 和奧班 (Oban) 的母公司。他們的一支影片獲得了最佳意見領袖行銷廣告短片獎 (Shorty Award for Best Influencer Marketing Campaign)。這支影片的主演是 NBC《公園與遊憩(Parks and Recreation)》電視情景喜劇明星尼克·奧弗曼 (Nick Offerman)。這個只有一個鏡頭的影片名叫 “我的威士忌故事”(My Tales of Whisky)，影片中奧弗曼坐在一個劈啪作響的壁爐旁，根據歐洲的傳統這叫燒聖誕柴，但奇怪的是整個影片完全沒有聲音，只有奧弗曼幽怨地盯著鏡頭盯了 45 分鐘，偶爾喝一口酒。多虧了這個簡單的季節設定和奧弗曼獨特的標誌，這個影片一下爆紅。

在影片發佈的那天，“聖誕柴”成了臉書（Facebook, FB-US） 上的一個熱門話題，有超過 175 個故事寫了聖誕柴，為品牌贏得了很多免費的媒體宣傳。隨著這支廣告在社交對話中迅速風靡，並透過 Sony、Tumblr 和 GoDaddy 等管道在串流媒體中進一步放大，背後的團隊為假日聚會製作了一個十小時的迴圈播放。僅在前兩天，這支影片在YouTube上的觀看次數就達到了 110 萬，只用了一周就達到了200 萬，而這還是在付費媒體沒有啟動前。品牌的頻道訂戶也從 5500 一躍升到 2 萬 3000 人。

多加點果汁

意見領袖行銷不只是針對大品牌。它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不管什麼規模的公司都能從中獲益。Naked Juice 是一個上世紀 80 年代起步於加州聖莫妮卡的小型果汁和冰沙公司，與年輕意見領袖貝思·諾頓 (Beth Norton) 合作。他們在 Instagram 上找到她，希望她幫忙向那些終日忙忙碌碌，不管是跑腿還是規劃專案的人推廣他們的果汁和冰沙。他們還在生活方式博主凱特·拉·維 (Kate La Vie) 的幫助下進入了 Instagram 上的美妝、時尚和健康圈，凱特會分享一些品牌贊助的內容，比如她的日常穿著和美容必備用品的圖片，當然在這堆東西中還有一瓶特意擺放的 Naked Juice 果汁。

在其他行銷管道的配合下，這種意見領袖行銷的方法使 Naked Juice 捍衛了它在優質果汁行列中的地位，牢牢佇立在他們的核心受眾，也就是“裸露信仰者”的頭腦和心裡。Naked Juice 現在的市場份額是58%，遠遠超過其他競爭者，消費者的社交參與也增加了八倍之多。

採取行動

怎樣才能用這種方法開始行銷呢？怎樣才能找到意見領袖，衡量你所做的努力的影響呢？

84% 的行銷人員首先會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手動搜索可能適合他們的品牌的意見領袖。很多人依靠別人的推薦、社交媒體監測工具或者參加活動和大會。當你開始嘗試這種新的廣告媒介時，尋找意見領袖是最有挑戰性和最費時間的一步，但現在已經有很多意見領袖市場，可以大大減輕尋找意見領袖的難度，比如 YouTube 的 Famibit。這些線上平台可以根據特定的標準 (粉絲數量、人口統計特徵、興趣等) 快速查找意見領袖，和他們協商，甚至給他們一個清晰的指示，如何保持“品牌熱度”。這個市場不僅能幫助你們輕鬆地協商出一個合理的價格，還能幫助你找到你以前都沒聽說過的意見領袖。

首先，在選擇意見領袖的時候先考慮下列三個標準：

• 背景：哪個意見領袖的粉絲和你的目標受眾之間的重合度最大？記住，這雖然不是唯一一個，也是僅有的幾個採用“選擇加入”模式的廣告類型。意見領袖不會強迫他們的受眾接受，受眾的訂閱也是自己主動的。所以，這個管道的受眾比其他管道的受眾的參與度要高得多。
• 影響範圍：他們的粉絲範圍有多廣？就像你選擇一個電視廣告位元，你也是根據它的受眾範圍，你可以看看一個意見領袖能夠受到多少粉絲的歡迎。
• 行動力：這就是意見領袖帶來行動的能力，也是一個非常微妙但卻非常重要的選擇標準。一個意見領袖越能說服他的粉絲採取行動，你的產品或服務的轉換率就越高。

第二，確定哪個定價模型最適合你的品牌。下面是四種最常見的定價模型：

• 每篇付款或固定費率：這是最常見的方法，68% 的行銷人員都使用這種方法。意見領袖每創建一條推廣內容，不管是一張照片、一條推特、一條圖文、一個影片或者一篇部落格文章，品牌都會向他們支付固定的費用。具體價格取決於跟你合作的人，最低 50 美元一條，最高的頂級意見領袖 25 萬美元一條。
• 產品補償：有些意見領袖只要免費的產品或服務就能發佈資訊。這種方法通常見於旅行品牌，因為意見領袖可以用創意的方法來宣傳他們的個人旅行故事。這種模式最適合小型廣告或者那些希望組建一個品牌宣傳大使群組的品牌。
• 每次點擊付費：這這種模式中，意見領袖的報酬取決於他們的內容的效果。一個關鍵的指標就是品牌網站的點擊次數。在這種以績效為基礎的模式中，意見領袖非常依賴受眾的互動，所以他們會創造出大量的內容。
• 每次購買支付：在這種方法中，意見領袖獲得的獎勵取決於他們的內容帶來的購買、行動或註冊的數量。這是最不常見的一種支付模式，因為消費者幾乎不會在第一次有人給他們介紹一件產品或服務的時候就購買或註冊。通常情況下必須要反復地宣傳。在第一次介紹後還要探索、調查和確定，才能帶來購買或轉換。

最後，只有確定了你的衡量標準，你才知道什麼才叫成功。一半的行銷人員把銷量增加和潛在客戶開發看作意見領袖行銷的最高目標。47% 的人希望獲得品牌參與，比如點擊和社交網路分享。但是，成功也可以是當前廣告的網路流量激增或者轉換率增加。還有一個雖然不好衡量但卻非常有效的標準，那就是免費媒體帶來的價值，就像你在阿聯酋航空公司案例中看到的。行銷人員往往忘了計算那些不那麼具體的指標，比如整體的品牌情緒。要從大局著眼，看到數位行銷中的所有因素，不要忽略意見領袖行銷在其他管道的影響。

意見領袖行銷顯然將會繼續發展。它的影響是清清楚楚能夠覺察的。品牌正在透過意見領袖行銷在市場上建立他們的可信度，圍繞他們的品牌在社交網路上製造話題，推動他們的線上和實體店銷量。那些把這種行銷方式作為永久戰略的品牌將會贏得他們最渴望的關注。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新世代的行銷戰略 充滿魅力的顧客體驗
• 緊密的社群關係 加速推動線上銷售

The post 線上行銷新趨勢 意見領袖行銷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但是取悅顧客並不意味著總要屈服于顧客的心願。《哈佛商業評論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前編輯斯圖爾特和 Aerten Consulting 諮詢公司總裁奧康奈爾做客“華頓知識線上”節目探討這些話題以及書中的其他管理洞見。 

以下為編輯後的訪談記錄。 

華頓知識線上：我們第一個問題先從你開始，派特麗夏。你為什麼會寫這本書？

派特麗夏·奧康奈爾：我承認直到四年前，我才第一次聽說服務設計。我當時在和一位元客戶，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合作，他們提到了服務設計課程，我說，“那是什麼？”他們說，“服務設計就是教人們如何通過想像和思考，然後設計出一種顧客體驗。

人們會想到用戶體驗。我們一直在強調用戶體驗，因為我們強調的這些環節都可以線上完成。但是當你走進一家餐廳，走進一家酒店，你要和這家公司打交道。你走進一家公司的大堂後，你和那家公司、那個品牌和那家企業的每一步互動都需要經過設計，才能為你帶來滿意的客戶體驗。”

我覺得這是個有趣的話題。我開始四處查找，然後發現並沒有很多關於服務市場上這個領域的書，倒是有很多關於生產設計的書。我意識到在服務和戰略理念之間有個缺口，這時候湯姆加入了我。 

湯瑪斯·A.斯圖爾特：我寫這本書當然是因為派特麗夏。但是說真的，我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我們知道的很多關於管理的知識都來自汽車裝配工廠，愛德華茲·戴明 (Edwards Deming) 和弗雷德里克·泰勒 (Frederick Taylor) 等等這些。但是說到服務，我們認為服務需要，可以，也應該像產品一樣得到精細地設計。當你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它其實跟戰略也是有關係的。這就是區別。

越來越多的研究也開始證明了這一點。區別不是產品或者服務本身，也不是價格，而是你的體驗。你對一家餐館的體驗如何？和一家法律事務所的合作感受如何？它存在於 B2B、B2C 等等一切領域。它還可以體現在你對某家汽車經銷商的感受。這是一種很難複製的東西。我可以在價格上趕上你，也可以在酒店床單的織物密度上趕上你，但是當涉及到戰略差別時，這是很難戰勝的。 

華頓知識線上：我們再回到戰略這個問題上。你剛才說的話讓我想起了你書的開頭提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現象。你開頭提到了一個讓人驚訝的事實：大多數公司的設置決定了它無法設計優質的服務。我在想為什麼呢？ 

斯圖爾特：我覺得是因為這是一個在很多方面都相對較新的領域。在管理類文獻中，長期以來關於管理服務的研究都是與生產管理類比。這是其中一部分。但我覺得企業所做的大部分活動都是在組織內部的運營。當涉及到服務時，生產服務的過程是與顧客一起進行的。它不是在工廠，然後我們把工廠裡生產的服務交給顧客。當服務進行的時候，你跟顧客是在一起的。

奧康奈爾：顧客在與我們共同創造顧客體驗。我們必須知道產品是交接，服務是握手。服務要求雙方的參與。跟我們所知道的產品和生產相比，這是一個非常不同的過程。這也就是為什麼關於這方面的文獻少之又少。

我們的經濟模式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 80% 的經濟都以服務為基礎。除了農業、製造業和採礦業剩下的就是服務業了，人們每天都要與服務業產生多次互動，不管是 B2B、B2C，還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比如買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給你的保險公司打電話。

人們總是把顧客服務和顧客體驗搞混。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東西。顧客服務是你做的事情，通常是當哪個環節出錯的時候的應對方法。而顧客體驗完全是我和你的互動，從我第一次聽到你名字的那一刻，到最後我們之間的業務完成的那一刻。 

華頓知識線上：現在我們經常聽到人們說設計思維，或者工業設計、製造設計，或設計使用者體驗。你怎樣把服務設計和你聽到的這些關於設計的熱詞區分開來？這對現在的情形有幫助還是沒幫助？ 

斯圖爾特：我不知道你是否會把它們區分來看，也許你可以把它們整合起來。我覺得這些詞都很有趣。我們曾經跟創新設計公司 IDEO 的蒂姆·布朗 (Tim Brown) 談過。他說到了自動提款機，自動提款機是 50 年前設計的，它是第一次人們在設計的時候，必須思考顧客如何與使用者介面互動。在此之前，銀行的使用者介面就是一個微笑的出納員坐在櫃檯後面，完成所有的接觸和電腦生成以及與銀行系統互動的工作。

所以設計思維是處理問題的一種方式。工業設計當然也是讓設計變得漂亮和富有功能性的一種方法。服務設計將設計思維和美觀的工業設計中的某些元素結合起來，“我們如何將這種思維應用在火車乘車體驗和自動提款機取款體驗上？通過這種外觀和在店裡、在辦公室或其他地方的互動體驗我們想傳達什麼？” 

奧康奈爾：我們把服務的提供也包含在了服務設計中，因為沒有執行力的設計是毫無意義的。 

斯圖爾特：這也是握手的一部分。 

華頓知識線上：在調查和寫這本書的過程中，你們遇到了哪些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的公司？你們能舉一些例子嗎？其他公司能從這些公司的實踐中學到什麼？ 

奧康奈爾：有一個經典的案例可以對服務設計做出快速的解釋，那就是星巴克（Starbucks, SBUX-US）和唐恩都樂甜甜圈連鎖店 (Dunkin’ Donuts) 。有的人喜歡星巴克，有的人喜歡唐恩都樂，人們總是有著自己的強烈偏好。從表面上看這兩家公司賣的都是一樣的東西，咖啡，但是除了咖啡它們也賣其他東西。它們銷售的是兩種非常不同的體驗。唐恩都樂是“拿了就走”，所以它的口號是“美國前進靠唐恩都樂” (America runs on Dunkin) ，它的標誌非常鮮豔，鮮豔的粉色，鮮豔的綠色。

而星巴克更多的是一種放鬆和休閒的氛圍。來到這裡的人不會拿了東西就走。另外還有新的公司，像個人造型師Stitch Fix，現在它已經變了。當時我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它還只做女裝，現在有了男裝。汽車銷售服務平臺Edmunds也變了很多。它們說明了一家公司一定要不斷的變化。它剛開始時接近於一本二手書價目冊。 

斯圖爾特：我們也研究了一家航空公司 Surf Air，會員只要繳費就可以在加州西岸無限飛行。我們還研究了威斯康辛州北部的一個醫院系統 ThedaCare。這些是最棘手的。我們都知道醫療保險服務的設計有多糟糕，這些人把豐田公司的生產系統應用到了醫院服務的重新設計中。總的來說我們的研究所涉非常廣泛和全面。

但是星巴克和唐恩都樂的例子太突出了。有一次在西雅圖演講我們讓觀眾舉手示意，誰喜歡唐恩都樂，誰喜歡星巴克？如果你思考一下，這其實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在星巴克，椅子都是慵懶悠閒的，而在唐恩都樂，幾乎連凳子都沒有。這就是賣咖啡的兩個例子。你們的咖啡賣的比一般品牌好，但是你們也創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體驗，人們要麼在這個陣營，要麼在那個陣營。沒有很多人會選擇“哪個離我最近”。他們有自己的偏好。他們偏好的是不同的體驗，雙方都在有意識地設計自己的服務方式。 

奧康奈爾：我們還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服務設計原則適用於各個行業。我們直覺上是相信這個結論的，我們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 

華頓知識線上：這些擅長設計有效的服務體驗的公司似乎都遵循了五個共同的原則。第一個是顧客永遠是正確的，但要確保這個顧客是你的顧客，你能解釋一下嗎？ 

奧康奈爾：不管在什麼服務行業工作過的人都聽過這句老生常談，顧客永遠是正確的。但事實並不儘然。如果我去麥當勞（McDonald’s, MCD-US），我不會要求要一個三分熟的漢堡，它們不是做這個的。那對於它們來說，在那一刻我就不是它們的顧客。有時候我很願意去麥當勞，功能表上有什麼我就點什麼。但如果我想要非常具體和定制的服務，那我就不應該去麥當勞。

如果我想要奢侈的購物體驗，我就不應該去麥克斯折扣店 (TJ Maxx) ，那是我想撿便宜時才去的地方，我應該去巴尼斯 (Barneys) 百貨。所以在這些情況下，我並不是你的顧客。顧客和公司都有責任確保公司完成了兩件事情，這也是我們所說的共同創造過程的一部分。公司必須決定哪些是它的顧客，然後兢兢業業地為這些顧客服務。公司也要擅長傳達自己的形象，從品牌建設到品牌形象，再到顧客登陸它們網站的體驗，或者去實體店，遇到店員交流的體驗。

當你走進凱悅酒店 (Hyatt Regency) 和凱悅酒店旗下另一個品牌安達仕 (Andaz) 時，你心裡是兩種不同的感覺。安達仕是一個更加時尚的品牌，每個人都穿著黑色的衣服，前臺會用 iPad 幫你辦理入住手續。當你走進凱悅酒店時，你將會看到一個大型豪華的桌子，人們穿著傳統的制服。它們提供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體驗。如果我想尋找時髦，讓我感覺非常酷的住宿體驗，我就不應該去凱悅。在那裡我將得到的是一種不同的體驗。雖然非常奢華，但仍然是不同的體驗。所以顧客必須知道他們買的是什麼。他們要分清在某種特定環境下，他們是不是這個品牌的顧客。 

華頓知識線上：你剛才說的讓我想到了華頓市場行銷學教授彼得·法德 (Peter Fader) 所做的一項關於“以顧客為中心”的研究。 

奧康奈爾：我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也採訪了他。 

斯圖爾特：實際上他說到點子上了，“以客戶為中心”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你自己的重心。你想要尋找對的東西。我們對一些專業服務公司做了一個小調查，他們提到了一個大問題，有時候他們會被顧客牽著鼻子走，從而偏離了自己“甜蜜區”，因為他們想“以顧客為中心”，但是顧客卻把他們引到了錯誤的方向，而且很難對顧客說“不”。

第二個原則是：不要嘗試同時讓客戶感到驚喜和喜悅 (surprise and delight) ，只要喜悅就可以了。驚喜是對讓顧客喜悅這個想法的拓展或轉折。人們總是說“驚喜和喜悅，驚喜和喜悅”，而我們認為只需要專注喜悅，喜悅就是每一次都能滿足顧客的期望。如果你想在聖代上放一個櫻桃，好，但先確保你的聖代沒問題。“驚喜和喜悅”的問題在於一開始每個員工的背上就背了一個包袱，他們無法專注熱情地履行對顧客的承諾，無法滿足顧客的期望。Uber 的佛朗西斯•弗雷 (Frances Frei) 說過，如果你這樣做的話，你就會讓人們形成一種思維定制，你無法為顧客提供他們期望的東西。這是我們的第二個原則。 

奧康奈爾：第三個原則是優秀的服務不需要用英雄主義，不管是在員工還是顧客方面。這是對你們剛才所講的一個延伸。它指的是連貫和一致性。當我在提供一項服務的時候，也就是說把我放在公司的立場，我需要知道我在做什麼，我所做的應該是可靠的，能重複，能擴展，能盈利。當你開始需要英雄主義來解決問題的時候，那就意味著設計環節出錯了。

我不是在說緊急情況。當然你也需要處理緊急情況。但如果你發現自己總是像火災警報響了一樣四處救火，那就表明有些環節出錯了。要麼你的服務設計不合理，要麼你沒有向顧客正確傳達他們的期望，或者你偏離了自己的“甜蜜區”，這就是戰略問題。英雄主義說明了有些地方出錯了。從顧客的角度來看，你許諾了我什麼東西，就應該給我什麼東西。當你履行了自己的諾言時，我們把這叫做“啊” (ahhh) 的時刻，“啊”表明了顧客對你的服務感到放心。 

華頓知識線上：“啊”是和“哦” (ow) 對比嗎？ 

奧康奈爾：當顧客“哦”的時候，公司就要注意了。這些是顧客感到不滿的地方，是某個環節出錯的信號，要麼是因為這個顧客不是你應該吸引的顧客，要麼是你的服務設計不合理，顧客不能輕易獲得他們想要、需要，或期望從你這裡獲得的東西。 

斯圖爾特：跟你們公司打交道是不是很容易？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但是大多數公司不會系統地提出這個問題。 

華頓知識線上：“啊哈” (aha) 意味著什麼？ 

斯圖爾特：“啊哈”就是我懂了，比如賣家說，“啊哈，我知道怎麼做了。我看到痛點了。我看到‘啊哈’時刻了。我知道怎麼解決痛點，我知道怎麼創造‘啊哈’時刻了。我知道我們現在在做什麼，怎麼設計它。”這在全管道銷售中會變得複雜。

這是第四個原則：你必須在這個過程和每個管道的每個點履行對客戶或顧客的承諾。所以，不管我在網上，還是在電話裡，或在店裡，你都應該讓我感覺到你能為我服務。這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後管道”，這個管道非常關鍵，我們看到很多公司都在這裡栽了跟頭。有時候是因為他們用的還是舊的電腦，有時候單純就是技術問題，有時候則是因為倉儲和沒能成功交接。

有很長一段時間這是類比和網路人員的問題，他們之間就是連不起來。這就更加複雜了，因為作為一個賣家這並不在我的控制範圍內。但是在服務環境下，我通常是在一個生態系統裡工作。航空公司的服務已經夠糟糕了，還有運輸安全管理局 (TSA) 、機場，去往機場的交通狀況。這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在服務設計中有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與你可能有一定權威的生態系統合作夥伴合作，但是要通過協作的方式創造一種你們都希望為自己想服務的顧客創造的體驗。 

奧康奈爾：第五個原則是你的任務永遠不會完。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服務不是靜態的。人們的期望會變，產品也會變，市場會變，你的戰略也會變，你必須適應這些變化。在“你的任務永遠不會完”，和我們之前說的，模糊你的“甜蜜區”，讓自己不被定性之間有著微妙的區別。這就是為什麼最終會歸結到服務設計上，讓服務設計成為公司戰略體系的一部分。所有這些關於服務的決定通常都會歸到客服部門，而人們只把客服看作一種行銷職能。而行銷當然是一個部門，負責創造品牌承諾這個概念。戰略則是關於決策，決定品牌將向顧客承諾什麼。 

華頓知識線上：怎樣的服務設計才能説明你制定一個很有競爭力的戰略，讓你前進？ 

斯圖爾特：我們在書中創造了九個模型。從本質上來說，它們是對價值主張的表達。其中一個模型是“潮流設定者”。比如說我們就是這個行業的蘋果（Apple, AAPL-US）。另一種是“減價便宜”，我們是這個行業的沃爾瑪（Walmart, WMT-US）。還有一種是“經典”，我們就是最好的，我們就是這個行業的梅賽德斯。一共有九個模型，你幾乎能在所有行業發現這些企業。如果你把這些模型當作一種價值主張的表達來思考的話，這意味著它們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略。

我們的戰略是成為安全的選擇。我們的戰略是成為最好的。不管你的戰略是什麼，價值主張和戰略之間的關聯非常緊密。它們可以幫助你想像如何實施這種價值主張，把這種主張在顧客的體驗和體驗的有形證據中體現出來，比如外觀和感受，讓客戶看到了會說“對，這就是應該有的樣子”。

當你到達這個階段的時候，這就上升到了戰略對話，記住其中一種模型，這會對你有所幫助。戰略其實就是一種拒絕的藝術，對嗎？哪些事情你不做，哪些顧客你不服務。記住這些模型可以説明你思考，不，這不是我們，這才是我們，我們可以做這些。這就是它對組織整體以及我們所追求的顧客的意義。 

華頓知識線上：在服務設計中，你發現企業所犯的最大的錯誤是什麼？ 

奧康奈爾：我們主要關注的是那些服務設計做得好的公司，但這並不是說所有的故事都是皆大歡喜。還有很多公司做得不好。從我們的經驗來看，我們都知道人們通常不會從顧客的角度來看問題，想想如果你是你的顧客會發生什麼。如果肯這樣想的話，你就會知道跟你打交道是否容易。人們不會想得那麼透徹。有些荒唐的事情就是沒道理，為什麼我要從這兒走到那兒來完成一件事情？

在這本書中，我們嘗試幫助企業感到自己的力量，這是基礎。在社交媒體時代，顧客可以上網發推，“我在哪哪哪的體驗太糟糕了”，然後客服部的人說，“我們最好找到這個人，萬一這條推特被大家瘋轉呢？”公司需要感受到自己的權利，有能力做出這些戰略決定。 

斯圖爾特：企業所犯的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混淆了顧客服務和顧客體驗。顧客服務在最後，給客戶留下一個良好的最後印象非常重要。但是企業看不到顧客體驗的整個過程，也沒能為顧客提供始終如一的服務，這是我們看到企業所犯的兩個最大的錯誤。

我們已經提到了五個原則。如果每個顧客讓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那你就違反了這五項原則。前後不一致，沒有創新性，英雄主義，或者讓顧客做得太多。可是我們恰恰看到很多公司一直在違反這些原則。 

奧康奈爾：此外企業一直注重驚喜而不是喜悅。為什麼好的服務就是驚喜呢？ 

華頓知識線上：如果企業想在服務設計方面做得更好，你們會給他們什麼建議呢？ 

奧康奈爾：他們必須對自己誠實。就像檢查腸道一樣，裡面總會有髒東西。我覺得他們必須確保在組織的決策層面乾乾淨淨。

斯圖爾特：我們在這本書中創造了一個等式，顧客滿意是顧客體驗和技術出色的成果。體驗乘以出色。我們在每個項目放五個點，同理心、工程學和經濟學，然後設計了一個測驗，也就是一個報告卡。

對自己誠實要求“我們坐下來進行清算”。報告卡是一種清算的方法。你們可以坐下來，在管理團隊內或組織的對角線部門中進行測試。也可以讓一些顧客或客戶對你們進行評分，然後你就可以拿到一個報告卡。從這裡開始，你就會發現哪些地方有問題了。另一種方法是對顧客的體驗過程進行圖表分析。我們研究過這個過程嗎？顧客在每個點體驗到的都是什麼？我們希望這個過程是什麼樣子的？ 

奧康奈爾：當你在畫圖的時候，你必須畫出前臺和幕後的情況。顧客看到了什麼，顧客體驗到了什麼，幕後需要做什麼才能讓這一切成為可能。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人工智慧新浪潮 創意市場行銷活動
• 如何找到你最有價值的顧客？

The post 新世代的行銷戰略 充滿魅力的顧客體驗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在華頓知識線上訪談節目“Marketing Matters”中，賓奇華頓商學院“廣告未來計畫” (Wharton Future of Advertising Program) 執行總監凱薩琳·海斯 (Catharine Hays) 有一系列的對話。

以下是訪談文字編輯版。

凱薩琳·海斯：你是人工智慧與創意領域名副其實的領軍人物。你為 Taco Bell 操刀的廣告十分經典，曾贏得“41屆坎城廣告創意大獎” (Cannes Lions Awards) 。2016 年，你被《ADWEEK》雜誌評為“行銷、媒體與技術領域最不可或缺的高層 (Most Indispensible Executives in Marketing, Media and Tech) ”。

凱薩琳·海斯：給我們講講你打造的人工智慧部門“神奇機器” (Great Machine) 吧！

溫斯頓·賓奇：首先我想說，我真的算不上專家。我覺得自己是這個領域的探索者。人工智慧是很長時間以來出現的最令人激動的發明之一。就像一張不可思議的畫布，可以在上面揮灑創意，講述品牌故事。

海斯：在成為首席數位長之前你曾擔任首席創意長對吧？

賓奇：哦不是，我其實從很早之前就有這個頭銜了。很有趣，現在都已經是 2017 年了，但我們仍然用“數位”來描述這個到處都已經實現數位化的時代。對我而言，我關注一切不同於電視廣告的東西。我的職責就是代表廣告公司、我們的品牌、我們的客戶，專心從事創新與發明。

人工智慧運用於品牌行銷領域尚剛剛起步。關於這個領域的研究始於 1956 年。如果你關注一下臉書（Facebook, FB-US） (Facebook) 、亞馬遜（Amazon, AMZN-US） 、微軟（Microsoft, MSFT-US） 這些年的投資，就應該知道這並非新事物。但對於品牌來說，真正有趣的局面才剛剛打開。當我們環顧四周，會發現廣告界有很多人都在討論人工智慧在預測性分析、智慧媒體打造等領域的能力。這些事情一定會取得驚人的成果。

實際上，我認為我們將看到人工智慧對媒體的影響與日俱增。你會發現，我們現在是從品牌的角度來發聲。目前，Alexas (數字助手) 的數量已經超過 1000 萬。從品牌的視角來看，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不再將品牌視作物品，而更應視其為能夠與你互動、與你對話的人或者實體。對我、對我們團隊而言，這種感覺太神奇了，我們現在可以創造出與客戶實現真實互動的內容。

海斯：這會不會嚇到誰呢？畢竟它不是人，而是機器。我覺得目前的人們還是會有點害怕。你覺得這種情況會很快改變嗎？或者你覺得這仍是一個問題嗎？

賓奇：這是個嚴肅的問題。我目前正在參加伊隆·馬斯克 (特斯拉（Tesla, TSLA-US） CEO) 訓練營。我們需要一定的道德約束和規則來制約技術與人工智慧。我們需要提出新的策略。因此我擔心這將是長期的問題。但是從短期來看，坦率地說，人們都希望問題能夠即刻解決。如果這個東西很簡單，或者說會大大改善生活，大家就會坦然接受這些科技進步。

我相信，如果你寫得一手好程式，不遠的將來你一定機遇多多。實際上人工智慧就是數位程式而已。還是需要我們來為它注入人性，才能真正活起來。所以說，機器人真的在向我們走來。或許未來它還能當喜劇演員呢！

海斯：能不能給我們舉個例子？

賓奇：我們正在嘗試更進一步。我們和 Taco Bell 有過合作，創造了 Tacobot ，方便客人點墨西哥玉米卷。我們是用自然語言來製作這款機器人的。目前它只是測試版。但它卻擁有十分豐富的個性。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早期示例。當然還有更多，比如 Poncho，它是一款天氣預報機器人。

最近幾年我最青睞的一個案例是“ING 銀行的下一個林布蘭 (Next Rembrandt) 項目”。這是一款利用人工智慧技術重新創作林布蘭畫作的應用。ING 希望以此證明自身的開拓精神。這是他們和微軟共同開展的一次嘗試。他們對 360 多幅林布蘭的作品進行了掃描，然後利用機器學習原理畫了一幅新的。

當然這確實會令你有些焦慮。畢竟你開始意識到計算技術的強大性。伊隆·馬斯克就提到過這一點 (未來的人工智慧機器人可能會破壞社會) 。在遙遠的未來，人類也許會淪為貓狗。我一想到這些技術的強大性，就會想到它們將成為最理想的廣告，就是在情感上有所聯結。

但這並不是一次性的投入。你可以與客戶長期保持對話，可以進一步瞭解他們。這種技術會越來越智慧。除了互動，還可以刺激銷售。我認為 Tacobot 就是一個例子，它不僅互動性強，還是一款商業工具。

海斯：從設計師的視角來看，多年以來我們一直在談論如何實現人與品牌的無縫銜接，無論是以怎樣的方式連接。看起來，聊天機器人似乎可能成為有史以來最棒的客服人員。

賓奇：確實有意思。我們覺得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會代替人類勞動力。但如果你是程式設計人員，那你肯定覺得如魚得水。如果你是用戶體驗設計師，那就簡直是文藝復興時代降臨了。因為一直以來，用戶體驗設計師一直為設計移動應用、網站頁面而疲於奔命。但如今我們進入這個聲音和對話為主的領域，這是全新的前線領域。

對於一直在研究哲學和道德問題的學者，也迎來了完全不同於以往的發展，被稱為“道德工程學”。很多大型科技公司將需要引入真正瞭解道德、政策以及人性的人才。我覺得這將創造很多新職位。

對於創意機構而言，這是開發創意產品的理想時期……我們曾經為“漢堡王（母公司 Restaurant Brands, QSR-US）”開發過一款被我稱為“粗糙版”的人工智慧產品。那是一個廣告項目，名字叫“馬屁精雞塊” (Subservient Chicken) ”。

顧客可以輸入指令 (然後由一位元穿著公雞服的人把你的餐端出來) 。但是那花了我們很長時間才做好。如今只需要花費幾周的時間就可以造出一款廣告機器人了。創新速度大大提高。

海斯：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人工智慧走入我們生活的各種方式？身為“神奇機器”部門的內部人士，你所身處的環境最適合思考這個問題。

賓奇：大多數人目前的工作都離不開聊天機器人。聊天機器人主要是指對話介面。但我們認為圍繞聲音出現的“物聯網”領域很可能是新想法的集中爆發點。我建議線上搜索“best of Alexa skills”這幾個關鍵字，你會發現結果極多。比如歷史頻道的節目“歷史上的今天”；比如“你曾讀過的睡前故事”等等。

隨著亞馬遜推出“Echo Show” (一種由 Alexa 控制的音視頻設備) ，我們將看到帶有影音交互介面的音訊軟體。這真是一個神奇的時代。我感到聲音將是新的探索前線。我們對於筆記型電腦、鍵盤的搜索依賴程度將逐步減少。現在，品牌真的應該適時推出相關的體驗服務，因為這方面的發展步伐將會是極快的。

海斯：透過聲音我們能瞭解很多資訊。對於迫切希望實現產品定制化的品牌來說，聲音能告訴我們很多。能擴展地來講一下嗎？

賓奇：毫無疑問，確實如此。在我參加 ANA 數字與社交媒體大會時，盧卡斯·沃森 (Lucas Watson) 就人工智慧及其對公司業務的影響發表了一番精彩的演講。他是 Intuit 公司的首席媒體長。最吸引我的內容是他關於品牌戰略的論述，他提出了“品牌的人性”這個新概念。他提到了麥爾斯-布瑞格斯性格測試。我們也開始將這一邏輯運用到品牌本身。

如果你的品牌也來接受這項測試，那麼它的性格會是怎樣的呢？對於現有的絕大多數聊天機器人都是基於命令的。它們不能參與真正的對話。而想要同顧客之間發起真正的、協作式的討論與對話，我們就必須設定一個性格，要有點什麼代表性。基本來講就是需要一個酷的、有意思的、有用的朋友……關於創意的一句老生常談說得好：做點能吸引我注意力的東西。要麼特別實用，要麼特別娛樂，或兩者兼有。我們需要把同樣的道理和原則運用到新生的人工智慧經濟中去。

海斯：當我們在賦予人工智慧和品牌以性格時，目的性在這裡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賓奇：我是戰略的堅定支持者。你首先必須明確你的目的。為何要推出這樣一個品牌？為什麼是這樣一款產品？我認為在最開始進行用戶調查時，就該問這樣的問題。我們如何將目的性轉換為品牌的性格，並且透過體驗不斷強化這種性格？我們目前手頭有幾個品牌專案，但我還沒有找到答案，說實話。一切都在進展之中。

我們從 Tacobot 中學到的經驗真的很有趣。 Tacobot 已經具有了一種鮮明的個性。 (Taco Bell) 就是關於引爆不可預期，令人驚訝、有意思，社交屬性明顯。因此我們為Taco Bell塑造這樣一種性格並不難。更大的挑戰來自與一些尚未明確自身屬性的品牌合作。那樣就需要一切從最基本的開始。你不能毫無目的地構建一種性格。

海斯：對於利用人工智慧技術進行市場行銷以及與該領域的廣告公司合作，你有什麼建議？

賓奇：和客戶一起首先組織一次研討會。我們都是從最基本的東西入手。人工智慧發展如此迅猛。機器學習從觀望、到瞭解，再到解決企業的問題，與客戶品牌合作，探索能否透過人工智慧解決某個問題。好的一面在於……你可以快速學習。拋出一個商業難題，再十分迅速地展開想法……然後開始測試。就是這麼簡單。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人工智慧的黃金年代：機器學習
• 機器學習的衰頹興盛：從類神經網路到淺層學習

The post 人工智慧神奇機器 賦與品牌鮮活人性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他最富代表性的理論成果、也是他獲得該獎項的理由，就是“套利定價理論”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簡稱 APT。1976 年，他在華頓工作期間提出了這一重要的金融理論。

洛斯教授於今年 3 月告別人世，享年 73 歲。這距離他被告知榮獲該獎項剛剛過去不久。即將於 9 月 15 日在紐約召開的雅各·列維中心年度大會上，這位獲獎者將收到這份遲到的榮譽。他去世之前擔任 MIT 斯隆管理學院教授。洛斯致力於多個領域的研究，從資產定價到管理、再到公司金融。

華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大衛·馬斯托 (David Musto) 將在頒獎大會上發表紀念洛斯的講話。日前，他來到華頓知識線上，介紹這位已故教授的研究成果及他對金融領域的主要貢獻。

以下是對話內容編輯版本。

華頓知識線上：我們首先來談談洛斯最為人所熟知的 APT 理論。這個理論可謂極具開拓性，對金融市場的風險回報進行了透徹的分析，介紹了如何判斷因市場定價出入而導致的資產交易價格過低或者過高。您能否對這個理論的重要地位及其基本運作原理做一番簡要的介紹？

大衛·馬斯托：樂意之至。想要明白這一理論的重要地位，我們就不得不提到此前也榮獲過“雅各·列維獎”的兩位獲獎者，分別是 (諾貝爾獎得主) 哈里·馬科維茨 (Harry Markowitz) 和比爾·夏普 (Bill Sharpe) 。讓我們回到 20 世紀 50 年代，當時的馬科維茨正在攻讀他的博士學位。

他的畢業論文主題是關於股票風險，特別是投資者應該特別留意哪些風險。他的觀點極其明確：股票市場充滿風險。投資者不想冒險，因此必須對股票市場倍加小心。在買入股票時，投資者有時會退而求其次。

但馬科維茨進而又提出，投資者在規避股票風險時，並不應該僅關注個別股票的風險。聰明的投資者會買入多支股票，以實現投資多樣化。

這樣一來，投資者真正面對的風險、最終影響其銀行帳戶增長的風險，將是投資組合的風險。一旦當你用這種方式審視風險時，你就會發現應對風險的正確手段並不在於個別股票本身的風險，而在於這支股票給多樣化投資組合帶來的風險 (the risk that it’s going to add to a diversified portfolio) 。這就是馬科維茨所要表達的觀點。這種觀點一經提出、石破天驚。他也憑藉這一貢獻贏得了“雅各·列維獎”。

現在讓我們從 20 世紀 50 年代繼續前行，來到 60 年代。比爾·夏普正在讀研究生。他最為人們所知的一篇論文、也是他的“雅各·列維獎”獲獎論文，論述了如果投資者在一定的波動水準下期望投資回報最大化，那麼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真正影響一支股票的風險其實是所謂的貝塔值 (個別股票相對於整個股市的價格波動情況) 。

用術語來表述，貝塔值就是用回歸法計算出來的這支股票波動相對於整個投資組合的波動的比例。如果整個市場波動的風險平均值是 1，那麼貝塔值可能高於或者低於 1。那個值 (貝塔值) 就向你揭示了這支股票給市場投資組合增加的風險。

華頓知識線上：這是一個衡量波動水準的指標？

馬斯托：貝塔值所反映的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股票收益的系統性部分，也就是與市場聯動的股票收益部分。股票風險還包含所謂的“非系統性風險” (idiosyncratic component) ，也就是股票自身所特有的、隻影響個別公司的風險。當然，這對個別公司的相關人員很重要，對公司 CEO 很重要。不過對於一個多樣化投資組合的持有者來說，成分股的那些非系統性風險在一個龐大的投資組合面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它們並沒有多麼重要。需要把握的是無法忽略的那部分風險。

這是比爾·夏普，上世紀 60 年代的事情。斯蒂芬·洛斯在 70 年代初來到華頓，並在不久後提出了套利定價理論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他對這個問題的分析獨闢蹊徑。他說：“我們首先假設股票的回報率遵循因素架構 (factor structure) 。也就是說，會有一些因素存在，比如 5 個。具體多少不一定，姑且說 5 個好了。我們假設這 5 個因素是引發股票聯動 (co-movement between stocks) 的絕大部分原因。那麼這些股票收益的系統性部分都受到這 5 個因素的掌控。其它不在其掌控之中的就屬於非系統性風險。”

那麼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在遵循因素架構的股票市場中，與投資者息息相關的個別股票風險就是相對於這些因素的暴露情況。與之有關的每一個因素，你可以稱為“風險溢價” (risk premium) 。那麼，一名投資者如果甘冒更大的風險，他將獲得多少額外的期望收益？暴露於這些風險之下將給投資者帶來更多期望收益，因為他願意承擔與這些因素有關的系統性風險。

那麼，一支股票的非系統性收益部分則不會給你帶來任何額外的期望收益。它當然不會，因為對任何擁有優化投資組合的明智投資者來說，那部分風險已經被平衡。只有與上述的因素相關的收益部分才值得關注，也只有那一部分才能產生期望收益。

後來者在實踐中發展了該理論，提出應該關注股票收益的決定性因素，這些因素可能是通脹變化預期、可能是 GNP 變化，也可能是利率相關因素。以及承擔這些風險將會獲得怎樣的溢價？

華頓知識線上：這些似乎都是總體經濟因素？

馬斯托：是的。總體因素對股票收益具有獨立的影響。可能是通脹，可能是利率期限結構，可能是總體經濟產出。諸如此類。

華頓知識線上：因此可以通過預測或者分析，判斷某支股票定價過高或過低，然後投資者就可以據此決定是買入還是賣出了？

馬斯托：我大學畢業後和斯蒂芬·洛斯共事過幾年。我們都在一家名為“Roll & Ross Asset Management”的資金管理公司工作。Roll 是指 Dick Roll。他也是一位著名的金融理論家。他也會在本次的“雅各·列維中心年會”上發言。

這家公司的工作是為養老金、捐贈金等機構管理證券投資組合。我們的獨門武器就是利用套利定價理論鎖定期望收益。我所說的鎖定，就是指對於特定股票，我們可以根據它在影響股票收益的宏觀因素面前的曝險，告訴你持有它所需要達到的期望收益水準。我在那兒整天與黑框代碼打交道，如果有人能預測某支股票能夠產生額外期望收益，高於客戶在宏觀因素敞口下的收益，那麼這檔股票就值得買入。

我們的軟體就是這麼用的，找到高於可承受曝險收益的期望收益，為客戶創造經濟利潤。因為你能夠為客戶帶來高於其平常預期的期望收益。

華頓知識線上：有意思的是，他的理論基本上誕生於象牙塔內，但卻被華爾街直接採納。這種事可不常見。

馬斯托：確實。不僅是套利定價理論。他提出的另一個理論框架華爾街人士也一定不會陌生，那就是“二項期權定價模型” (binomial option pricing model) 。這是一種十分優雅的對完整衍生證券進行定價的方法。斯蒂芬以 (費舍爾·) 布萊克 (Fisher Black) 和 (麥倫·) 休爾斯 (Myron Scholes) 的成果為基礎，從二項框架的角度思考，幫助對各類證券進行定價，並告訴你如何利用二項交易技巧複製你所感興趣的衍生證券的收益。

華頓知識線上：洛斯教授之所以被人們所熟知，還因為他善於將理論性的、抽象的、學術的東西介紹給講究眼見為實的華爾街。從您與他共事的經歷來看，這是他有意為之嗎？

馬斯托：他在經濟問題建模方面很有一套，能做到深入簡出。換句話說，他總能直中問題要害，通過建模一舉解決問題。我認為，這得益於他與當時一些偉大物理學家的接觸，如何恰到好處地對一個問題進行塑形，恰到好處地加以解決 (how they would stylize a problem just enough to be able to solve it robustly) 。這正是他所做的事情，一向如此。而親眼見證他的工作令人印象深刻。

華頓知識線上：在和他共事期間還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馬斯托：他是一位偉大的知識份子。我參加了耶魯大學為他舉辦的追悼會。我就是在耶魯認識他的。

我在 New Haven 長大，也在那兒和他相識。當時他是耶魯的教授。在那之前他在賓大，在那之後又去了 MIT。來參加追悼會的人擠滿了一座大教堂。大家一個接一個發表講話，懷念這位如此卓絕、如此機敏的逝者。一想到擁有如此能力的人物竟然選擇從事我們這個領域的工作，還真是讓人感歎。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巴菲特核心投資法 — The Warren Buffett Portfolio
• 《漫步華爾街》閱讀心得（六）學習新投資技術 (9)承擔風險以提高報酬

The post “套利定價理論”之父 如何影響華爾街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以下為編輯後的訪談記錄。 

凱薩琳·海斯：我們知道市場行銷人員的背景都非常有趣。跟我們講講你是怎麼進入這個角色的。 

喬丹·彼特曼：我的經歷有些偏離傳統。我職業生涯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大型廣告公司中工作，這其實也算不上偏離傳統吧，但我是做媒體策劃和媒體戰略的。我的工作不是創作廣告，而是決定廣告的方向。大多數人在成為首席行銷長之前，都是先從客戶管理做起的。客戶管理部門負責引導所有客戶關係。

我過去是在媒體部門。我剛起步的時候，媒體正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革。那時候一個媒體人必須瞭解觀眾和受眾的構成，比如女人或男人，18到24歲。但是在我的職業生涯初期，瞭解你的觀眾開始變得更加動態化，也更加複雜，而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數位時代的來臨。觸及觀眾變得越來越難，這意味著像我們這些以媒體為生的人必須變成戰略家。

數位媒體改變了廣告行業的一切事物。我發現自己對這些前沿領域充滿了興趣，不管是網路、移動技術，還是社交、數位內容，這種興趣説明我一路走過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海斯：你是怎麼加入美國國家氣象頻道 (The Weather Channel) 的？ 

彼特曼：我是在 IBM 收購Weather公司後加入的。我剛進入公司還不到一年。當時我正好開始思考，我職業生涯的下半段會是什麼樣子的呢？繼續待在公司，還是去其他地方？我當時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網路媒體這一邊。但是我不想為了一個生產內容的網路媒體工作，我當時對氣象這個想法很感興趣，但我更看重的還是 AI 和物聯網。我覺得這兩個領域的發展速度之快令人難以置信，這也是我真正想要側重的領域。把資料做成生意，不僅僅是內容，這個想法對我充滿了吸引力。 

海斯：也許你可以給我們補充一點兒背景？我一直把它叫做 The Weather Channel，但其實是 The Weather Company，為什麼 IBM 要收購 Weather 公司？ 

彼特曼：這是個令人迷惑的地方，很多人經常搞錯。其實解釋起來非常簡單， IBM 收購了 Weather 公司的所有業務，除了有線電視網路，也就是 The Weather Channel。不過他們現在也是我們的一個客戶。我們向他們授權氣象資料，他們的有線網路就是這樣運行的。但是其他的業務，比如應用、網站，以及所有資料都被 IBM 收購了。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氣象是業務收入的一個巨大推動因素。

如果你們去看公司整體的收益報表，你就會發現天氣通常是很多公司未能達到季度業績目標的一個主要原因。 IBM 致力於幫助企業做出更好的決策，增加收益，它顯然從中看到了機遇。我們不只是做預測，我們還有一個可以作為基礎的平台。目前 IBM 將大量的資金投入到了物聯網和認知分析領域。這就是為什麼 IBM 認為我們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收購選擇。 

海斯：海量的資料、對企業的巨大影響以及強大的預測能力，想要獲得所有那些財富，這是三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彼特曼：沒錯。我給你幾個統計資料。當我接下這份工作的時候，有些事情我還不清楚，也就是我每天擺在客戶和顧客面前的資料點。我們每天有 250 億個預測電話，這些都是來自世界各地各種各樣的資料來源，而平均一天就有 20 到 22 億個資料來源。這 250 億個預測電話每天就是從這 20 億個位置撥來的。所以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物聯網平台之一。 

海斯：物聯網 (IOT) 具體指的是什麼？ 

彼特曼：比如我們和航空業有很多業務往來，所以這些資料來源不僅來自芝加哥、伊利諾州和費城，也來自塔樓、感測器和無處不在的信號，這樣航空公司才有可能知道他們是否應該讓飛機起飛，或者留在地面上。飛機裡有感測器 (sensors)，整個美國都佈滿了感測器。這就是物聯網，至少大部分都是這樣的。如果我們追根究底的話，那些升降機、飛機和渦輪機裡的感測器就是物聯網至關重要的命脈。

海斯： Watson 是 Weather 公司的最新合作夥伴。給我們簡單講講 Watson 的歷史吧，我覺得它是我們國家的第一個真正的人工智慧程式。 

彼特曼：當人們說起 Watson 的時候，一定會先從“危險邊緣”(Jeopardy!) 這個節目說起，這幾乎是預料之中的必然結果。 Watson 參加這個節目來測試它的能力，當然是內部營運能力，而非外部的。它最開始是一種自然語言、QA、問答、應用程式介面 (API)。現在它代表的是一整套各種各樣的 Watson 服務，從語言到話語到畫面無所不包。

你可能記得 Watson 參加“危險邊緣”節目而且贏了大獎。這是我們作為一個技術群體第一次開始真正思考，除了二進位，計算還可以以更多的形式呈現。要想充分瞭解 Watson ，就要把它跟計算的三個時代聯繫起來思考。第一個是製錶時代。比如那部關於阿蘭·圖靈 (Alan Turing) 的電影《模仿遊戲 (Imitation Game)》。它基本上就是計算。這一階段事實上一直持續到上世紀 50 年代。那時候的打孔卡，等等。

之後我們進入了程式設計時代，就是用電腦來解開等式，雖然我們知道答案是什麼，或者我們大概知道答案在哪個範圍，但是我們希望以更快更簡單的方式獲得答案。當我思考程式設計時代的時候，我想到了 Excel。當然你也會想到過去幾十年中我們使用的各種各樣的軟體。

如今我們已經進入了認知時代。製表時代和程式設計時代與認知時代的區別是我們可以使用結構化和非結構化的資料，不再只是 0，1，0，1。我們可以使用像視訊、音訊或面孔、表情這樣的非結構化資料。我們兩個人可以面對面坐在桌子的兩側，我可以閱讀你的表情，判斷你是否覺得我說的話機智或者無趣，然後對你的表情做出反應。

現在電腦已經開始做這些了，這也正是 Watson 正在嘗試做的事情。它試著學習、理解、推理，然後做出反應。關於認知有一個定義我特別喜歡：程式設計是人給電腦程式設計，認知是電腦給自己程式設計。當然了，在人的幫助下，它們就能開始給自己程式設計，那時候就非常有趣了。 

海斯：這個區別真不錯。告訴我們 Watson 是如何滲透 IBM 的。 IBM 對它有哪些看法，以及如何圍繞它構建一個體系。 

彼特曼：顯然 IBM 是一個擁有很多部門的大公司，它致力於説明全球各地的客戶解決問題和應對挑戰。 Watson 有兩個作用。首先它是 IBM 內部的部門，其次它也是提升 IBM 內部其他部門表現的產品。 Watson 內容和物聯網平台都是廣泛的 Watson 生態系統中的一部分，這個廣泛的生態系統包括醫療保險、金融服務、零售、教育和法律。

Watson 一直在發展，有專門的工程師和技術專家團隊來拓展這個程式的功能。它推出時只有英語這一種語言，但它還受訓於其他八種語言，現在包括德語、韓語。它包括語言、講話等各種各樣的服務。就我們小組而言，我們是由公司中幾個不同的部分組成的，我們是由一個物聯網平台組成。我把它比作羅馬人和溝渠。那裡有水。我們知道我們需要水。我們必須把水從一個地方送到另一個地方，如果沒有水的話，你就不能灌溉農田，你就沒有水喝，你就不能釀酒。

一旦你把溝渠建好了，一下子水就可以四處流動了，很多地方都能用上水。我們對物聯網平台就是這麼做的，它是跟資料連接在一起的。我們如何獲取資料，讓它發揮更大的價值？當然，現在資料已經無處不在了。我們並不是要收集全世界的收據。資料已經太多了，就像我之前說的來自升降機和飛機的資料，但是我們對資料的使用並不充分。物聯網平臺就充滿了資料。

Weather 公司在我們的業務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我們在設計解決方案時可能會從天氣入手，但不一定以天氣結尾。我們如何透過認知科技來充實我們的解決方案，又如何利用它來服務我們的客戶呢？ 

海斯： Watson 也正在進軍廣告界。如果說廣告公司和廣告商遇到的威脅還不夠，那麼還有人工智慧。告訴我們人工智慧對廣告總體上有什麼影響， IBM 和 Watson 在這一領域扮演著什麼角色？ 

彼特曼：在 IBM ，當我們談到 AI 的時候，我們實際上並不在說人工智慧，而是再說增強智慧 (augmented intelligence) 。聽起來可能有些像行銷術語，但語言選擇的確非常重要。當我們想到增強智慧的時候，我們不會想到我們的哪個解決方案搶了哪個廣告公司或者哪個人的生意。事實上，我們覺得他們反而從中受益了。如果我們回到程式設計時代，電腦並沒有讓廣告公司破產。相反，電腦帶來了一種全新的做廣告的方式，在展示廣告的同時，還要設計媒體方案等。

我們思考如何把 AI 用在廣告界中。我們剛開始設計了 Watson Ads，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創意工具。你可以把它看作世界上最酷的富媒體單位 (rich media units) 之一，你可能也知道富媒體是一種更加強大的創新科技。

當我們一年前剛推出 Watson Ads 的時候，我們的方法跟 Watson 差不多，也是學習、理解、推理、互動，這些事情我們的廣告都能做。不管你在哪兒，描述一個移動設備或者網站上的廣告。我們都看過這些廣告，很多時候我們並不想理這些廣告，因為我們覺得它們對我們移動設備上的程式沒用。事實上，它們是有害的，干擾我們的工作。所以我們想把它們變成會話式的，為人們帶來價值。

比如金寶湯公司 (Campbell’s) 的廣告，你可以告訴廣告你家裡有什麼原料，然後 Watson 廣告就會給你一個食譜，你能用這些原料做什麼。它的認知性表現在廣告並不知道你要問的哪些原料組合。它不知道你家裡有韭菜、咖喱和雞。但因為它具有認知功能，它可以學習，然後將這些原料完美地組合起來。它給你的答案能夠幫到你，隨著不斷學習，它會變得更加智慧。 

海斯：它可以語音啟動嗎？ 

彼特曼：可以，但其實不一定要語音啟動。你可以輸入。認知科技有個非常有趣的特點，它有自然語言識別能力，和我們在 Watson Ads上合作的很多客戶都利用了這個使用者應用介面的優勢。為什麼不讓人們多個選擇呢？ 

海斯：特別是當你開始做飯的時候，你的手是髒的，你不想打字。所以很多應用中的語音介面自然就說得通了。 

彼特曼：是的，我們在亞馬遜（Amazon, AMZN-US）的 Echo 和 Google 的Home都看到了這樣的功能。它們都是消費型應用程式。 IBM 和 Watson 還沒有進入消費性業務領域。氣象頻道的確有消費型應用，但是就 Watson 而言，我們把它投入應用的時候，即使在我們的資產中，大部分時候我們也只是把它作為這一種我們能夠利用的企業解決方案。拿 Watson Ads來說，它就是一種解決方案，坎貝爾、葛蘭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或者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用它跟他們的客戶互動。 

海斯：你重新定義了廣告的意義，這也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為什麼我們把我們的書叫做《廣告之外(Beyond Advertising)》，因為它在創造價值。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廣告。你沒有說它試圖得出的東西是紅色、粉色還是黃色，或者是牛、還是雞，或者其他什麼東西。你說的是這個介面，是使用者和品牌之間的互動，用戶和品牌都能從中獲益。 

彼特曼：我們沒有迴避。事實上，我們會設計出更多的產品，更多的認知廣告產品，我們將在大約一個月後推出。但是我們是從 Watson Ads起步的，就是我剛才描述的那個創意產品，它真的能從情感上與我們的客戶想要接觸的受眾產生共鳴，還能和我們的客戶自身建立聯結，讓他們瞭解這就是廣告業的未來。 Watson Ads能夠以一種非常有意義的方式把這些情感展現出來。 

海斯：你有沒有發現廣告商對 AI 的態度是猶豫不決，還是非常激動？ 

彼特曼：不一定，我知道這是個非常糟糕的答案。但是視情況而定。那些極具創新意識的品牌非常倚重 Watson Ads，因為他們從中看到了機會，他們可以利用它來探索新的科技，用我們的技術與客戶建立具有突破性的新聯繫。如果你有一個兩人行銷團隊，你想實現很多目標，那麼你就必須全神貫注，完成這些事情。

如果你是一個較大的品牌，比如金寶湯、葛蘭素史克、豐田、聯合利華（Unilever, UN-US），這些公司都跟我們有合作。它們的風險臨界值更高，因為它們願意嘗試和試驗。我不是說我們做的東西不實用，但是我們肯定需要為了自己的信仰去冒險。而在你的計畫中，它不一定最重要。就像我作為一個行銷人員，我的計畫裡的第一件事情是贏取式行銷 (acquisition marketing) 。

哪些因素可以推動收入成長，或者為我們的消費型資產帶來更多流量？我需要有更大的預算，更高的風險臨界值，才能站在這一浪潮的頂端，做出新的不同的東西，步入廣告業的未來。那些大客戶懂得這些。 

海斯：到了現在這個點，如果不開始參與這個遊戲，不開始瞭解它跟你的企業有什麼關係，它如何從行銷角度提高你的業務，你所承擔的風險似乎更高。你是否覺得這對有些公司仍然為時過早，或者你是否覺得每個人至少都應該在這個領域行動起來？ 

彼特曼：我在這一行已經很長時間了，我的頭髮都白了，這就是證明。我很幸運，經歷了數位革命、行動革命和社交革命。如果你想想我們這個行業的各個方面，我們經歷了如此多的變革，如今我們已經到達了一個高度，資料、行動和社交三個領域都已經發展成了成熟的行業。

我還記得當我在廣告公司的時候，我的同事和客戶不是對這些東西不感興趣，就是有點害怕這些東西。這些領域如今都已經成了商業界的巨擘，地球上各個地方共有 20 到 50 億人都在用它。你再想想 AI ， AI 將覆蓋地球上的所有人口。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你選擇使用 AI 的方式並不像你選擇使用社群網路的方式，你註冊一個推特 (Twitter) 或者臉書（Facebook, FB-US） 帳號。你選擇使用 AI 是因為你戴了一個 Fitbit 產品，或者你允許那家公司使用你的洗碗機發出的資料，或者你們之間有一種氛圍式的互動。 AI 可以改變你的城市的交通燈信號。不管我們瞭解不瞭解，不管我們選擇使用還是不使用， AI 就在我們身邊，它還會進入這個星球上每個人的生活。 

海斯： AI 也為一些有趣的科技提供了動力。就像你之前說的，如果沒有增強智慧，就沒有物聯網。就這一方面而言， AI 的確已經是大勢所趨。那麼它的風險呢，特別是從環境氛圍的角度來看，有時候你並沒有選擇使用，但它卻可以在你走過的時候檢查你的生物特徵。你覺得這會帶來哪些風險，你覺得像 IBM 這樣的公司有什麼責任？ 

彼特曼：我們公司的倫理和道德準則之高是我以前從沒見過的。有時候我在工作的時候甚至有點沮喪，因為它設定的門檻太高了，有些資訊我們可以發出去，有些就不可以。雖然每天在遇到那些特定話題的時候有些沮喪，但是大公司能這樣思考還是非常好的。

在今年春天的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軟銀集團 (SoftBank) 首席執行長的演講中有一頁幻燈片，他說人類文明面臨著12個威脅。其中一個就是 AI 。但是他說在這 12 個威脅中，有一個威脅其實是其他 11 個的解藥，這個解藥也是 AI 。

AI 可以幫助解決這些挑戰。我們的確需要對 AI 進行管理，我相信政府也在思考這個事情。目前企業都是自我管理，這是個好事情。我們這個世界裡有很多企業的出發點都非常好，他們也在著力實現他們的想法。他們可能不會一直走在這條路上，但我知道 IBM 是這樣的。隨著時間的經過，我們作為一個群體必須思考這些事情。我們想要解決哪些挑戰？我們還要確保在解決這些挑戰的過程中，不會創造出新的問題。 

海斯：你能給我們講講豐田的廣告 (Toyota ad camp AI gn) 嗎，你從中學到了什麼？鑒於我們目前正處在增強智慧的初級階段。

彼特曼：當然了。你可以問關於這個豐田 Prius 汽車廣告的任何問題。比如我很好奇這輛汽車是怎麼充電的。我住在紐約，我的車庫未必能接上特殊的充電底座。我用我自己的聲音問了一連串的問題，比如我該怎麼充電，我需要使用什麼樣的插座，每次充電需要多長時間，充完電能用多長時間？所有這些問題都得到了答案，就像我們剛才說的金湯寶廣告和食材一樣。但是他們回答你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拉近了你跟品牌的距離，讓你更加瞭解某個特別的型號。

作為一名行銷人員，我知道我的工作就是縮短受眾、客戶和銷售人員之間的距離。如果我能透過某種方式縮短這個距離，從 A 點快速到達 B 點，讓人們走進店裡試駕，那麼我就算完成了我的工作。這就是豐田 Prius 和他們的 Watson 廣告的工作原理。

我不能詳細地說豐田，因為這是他們的權利，他們的資料。但是我可以告訴你，當我們在研究我們設計的各種各樣的 Watson 廣告時，我們注意到發生了一系列事情。首先，我們看到人們與廣告的主動互動的時長平均在一到兩分鐘。有些人花的時間甚至更多。但是在一個廣告上花一到兩分鐘這個時間已經很長了。它已經超出了數位行業的訪客停留時間基準。

我們還揭示了很多關於產品的有趣洞見，比如當消費者尋求食譜建議時，如果他們給食材沒有那麼直覺，或者如果他們所提的問題打破了思維局限，比如一些人們通常不會向汽車製造商廣告提出的問題，他們就會與廣告有更深入的互動。這些事情不僅可以幫助廣告商瞭解廣告是怎麼發揮作用的，也能為他們提供很多洞見，比如他們希望怎樣改進自己的產品宣傳冊或者他們的社交戰略。如果用其他方式來做的話，這些就是不可能實現的傳說。 

海斯：說到把這些東西人格化，如果 Watson 廣告自己也糊塗了，你問的問題它也不知道怎麼回答，它會怎麼辦？ 

彼特曼：這全都取決於你怎麼設計廣告本身，廣告會不斷工作，不斷嘗試回答你的問題。它會讓你換一種方式提問，給你一個提示。當我們在設計廣告的時候，我們希望根據我們從人們那裡聽到的感受，確保他們與一種特定的體驗產生了深度聯結。

Watson 廣告中的科技肯定會讓人們更深入地體驗，你基本上就可以完成這筆銷售，或者讓人們從參與到思考，從思考再到購買。我們的目標是如何贏得客戶，縮短他們現在的位置和他們需要到達的位置之間的差距。

海斯：你覺得這一領域，我們應該注意的前三大趨勢是什麼呢？ 

彼特曼：在這個問題之前你提到了隱私和安全。身處我們這個行業的所有人都應該思考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思考的話，其他人就會為我們思考。無論如何都有人為我們做的，但我們應該建立一個適合長期發展生態系統，為我們想要做的事情，不僅僅是為了我們現在已經做成的事情。

我認為我們需要專注。專注非常重要。現在 AI 是一個非常大的領域，它本身就是數位的。以前人們可能會問，一個網站要花多少錢？建一個網站要多少時間？那是 90 年代初期到中期。現在那些同樣的非常寬泛的問題也問到了 AI 頭上。

我需要 AI 嗎？一個 AI 廣告要花多少錢？這裡我們的目標是專注。我們必須專注我們的領域，我們不僅是 AI 服務供應商，也是想要與客戶互動的行銷人員。為了到達我們要去的地方，我們不僅要銷售更多的焦點，還要購買更多的焦點。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未來人工智慧 將進行不公平的區別定價？
• 人工智慧無法取代人類的關鍵

The post 人工智慧新浪潮 創意市場行銷活動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這些資料可能為我們的社會提供了一種更好的方式，來真正瞭解人們的本質，作家塞斯·斯蒂芬斯–大衛維茨(Seth Stephens-Davidowitz)在他的新書《人人都在說謊：大數據、新資料和互聯網告訴我們自己是誰？(Everybody Lies: Big Data, New Data, and What the Internet Can Tell Us About Who We Really Are)》中提出了這一理論供人們思考。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曾是 Google 的一位資料科學家，如今在華頓商學院擔任客座教授。近期他也來到 “華頓知識線上”節目，與我們探討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分析大數據才能揭示人們的政治觀點、健康狀況和偏見等。

以下為編輯後的訪談記錄。

華頓知識線上：數位足跡 (digital footprints)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們的個人特徵，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人們還是不相信能夠從這些資料中收集到那麼多資訊。

塞斯·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是的。有些人對資料的看法還很傳統。他們覺得資料就像一個代表性調查：調查的問題很明確，問題後面有可以打勾的方框，人們的答案也很明確。我覺得不走尋常路的網際網路世界讓他們覺得有些不自在，在這個世界裡資料沒有一定的結構，跟他們習慣看到的資料也有些區別。

華頓知識線上：是不是有些人還覺得自己的資料安全度比實際情況要高？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我覺得人們對大數據的力量肯定還有疑慮。因為資料的預測性太強了，企業可以利用資料來支配人力。我在書中就談到了這一點。舉一個例子，如果你要申請貸款，企業可以根據你在貸款申請書上的文字描述，就能確定你能否按時還款。

比如，如果你在貸款請求中用了“上帝”這個字眼，你逾期還款的可能性比起不用這個詞的人是 2.2 倍，你不還款的可能性也是 2.2 倍。所以如果有些人在貸款申請結尾寫了“上帝保佑你”，這樣寫就挺嚇人的，企業就不會給他們貸款，這樣企業就能把資金節省下來。

華頓知識線上：在整本書中，你談到了我們這個社會所面臨的一些較大的問題，比如種族主義和虐待兒童。在這些領域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資料點，它們不是偏向這一方，就是偏向那一方。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是的，現在網路上充斥著各種蕪雜的資訊。有些特定的資訊源，比如 Google ，是我比較側重的。人們有時候真的很誠實，有些事情他們可能不會告訴任何人，但卻會告訴 Google 。所以當涉及到你剛才提到的這些非常重要的領域，我們真的能對自己的本質有新的發現。

華頓知識線上：你在書中談到了一個領域：性。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我想說大數據實在太強大了，它把我變成了一個性學專家，而性並不是我所擅長的專業領域。關於性顯然有許多隱藏的內容，因為這是一個讓人很難為情的禁忌話題。我覺得透過 Google 搜尋，我們就能看到人性百態。

華頓知識線上：你也談到了種族主義，談到了種族主義如何真正地浮出水面，不是在 2008 年總統競選期間，而是在歐巴馬總統當選後立刻就出現了。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這項資料中包含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因素。一般來說，如果人們說謊只是為了面子，那麼我們對人性的看法就會變得過於樂觀。但是如果我們知道真相的話，其實在很多領域我們都能看到人類的陰暗面，種族主義只是其中之一。

真的很令人震驚。我從這項資料中發現的最令人驚訝的一個事實就是，人們在搜尋中所表現出來的種族主義傾向程度令人震驚，人們主要搜尋的是取笑非裔美國人的笑話。是的，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歐巴馬當選後，關於他的搜尋非常令人難堪。

華頓知識線上：人們長期以來持有這樣一種觀點，種族主義更多地存在於南方，但你的資料顯示並非如此。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是的，如果你做公開調查或者從傳統觀念出發的話，種族主義的確被看做是南方的問題。但我覺得這可能是因為，在南方人們沒有很大必要來隱藏種族主義。如果你看看 Google 的搜尋資料，穀歌的資料更真實，你會看到很多種族主義最嚴重的地區其實在北方，比如賓州、東俄亥俄州、紐約北部和密西根工業區。如今劃分種族主義真正的界限不是南方和北方，而是東部和西部。

華頓知識線上：如果人們或企業能以一種更加合理和有效的方式來使用這些資料，你覺得這會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哪些重要的影響？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這要分為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我不知道哪一個會成為現實。消極的情況就是企業會利用這些資料來支配人，讓他們花更多自己還沒賺到口袋裡的錢，或者在他們的網站上花更多時間，而事實上他們並不需要登入這些網站。積極的情況就是我們可以利用資料來瞭解一些非常重要的領域，例如健康、種族主義、性取向等，從中學習如何改善我們這個社會。

華頓知識線上：健康這個角度非常有趣。我們能夠從資料中獲得資訊，這些資訊又會說明我們治癒疾病，或者採取更有效的預防措施，在疾病變得更糟之前遏制它的發展，這些都能對這個國家的人民和醫療保險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是的。在我最喜歡的一項研究中，他們利用搜尋資料，尋找那些曾經查找過“剛剛診斷為胰腺癌”的人。你知道，當人們搜尋這些內容的話，他們多半剛剛被確診為胰腺癌。你把這些人和那些從未被診斷為胰腺癌的人比較，研究之前幾個月他們都搜尋了哪些症狀。然後研究人員發現了一些極其微妙的規律，這些就是一個人最終是否會被確診為胰腺癌的指示因素。

例如，如果你搜尋“消化不良”加“肚子疼”，這就是胰腺癌的一個危險標誌。如果你只搜尋“消化不良”，這就不是一個危險信號。這些規律真的極其微妙，如果沒有龐大的資料集根本不能發現，它幾乎預示著一種新型藥物的誕生。

華頓知識線上：你的書中也提到了另一個可能徹底改變大數據和我們對大數據的理解的現象， Google 趨勢 (Google Trends) 。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是的，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 Google 趨勢可以向你展示人們在哪裡搜尋不同的術語，他們經常在哪些地方搜尋，透過這些你就可以知道長期以來人們是如何搜尋的。但 Google 趨勢剛開始出現時，人們並沒把它當回事。它並沒有被看作一個學術性的資訊來源，而是一個對 Google 來說可能更加有趣的公關資訊來源。

你可以隨便玩玩，瞭解現在流行哪些趨勢，哪些名人最受歡迎。但是隨著瞭解的資訊越來越多，我們知道 Google 趨勢並不是一個玩笑。就像我說的，它可能是有史以來收集到的最重要的人類心理資料集，對研究者來說這也絕對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工具。

華頓知識線上：但也有很多研究聲稱所謂的消費者調查資料可能並沒有人們相信的那樣準確。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是的，我覺得調查本身也有很大的漏洞。我越看這些調查，心裡的疑問就越大，哪怕只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最近我看了一些關於潛在汽車購買行為和實際汽車購買的調查資料，它們根本就不相符。人們說他們會買車，但實際上沒買，或者他們沒說自己要買車，但實際上卻買了。所以我認為這些調查的價值被大大高估了，而且隨著新的網際網路資料變得越來越可用，它們在未來的作用也會大大降低。

華頓知識線上：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企業越來越看重資料分析，希望透過資料更透徹地瞭解消費者的心理，對嗎？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是的，我覺得你在面對這些資料的時候也必須小心。針對每個資料來源，你都要思考：這個資料來源是什麼？人們在向我提供這項資料的時候，他們的動機是什麼？我覺得有很多人，不管什麼時候看到數位或資料，他們都會說，“嗯，這些資料是可信的”。但很多資料來源都是垃圾，原諒我的用詞。很多資料真的不可靠，但也有很多資料十分可靠。人們點擊的，購買的，搜尋的，這些資料與很多其他資料來源相比會更有價值。

華頓知識線上：回到政治領域，你在書中提到這方面的資料和網際網路上的趨勢的確顯示川普會在總統選舉中勝出，不僅是共和黨初選，還有大選，對嗎？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我覺得肯定有跡可尋，但是不好回答。人們常常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你能透過 Google 搜尋來預測選舉嗎？”這有點難，因為 Google 搜尋只有四次選舉資料，要預測選舉規律挺難的。

但我覺得在四到八年內，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些資料來準確預測選舉。我在書中已經提到了，在選舉之前我就已經掌握一些線索，川普將會贏得這場選舉。有幾件事情提醒了我。首先，根據人們在選舉前是否搜尋“如何投票”或“在哪裡投票”，你就知道他們是不是真的會去投票。別信人們在調查時說的話，他們說自己會投票，但其實不然。每個人都說自己會去投票，但很多人並沒有去。資料顯示非裔美國人的投票人數將會比之前的選舉少很多，這對希拉蕊非常不利。

還有一個我覺得非常有趣的微妙線索：從人們搜尋候選人的順序，你也可以知道他們會怎麼投票。如果人們搜“川普/柯林頓票數”，他們就很可能給特朗普投票。如果人們搜“柯林頓/川普票數”，則很可能會給柯林頓投票。在中西部的某些關鍵州有很多人搜尋川普/柯林頓票數。

華頓知識線上：如果只搜尋柯林頓的話，這有沒有什麼含義，不管有沒有包括川普？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沒有，我覺得只搜尋柯林頓的話沒什麼意義，你搜尋她可能是因為你愛她，也可能是你恨她。你搜尋川普也可能是因為你愛他，或者你恨他，這不能說明什麼。必須有些更微妙的意味。但是你搜尋候選人的順序的確可以起到預測的作用。它甚至可以說明人們到底會支援哪個候選人，即使人們自己都沒意識到，因為他們可能覺得自己還沒決定，但是如果他們搜尋過“川普/柯林頓辯論”“川普/柯林頓票數”“川普/柯林頓選舉”，他們很有可能給特朗普投票。

華頓知識線上：你是否覺得我們正在邁向一個點，到時候人們將會對資料有著更好的認識和理解？因為如果說我們根本沒有真正瞭解這些資料，其實也沒什麼錯。也許想要掌握這些資料，的確需要經歷一個漸進的過程。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我覺得我們會很快到達那個點，而且不需要太多的人。因為一開始說到你可以透過人們在網際網路上的行為來瞭解這個人，大家都覺得挺荒謬的，這個話題並沒有深入學術研究領域，雖然應該如此。但是人們對它的研究肯定越來越多，這個領域裡的方法論也越來越多。我們真的很接近了，而且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超越，不再只是覺得“這挺酷的”，而是透過這些資料真正地瞭解我們是誰。

華頓知識線上：所以這對美國經濟來說，會成為一個成長領域嗎？那些會分析資料，瞭解如何利用資料來真正影響企業和人們的人才會變得搶手嗎？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肯定會的。但我覺得這種趨勢比人們想像的還要隱密。在我的華頓商學院課堂上這個問題經常出現。當你思考“大數據”的時候，你覺得這是一個技術性非常強的事物，裡面除了資料還是資料，是那些左腦發達的書呆子的專利。它肯定屬於技術領域，這一點我承認，但它也是一個出人意料的創意過程。

你要知道問什麼問題，知道如何從資料中挖掘主旨資訊。你不能教別人怎麼怎麼做，它就像一門藝術，需要你慢慢學習和掌握。而且我也不覺得你只要找個資料科學家來解決這個問題就完事了，沒那麼簡單。它要複雜得多。

華頓知識線上：這讓我覺得在未來幾十年裡，我們將會看到越來越多的組織與資料科學家以及各種各樣的商業部門建立合作關係，努力掌握資料的意義和用途，用它來解決世界上的一些大難題，比如水資源的獲取，或者對抗疾病。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這種想法真的很讓人振奮，資料蘊含的各種可能性讓人心馳神往，尤其是在一些大的領域。因為這些新資料是存在的，它們是可靠的，利用它來探索大的問題，樹立遠大的志向也是說得通的。如果用大數據來解決小問題就沒什麼意義了。

華頓知識線上：如果人們能夠稍微再瞭解一些大數據會怎樣呢？我們探討了很多關於資料如何影響人們和企業的話題。未來的人們是否能夠更好地理解資料？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我覺得可以。資料通常比我們更瞭解自己。比如Netflix剛剛成立時問人們，“接下來幾天你們將會觀看哪些視訊？我們知道你們現在在看什麼，但是這個週末呢？你們想看什麼？等到週末快來的時候我們就會提醒你。”當你問的時候，人們說“我會看紀錄片”或者“我會看法國先鋒派電影”。

週五的時候，你把那些片子排在列表裡，人們卻會根本視而不見，繼續看他們經常看的低俗喜劇或愛情片。所以 Netflix 了解，他們也應該忽略人們說的話，轉而關注人們真正看了什麼，然後讓演算法來說話。

當說到我們以後要做什麼的時候，我們總會做些糟糕的預測。幾乎所有人的態度都太過積極。我覺得資料可以讓我們更加腳踏實地。

華頓知識線上：這也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晰地瞭解自己的國家和中國、法國或德國比起來有哪些區別。當你從全球視角著眼思考這個問題時，不論是在商業界，還是政治領域，或者各種各樣的前線領域，都會產生相對應的影響。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那是肯定的。比較不同國家的差別是件很有趣的事情，這些都可以在資料中反映出來。當然，從商業角度來看，某些國家的資料就非常糟糕了。比如奈及利亞，她曾經是非洲最大的經濟體，某次他們意識到自己國家的 GDP 估值有某些缺陷，然後一夜間把估值改變了90%。所以某些國家的傳統資料非常糟糕。而那些新出現的新資料可以大大提高我們對這些國家的認識。

我還提到了夜晚燈光資料，它可以根據晚上有多少燈光被點亮來衡量一國的經濟。我也提到了Premise公司，這家公司的主要活動就是拍攝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活動圖片，透過這些圖片也能估計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利率還有很多其他資料。

華頓知識線上：改變這些因素的潛力是巨大的。它們似乎能夠為你提供更好的預測工具，用於促進全球各個經濟體的經濟成長或避免風險。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是的，我覺得我是一個非常憤世嫉俗和多疑 (cynical and skeptical) 的人，所以當我聽到“大數據”這個詞語，或者其他流行語時，我就覺得“這也太荒謬了吧。它也就是曇花一現，只能風靡一時”。但是我研究大數據已經有五年了，我跟這個領域裡的很多人都交談過。我還是常常為自己的發現感到震驚不已。大數據不是一時的風尚。它真的掀起了一場革命，改變了我們對人和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和理解。

華頓知識線上：你說自己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人，但你的生活又在資料中。所以說真的，資料就是真相，對嗎？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是的，我覺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資料肯定了我的懷疑，你不能相信別人告訴你的事情。在很多傳統資料來源中，人們給你這個資料都是有一定驅動因素的。但是如果你知道哪些資料是正確的，你就可以從中學習，我對這一點毫不懷疑。

華頓知識線上：現在你每天都沉浸在資料裡。我的意思是，現在這已經是一個開放的領域了，裡面包含了各種各樣的資料，還有任何你想要改變的事情。你可以從一個企業到另一個企業，每天不停地收集資料，對嗎？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是的。我在華頓商學院的課程結束時，組織了一個小組演示，我給他們的話題非常寬泛。我說，“想像一個教育領域的新企業，或者健康領域的新企業，或者政治領域的新企業，如何利用新資料和大數據工具來說明你實現企業發展。”在每場演示結束時，所有學生都提出了這個問題，“為什麼這不存在？這說不通，應該存在的。”通常情況下，要想得出新的點子是很困難的，因為聰明的人窮盡一生都在尋找那些應該存在的、人們希望擁有的事物。但我覺得有了大數據，要想在一個大領域找到一個又新又好的點子將會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華頓知識線上：所以你覺得前景是積極的，對嗎？你接觸的都是新時代的學生，他們將會步入社會。他們知道這些資料點的重要性，他們也會跟我們一起繼續建設和發展這些資料。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這是一件非常激動人心的事情。當然還有一個擔憂，那就是道德問題。企業有時候發展得太過強大，就會壓榨消費者的剩餘價值，因為他們比消費者更瞭解消費者。對我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擔憂。

華頓知識線上：你如何防止這種情況？

斯蒂芬斯–大衛維茨：這需要做很多工作。我覺得法律和道德領域的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大數據對某些部門的革新究竟有多徹底。總的來說，我喜歡這樣想，萬事萬物都是相互關聯的，沒有0.000關聯這一說。所以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預示著你做的其他事情。從傳統角度來看，企業做這些預測時通常只有三個或者四五個變數。但如今，他們基本上掌握了每個人的所有資訊，然後用這些資訊來預測。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大數據真的適合運用在投資上嗎？
• 從儲存、挖掘到溝通，引領產業新面貌：大數據(Big Data)

The post 搜尋資料大數據 揭露真實人性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麥道夫巨大的“龐氏騙局”已給無數受害者帶來滅頂之災，政府最近也相對應地作出了一些舉措。這些措施包括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集中管理的 TCR 資料庫，專門用於建議、投訴和推薦，以及負責幫助恢復的美國證券投資人保護公司。

但是，《紐約時報》記者、《巫術謊言：伯尼·麥道夫以及信任的死亡》一書的作者戴安娜·貝·亨利克斯在對華頓知識線上顧問委員會進行宣講時指出，“這個驚世駭俗的罪行仍給我們留下更多的教訓”。

最近，華頓知識線上召開了年度顧問委員會會議，亨利克斯與會討論了她的書作、麥道夫及其受害者，以及這則醜聞帶來的各種教訓。點擊這裡閱讀答疑部分以及她的評注。

以下是經過編輯的演講摘要。

戴安娜 · 貝 · 亨利克斯：在過去兩年半的時間裡，我一直在竭盡全力研究麥道夫及其巨大的欺詐行為。

我瞭解到，麥道夫在年輕時經歷過父親經商失敗、家庭動盪、創傷和窮困等境況。我瞭解到，麥道夫獨闢蹊徑，發明了古老的罪行“龐氏騙局”，以及他和他的死黨弗蘭克•迪帕斯凱利 (Frank DiPascali) [創建] 的臭名昭著的偽裝來掩蓋這個簡單的騙局。我所瞭解到的，遠遠超出了這場影響到近 300 萬民眾的騙局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受害方包括]被迫關門的慈善機構，因為[他們]無法獲取重置基金。受害者包括工人、鐵匠、木匠及退休金受益者，這些人因為跟著麥道夫投資而徹底地失去了他們的退休金。還有數不勝數的中產階級家庭。在麥道夫的公司的5,000個直接客戶中，50萬美元左右的客戶數量超過1,000個。這些都是中等收入家庭在出售公司或住宅的所得，並將他們所有的流動資產託付給麥道夫，然後這些資產在一夜之間全部蒸發。

和我曾經見過的任何龐氏騙局不同的是，麥道夫在行騙方面是有天賦的，而在我這個年紀，已經見識過了許多龐氏騙局。我見到過的 “行騙高手” 總是會把自己偽裝成人群中最聰明和富有魅力的人士，和他們不同的是，麥道夫會讓你覺得自己才是人群中最出類拔萃的。

這確實是一種非凡的天賦。當他朝著你舉起這面 “魔鏡”，你在鏡中看到了這位充滿智慧和精明的人物，你就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信任他。如果我是聰明人，那我跟著麥道夫投資必定是正確的。

我第一次在獄中採訪麥道夫的時候，就曾經領教過他的這種“唬弄”本領。我對麥道夫做過兩次單獨採訪，當時他在北卡羅來納州巴特納聯邦監獄服刑。

第一次是在 2010 年 8 月，第二次是在 2011 年 2 月。期間我們偶爾互發 EMAIL 和信件。在第一次採訪中，發生了一件小插曲，從中可以瞭解到他是如何利用這項魅力的。麥道夫在講述他的投資策略，在早年職業生涯中，他涉嫌採用這種投資策略來幫客戶賺錢，其中包括 “以保險箱為抵押的賣空”(shorting the box)。他停頓了下來，準備跟我解釋什麼是“以保險箱為抵押的賣空”。但是我更關注採訪時間。

我申請了 4 個小時的採訪時間，而現在只剩下2個小時，所以我不需要“名詞解釋”。我說道，“我知道的。”他停了下來。他瞄了律師一眼，然後說，“能和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的人聊天，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這樣的小奉承不就很讓人受用嗎？很顯然，他面對的是他遇到過的最聰明的記者。

他擁有這樣的本領，可以讓人們放鬆警惕，因為他並不試圖打動他們，甚至不想要他們的錢，他寧可不要錢，錢會給他帶來很多麻煩。他讓最精明的投資者徹底解除了思想警惕。他說服了這些人，因為他真的不想從他們這裡得到任何東西，而且他們本身就已經十分卓越和富有魅力了，也許他們應當將所擁有的一切全部交付給他。

在參加完紐約市律師協會的一次會議之後，有一位律師來找我，他說現在和一位華爾街退休的投資大師很熟，這位投資大師已經為好幾個富裕家族提供了投資建議。有一天，這位大師接到其中一個族長的電話，對方說，“聽著，我有機會跟著麥道夫投資了，我和他是在會所碰到的。不過，你最好先去摸摸他的底。“投資大師就去查看了麥道夫的基本情況。他發現，麥道夫對自己的所有交易都親自處理，並且對從你這裡購得的所有股票和債券進行維護和保管，而不是將它們交付給協力廠商託管。

那時，他並不是持牌基金經理。他採用的是很不透明的“黑盒子投資策略”。投資大師找回調查人員並說道，“這不適合你。”他說道，“你確定嗎？再去調查一下，我讓你再去深入調查，因為我覺得我們可以把所有投資項目都轉去他那裡。”

隨後，這位投資大師叫上了華爾街的名人、奧德賽合夥人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傑克·納什，以及對沖基金行業中的一位名人。

納什說道，“離他遠一點。我在麥道夫那裡投了一些錢，他的結果是無法複製的。我不清楚他是如何做的，但是我表示懷疑。我不會跟他有任何瓜葛。”投資大師想了想，認為很有道理。他知道應當把族長喊回來並告訴他，“傑克·納什說 ‘不行’。”於是他就這麼做了。經過長時間的沉默之後，對方說道，“要不我們只在麥道夫那裡投資一半的錢。只是一半資產。”他這麼做了，於是全都虧了。

我環顧周圍，想要知道社會，是否已從麥道夫及其騙局中吸取教訓。《紐約客》最近刊登了一則很有趣的漫畫，這則漫畫給了我關於我們身處何處的一些提示。一家人深陷在茂密的叢林中。父親手持地圖說道，“好吧，我承認我們迷路了。但是最要緊的是，我們必須繼續關注究竟是誰造成這個錯誤的。”

我們在集中精神關注是誰的錯誤的同時，我認為，我們忽略了這場巨大騙局帶來的經驗教訓。我在想，在麥道夫事件之後，我們是否思考過關於放寬管制的局限性問題？

雖然沒有什麼外交技巧，但是內部舉報人哈利·馬科波羅斯 (Harry Markopolos) 仍然執著地告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關於他對麥道夫的質疑，當時，機構的換手率極高，美國政府問責署 (GAO) 已有不少於三份警示報告對此進行了彙報。這是金融監管體系中最高的。

一份 GAO 報告大篇幅指出，換手率是如此之高，以至於有可能會削弱機構的能力，使其無法履行保護投資者的職責。但是並沒有採取任何相應的措施。

如今，在麥道夫事件之後，已經承諾增加預算。但是，這些承諾會得到遵循嗎？當美國政府一談到削減赤字和削減預算，他們真正關注的又會是什麼呢？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承諾的增加預算。好吧，至少我們知道應當去指責誰。

將極具吸引力的投資放入中等收入投資者的可及範圍內，但是幾乎不在監管機關的可控制範圍內，關於此等風險，我們學到了什麼？我研究了所有這些類似對沖基金的聯接基金，正是這些基金，自願地或粗心地，成為麥道夫騙局的資金來源。

思考一下：即便麥道夫是誠實守信的，他當時在做什麼？他在經營什麼樣的公司？他經營的是秘密的、臨時創建的投資顧問公司，而且是利用股票批發交易公司的後門來操縱的。這家公司不提供招股書、沒有協力廠商託管、也沒有獨立結算公司。

我曾經與很多的麥道夫騙局受害者交談過，其風險容忍度本應能夠讓他們做出選擇，在監管嚴格的大眾信託基金和銀行定期存款之間做出選擇。為什麼？因為他們正在把資金投入他們虧不起的地方。

讓我們回憶一下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前的黃金年代，當時，就連德高望重的學術權威 (但願沒有華頓商學院的) 都在力推對沖基金，並且作為學術精英對一些建議橫加指責，因為這些建議稱，這些監管寬鬆的投資專案不適合我們當中的一些人。我們從中汲取了什麼教訓了嗎？

關於華爾街脆弱的安全機制的局限性，我們得到了哪些經驗教訓？在與證券投資人保護公司 (SIPC) 打交道過程中，麥道夫騙局受害者們所遭受的打擊，幾乎和他們在麥道夫騙局中所受的損失一樣嚴重，這家公司是由華爾街資助的非盈利性組織，其職責是券商清算處理。此類案件已堆積如山。

在曼哈頓聯邦上訴法院第二巡迴審判庭，有一例未決的重大案件，這起案例是與華爾街安全機制如何對龐氏騙局受害人的虧損進行核算的方式有關的。兩年以來，發生了一場羽翼未豐的改革運動，對國會和機構本身都是一場改革。但是，這項改革是由資助證券投資人保護公司的華爾街引導的嗎？還是由該公司應當保護的人們所引導的？大家可以猜測一下，你們的答案是正確的。

我們是否學到了這樣的經驗教訓，信任華爾街的某些行為準則、一些非書面的承諾是愚蠢的，比如不得說謊、欺騙，不得偷竊、並對有此類行為的人絕不容忍？

想像一下，如果這些優秀的對沖基金經理、私人銀行家、投資顧問和行業諮詢師，這些曾經私下對麥道夫表示過質疑的人，他們不斷向麥道夫的監管機關以及聯邦調查局強調和重申他們的質疑的話，整個事件將會變成怎樣？

相信我，這樣的人是很多的，因為有很多人告訴我，他們一直都在質疑麥道夫的做法。但是，他們沒這麼做。他們只是默默地保護著自己的客戶走出這間搖搖欲墜的空中樓閣，然後坐下來靜靜地等待整個可怕的騙局降臨到別人的客戶的頭上。

沒有人因為這麼做而違法。在極少數情況下，發現但不報告罪行並不構成犯罪。否則的話，我們早就在華爾街的很多不當行為之前就將麥道夫拿下了。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的，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堅持假裝如此呢？

最後，我們透過麥道夫事件學到了人性的問題嗎？我當然學到了。我瞭解到，關於是什麼引誘人們陷入這個超級龐氏騙局的問題，我們是錯誤的。

在很多方面，這個騙局與傳統的龐氏騙局是有差別的，但主要是利用投資者的貪婪。所以他們很快就出現現金短缺，被監管機關頻頻問話。他們曾經許諾能夠讓你的資金在六個月內翻倍，每月回報率高達 10%。他們承諾你可以一夜暴富。這就是傳統的龐氏騙局。但是麥道夫並沒有利用受害者的貪婪，他利用了這些人的恐懼。

利用麥道夫騙局，他的投資者原本能夠投資[其他地方]來獲得更多回報。在對沖基金的大市場中，每檔有競爭力的對沖基金均表現不佳。

麥道夫提供的並非極高的利潤。吸引人們進入他的圈套的，並不是對金錢的貪婪，而是他提供的是安全性和簡易性。他利用的是人們對市場的恐懼和焦慮，這個市場已經變得十分複雜，這是一個充斥著各種衍生品、結構複雜的證券及冗長無比的招股書的瘋狂市場，再也沒有人能夠懂得這個市場。與此同時，這個市場已經開始像雲霄飛車那樣大起大落了。

我還認為，不再有成熟的投資者一說。從對沖基金天才到退休教師，他們的投資理念就是碰運氣。他們對某種人盲目信任，而信任的理由卻和公司經營和財務狀況揭露及保留條款完全無關，這些恰恰是我們的監管機關認為可以讓我們免遭類似麥道夫詐欺的安全措施。

我瞭解到，我們顯然天生就會相互信任，在我們組建狩獵小組去追捕猛獸的時候，這種特性毫無疑問能夠助我們一臂之力，同時，如果有人企圖利用這種信任來竊取我們的東西的話，我們會變得容易受到傷害。

唯一能夠對龐氏騙局免疫的是偏執狂，是完全缺失信任的世界。我可以為你創建一種社會，龐氏騙局在這種社會裡是無法存在的，但是我可以保證，你不會想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因為現代商業是不可能脫離信任而存在的，那些直接存款、線上零售及相互信任都是如此，而且，還有很多寶貴的東西也是無法缺少信任而存在的，比如婚姻、忠誠及領導力。

我們所處的“後麥道夫”困境，儘管我們還沒有提出問題，但是很多已經得到了答案，而且似乎可以通過伯特蘭·羅素 (Bertrand Russell) 的精彩語錄加以概括，他說道，“這個世界的問題在於聰明人充滿疑惑，而傻子們堅信不疑。”

因此，我作為聰明人而心懷疑惑，關於麥道夫及其教訓，我們是否學到了應當學到的教訓。我希望《巫術謊言》一書能夠有助於帶來一點點改變。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太高的報酬都是龐氏騙局 該有多少預期報酬才正確？
• 金融工程包裝的合法龐氏騙局 ? SunEdison 殞落給投資人的啟示

The post 美國史上最大金融騙局 麥道夫罪行所帶來的教訓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華頓知識線上：你是如何得出10% 的結論？ 

派翠克·邁克金尼斯：我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得出這一結論。我就像一個笨手笨腳的人，在一個黑暗的房間中四處摸索，尋找我人生中的光亮。我之所以有了這次經歷，是因為當時我的職業生涯處在變動之中，我正在尋找多樣的體驗。於是我開始思考，“除了我白天的那些有意義可完成的工作外，我應該在其他事情上投入多少時間呢？”我開始想的是 20%，但是我覺得那太多了，所以縮減到 10%。之後我發現一般的天使投資人會把他們淨值的 10% 投入到那些沒那麼重要的項目中。 

華頓知識線上：你覺得有多少潛在的企業家是因為覺得這樣做太冒險了才被嚇走的，他們認為不是 100% 投入，就是完全不做？

邁克金尼斯：很多人。我想到了商業界以及我知道的一些在法律事務所或者銀行或者企業工作的朋友。他們中有多少人看著企業家創業領域所發生的一切，然後說，“我也想這樣做。我隔壁鄰居家的孩子今年 24 歲，開了一家新創公司，已經籌集了 500 萬美元。”

或者甚至會說“我一直都想開一家餐館”等等諸如此類小很多的目標。他們看了看，然後又說，“雖然這樣很棒，但是我已經有一份不錯的工作了。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我不會為了創業這種一時的刺激而放棄一切。”我覺得這種現象實際上無處不在。就像我在給人們講這本書的時候，我看到整個社會上有很多人都在這種困境中掙扎，為此簡直感到震驚。

華頓知識線上：這種想法是不是就是把這種創業型風險企業作為一種安全保障或者後備？

麥克金尼斯：可以是這樣的。我們無疑生活在一個動盪的年代。我之所以想出這個點子，是因為 2008 年的經濟衰退，就全球範圍而言，情況可能會變得非常糟糕。你有可能丟掉工作。我希望人們思考如何將他們自己變得多樣化，與白天的工作區別開來。同時，在我們所生活的時代，企業家精神已經成為一個大的商業範疇，如果你不通過這種或那種方式參與這種新經濟，你就錯過了參與這個重要積極經濟的機會。 

華頓知識線上：你提到了在商業界的幾個行業實現 10% 企業家的一些點子。我有一些朋友在精釀啤酒行業工作，他們現在的工作可比全職還多，但是他們最初是從兼職開始的。這個行業就可以實現這種 10% 的可能性，對嗎？ 

麥克金尼斯：的確可以。這種行業的准入門檻，就資本而言是非常低的。你可以在你的地下室裡，用一套家庭釀造工具開始，這花不了多少錢。你可以在亞馬遜（Amazon, AMZN-US） 上買到這些工具，然後你就可以真正地，一瓶一瓶，建立一個企業。之後你可以通過社交媒體樹立你的品牌，這基本上是免費的，然後就可以起步了。在這本書的研究階段，我發現了三家公司，最後我介紹了兩家公司，這是一個真正可以起飛的行業。這也可以在其他行業實現，因為技術以及所有的工具都可以由我們自由支配，你真的可以從無到有，開始做一些事情。

華頓知識線上：當你告訴人們只需要 10% 的時間時，有多少人覺得這個時間似乎並不多？ 

麥克金尼斯：關於企業家精神有這樣一種迷思和文化，就像如果你不吃著拉麵，不住在路邊的箱子裡的話，你就不算投入，對吧？對於那些自己有積蓄，或者有家人支持的人來說，這的確是一條可行的路。但是對於我們其他人來說，10% 卻是一個起點。創業可能需 要100% 或者 110%，但是 10% 卻是弄清楚這一切的一個起點，你到底是不是喜歡創業？它是否對你有吸引力？你的商業點子是否有意義？

作為一個 10% 企業家，通常情況下你起步的方式都是投資或為別人的企業提供建議，所以你起的是一個副手的作用，可能你先從次要的角色開始，然後形成規模。但是這的確是一個切入點。你有一個很好的點子，你承諾付出，然後你就可以形成規模。 

華頓知識線上：你在書中提到了五種不同類型的企業家。 

麥克金尼斯：是的，有五種類型的10% 企業家，每一種都可以為你量身定制。當然你也可以成為不止一種類型的企業家。你可以根據你的資源、時間、資本、知識和關係來選擇你的道路。

第一類是成為天使投資人。第二類是成為顧問，你投資的不是資本，而是你的時間。第三類是成為創始人，經營一些你作為副業的業務。第四類是愛好者，也就是說你有熱情，有做這件事的願望，但是並不一定要100%以利潤為導向。比如我愛做菜，我想投資一家餐館，然後在裡面做菜。最後一類是110% 企業家，這些人本身已經是企業家，但是他們還要全力以赴賭一次，“我想通過這10%的企業家精神讓我變得多樣化，因為我意識到創業其實風險很高，我想做一些其他副業。” 

華頓知識線上：我們提到了啤酒行業，這一行業可以真正成就10% 企業家。現在還有其他行業正在往這條路上靠攏嗎？ 

麥克金尼斯：任何行業，只要你可以起步，可以以一種高度靈活的方式工作，而且不需要很多資金，就可以借助它來實現10% 創業。在科技的幫助下，你基本上什麼都不需要就可以建立一個網站。你可以通過它與消費者接觸。在Etsy商店上做的人最後做成了他們自己的線上商店。

這些都是最簡單的，但是我也看到人們用其他的方式，比如在這本書中有一個極好的故事，講的是一個女人，她自己有一家名叫Masala Baby的公司，賣兒童的衣服，這家公司是在她家的地下室中起步的，如今已經遍及全國，擁有數百家商店，所以我覺得這取決於你要找到一個能夠讓你通過合理的方式擴展業務的行業。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2016年國外創業公司最全死亡名單 百家新創從風投寵兒到破產清算
• 創投Y Combinator整理8年數據 告訴你創業圈這些年的變化

The post 想創業 先從投入 10% 開始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近日在香港舉行的 2017 年華頓全球論壇上，一個專家小組就人工智慧 (AI) 、機器人，無人機、其他先進技術及其對未來就業的可能影響表達了他們的觀點。 這些分享擊破了一些炒作的說法，同時也指出某些工作的確面臨威脅。

這個名為“設計商業的未來” (Engineering the Future of Business) 的專家分論壇由華頓商學院院長傑佛瑞·蓋瑞特 (Geoffrey Garrett) 主持，出席專家包括香港科技大學電子及電腦工程學教授馮雁 (Pascale Fung) 、賓夕法尼亞大學工程系主任維傑·庫馬爾 (Vijay Kumar) 以及摩根大通（JPMorgan, JPM-US） (J.P.Morgan) 亞太區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尼古拉斯·阿古金 (Nicolas Aguzin) 。

蓋瑞特開門見山地問道：自動駕駛汽車帶來的變革有多大的顛覆性？

庫馬爾表示，其實主流媒體有關自駕汽車即將普及的許多報導言過其實。他認為完全自動駕駛的汽車要普及還需要很多年。

庫馬爾兼任賓夕法尼亞州機械工程教授，他的一個主要觀點是，高科技的發展通常包括兩個方面。計算能力和軟體等技術的進步是一方面，這方面受到媒體的極大關注。在這方面，新的應用程式、公司和產品每天破土而出，發展迅速。然而，另一個影響許多項目的方面則經常被忽視，這就是虛擬世界必須以新的方式與物理或機械世界相連接。這個層面的進展非常慢。

在某個時候，自駕汽車中的所有軟體都將在複雜的路面上接受實際檢驗。正如其他機器人應用一樣，在這個領域，進步是由“從資料到資訊再到知識”的轉變過程所產生的。

一個根本的問題是，大多數 AI 的鼓吹人士並沒有意識到在物理世界中實際操作需要多大的資料，這是一個不斷增加的數量，按庫馬爾的話說是“指數級上升的資料量。雖然時下討論的“大數據”很重要，但許多物理操作所需的資料量遠遠超過 “大數據” 所指的數量。庫馬爾表示，而獲取這些大量資料的限制嚴重阻礙了許多機器人專案的進展速度。

換言之，許多對自駕汽車持樂觀態度的文章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需要很多很多年，而不是區區幾年，才能獲得使完全自駕汽車大規模應用的足夠資料。

庫馬爾指出，獲取實現 90％ 的準確度的資料 “已經很困難了”。如今一些目標識別軟體 “有90％的準確性，你上臉書（Facebook, FB-US） ，有這麼多的人像，但識別的準確度能達到 90％”。儘管如此，“你負責電腦視覺的同事會告訴你，“那不夠聰明”……但要將準確度從 90％ 提升到 99％ 需要更多的資料，那是指數級的成長。 “然後從 99％上升到 99.9％，你知道嗎？這需要比之前更多的資料。”

他將指數級增加的資料需求比作呈現曲棍球棒的圖形，有一個突然急劇上升的坡度。正如其他分析師所指出的那樣，自駕汽車的問題在於，關於人類性命的時候，90％ 或甚至 99％ 的準確度根本不夠。 

指數級的資料成長

庫馬爾說：“要獲得使這些應用正常運轉所需的指數級數據非常困難。因此我認為自駕汽車因為涉及到根據資料採取行動而很難變得完美……確實，概念很好，我們也正在取得重大進展，但是……為了發展到使我們感到相當自然，將需要很長時間。”

那麼，為什麼主流媒體給人留下的印象是自駕汽車即將普及呢？

庫馬爾引用了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的言論來解釋他對媒體報導的看法。在21世紀初巨大的科技股泡沫崩潰前，格林斯潘曾指出股市存在 “非理性繁榮” (irrational exuberance) ，這一說法流傳至今。庫馬爾認為當下對自駕汽車的誇張說法也是類似。“這就是非理性繁榮的方面，技術看上去似乎要成型了，但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最終運用。”

蓋瑞特指出，特斯拉（Tesla, TSLA-US）首席執行官埃隆·穆斯克 (Elon Musk) 聲稱讓新車自動駕駛的所有技術已經存在 (儘管可能需要有人在緊急情況下干涉) ，主要的問題只是“人類對技術的接受。”

庫馬爾強烈反對這個說法，“伊隆·馬斯克 (Elon Musk) 還會告訴你，電池在改善，變得越來越好。實際這是五年十年前就有的電池。”不同的是，電池越來越小，越來越便宜，“更多的人正在買電池。但這些電池的性能從根本上和以前是一樣的。”

其他領域的進展也緩慢。庫馬爾解釋說，在 “物理世界” 中，能源和電力方面沒有太大變化。“你看電動機，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技術。所以，我們在物理方面的進步取得的進展遠不及資訊技術。你知道嗎？在美國，資料中心所消耗的電力占2％。如果你真想要更多的資料，如果你想應對曲棍球棒曲線上升的坡度，你要花費很多能量讓資料中心工作。我覺得到某個點後這變得越來越難，越來越難……”

他說，類似的限制也存在於無人機技術中。“我說一個簡單的事實。無人機飛行需要每公斤大約200瓦特的電量。所以如果把一個75公斤的人放在空中，那需要很大的功率。怎麼得到這樣的電池呢？”唯一有足夠 “功率密度” 來托住這一重量的電源是化石燃料。“你可以用小型噴氣渦輪來驅動無人機。但是要有電力、馬達和電池來驅動可以在空中載人的無人機，我認為這是一個空想。”

這並不是說 “不能用無人機來做有趣的事情，但無論你做什麼，你必須考慮與你的目標相稱的有效負載 (payloads) 。”

在電動汽車等其他領域，進步正在智慧化，庫馬爾認為這些方面的潛力巨大。 “中國人已經展現了他們在世界上的領先。中國每年生產的電動汽車數量是美國的三倍。我真的認為電動汽車會繼續普及，但我對使用電力的無人機沒有把握。”

同時協助香港科技大學人類語言技術中心運作的馮雁博士繼續庫馬爾的話題，簡述了在可預見的未來中人工智慧 (AI) 的一些限制，她也表示炒作常常超出現實。 雖然人工智慧可能會執行許多重要和有價值的任務，但物理限制幾乎無法突破。

馮博士指出：“一個僅用於語音辨識並即時翻譯的深入學習的演算法，都必須接受數百萬小時的資料訓練，並使用巨大的資料庫。”而一個深入學習的網路可能有成千上萬的神經元，人類的大腦有數萬億。目前來說人類更節能，她開玩笑說人可以“只吃一小片披薩而工作上一整天”。

人腦難題

論壇專家們繼續討論的是第二個不太被關注的話題：AI目前可以掌握的專案範圍。庫馬爾指出，像翻譯這樣的任務比較單一。我們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弄清楚了如何根據資料獲取資訊，儘管如此……通過深入學習，做到這樣也是非常困難的。根據資訊形成知識？我們毫無頭緒。我們不知道人類的大腦是如何運轉的……要發明有人類特有智慧的機器將需要很長時間。”

不久前IBM的超級電腦沃森 (Watson) 甚至不能和五歲的小孩一起玩井字棋，現在沃森卻能在《危險邊緣》遊戲裡打敗人類。但是，庫馬爾指出，這種快速進步可能使我們忽視一個事實，即今天的電腦最擅長處理的是單一任務或“點解決方案” (point solutions) 。當你想籠統處理人類在做的許多事情時，電腦很難做到。”

儘管如此，現在正在為未來的創舉做好鋪墊。馮博士指出，到目前為止，讓機器漸漸學會這些單一任務要求人們“學習如何與機器溝通”，雖然這種溝通時有失敗，比如打給呼叫中心或者與蘋果（Apple, AAPL-US）的Siri溝通時會出現困難。

如今的重點是放在扭轉老師與學生的關係，從而使機器能開始學習與人交流。 馮博士表示：“為人類服務的AI演算法和機器人研發正在進行。它們將理解我們人類的目的、情感、個性、感受等等。”這種研發的目標是讓AI學會處理人與人交流的“不同層次”。

馮博士是全球人機交互領域前沿的科學家，她說：“我們注視對方，瞭解彼此的感情和意圖。我們用肢體語言。人類的溝通並不僅靠言語。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更喜歡面對面的會議，我們甚至更喜歡用Skype視頻，而不是打電話。”

馮博士提到她為《科學美國人》撰寫的一篇文章，文章討論了需要教機器人理解和模仿人類的情感。“總體而言，就是讓機器瞭解我們的感受和意圖，而不僅僅是我們的話語，並以更人性化的方式回應我們。”

這種 “情感計算” 意味著機器將最終從我們的聲音、文字、面部表情和身體語言中進行“感受識別”。馮博士補充說，未來的 “人機交互必須具有這種溝通層面”，但捕捉意圖和情感是非常困難的。“文字語言之外的意圖很難被機器所理解，甚至人類也不一定理解到位。我們經常會對彼此產生誤會。”

那麼所有這些將如何影響未來的工作呢？

機器仍然很“笨”

“不需要擔心不久的將來，因為機器很笨 (dumb) ……”庫馬爾說。馮博士舉了一個例子，現在她可以讓一個機器人做一些簡單的家務，但是，“我自己來做或者我教我的孩子或丈夫去做還是更便宜。所以在不久的將來，大量的工作如果用機器代替將成本太高。這可能會在 50 到 100 年後改變，就像今天的世界與 50 年前不同一樣。

但即使新技術開始應用，最終的效果並不清楚。例如，阿古金指出，銀行業推出自動取款機後，出現了更多的櫃員，而不是更少。因為自動取款機使“開分行的成本更低，所以我們就有更多的分行，最終有了更多的櫃員”。

另一方面，將區塊鏈技術 (blockchain technology) 運用於銀行分類帳系統可能會消除對協力廠商檢查帳目的需要。阿古金補充說，任何需要對帳的工作都可以立即進行而無需確認。最終交易的成本將 “像發送電子郵件一樣，幾乎為零……沒有任何混淆的可能性，沒有成本。想像一下把這一技術應用於貿易融資等方面。”

阿古金任職的摩根大通銀行目前正計畫在今年將 170 萬個工作流程自動化。“這些不是最低級別的人工工作，而是中等級別的。”該銀行也率先進入情感計算領域 (affective computing) ，正在開發一種在客戶打客服電話時能感知客戶感覺和目的的軟體。“還沒有做到完美，但是你可以大體上理解他們的感受，他們是想抱怨還是只是查餘額？他們要做這事還是那事，所以節省了很多時間。”

儘管如此，阿古金表示他相信就像 ATM 技術的發展一樣，新技術會創造新的工作。他並不像一些分析師那樣認為工作和自動化的未來是 “災難性” 的。“我有點擔心變化的速度，可能會讓我們很小心，但會有新事物出現。我對未來有更樂觀的看法。”

馮博士提醒觀眾，即使金融科技領域的進步也將受到現有資料量的限制。“在某些方面有很多的資料，另一些方面則不然。”金融業高管告訴馮博士，他們擁有龐大的資料庫，但根據她的經驗，資料量往往不足以實現他們的許多目標。

庫馬爾承認，今天我們為機器人而不是人類創造了更多工作，這是人類未來工作的一個擔憂。但他也稱自己在就業問題上是“偏執的樂觀主義者”。 AI 和機器人將在 “與人類合作的應用程式” 中發揮最大的作用。馮博士同意這一看法，並補充說，“要發明有人類特有智慧的機器將需要很長時間。” 

頂端和低端的工作最穩定

庫馬爾回應馮博士認為許多低技能工作可能保留的觀點，補充道最可能被淘汰的工作可能會讓人想不到。“電腦很擅長做的一件事是什麼？考試。所以，認為我從這所著名大學得到4.0的分數，將來會有一份工作，這是不現實的。” 同時，讓機器人 “跟在三歲小孩後面清理房間非常非常困難。端上晚餐非常非常辛苦。 飯後把餐桌搞乾淨更困難。我認為這些工作是有保障的。”

專家小組的共識：最難被機器人替代的工作將是頂端和低端的工作，而不是中間的工作。

那麼如果很多年後當機器人足夠先進足夠便宜，能承擔越來越多的人類活動時，人類的工作會變成什麼樣？馮博士認為，一方面會有更多的 AI 工程師，以及 “管理、維護機器的人，以及以某種方式設計機器直到機器能自我複製的人員”。

而且，許多工作也將開始適應新的世界。例如，馮博士說，假設在遙遠未來的某個時候，許多餐館都有機器人服務。到那時候人們會 “花更多的錢去有人類當廚師和服務員的餐館，所以人力在那時候將變得非常有價值。”

她補充說，許多人可能會 “變成藝術家和廚師，以及表演家，因為你仍然想聽人唱的演唱會，不是機器人為你演奏協奏曲。你將還是想讀一本人寫的小說，儘管有一天機器也能寫出同樣的小說。你還是會重視人性的色彩。

馮博士指出，創意已經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了。未來主導世界的不是 AI 工程師或商界人士。“那將是創意人才與非創意人才的競爭，如今對創意人士的需求越來越大。”工程學生已經比以前更難與頂尖人才相競爭。

過去對於工程師來說，良好的學術成績就能保證一份好工作。馮博士補充說，今天科技公司的應聘者來自“相當多的不同領域”。這些公司尋找的不只是技術技能，而是創意。“我認為工程師必須學習更多的非工程技能，非工程師將學習更多的工程技能，包括科學思維，程式設計……”

庫馬爾同意這一點。今天所有賓大工程學院的所有學生都會選修商學課程。 “我認為今天一個全面發展的畢業生和人文教育的理念包括工程學和商業，對嗎？ 我擔心的是人類學家、英語專業、歷史專業學生的未來……我認為這些學科將面臨很大的壓力。”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科技大廠進軍自動駕駛 優勢在哪？
• 無人駕駛分四個階段，我們現在到哪個階段了？
• 車聯網、互聯網汽車、智能汽車，我們該如何界定這些詞？

The post 現階段的人工智慧無人車只是一種炒作而非現實？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縱觀其職業生涯，格林布拉特致力於發展社會創業的理念創新。 凱瑟琳•克萊因(Katherine Klein)（華頓商學院社會影響項目副院長）最近對格林布拉特進行了一次採訪。在採訪中，他談到了商業的社會影響：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以及我們如何判斷一家公司是否實現了造福社會的初衷。

採訪摘要如下：

凱瑟琳•克萊因: 在您看來，怎麼樣才能稱得上是一位好的社會企業家？

喬納森•格林布拉特: 關於社會企業家，我想引用一下很多年前斯科爾基金會的薩莉•奧斯貝格，以及加拿大多倫多羅特曼管理學院院長羅傑•馬丁下的一個定義。我認為，一位優秀的社會企業家必須要能夠運用市場導向的方法，採取直接果斷的行動，來催生社會創新。不一定是指遊說或做宣傳，但一定要採取行動，努力創新 –也就是說，要努力去修復社會上的不平衡。

這不是試圖在外部採取一些具有因果關係的措施，而是創造一些系統性變革來修復社會疾病。社會企業家就是要採取果斷行動來修復受損的體制。

凱瑟琳•克萊因: 一定是為了經濟利益嗎？

格林布拉特: 我想這可能是兩者兼而有之。我想大家看到的是許多社會企業家用某種模式來解除某個領域內的問題，可能是醫療領域，也可能是住房領域，還可能是金融領域。我個人而言，我更感興趣的是，社會企業家精神在商業世界方面的表現。

克萊因: 那就讓我們來談談社會企業家精神在商業世界的表現。讓我們先從 Ethos Water 談起吧。您在這個領域算是比較早的先行者了。請您介紹一下您當初是如何營運 Ethos Water 這個品牌的？

格林布拉特: 當年我和我的商業夥伴 彼得•圖姆一起合作 Ethos Water 這個品牌。我和他曾經在凱洛格商學院同窗了兩年。現在華頓商學院的年輕學子們常常把這件事情當做一個案例來學習，十分注重自己身邊的同學。當時，彼得的想法是，創立一個瓶裝水品牌，然後將部分的利潤用於資助人道主義供水專案。隨著時間的經過，我們便創立了公司，我們的商業模型也逐漸演化出來。

克萊因: 你們是什麼時候創立這家公司的？

格林布拉特:  彼得在 2002 年開始籌劃，我們在 2002 年年中開始合作的。

克萊因: 那你們是什麼時候把這個品牌賣給星巴克的？

格林布拉特:  我們在2005年4月份賣掉這個品牌的。

克萊因: 這麼快？

格林布拉特:  是的，非常快。這很有趣。在矽谷，你可以經常看到這樣的模式，新創公司，迅速擴張，然後賣掉，整個週期很短。但是在包裝消費品領域，這種現象倒是較為少見。但是，我們當初就是以這種理念來創建公司的。類似的例子，在第一代的社會企業當中也有不少，例如 Ben & Jerry’s、Body Shop、Stonyfield Farms 等。這些產品和品牌，比如冰淇淋，優酪乳，個人護理產品等，不一定要與它們的創建初衷捆綁在一起。

克萊因: 這些產品通常是更天然、 更健康、更好的供應鏈，對吧？

格林布拉特:  可以這麼說。我認為 Ben & Jerry’s 的產品當中沒有添加重組牛生長激素。但消費者並不理解這一點。Body Shop 試圖用亞馬遜（Amazon, AMZN-US）河流域的天然材料來生產更好的產品。但是，消費者不明白這一點。我們認為消費者會更容易理解瓶裝水，瓶裝水很容易使消費者聯想到乾淨水源問題。這是個全球性問題。

克萊因: 人們可能聽說過 “買一捐一” 模式。TOMS鞋店在這方面也許是最有名的。我知道，目前他們已經進一步改進了該模式。最初的模式是：“嘿，消費者，您買我們一雙鞋，我們就捐出一雙鞋。”

格林布拉特:  沒錯。

克萊因: 但是 Ethos Water 有點不同之處。

格林布拉特:  有很大不同之處。

克萊因: 你們當初的模式不是 “您買一瓶我們的水，我們就將捐一瓶水。” 那你們的模式是怎樣的？

格林布拉特:  我們當初的想法是，如果你買一瓶水，我們就將利潤的 50% 捐出去，為世界各地的人道主義供水方案提供資金。我之所以說方案，而不是項目，那是因為它不只是僅僅涉及硬體（比如建設新的廁所或水井），而且還有軟體。這一點很重要，光有硬體沒有軟體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希望通過衛生教育和一些經濟方案，實現供水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這種做法與在社區進行投資創造一個環水生態系統不同，與捐幾雙鞋子大不相同。

這至少在兩個方面不同。第一，我們的理念是捐出利潤的 50%，而不依賴於你銷售的產品。第二，它不依賴於特定的解決方案。你有更多的靈活性，更多能力去改變一個生態系統。

讓我們看看這兩個方面。我們從第二個方面開始吧。我認為我們的做法更具戰略性，而 “買一捐一” 的模式往往更多是戰術性，對吧？我們的投資往往是戰略性的，而不是簡單地捐點東西給他人。這不是授人以魚，或教人以漁，而是創建一個生態漁業。

但你看另一面，，我認為 TOMS 和 Warby Parker 等公司也正在努力採取這種模式。我認為這是令人欽佩的。我們應該鼓勵他們。簡單的說，我認為該模式可以繼續演化，以帶來更持久的創新發展，並更有效地將消費者和問題聯繫起來。

克萊因: 有時候，簡單的靠 “買一雙鞋子，我們就捐一雙” 未必是正確的解決方案。我知道 TOMS 一直被人詬病，他們已改善了他們的模式。但是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買一捐一” 的確是非常具體、簡明的一種模式。

格林布拉特:   簡明不是問題的關鍵。消費者想瞭解：“嘿，我這樣做，會發生什麼？” 所以，我們的口號是 “您購買我們一瓶水，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我們讓孩子們知道，我們將水的利潤拿出一部分，用於資助公益性供水項目。而不是簡單的表示：“你買一瓶水，我們就捐一瓶水。”

我們認為好的模式應該是尊重消費者的智商，而不是和消費者耍小聰明。我認為 TOMS 和 Warby 正在不斷改良他們的商業模式，以滿足不斷增長的消費者意識和期望。消費者想得到更多的品牌價值，而不僅僅是“我買，你就捐。”

順便說一下，TOMS 不是這種模式的始作俑者。你知道誰開啓了這種模式？是 Nick Negroponte 開啓了這種模式。還記得每個孩子一台筆記本電腦的宣傳口號嗎？

他當年離開了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投入市場當中。他與一些公司進行了良好的合作。他首創了這個模式，消費者買一台筆記本電腦，他就捐一台。消費者漸漸理解了他的這種模式。

克萊因: 在商業對社會的影響方面、社會企業或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你有什麼看法？有什麼潛在的發展趨勢嗎？

格林布拉特:  嗯，這個話題非常有趣。我想說，在供應鏈或價值鏈方面，你能夠看到大量的創新。

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在使用更多的可持續供應鏈。所以，以特斯拉（Tesla, TSLA-US）這樣的公司為例：特斯拉是家電池製造廠商，致力於製造更好的電池，使汽車更高效。

克萊因: 沒錯沒錯。類似的公司還有耐克。

格林布拉特:  確實如此。他們正嘗試一些很有趣的模式，如改革原材料、人力資源。有些企業嘗試使用海外勞動力，給工人更好的工作機會。底特律有一家手錶廠商就在這麼做。公司的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來了。但是你可以看出，這些模式正在興起。可以在勞動力方面改革，可以在原材料方面改革，也可以是改革營運方式，等等。比如使用環保型車輛來送貨。所以，供應鏈也是很有文章可做的。當然，還有些企業在業務後端創新，比如拿出一部分利潤做公益。我覺得有趣的事情不是發生在價值鏈或利潤分配當中，而是在業務前端以及企業創建的初衷上。這些企業是如何都衡量其社會影響呢？那麼，讓我們來談談這兩個東西。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費城，B 實驗室的總部就坐落在費城。這家機構的業務是辦理公司認證，通過其機構的審查後，企業就可以獲得這家機構的 B 級認證。

克萊因: 是的。B 級認證公司，盈利性公司的法律地位是有區別的。

格林布拉特:  的確如此。

克萊因: 這裡說明一下，在進行認證時，B 實驗室要評估該公司的多個方面 – 人力資源、公司使命、其對環境的影響等 。

格林布拉特:  完全正確。讓我感興趣的是他們的認證過程。現在有各種各樣的企業進行這項認證。有些企業你甚至都想不到，比如說資訊類企業，以及那些商業模式與 Ben & Jerry’s/TOMS Shoes/Ethos Water 大相徑庭的企業。

正如你所說，我們現在開始看到不少的州政府紛紛出台政策，在盈利性企業的設立過程當中，採用了許多 B 實驗室認證的許多流程。這很有趣，越來越多的企業採取這些原則，並把它們納入自己的章程，使之成為價值主張的一部分，以服務股東和利益相關者。這與米爾頓•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模式完全不同。

因此，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衡量企業的價值。

克萊因: 獲得 B 認證的企業絕大多數都是私有企業。它們中的一些已經上市或者被收購。但是，當它們上市後，會發生什麼呢？人們會不會在意這種社會使命與經濟利益追求的融合，然後願意投資呢？會不會在意經濟利益追求必須讓位給社會責任呢？投資者對於負有社會使命的 B 認證企業，會有什麼樣的假設？如何判斷是否值得投資呢？

格林布拉特: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我認為目前我們還不知道答案。3 月 4 日， Etsy 公司上市了。還有另一家公司 – 在北卡羅萊納州從事電子郵件行銷的公司也上市了。Etsy 公司是 B 認證公司，在吸引投資者方面有很大優勢。公司董事會將對很多問題進行討論。在公司股東大會上討論這些問題，誰會成為贏家呢？是股東？還是其他利益相關者？很難說。

我認為，這些問題都會慢慢解決。在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沒有進行 B 認證的大公司，它們也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比如說谷歌公司。

谷歌非常明確的提出了他們的口號-“不作惡”。它們沒有 B 認證。他們一致實踐著自己的模式。谷歌公司的股份分為不同的種類。控股的是公司的創始人謝爾蓋和拉里，也許還包括埃里克•施密特。普通股股東沒有控制權。因此，戰略性決策由控股股東作出。

克萊因: 我們最近與 Whole Foods 的聯合首席執行官沃爾特•羅布交談過，他很明確的表示：我們的戰略目標放在第一位，第二才是利潤。他很好地掌握了公司使命的精髓。

格林布拉特:  這和星巴克的霍華德•舒爾茨英雄所見略同。而且我們看到其他企業領導人也開始採取類似的口頭禪。理查德•布蘭森首創了 B 團隊的模式，幫助企業 CEO 們努力實現企業的雙重目標，把企業的社會使命放在利潤目標之前。另一方面，如果你目前還沒有利潤的話……

克萊因: 你就會開始擔心…？

格林布拉特:  這個嘛，我們還是拭目以待吧。

克萊因: 在理想的世界中，我們希望看到一個良性循環：使命驅動利潤，同時利潤也能驅動使命。

格林布拉特:  對。但是，我們回過頭來再看你先前提出的一個問題。你提到公司上市後，大眾股東就被捲入公司的戰略使命當中，這會導致什麼結果呢？這些企業又會面臨什麼樣的壓力呢？

克萊因: 是的。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就得從另一個方面入手。

格林布拉特:  如何衡量。我覺得最終 – 這可能回答第一個問題 – 企業正在開始構建整合模式，不僅用來衡量他們的財務業績，而且還有公司的社會，環境等表現。前面我們提到的 B 認證，這個認證過程當中使用了一種叫做 GIIRS 的衡量體系，該體系相當有趣。

GIIRS 的全稱是全球影響投資評級系統，用來評估基金的投資組合。它的意義在於能夠為基金經理創造一個環境，使得他們在確定投資組合時，能夠問自己一個問題 “我們如何取得業績？”

這可能是關於 B 實驗室最有趣的事情之一。目前有一千多家公司通過了 B 認證。而更多的公司則採取內審。B 實驗室使得企業家、總經理、以及各級管理人員都在思考企業社會責任和使命的問題，我認為這是很大的一個貢獻。

克萊因: 有位企業家曾經這樣形容，這就像看單點菜那麼方便明瞭。

格林布拉特:  是的。就像是針對企業業績的一份菜單，對吧？

克萊因: 對。我認為社會影響力的衡量是非常重要的。在這個領域，既有鼓舞人心的一面，也有令人擔憂的地方：有些企業可能對社會責任沒有充分的理解，缺乏認真的自我評估，以及社會責任感。如果這類企業多了的話，就會對社會影響造成危害。因此，影響評估、問責制和透明度對於企業的社會影響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保障。

格林布拉特:  這絕對至關重要，原因有二。第一，有些企業和品牌，名氣很大，但社會責任感不強。我認為在新的千年， 也許部分由於社交媒體的普及，這些企業會顯露原形。這是從定性的角度來說。第二，在定量方面，如果我們真的希望更多社會資本進入這一領域，如果我們希望做那種比較分析，以及分析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些上市企業，我們可以比較 Whole Foods，Supervalu或 Albertsons 等公司的模式。我們需要一套統一的衡量指標，使我們能夠比較它們在 EPS 之外，其他方面的表現。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第三點，因為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創造大規模的革新，我們就需要紀律制度和嚴格的考核，每個季度，每年都要嚴格考核企業的社會表現，並且要設定一系列的關鍵指標。完善的衡量體系是一個良好的預兆，有助於企業的管理者更專注於企業的社會表現。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既作公益 又能賺錢的影響力投資
• 社會創新 為拯救世界估價

The post 社會企業家如何知道自己在造福社會？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過去，多數熟練勞工在一家公司待很長時間，獲得高額薪資、豐厚福利和退休金作為忠誠和辛勤工作的回報。但瑞克•華茲曼 (Rick Wartzman) 指出，這樣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

普利茲獎得主華茲曼曾是記者，現任杜拉克研究會 (Drucker Institute) 高級顧問，他的專著《忠誠不再：美國好工作的興衰 (The End of Loyalty: The Rise and Fall of Good Jobs in America) 》主要關注薪酬、退休、醫療及其他福利的縮水導致雇主與員工關係出現的問題。近日於華頓知識線上，探討美國勞工的現狀。

訪談內容整理如下。 

華頓知識線上：您認為員工和雇主的關係會繼續分化嗎？

瑞克•華茲曼：過去 30 至 40 年我們看到壓力不斷增大，而我不覺得這樣的壓力會在近期內減弱。各種壓力，從自動化和技術、全球化和工會沒落帶來的壓力都有。美國私營部門勞動力中只有不到 7% 的人是工會成員。工會在 20 世紀 40 年代、50 年代及 60 年代是與企業權力形成對抗的重要勢力。但這樣的情況已經消失了。而且企業還面臨最大化股東價值的重大壓力，而來自華爾街的壓力明顯讓公司把股東置於其他利益相關者之上，包括勞工。遺憾的是，我不認為上述任何做法在近期內會改變。 

華頓知識線上：這樣的變化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華茲曼：可以看到，這樣的變化是 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到中期開始發生。美國經濟遭受的幾次重擊反映了前幾十年累積的全面疲軟。這讓很多公司掙扎求生，而勞工的處境惡化。很多由此造成的裁員並沒有複崗。因而，這樣的衝擊很大。

在進行書中的研究時，讓我驚訝的是上述壓力的積聚實際上比之前預料的要早得多 (我的敍事從二戰結束開始到今天) 。而我所說的社會契約 (公司提供的工作保障、薪酬、醫療福利、豐厚的退休金) ，這些條件在 20 世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時仍不斷改善、呈上升趨勢。但在二十世紀 50 年代，瓦解社會契約的種子早已種下。

華頓知識線上：年代更替，每代人期待不同，這是部分原因嗎？ 

華茲曼：我認為是的。我研究中最讓我驚訝的其他發現是美國文化習俗的變化之大，而隨之促成的企業文化規範變化之大。企業文化是國家文化及社會規範的寫照。經歷大蕭條和二戰的那代人更傾向於 “集體” 思維，即我們都是一分子。我認為 20 世紀 70 和 80 年代更加獨立的“個人”思維開始出現，在今天非常普遍。這當然是造成現狀的部分原因。 

華頓知識線上：近期的經濟衰退對您書中提到的敍事有何影響？ 

華茲曼：經濟衰退一定程式上加重了勞工的焦慮程度。最近三次經濟蕭條中，我看到一種稱為無就業復甦的現象。過去經常會有經濟起伏和商業週期的正常波動。以前公司裁員後會在業務改善後回聘這些人員，讓他們回到崗位上。事實上，美國勞工部是 20 世紀 80 年代才開始跟蹤勞工數量。

可以看到大規模裁員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初開始，到 90 年代開始增加。每次發生經濟蕭條，公司在經濟復甦後不再回聘裁掉的員工。公司在經濟蕭條期間重組，發現可以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 

華頓知識線上：所以避免經濟衰退是企業和政府目前的共同目標？

華茲曼：可能吧。我不是經濟學家，所以想把這個問題留給更厲害的人，比如華頓和其他地方的專業人士。作為歷史學家，我可以確定的是，有時政府認為已經摸清了商業週期。他們研究出用財政及貨幣政策手段來戰勝經濟衰退的辦法，讓經濟衰退不再捲土重來。 但經濟衰退總是捲土重來，至少目前為止是這樣。我懷疑我們是否能成功扭轉局面。歷史顯示我們無法成功。 

華頓知識線上：在書中，您以 4 家著名歷史品牌 (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GM-US）、通用電氣、柯達（Kodak, KODK-US）和可口可樂（Coca-Cola, KO-US）) 的視角，分析過去 70 多年與勞動力和工作相關的問題。為什麼是這 4 家？ 

華茲曼：我選這 4 家公司有幾個原因：第一，我的書追溯至 1943 年，在經濟發展委員會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CED) 這一組織成立不久後。經濟發展委員會今天依然存在，是世界大企業聯合會 (Conference Board) 的一部分。但在 20 世紀 40 年代，該委員會和全國製造商協會及美國商會都是主要商業意見領袖。但和某些立場更強硬的商業組織相比，經濟發展委員會在政治及意識形態導向上相對溫和。二戰結束後，CED 領袖提供了美國戰後經濟及社會發展藍圖。

這 4 家公司對 CED 的發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只看敍事手法的話，以這些引導其他公司的行業巨頭開篇是個不錯的選擇。我把它們作為開篇，並以它們的視角展示他們對美國的構想。

華頓知識線上：我們從柯達 開始吧。回到 40 或 50 年前，柯達在美國是非常強大的公司之一。柯達的數位經濟轉型失敗了。這是對柯達造成最大衝擊的因素嗎？ 

華茲曼：根本上是的。柯達發明數位相機受到贊揚，但無法脫離其底片業務。我和當年曾在柯達任職的高層聊過，有些人說底片的高額利潤如同毒品。柯達還有底片業務時，底片創造的收入實在太高了，直到市場消失。突然間，公司回過神來，沒有市場了。

從歷史角度看，柯達有趣之處在於它是無工會公司之一。他們採取 “福利資本主義”，而他們當時的理念是向大量勞動者提供高工資和好福利。這樣的做法是出於多種考慮。其中一個原因是我之前提到的道德觀念，即雇主想為員工提供更多回報。企業對員工有一定程度的忠誠度，也希望員工報以忠誠。這麼做也是希望擋住工會。柯達這麼做是想讓工會沒有存在的意義。我們給員工提供豐厚薪酬和好福利。誰需要這些勞工組織人員？ 

華頓知識線上：請從可口可樂 的角度描述一下。 

華茲曼：可口可樂很有趣，總部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本質上，它是個巨大的品牌宣傳和廣告公司。就勞工而言，真正的行動發生在灌裝廠。幾年來有一些工會活動，多數與卡車司機相關。

書中，可口可樂真正的轉捩點是在羅伯特•戈伊祖塔 (Roberto Goizueta) 領導下。羅伯特從 20 世紀 80 至 90 年代末一直管理可口可樂，直至去世。

他被視為偉大的 CEO，且確實為提高公司股價做出了大量貢獻。但我主要把他當作讓大家關注一個企業文化核心轉折的引子，這個轉折就是企業界是如何慢慢把最大化股東利益置於一切考慮之上，包括最大化勞動力投資。 

華頓知識線上：儘管經歷了經濟衰退和點火開關缺陷召回事件，通用汽車仍是國內現存歷史品牌之一。請從通用汽車的視角和大家分析下。 

華茲曼：某種程度上，通用汽車長期以來確實是美國公司的典範，以及全球行業龍頭，直至 21 世紀。通用汽車為勞工提供極佳福利、極高薪酬，基本是一線水準。而且主要是透過汽車勞工聯合會 (United Auto Workers) 爭取的。我其實是借助通用汽車來說明工會和勞工組織在雇主和員工之間發展社會契約的重要性。

要注意的是不僅像通用汽車這樣的公司有強大的工會，當時美國 25% 至 35% 的私營部門勞動力都參與工會，這具有強大溢出效應。不僅是參與工會的勞工，那些無工會公司的勞工和白領也從中受益。得益於工會的巨大力量、集體言論及對公司力量的對抗，他們的情況都得到了改善。 

華頓知識線上：這幾乎讓人懷疑汽車行業是否會成為美國最後一個有工會組織的行業。

華茲曼：是的，當然。儘管在通用汽車和其他企業的勞工薪酬都出現了較大轉型，轉向雙層薪酬結構，但是通用汽車工會發現自己處於前所未有的境地——即便是全職汽車勞工在多數情況下也很難維持生計。過去在汽車公司幹活是極佳的工作，目前來說，和服務行業比仍是好工作，但勞工的境況早已今非昔比。 

華頓知識線上：汽車行業似乎可透過機器人等技術提高自動化程度，通用汽車對此如何處理？ 

華茲曼：當然。和多數大公司一樣，通用汽車這些年為自動化作了很多努力。通用汽車 (GM) 的員勞工數大幅減少，過去有 70 萬員工。通用汽車過去是個規模龐大的公司。就員工數量而言，目前僅有過去的一小部分，這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包括其財務問題。但自動化當然是一大原因，在其破產前就已推進。

我覺得大家看到了通用汽車的轉變，如果現在和他們的高層聊起，他們會自稱為移動產品公司。福特（FORD, F-US）也是如此，他們剛就此完成了一輪重組。但通用汽車會說：“我們是一家移動產品公司”，而他們也確實把自動車輛作為未來業務的一大部分。我記得他們持有 Lyft 大量股權，所以他們正在努力與時並進。

我對這 4 個公司都進行了研究，沿著過去 75 年的歷史軌跡深入分析，會發現其中兩家 (可口可樂和通用電氣) 在很長時間裏一直業績很好，然後另兩家 (柯達和通用汽車) 完全是在苦苦掙扎，儘管通用汽車已經有所恢復。然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不管是在通用電氣和可口可樂這樣很成功的公司，還是像柯達和通用汽車一樣遭受重創、宣告破產的公司，其普通員工的處境幾乎是一樣的。不管他們是處於高峰還是低谷。

華頓知識線上：通用電氣從一家主要經營照明零售的公司轉向能源和其他領域。這樣的轉變也非常大。

華茲曼：我最佩服通用電氣的一點就是多年來能夠不斷自我改造。看起來每位領袖、CEO 在這方面都很成功。在推進公司自我顛覆方面，有幾位比其他幾任更激進。但 (剛剛宣佈退休計畫的) 傑夫•伊梅爾特 (Jeff Immelt) 為將公司變成以物聯網為主的數位公司作了大量努力。顯然他很欣賞矽谷，已經把一些業務基地轉到矽谷以借鑒數位技術、及成為矽谷的一部分。這點讓人佩服。

通用電氣在本書中體現的還有另一種轉變，即在海外的員工比美國多。我並沒有指責任何一家公司的意思。通用電氣在國外雇傭這麼多人是有原因的，因為國外客戶多。多數情況下，通用電氣到某個地區不僅是為了廉價勞力，而是因為市場在那。我完全理解。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不應該自動化或推進技術。

自動化和技術發展是社會進步、提高生產力的手段、是逐漸提高大家生活水準的關鍵。我不是想說自動化和技術發展是錯誤方向，而是這需要代價，而我們確實看到了很多勞工越來越焦慮、憤怒。 

華頓知識線上：在傑夫•伊梅爾特之前，有名 CEO 叫傑克·威爾許 (Jack Welch) ，他在這一過程中起什麼作用？ 

華茲曼：他在民族故事中是一名重要人物。我有幸與傑克·威爾許短暫相處，收益頗豐。是他將死板、官僚的通用電氣重組成一個敏捷的公司。由此還帶來不少好處。他鼓勵勞工，包括在一線的員工，發表意見，將通用電氣變成了精英體制的公司。在此過程中，他裁掉了一些部門。據估算，在他管理通用電氣期間，17 萬個崗位被取消。他的綽號 “中子傑克” 由此而來，因為等他完成重組後，很可能只剩下建築大樓了。 

華頓知識線上：總體上您是何時想到員工和雇主的關係？和 30 或 40 年前相比，現在的員工是否比之前更精明、懂得提防陷阱？ 

華茲曼：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有較大分化。可以看到過去 70 年的各大趨勢中，其中之一是我們正逐漸走出藍領社會。儘管 20 世紀 50 年代時，只有30%的美國勞動力為勞工或藍領，可以說這在以前仍有點美國精神的意思。當時是朝著藍領的方向發展，是文化的一大部分。這些工作對人們的吸引力在於教育程度較底、技能較少的情況下也能獲得這樣的工作，並慢慢變成中產。這樣的情況不再可行。

我們已經從藍領社會轉向知識社會和知識經濟。所以才產生了這樣的分化。如果你接受教育、獲得文憑，應該問題不大。現在關於大學文憑是否有用還有很多疑問，而很多年輕人大量負債。這些都是實際問題。但大體上，證據顯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知識經濟下應該會過得不錯。

但不要忘了美國有半數以上的成人沒有高等教育文憑、大學文憑、社區大學文憑或任何形式的技術證書。應該問的是他們經歷了什麼？在這個知識經濟社會，他們能做什麼？我認為他們沒有多少選擇。我認為他們不可能說：“我們工廠要關閉了，我準備換個新工作。”換到哪？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要改善經濟不平衡 需了解員工才是成功的泉源
• 美國年輕人比 20 年前窮了 背後原因是工作時間變少了？

The post 美國勞工的過往美景不再 雇主員工持續分化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美國似乎在政治和經濟上都亂了方寸。經濟變得越來越支離破碎，每個政治派別和思想流派都聲稱他們的解決方式是 “唯一之道”。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方法相互衝突，有時甚至是故意為之。合作如今鮮有發生。僵局取勝，人民和企業受損。唯獨缺少問對問題、研究以及透徹分析的能力，來探索我們為什麼處在前路渺茫的社會經濟的死胡同。

恰恰相反，我們將經濟停滯視為不可避免，或提出已被過去證明無效的解決方案。例如白宮宣導的醫療保健計畫，將大幅削減醫療補助。白宮預算主任麥克·穆瓦尼（Mick Mulvaney）表示：“我們政府既要照顧有需要的群體，也要照顧為有需要的群體納稅的群體”。不難意識到這個計畫將注意力轉向納稅人，而不是有需要的人，仍然否認當前經濟嚴重不平等的現實。

更糟的還在後面。該提案將使 2,200 萬人最終將喪失健康保險。如果已有疾病的人依賴政府向面臨嚴重財政挑戰的州提供大量補助，他們將最終被忽略。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在同樣的程度上否認美國的經濟危機。白宮預算利用這些醫療補助削減，建議最富有群體應該享受大幅稅收減免。這不是擴大不平等，加劇每個人都在試圖用短效方案解決的問題嗎？

那些人的理由是：企業將與富人一起獲得稅收減免，符合降低稅收將刺激經濟成長的涓滴效應。但是，多年稅收減免的利益已經藏匿於海外，或者投資于僅為創造更多財富的金融工具，而不是投資於美國國內成長。財富沒有滲透下來。

我們缺少的是直接面對經濟困境的根本原因並扭轉其社會影響的能力。順便再提一個再簡單明顯不過的問題：為什麼像我這樣收入位於前 20% 的人需要個人減稅？我們按現行稅率繳稅沒有問題。

如果我們對核心問題足夠關心，問自己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將看到一個不同的真相。這個真相直指我們國家面臨的生存危機，即經濟不平等及其對絕大多數美國人的災難性的社會經濟後果，隨之帶來非良性經濟、低就業成長、停滯的工資水準，以及個人和國家攀升的債務。

一個清晰、簡單的統計資料充分說明了我們的險境：薪資在 40 年前停止成長並在此後一直停滯不前。同時，由於各國經濟全球化，企業不斷找到有效方式降低成本，穩步提升利潤，惠及股東。所有的這些過程都非常明顯，但直到最近才成為國內輿論的熱點話題。沒有人真的認識到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沒有人提出這個包含兩方面的問題：這是不可避免的嗎？還是有辦法扭轉美國經濟被侵蝕的局面？

如果您的收入在前 20%，你可能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擔心這一切。牛市正在創造歷史記錄，失業率似乎恢復正常（因為統計的方式），所以大多數觀察人士——也是媒體從業者——認為美國經濟已經回到正軌並在成長，以為我們看到的就是真相。

股市除了讓我們瞭解能從美國經濟中獲取多少利潤以外，無法準確衡量任何指標。短期利潤成了重點。每一年，每一季，利潤必須增加。結果，執行長透過減少工作崗位和維持薪資水準停滯不前等所有可行的方式不斷推升收益和股票價格。

這種經營方式是自我毀滅的，正在把我們帶向災難。如今的世道變成了股東來要求和獲得最大短期回報。股東至上已經成為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們思考商業的根本原則，大部分商界人士對此像空氣一樣習以為常。同時，這一理念一直在破壞創造新市場和健康社區的土壤，而這些正是公司使股東長期獲益所需要的。 

企業利潤上升，員工工資下降

長話短說：即使在經濟幾乎停滯的時期，企業利潤仍然處於歷史最高點，儘管近幾個月工資稍稍偏離長期的停滯趨勢，但總體上幾乎無法應對通貨膨脹。雖然美國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富有群體的收入和財富顯著上升，但處於收入中位數的家庭與 1989 年相比只提高了不到 1%。自 1980 年以來，工資保持平穩或下降。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91% 的收入成長都來自收入最高的1% 群體。

因此，大多數家庭的債務越來越重。近 60% 的人入不敷出，必須靠借錢來保證糊口和支付帳單。我們沒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 “極度貧困” 問題，但一半以上的人逐步接近破產。此外，美國的社會經濟不平衡和不平等在發達國家中最嚴重。這個國家已成為機會的荒原。美國夢及其象徵的希望對大多數人而言已經一去不復返。

可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註定只能處在這種功能失調的失衡狀態中。

如果私營部門能醒悟過來，擔當責任，我們可以扭轉這一切。公司必須認識到員工才是成功的源泉，而不只是損益表上的一項成本。企業可以從兩大方面開始挽救資本主義：

• 首先，投資于實際價值創造者——員工。實行公平薪酬，讓員工分享生產率成長和創意創新的利益，這些利益也是由他們自己創造的。
• 第二，企業必須積極投資於自己的經營，將利潤轉化為生產力和創新，提升業績，並不斷增加創造性工作。

這種營運方法並不新鮮，也不激進。這其實是我們在半個世紀前經商的方式。當時正值美國經濟繁榮期間，大多數成功的公司都有對員工、客戶、公司本身、社區以及國家這些各種利益相關方的責任感。由於在經營中注重加強這些相關群體，美國經濟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到70年代之間蓬勃發展，美國成為了有史以來最大的繁榮引擎。這一切在 70 年代末開始改變。我們的願景變得侷限，開始僅僅關注對股東的回報。所以，我們極需糾正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願景，重拾對多個利益相關方乃至整個社會的廣泛責任感。

我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建議的人。許多  “利益至上”  的宣導者一直將股東至上視為禍首。康乃爾大學法學院的林恩•斯托特 (Lynn Stout) 和亞斯本研究院的朱迪絲•塞繆爾森 (Judith Samuelson) 多年來一直在批判這個理念，鼓勵高層產生一種新的責任感。例如JUST Capital這樣的組織誕生了，推動更明智的公司治理形式。通用電氣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也將股東至上稱為 “世上最蠢的想法”。 

讓員工更有創造力

啟蒙資本主義（enlightened capitalism）的目標簡單明瞭：建立一個敬業、忠誠、有動力和創意的勞動力群體。這可以透過員工合理待遇以及積極投入研發來實現。目標：持續創新及其帶來的成長。因公司及其所在行業動態的不同，每個公司都需要以自己的智慧和靈活性來調整和適應新常態。另外，應考慮以最高效和最有效的方法來提高高層以外員工的薪酬。

最重要的是增加薪資在 10 萬美元以下員工的工資。這些資金應該來自生產力和創新收益的合理、逐漸增加的分配。換言之，當領導階層找到透過提高效率增加利潤的新途徑，他們就把獲得的收益與員工和股東分享。（透過限制股票回購和降低股息減少的金融工程成本也可同樣分享）。

薪酬的增加可以根據情況以現金或股票形式實現，例如一種形式的限制性股票等。這可以是一個包含幅度減小的五年計劃，重新評估改進後繼續執行。

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做到這一點有兩個基本概念。第一個是公平薪資：這意味著分享由組織生產或創新產生的增值。這是公允價值（fair wage）。第二個是維生薪資（living wage）。這適用於工資等級較低的人群。人們拿的薪資應該足夠支付帳單，就是這麼純粹簡單。維生薪資不應該是一個一刀切的數字; 可以根據不同地點的生活成本而有所不同。曼哈頓和伊利諾州的皮奧里亞的薪資將與孟加拉和巴黎的薪資不同。維生薪資必須切合實際，在當地和整個地區範圍內屬於慷慨水準。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給夠薪資，讓員工對為你工作感到自豪和幸運。

所有這些都會從多方面改善我們的經濟和社會，而且能從根本上推動需求。很簡單，這可以讓各階層的人增加消費，從而刺激每個行業的成長，創造新企業誕生和舊公司發展的條件，並帶動就業。有一個好消息，許多私營公司和上市公司已經意識到為所有利益相關方做對事情能使成功惠及企業、員工和股東。在所有企業注入這種文化將有可能使美國重新成為全體人民的機會之地。

我愛美國。美國成就了我。在羅馬尼亞度過悲慘的童年後，我於 15 歲作為移民來到這裏，找到了許多機會。因為被羅馬尼亞共產黨派去做苦力，我來之前有大約五年沒上學。東歐鐵幕降臨時，我的父母被困在美國。有人勒索我的父母，強迫他們為蘇聯當間諜，幸運的是勒索失敗，成為他們命運的轉捩點。他們決定向國際媒體講述自己的故事，公開這個國際醜聞，最終艾森豪總統用蘇聯間諜換取了我們的生命和自由。

作為一個移民，我得到許多人的幫助，有機會在好學校接受 “突擊教育”，並供職于 Young＆Rubicam。感謝幼年歐洲吃苦的經歷，我在幾十年後成為了公司的負責人。艾克瑟特學院院長讓我入校就讀，不是因為我符合他們的入學要求，而是因為他認為這是對的事，並相信我會趕上其他同學。在我受教育和大部分職業生涯中我都遇到這樣的同情之舉。只有在美國，像我這樣的移民男孩才能步步前進實現美國夢，做最好的自己。

當我在董事長兼執行長一職上退休時，我明白我生命中真正的英雄是美國。這曾是一個公司普遍把員工放在第一位的國度；一個重視關心與同情，尊重並讚譽公平公正的國度。私營部門當時急劇成長，給所有人帶來希望：這將是一個不同的世界。我擔心如果我現在到達美國，與我半個多世紀以前面臨的機會相比，我的未來會非常黯淡。我很幸運現在能講這個故事，祝願我們所有的孩子們能夠享有那些機會。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美國中產階級都是月光族？千禧一代不再有美國夢？
• 企業社會責任

The post 要改善經濟不平衡 需了解員工才是成功的泉源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華頓知識線上節目請到了三位嘉賓：華頓商學院市場行銷教授 Jay H. Baker 零售中心主管芭芭拉·卡恩 (Barbara Kahn) 和研究主管鄧尼斯·達爾霍夫 (Denise Dahlhoff) 以及喬治·華盛頓大學商學院的教授和領導力發展研究院的詹姆斯·貝利 (James Bailey) 來解答這次收購的五大關鍵問題並闡述此次收購對於商業和消費者的意義。

• 這次收購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嗎

關注零售領域的專家認為收購全食超市的時機已經成熟。全食的銷售額已經連續兩年下降。同時亞馬遜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機會進入生鮮零售領域。他們已經在一些市場上推廣 Amazon Fresh，但仍有很多物流問題需要解決。

“全食一直在為業績掙扎，而亞馬遜一直想要擴大零售領域的版圖” 達爾霍夫說：“他們的網路零售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但在實體零售方面並沒有一席之地。線下商店必能促進他們的線上生意。”

收購一經宣佈全食超市的股價就開始飆升，亞馬遜的股價也漲了。貝利認為這是股東們把亞馬遜視為穩賺不賠的好公司的表現。“對於現在持有全食股票的人來說這真是個好消息。但是對於亞馬遜來說這就是正常生意的一部分”他說“大家都瞭解傑夫·貝佐斯，知道他有多大膽也瞭解他的未來願景。所以我不認為這次收購能給股東或潛在投資者帶來足夠意外，以致於得趕緊入場多買幾股亞馬遜的股票。”

• 亞馬遜會用這些線下店面來做什麼呢

顯然亞馬遜會把全食的店面當作線上零售的線下分發點。亞馬遜也很有可能以吸引新客戶為目的來營運全食超市的線下店面。

比如亞馬遜可以將他的 Prime 會員吸引到全食超市消費。“許多全食的顧客都是亞馬遜 Prime 會員，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因為亞馬遜 Prime 專案的目標客戶也是收入水準較高的人群。”卡恩說。卡恩最近在華盛頓西雅圖看到了還處於試營業階段的亞馬遜線下零售商店，可透過 App 操作進行買單。她認為若是能攻克技術問題，亞馬遜可以將這個模式運用到全食超市。

亞馬遜也可以讓實體商店用來接收網站購物後的退貨。“我確定這會在很大程度上波及市場，因為亞馬遜已經增加了太多籌碼讓網路購物變得非常便捷” 達爾霍夫說“其他傳統零售商的壓力會與日俱增，我估計更多連鎖店會開設店內提貨的業務。”

• 威名百貨要如何應對呢

亞馬遜依然要和在美國具有統治地位的零售巨頭威名百貨 (Wal-Mart) 競爭。威名百貨以收購垂直電商的方式來擴大線上版圖比如收購了電商新創企業 Jet.com，美國男性服裝電商 Bonobos 和美國女裝電商 Modcloth。同時威名百貨開設了網路下單、店內免費提貨的業務。“我很期待他們下一步的計畫，我覺得沃爾瑪（Walmart, WMT-US）會以低價的方式競爭，但我並不覺得亞馬遜會這麼做。亞馬遜會在便捷性上下功夫。不同的平台會吸引不同的市場。”

貝利指出威名百貨在郊區和小城鎮有很多店面“在這些地方威名百貨真的是讓其他零售商都失業了。”但是全食超市有著高級商品、價格也貴許多，主要分佈在高檔社區當中。“我覺得很多全食的忠實消費者都把它當做一種都市流行趨勢，因為地理分佈的問題，兩者一開始不會有很多市場重疊”他說“另外威名百貨在城區內也會面對問題，因為他們的店面並不坐落在城市中心區域。”

• 亞馬遜會不會在全食超市用 Alexa 智慧型機器人代替真人服務

全食超市不僅僅是個商店，也是一個有著鮮明文化特色的品牌。專家們曾經提到來全食超市購物的消費者，是希望可以和店員聊一聊類似於哪些進口蘑菇適合做湯、灑在全麥餅乾上的歐洲乳酪等話題。

貝利認為傑夫·貝佐斯會尊重全食超市的企業文化。他回憶起貝佐斯買下《華盛頓郵報》時外界也曾普遍猜測他可能會改變這份聞名世界的報紙的新聞標準。貝佐斯卻說的很清楚他不會干涉編輯部的工作。

“這就是一種有錢人的玩具，就像布希家族百威啤酒創始家族擁有聖路易斯紅雀隊美國棒球隊一樣”。貝利說 “但不管怎樣這都表明貝佐斯對企業文化是敏感的。他或許不會在短時間內給全食超市增加太多我們所提到的創新或改革。”

• 這次收購真的是關於生產生鮮產品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毫無疑問是個響亮的“不”。消費者需要記住亞馬遜本質上是個科技公司。他們收集顧客消費習慣的電子資訊並把這些資訊運用到極致給自己帶來收益。卡恩又提到了在西雅圖的亞馬遜試營點。“零售試營店和他們的書店都是想要在手機上App上完成一切。在零售店你不再需要排隊結賬，這簡直太棒了”。她說“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跟蹤到個人層面的資料，這是前所未有的。亞馬遜在資料處理方面是行家，他們知道如何利用這些資料，讓你對亞馬遜 Prime 和他們旗下的其他業務保持忠誠。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亞馬遜收購全球最大有機超市 有機是門好生意？
• Whole Foods 超市被亞馬遜收購後的變化
• 美國大超市的變遷啟示錄：未來嚴選＆自主？

The post 亞馬遜出手 137 億美元收購 Whole Foods 能為他帶來什麼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博特略從華頓商學院取得MBA學位後曾在麥肯錫和AIG-Brunswick 工作。如今她在ghSMART領導一個“CEO基因組”(CEO Genome), 研究專案，同時幫助客戶晉升為 CEO 和公司高層。該專案關注職場人士升至高位採取的路徑和行為，以及 CEO 會遇到的典型挫折及規避方法。

訪談文字內容整理如下。 

華頓知識線上：在討論您的 “CEO基因組”研究項目之前，我們先談談您是怎麼開始對領導力感興趣的？ 

博特略：我 14 歲的時候注意到身邊很多人向我徵求建議。這是我第一個頓悟，我這輩子想做的事是幫助別人取得他們想要的成功。來美國後，因為得給在俄羅斯的家人寄錢，所以我當了會計師。後來我去了華頓商學院。華頓的教育讓人想做一些最值得去做的事，所以我到了麥肯錫工作。我意識到我雖然很多方面變了，但真正熱愛的事業從 14 歲起就沒有變過。

我在麥肯錫最讓我難忘的時刻就是我坐在任何人對面，無論那人職位高低，如果我們的對話能使他/她更成功，我就會非常激動。這讓我來到 ghSMART，我們很幸運能擁有這份之前無法想像其存在的工作。開始工作後，我們越來越瞭解，雖然領導力總體上是個很寬泛的話題，但有幾個主軸。如果這些方面拿捏到位，很多事就是自然而然了，這就是 CEO  基因組項目的背景。 

華頓知識線上：那我們來談談 CEO 基因組項目。您提到的幾個主軸是什麼？研究的目的何在？ 

博特略：我們公司從 1995 年起就在幫助 CEO，並幫助董事會和投資人挑選CEO。我們一直在幕後幫助客戶做這項決定。令我驚訝的是，那些知名媒體頭條上展現的 CEO 和我近距離接觸到的本人非常不同。我的數學家庭背景讓我覺得，如果有不對勁的地方就有收集資料的必要。CEO 基因組項目的由來就是這樣。

當時想法很強烈，就是有必要讓我們深層考察一下，理解實現績效的因素。成功的 CEO 近距離看起來是什麼樣？不要借助故事或過分依賴某個實證經驗，讓我們挖掘資料，做研究。 

華頓知識線上：資料顯示了什麼？ 

博特略：數據太有意思了。我們開始研究時沒有任何要證明或反駁的假設。我們運用了許多分析方法。我們在次要因素和主要因素方面的發現同樣令我們驚訝。例如，我們發現人們對 CEO 的固有印象——偉大非凡、魅力十足、從不犯錯、公司中最聰明，漂亮搞定事務，背景完美無瑕——僅僅是都市傳說。我意識到我知道的那些完美 CEO 都是我並不瞭解的人。

任何 CEO，無論有多耀眼有多成功，任職時的準備都是不充分的。這是我們學到的一點：我們還沒遇到一個董事會，會認為某一個人是 CEO 的絕佳人選。決定誰出任 CEO 是個艱難的決策。因此他們在上任時並不完美，很多方面都不完美。公眾心中的那些標準幾乎無足輕重。如果你查看《財富》世界 500 強企業 CEO 的公開簡歷，別提大學了，只要沒上對學前班，都註定沒戲。

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們的資料展現了完全不同的現實。我們得以考察《財富》世界 500 強以外的企業。我們資料集裡有2,000名 CEO 和1.8萬名總裁，就任于包括《財富》世界 100 強公司、市值 1 億美元或擁有100名員工公司在內的企業。我們發現僅有 7% 的總裁畢業于常春藤大學。8% 的總裁沒有完成大學學業。最後的分析顯示教育背景其實對他們的表現沒有影響。 

華頓知識線上：這是為何？您是如何解釋的？ 

博特略：我們的理念認為這完全取決於此人與職位的相符程度。一個人在一個具體情境下是否能成功取決於當時的背景，取決於這人的所有技能與職位要求的吻合程度，這遠遠比理論上的一套完美能力重要。

另一個我們遇到的一以貫之的主題是，很多時候是你做的事、你的行為，以及你在生活中培養的技能和能力更重要，而不是天生的性格。因為很大程度上，就像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接受良好教育一樣，一個常春藤大學學位是一個資源的標誌，也是很多其他方面的標誌。我們發現這在一些領域有領先優勢，但最終起決定性的是這個人在所擁有的條件下做了什麼。 

華頓知識線上：你指出了成功 CEO 的四個具體行為，而那些表面看起來成功但實際並非如此的 CEO 並不具備這樣的行為。我們能談談這四個行為特質，以及它們為何具有決定性嗎？ 

博特略：大部分人以為 CEO 只是做的決定更好，認為他們能一路晉升並被選為 CEO，肯定是有一種我們大家都沒有的智慧。我們在研究中驚訝地發現，決策能力與績效其實並不相關， 更常見的關聯是，CEO 由於能夠快速決斷，而不僅僅是作出優秀決策而脫穎而出。

您最近也許看到了亞馬遜（Amazon, AMZN-US） CEO 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致股東的信。這可以算是這四個行為特質的指南。關於決策，他特意談到決策是品質乘以速度。他談到慢一拍的公司。這些公司可能曾經並如今仍然成功，但最終不會那麼有活力，發展迅速，並影響所在行業。他談到這些慢一拍的公司做的決策品質高，但不夠迅速。

他為亞馬遜定的目標是永遠做快一拍的公司，快速作出優秀決策。我們對一步步晉升的總裁分析後發現，他們的與眾不同之處是在職業生涯不同階段的決策能力。CEO 因為願意做決定而勝出。 

華頓知識線上：您認為是否有例外情況？ 

博特略：當然。如果這份研究結果只對 CEO 公開，那我們的建議將是：首先，想想哪些決策不該讓你來定。非常成功的 CEO 很認真，很多人會告訴你某一年他們會做三到四個決定。因此第一個問題是，確保你不需要做太多決定，因為如果有很多決定只能由你來做，那說明你的團隊出了問題。

我們對 CEO 的第二個建議將是決策的時機，以及根據決策類型不同所需的周密考慮程度。當然，當你在用整個公司下注時你將非常慎重。這份研究旨在幫助在各個職業階段的更廣泛的人群。這是我們關注決策能力的原因，因為我們看到讓 CEO 與眾不同並到達現有職位的關鍵因素是速度。因此，當你猶豫不決時，如果內心感覺該怎麼做，那很可能就該那樣做。

CEO 確實往往會更有決斷力，所以如果你是 CEO，那麼可能需要更加謹慎，確保你從不同角度看問題。 

華頓知識線上：您談到的第二個特質是他們相當可靠。這為什麼那麼重要？ 

博特略：可靠性在我們研究團隊裏引起了各種討論，主要因為這幾個特質都很明顯，但可靠性尤為明顯，就像白紙上的黑點那樣明顯。我們甚至有點不想把它歸為一項特質，因為這太基本了。但這四個行為特質中，可靠性是與聘雇可能性最相關的一個。展現可靠性讓你更容易得到一份工作，也更容易表現優異。 

華頓知識線上：領導者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可靠？ 

博特略：好問題，讓我分享一件事，很多人認為有用。我們網站上有一份這四項特質的自我測評。來自不同背景的 4,000 人進行了測試，想看看他們與 CEO 及同一層次的人群相比的結果。其中有個人是一家業內領先公司的創始人兼 CEO。他做完測試後打電話給我們公司一個曾與他共事過的人說：“這測評不錯，我在幾個方面都成績突出，但我好像需要提高我的可靠性。那就讓我想辦法提高吧。”

這激發了很有意義的對話，因為即使是非常成功、本領域最優秀的人之一，都會有自己認為需要改善的基本特質。我們想到可靠性時，主要是三方面，心態、人以及公司的流程、基調和節奏。好消息是這三方面中只有一樣需要 CEO 牢記在心。

我們在極為可靠的 CEO 身上發現他們想要獲得信賴。他們不僅僅是在看到事情要出問題或看到機會時想承擔責任。他們對此幾乎有一種強烈的渴求，並極力爭取。有趣的是這一點在人早年時就會顯現。

我來為你舉一個例子。我在為董事會評估一個 CEO 人選，他講了自己 16 歲住在加州的故事。他父母把他一個人留在農場，當時起火了，他把馬匹引出馬廄，把雞群裝進卡車，接著做了好幾件事把災害減到最低。然後他爬上卡車開了 100 英里，去叫他的父母。

當我設想自己面臨這一情景時，我希望 16 歲時我能有這種在呼喚母親之前先打 911 的心態，但我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會有這樣的心態。這就是可靠性心態的一個例子。……想想你人生中最可靠的人。他們不需要是聰穎過人的領導者。但我們都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人。CEO 必須具備這樣的素質，這奠定了整個組織的基礎。

對於認為自己不夠有條理，不是出色管理者的人，其實有很多面向的可靠性並不是 CEO 所需要的。你得讓下屬有一套與你互補的能力，你得讓他們做工作，你要讓他們將可信賴度打造成公司的基因，並且願意成為可信賴的一部分。剩下的就是流程、例行公事和基礎。很多可靠的公司有點像前行的樂隊，而不是天才音樂家的臨場發揮。

還有一個每個人都能用的信賴度。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信賴度，這很容易。我們也發現當近距離接觸 CEO 時，這些被認為極為可靠的 CEO 非常善於設定預期。信賴度並不是從你執行事務開始。信賴度從你上任第一天，知道每個人對你的期待就開始了，你調整利益相關者的預期，使其與你在現有條件下所能實現的程度相符。 

華頓知識線上：這直接過渡到您發現的第三個特質。值得信賴的人也善於管理人際關係。您將之稱作人際大師。這為什麼能造就 CEO 的成功？ 

博特略：CEO 或任何領導人都是團隊運動，對吧？只有當你能讓人跟隨，讓你領導的整個業務或專案成功時才叫領導。我們發現有趣的一點是 CEO 如何對待他人。

我能想到最貼切的比喻是交響樂團指揮。優秀的指揮當然理解分數。他們理解做事的意圖，對如何闡釋音樂有自己的視角和願景。其次，他們熟諳樂器和樂團成員的角色，以及使表演發揮到最高水準。優秀的指揮也知道樂團成員的動力何在。他們知道首席小提琴手的貓今天死了，這是對她很重要的事。他們能考慮每個坐在那裏創造音樂的人。

然後，他能夠將自己與樂器、自己以及樂團成員的表現的互動，這些所有的因素整合，即使樂團成員往往比他更有天賦。……這都將共同實現那個願景，創造一首在坐的任何一個人無法單獨創造的樂曲。我們將此稱為關聯創造了影響力。

描述這一點的反面更容易。反面即是以受歡迎為關係的重點，他在這裏是為了被人喜歡，為了被樂團成員和觀眾愛戴。那其實更容易，因為你不需要太強硬，不需要逼迫樂團成員奏出最好的音樂。但是，更善於激發影響力的 CEO 不會忘記所有人在這裏的目的，他們與利益相關者協調一致來實現這一目的。 

華頓知識線上：不過，對於你描述的這兩個極端，他們如何達到平衡？ 

博特略：我覺得對於有些人就是自然的事。我發現他們很擅長兩件事。第一件，清晰的目的和意圖。目的不需要很宏大。有很多關於高級別目的的談話。目的可以是 “在這一商業關係中我們的意圖是什麼” 這麼簡單。但他們心中對此非常清楚。

第二，他們非常在意回饋。他們一直在觀察觀眾的回饋，樂團成員的回饋，他們保持調整並回應。

我們的 CEO 客戶之一是湯姆·莫納漢（Tom Monahan）。湯姆成功領導了一家名為企業執行董事（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的公司，使其成長到 10 億美元市值後賣給了高德納公司（Gartner）。湯姆對 CEO 的工作有一個很好的闡述。他說：“你看，我有三方利益相關者，股東、客戶和員工。如果我要完全滿足其中一方，我們都可能破產。作為 CEO，我就是讓他們在讓公司成功這個宏觀願景下保持積極的不滿（constructively dissatisfied），所以公司能交付所有人想要的東西。” 

華頓知識線上：他說的 “積極地不滿” 是什麼意思？ 

博特略：我覺得這非常有意思。他沒有說自己的工作是為了使所有人滿意。他說自己的工作是讓大家積極地不滿，所以他可以使整個企業成功地向前發展，然後交付所有人需要的東西。我覺得事實是他不在乎如何取悅觀眾，而是如何讓每個人往前走，即使有時大家對日常的過程感覺不那麼滿意。 

華頓知識線上：成功 CEO 的第四個特質是快速學習，快速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為什麼是這個特質，它為什麼如此重要？ 

博特略：如果有一種行為特質變得更加重要，在董事會會議上越頻繁地被談及，那麼就是適應力。您寫了很多關於創新的內容。沒有一個我知道的董事會、公司或投資人不在談論世界的變化在加速，全球的不確定性比以往更高，以及在這個充滿變化和持續意外的環境下創新的重要性。你必須要讓公司保持成功的優勢、活力以及實力。適應力作為 CEO 行為特質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華頓知識線上：這項研究您做了很長一段時間，我相信這些特質是全球共有的。這四種行為的表現方式有沒有文化上的區別？ 

博特略：有的。我們希望進一步探索這個因素，研究還在進行。我們 15％ 的資料來自非美國公司的 CEO。非美國出生的 CEO 比例更大。現在的結果當然側重某一群體，我認為我們有機會更深入地探索。 

華頓知識線上：我想到具體的一點是，您的資料是否顯示，一些文化更看重關係，而另一些文化比較重視契約。我經常看到領導者面臨這方面的衝突。一些人會為了保護一段重要關係而改變契約，而另一些人則能為遵守契約放棄關係。您如何看待這一分別？ 

博特略：如果我作一個假設，我會說這些行為在不同文化都有，但理解的方式可能由文化來決定。舉個簡單易懂的例子。1998 年，我在華頓商學院即將邁入第二年。有一半的時間，我在倫敦的波士頓諮詢集團實習，另一半時間在俄羅斯的私募股權基金行業工作。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到了俄羅斯不該笑得太頻繁，因為在俄羅斯人們微笑只有兩個原因。要麼是調情，要麼好笑，否則，你就算是個白癡。相比之下在美國，微笑傳達的社會資訊只是，“我現在很好，你也很好，我們正在享受我們的談話，我們是值得信賴的夥伴。” 你可以認為這是社會潤滑劑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例子，但涉及到更廣的行為和文化。

一種文化對一個行為的價值判斷也不同。我認為美國文化中適應力是我們相當重視的行為。 我們許多人是第一代移民或來自移民家庭。不適應就會滅亡。但是在歷史更長的國家，或在有悠久歷史民族的國家，可靠性可能更為重要。這是非常值得進一步探索的領域。 

華頓知識線上：您進行 CEO 基因研究有十多年了。在您遇到的所有領導人中，有沒有一個人出色得讓您難忘？如果有，為什麼？ 

博特略：我們研究的大部分都將納入於 2018 年春出版的《隔壁的CEO（The CEO Next Door）》 一書。這本書的第一部分是關於這四個 CEO 的行為。我們追問自己，這些資料很不錯，但誰真的體現了這種行為？ 所以對於每一個行為我們都有大師或黑帶級別的人物。

我一直非常幸運。我覺得很榮幸，能有機會接觸令我欽佩並非常成功的幾位 CEO。我要告訴你的是，他們在這四個行為上的表現並不平均，但是每個人都有幾點出色之處。

我們在資料中發現，在兩個行為特質上出色往往似乎恰到好處，然後對其他特質有覺知。當你看這些行為時，很容易就會覺得有些東西看起來是相互排斥的，或彼此矛盾的。如果我真的很果斷，快速採取行動，如何產生影響力？如果我很果斷，如何同時有適應力？或者如果我真的很能適應，我還會可靠嗎？我總是對那些似乎結合了表面上看似很難結合的幾個行為的領導者感到好奇。

讓我談一談在地的一位 CEO。瑪德萊恩·貝爾（Madeline Bell）一直是費城兒童醫院(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CHOP) 的領導。如果你跟她周圍的人聊天，你會瞭解到她以影響為關係重心的特質突出，在許多利益相關者中建立了信任。同時她也是一個非常果斷的人。顯然，可靠性是 CHOP 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組織能力，因為它每天都在拯救孩子的生命，所以可靠性是最重要的。我可以告訴你一件簡單的事，做好就能有助於四種行為。想知道嗎？ 

華頓知識線上：當然。 

博特略：如果你關注根本能力的培養，增強四個行為特質，我認為最值得投入的領域是錯誤。 我們談的是什麼？我們在談論誰是最成功的 CEO，這讓我們想到奧運成績。現實是最成功的 CEO 非常善於讓自己和組織從錯誤中學習。

如果我要考慮一項沒有被充分利用的商業資產，那就是錯誤。對錯誤深究，弄清楚，怎麼變得更可靠？關於可靠性的另一點很有趣。我所知道的可靠性佔有生死攸關地位的每一個組織都對錯誤癡迷。抓錯幾乎成了宗教。瑪德萊恩在 CHOP 推出了一個 “抓得好” 行動，慶祝並鼓勵員工，展示錯誤不是對完美主義的褻瀆。優秀的組織往往與錯誤鬥爭，因為我們期望自己非常完美。瑪德萊恩發現一個輕鬆但非常深刻的方式說：抓得好，我們所有人都有義務發現錯誤。所以我鼓勵大家實行自己的 “抓得好” 計畫。如果你這樣做，就能針對四個行為特質改善你的每一個行為。 

華頓知識線上：不是 CEO 的領導者如何運用您發現的原則？ 

博特略：這可能是我們的研究讓我最激動的一點。打破關於 CEO 的神話並幫助董事會更好地選擇合適的 CEO 令人興奮。同樣令人興奮的是，無論你在做的事什麼，無論你是一個校長，還是只想有個好的家庭，這項研究結果能使人的生活變得更好。我們發現應用這些行為永遠不早也不晚。從真正成功的 CEO 到剛高中畢業的學生，或其間的任何人群，我們都發現了人們在職業生涯任何階段努力爭取和取得成功的例子。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優秀 CEO 的兩項能力
• 白手起家時你希望得到什麼建議？18 位大公司的 CEO 告訴你

The post 神話與現實：決定領導者成功的四個行為特質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以下是編輯後的對話文字版。 

華頓知識線上：您如何評價川普總統與習主席近期的幾次對話？ 

吉迪恩·拉赫曼：“習川會”最令人關注的事情在我看來，當屬川普在會面後的一番說辭與他在競選期間、甚至是競選剛剛結束時的言論迥然不同。競選期間，川普高調地反對中國，稱中國強姦美國經濟，是不公正的貿易方。他曾經公然稱中國為貨幣操縱者，威脅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稅。此外，他還意圖在臺灣問題、中國南海問題等地緣政治問題上向中國發難。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川普在競選中的一段說辭總結他的態度：如果我見到中國領導人，我可不想費心招待他，帶他去趟麥當勞（McDonald’s, MCD-US）就夠了。然後，我們就直接回到談判桌前。結果兩人的第一次會面卻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川普還是盛情款待了習主席。我看過菜單，應該有香煎龍脷魚配香檳。他的轉變同樣體現在政策上。雖然川普表示，中國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令他十分擔憂，但結果他壓根沒有提到關稅的事情。

最後，只是成立了一個聯合研究委員會。川普在習川會結束後甚至說，他與習相談甚歡，十分合得來。簡直是萬事好商量的語氣。這種局面是否會長期保持下去，我們拭目以待。因為我們已經發現，川普在當總統這件事情上可不怎麼著調。他的觀點忽左忽右，變起來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目前而言，他關於中國以及亞洲國家的威脅性言論基本上是聽不到了。 

華頓知識線上：鑒於這種對中國重要性的認可，您認為中國將在今後如何扮演世界領導者的角色？

拉赫曼：對於習近平我們必須知道一點，他在 2012 年擔任中國國家主席，任期五年。而且幾乎可以肯定他還會連任另一個五年。他是一位不太一樣的中國領袖。中國改革開放 30 年以來，我們看到的中國領導人都十分謹慎，避免激怒鄰國、避免惹得美國不高興。因為他們認為國家的首要任務是保持高速經濟成長。而經濟成長的根本則是要打入全球市場。如果想要進入全球市場，當然不能惹怒美國和鄰國，要保持低調。

我覺得到了習主席就任的這個階段，中國已然成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完全有能力在政治上更主動、更有野心。從他身上也確實可以看到這點。中國和鄰國有大量未解決的鄰土爭端，包括日本、印度以及多個東南亞國家。

總的來說，我覺得現在中國無法接受美國稱霸西太平洋地區這種想法。那可是中國的近鄰。習之前的中國政府並沒有採取什麼實際行動，但如今他們有動作了。中國已經開始島礁建設，其實就是開發中國南海地區的一些小礁，擴建一下並作為軍事設施。這種搶佔先機的行為令人側目。我們可能會說，誰在乎中國南海？離美國還遠著呢！然而美國卻表示自己很在乎，而且完全有理由如此。這與經濟權力向亞洲轉移不無關聯。

希拉蕊·克林頓 2011 年曾撰文，21 世紀將成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50% 的全球商品交易流要經過中國南海。世界上 40 條最繁忙航運線路中有 30 條經過中國南海。說得委婉一點，如果中國說 “這些都屬於我們的領海”，那可不是小事。而這僅僅是一個重要的舉例，反映出習領導下的中國打算如何進一步展現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華頓知識線上：川普下令空襲敘利亞，很多人猜測一部分是做給中國看的，顯示美國不會坐視南海或朝鮮可能發生的事不管。 

拉赫曼：絕對如此。美中關係的一個很重要的根本性問題就是，如果中國真的暴露出野心，美國是否準備好訴諸武力？我認為中國人很可能不這麼看，只要他們足夠謹慎的話。但他們應該小心，因為日本是美國的盟友。而美國也表示一旦發生衝突必將保衛日本。

實際上，歐巴馬雖然被指責對敘利亞問題處理軟弱，但他在日本問題上卻異常堅定。他曾在訪問東京時表示，中日爭端的焦點是一些無人島。這些島嶼基本上由日本實際控制，但中國稱島嶼是他們的。兩方都派出海空部隊在那片區域監視對方。歐巴馬在東京時有人就問，那些海島是否在美日安保條約的涵蓋範圍之內？他回答是。那麼他基本上就是在說，一旦日中爆發領土衝突，美國將會參戰。 

華頓知識線上：歐巴馬政府與亞洲各國的關係整體如何？他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如何？

拉赫曼：這個略微複雜，應該從多角度來看。簡而言之，歐巴馬原本認為與中國建立牢固的關係是符合自身利益的。這個利益並非戰略敵對，而是希望與中方在氣候變化、貿易、跨國事務等問題上合作。但過了一段時間他發現，與中國合作十分困難。中國的島礁建設和領土需求提醒了他。

到歐巴馬執政末期，美中關係趨於緊張。對於中國的島礁建設行為，美國針鋒相對地派遣海軍航行至爭議水域，堅定地顯示出美國不承認這些島礁的法律地位，也不認可中國的領土主張。不過歐巴馬拿捏有度，既要表明態度，又不能真的引發戰爭。

而中國方面對川普卻猜不透。我的意思是，誰能猜透他啊！只不過我覺得川普會在用龍脷魚招待習主席時會開心地提到：“啊，順便說一下，我剛剛下令軍事打擊敘利亞。只是為了傳達一個信號，我就是那種喜歡使用武力的人。”

我認為美國很多對外政策當權派都期待那能為美國挽回一定程度的威懾力，讓中國在下一輪島礁建設或對等行動中有所顧慮。不過當然那樣做總是有風險的，比如川普暗示他隨時準備對朝鮮採取單邊軍事打擊。這是一種警告，但並非只是針對中國，同時也針對美國的盟友南韓。而南韓很顧忌北韓。雖然南韓不喜歡北韓的核計畫，但他們也知道一旦美國發動對朝軍事打擊，那麼南韓絕對首當其衝。

目前有龐大數量的炮口列陣以待，瞄準南韓。一旦朝鮮半島開戰，這裏將隨時被夷為平地。所以說，傳遞信號是一回事。對敘利亞的打擊幾乎是象徵性的，美軍只是向敘利亞某空軍基地發射了 60 枚巡航導彈；而表達我已經準備好對北韓採取軍事行動則是全然不同的事，那可能引發大得多、危險得多的衝突。

華頓知識線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中國稱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對當前中國理解自己的全球角色有何影響？ 

拉赫曼：我認為那是一個重要時刻。奇怪的是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不想在這件事上大驚小怪。那是在 2014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測算經濟規模的基本方法有兩種：實際匯率，好比一美元現在價值多少；購買力，要根據你的購買情況進行調節。巧的是，《金融時報》、也就是我所任職的報社認為購買力才是更為準確的測算方法。IMF 稱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就是按照購買力計算的。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那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但美國特別不願意大肆評價這件事。原因顯而易見。而對中國來說，他們之所以沒有過多宣揚此事，我認為部分原因在於他們仍然有些顧慮，怕西方因為害怕而被激怒。不過我覺得整體而言中國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經濟實力及因此獲得的槓桿，還有為他們帶來的某種無形的自信。

還有其他一些測算方法。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一大製造國、第一大出口國。而中國作為消費市場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在汽車、智慧手機、石油市場規模上中國都是全球第一。中國還極有可能擁有規模首屈一指的外國直接投資市場。中國掌握著龐大的資本，樂於投資。這增強了他們的自信，讓他們掌握優勢。他們可以隨便對世界上某個國家說：“如果要與我們為敵，那我們就關閉市場管道，以此作為懲罰。如果與我們友好，我們就能在這裏投資、建造馬路、橋樑。所以說站在我們這邊總比站在美國那邊強。” 

華頓知識線上：你在書中分析了中美對待歷史的方式和差異。中國的週期性表現得更明顯，美國則更趨於線性。能否詳細說一下？ 

拉赫曼：觀察美中差異是一件特別有意思的事情，因為兩者的歷史過往如此迥異。我在書裏首先敍述了 2013 年我在北京與習近平主席見面的情形。在大約 20 位外賓面前，他的開場白裏就提到想要瞭解中國，一定別忘了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習不單單把自己視為共產黨的接班人，也視為宋、明、唐各個朝代的繼承者，甚至可以追溯至耶穌誕生之前的朝代。歷史對中國人而言是如此真實。

這也促使他們傾向於用週期性來思考問題。中國人可以接受他們的國家經歷了十分糟糕的 200 甚至 300 年；可以接受存在某個艱難的朝代，經歷了很多挫折，但隨後還是會好轉的。因此在中國人心目中，他們確實經歷過一百多年的悲慘時代。那是在 19 世紀中期，被他們稱作“百年國恥”。當時，英國等殖民列強進入中國，掠奪貿易權，控制城市，迫使清政府割讓香港。隨後日本又侵略了中國。對中國來說那是極其灰暗的一段時間。但如今的中國人強烈地感到，用這種歷史週期的視角來看，他們正在回歸。習稱之為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就是中國版本的 “讓中國再次偉大”。

將之與美國人的觀點相對比就會發現：美國是個年輕得多的國家，1776 年才真正成立，而且基本上是朝著一個方向發展的，越來越強盛（1463-TW），越來越繁榮。因此美國人不具備中國人的週期性視角，沒有世紀沉浮的概念。對美國而言，進步和更強大的理念深入人心。如果真的顛倒過來，還真是有些不適應。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同的一種思維方式。 

華頓知識線上：你如何解讀目前我們看到的這種民族主義？不僅是指體現在川普競選中的民族主義情緒，還有英國退歐等等歐洲發生的變化？ 

拉赫曼：我認為這是對全球化的一種耐人尋味的反應。有一種理念認為，隨著貿易一體化程度越來越高，人員流動越來越頻繁，旅行變得更加容易。國與國的界限今後將愈發不重要，我們正在邁向一個高度一體化、邊界模糊化的世界。

可我們現在發現，選民們仍然很看重邊界、國家的概念。我認為我的祖國英國之所以投票反對留在歐盟、主張退歐，原因之一就是他們感到國家的身份被歐洲侵蝕了。與此同時，我們失去了很多控制權，不能像以前那樣制定自己的法律，因為有歐盟的超國家立法存在。大家對此感到無法接受，希望回到以前，盡可能做一個自治的國家。

那是英國人在這方面的表現，但顯然不是某個國家所獨有的現象。川普那套關於 “美國第一” 的口號，他本人、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及其它人一直想說美國在擁抱全球主義方面做得太過。而那種想法引發的共鳴遠比我想像的深遠，不僅限於緊密互聯的精英群體，而是非常有力的口號。

有趣的是，英國退歐和川普這兩個例子都來自發達世界、西方國家。但是在西方以外的地區你還是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況，亞洲也有。習主席絕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是一個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時常提到民族復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是另一個民族主義代表人物，非常強調日本復興的理念。你可以去世界各地轉一轉。比如俄羅斯的普京，如果他的目的不是讓俄羅斯再次偉大，那他是在幹什麼？

目前確實有一種情緒在各處醞釀。我認為這是對全球化的一種反應，因為國家仍然是最能讓人們產生強烈身份認同的單位。或許也是因為普遍存在的經濟與社會不安感。這與全球化和移民導致的社會迅速變化有關。或許還源於恐怖主義令人感到的切身威脅。所有這些都導致民族主義情緒抬頭，人們希望有強人領袖保護國家和人民。 

華頓知識線上：在亞洲部分經濟體、特別是中國不斷發展的同時，該地區其他國家對此作何反應？日本的經濟雖然並未陷入困局，但作為該國主要企業之一的東芝公司卻表示有可能關閉現有業務，因為東芝透過旗下西屋電氣收購的核能業務一敗塗地。 

拉赫曼：如果真的有哪個國家因為中國的強大而真正感到恐懼，那絕對不是美國而是日本，原因是中日兩國的敵對歷史。站在中國的角度來審視，就像我說的他們有數千年的歷史。他們認為中國理應是亞洲的中心，是主導力量，即所謂的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

然而到了 19 世紀，日本的工業化步伐要快得多。結果他們侵略了中國，手段殘虐。慘痛的歷史從未被遺忘。實際上很多中國民族主義都是以日本為焦點的。30 年前的日本無懼這一切，因為他們的經濟正在蓬勃發展當中。日本那時候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先進的國家之一。而中國卻仍然在農村貧困的泥潭中掙扎。可是如今，日本經歷了二三十年的經濟停滯，國家進入老齡化時代，人口數量驟減。很多主要企業，比如你提到的東芝，都陷入了麻煩。中國經濟規模在 2010 年超過了日本，兩者差距如今有增無減。中國在軍事上投入了鉅資。對日本來說現在確實令人膽寒，因為有一個如此龐大、發展迅猛的鄰居就在你身邊，而且對你充滿憤恨。 

華頓知識線上：“西方化”這個老說法現在來看是不是有一點貶義？因為全球重心正在向中國及該地區其他國家轉移？

拉赫曼：我不能確定它究竟有沒有貶義，但很多亞洲國家，包括那些並未與西方結成密切同盟的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對西方抱有期待。畢竟西方經濟體仍擁有世界最高的生活水準。他們或許不是最大的經濟體，因為這是人口的問題。

我們習慣於認為美國既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也擁有最高的生活水準。如今，美國以及歐洲國家仍會長時間保持這種最高的生活水準；人們會越來越富裕。但他們或許不再是最大的經濟體。因為中國和印度都是人口超過十億的國家。他們只需要達到美國人均財富水準的四分之一，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大家仍會渴望在個人層面的西方化，具體來說就是獲得西方的生活方式。但是可能在地緣政治層面，他們不再順從西方。因為印度或者中國的總體影響力是巨大的。 

華頓知識線上：你是否期待川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的首次會面成為奠定美中未來良好關係的開端？ 

拉赫曼：我認為這很難預料，不好說。部分原因在於川普並沒有完全亮出底牌。正如我所說，他的口徑說變就變，或真或假。我們或許將看到川普將朝著更加積極的美中關係方向發展。 

實際上，這也是中國人對美國總統辦事方式的理解。他們一開始都信誓旦旦地稱要給中國一點顏色看看。比爾·科林頓這樣說，喬治·W·布希也是這樣。但最終他們都意識到中國太重要了，真的那樣做可不行，還是要以調解為主。問題是，鑒於川普本人的不確定性和他對貿易問題長期以來的牢騷滿腹，他是否會繼續堅持調解為主的路線？還是說一旦他發現、他也確實發現，中國在貿易問題上是來真的，便會回到敵意更加明顯的路線上去？

我認為中國會做出象徵性讓步，也會為美國牛肉、美國投資銀行業進一步打開方便之門。同時，只要有利可圖，他們也會十分樂於在美國慷慨投資。但是，我不認為中國方面對經濟關係的看法會發生徹底轉變。如果川普想要的是這個，未來仍會遭遇不少麻煩。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美國人的安於現狀不思進取 正在毀滅美國的未來
• 美國中產階級都是月光族？千禧一代不再有美國夢？

The post 亞洲崛起與美國衰落：從歐巴馬到川普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在去年臉書報告第三季收益時，首席財務長大衛·韋納（Dave Wehner）解釋了為什麼在不久的將來廣告量的增收效率將會降低。“2017 年中期之後，廣告量在推動收入成長方面的作用預計將會繼續降低。在過去兩年中，我們的廣告平均收入成長約為 50%。一直以來，廣告量都是推動廣告收入成長的三個主要因素之一，”韋納在 11 月 2 日的電話會議上說道，“隨著這一重要因素在未來的貢獻率大幅降低，我們預計將看到廣告收入成長率出現實質上的下降。”

臉書高層的言論表明了線上廣告有它的極限，而且可能已經飽和。廣告遮罩軟體的流行也充分說明了隨著廣告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有干擾性，消費者正在拒絕網路廣告。研究公司 eMarketer 估計 2016 年有 6,890 萬美國人使用軟體來遮罩廣告，比 2015 年增加了 34.4%，而且這一數字在 2017 年預計將升至 8,660 萬。

“從長遠來看，我們現在的這個廣告業早已過時。它是舊世界的遺產，廣告是為媒體買單的唯一方式，”華頓商學院市場行銷學教授彼得·費德（Peter Fader）說道，“廣告一無是處，他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損害用戶的體驗和品牌的價值。”

華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大衛·許（David Hsu）認為廣告和可用性之間已經失去了平衡。“如果你用廣告遮罩軟體的話，你就知道你遮罩了多少廣告。太可怕了，”許說道，“這些以廣告創造營收的媒體賺得盆滿缽滿，卻拖慢了網路基礎設施的速度。有些網站的體驗真是太糟糕了。”

臉書認識到網頁廣告不是一個恰當的長期戰略，華頓商學院專家對此表示認可。他們對臉書推出的即時文章（Instant Articles）功能和谷歌（Alphabet, GOOGL-US）（Google）的移動頁面加速（Accelerated Mobile Pages，AMP）專案表示讚賞。前者在臉書本地發佈，可以帶來更快的移動流覽體驗，後者透過限制廣告的形式提高流覽速度。但據報導，網路媒體對 AMP 的貨幣化表現感到不滿，多家媒體告訴《華爾街日報》AMP頁面訪問帶來的廣告收入只有他們純移動網站頁面訪問收入的一半。

華頓商學院法律研究與商業道德教授凱文•韋巴赫（Kevin Werbach）認為谷歌和臉書可以採取措施來限制廣告，因為這兩家公司都有著龐大的使用者基礎和規模，有放棄這部分收入的資本。“廣告不一定非得成為線上和移動服務貨幣化的主導模式，”韋巴赫說道，“谷歌和臉書利用它們龐大的用戶群體和精准的定位投放從廣告中獲得了巨額收益，但這並不能說明這一模式適用於每一個人。”

美國互動廣告局（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IAB）在 11 月 1 日宣佈 2016 年上半年數位廣告收入成長了 19%，達到 327 億美元。但是 IAB 同時也表示今年前半年的廣告收入中，有 74% 來自行業前十大公司。Pivotal 研究集團分析師布賴恩·維瑟（Brian Wieser）11 月 1 日在一份研究報告中表示，谷歌和臉書在第二季中囊獲了 68% 的數位廣告消費，比去年的 61% 有所增加。 

網路媒體的難題

臉書和谷歌的主導地位對其他網路媒體公司來說可能是個難題，因為廣告是它們賴以生存的基礎，而且它們很難輕易更換到另一種新的商業模式。費德認為網頁廣告有可能會讓位於谷歌採用的那種更加直接的行銷模式。為了從廣告向其他業務轉變，公司需要更多的客戶資料。像臉書和谷歌這樣的公司已經收集了大量關於使用者特徵和行為的資料。

“許多媒體將成為過眼雲煙，”費德說道，“谷歌有付費搜索，它不會有事的。臉書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它可以從升級版收費。”

換句話來說，廣告將由兩家巨頭企業和其他少數幾家企業主導。“以資料為中心的線上廣告模式也會向集中化的趨勢發展，因為那些擁有最多資料的公司可以為廣告商提供最好的服務，”韋巴赫說道，“因此臉書和谷歌將獲得線上廣告收入的絕大多數份額。”

韋巴赫表示一個可能的結果就是那些網路媒體將聯合起來，提供與訂閱量相符的廣告。他認為有線電視模式可能是那些內容網站的一個參考模式。

“如果你觀察一下電視演變的方式，就會發現長期以來它主要都是透過電視廣告來維持的，”韋巴赫說道，“雖然最終有線電視和訂閱模式出現了，但能有機會從市場的兩方獲得收益終究還是更好，也就是用戶和那些想要獲得這些用戶的企業。”

韋巴赫認為大型網站最終將成為集成者。這些集成者，例如臉書和谷歌將透過與有線電視相似的方式，從眾多網路媒體獲得不含廣告的集成性的內容。“會有相當多的用戶願意為報刊等高品質網站上不含廣告的內容付費，但是他們並不想一個一個付費，”韋巴赫說道，“所以一個自然而然的解決方案就是有一個像有線電視一樣的集合模式，使用者向一位集成者付費，然後由集成者註冊並向內容提供者付費。這也是臉書的即時文章和其他相似服務的發展方向。但是這種方法的挑戰在於它會賦予集成者巨大的權力，我們已經在通訊市場上見過這種情況了。”

費德同意以訂閱為基礎的模式將會出現。例如，臉書可以學 Spotify，提供付費的優質免廣告體驗。“臉書精選版可以每月收費 6 美元，不僅提供免廣告體驗，還可以賦予用戶更多控制權。臉書可以從中賺更多錢，”費德說道。

消費者是否會接受這種每家公司都以資料為關係基礎的功能表式訂閱模式，這還有待觀察。“看看像 Netflix、Hulu 和亞馬遜（Amazon, AMZN-US）這樣直接透過網際網路發佈內容的公司。它們已經可以成功地獨立運作了，”費德說道。

許教授認為不論什麼樣的模式出現，都不可能是現有的參與者開發出來的。“我們將會看到新的模式，但這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許教授說道，“唯一的機會是留給下一代公司的。雖然廣告有限制性，但人們是否願意為其他選擇付費還不確定。目前的這些公司沒有一家想要嘗試新的模式，因為你不能半途上突然幫消費者改道。如果你從非廣告模式開始，比從免費轉為收費模式要容易一些。”

《紐約時報》等一些媒體已經過渡到數位訂閱了。《紐約時報》首席執行官馬克·湯普森（Mark Thompson）在去年 11 月 2 日宣佈第三季的數位新聞訂閱收入上升了 15%，但同時也指出傳統紙媒業務面臨壓力。雖然美國總統大選推動了數位收入的成長，但湯普森也表示公司已經透過改善定位投放和市場行銷方式獲得了更多訂閱。

儘管如此，公司第三季的純數位訂閱收入為 5,850 萬美元，其公司總收入為 3.635 億美元。

“我們正在繼續最佳化我們的消費者推廣策略和付費模式格局。我們在國際業務上的投資也正在為我們帶來更多的訂閱。我們降低了訂戶流失率，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企業和教育機構訂閱上，”湯普森說道，“與一年前相比，我們的市場調查和實地經驗讓我們對這種模式的未來成長更有信心。”

許教授認為與軟體公司 Zenefits 相似的商業模式也許也行得通。Zenefits 放棄了人力資源軟體，轉而成為醫療保險仲介，透過收取手續費創造收益。“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哪裡有更多的接觸點，哪裡就有更多的收益模式，”許教授說道，“如果我們把所有這些資料都彙編起來，我們該拿它們來做什麼呢？”

圍繞資料利用和顧客關係發展出來的這些新模式可能會給網路媒體帶來更多生命力。“但問題是這些資料全在谷歌和臉書手上，”許教授說道，“你能在這種生態系統中活下去嗎？” 

廣告模式是否註定滅亡？

與此同時，線上廣告可能會隨著時間的經過逐漸式微。“廣告仍然有發展的空間，但是臉書的發言表明了它正在接近飽和點，”許教授說道。Forrester 研究公司的分析師布莉吉特·馬耶夫斯基（Brigitte Majewski）在11月3日的部落格文章中說道，廣告時代即將終結。Forrester 公司發現美國三分之一的成年網路使用者都使用廣告遮罩軟體，48% 的使用者極力避免網站上的廣告。

韋巴赫認為廣告最大的問題是 “用戶和廣告商之間存在不同的誘因。很明顯我們已經到達了一個點，許多用戶認為廣告的擴散已經太過分了，” 韋巴赫說道，“目前我們看到那些依賴廣告收入的網站和廣告遮罩軟體之間正在暗地裡進行一場技術軍備競賽。這並不是一種健康或者穩定的情形。”

這場拉鋸戰將在網路媒體和使用廣告遮罩技術或完全放棄廣告網站的用戶之間進行。韋巴赫認為像臉書這樣的大型網站將繼續創造收入，而那些小的參與者將會遭殃。

但它們可以選擇利用資料更好地投放廣告。“市場行銷人員會選擇廣告的品質，而非數量。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廣告，而是更好的廣告，”Forrester 研究公司的馬耶夫斯基說道。市場行銷人員也必須適應更低的廣告消費，她補充道。

費德表示，高峰過後廣告業將迎來新時代，這意味著網路媒體和市場行銷人員不是適應，就是滅亡。“除了在哪投放廣告，或者投放多少合適以外，企業還必須做出新的嘗試……這種方法可能會把痛苦拉長。因為有些嘗試將會覆滅，有些將會走上正軌。”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行動廣告只用 6 年成為數位廣告的主角 市場發生了什麼變化？
• “輕顧客”拆穿數位行銷的假象：精準廣告和社交媒體，並沒有什麼用⋯⋯

The post 網路廣告時代即將終結，未來何去何從？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經濟學家和博主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他的新書《安於現狀的階層：美國夢的自我毀滅（The Complacent Class: The Self-Defeating Quest for the American Dream）》中探討了這個主題。考恩是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及該大學自由市場智庫Mercatus 中心的主任。考恩近日到天狼星衛星廣播公司 111 頻道播出的華頓知識線上節目，分享了他的觀點。 

訪談文字內容整理如下。 

華頓知識線上：談一談我們的社會對舒適和安全感的需求。 

泰勒·考恩：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的活力一直在下降。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不敢讓孩子在外面玩的社會，以更高的頻率服藥，在一份工作上待的時間更長。我們跨州活動的頻率比以前低得多。甚至我們的生產力成長率也在下降。這是影響美國的一種國家頑疾。 

華頓知識線上：這種活力是我們國家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核心特質？ 

考恩：沒錯。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都比今天更活躍。我們在技術上的創新已經成了神話。我們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事情，但很多改善的是人們的閒暇生活。這些創新使人更容易消極怠工，待在家裏等東西運到門前，或者在網路上自娛自樂。所以，這其實並沒有提高我們經濟的生產力。

華頓知識線上：這一轉變背後的驅動力是科技革命還是有其他因素呢？ 

考恩：一部分是科技，但我認為一部分是歷史原因。美國的上世紀 60-70 年代相當混亂。人們感到疏離，決定“永遠不要再這樣”。我們大大改善了這個國家，但我們減緩變化做得有些過頭了，這讓建設基礎設施和投入新公寓大樓更難。這是一個 “不要在我家後院（not in my backyard，簡稱NIMBY）” 的時代。 

華頓知識線上：這一趨勢是可以糾正的，還是我們在未來多年都要面對的問題？ 

考恩：我認為要很多年。我覺得到我們最終失敗並且解體時能夠糾正。這是一種糾正。但我不認為我們會突然覺醒，決定重新擁有50年前的美國活力。我們陷得太深了。 

華頓知識線上：你覺得今天的美國夢是什麼樣？ 

考恩：移民的美國夢是最強的。那些人是我們社會中最不安於現狀的一批人。他們最有活力。在某些方面他們有些神經質，拼搏奮鬥，不滿眼前，建立基業，抓取機會。我覺得這很好。矽谷的一部分人並不那麼安於現狀。但總體來說，美國夢一直嚮往的是一種沒有太多變化的生活，人們得以守住認為是自己的東西。我認為我們可以更進一步。 

華頓知識線上：如果美國的創業精神越來越豐富，會抵消這種安於現狀的情緒嗎？ 

考恩：呵，如果是那樣就好了。別忘了，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創業公司占企業總數的百分比每十年都在下降。而且，移民創業的比例比本土美國人高出兩倍。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問題。我不會說所有的創造力都消失了，但是局面並不像許多人想像的那樣樂觀。 

華頓知識線上：為了改變局面，重新看到這種活力，我們需要怎麼做？ 

考恩：我認為很多法律法規可以改變，在經濟的許多方面減少監管，比如說，讓人們更容易在舊金山或紐約的一些地方蓋一個新的公寓大樓。但我認為根本的問題是心理上的。我們為什麼對這些變化不感興趣？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相信幾乎可以永遠讓現狀持續下去。我寫這本書就是為了讓大家有更多急迫感。 

華頓知識線上：所以，如果人們覺得自己現在很舒服，那麼他們完全擁有了想要的東西？

考恩：沒錯。但我們正蠶食子孫後代的起始資本。如果我們停止創意，總有一天我們會入不敷出。 

華頓知識線上：技術其實加劇了這個問題？ 

考恩：當然。所以人們在家裏看Netflix視頻。他們只是坐在那兒。亞馬遜（Amazon, AMZN-US）遞送包裹。Uber送上食物。這都使生活非常方便。

我不是在批評他們。我想表達的是，當一個國家那麼多創新都只針對便利性而不是足夠的生產和活力，重塑物理環境以及建立下一個宏偉願景時，這個社會將變得有點困倦和懈怠。 

華頓知識線上：如果我們能夠在美國重建製造業，能幫助調整心態嗎？ 

科恩：我想強調的是製造業的產出幾乎每年都在提高，除了經濟衰退那幾年，和你聽到的相反。下降的是製造業的就業，原因在自動化。我認為沒有辦法恢復這些就業崗位。但是行業本身發展不錯。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使得局面變得更難。 

華頓知識線上：人們的生活比過去二三十年任何時候都更忙碌，尤其有孩子的人。 也許他們不想花時間做調查，或者他們更依賴現在擁有的一些新工具。 

考恩：我在書裡對物理領域和資訊領域作出了區分。我們在資訊領域裏忙得多：處理電子郵件、刷臉書（Facebook, FB-US） 、處理智慧型手機發給我們的任何資訊。同樣，這是有用的，但我們生活的這一方面過度專業化，其他方面卻停滯不前，比如建立一個更美好、更有希望的國家，改善基礎設施以及開展一些面向未來的宏偉專案。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失衡。 

華頓知識線上：這個問題怎樣涉及富人和窮人這些不同的經濟階層？ 

考恩：所有階層都安於現狀，儘管形式不同。人們傾向於認為一切都很好。他們對社會正義有很多批評，但他們看待的方式並不像 60 年代的美國人那麼迫切。

窮人當然沒有那麼容易滿足。但他們往往與父母一起生活多年，比前幾代人時間更久。他們對購買汽車或擁有房屋的興趣較小，換工作的頻率更低。他們更有可能服用鴉片或吸大麻。他們更有可能尋求殘疾人待遇，即使他們沒有完全殘疾。 我認為他們也是一個安逸的階層。 

華頓知識線上：您提到NIMBY。您還提出其他幾個縮寫，比如“不在我的大選年（not in my election year，NIMEY）”，這指向我們政府安於現狀的問題。

考恩：中期選舉還有兩年不到的時間。華盛頓的人已經在策劃了。這讓做出改變更難。政治更加兩極化，人們現在認為，任何選民都不應該在任何事項上接受很大的損失。 

華頓知識線上：政治抗議激增。這會影響你指出的現狀嗎？ 

科恩：我認為這是良性的。我不同意抗議者的每個提議，但我很高興看到抗議發生。這個國家喪失良性抗議的傳統已經很久了。 可以說我們把反叛官僚化了。 獲得許可並進入想進入的空間比以前難得多。我希望這是政治活力的輕微重現。

對於所有的兩極分化，其實有一個奇怪的共識，認為美國不應該容許太多的改變。 川普自己的競選宣傳就集中在鞏固所有權利上。無論大家是否同意這一點，這是非常明顯的。這幾乎是預算的 80%，兩黨的觀點基本一致。 

華頓知識線上：重新談到技術，我猜這是部分原因所在，我們喜歡這麼多同樣的東西，而不是追求獨特的東西，尋找自己的路徑。 

考恩：這沒錯。當網路又有趣又便宜時，很容易忽視真實世界。你可以在你的臉書頁面上政治抗議，或者寫一條推特，然後放在一邊，做下一件事。我認為這是我們現在的世界，我不認為我們的政治運轉很好。在我看來，我們的治理越來越失去效果。 

華頓知識線上：很多人會說社交媒體已經取代人與人直接的相互連接。 

考恩：我們居住的社區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如今，民主黨人更有可能與其他民主黨人作鄰居，共和黨人也是如此。不瞭解投票給另一個候選人的群體的事實比八九十年代更為普遍。 

華頓知識線上：你認為這是否會持續發展？你談到在美國正在發生的新的隔離（segregation）程度。 

考恩：有很多的證據表明這正在一天天惡化。隔離主要是由收入差距產生。您有錢住進高檔的社區嗎？大多數情況下我不認為這是公開的種族主義。有一些方面是，但收入關係到種族，它關係到教育，這使我們成為一個更加分裂的國家。

這是一個很大的鴻溝。我不會認為是 1% 與 99% 的區別。我認為這是受過高等教育、有著不錯工作的人群，至少占 15% 或 20%。其實最富有的 5% 和最富有的 1% 的人群觀點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華頓知識線上：你書裏 “為什麼美國停止了創造” 一章談到了歷史角度，具體是什麼？

科恩：20世紀美國的主流是強大的機器和工廠，以及化石燃料和製造業。我們根據這些想法與電力結合進行了所有可能的創新——收音機、汽車、飛機。我們做得相當出色，但是我們已經用盡了這些技術。

每十年這些技術改進一些，但汽車本質上仍然是汽車。把 1979 年剛學會開車的我放到今天的一輛車裏，我可以想都不用想就操作所有設備。

這有點遺憾。這不是我們祖先希望看到的，也不是你會在科幻小說裏讀到的。我認為我們會在這個國家創造一個新的技術體系，創造機器和化石燃料以外的事物，使醫療和教育重獲生產力。但我們目前當然差得遠。 

華頓知識線上：你是否認為我們現在想的就是找到跟自己匹配的人，讓我們不必那麼為生活努力？ 

考恩：是這樣的。你看到一個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和另一個合夥人結婚，而且他們非常開心的機率很大。但是在整體社會流動性方面，這也許並不是最理想的。人們現在要找到他們想要聽的音樂比以前容易多了。廣播電台是一種方式，我自己也在做。但是，在新音樂創作方面，我不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很好的時代。這是聽眾的好時代，不是創作者的好時代。 

華頓知識線上：說回最近的選舉週期和抗議，是什麼讓 60 年代的精神消失了？ 這 35 到 40 年間抗議活動不再是美國社會的主流。 

科恩：在我看來，1980 年左右人們一致認為世界充滿混亂，極不穩定，要結束混亂，要盡一切可能降低犯罪率，無論得囚禁多少人，無論這些政策多麼微觀。 當然，這些都是積極的發展。但是，一旦走上一條使一切更安全的軌道，就很難在恰當的程度停下來或有所約束。我們過猶不及了。

現在我們陷入了這種心態，我們甚至很難察覺我們對現狀的擁抱多麼堅決，隨之而來的，是很多的抱怨。我們看到自己的抱怨，認為我們不滿於安逸，但實際上我們就是滿足於現狀，我們在自欺欺人。 

華頓知識線上：你談到的這些問題上對政治結構的影響。這種求穩心態會使未來政治結構變成什麼樣？ 

科恩：美國政治制度效果最好的時候，是餅越來越大，可以給每個人都分一點。這餅並不一定完美，但確實有用。當餅大小固定，每個人都在搶同一塊時，社會就變得更加分裂。最終，治理品質下降，包括執行力和能力都在降低，公眾認為政府應對此負責。這些我們都看到了。所以，這個危機的到來可能比我預期的要快得多。

未來十年將是一個非常不太平的時期，主要是在政治上。對於如何運用預算資金和資源我們有國家共識嗎？我沒看到。而每一方都認為對方的立場站不住腳。 

華頓知識線上：如果政府連基本的事項都無法達成共識，那麼它幾乎不可能推動我們談到的很多新想法，對嗎？ 

考恩：這正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醫療改革就是這樣。共和黨人為了廢除歐巴馬醫保提案投了 60 多次票。不管你是否同意，他們贏了。現在他們掌權了，他們不廢除歐巴馬醫保，只想調整邊邊角角。同樣，無論你同意還是不同意，這個跡象表明我們多麼舉步維艱，我們無法想像全然不同的做事方式。利益被鎖定，而我們對現狀的認識存在極大偏差。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美國中產階級都是月光族？千禧一代不再有美國夢？
• 1920 年代如何成就了美國的黃金時代？

The post 美國人的安於現狀不思進取 正在毀滅美國的未來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在去年的華頓商學院社會創新者會議 (Wharton Social Innovators Conference) 的討論小組上，梅爾比說，在2008年，諸如比爾·蓋茨、比爾·克林頓及風險投資者約翰·杜爾 (John Doerr) 這樣的投資者發出的關於公私合作的宣言吸引了他的注意。“我當時想，‘哦，天哪，如果世上最偉大的企業家、政治家和風險投資者都在討論同一種促進社會進步的全新模式，都能吸引私營企業共同參與，都能利用資本主義工具，那麼這件事就很可能具有可行性。’”

如今，梅爾比是好企業創投 (GoodCompany Ventures) 的共同創始人和執行董事。好企業創投是一家非營利性公司，透過商務研討會，利用該公司的促進力，為初期社會企業家提供教育、諮詢和科研服務。梅爾比解釋道，好企業創投為企業家提供 12 周的課程培訓，教會他們如何融資，以拓展創新項目。“我們儘量激發這些社會變革機構，他們可能不會奢求大筆資金，也不會考慮長遠的目標。但如果他們獲得的投資不是五萬美元，而是一千萬美元，他們將會做什麼呢？”他評價該公司取得的成果“相當成功”，來自 10 家公司的前 4 家已在私營資本中取得了五千萬美元的投資。“他們獲得的投資金額是當初參加培訓項目花費的 700 倍。” 

投資蓋茨基金會

理查·亨裡克斯 (Richard Henriques) 是梅爾比在討論小組的同事，他曾任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首席財務長。他也是透過營利性事業加入了影響力投資隊伍的。五年前，當他還未加入蓋茨基金會時，他是默克公司 (Merck) 的高級財務副總裁和企業主管。說起他在蓋茨基金會的工作經歷，他這樣說道：“我覺得我來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在此前30年的企業工作中，他從未聽說過 “影響力投資” 或 “雙重底線” 之類的術語（“雙重底線”是指除了傳統的財政效益，積極的社會影響也是評判標準之一）。

亨裡克斯接受的第一批任務中的其中一個是提高蓋茨基金會的專案相關投資（簡稱PRI）。他解釋說，一個PRI就是一項以公益為目標的營利性投資。除了發放補助金的主要行動之外，蓋茨基金會逐漸投入到PRI中。亨裡克斯帶領他的團隊將專案的投資組合從五千萬美元提高到了七億美元，取得了卓越的成績。他說這支隊伍“熱情滿滿、堅持不懈”，也只有這樣的態度才能取得成功，因為合適的機會可遇不可求，而且需要與蓋茨基金會的特定目標與類別高度一致。

亨裡克斯參與的項目包括對生物科技公司的直接股權投資，以及為諸如特許學校等組織提供直接貸款。疫苗與皮下埋植避孕劑的購買以及數量保證是他所在的主要領域，也是他覺得特別有成就感的領域。“我們會去和默克公司、拜耳公司 (Bayer)、諾華公司 (Novartis)、以及印度疫苗製造商等公司商談：‘如果你們在規定時間內提供規定數量的疫苗，我們保證，倘若無人購買，蓋茨基金會就會負責購買。’ ” 交易條件之一是疫苗製造商需要降低一定的價格。亨裡克斯說，允許至少降價 20% 左右。 

公私合作

FastFWD 專案是梅爾比最引人矚目的倡議之一，該專案於 2014 年提出，是一項關於透過教育減少累犯行為的公共安全倡議。倡議的背後是一份 2013 年的 RAND 研究：在監獄接受教育的犯人出獄後累犯的幾率會降低 43%。

在好企業創投的推動下， FastFWD 專案與華頓商學院社會影響計畫 (Wharton Social Impact Initiative) 和美國費城展開了合作，彭博慈善基金會 (Bloomberg Philanthropies) 也資助了一百萬美元的國家創意獎金。梅爾比說，該專案要求“將重塑公共安全視為一個 1,400 億美元的市場機遇，吸引來自全世界的企業家到費城來參加這個項目。”關於該倡議的進展，梅爾比說，“在費城提供的十萬美元的試點資助下，距離我們的第一批企業家學員完成培訓畢業只有六個月了。他們已經在私營資本中取得了三百萬美元的投資。”

梅爾比稱 FastFWD 專案為影響力投資的綜合性模型，代表了公共部門、私營企業及學術領域之間的豐碩的合作成果。好公司創投正將相同的架構運用到一項名為白宮氣候資料倡議氣候投資 2.0 (Climate Ventures 2.0. Part of the White House’s Climate Data Initiative) 的倡議之中。該倡議的主要目標是透過集合資料與科技資源，解決氣候變化對糧食和水資源系統的威脅。 

追求切實的數字

當梅爾比與亨裡克斯說起他們的影響力投資環球之旅時，他們頻繁用了“混亂”一詞。他們都承認，對於一個新興的產業來說，這種情況並不值得大驚小怪。此外，他們也在討論金融精確的重要性。梅爾比回憶起幾年前參加影響力投資會議的場景，他看著企業家們高談闊論，心想：“這些人根本成不了事。”他評論道，一些有社會服務背景的人士也許“充滿激情與個人魅力”，但卻不一定知道怎樣建立一個可擴展的商業模式，或是怎樣與投資者進行談判。

對於那些設計商業模式的企業家，梅爾比建議要對特定的部門進行調查，準備好提供一些資料。“你要拿出一些東西給我，這些資料是否符合句對資料，或者是與其他領域相關的資料都沒有關係。”他還說，在金融營利性領域，透過價量分析來看你設計的模型是否可行，然後再去尋找營利方式、擴大接觸人群範圍，這還是相對容易的。此外，還應在影響力的層面進行類似的規劃。梅爾比說，“先別太擔心減少性侵案件能否被稱為10美元、100美元、甚至100萬美元的計劃……我們先設定一個數字，這樣才能開始行動起來。”

“當我來到蓋茨基金會的時候，最大的學習困難是理解檢測社會影響力倡議的複雜性。”亨裡克斯說，“我同意加勒特的座右銘，‘先做起來’，再放下。行動總是比猜測還要好。”他提到蓋茨基金會的確會進行影響力評估，但這些評估可能“耗費大量資金”，並“耗費大量時間，而且在項目進行中也難以作為進展的檢測指標，因此有時候並不具備太多價值。”他也提到，有許多測量方式只是針對某一部門的，這也帶來了額外的挑戰。“如何比較美國的教育成果與衣索比亞的公共衛生？有時候我也不知道是否具有可比性。” 

 ‘為時尚早’

影響力投資的未來在何方？亨裡克斯說，假使在此領域中有任何標準，蓋茨基金會也“不是那個標準”。這從市場的角度來看是非同尋常的，因為影響力投資的風險容限“有點打破常規了”，亨裡克斯這麼說道，“在蓋茨基金會，PRI倡議的廣告詞之一是‘市場不為窮人運作’。”他指出，蓋茨基金會扮演了這樣的一個角色，“願意承擔更高的風險，以公益為第一目的，為投資者排除困難，吸引他們加入投資行列，因為我們會承擔最初的風險。”

梅爾比說，“現在仍為時尚早。” 影響力投資領域由一些巨頭基金會，比如如蓋茨基金會提供支持……但這樣的基金會還不到5家。此外，與華爾街銀行進行規模較大的交易，仍然屈指可數。”

在影響力投資領域，梅爾比認為 “讓人興奮” 的是，許多參與者的 “加速收斂” 帶來了更多有效解決世界問題的創新方式。他將公益與營利長久以來的定義簡稱為 “稅收政策帶來的歷史性事故”。他說，如今，我們看到公益行動者以營利為目的，更有責任地進行資金部署。同時，追求營利的投資者也在尋找更多有益於社會的領域來進行投資。“我們現在看到的實際上是整個行業的進步。針對某種類型的風險，試圖找到最佳的資金來源，這的確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重要一步。”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既作公益 又能賺錢的影響力投資
• 「可持續性」議題發酵：市場現況篇

The post 社會創新 為拯救世界估價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以下為編輯後的訪談記錄：

華頓知識線上：2008年的經濟蕭條對美國銀行業的監督有多大影響？

麗莎·塞溫：經濟蕭條過後，銀行需要遵守大量新規，例如2009年成立的美國消費金融保護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以及2010年頒佈的《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這些新規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影響：銀行因為次級貸款和銷售次貸信用卡債務受到重創，害怕再受波及而遠離相關市場。這導致低收和中等收入人群很難獲得銀行貸款。

華頓知識線上：即便監管更嚴格，銀行仍覺得可以逍遙法外，富國銀行（Wells Fargo）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塞溫：近幾年，銀行被處幾百萬罰金的事例屢見不鮮，例如富國銀行、花旗銀行虛構帳戶出售身份保護產品。四大銀行和其他銀行仍在開展不利於消費者的業務，有些業務甚至是非法的。

華頓知識線上：多數情況下，由於數量太大，罰款只是九牛一毛。

塞溫：以聯邦快遞為例。聯邦快遞的業務模式也計入了違規停車的罰款成本，我覺得銀行也一樣。罰金看起來很高，但在銀行營運預算中的比率極小。

華頓知識線上：撰寫這本書時，您透過在這些機構實際工作，例如發薪日貸款和支票兌付機構，來挖掘銀行業的問題、瞭解對消費者的影響。

塞溫：我當時在查閱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6年前的報告，報告統計了持有銀行帳戶的人數。FDIC把人們分成享受銀行服務（banked）、享受銀行服務不足（under-banked）、未能享受銀行服務（unbanked）三類。8%的美國人沒有銀行帳戶，而20%未充分享受銀行服務，即這些人有帳戶但對使用情況並不瞭解，因而也使用另類金融服務管道，如支票兌現店。

正如政策制定者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所說，這說明銀行業有問題。人們經常因為個人選擇、加上沒有銀行帳戶而作錯誤的決定。支票兌現和發薪日行貸款行業規模突飛猛漲。低收入人群知道每分錢都花在哪，為何還要作此決定？為了找到答案，我覺得需要盡可能瞭解他們的困難或問題。

華頓知識線上：一些機構，特別是支票兌現機構，要求客戶支付兌現費。如果有帳戶，把支票轉到名下帳戶是免費的。

塞溫：是的。但人們選擇支票兌現機構、願意付費的主要原因是想馬上提現。如果帳戶上沒有大量存款，時間就是金錢，對嗎？如果週五收到後我把支票存入銀行帳戶，要到下週三才會完成清算。但我要支付帳單、給孩子買吃的。如果我在支票清算完成前開了新支票、而且生效了，我得付 30 美元以上的透支費，明顯比支票兌現機構的手續費高多了。

華頓知識線上：還有可能是企業主雇用了無身份移民之類的員工，只好付現金。因此，人們選擇傳統銀行以外的管道有很多原因。

塞溫：是的。我想解釋一下人們的處境。據我所知，銀行帳戶並非所有人的最佳選擇。考慮到個人情況，多數情況下人們的決定都是符合邏輯、理性的。這並不是替另類金融服務提供商作辯護，而是說明我們缺乏好的選擇。而且獲得安全、經濟的服務越來越難。

華頓知識線上：各大銀行究竟有沒有考慮如何向消費者提供服務，從而擴大客戶基礎？

塞溫：問得好，我也有同樣的疑問。為了找到原因，我到華盛頓採訪了多名銀行業政策制定人員及銀行家。自20世紀80年代放開管制後，政府允許銀行擴張。銀行可透過與他行、或保險公司、或其他類型的金融服務公司兼併，並且創設各類產品。銀行發現其他收費來源後，銀行帳戶在其總收入中的占比變小了。銀行逐漸把收益模式從利息轉向費用，利息變動幅度大、不可靠。

銀行與客戶的距離越來越遠，銀行透過其他方式創造收入並及盡可能地多收費，這樣的獲利模式導致銀行只關注獲利而非公共利益，而且正如您所說，很多時候還透過非法手段獲利。

華頓知識線上：另一個成因是銀行從線下轉到線上。

塞溫：沒錯。序中我提到小時候父親陪我去銀行申請存摺，看著銀行蓋章的經歷。那本存摺很舊，可以放在博物館了。

而我的孩子們顯然不可能有這樣的體驗了。我們找自動櫃員機（ATM），有的機器會自動吐鈔。很多人覺得穿著睡衣在家辦理網銀業務非常方便；然而隨著銀行規模擴大、與客戶的距離越遠，有些東西也隨之消失。銀行工作人員和客戶的關係受到了影響。我在布朗克斯（Bronx）的 RiteCheck、以及加州奧克蘭市的 Check Center 工作時，常有人提到銀行服務態度很差，有問題時也不妥善處理。銀行不願盡力幫他們解決。

華頓知識線上：您在書中提到很多人兌完支票後剩下的現金很少。

塞溫：此次研究有很多意外發現，但最讓我意外的是除了低收入人群，布朗克斯的其他人群也同樣受到影響。您可以看到，書的副標題是《新中產階段如何生存》。我發現很多有工作、房產、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靠薪水很難勉強度日。美國人中半數是月光族，而剩下的遇到緊急情況拿不出 2,000 美元。

上述情況是工資縮水、收入波動大、公共及私人安全保障消失造成的。所以即便有全職工作，美國工人的處境也比之前嚴峻。

華頓知識線上：銀行業瞭解多數客戶的處境嗎？銀行是否願意試著幫助客戶緩解困境？

塞溫：把銀行業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可能不太恰當。美國50%的存款都在四大銀行中，也就是存款高度集中在幾家銀行，而剩下的分散在另外 6,000 家銀行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四大銀行權力很大。

我們確實看到一些銀行，比如超級區域銀行 KeyBank，在努力尋找方案以服務社區所有客戶。KeyBank 在很多分行的大廳都提供支票兌現服務；還推出了小額貸款產品，雖然稱不上發薪日貸款，但是其他銀行已經不提供這種500美元的貸款服務了。

從前，我父母可以和 Pulaski Savings and Loan 的工作人員握個手就拿到小額貸款；但現在已經不可能了。KeyBank 幫客戶制定小額貸款計畫時，透過客戶資料得到的資訊比發薪日貸款機構詳盡。Keybank、其他小型社區銀行和信用社的案例說明，銀行可以幫助客戶並從中獲利。可能獲利金額和之前不同，但也可以不是簡單地追求收費最大化。

華頓知識線上：那麼這些小銀行是否能繼續生存下去？我們看到很多社區銀行、小型區域銀行被富國、花旗這樣的大銀行吞併了。也許社區銀行會重新流行起來。 

塞溫：是的。但我並不這麼樂觀。這些營運模式都在這裏，但是大行沒有動力採用這些模式。不光是大行，很多小行也在試著提高費用收入。

我們需要給銀行業施壓，讓銀行做出正確的決策。銀行應該更重視企業社會責任；正如您所說，監管這麼嚴格，還是無法震懾富國銀行。最終還是需要消費者醒悟，明白可以把錢轉到別的地方。

華頓知識線上：另外，還有一點顧慮是隨著政府換屆，監督可能會越來越鬆，政策變化也會更利於銀行。當然情況沒有 2007-2008 年那麼糟，但如果不注意，很可能重演歷史。

塞溫：這樣的顧慮很合理。《多德-弗蘭克法案》的積極影響之一就是美國消費金融保護局的成立（Consumer Finance Protection Bureau ，CFPB）。若因融資結構變化無法獲得足夠資金，CFPB 可能元氣大傷，若管理決策權由局長轉至委員會，CFPB 很可能變成政治性很強、低效的組織。

我們唯一能做的是讓所有人都知道 CFPB 的存在；讓大家知道它幫幾百萬消費者節省了幾十億美元；讓大家知道 CFPB 是監督富國銀行、其他發薪日貸款機構和支票兌現機構的組織。

華頓知識線上：但是發薪日貸款機構的名聲本來就不好。 

塞溫：沒錯。

華頓知識線上：發薪日貸款機構在軍隊駐地特別突出，而有些軍隊家庭收入不高。這些機構需要更多監管，對嗎？

塞溫：是的，當然。有些聽眾可能不瞭解什麼是發薪日貸款，我在這裏簡單解釋下。發薪日貸款額度小，通常在 50 到 300 美元之間；還款日通常在 2 至 4 周後，即借款人下個發薪日或下次收到薪酬支票當日；利息很高。我之前工作的地方，100 美元的貸款利息是 15 美元，年利率（annual percentage rate，APR）在 300% 至 600% 之間。

透支其實也是小額貸款，即向銀行借短期貸款，直到有錢還款。如果統計下，透支年利率約為 5000%。我們需要這麼比較一下有一個概念。

發薪日貸款的問題在於很多人無法在規定的 2 周或 4 周期限中還款，只好繼續貸款。到還款日，他們還款後馬上再付 15 美元，繼續借 100 美元。這也是消費者保護機構和貸款機構爭議最激烈的地方：設計這款產品時，不是讓大家這麼用的。

CFPB 即將推出規定，要求貸款機構確認申請人的還款能力，某種程度上，這會讓市場公平一些。在研究中，我發現借款人選擇發薪日貸款的首要原因是因為快：借款人只要走進去，填完一頁申請表，發薪日貸款會審核，審核申請人是否有銀行帳戶……及工作。

如果 Check Center 和其他機構一樣，不僅要核實申請人收入、還要確保申請人有還款能力，其他機構就有機會以更低利率提供小額貸款，比如我在另一本書《Oportun》中提到的一家公司 Oportun，利息約為 36%。有些人可能覺得利息還是很高，但比發薪日貸款利息低多了，他們會和發薪日貸款機構形成競爭。

華頓知識線上：所以銀行業需要有些創新，讓銀行可以考慮各類方案。即便方案不完美，仍然比當前某些另類金融服務好？

塞溫：是的。有些發薪日貸款機構告訴我：“我們和其他人一樣驚訝，政策居然允許我們這麼做，而這樣的貸款業務居然是合法的。利率非常高。” 問題是，如果我們關注發款人，我們就忽略了借款人的情況。我在書裏寫了一名同事的情況，這名同事每天都在貸款。她是一名銀行櫃員、單親媽媽、車壞了，她不得不在借款修車和失業之間做出抉擇。她申請了 5 筆發薪日貸款，每筆金額在 50 至 300 美元之間。借款的時候她知道沒有能力馬上還。她修好車，繼續上班。當帳戶存款不夠還款時，她就開始預支，結果產生了幾百美元的透支費。所以從發薪日貸款獲利的各行之間的關係也很有趣，對嗎？

我想解釋下這位同事的情況，她被迫在失業和貸款之間做出抉擇。有些人只好讓父親待在條件差的療養院，或者借款讓父親轉到條件好的療養院。我猜想你和我都不曾陷於如此可怕的困境。

華頓知識線上：CFPB 試著解決此類問題。但是問題存在的時間太長了，有幾百萬美國人很可能身陷惡性循環中。不管他們現在得到哪些政府救濟，很可能已經晚了 5 年。

塞溫：這是因為美國工人的生存條件不斷惡化。即便我們關閉發薪日貸款機構，讓它們完全消失，市場對小額信貸的需求仍然存在；而有些人沒有存款緩衝，無法應對收入波動或緊急資金需求的情況也無法改變。

華頓知識線上：有些問題需要在更大的經濟結構中探討。中產階段的困境則是另一個主題。我們 20 年前所說的中產階段已不復存在。

塞溫：是的。我花大量時間和千禧一代溝通，再對照我父母的經歷。我父母都是教師，工資不高但是收入穩定，我們家情況還不錯：他們有能力購房、退休金也高；他們還存了錢支付我們姐妹倆的部分大學學費。而現在這些剛從大學或研究所畢業的年輕人告訴我，他們覺得這些目標不太可能實現了。

採訪對象中有位女士在軍隊呆了 4 年、有房子，但後來被取消了贖回權。長期以來，為了還貸款，她把房子租出去，睡在朋友沙發上。後來房子被收走了，她的信用評分還是 780 分；後來信用也變差了。

她告訴我，以前最重視的是信用評分，但後來信用也沒了。她說：“我父母堅信美國夢，確實很了不起，但對我可能不管用了。” 規則已經變了，但我們還在向大家灌輸只要努力工作、受教育就能成功的理想。這是不現實的。

華頓知識線上：這樣的理想還在，是因為嬰兒潮一代仍在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嬰兒潮一代消失後，千禧一代對美國夢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們會把看法傳給下一代，而這是大家不想看到的。

塞溫：千禧一代比嬰兒潮一代人口更龐大。四大銀行在千禧一代最討厭的 10 大品牌之列。70% 的千禧一代稱，寧願看牙醫也不想和銀行家對話。他們也透過自己的行為和對財富的處理方式影響著金融行業的發展。

【延伸閱讀】

• 職場青年魯蛇有藥醫嗎?
• 1920 年代如何成就了美國的黃金時代？

The post 美國中產階級都是月光族？千禧一代不再有美國夢？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聯準會也表態了。在三月份的會議紀要中，聯準會指出股價“比標準估值方法高”。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席勒（Robert Shiller）稱，最通用的週期調整市盈率（CAPE）達到 29 倍，為歷史高點。上周，在 CNBC 採訪中，他說：“除了 1929 年（大蕭條時間）和 2000 年左右，美股市場估值從未這麼高，目前估值已超過 2007 年”金融危機發生前的水準，雖然他認為市場還有成長空間。

根據美國商務部的初步預測，美國第一季度經濟成長達三年內最低，經通貨膨脹調整後 GDP 成長 0.7%。製造業在 4 月份達 4 個月內最低，2/3 的經濟成長由消費支出帶動，而 4 月消費與 3 月持平。利多消息是，據 FactSet 的資料顯示，標普 500 公司獲利成長 在 6年以來首次達到 2 位數。川普政府或將把聯邦企業所得稅率由 35％降至 15％，並減少限制企業的法規，相關預期似乎也推動市場走高。

4 月 28 日，華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傑瑞米·西格爾（Jeremy Siegel）在華頓商業電臺的節目“股市幕後（Behind the Markets）”中指出：“我認為推動市場走高的最重要因素是企業收入的未來預測，多年來這是企業首次能夠達到甚至超過未來的預測。” 西格爾稱，過去幾年中，企業年初預測的獲利資料往往過分樂觀，後續再進行大幅調整。

但是，西格爾教授表示，“我發現過去幾周中，公司基本上達到了 2017 年全年預測水準，如能實現，對應的是標普 500 估值的 18倍本益比。”這樣的估值水準和 “嚇人的 21 倍、22” 或更高的倍數比，他認為是“很合理的”。此前他預測道瓊工業指數會到 20,000點，預測應驗了。他覺得當前 “低利率及利多業績，各行業開始蓬勃發展” 這樣的 “均衡” 環境 “非常利於股市發展”。而西格爾教授的預測並未計入或將推出的企業稅減免，他指出：“企業稅減免也將是個有利因素。”

西格爾還指出了席勒的 CAPE 比率理論的侷限性。4 月 27 日在 CNBC 的採訪中，他指出：“席勒進行本益比估值時，採用過去 10 年的平均數據，這些資料較為滯後，包括了大蕭條時期的資料……獲利基數很低、還採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AAP）收益預測方法，非常保守，而華爾街不這麼做。該模型認為股票有個正確的價格（right price），但現實世界並非如此。我們處在低利率環境下。” 華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唐納德·凱姆也表示：“高本益比並不一定會導致市場下滑，更不用說‘大崩盤’。”

定價過於理想化？

在法國總統大選首輪中，極右翼候選人瑪琳娜·勒龐（Marine Le Pen）落後於中間偏右派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這一結果亦推高市場。勒龐反對歐盟及歐元區，英國已退歐，法國若退出則對歐洲非常不利。華頓商學院會計學教授馬修·克德格恩（Matthew Cedergren）指出：“可以看出，市場預測瑪琳娜·勒龐不會當選，因此市場較為樂觀，認為歐盟和歐元不會崩盤。”(編按：第二輪選舉已在 5 月 7 日結束，馬克龍擊敗勒龐)。

關於估值，克德格恩教授稱市場平均本益比 16 倍的估值只是平均水準。“多年來都是在 16 倍上下。有些時候市場交易價高於歷史均值，事後發現是合理的，也有時候發現不合理。”確定市場是否過熱只能事後評估。“市場只是對未來作事前預測。”儘管如此，克德格恩教授認為市場並沒到達 “網路泡沫” 的水準，當年有些科技股以 600 倍本益比交易。

但市場價格不低。華頓商學院高級研究員、曾任柏尚風險投資公司運營合夥人大衛·埃裏克森（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稱：“大選後市場沒有大幅盤整，還規避了通常會引發盤整的因素，這讓我很意外。” 華頓商學院會計教授保羅·費舍爾（Paul Fischer）補充說：股市交易基於未來預期，當前市場預期可能過於理想化。股市估值和歷史正常水準相比可能有些泡沫，但獲利成長預期較樂觀或折現率低時，或二者兼具時，估值較高是合理的。

費舍爾稱：“目前仍較難判斷推動成長的利多因素。例如，有人認為企業稅改會降低企業稅率，從而提高公司未來獲利。然而大型跨國公司透過複雜的避稅程式，實際稅率已比法定標準低。因此，透過稅改下調法定稅率對公司未來獲利的改善程度未有定論。”

華頓商學院布倫特•古特金教授（Bulent Gultekin）指出，稅率或將下調從而改善獲利、降低本益比，市場似乎已開始反應。此外，歐洲及全球經濟轉好 “能為各國帶來利多前景，而這些預期利多市場”，亦對股市走高有催化作用。然而，古特金教授提醒說，若川普政府未能兌現此前承諾的減稅及放鬆管制，對市場會有影響。

華爾街對川普能否兌現承諾可能確實過於樂觀。華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伊泰·古德斯登（Itay Goldstein）稱，“這樣的樂觀可能並無根據。畢竟就目前情況看減稅並不容易。” 尤其是當前預算赤字高築，而 “法規” 成立都有特定目的，減輕管控可能會比預期困難。金融危機後制定的法規旨在 “讓市場穩定而非脆弱”……當對金融市場監管加強之時，價格可能會開始下滑。他補充說，聯準會多年來透過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做法可能會慢慢退出，“所以我認為聯準會的貨幣政策不太會繼續推高股價。”

但智慧樹投資公司（Wisdom Tree）研究總監、“股市幕後（Behind the Markets）” 節目的主持人傑瑞米·施瓦茨教授（Jeremy Schwartz）表示，評估市場估值時還要考慮到和其他投資機會的對比。“股價本身確實高，但獲利預測是合理的，因為獲利成長良好。還要比較股票和債券的投資機會，這非常關鍵。” 人們通常以股票、債券或現金形式保存資金。施瓦茨指出，儘管近期股價走高，股票的收益仍是三者最高。他說：“儘管現金帳戶開始創造收益，但從過往資料看，還是很低。” 例如，銀行帳戶的利息仍然很低。

與此同時，10 年期國債收益達 2.3%，經通貨膨脹調整後收益為 0.4% 左右，而長期債券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收益通常為 3.5%。施瓦茨說：“和股票相比，相較於歷史價格，債券價格的漲幅更高。標普 500 股票本益比是 20 倍，報酬率是 5%，而債券實際報酬為40 個基點（0.4%），相比之下，股票價格並不高。股票收益仍然比債券豐厚。” 他指出企業減稅會對股市更有利。

古德斯登表示贊同：“人們都在尋找投資機會。把錢投在大額存單（CD）或儲蓄帳戶並不理想，因為收益很低。大家在尋找其他投資途徑：股票、債券、房產，結果推高了這些投資產品的價格。”

施瓦茨指出，市場風險包括經濟不景氣的前兆。短期利率高於長期利率，造成反向收益率曲線就是一大信號。他說：“目前，10年期國債收益達 2.3%，短期利率低於 1%，個人認為市場沒有衰退跡象，經濟很健康。” 但市場對稅改有強烈預期，稅改越往後延，拋售風險越高。

施瓦茨稱，擔心市場高位的投資者可選擇本益比較低的股票。智慧樹投資公司採用盈餘加權演算法排除虧損公司進行股票投資。“虧損公司對標普 500 平均市本益比的影響很有趣。根據智慧樹的獲利 500 指數，本益比大約是16倍，很合理。” 西格爾教授稱：投資者可購買市場指數 “賣出” 期權應對市場下滑或投資分紅豐厚的股票來對沖股價下跌損失。

科技、消費及工業股亦有投資機會，施瓦茨稱這些股票為 “優質” 股。這些股票通常比高分紅股價格高，但目前並未溢價交易。由於政治及貨幣風險較高，新興市場通常報酬也較高。施瓦茨教授引用了《2016年耶魯大學捐贈基金報告（2016 Yale Endowment Report）》以體現新興市場的吸引力，報告稱該基金將 15% 資產配置了海外股票，僅有 4% 配置了美股。他指出，成熟市場中，日本的估值較合理。

畢竟多數投資者不能在市場高點時退出，在底部時進入。古德斯登教授指出：“大家可能想退出市場來避開盤整，但並不知道何時再買入，於是錯過了收益。除非投資者非常瞭解市場訊息，對市場很有遠見，否則很難把握時點。”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指數逼近萬點 還可以買股嗎
• 如何判別美股熊市已然來臨

The post 美股高點到了嗎？投資人該如何是好？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這家連鎖餐廳的創始人是三名來自喬治城的學生。他們的創店初衷源於他們找不到一個方便快捷、提供健康食物的就餐地點，同時強調本地採購和可持續發展。

“我們定位這個餐廳時，非常看重讓大家走進店來。因為店內體驗才是我們的特色。”負責市場行銷和品牌創新的 Sweetgreen 副總裁魏納（Farryn Weiner）這樣說道。“在紐約中午 12:30 的時候，當你走進 Sweetgreen 時，會聽到 Jay-Z 的歌，我們的服務員靜候光臨，從本地特色功能表上你可以知道你吃的東西都是哪裡生產的。”

隨著零售業細分加深，顧客忠誠度有所下降，很多品牌都試圖在銷售產品或服務的同時，打造一個顧客社群（community）。為此，很多企業在為新店面選址時會有意調整戰略，在店面設計上也有所改變，同時也在著力改善與顧客的關係。

在近日華頓商學院舊金山校區舉行的  “Retail West大會”  上，Sweetgreen 和 Lululemon 的代表介紹了他們如何努力為顧客打造一個除了家和公司以外的“第三空間（the third place）”。在店裡，不僅可以借到扳手或者代收新買的瑜伽服，還可以認識更多新朋友。本次大會由華頓知識線上（Knowledge@Wharton）和 Momentum Event Group 聯合主辦。

創辦於 2007 年的 Sweetgreen 如今在美國 8 個城市開了 57 家店。他們當前的挑戰在於如何進一步加強連鎖店在華盛頓特區周邊業已建立的強大的社區網路。連鎖店在每個市場與本地農場充分合作，實現食材從種植地到餐廳的直接運輸和現場切煮。Sweetgreen 不出售汽水，菜單上也沒有優格或者泰式辣椒（4946-TW）醬 Sriracha，因為這些食物的配料中含有過高的糖分。店裡也不出售培根，因為這款食物含有過多人工成分。

“我們的創始人自己也都是顧客。開店的前幾年他們真的是每天都在店裡，傾聽顧客的聲音。” 魏納說：“我們的成長很迅速，但我們希望保持初心，在不斷擴張規模的同時還能維護核心價值觀。”

近期，Sweetgreen 推出了一款包含線上下單功能的 app。不過他們的目標是 “利用技術提升店內體驗，而不是將後者取而代之”，魏納這樣說道。

隨著Sweetgreen的規模不斷擴張，公司在選址時會考慮那些同類顧客聚集程度較高的地段。這些顧客可以理解品牌的心理定位，生活方式和氣質與品牌風格相契，渴望加入更健康的社群，喜歡本地生產的食物。不過，每一家新店也會根據具體位置進行個性化設計。

“我們給店鋪制定了靈活範本，可以根據所在社區進行調整。” 魏納說。“一些店安排了戶外座椅，有些則提供家庭用餐；有些是專為數字顧客而打造的。”

她補充說，Sweetgreen逐漸發現了開設新店最需要注意的方面，那就是品牌不能不考慮細節。舉個例子說：在牆上展示當地藝術。“聽起來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卻對我們的顧客有所影響。” 

“入場籌碼”

來自加拿大溫哥華的運動裝備服裝品牌 Lululemon 負責規劃和配置的高級副總裁巴克森代爾（Mark Baxendale）介紹說，他們開設的每一家新店都從社群開始。該公司的市值約為 77 億美元。

“當我們尋找新市場時，會首先建立一個社群（community），而不是先開店再尋找市場。” 他說：“人們的健身追求會有不同形式。我們要做的就是努力在各個有發展潛力的地理區域和所有不同的社群建立聯繫。開新店之前會用 12 到 18 個月的時間設立一個展示場所，作為社群領袖活動的大本營，便於他們與當地健身活動的領導人進行溝通。如果一切順利，我們才會尋求開一家新店。”

一旦開了新店，公司就會建立一個社群，由我們稱之為 “健身使者” 的 3 到 5 名健身專業人士在店內進行培訓和授課。通過這些使者，“我們就能和他們所在的社群建立聯繫。” 巴克森代爾說道。他指出，這種方式能夠打造市場表現一流的實體店，而這些地理區域的實體店對於其他很多零售公司來說，都 “做不到前十位”。

這個品牌在選擇實體店鋪的同時，也不忘記建立社群的目標。例如，它在紐約開設的弗拉蒂倫街區店包括一個 3,500 平方英尺的空間，為來自當地的各類社群組織舉辦相關活動之用。巴克森代爾說：“我們已經主辦了各種演講、讀書會、電影放映會等等活動。”

不過，Lululemon 也因為產品品質問題遭受過批評。比如他們的緊身褲太透，創始人威爾森（Chip Wilson）還曾發表過頗有爭議的言論。他曾說他們的這個品牌不會幫大尺碼的女性做衣服。這個零售品牌曾在去年 10 月份推出了自己的高端系列，包括將近300美元的緊身跑步服，被媒體大肆報導。去年 6 月份，威爾森曾發表公開信，稱品牌 “迷失了自我”，被 Nike、Under Armour 等競爭者搶走了市場份額。

該品牌面臨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利用實體店鋪，建立與顧客的線上交流或者說如何實現移動聯網。“我們在努力追趕數位技術的腳步，希望與顧客建立超越商品買賣的關係。”巴克森代爾指出：“在未來，和你的顧客建立聯繫將成為你的入場籌碼。” 

不能錯過的時刻

Sweetgreen通過app提供線上下單服務，目前超過30%的交易都是以這種方式完成的。實際上，Sweetgreen 有很多實體店從今年早些時候開始甚至停止接受現金支付。行動 app 便於這家連鎖品牌收集客戶資料。儘管如此，這仍然不能取代面對面的交流。

如果顧客感到自己與品牌精心營造的社群氣氛十分契合，則會比沒有這種感受的人更為頻繁地光臨此處。因此，每家Sweetgreen店都必須用自然的方式講述故事。魏納指出：“一切從食物說起……我們相信可以給顧客普及一些食物的知識，告訴他們這些食物都是從哪裡來的。”

而這樣做面臨的主要阻礙，則是此類餐廳裝修風格偏向速食店的那種裝配線的感覺。因此，Sweetgreen改變了其服務模式。服務生會從顧客進門的那一刻開始向他表示問候，並一直服務他至離開。“這種模式會讓員工更容易和顧客打成一片，” 魏納表示，“這有助於維繫員工和顧客之間的關係。”

但是這種模式也有問題，特別是在員工招聘、培訓和聘用的過程中。“在如今的零售環境下，員工不僅要能夠迅速、精准地上菜……還要能娓娓道來關於食物、採購的故事，以及與顧客保持交流。” 

擴張模式的危險

這兩家連鎖品牌都處在不斷擴張之中，他們必須設法在規模擴張的同時保持和顧客的緊密接觸。

Sweetgreen 早在開第二家店的時候就知道這有多困難了。這家店設在華盛頓的杜邦（DuPont, DD-US）環島附近。他們原本以為這家店會一炮而紅，結果卻並非如此：店面選在了這條街錯誤的一邊，客流量不夠，此外還有各種問題。

餐廳老闆決定透過舉辦聚會來製造點話題。於是，這個主意變成了每週一次的街區狂歡；隨後又擴大規模，成為了一年一度在華盛頓特區周邊舉辦的音樂節。魏納說：“如果你經常光臨特區附近的 Sweetgreen，你一定知道這個故事，或許還參加過我們的音樂節。”如今，公司正希望在其它城市打造類似的品牌效應，吸引那些很可能對 Sweetgreen 一無所知的顧客。

這家連鎖店同樣面臨食品安全的問題。去年 9 月份，出於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擔憂，公司審慎採取了停用可重複使用沙拉碗 、也叫作“salad blaster”的東西。這種碗售價 6 美元，鼓勵顧客每次到店時重複使用。兩家波士頓地區的餐廳被發現存在違反安全條例的狀況，因此去年曾有幾個月暫時關閉。

而對 Lululemon 來說，也有很多成長的煩惱。巴克森代爾指出，作為一家上市企業，他們有責任向股東表明公司業績是成長的。近期，分析師對 Lululemon 的股價做出了下調價格預期的舉動，因為他們認為促銷力度大很可能會降低利潤。

“但是如果我們選擇迅速擴大利潤，就會犯錯，我們曾經就犯過錯誤。” 他說：“只有我們保持初心，誠實經營，才能成功。我們曾經的錯誤就在於總想著在某個地方開一家熱門的店面，但卻沒有真正投入時間去經營社群。”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傳統零售品牌將經歷大衰退 星巴克（Starbucks, SBUX）卻要擴增1.2萬間新店 ?
• 「真實觸感」何時在零售業會很重要？

The post Sweetgreen 以“第三空間” 來抵擋零售業寒冬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卡文特基金會負責戰略事務的副總裁瑪戈·卡恩(Margot Kane)近期和“華頓社會影響力項目”(Wharton Social Impact Initiative) 的新興市場戰略總監尼克·阿什本 (Nick Ashburn) 展開了對話，探討如何將資本引向需求最為迫切的高影響力專案。

以下是對話文字編輯版。

尼克·阿什本：讓我們從頭說起。卡文特基金會是個怎樣的機構？它是如何起步的？

瑪戈·卡恩：這個問題真好。我們能夠起步還要感謝兩位創始人希爾比和古菲（Wayne Silby and John Guffey）。他們建立了美國第一家社會責任共同基金公司卡文特投資公司。他們非常想找到一種方式，將市場上流動的數額龐大的投資資產集中起來，隨時引導這些錢流向具有高影響力的美國及國外社區發展投資項目。

當時，絕大多數基金，或者說絕大多數處於管理之下的基金都僅限於投資公共股票和公共債券。真正需要資本的那些高影響力項目，特別是低收入社區的項目，卻沒有管道獲得資本。因此，他們發明了一種社區投資票據。通過這種方式，就能連接在更為龐大的資本市場中流動的資本，並將這筆錢投資到規模較小、更加細分的社區開發和國際發展市場。

阿什本：我們知道，影響力投資是業內一個比較籠統的稱謂。但你們扮演的角色卻是如此與眾不同。能不能進一步介紹一下卡文特在影響力投資領域的角色？你們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

卡恩：我們毫不掩飾地將自己視為這場運動的先行者，早在這種項目被稱為“影響力投資”之前我們就開始了。這些年類似的說法還有不少。

我們從事這項工作已經有20年的時間了。我們從幾千、幾萬投資者那裡籌集到了10億美元的資本。而“投資者”的身份才是最值得說道的部分。我們從散戶那裡籌集資金，那些普通的美國人，只要擁有經常帳戶或儲蓄帳戶就行，有經紀人帳戶也可以。簡單來說，你可以根據自己住在哪個州來購買我們發行的債券。這在影響力投資界確實比較少見。

絕大多數投資社會影響力項目的人都屬於高淨值人群或者機構。一部分是因為監管門檻，另外其中還反映了一定的經濟學原理。但是我們能夠涉足更加廣闊的市場，這讓我們與眾不同。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往資本市場的、景色全然不同的窗戶——投資美國和新興市場的高影響力項目。

阿什本：你們在這個領域很長時間了，可以說見證了它的不斷成長。你以及卡文特基金會都目睹過哪些重大變化？現在有哪些趨勢值得我們關注呢？

卡恩：數以十億計的錢正源源不斷地投入社會影響力項目，因此現在真的是一個令人熱情高漲的時刻。你能看到各種各樣的機構。有的慈善機構做這份事業做了20-30年了；還有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GS-US）、黑石（Blackstone Group, BX-US）這樣的大企業。後者剛剛涉足這個領域，但卻掌握著來自華爾街和投資者的巨額資源可供調用。

不過，這個行業一般來說仍有一些問題極待解決。一些發展趨勢也愈發明朗。一個問題就是規模。讓我們打個比方。現在你想要做影響力投資。在某個市場有一個中等規模的基金。我隨便說個數字，比如 3,000 萬美元。另外還有養老基金。根據美國勞工部最新發佈的資訊以及《職工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的指導方針，現在養老基金也可以投資社會及環保項目了。比如說這兩者中有一個想要投資某個影響力投資基金。

養老基金的最低投資規模比如說是 7,500 萬。而那些小基金規模都不大，同時資金池卻很龐大。兩者之間幾乎沒有仲介。所以說，我們認為這個行業正在形成一種趨勢，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如何建立仲介管道，也就是建立一種逐步的流程，用養老基金的錢或者基金會的捐贈基金做投資，為每個人打造一個更好的社會。

而等號的另一邊，也就是資金投向的那一邊，我們看到五花八門的市場紛紛湧現。不僅是融資，還有小額信貸、小企業借貸。可再生能源目前真的很熱門。平價醫療服務和創新醫療技術也值得期待。食品獲取、食品系統與加工也是成長比較快速的領域，利用了較早期的公平交易、生產商/小農農業投資。Root Capital等很多機構在這個領域已經做了 20 多年了。各種市場層出不窮，令人感到振奮。

阿什本：我們的確看到對影響力投資的關注度呈爆炸性增長。你如何看待你們這個空間內的競爭？特別是你們所在地區和市場的競爭？

卡恩：競爭很大程度上是好的。我們渴望競爭的存在。因為就募集資金而言，我們要花費大量時間來向金融服務業的人解釋我們究竟是怎樣一個機構。我們總是顯得那麼格格不入。所以像我們這樣的異類越多，我們就越可能更快地被大家普遍接受。然後就會形成一種趨勢。

我們會變得越來越主流，說我們 “是一個小型利基市場，要靠邊站” 的人也會越來越少。從數量上來說，我們現在仍然是少數。另外就投資這個領域而言，競爭總是好的，對吧！這樣有利於借方或者正在籌集資本的人。因為這降低了他們的資本成本。但是有時候競爭會對市場造成扭曲，大量的補貼資本會對市場造成衝擊。那樣是不好的，因為會把私人資本擠出市場。

其中有一些細微差別。但考慮到資本市場資源的龐大，競爭越多總體來說還是越好的。因為我們需要把這塊餅越做越大。

阿什本：你如何看待全球趨勢？我們看到影響力投資已然成為一場全球性的運動。你們是不是僅關注美國市場？會不會關注其它新興市場呢？

卡恩：我們將一半左右的投資組合投入新興市場。我們僅在美國籌集資金。這是我們目前的架構。但我們也會時常與國際投資者和基金共同投資，從主權發展基金到國際私人基金會都有。

我們看到，目前有更多的機構資本處於活動狀態，特別是在歐盟和英國。我們還發現，印度等國也有意大力支持影響力投資。股市的限制還比較多。這說得通，部分原因是受新興市場發展階段所限。通常情況下，必須先確保股市運轉良好才能建立良好機制的債務市場。另外，新興市場的風險會更高，投資者願意承擔更多風險。

目前你會看到一股愈演愈烈的風潮。私募股權領域必然是這樣的，但是固定收入領域卻表現得較不明顯。而我們則專注於後一個領域。我們往往是某個槓桿基金的第一個、甚至是唯一一個投資方。而股票投資者卻有很多。我們介入的時候基本上是沒有債務的。這一點很好，我們學到了很多。

不過，目前最主要的趨勢之一就是這種合作的理念。也就是說你會有多元化的資本來源，你需要資本堆積，以滿足市場需求。這其中經常包括一些用於技術援助和能力建設的資本撥款。這是因為如果這個市場存在可供投資的機會，例如印度的平價私立教育就屬於可供投資的機會，那麼銀行肯定早就投資這塊市場了。

市場中的資本要逐步建立。你要能使手頭上的資本來源活絡，敏銳地滿足市場需求。那可能是我們目前看到的最主要的一個趨勢。

阿什本：談到資本堆積，以及資本撥款的重要意義，那些因素對市場長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有哪些影響？你們如何在資本堆積中有效地利用資本撥款？

卡恩：這個問題真的非常好。我認為是整個行業生死存亡的關鍵。我們看到過很多或正面、或負面的案例。但我時常提醒自己：比如說美國政府已經對煤炭行業、鐵路行業實行了數十年、甚至長達一個多世紀的補貼。但卻沒人會將那些行業看成是接受補貼的行業。

在我們今天的觀念裡，很多市場化的行業其實都接受過補貼，或者以各種方式繼續接受補貼。因此關於補貼的問題很複雜。但是就資本撥款接下來應該達到一個怎樣的量級、它最能發揮作用的領域有哪些，卻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一個是槓桿：要知道每一塊錢的撥款既可以直接用於投資某個項目，也可以直接用於房屋建設，但也可以投入槓桿金融，5倍、10倍、20倍，如果你搭配合適的私人資本。而那或許是資本撥款最有效的利用方式之一。

另一方面，投資行業的創新與研發也很重要。究竟怎樣的干預最有助於改善貧困人群的生活品質？甚至消除貧困？哪些類型的城市基建、哪些類型的公益專案和服務才是最重要的呢？

投資者並沒有辦法直接投資那些研發項目，也無法說 “好，這種干預最適用於此種情況，我們可以加以複製並擴大規模。” 資本可以發揮作用，但這需要慈善機構和政府的資金支援。而這並不僅限於影響力投資。絕大多數行業的研發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補貼。我認為以上就是兩個最需要慈善事業發揮力量的領域。

阿什本：和個人投資者合作有哪些挑戰嗎？在做這類投資以及資本堆積方面？

卡恩：我們確實需要更多的證明來顯示……我們不會要求投資者承擔機構投資者以及基金會需要承擔的那種風險。因為人們把自己的存款交給我們做投資，各州的監管機關也會盯著我們，他們會說：“他們用大家的存款想要作什麼？”

我們必須要成為高度謹慎的受託人，需要有完美的資產負債表，要能夠 100% 的按時還款，我們過去始終是這樣做的。環境要求你絕對不可以有重大失誤，也不可能重來而讓每個人都滿意。作為散戶投資市場中規模很小的利基業務，你沒有犯錯的空間。我們的業績必須無懈可擊。而當你身處一個極具實驗性的社會和資本市場的最前線，這些都是比較高的門檻。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可持續性」議題發酵：市場現況篇
• 「可持續性」議題發酵：未來商機在哪裡？

The post 既作公益 又能賺錢的影響力投資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華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伊泰•古德斯登（Itay Goldstein）與華頓知識在線（Knowledge@Wharton）分享了他的論文《市場訊息產生的誘因：當股價影響實際投資（The Incentives for Information Production in Markets Where Prices Affect Real Investment）》中討論的現象，目前研究較少。

採訪內容整理如下：

華頓知識在線：請介紹一下您的論文。

伊泰•古德斯登：我先介紹下我的研究計劃，其實這篇論文是我過去十幾年撰寫的同系列論文的一部分。如題所示，我對金融市場對實體經濟、實際投資和其他實體經濟決策的影響很感興趣。

至於這項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必須先提一下，傳統金融模式認為金融市場是次要的。人們研究價格如何形成、如何反映訊息、如何制定收支平衡的資產價格。根據傳統模式，金融市場是被動的、受公司的現金流量、公司行為影響，而市場並沒有反饋作用。金融市場似乎對公司行為沒有影響。

這篇論文正好是同系列的最後一篇，而我撰寫這系列論文的目的是轉變傳統思維，說明金融市場不僅反映、還影響公司行為。仔細想想，金融市場上的交易員們為了獲利花大量時間、精力、金融和人力。這些交易員生產訊息、根據訊息交易，他們的訊息體現在價格中。

實體經濟中的決策者，包括公司管理者、債權人、監管機關、董事、員工、顧客，自然會留意價格體現、包含的訊息、並根據後者採取行動。

舉個實例：如果你是一家大公司的CEO，剛宣佈一項投資，這項投資可能是合併或收購、創建新廠或產品線。公告後第二天，公司股價下跌。應該採取什麼措施？如果你是位密切關注市場的CEO，就會注意到一些可用訊息，斟酌後可能會取消投資。

我研究的方向是：股價包含的訊息如何影響實際決策、而後者又如影響前者；二者形成反饋循環、並共同影響整個循環。

這篇論文研究的是當人們知道股市訊息會通過現金流量、市值進而影響公司管理層決策時，股市生產訊息的動機（incentives）。論文想表達的一個基本意見是，一旦有人認為這些決策將會產生影響股價的訊息，那就會產生放大效應、造成更大的衝擊。

華頓知識在線：能否分享下您的主要發現？我覺得您剛才已經隱約提到了。

古德斯登：首先，認定投資消息真實後，金融市場上的投機者更可能生產訊息。繼續剛才的例子，如果CEO宣佈公司在考慮某項投資。投機者就會開始生產訊息並利用這些訊息交易。

顯然，如果他們覺得投資最終不會達成，就沒有必要生產訊息，因為這些訊息會過時。所以認為投資最終會達成時，投機者更可能生產訊息。這是我們的模型所得到的影響之一。

更有趣的是，此舉的結果之一是放大了獲利能力對公司價值的影響。這會表現在兩個層面上：第一，我剛才提到了，投資機會達成機率高時，會有更多訊息產生。一般來說，經濟情勢好、投資達成的機率高，金融市場上的訊息會更多。

第二層面是，金融市場上的訊息會提高公司價值。當市場訊息更充足時，管理者、董事、員工等可利用訊息更好地進行決策，從而增加公司價值。

總結一下這兩個層面。第一，經濟情勢好時，產生的訊息更多。第二，訊息更多時，公司可受益。本質上，這就是放大效應。當經濟形勢由差轉好時，會產生更多訊息，所以除了經濟形勢轉好帶來的直接效應，公司利用這些訊息能更好決策、實現更多價值的成長。

華頓知識在線：關於股價包含的訊息，您能舉些實例嗎？

古德斯登：當然可以。比如說，管理者能從股市上蒐集哪類訊息呢？假設有個公司剛宣佈將收購另一家公司。公司宣佈後，投機者會開始思考、蒐集訊息，判斷收購是否有利於公司，再據此進行交易。

歷史數據研究顯示，股市訊息確實對判斷收購最終能否成功有參考性。市場幾乎也摸清楚了這樣的規律。這裡又要提到有效市場假說。市場參與者蒐集訊息、進行分析、這些對實際決策都有影響。當公司宣佈收購計劃，市場參與者開始研究該收購計劃、判斷收購是否有利於公司、並據此進行交易。

假設市場認定上述收購並不明智，市場會如何反應？拋售公司股票。股價就會下跌。公司管理者看著股價會這麼想：“宣佈收購計劃後股價就跌了，可能市場不看好”。這時，管理者可能會說：“我分析過了、我們也進行了模擬、預測等流程，但市場不看好這項收購，我們可能得放棄”。這就是我指的那類訊息。

收購只是舉例，還有各種情況：比如說一家公司宣佈將在國外開辦新工廠。公司在新聞發佈會宣佈後，市場開始反應。若市場反應消極，公司可能會重新考慮。

華頓知識在線：在您研究中，有什麼意外的發現嗎？

古德斯登：我之前強調的放大效應，一開始沒想到會深入研究，還以為只是基礎金融分析的一個有趣結論。隨著公司基本面改善，訊息會增加，而隨著訊息增加，公司繼續改善。這樣一來，基本面變化都會隨之放大。

讓我最驚訝的是，放大效應的潛在規模之大。當達到臨界點，市場訊息突然乾涸，投資額急劇縮減、公司大幅減值。因此在某些時候，放大效應會非常大，這可能是讓最讓我驚訝的。

微觀經濟學、金融領域對金融市場的放大效應已有大量研究，因為觀察、研究市場的群體會注意到放大效應。基本面的微小衝擊會對資產價格、公司投資等帶來極大影響。人們已經以此提出、研究並驗證了一些機制。

有趣的是，我們可以提出全新的放大效應形成機制。新機制完全基於金融市場訊息。一旦金融市場上有訊息能用於實際投資決策，放大效應隨之而來。

華頓知識在線：您的研究結論有何實際意義？

古德斯登：就實際意義而言，我會想到不同受眾：金融市場上的交易者、公司管理者和政府監管機關。

就交易者而言，交易者要考慮到他們的交易方式，由此對價格產生的影響並不會就此結束，而是會波及實體經濟，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價格下跌時，人們會更悲觀、減少投資，公司的實際價值減少，於是預測變成現實。因此，對衝基金管理人、共同基金管理人和其他大型投機者應該考慮交易會對公司有影響，而不只是獲利。

公司管理者理應知道價格中的訊息有參考意義；決策時，管理者應該觀察市場反應、分析市場傳遞的訊息。所有參與者都在為自身行為尋找反饋，公司管理者也一樣；管理者決策時，市場上有大量訊息可參考。理解這些理論性推論十分重要——要瞭解訊息的性質、可信度，以及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賴這些訊息。

就監管機關而言，他們總是很擔心市場波動。事實上，資產價值根據基本面情況上下波動，有時原因不明。監管機關不僅需要關注市場本身、還要關注市場對公司決策的溢出效應、以及市場對實體經濟的實際影響。我認為我們說到的平衡機制對監管機關理解股市管控、以及觀測股市對實體經濟影響的重要性會有幫助。

在另一篇論文中，我們強調限制放空的意義，因為放空可能導致操縱股價、實際投資減少，所以限制放空具有重要性。2008年監管就限制了放空。這是個爭議不斷的話題。所以我認為，本研究對上述三類受眾皆有實際的意義。

華頓知識在線：您的研究與前人有何不同之處？

古德斯登：我認為傳統金融模式中，股市是次要的，比如說“我們想分析資產價格、研究決定價格的因素、風險如何影響價格、訊息如何影響價格”，但是並沒有人考慮股價對基本面的溢出效應。就傳統模式而言，我們想補充的是市場不僅反映還同時會影響公司情況變化。最終，市場和實體經濟形成非常複雜的反饋循環。

我前面提到，過去十幾年以此撰寫了多篇論文，也有其他人在研究。這篇論文的創新之處在於挖掘了金融市場投機者生產訊息的動機——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反饋循環又如何影響這些動機、又如何形成放大效應機制。

大致上，前人研究中考慮金融市場對實體經濟反饋作用時，把金融市場上的訊息作為一個既定的前提。 市場上有些參與者獲得消息、進行交易，產生實際影響。我們做的是退一步想想：“等一下？他們為什麼會有消息？他們需要決定是否生產訊息”。

再回到之前的例子，一家公司宣佈收購計劃，金融市場上的參與者需要決定：是要生產訊息，然後據此交易，還是放手不管、專注其他事項？所以我認為考慮金融市場參與者在調查、生產訊息中的主動性很重要，這也是我們在研究中重點突出的。此外，這也是放大效應機制的關鍵。

華頓知識在線：您後續的研究計劃如何？

這是我過去10多處研究的方向，我一直在思考金融市場反饋循環的其他產物。我覺得我們需要把這些機制和數據聯繫起來、獲得放大效應可能發揮作用的實證。

目前我提到的研究只在理論階段，是金融市場的模型，我們試著據此模擬真實環境。當然，我感興趣的還有：把模型和數據作連結、獲得直接實證、證明此類放大效應機制是真實存在的。

我要說明一下，之前我就此做過實證研究、以展示反饋機制的部分因素，例如證明管理者確實通過股價獲取訊息、管理者決策確實受股價影響。接下來我還想深入實證的是訊息乾涸後帶來的放大效應等。

此外，我還想深入研究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反饋循環會產生哪些影響。我要再次強調，金融領域的多數研究都是基於這樣的理念：金融市場是次要的。現在人們才逐漸認識到金融市場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作用及意義。

本篇論文突出了金融市場對實體經濟影響的結果之一，但還有其他結果。在後續的論文中，我可能會舉例說明金融市場的其他實際影響結果。事實上，金融市場對實際投資決策一旦有實際影響，投機者傾向於在消息利多時交易，利空時不交易。再回到前面的例子，一名管理者宣佈投資計劃：如果投資利多，投機者就有交易動機。管理者會加倍投資，公司會進一步增值，而投機者從交易中獲利。

相反，如果認定消息利空、投資不利，投機者則不交易。於是股價下跌、投資取消、獲利機會降低，人們無法獲利。大致上，我們想說明的是進入市場的訊息類型具有對稱性。有正面的消息時，人們交易的機率會比有負面消息時還要高。因此，市場可能讓大家過度樂觀，這在後續研究中會也探討。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回顧科技泡沫造成的市場狂熱與極端行為
• 驅動股價的因素 — 市場預期

The post 股市反應也會影響企業決策？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為了發現這些顧客，華頓商學院市場行銷學教授彼得·費德（Peter Fader）研究出了一種叫做“顧客終生價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CLV）的衡量標準，它可以在過去購買趨勢的基礎上預測人們未來可能在一個公司消費的價值。費德教授與華頓商學院校友及其他人聯合成立了Zodiac，這家紐約新創公司以“顧客終生價值”為平台基礎，旨在幫助企業找到他們最具價值的顧客。 

費德教授和Zodiac的首席執行官阿特姆·馬利欽 （Artem Mariychin），也是他以前在華頓的學生之一來到天狼星衛星廣播公司111頻道華頓商業電臺播出的“華頓知識線上”節目，探討他們成立的新創企業以及“顧客終生價值”的應用。 

以下為編輯後的訪談記錄。 

華頓知識線上：讓我們往回看，從你所做的工作開始，這些是如何促成了Zodiac的建立？ 

彼得·費德：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我在商學院已經待了30年了，我大概有一半的時間，不，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建立數學模型，以便預測關於客戶行為的各種事實。但是我把其中一半的時間都用來研究“顧客終生價值”這一概念。我們是否可以通過研究一位顧客過去的行為，比較準確地預測他們在未來可能做的事情呢？

這個過程並不只是得出一個單一的數字，而是將其分解為客戶將與我們保持多長時間的關係？他們還會與我們做多少交易？這些交易的大小如何？然後將一系列不同的預測資料整合起來，得出“顧客終生價值”。

一直以來，不只是我，還有我的合著者，我的學生，以及全世界的其他人，我們一直在開發這些模型，這些模型非常準確，可用於診斷，而且非常實際，非常出色。我去過很多公司，告訴他們“這種新東西非常酷，它真的可以幫助你更好地經營企業”，但是很多公司，特別是零售公司一直說，“啊，我們很忙，沒時間弄清楚那些數學上的玩意兒。我們只是賣東西的。”

所以，我一直在尋找不同的方式與零售企業接洽，不僅要讓它們注意到這些模型，還要接受認可這些模型。其中一種策略就在我寫過的一本書裡面，我在這個廣播室裡談過很多次“以客戶為中心”。讓我們試著通過思考這一廣泛長遠的戰略，把正確的顧客置於企業一切業務營運的中心，從而激勵零售商，或者遊戲公司、製藥公司和電信公司等。這種策略很好，表現也不錯，已經開始吸引到了一些公司的注意力。

但是還需要把這些模型變得真正地易於人們獲得使用。讓我們來建立一個平台，讓這些模型的運行變得超級簡單，它所代表的意義超級清晰，根據這些模型採取措施變得超級有趣，能夠讓公司變得更加智慧，賺更多的錢。

這就促成了Zodiac的建立。除了與阿特姆合作外，實際上還有其他兩位校友。這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團隊，所有的成員都來到這裡，帶著不同的技能，為了尋找將這些模型商業化的辦法，傳播它的好處，讓不只一個新創公司可以從中獲利，而且就像一個興奮激動的擴音器一樣，把這些模型的好處，以及從中得出的戰略實踐傳播開去，這一點對我來說，一樣重要。 

華頓知識線上：阿特姆，把在華頓學到的知識融入其中，然後加入這個團體，將Zodiac發展成今天的樣子，你有什麼經驗可言？ 

阿特姆·馬利欽：我一直都對這些很感興趣，比如我怎樣才能瞭解企業的現金流動和未來績效？對很多真正與顧客打交道的企業來說，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一個顧客的價值有多少呢？對Zodiac來說，開發出一個模型，將這個模型商業化，讓許多企業透過它第一次瞭解到“每一位顧客的價值是什麼？應該如何利用它來改變自己的商業戰略和營運？”這一機遇的力量令人難以置信地強大。

我們團隊中的所有人，彼得，其他校友，以及聯合創始團隊都非常篤信“以顧客為中心”的理念，相信Zodiac為市場帶來的東西能夠顯著改善企業與顧客交互的方式，提高顧客從他們與企業的行為中獲得的價值。 

華頓知識線上：從網站上似乎就可以看出你在做的事情。參與這件事的還有其他幾個零售企業，我看到美國服飾企業（American Apparel）和Dress Barn也在其中。 

費德：還有很多其他企業也把顧客價值評估以及與之相關的策略看作將他們與其他企業區別開來的秘密武器。有許多正在與我們合作的公司選擇不公開身份，但是看到他們不僅想要獲得這些資料，應用這些資料，而且有著廣泛遠大的著眼點，真正地思考如何利用這些資料完成許多不同的事情，而不僅僅是市場行銷營運，這一點令人非常欣慰。

華頓知識線上：很多企業已經可以使用這些資訊，但是他們就是不肯抽出時間來看一看這些資料，不把這些資料看作瞭解他們的企業和顧客的一種方式？ 

馬利欽：在幾年前，市場上的技術基礎設施、資料和技能並不能被很多企業廣泛地用於瞭解個人行為。一個角色或者一個平均顧客的概念被市場行銷人員普遍用來思考他們的顧客基礎。但是現在，隨著技術的進步，再加上模型的構建，以及越來越多可用的資料和技能，他們就可以從更細微性的層面瞭解和預測未來行為，這種顯著的變革趨勢正在發生。它首先在許多電商企業中開始，如今已經蔓延至更加傳統的實體行業中。

費德：它不僅僅面向市場行銷，對他們來說，它不僅僅只是一個光芒四射的物體。你想想阿特姆的背景，以及團隊中幾乎所有人，除了我，他們都來自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行業，他們都是金融人士，所以不只是市場行銷人士希望發出很多聲音，還有那些真正懂價值，真正想要對付出的美元負起責任的人們。我們所見證的巨大成功都來自這些正在考慮收購一家企業的私募股權公司。

讓我們用這種自下而上的方法來瞭解這些顧客的價值。或者對於那些他們已經擁有部分投資組合的公司來說，讓我們用“顧客終生價值”來比較不同的投資組合公司，從而説明這些公司更加有效地營運。看到其他領域接受這些理念是一件趣事，我認為這對企業整體而言都是一件好事。 

華頓知識線上：如果你參與兩家公司，讓其中一家沒那麼成功的公司進行稍微調整，與另一家公司所做的事情相一致，這也是在瞭解成功和失敗。 

費德：讓我們來看一家私募股權公司或一家風險資本公司。他們擁有旗下的投資組合公司。通常情況下那些企業都認為自己是不可比較的，他們會說“我們銷售的都是不同的東西，你不能把我們和他們比較！”但是“顧客終生價值”就是一個黃金標準。我們並不在乎我們賣什麼，怎麼賣，我們只要把這些顧客的未來價值一個一個疊加起來，美元對美元，誰都能理解。

華頓知識線上：對企業自身來說，當他們與Zodiac合作時他們需要經歷一個怎樣的過程？他們需要投入什麼，他們如何獲得關於“顧客終生價值”的資訊？ 

馬利欽：我們會把他們的歷史價值引進來，這樣我們就能知道哪一位顧客做了什麼交易，什麼時候做的。我們將向他們提供一個資料，即每一位顧客預計未來會消費多少，什麼時候回來消費，他們將消費多少的終生價值。我們將透過一個軟體平台持續提供關於終生價值的資料，使他們能夠將所有關於顧客的資料視覺化。

然後採取行動，發現哪些顧客的價值正在增加，他們買的都是什麼樣的東西，哪些顧客的價值正在減少，客戶基礎的價值隨著時間經過所產生的變化。所有這些資訊都可以在他們現有的資料庫以及我們開放的平台中找到。 

華頓知識線上：我猜想，特定的企業可能會需要顧客的預期壽命。預期壽命也是這個公式的一部分嗎？ 

馬利欽：是的，說得對。而且更甚於此的是，當客戶發佈新產品或者實施新策略的時候，他們可以衡量出它對顧客預期壽命的影響。所以你可以開設一條新的產品線，提高顧客的預期壽命，增加他們的終生價值。這是一種評估所有產品戰略、新業務線、新服務供應，以及所有此類性質的東西的方法。因為它不是一個靜態的資料，它可以隨著企業的變化而變化，所以它才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費德：其中一個問題是，我們對人們的行為方式有一些風格化的看法，從本質上說，我們存在思維定勢。我們正在試著繞過這些思維定勢，我們會說“只要給我們這些資料，給我們這些事實，給我們這些交易記錄就好了”。我們不要美化這些資料，此刻我們甚至不需要考慮社交網路，不需要擔心在社交網路中誰靠誰近，只要讓我們知道誰在做什麼就好了，然後我們把未來預測出來。這種模式不可思議地強大。

是的，這可以作為市場上突然事件發生的案例。突然間，你的顧客變得價值更高，或者價值更少，但是這種事情發生的頻率驚人得少。在這些模型的核心以及我所有研究的中心，我們看到的是自己的顧客之間的差異天差地遠。我們有好的顧客，也有壞的顧客，顧客之間的差異比一個顧客隨著時間經過所表現出來的差異要大得多。

我們不要把它過度複雜化，讓我們建立一個最簡單的模型，這個模型將會講出一個合理的故事，讓我們以非常可靠的方式預測出更遠的未來。讓我們保持模型的簡單性，因為我們的著眼點是長期預測。如果我們以此為目標，我們可以做得非常出色。 

華頓知識線上：在你的網站上，你列出了一系列零售商，還有一個健身企業。健身企業尋找的東西是否不同？真正的零售商尋找的是什麼？

馬利欽：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彼得剛才說各種類型企業的消費者行為模式非常相似，這一點非常引人注目。實際上我們把這個世界看作兩個類型，有交易企業和類型企業。對大多數交易企業而言，甚至不管它是企業對消費者，還是企業對企業，顧客的行為方式關係類型都驚人得相似。

所以對於健身企業來說，這些模式與我們在零售業中看到的模式基本上是相似的。在旅遊和娛樂、招待、藥店和製藥業，我們所看到的都是一樣的。所以人類行為模式真的非常強大，隨著我們繼續研究更多的資料庫，與更多的公司合作，這種強大性愈發顯著。 

費德：很不幸，每個公司都認為他們與眾不同，我們必須與眾不同，因為我們的產品性質不同、關係性質不同、市場行銷性質不同。我想做的就是鼓勵企業從這些基本的模型開始。多年來我們一直在推出這樣的模型，我們只想說，可能你真的與眾不同，但是如果不通過這些基準進行比較，我們怎麼會知道你是不是與眾不同呢？

所以讓我們試試這種基準模型，讓我們看看是否有差別，有多少差別是企業與生俱來的，有多少差別只是由於季節因素、市場活動或者競爭因素造成的。就像我之前說的，你將會發現並沒有很多差別，即使我們試著把這些差別代入，它可以説明你把模型變得更加合適，它可以發現一些彎曲、晃動、高峰、低谷，曲線，但是它未必能幫助你更好地預測。這種行為我認為應該是管理層的實踐，應該永遠為未來做決定，而不是為過去做決定。 

華頓知識線上：阿特姆，你是否已經收到一些與你們合作的企業的回音，他們是否已經對他們的企業營運或市場行銷做了調整？ 

馬利欽：我們的確已經收到了一些回音，而且實際上各種公司都有。當我們開始與一家企業合作的時候，通常他們心裡都有一個想法。可能在顧客保留度或顧客忠誠度方面，他們會想“我怎麼來選擇與哪個顧客互動呢，通過直接郵件，還是電子郵件定位？”通過使用我們的電子平台，我們可以確定哪些顧客是他們真正想要關注的顧客，哪些顧客可能早已轉投其他品牌，因此與他們互動是一種消極的 ROI 命題。

因此他們將會開始進行更具有預測性的定位活動。然後行銷人員將會看到這些資料，他們就會意識到，原來真的存在具有這些特徵的優質顧客，但是我們怎麼才能獲得更多這種類型的顧客呢？通過社交廣告，付費研究，還是一些其他特別的東西？

在財務領域我們已經發現了一些案例，所以一個完全不同的部門將開始利用這些模型來瞭解“顧客的銷售預期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思考預算編制和預測”？然後我們會看到這些在整個組織機構傳播，因為人們對這些資料的接受認可度越來越高。當企業開始看到成果，然後根據這些資料做出更多決策，就會產生強大的影響。

費德：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使用案例，有些我們之前已經預測到了，但是有些非常出人意料，我們正在編寫 “客戶終生價值” 戰術圖解。獲得的資料非常簡單，一旦你擁有了這些資料，我們的數學工作就完成了，我們就可以通過自動平台為你提供這些資料。一旦你擁有了這些資料，你就可以做 50 件有趣的事情，阿特姆剛剛已經說了幾個。

對我們來說，真正的關鍵在於找出能夠在企業內部整體擴展的使用案例。所以我們不僅應該把它看作一種獲得和保留顧客的方式，還應該看作一種評判和激勵銷售人員的方式。讓我們用它來進行企業整體評估，評價供應鏈工作人員的工作表現。

正如我們之前所說的，對於那些希望能夠與他們所有的投資組合企業進行比較的私人募股企業來說，在一個企業內部，如果我們能夠將“顧客終生價值”作為衡量的黃金標準，來對我們正在開展的許多不同活動進行評估，這樣不是很好嗎？ 

華頓知識線上：他們要多快才能瞭解這是成為一家成功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費德：自從我們成立這家公司以來，我在今年這一年看到的與之前 14 年看到的都還要多。有一家企業真的在做這些事情，就可以讓這種概念合法化，它不再只是學術上的紙上談兵，象牙塔內的東西。

能有這樣一個平台把這些資料變得明白易懂，然後圍繞它的是這些我們一直提到的各種各樣不同的使用案例，這樣不僅可以把這種理念合法化，而且能夠讓企業不但相信它，而且覺得有趣。讓我們思考我們還可以用它來做哪些事情。它幾乎成了一則自我應驗的語言。

一旦參與進來，他們將會發現更多使用案例，應用，以及探討它的方式。能有公司和這麼多能力卓越的人們參與進來，在公司內部開展合作，取得超出我曾經做的單純學術領域內的成果，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華頓知識線上：阿特姆，這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嗎？你是否在思考這些企業收集起來的很多資料的新的使用方法？ 

馬利欽：當然了。我們前面已經提到，我們很多團隊成員是從金融方面切入的，如果你知道每一位顧客的價值，這對企業來說是瞭解每一位個體價值最重要的衡量標準。

還有一個企業怎樣透過這些資訊把市場行銷、財務、營運、顧客服務、銷售和管理階層薪酬，以及投資者溝通等各個部門統一起來，所有這些使用案例實際上都來自這一個資料。

我們團隊中的很多人擁有財務背景、市場行銷背景和營運背景，他們會想 “既然這些資料存在，以前很多公司無法接觸到這些資料，他們可以用這些資料做什麼呢？” 正如彼得所提到的，我們會不斷發現越來越多的使用案例，以及擁有新點子的企業。能夠看到這些理念傳播，企業開始越來越相信這些模式以及他們所看到的成果，這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華頓知識線上：在某種程度上，最後這將變成為企業終生價值，因為顯然一件事情就會導向另一件事情。

費德：完全正確。這一直是一個教科書案例，顧客終生價值的一個激勵因素就是“如果你把所有這些資料都加起來，那就是這個公司的價值”。但迄今為止，這還只是一個抽象概念。

但是當我們真的可以這麼做的時候，不只是把幾個顧客的零散資料加起來，而是把整個客戶基礎的資料加起來，當我們把這些引薦給那些一直在做這些事情的人，這就是估值，但是如果幾乎不使用顧客層面的資料的話，這就只是把幾個好看的資料加起來而已。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品牌這麼多 顧客為什麼要選你？

• “輕顧客”拆穿數位行銷的假象：精準廣告和社交媒體，並沒有什麼用⋯⋯

The post 如何找到你最有價值的顧客？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以下即為本次訪談經編輯的文字版。 

商業模式設計的重要性：

拉菲·阿密特：我和同事克里斯·佐特啟動了一個旨在探討企業如何從事商業活動——也就是企業的商業模式——這一廣泛問題的研究專案。所謂商業模式是同時能為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創造價值的相互依存的各種活動構成的體系。舉例來說，以前，蘋果（Apple, AAPL-US）公司只是設計硬體，之後把用這些硬體生產和組裝完成後形成的產品賣出。所以，他們的價值等式就是硬體的銷售。

iPod 的推出大大改變了蘋果公司的商業模式，因為公司認識到，自己不只是透過銷售設計精良的電子設備，為利益相關者創造價值，而且還能透過人們對這些設備的使用，為利益相關者創造價值。透過與音樂產業建立關係，蘋果公司 iPod 的推出顯著改變了自己的商業模式，音樂產業是各類歌曲作品的智慧財產權所有者，蘋果公司讓這些唱片公司確信，他們可以銷售歌曲，而不只是銷售 CD。隨後，蘋果公司透過電子商店 iTunes 讓人們下載自己選中的音樂作品。人們每下載一首歌曲，蘋果公司就能從中獲得一些收益，因此……該公司既為客戶創造了價值，也為公司的利益相關者創造了價值，很顯然，也為公司員工創造了價值。

商業模式是企業如何開展業務的方略，它是一個各種活動的體系。當蘋果公司推出 iPod 時，新的商業活動就此出現，透過改進的商業模式創造出的價值也得到了提升，因為（在這個環境中）有了新利益相關者。需要注意的是，利益相關者群體跨越了企業和產業的邊界。誰會想到一家電腦公司會進入音樂產業領域呢？但突然之間，蘋果公司就進入了音樂產業領域。

最近幾年來，我和現在在西班牙巴賽隆納 IESE 商學院工作的克里斯·佐特一直在探討與商業模式相關的眾多問題。舉例來說，一個商業模式的要素是什麼呢？決定商業模式內容的活動是什麼呢？商業模式的結構是怎樣的呢？這些活動怎麼共同創造出這個體系的呢？同樣重要的是，商業模式是如何管理的呢？

誰來實施（確定商業模式的）每項行動呢？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商業模式是怎麼創造價值的呢？商業模式中的根本性價值驅動因素是什麼呢？”我們就是從這些問題入手提出了所謂的 “NICE” 商業模式概念，“NICE” 是 “創新”（Novelty）、“鎖定”（Lock-in）、“互補”（Complementaries）和 “效率”（Efficiency）四個詞語的首字母縮寫。這些就是（商業模式）根本性的價值驅動因素。我們請企業經理人自問：“我們的商業模式 ‘NICE’ 嗎？”

（我們關注的）還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公司設計商業模式的過程。截止到目前，企業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於商業模式的內容，以及商業模式如何創造價值等環節，但很少關注組織如何設計商業模式的問題。他們怎麼改進商業模式呢？這是處於早期階段的新創企業以及歷史較長的組織都存在的一個問題。

你一旦想到經理人做什麼——很顯然，他們必須領導自己的組織，要制定組織的戰略——就會想到：他們怎麼參與競爭呢？而商業模式回答的則是一個不同的問題。我們怎麼展開商業活動呢？所以說，這就是我們這個研究項目的根本。

重要結論：

我們對設計商業模式的過程的研究方法，是根據艾迪歐公司（IDEO）採用的產品設計方法確定的，艾迪歐公司是西岸 Bay Area 的一家領先設計公司，我們把他們採用的方法應用到了商業模式設計的過程中，我們就此提出了一個 “五階段程式”，這個程式是我們理解商業模式設計的前提。

我們的部分工作是確定一家公司設計其商業模式的時機，企業並不是憑空開始設計商業模式的。設計之前，企業會考慮到大量前提。舉例來說，商業模式的目標何在？（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一個前提。其他公司採用的範本是什麼樣的？在多大程度上審慎地吸收那些範本則是另一個前提。

（此外，我們還關注了）從某個商業模式中受益的組織的利益相關者都是誰。（另外，我們還研究了）制約因素——無論是金融、人力資本、監管方面的制約因素，還是可能影響企業能做和不能做某些事情的其他類型的制約因素。

一旦弄清了這些前提，並對這些前提條件進行了充分的溝通，就可以開始我們在論文中寫到的那個程式的第一步了。首先，就是觀察……也就是做一些 “種群” 研究——人們是怎麼使用你的產品或者服務的？他們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他們何時以及怎麼使用你的產品或服務？誰做出購買決策？購買決策是如何做出的？所以，這一步涉及到大量的觀察工作。

之後，就可以進入綜合階段了——也就是把你透過觀察獲得的所有資訊綜合到一起。隨後，你就可以建立一個有些像產品器形的商業模式了。（你會）說：“這是我們開展商業活動的一個設想，這是我們開展商業活動的另一個設想，讓我們來比較一下吧。”（第四步是）隨著你更深入的思考，精煉商業模式並使之最後成型。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貫徹實施。

這個由觀察、綜合、形成、精煉和貫徹實施構成的迴圈，應該是個持續不斷的過程。這個過程並不是一個起點，而是個動態過程，企業永遠也不能心安理得地認為：“這就是我們開展業務的模式，我們以後只要照此辦理就可以了。”我們對這一點的建議是，組織中的人必須全盤思考自己的問題——而不是只在自己的 “穀倉” 中思考，必須對組織採用一個更廣闊的視角進行觀照，而不是只關注自己參與的活動。我們的研究結果讓我們確信，這樣才能為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創造價值。

事實上，有關這一程式的這篇論文是我們以前對新興企業的研究成果的記述。我們想將關注的焦點和對年輕的成長性企業的經驗性研究，擴展到業務多元化的全球性大公司。

企業的業務活動現狀與這項研究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不採用持續更新和修正商業模式的程式，會有什麼後果呢？我想列舉兩個例證。

我們先來看看黑莓（BlackBerry Ltd, BB-US）（Blackberry）的情形，這個品牌的智慧手機一度在政府、企業和消費者中間居於統治地位。“黑莓” 在美國社會幾乎成了一個 “動詞”。甚至連美國總統也使用黑莓手機。但是，黑莓一直固守一種業務模式，沒有重視電信領域發生的變化，沒有看到無線網路傳輸影音和其他圖形資訊的能力。公司高層沒有據此改變企業的商業模式。今天，黑莓的境況每況愈下，有人甚至說公司已陷於破產的邊緣。

另一個沒有改變其商業模式的企業是諾基亞公司（Nokia）。有一段時間，該公司是手持無線通訊設備歷史上市場份額最大的企業。後來，該公司在手機領域日薄西山，衰落得在全球手機銷售額中只佔有極小的份額，以往的市場份額已被三星（Samsung）、蘋果、HTC 和其它品牌奪走。

公司透過轉變其商業模式而重塑自己的實例是 IBM 公司。從歷史上來看，IBM 公司是個以產品為中心的企業。該公司銷售的是電腦、磁碟機、磁帶驅動器和許多其他產品。今天，IBM 公司的絕大部分收入都來自服務，其產品已經不再是營收的手段，而是提供服務的手段。

IBM 公司的業務就這樣發生了深刻的轉變。今天，該公司的大部分利潤並不是來自各種 “盒子”，而是來自服務。IBM 公司收入的最大部分同樣來自服務。所以，IBM公司就是一個多元化的跨國大型企業，因為大舉更新或修正其以往商業模式而始終保持領先地位的經典例證。

這項研究與其他研究的距離有多遠呢？

我們認為，我們是最先專注于商業模式創新過程研究的研究人員。人們一直有一種認識，那就是商業模式創新很重要。但在我們進行這項研究之前，還沒人深入探究過如何在商業模式設計中進行創新。我們認為，這也是我們這項研究的主要貢獻所在。

對企業的重要啟發：

首先，要將設計思維應用於商業模式的設計。從傳統上來看，設計思維一直主要應用於產品的設計。通過這項研究，我們認為，企業用於設計商業模式的程式本身可以創造巨大的價值。

第二個啟發是，企業需要提升不斷向自己提出如何調整商業模式、如何精煉和修正商業模式等問題的能力。這是一種需要成為企業 DNA 的一部分的能力。商業模式必須隨著企業競爭環境的改變而改變。企業（必須）認識到，組織中的每個人和所有人都需要關注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的經營方式，還是將價值創造的潛能最大化的方式嗎？”

因此，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商業模式的設計將不再僅僅是首席執行長的工作。組織中的每個人和所有人都要自問：“在我參與的活動中，還有其他方式可以完成那些活動嗎？我參與的活動與我們企業為利益相關者創造價值的其他活動有什麼關係呢？” 很顯然，我這裡所說的利益相關者，是指企業的客戶、合作夥伴、企業所有者、企業的員工和經理人等群體。企業在深入思考商業模式的設計時，必須要考慮到所有這些人的利益。

所以說，這項研究可以為企業帶來兩點主要啟示。首先，設計不僅僅適用於產品設計，同樣也適用於設計企業的商業運作模式。其次，商業模式設計必須成為一個持續不斷的活動，必須成為企業的 DNA 的一部分。

進行這項研究時令人吃驚的事情：

一方面，商業模式設計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比我預想得更真實也更大。但另一方面，最讓我吃驚的是，在我們調查和交流的企業中，很少有企業把商業模式設計的程式當成企業 DNA 的一部分。

極少有組織經常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怎麼調整商業模式呢？我們怎麼才能找到一個更好、更有效、創造更大價值的商業模式呢？”這讓我很吃驚，因為我認為，總體而言，經理人和組織會從對商業模式設計更深入的思考中受益，應該想到這並不是個一次性的過程，也不是兩年進行一次的過程，“還有更好的方法嗎”——他們應該把它當作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是企業應該擁有的動態能力。

是否能讓這種設計思維成為企業的 DNA 取決於領導層，所以，他們並沒有這麼做的事實確實讓我很吃驚。

消除誤解：

人們普遍認為，創新就是指產品創新。我們的研究試圖向人們說明，創新並不僅限於產品創新，（而且還包括）企業從事商業活動方式的創新、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如何互動的創新，以及企業的各項活動如何相互關聯的創新。誰實施每項行動呢？

因為資訊技術和通訊技術的顯著進步，所以，當今環境中的商業模式會涉及到很多由其他公司完成的活動的內容，這是當代企業運營商業模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可以列舉很多這樣的例證，比如，亞馬遜（Amazon, AMZN-US）的商業模式，該公司依靠美國聯合包裹服務（UPS）遞送人們購買的產品。亞馬遜自己並不生產也不儲存自己銷售的大部分產品，他們只是把貨物發送給最終消費者。所以，亞馬遜的商業模式涉及企業之外的公司及其活動——這些公司及其活動也不屬於自身所在行業。

有些公司開創業務的方式就是徹底的創新。比如說基於 C2B 商業模式的旅遊服務網站 Priceline，該公司就對旅行方式進行了革命性的創新。你登錄他們的網站不是為了去看航班資訊或者他們提供的旅行套餐，而是相反。你可以告訴他們：“我想從 A 地去往 B 地，我想為這次旅行支付 X 美元，請給我安排航班和報價。”

這種商業模式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 “逆向拍賣”（reverse auction）。但它會在很多方面創造價值——航空公司沒有賣掉的座位就此得到了安置，因為他們無法在空位上賺錢。所以說，各方都是贏家。這就是一種創造價值的商業模式，而且其中並沒有具體的“產品”。eBay 也沒有產品，對吧？這個公司的商業模式就是其價值的來源。

下一步研究？

為了探究一個相關的問題，我們付出了極大的努力收集資料，這個問題的關注點是大型企業以及如何讓商業模式與組織——企業中的人和企業的激勵機制——共同發展。（我們之所以關注這個問題）是因為商業模式的關注焦點是一家企業的行為怎麼創造價值、這個行為體系如何創造價值、行為之間怎麼聯繫以及誰實施那些行為。但組織還有其他因素需要予以關注，這也是我們這個研究專案下一階段的內容，我以前說過，這些研究我們 15 年前就開始了。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破界時代，商業模式層出不窮，到底要如何創新？

• 投資人請注意 大公司的隕落的原因：忽視破壞式創新

The post 最近的創新：重新設計商業模式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執行長馬克·祖克柏 (Mark Zuckerberg) 將高度成長的趨勢歸功於：線上影音大量的觀看數量。據 Cisco Systems 所稱，2016 年影片佔行動數據流量的 60％，到 2021 年將會達到 78％。互動廣告協會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 表示，截至 2016 年上半年，美國手機影片廣告的支出相較於一年前成長了 178％，佔線上影音市場 39 億美元的 40％ 以上。華頓商學院 (Wharton) 的行銷學教授 Jonah Berger 認為：“社群媒體正在從文字轉向圖片再轉至影音，臉書正在隨著消費者的喜好而改變”。

臉書的影音服務包含最近推出的直播功能 Facebook Live，類似推特 (Twitter, TWTR) 所提供的直播服務 Periscope。臉書還為 Apple TV 和其他電視盒創造了新的應用程式，以便客戶可以在電視螢幕上觀看影片。其中包含 360 度的影音。根據報導，公司也計劃添加來自於好萊塢的影集，或者自己生產約 30 分鐘的原創內容，並聘請了影音網站 CollegeHumor 的聯合創始人兼創意總監 Ricky Van Veen 以及 MTV 高層 Mina Lefevre 來開發原創電視節目。

華頓商學院客戶分析組織資深研究員 Shawndra Hill 表示，“雖然臉書從來沒有成為媒體公司，但它們希望阻止大量用戶群遷移到其他具有影音功能的線上網站。因此，它們正利用一個非常 ‘熱門’ 的方式：線上影集，來吸引用戶。”

“這可能會讓廣大且參與互動的用戶連結至創新、有趣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能夠連結到使用者已經十分熟悉的健全的廣告生態系統。”Hill 補充說。 “更有趣的是，臉書有方法可以更貼近千禧世代，透過過去傳統的廣告，公司難以接觸到這一類觀眾。”

華頓商學院的行銷教授 Pinar Yildirim 進一步指出，社群網路和媒體公司之間的界線已經模糊。她認為：“無論是用戶還是專業人士，都能夠創作和消費內容”。 現在人們會同時使用社群媒體和看電視。“結合這兩者，或允許個人在消費內容的同時，也可以透過網路互動，能夠減少摩擦”。

事實上，“目前的趨勢傾向於在網路上消費更多的影音內容。隨著人們使用線上影音服務的比例日益增加，越難透過有線電視來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Hill 表示，“客戶注意力將移轉到線上服務”。

但社群電視需要有良好的內容才能成長茁壯。為了鼓勵創作者，臉書向 YouTube借鑒，並同意共享廣告收入。根據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的報導，臉書所分配到的廣告收入比例將佔 45％。但是，不同於產業的先例，臉書已經禁止在影片前播放廣告或者置入性行銷，而是在影片中間播出這些內容，讓用戶獲得更好的使用體驗。臉書也請一些名人和媒體公司在網站上創建直播內容。

“影片是增加與客戶參與互動的好方法。例如，影片能夠比相片吸引更多人寫下評論”。華頓商學院的營運、訊息處理與決策教授 Kartik Hosanagar 撰寫了一篇研究論文，發表在臉書上。然而，“臉書的另一個挑戰是，用戶在社群網站上分享的內容和更新貼文的數量開始減少。此外，臉書一直在尋找能使業務多元化的方法。鑑於這兩點觀察，決定進軍影音是很合理的做法”。

廣告收入的競賽

臉書和谷歌（Alphabet, GOOGL-US） (Google) 已經得到了絕大多數的線上廣告費用。Bloomberg Intelligence 的一份報告顯示，影音推播可能會讓臉書和谷歌的 YouTube “再度於行動廣告獲得主導地位”。可以肯定的是，還有很多其他影音內容提供者，如  “谷歌、臉書、Snapchat (Snap)、雅虎（母公司 Verizon, VZ-US） (Yahoo, YHOO) 和推特 (Twitter,TWTR) 都致力於爭取影音廣告收入。”此外，還有 Hulu 和亞馬遜（Amazon, AMZN-US） (Amazon,AMZN) 。而Netflix (NFLX) 則是避免商業廣告的進駐。

Hill 認為，“所有線上服務都致力於將競爭對手排除在外。傳統的電視透過網路合作夥伴產製新鮮和新奇的內容，以及添加解決方案，像是創新的服務，如能夠讓觀眾可以融入節目，成為其中 ‘一部分’ 的虛擬實境，對消費者來說，都是好事一椿。我預計在這個領域會有很多創新和發展，可以肯定這對觀眾而言，會是最有趣的部分。因此，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人們轉換觀看內容的門檻非常低 (可以任意從 Hulu 切換到 YouTube 再切換到臉書)。但是，情況不一定是這樣，內容提供者會透過定價來解決問題。”

YouTube 正在進行改善，以增加更多競爭力。從 2018 年開始，它將免除原本無法跳過的 30 秒的廣告，改為採用 6 到 20 秒的廣告。Netflix 正在研究如何使其影片在小螢幕上觀看起來更加舒適。臉書則推出了史上規模最大的行銷活動，鼓勵行銷人員剪輯影片，在智慧型手機上能夠完美呈現。

Berger 談到，“關鍵是根據裝置的不同來設計內容，了解消費者如何使用這些裝置和他們正在尋找的內容，並構建與裝置格式相符的內容”。華頓商學院的營運、訊息與決策學教授 Katherine Milkman 補充表示：“我的研究表明，如果目標是創建病毒式的內容傳播，那麼確保內容能夠引起情緒反應會是關鍵。這樣的情緒會使心跳加速，這比起抑制興奮的情緒 (例如悲傷) 能夠得到更多的回應。有用的資訊、令人驚訝和感覺有趣的內容也很重要”。

Hill 指出，這些廣告對臉書廣告客戶是非常有效的，因為它們 “打開通路，進行更精確的一對一行銷。從廣告客戶的角度來看，這些服務最令人興奮的方面是，可以在客廳甚至是其他任何地方，例如地鐵或飛機上接觸用戶。此外，這些服務將確切地知道誰正在觀看、觀看時間和次數，因為它會連結到個人 ID ”。

Hill 補充，由於人們已經習慣上線，“廣告商可以提供行動召喚 (calls to action,CTA)，讓觀眾在相關網頁上獲得訊息或進行購買，甚至希望能夠在未來做到更多，例如在未來能夠透過聲控說出“購買”，減少更多人們拒絕的可能性。一旦線上媒體的解決方案達到一定的數量，足以取代有線電視，這無疑是敲響了電視與廣告之間的喪鐘”。

臉書的進階服務？

華頓商學院的市場行銷學教授 Peter Fader 表示，臉書應該考慮提供優質的服務，包括只有付費會員可以觀看的影片和其他內容的服務。他指出，“觀察亞馬遜 的 Prime會員的運作方式，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方向上運用這項優勢”。像是數位影音、商品兩天內到貨、電子書租借和其他優惠。“誰能否認這項作法的成功？臉書需要朝這個方向前進”。

它應該從 YouTube Red 的困境中學習，它提供的進階服務包含免除廣告，能夠觀看 YouTube 的原創內容，並允許離線播放。Fader 指出，“對我而言這與一般用戶的體驗似乎沒有太大區別，與亞馬遜相比，它另外提供免費送貨等服務。也許 YouTube Red 的吸引力仍然不足”。 YouTube Red 每月 10 美元或一年 120 美元，比亞馬遜Prime會員一年 99 美元的會費還要高。

但是人們會想在臉書上看電視嗎？ Fader 表示，也許 “人們只想看看他們的高中同學們現在正在做什麼，而使娛樂服務無法發揮作用。但另一方面，它是人們生活中的要角，作為一個巨大的平台，這對廣告客戶而言依舊是有吸引力的”。另外他也指出，臉書在過去十年中不斷演變，終有一天可能會成為一個多元的平台。

有一件事情很清楚：線上影音對傳統電視產生了重大的轉變。Hill 認為 “我們將擺脫從電視觀看影片的思考”。這一切都只和內容有關。“透過網路觀看，我們很快將會進入一個稱為內容連接媒體的世界。內容、生產和消費的民主化時代已經開始。我認為這個領域最初會有很多競爭者，但最終會收斂到只剩下幾個大型的平台”。

臉書會成為影音平台之中碩果僅存的廠商之一嗎？每個人都在猜測 “這項作法是否會成功。在影音市場當中，消費者目前已經有有足夠的選項。若想選擇社群影音，會選擇 YouTube 。要選擇優質的內容，我們有 Hulu 和 Netflix 。所以目前還不清楚臉書在這個市場上可以佔據什麼利基。 除非臉書有一個明確的利基市場…否則還不清楚它是否會有大規模的成功”。(編譯/Rose)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FaceBook是否能在社群媒體之中更上層樓？

• Facebook推出新產品：與電視爭廣告客戶

The post Facebook的重注 將為電視帶來衝擊？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每天都可以看到在某個地方有著新的商業相關的文章或部落格探討數位創新。百視達已死，計程車業還在苦苦掙扎，而旅館的客群也慢慢地流失，轉而一般民眾租借房屋。這使我們能夠從中了解，傳統業者正遭受採用數位科技的新競爭者、富有才能與活力的團隊和新興的創投的圍攻。只有非常少數的產業的 CEO 們未遭受數位創新的威脅。

銀行業也不例外，管理高層相信數位化衝擊將會驅使 40％ 的公司在未來 5 年內被踢出前 10 名之外。正如巴克萊（Barclays PLC, BCS-US）銀行 (Barclays) 前執行長 Antony Jenkins 在 2015 年演講中所說：“在未來 10 年，我們將看到金融服務出現了一些非常嚴重的打擊，讓我們稱之為 Uber 時代的來臨”。

10 年可能是非常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重大衝擊已經發生。金融科技在一波大規模投資資助之下，如同雨後春筍般出現，投資的範圍從支付、資產管理、借貸到理財規劃。下方的圖表中顯示出破壞式創新金融服務的例子。有一些分析師相信金融科技創新會對銀行收入造成 10％ 至 40％ 的影響，並減少 170 萬份銀行相關的工作。

加上監管機關的關注、歷史性的低利率，以及大多數 (73％) 的千禧世代更喜歡從非金融服務公司獲得銀行服務，銀行似乎是逐漸步入百視達的模式之中。

但在宣布遊戲結束之前，讓我們思考一些銀行所特有的優勢。

頻率。除了社交媒體平台，銀行是我們生活中第二個最常接觸的平台。人們每月平均會進入銀行 17 次，進入零售商 14 次。大多數的品牌會花費數十億美元提升客戶互動，雖然銀行已經具備這項優勢，但客戶對銀行的忠誠度卻和有線電視公司不相上下。

接觸和信任。現實和虛擬結合，可以延伸至更多人的日常需求 — 人們會想知道附近有哪些銀行。目前也有完全不具實體的網路銀行，如 Wingspan、ING Direct，和 Capital One 360，這些銀行就像電子商務中的巨頭亞馬遜（Amazon, AMZN-US） 。但現在透過儲物櫃、取貨點，甚至是亞馬遜商店 Amazon Go ，仍能了解目前尚有實體的服務的需求。

知識。銀行擁有大量的客戶資料，也了解他們需要的是什麼，內容涵蓋客戶的工作地點、消費資訊、儲蓄金額，甚至是旅行地點。銀行可以知道，你是否以 Uber 司機作為副業來存錢買下一間新房子、是否準備開啟商業銀行帳戶、調高汽車貸款，甚至是融資買房的想法。但這些數據大多散落於不同的來源之中，使得這些資料要整合並不容易。

儘管擁有這些歷史優勢，但銀行仍需要開始思考從僵化的龐然大物，轉變為提供高度個性化的實體和數位體驗，以便與下一代銀行消費者產生交集。有幾個關鍵機會如下：

使銀行服務與生活無縫接軌。當迪士尼（Walt Disney, DIS-US）在主題公園推出魔法手環 (MagicBand) 時，公司整合了無摩擦交易 (Frictionless Transaction) 與個性化功能的可穿戴式裝置，並改善客戶體驗，不費吹灰之力地增加每位客戶 8％ 的消費。 銀行需要做出類似的功能，將銀行融入日常生活體驗中，以保持相關性。例如 BBVA 的 Wizzo 應用程式使得借貸資金變得更加便利；TransferWise 則減輕了出國換匯的痛苦，或 Quicken Loans 的 Rocket Mortgage，在你需要資金時批准貸款。

極度個性化。雖然有 69％ 的客戶已嘗試行動銀行，但只有 25％ 的客戶會定期使用。 就像其他行動應用程式一樣，面臨著使用戶持續使用的挑戰，銀行通常會使用標準化的應用程式，而無法善於利用最近的行為模式和內容，也無法基於消費者的偏好而採用不同的模式來從中獲得優勢。

為了提供 “極度個性化” 的體驗，銀行必須結合消費者對於多種模型的預測分析。透過數據了解用戶行為，銀行可以確定客戶會偏好自助服務的機器人顧問或真人顧問，或客戶是否可以透過像是 Simple 或 Digit 這類輕鬆活潑的網頁，提高他們對財務的知識和儲蓄紀律。透過接觸的新方式，例如語音代理和穿戴式裝置都會增加抓取資料的機會並改善客製化的服務。

將分行轉變為體驗中心。隨著數位化的程度提高，這一趨勢似乎已經從實體服務據點開始產生了變化，根據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DIC) 的數據表示，自 2009 年以來，美國已有近 6,000 家銀行分行關閉。但正如我們在零售業看到的，領導者正在想辦法讓實體店面縮小，並改採自動化，同時也讓員工成為客戶體驗大使，因為實體轉換率 (為 25％) 仍顯著高於線上 (2.3％) 的轉換率。

Sephora 和 Nike 等零售品牌，藉由讓客戶瀏覽商店庫存、預約，甚至是與員工互動，使消費者能夠輕易地從線上轉移到當地店面。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 BAC-US） 已經開始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更緊密地結合線上和地方分行之間的客戶體驗，而現在 Capital One 則有 16 間銀行咖啡館，旨在創造一個更輕鬆的銀行環境。雖然已有人開始提供真正與消費者的連結和個人分行的體驗，但整體產業仍然是落後的。為了使體驗更像星巴克（Starbucks, SBUX-US） (Starbucks,SBUX) 而不是麥當勞（McDonald’s, MCD-US） (McDonald,MCD)，銀行將需要增加自動化 (數位整合、自動櫃員) 的投資，以及吸引和培訓人才，來滿足新一代數位狂熱的客群。

以客戶為中心的創新模式。在這個賦予數位終端使用者權利的新時代當中，無論你是找到方法讓客戶成為你創新模式的一部份，或是讓用戶圍繞著你的創新。最好的方式是以有組織的方式來進行，如 Waze、Pandora 和 Betabrand，透過智慧型裝置、寬頻連接和他人已付費的社交媒體平台來利用“別人的錢〞(Other People’s Money, OPM) ，而達到了相當高的資本效率。

J&J 創建了一間病患體驗中心，在進入該領域之前，先反覆測試病患和受試者對於第一手醫療保健創新的反應。在非洲，有微型金融服務 M-Pesa (由 Vodafone 創建) ，當地的無線業者 Safaricom 在許多沒有銀行帳戶的行動消費者中看見了創新的機會，因此雙方進行合作。現在 M-Pesa 已經成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最大的支付平台。在銀行業務方面，TD Bank 與 Moven 合作，讓千禧世代與基礎的銀行服務接觸，這是以客戶為中心的創新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銀行若要抵禦以消費者為中心的企業，像是蘋果（Apple, AAPL-US）、谷歌（Alphabet, GOOGL-US） (Google) 和亞馬遜，阻止它們破壞市場，仍然有一段很長遠的路要走。

創建快速商業模式。當 Jeff Immelt 宣稱來自硬體的數據價值超過硬體本身時，迫使 GE 重新思考如何擷取數據並為其未來的客戶帶來價值。 GE 的轉型計劃中，每個業務部門現在都有首席數位長，GE Digital 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軟體公司之一，預計到 2020 年將創造 150 億美元。

同樣，西班牙對外銀行 (BBVA)  的主席 Francisco Gonzalez 也表示，銀行的創新過程就像是為“正在運行中的卡車換輪胎。”BBVA 在七年前啟動了能夠加速的大型創新計劃 (“Big I”)，將當時營運和未來創新的 80:20 比重，調整為 60:40。這為組織結構，專門的數位組織和許多外部的創新和風險帶來了相當大的改變，讓公司在轉型的同時仍能夠執行當前的業務。

其他銀行也開始仿效，如花旗的創新實驗室，Umpqua 與其子公司 Pivotus Ventures ，或 Rabobank 在核心業務之外，創立了 MyOrder 。 為了支持核心業務 (或 “Little I” ) 的持續創新，同時創建和加速可能破壞核心業務的 “Big I” 創新，銀行需要有能力達（4552-TW）到這兩個使命。他們還需要靈活的基礎設施、支持快速實驗以及核心業務所需的可靠性、安全性和規模。 IT不再僅僅是經營業務的成本，而是創新的關鍵推動力。

在去年的 10 月份，監管銀行的金融管理局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OCC) 成立了創新辦公室，執行創新的基礎架構，甚至檢查金融新創公司的特別銀行執照。 在新政府的治理之下，美國監管機關可能會更寬鬆，未來我們可能會看到新的創新途徑進一步開放。這與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DA) 在醫療數位化和行動醫療應用程式方面的做法類似 – 制定了指導方針和範例，以促進創新，並減少創新的阻礙。

雖然監管方面有進步的跡象，但大多數銀行在數位創新的部份仍然相當地落後。 儘管在過去二十年來科技投資是相當重要的領域之一，創建了許多重要的產品，如 ATM、金融卡、信用評分、支票掃描和存款，但銀行在數位化轉型，仍落後於其他的產業，如零售 、交通運輸甚至醫療保健業。

好消息是，銀行有著豐富的歷史數據以及實體和數位接觸的平衡，它們仍然處於一個能夠贏得新一波的數位化客戶的良好競爭地位。 但它將堅定地致力於以客戶為中心的願景，並使商業模式加速，讓基礎設施更有彈性，以實現 “Big I” 的創新，並以數據驅動的方法，提供個性化的相關銀行體驗。

對銀行高層而言，現在就是決定你是 Netflix 還是百視達的關鍵時刻。你們的客戶不可能永遠在原地等待。(編譯/Rose)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注意破壞式創新

• 投資人請注意 大公司的隕落的原因：忽視破壞式創新

The post 銀行要如何迎頭趕上數位化時代的競爭者？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Uber 能在虧損開始危及公司生存之前減慢燒錢的速度嗎？表面上阻止赤字似乎沒什麼難的。Uber 不擁有車輛也不雇用司機，在資本和人力成本上節省了資金。但華頓的專家指出了其他主要成本：Uber 消耗了巨量的資金創造一個分享經濟的新市場，訓練、招聘和補貼司機（這方面），為吸引客戶而推出免費乘坐，建立一個管理本地和區域辦事處的全球系統，以及聘請律師處理法律訴訟和應對監管機構。

華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埃賽克葉·荷南德（Exequiel Hernandez）根據與 Uber 高層的訪談為他的課程寫了兩個 Uber 的研究案例。他說，“我猜 Uber 認為，我們有這個軟體和技術的平台，可以在任何地方運用，輕鬆征服世界。Uber 低估了與技術和商業模式無關的成本，這些成本產生於遵守法律政策、應對監管抵制，甚至還有如何應對不同市場之間的文化差異。

創立 Uber 的想法產生于聯合創始人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和加勒特·坎普（Garrett Camp）在巴黎一個下雪的夜晚叫不到計程車的經歷。坎普的第一個想法是創辦一個 “豪華轎車分時租車服務” ，乘客透過智慧手機軟體在需要時預訂車，填補專用車服務的閒置時間。後來，Uber 將推出的服務擴展到低價乘車，如 UberX、UberXL、UberSELECT ; 新 Uber 服務UberBLACK、UberSUV 和 UberLUX ; 以及共乘服務 UberPOOL 。 Uber 如今在 70 多個國家的 500 多個城市裡營運。

Uber 的創新並非到此為止。它運用了“尖峰時間動態定價”的概念，當一個地區的用車需求超過供應時，價格上升。背後的思維是更高的價格將促使更多的司機出現，直到需求和供應達到平衡。荷南德說， Uber 開發了一個儀表板，在一個城市提供即時的供需資料，使管理人員看到可以讓司機前往的高乘客流量地區，並相應調整價格。乘客使用借貸卡、信用卡或預付卡預訂乘車服務，因此他們不需要像坐計程車那樣準備現金。此外，雙邊評級系統對司機和乘客都進行評級。

雖然尖峰時間定價的做法不是現在才有，航空公司已經運用多年，但卻是首次用於汽車服務。Uber 讓乘客接受了這一做法。華頓商學院營運、資訊和決策教授提爾·維拉哈凡（Senthil Veeraraghavan）表示，只要成本透明、公開和公平，“大家就能習慣”。例如，平時只需 4 美元的搭車服務高峰時期需要 7 美元，乘客並不反對。雖然初期曾遭到一些在新年前夜狂歡的人抗議短途乘坐需要幾百美元，但乘客已經學會事先考慮高峰時段的價格問題。 Uber 給出提示避免這樣的意外。維拉哈凡表示，“ Uber 告訴乘客某一時段的需求會很高，所以你應該根據總體需求安排行程”。

華頓行銷學教授羅恩·伯曼（Ron Berman）指出， Uber 的運作是一個典型的“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Uber 公司是司機和乘客之間的“造市者”，提供連接雙方的平臺。他補充說，因此產生了一個“強勁的網路效應”（strong network effect）。“路上的司機越多，乘客等待的時間越少，他們得到的服務就越好。這吸引更多的乘客和更多的司機加入 Uber ，因為他們知道有很高的需求存在，和更少的閒置時間。 

熊市與牛市情境預測

要讓這個模式成功運轉，Uber 需要達到群聚效應。Uber 對成長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燒錢迅猛的原因。伯曼說，在這些情況下要達到群聚效應的公司需要補貼供需雙方，付錢使他們加入這個體系。他指出，這方面給 Uber 造成很高的成本：“每賺 1 美元就會損失大約 3 美元。”然而，獲得群聚效應通常也會導致“贏者全拿的效應”，就像谷歌（Alphabet, GOOGL-US） (Google) 在搜索領域和臉書（Facebook, FB-US） 在社交網路領域的地位一樣，伯曼補充說，“在這種情況下，Uber 以犧牲利潤為代價努力快速成長是有道理的。

Uber 將自身的業務定位為將長期蓬勃發展。荷南德說，“另一個看問題的角度是 Uber 在打持久戰。我們不習慣創業公司拉這麼長的戰線。我們習慣新創公司最終能找到獲利點、上市和退出。“最接近 Uber 的例子是亞馬遜（Amazon, AMZN-US）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長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幾十年將發展置於利潤之上，甚至到今天，亞馬遜也不是一個利潤豐厚的公司。但是專家也錯誤地預測了亞馬遜的死亡。

從監管機關的角度來看，大力投資來攻佔市場也很有意義。荷南德說：“如果只是為了與競爭對手 Lyft 或和中國對手滴滴打車競爭，那麼認為 Uber 燒錢太快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監管機關的角度實際上證明了燒錢的合理性。” Uber 需要影響力、資金和合法性，以便監管機關接受它提供的服務，即使它威脅到許多城市的傳統計程車行業。通過先補貼乘車，Uber 獲得更多的人使用並喜歡這項服務。這是公司在監管機構面前的一個主要優勢。

“它需要公眾的支援，需要乘車分享成為經濟的重要部分，以便監管者有不禁止它的動力，而是以某種方式保持就業和以及有關的基礎設施。荷南德說，“這需要規模，你不會去紐約市議會說，‘我們只是紐約的一家本地公司。’而如果你說，“我們遍佈全球，消費者都喜愛我們這個品牌，’然後你就能稱霸市場。

華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泰勒·瑞恩（Tyler Wry）認為若將 Uber 的發展計畫考慮在內，燒錢問題就沒那麼嚴重。“他們試圖控制這個行業空間。有了這麼多的資本，他們有能力迅速擴張，滲透不同的市場，有效阻止競爭對手，而不用擔心自己陷入流動性緊縮。”他認為 Uber 的投資人若是贊同這些支出戰略，也都將接受風險。

燒錢的負面影響是，Uber 就算承受虧損也要降低價格以獲得更多乘客的策略，從長期來看是有問題的。為了取得成功，“該戰略依賴于 Uber 能在所有主要正統計程車企業退出後取得市場主導地位，華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阿卡迪·薩哈羅夫（Arkadiy Sakhartov）說，“我不認為這個戰略可持續。”例如，他指出，從他家乘坐計程車到機場要花費 95 美元，而使用 Uber 僅花費 32 美元。計程車行業知道跑一趟車定價多少才能夠賺錢。Uber 為了在同一趟路程上賺取利潤，必須將成本降低三倍，這是不太可能的。

Uber 快速的全球擴張也花費不菲。荷南德說，“Uber 想做的太多。它在太多的國外市場上燒了太多的現金。在不同的市場經營和競爭成本很高。”相比之下，Uber 的美國競爭對手 Lyft 奉行以美國為中心的戰略，並在國外選擇合作夥伴。然而，華頓商學院管理教授趙明元（Minyuan Zhao，音譯）說，她不會將兩者作比較，因為他們追求的目標、時間和要吸引的投資者不同。雖然 Uber 的戰略有正當理由，但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公司可能“對自己的利益野心過大”。

對其他服務進行投資是 Uber 另一個燒錢的地方。Uber 推出了食品叫送服務 UberEATS，直升機搭乘服務 UberCHOPPER 以及長途卡車服務 UberFreight 等。但這些可能會分散注意力。瑞恩教授認為，“試圖同時進行多個戰線，可能會大大增加公司營運的複雜性並分散焦點。不同業務部門建立在相同的基本能力上雖然能夠緩和這個問題至某種程度，但仍然值得擔心。” 

全球市場的複雜性

荷南德早期曾預言Uber在中國不會成功。“我覺得從中國退出實實在在證明了他們也許過於輕視征服新市場的難度。” 2016 年 8 月，Uber在與本土競爭對手滴滴打車激烈競爭後退出中國市場，每年損失了 10 億美元。Uber 將中國業務賣給滴滴，持有其約 20% 的股權，滴滴表示將對 Uber 投資 10 億美元。荷南德表示，Uber 失敗的一個原因是，“他們不會贏得那裏的監管戰爭。當本土公司與外國公司競爭時，中國政府偏向本土公司”。

Uber 也誤解了歐洲大陸。“他們不明白……在德國、西班牙或法國，‘為司機提供一個成為個體戶的機會’的想法不受歡迎，因為人們更關心勞動保障，埃爾南德說。

但是，Uber 在拉丁美洲市場績效優異，例如墨西哥，儘管計程車司機反對，“在墨西哥，計程車又舊髒而且昂貴，甚至墨西哥市長都用 Uber，”荷南德指出，“Uber 帶來的價值主張不同。”中東似乎也是 Uber 的大市場。 然而，亞洲市場目前仍然喜憂參半。

荷南德說，Uber 的更大的教訓是，它需要在進入城市之前先有一定的瞭解。雖然 Uber 可以在總部運作技術平台，但大部份的營運都在本地：司機、乘客、監管機構、價格和文化習慣等。Uber 從一開始就理解這種二分法，但是它的操作模式在技術方面的集中化和操作的超本地化之間偏離平衡。

事實確實如此，當業務發展團隊的目標與當地營運團隊的目標發生衝突時，問題就產生了。荷南德在 Uber 案例研究中表示，“營運團隊更專注於創造可持續性的營運。相比之下，業務發展團隊的績效是透過他們開闢新城市的速度來衡量的”。

例如，當業務發展團隊與當地司機談判達成不可持續的高傭金率，以便更快地讓更多汽車上路時，營運經理就會開始抱怨。（荷南德表示，Uber 通常會收取 20％ 到 25％ 的傭金）後來，Uber 意識到可以透過重組到區域中心而不是超本地化來節省資金。現在，區域經理會對城市營運做出決策。

至少，Uber 對監管規定眾所皆知的強硬態度似乎有所軟化。荷南德指出 CEO 卡蘭尼克在德國 2015 年會議上的談話預示著公司從“有原則的對抗”（principled confrontation）的激進策略轉變。他的演講題目是《 Uber 與歐洲：共同合作使城市轉型（Uber and Europe: Partnering to Enable City Transformation）》。最近，Uber 表示將與市政府官員分享匿名的匯總行車資料。這些行車資料可以幫助城市決定在何處投資基礎設施，以舒緩交通或帶來其他益處。

Uber的未來

Uber 無疑仍面臨許多挑戰。額外的法規可能抑制其成長，而將司機歸類為享有福利的員工之類的訴訟可能大大增加其成本。去年秋天它在倫敦該類案件上敗訴，並剛解決另外兩件。Uber 還面臨稅收壓力，例如俄羅斯從今年開始對全球科技公司提供的電子產品和服務徵收 18％ 的增值稅。Uber 表示將補貼司機，但額外的手續也讓一些人退出。

維拉哈凡說，至於 Uber 提高其傭金以抵消更高的成本，也可能有問題，因為這以提高司機的成本為代價。司機已經承擔了燃料、汽車折舊和保險的成本，如果 Uber 要求更多，他們可能離開 Uber 轉向其競爭對手。Uber 在保持司機的積極性上也有問題。伯曼說一半的司機僅在一年之後就不再活躍。

司機的問題可能是促使 Uber 投資自動駕駛汽車的原因。然而，這意味著 Uber 必須擁有汽車。“他們用資本成本來替代勞動力成本，”維拉哈凡說。“資本成本是否更便宜？我不確定。”但薩哈羅夫認為自動駕駛車輛是解決 Uber 融資模式的最合理方案。“透過降低價格並大量投資技術，Uber 可能現在接受虧損，因為它將依賴於未來將業務模式與無人駕駛車輛相結合的優勢。目前預計無人駕駛車輛將在 2035 年之前取代所有其他的汽車。在這種情況下，計程車業務的成本結構將發生巨大變化。”屆時，Uber 將能透過不支出任何司機成本補償其虧損。

儘管現金流存在問題，Uber 仍然是迄今為止最大的全球叫車軟體新創公司，並將繼續保持其領先地位。荷南德認為在許多市場將會存在由 Uber 和不超過一兩家本地創業公司組成的寡頭壟斷。“進入的障礙已經提高了。你需要品牌，需要現金。”特別是擁有雄厚資金支持的 Uber 總是隨伺在後。伯曼補充說，“我認為市場上不會有超過兩到三個能夠長期獲利的叫車軟體，除非價格上漲，回到與計程車公司不相上下的局面。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Uber在共享經濟相關的法令議題要解決，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 多元文化債務：Uber 陰溝翻船的危機

The post 要發展還是要利潤？Uber 的燒錢困境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希爾曼在新作《變成貓才能贏得纏鬥（dogfight）：長期成長戰略（If You’re In A Dogfight, Become A Cat!: Strategies for Long-Term Growth）》中表示，總是以同質化產品來競爭的企業就好像那些“胡亂抓咬爭奪領地”的狗，最終是無法達成目標的。企業應該學習貓的行為，“主動改變規則，創造全新的價值主張，最終贏得客戶”。作為前埃森哲（Accenture, ACN-US） 的高級合夥人，希爾曼受邀成為華頓知識在線華頓商業電台（Wharton Business Radio on SiriusXM channel 111）的座客，與大家分享他在書中的觀點。

以下是訪談節選。

華頓知識在線：我們先來談談書的標題吧，很多人應該第一眼是被這個標題所吸引。

萊昂納德•希爾曼：說實話，我本來沒打算用這個標題。這是我平時上課時很喜歡用的一個比喻，當初只是作為暫定題目。結果臨近出版的時候，我的出版商說他們很喜歡這個標題。我當時說，“不行不行，我得給這本書起一個無聊、嚴肅、商業的標題”。不過他們堅持認為“這就是最合適的標題，你必須得用這個”。

華頓知識在線：所以你認為貓身上有一些特質是值得企業借鑒的。

希爾曼：這是根據我從事管理諮詢業這麼多年的經驗而得出的結論，也是整本書的假設前提。作為管理諮詢人員，我見過許多出現成長和獲利出現問題的企業。這麼多年下來，我發現有幾個普遍的原因會導致企業成長停滯。

就像狗打架一樣，許多客戶總是過於關注競爭者，透過複製別人的產品功能和特性來對競爭對手進行打擊報復。但如果你永遠只是跟隨別人，你就永遠不會有清晰的競爭力，也就不可能贏得比賽。

比如，美國聯合航空公司 (United Airlines) 和美國航空（American-Airlines, AAL-US） (American Airlines) 或者達美航空（Delta Air Lines Inc, DAL-US） (Delta Air Lines)，人們不會覺得他們有什麼不同。佳潔士 (Crest) 和高露潔（Colgate Palmolive Company, CL-US） (Colgate) 牙膏也是如此。新的產品特性迅速被模仿，就像狗總是用同樣的招式來爭奪地盤一樣。

但貓則更像是孤獨的獵人，他們主動改變規則，找到屬於自己的空間。成功的企業，或者說那些能夠取得商業聖杯，亦即長期獲利成長的企業，都是像貓一樣行動。他們會主動改變規則，創造出全新的、受客戶認可及追捧的價值主張。

華頓知識在線：你談到創新是一個主要的因素。許多公司其實都宣稱自己是偉大的創新者或者希望尋求創新，但並不是所有公司都能做到創新。這是導致區別的重要原因。

希爾曼：確實如此。我在書中提到，諸如起亞 (Kia Motors)、聯邦快遞 (Fedex)、星巴克（Starbucks, SBUX-US） 、Netflix、亞馬遜（Amazon, AMZN-US） 和蘋果（Apple, AAPL-US） 這些能夠實現長期獲利成長的企業其實都有著共同的特質。其中之一就是持續創新。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實現真正有價值的差異化。像貓一樣的行為意味著不斷更新產品線，而不是跟隨別人的產品。無論是企業文化、績效獎勵機制還是員工的想法都得圍繞這個目標。創新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常識性問題，有誰不想創新、不想做出一些真正差異化的產品？但是真正做起來其實並不容易。

華頓知識在線：那些曾經實現成長，但卻難以維持的企業應該也有一些共通性。

希爾曼：沒錯。大企業總是傾向於保護自己現有的核心業務，很難克服對內部同類蠶食（cannibalization）的恐懼，類似 “只要東西不壞就不用修” 以及 “你無法否認已有的成功” 這些成見也很難消除。

太多公司的產品生命週期都是經典的商學院教科書版本。經歷了快速的成長期後就進入成熟平穩期。但是別忘了，緊接著平穩期的就是衰退期。很多時候，等到公司意識到他們已經走過平穩期進入衰退期時，已經來不及了，其他人已經看到了你們不願意把握的機會。

華頓知識在線：我想詳細聊聊你提到的一些曾經有過如此困境的公司。黑莓（BlackBerry Ltd, BB-US） (BlackBerry) 就是其中之一，這是一家曾經非常受歡迎的企業，但最終失去了往日的光環，現在已經變成一家軟體公司。另外就是 JC Penny，作為曾經的超級零售商，現在似乎也難以為繼。

希爾曼：這兩家公司的情況有點不同。談到黑莓的話，不得不提到 2006 年，也就是 iPhone 誕生的前一年。在 2006 以前，黑莓可以說是一家現象級的公司，為全世界，包括史帝夫•賈伯斯 (Steve Jobs) 所羨慕。資產報酬率超過 30% 。

那時候有誰不想進入這個行業？可惜的是，由於我剛剛提到的一些原因，黑莓一直不願意從舊有產品中走出來，他們認為鍵盤手機已經讓他們足夠成功，沒有必要改變，最終錯過了整個消費市場，錯過了便攜智慧設備的商機，而這個機會後來被史帝夫•賈伯斯發現了。而在科技行業，一旦被對手趕超，落後的速度會讓你感到可怕。這正是黑莓所遭遇的。

再說回 JC Penny 。它的情況幾乎完全相反。 2011 年，羅恩•強生（Ron Johnson）出任 JC Penny 的 CEO 。此前他在蘋果零售部工作，業績非常出色。然而他犯了一個經典的管理錯誤，就是他認為他比消費者瞭解的更多。這可以說是蘋果公司的文化——“我們比消費者自己更早知道他們想要什麼”。他認為消費者不再需要過去 100 年來 JC Penny 提供給他們的東西。

因此約翰遜做了一系列激進的變革，改變了這家公司 100 多年來的傳統，最終變成了如今我們所看到的全新的 JC Penny 。但是強生也得到了慘痛的教訓，那就是有些想法雖然你以為很偉大，但對消費者來說卻不一定。你得找到一個平衡，檢驗你的想法。創造自己的規則固然重要，但首先得確保這個規則足夠吸引人。

華頓知識在線：你認為這兩家公司的未來會是怎樣？黑莓已經轉型成為一家軟體公司，這個領域應該還有他們發展的空間。 JC Penny 已經沒有辦法回到過去。似乎申請破產保護是唯一的選擇。

希爾曼：是的，他們不會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有此遭遇的公司。整個實體零售行業，尤其是像 JC Penny 這樣以大型購物中心為重點的企業，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對於部分企業來說，可能還存在不斷更新和創新的機會，但他們必須跳脫出來，建立一些完全不同於今日的全新零售模式。

華頓知識在線：供給這些大型企業的新創企業和微小型企業對於可持續成長的效應如何？另外，政府在監管方面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對於這些企業的影響又會是如何？

希爾曼：我們看到過太多大衛戰勝哥利亞（以小勝大）的例子。安於現狀的企業很有可能遭遇這樣的風險，事實也確實是這樣。一家新成立的小公司突然闖入，打亂了所有格局。但這些情況是可以避免的。

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在其著作《大衛和哥利亞（David and Goliath）》中提供了另外一種觀點，其實哥利亞才是弱者，而大衛應該是受大家喜歡的，因為哥利亞又笨重又遲緩。但是作為一家企業，規模大並不意味著一定要變得遲緩，你也可以選擇成為反應迅速的企業，保持創新。這並不是新創公司才有的特點。

就我們所處的時代而言，實現了最大成長的企業可能非亞馬遜莫屬，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從零成長到 1,000 億美元，比任何其他的公司都快，直至現在依然能夠保持每年 27% 到 30% 的成長。不斷試驗的精神貫穿企業發展的各個階段。短期而言，他們實現了持續的成長，長期而言，他們則在不斷地對業務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在持續創新方面，亞馬遜可謂大型企業的模範。

就創新拉動成長而言，大型企業有選擇性的收購具有創新想法的創業公司無疑是一條捷徑，而這也是多數企業所偏好的方式。但作為一家擁有眾多資源的大型企業，最好的方式還是從自身做起。

而要促進這一切，我們需要更為寬鬆的監管環境。再過幾年，我們應該就能看到現任總統所倡導的監管改革是否能夠起到應有的效果。

華頓知識在線：你認為企業應該以客戶為中心。如果不這樣做，就是會損害公司和消費者的利益。

希爾曼：這個概念經常被企業忽視。真正以客戶為中心的企業會反思「我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成立這個公司？我們想要實現什麼？」幾乎所有企業都會宣稱「客戶滿意度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熱愛自己的員工」等等。

但是你可以去看看過去 20 年裡那些成長最快、獲利最多的公司都是真正言行一致的公司，他們真正把優異的客戶服務作為企業定位和企業目標的核心，並全情投入於此。他們會制定相關策略，確保這一目標的達成。亞馬遜、捷藍航空（Jet Blue）、好市多（Costco, COST-US）或是聯邦快遞，都是如此。

很多時候，企業會把目的與期望混淆。執著於創造股東價值或成為世界最大最強的企業會導致企業逐漸偏離真正的目標，甚至喪失道德標準。

舉例而言， Volkswagen 的 CEO 曾經說，“我們將成為全球最大、獲利最高的汽車企業。無論怎樣，這都將是我們要達成的目標”，這就是在用結果決定方式。它後來所遭遇的事情我們現在都看到了。相反，史帝夫•賈伯斯或是提姆•庫克（Tim Cook）從來沒有說過“我要創造全球最有價值的公司”，但他們就是做到了。

華頓知識在線：在你提及的那些做得好的企業中，宜家 (IKEA) 也是其中之一。你覺得他們在哪方面做得好呢？

希爾曼：宜家價值400億美元，有著75年歷史，一直維持著穩定的獲利，沒有上市，資金能夠實現自給，資產負債表非常漂亮。宜家是全球最有價值、最受歡迎的品牌之一，也是少有的能夠在各地保持統一風格的品牌，無論是在新加坡還是其美國總部所在地賓州的 Conshohocken 。他們有許多值得驕傲的地方。

這是一家典型的將客戶至上真正奉為圭臬的公司，他們的主張是“用高昂花費打造華麗的傢俱並不難。難的是製作出實用、時尚且人人都能負擔得起的傢具。我們將致力於實現這一目標， 75 年前如此，現在和未來依然如此”。對於他們的目標客戶而言，宜家長期以來都保持著統一的風格，是一家非常可靠的企業。不過我其實對他們未來的成長潛力有點疑問，也許我們可以換個時間聊這個話題。

華頓知識在線：你還提到了黃尾袋鼠（Yellow Tail）這家公司。你認為他們做得好的方面又在哪裡呢？

希爾曼：他們選擇的行業其實並不好，但他們的做法非常聰明，用書的標題來說，就是和貓的行為很像。想像一下，你要做的生意是一個在澳洲東南部的小型葡萄莊園，沒有任何人聽說過，也從來沒在美國銷售過。紅酒行業約有 1 萬個品牌，但沒人知道他們的區別是什麼，也沒人說得出這些品牌的名字和市場。沒有品牌忠誠度，也沒人說得出大多數酒在風味上有什麼不同。你要怎樣進入這樣的市場？

黃尾袋鼠聰明的地方，或者說是像貓的地方在於，“既然在美國達到合法飲酒年齡的人中，有85%是不喝紅酒的”，那我們就直接忽略掉那 15% 自命不凡、已經形成固定行為模式的人，去鎖定那些原本只愛喝蘇打汽水、不喝紅酒的人群，把喝紅酒變成一件有趣的、平易近人的、消費得起的日常休閒活動，而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這個做法實在是太棒了。

紅酒產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產業之一，聖經時代就已經出現了。但是沒人發現這一隱藏的巨大需求：“輕鬆有趣的紅酒”。黃尾袋鼠用了短短四年時間，就在美國賣出了 800 萬瓶紅酒，這是前所未有的記錄，令人驚嘆。

華頓知識在線：好的想法往往在一開始會受到大家的嘲笑，或是在實施過程中碰到各種困難。但重要的是如何突破困難，把你的想法變成現實，對嗎？

希爾曼：傑夫•貝佐思（亞馬遜CEO）曾經說過，“成立亞馬遜之初，所有人都說我瘋了。但現在，這個生意已經讓我賺到了幾十億美金”，所以貝佐思的建議是“別去聽大家的”，我認為這是個很好的建議。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注意破壞式創新

• 破界時代，商業模式層出不窮，到底要如何創新？

The post 貓與狗：如何利用貓的敏捷實現企業長期成長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習近平可能將會繼任主席，但中央政治局常委七名委員中預計有五名將退休。倫敦皇家學院金融和經濟學教授、華頓商學院金融名譽教授佛蘭克林·艾倫（Franklin Allen）指出“黨代會和川普問題是2017年中國經濟的兩大問號”。目前這意味著巧妙保證短期利益，而不是解決國有企業改革等大問題。“我認為中國政府不會在 2017 年秋季黨代會前進行很多改革，因為他們需要經濟的穩定。”

最新資料表明，中國至少暫時再次逃過了“硬著陸”。中國政策制定者在試圖微調政策保持成長不衰退，同時降低房地產投資過熱的風險。位於香港的牛津經濟研究院的亞洲經濟研究專家（head of Asia Economics at Oxford Economics）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川普對貿易的反傳統態度及其對中國的敵意言論是一個干擾。

官方 GDP 資料將在 1 月下旬公佈，但高路易指出，房地產行業的繁榮是他將對今年的經濟成長預測從早先的 6.5% 調整為 6.7% 的一個重要因素。今年，經濟學家預計經濟將略有下降，在政府力求防止投機泡沫失控的背景下，增幅為 6.3％ 至 6.4％。其他的重要事項包括限制資本流出、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及控制鋼鐵和鋁等主要行業產能過剩，這些事項有時會相互衝突。

雖然一黨制國家的政治制度與西方民主體制很不相同，但 2017 年對於中國相當於選舉年，這表示政府將不願意減少開支或在黨代會前大量減少工作崗位。“他們想保持非常穩定的經濟成長，所以不可能在黨代會之前控制信貸成長。”高路易指出，12 月 16 日結束的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告顯示主要經濟目標的輕微變化和 2017 年的政策方向：這次不是強調“發展”，而是號召穩定。

分析人士說，政治仍然是中國發展的主導力量，黨內派系爭鬥還是一個潛在的不確定因素，可能會進一步阻礙必要的改革，並抵消部份對資金大量外流的控制。法國巴黎投資銀行（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位於香港的資深經濟學家和幾本書的作者羅念慈（Chi Lo）說，“我將把政治列為中國 2017 年的頭號風險。”目前還不清楚領導陣容將如何更新、中央政治局構成如何以及將受誰領導，他解釋道。“如果領導層的過渡不確定，經濟結構改革也不確定。這影響中國的信心。只要不確定性持續下去，中國人一有機會就會把資本從中國帶走。所以資本流出仍將是 2017 年的一個大風險。” 

川普因素 

此外，川普威脅要對中國對美出口產品徵收高達 45％ 的關稅，並任命許多強硬派作為內閣成員和顧問。 一些分析人士懷疑川普甚至會對中國製造的商品徵收高額關稅，按照慣例，美國總統競選時往往對貿易和經濟的立場強硬，但一上任就傾向于採取更現實的做法。

經濟學教授，東京日本大學中國與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曾根康夫（Yasuo Sone）說：“川普是一個商人，所以他不太可能做一些極端的事。對進口到美國的中國產品實施 45％ 的關稅將使這些產品更昂貴，損害美國企業。“一旦他成為總統，對中國的態度會更現實。”曾根康夫說，他可以按具體情況對個別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而不是像競選時聲稱的那樣對從中國進口的所有商品徵收 45％ 的關稅。羅念慈指出，有一個先例：2009 年歐巴馬總統對中國輪胎徵收 35％ 的進口關稅。

川普回擊中國最有可能的簡單方法是正式將它稱為“貨幣操縱者”。多年來，美國官員認為，不完全可兌換的人民幣對美元來說太過廉價，中國出口商享受不公平的匯率優勢。美國財政部可以宣稱中國政府是一個沒有國會通過法案的操縱者。這樣做可以使川普根據《2015 年貿易便利化和貿易執法法案（2015 Trade Facilitation and Trade Enforcement Act）》對中國觸發一系列的貿易限制，即使中國目前正在努力保持人民幣不會對目前強勁的美元貶值太多或太快，羅念慈表示，“這可能是他落實對中國的批評的第一步” 。 

下降的外匯儲備 

即使在上任前，川普因素已經使問題複雜化：中國的外匯儲備連續第六個月下降，2016 年 11 月下降 691 億美元，12 月下降 410 億美元，12 月底外匯儲備為 3.01 萬億美元。11 月 8 日美國大選之後，更高的美國國債利率和更強勁的美元吸引了尋求更高回報的新興市場投資者的資本。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 2011 年 3 月以來最低水準，比 2014 年 6 月 3.99 兆美元的高點下降了 9820 億美元。但中國仍然持有世界上最高的外匯儲備。

位於新加坡的環球透視（IHS Global Insight）的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拉吉夫·比斯瓦斯（Rajiv Biswas）表示，“從政策角度看，中國不希望人民幣進一步下跌，但是政府能否做到這一點又是另一件事了”。人民幣突然下跌會造成太多動盪，例如 2015 年 8 月那次下跌在世界市場引起震盪。“中國政府不介意人民幣進一步下跌，關鍵是不想下跌太快。他們不想製造恐慌，而是要控制下降的速度。”比斯瓦斯預測，人民幣的價值將從 2016 年底的 6.90 元人民幣兌 1 美元在 2017 年底下降到略微超過 7.00 元，2018 年底為 7.20 元。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SAFE）於 12 月 31 日發佈新法規，限制中國人旅遊、教育、商業、家庭訪問、非投資保險和諮詢服務目的的經常帳戶購匯。國家外匯管理局還表示，不再允許個人使用這些資金在國外購買房地產。

1 月 2 日，中國央行宣佈外幣轉帳新規定，以期控制外匯壓力。中國人民銀行要求各家銀行和國內其他金融機構從 2017 年 7 月起報告所有國內外超過 5 萬元（7,201美元）的現金交易，大大低於現有的 20 萬元標準。銀行還需要向中國人民銀行報告 1 萬美元或以上的任何個人海外轉帳交易。個人 5 萬美元的年度外匯兌換限額則保持不變。

“我們預計政策制定者會繼續收緊外匯法規的執行，”高路易說。“他們還可以採取更加低調的措施來控制國有企業境外投資和海外貸款。最近的經驗表明，當局希望避免高調的措施，如減少配額或在可能的情況下施加新的限制。 

冷卻房地產市場和重組國有企業

在其他決策舉措中，20 多個主要城市的地方政府在去年 10 月提出了房屋購買限制，來抑制房地產市場的繁榮。這些措施包括要求首次購買者預付相當於購買價格 35％ 的預付款，比之前的 30％ 要高。第二間房的購買者必須支付至少 50％ 的房款。這些舉措將使房地產建設不再像 2016 年一樣成為 2017 年成長的主要動力，高路易說，“但我並不會特別擔心房地產建設的大幅下降，因為在 2016 年的銷售成長期間，房地產開發商相當謹慎。”

從長遠來看，重組大型國有企業仍然是中國最艱巨的挑戰之一。高路易說：“國有企業改革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我們不能說它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改變，也不能說什麼都沒有發生。這種改革不可避免地牽涉到一系列其他問題，例如不斷增加的大量不良貸款、企業債務的飆升以及建築投資的減緩。削減產能過剩雖然重要，但在政治上的過程會很痛苦，因為鋼鐵製造和煤礦等重工業在許多領域發揮著巨大作用。比斯瓦斯估計，本應在 2016 年削減的 4500 萬噸鋼鐵產能，實際上只減少了約 3000 萬噸。“另外還有 2.7 億噸要削減。”

資本經濟（Capital Economics）在新加坡的中國經濟研究者朱利安·伊文斯-普裡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表示，雖然延遲艱難的改革可能是目前政治上最有利的做法，但是拖延嚴重問題的解決可能會造成資源的誤配而影響中國的成長潛力。他說，“中國的真正風險不是硬著陸”，而是停滯不前。他補充表示，成長可能會放緩到只有 1％ 至 2％ 的水準。

過去幾十年的穩定和自由貿易給中國大量的喘息空間進行工業化並將曾經封閉的經濟體系融入全球市場。中國也因大量外國投資和開放市場創造了數百萬的就業機會而成為製造業和金融強國，隨著川普政府的上台，這一切看起來不太確定。

“川普是風險，川普的政策在短期內總體上對中國是負面的。我們不確定川普想要什麼，而且他也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羅念慈說。“他是不可預測的，這種不可預測性可能會引起一些政治、經濟或軍事事件。”川普12月2日與蔡英文電話通話讓很多人吃驚，因為美國沒有與臺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國不會就臺灣問題進行談判，對這個問題沒有容忍度”。

外界衡量了中國政府對川普與蔡英文談話的反應。位於華盛頓市的約翰霍普金斯高級國際研究學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 ）的中國研究兼職教授皮爾特·鮑泰利（Pieter Bottelier）說，中國政府明智地避免了對川普做出過度反應。“中國政府能做的是保持冷靜，抓住川普先生的弱點，那就是極端自戀。自戀的人易被奉承收買，而中國人善於奉承。”

然而，並不清楚中國政府是否打算採用這一招。《人民日報》12 月 5 日頭版評論道：“川普和他的團隊應該會知道，為中美關係製造麻煩是在為美國自己找麻煩。”

以往經驗表明，中國可能會自己製造一些意外。“我覺得中國可能會在川普上任後作點新鮮的事情。”倫敦皇家學院的艾倫說，“舉幾個例子，他們可能會盯住釣魚島上的日本士兵，或派遣海軍艦到這些島上。他們也可以騷擾從南海上空飛過的美國飛機。很難知道川普會如何反應。他對這方面的瞭解不多，他沒有一個很好的亞洲事務團隊。如果他反應得不恰當，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中國在全球經濟動盪中作用的真相
• 人民幣貶值幅度究竟如何看？

The post 中國2017年的目標：穩定而非成長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許多產業正在探索區塊鏈的優勢，並測試其極限。因為區塊鏈能夠提升效率，例如加速交易和證券的結算而帶來的財富，這使金融產業率先使用了這個技術。房地產業也察覺了區塊鏈的潛力，能夠使房屋、甚至是房屋的一部分，和其他缺乏流動性的資產的交易和移轉更加容易。區塊鏈透過提高跨境交易速度和提升透明度，打破了傳統的全球供應鏈。

這項處於發展階段的新興科技相較於早期的網際網路來說，這些用途只是冰山一角。
Celent 的資本市場研究總監 Brad Bailey ，在紐約的區塊鏈高峰會(Blockchain Opportunity Summit)上表示：“我們仍處於早期階段”。他把區塊鏈的現階段比喻為 1990 年代初期的網路，並對未來新的想法與用途抱持樂觀的態度。 “這將會影響全世界。”

區塊鏈的技術一開始是線上驗證比特幣的一種方式，可以減少雙方交易比特幣時的不信任感。它是被設計來監督交易的，並沒有考量中央機構，例如銀行或政府的功能。

本質上，區塊鏈是一個共享的虛擬公開帳本，其中加密的交易由外部團體確認。在比特幣的體系當中，這些外部團體被稱為“礦工”，他們運用電腦解決複雜的數學問題，以確認交易和賺取報酬。經確認的交易被放置在“區塊”中，再加入到鏈裡。由於帳本是和網路上的每個人共享的，所以數據被認為幾乎不可能刪除或更改。

今天，區塊鏈的概念已經超出了加密貨幣的範圍。各個產業都在研究共享帳本，因為它的交易紀錄似乎無法被更改，且能與多人共享。

專家說，不會有一個“母區塊鏈 (mother blockchain) ”，但多個帳本各有不同的目的。區塊鏈的變形也出現了：雖然原始的比特幣區塊鏈對任何人開放，卻有一些公司的區塊鏈是私有且“需要許可”的，他們僅開放給獲得許可權的個體。出席高峰會的 Verizon Wireless 公司的產品創新首席技術長 Sarab Sokhey 表示，那些擔心被駭後可能受到政府起訴和罰鍰的公司會喜歡這樣的方式。直到技術成熟和產業標準確立前，他們不會對外開放。

區塊鏈的商業應用是清楚的，而它對社會也產生了一些影響。例如，它可以為那些被政府管制的人創造可供識別的身份，而且不受地理限制的影響。區塊鏈也能夠允許科技較不先進的國家使用更少的技術來參與全球性的交易。高峰會的官方合作夥伴邁克創新管理研究所 (Mack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Management) 的執行董事 Saikat Chaudhuri 說道，“區塊鏈毫無疑問是一項令人興奮的科技”。“除了交易效率或商業上的靈活性之外，它的能力和應用範圍更廣。它能夠為那些不具有識別身份的人提供識別、促進金融的包容性，這才是它全部的力量。”

“緊張”的金融機構

根據 IBM 商業價值研究院 (IBM Institute for Business Value) 和經濟學人智庫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的一項調查顯示，有七分之一的企業表示它們將成為“開拓者”，佈署區塊鏈，並在 2017 年達到商業化的規模。

受訪者對區塊鏈的多重好處感到有興趣，這些好處包括成本降低、紀錄的不變性、交易透明化和創造新商業模式的潛力。例如，區塊鏈將消除外匯交易時，銀行和其他參與者需保留的多重紀錄。該調查追蹤了 200 間全球金融機構的反應。

調查也顯示，“開拓者”會將重點放在以下的商業領域：清算和結算、大宗付款、股票和債券發行以及參考數據。報告補充說明，近年來，金融機構“群起參與區塊鏈試驗和概念證明”，開放創新實驗室、舉行黑客松 (hackathons) 、與金融科技新創公司合作、加入聯盟，與監管機構合作。

可以確定的是，銀行的參與是有既得利益的。豐田金融服務中心 (Toyota Financial Services) 的全球策略創新長 Chris Ballinger 表示，“銀行提供價值移轉的交易信託服務，如今科技對這項服務帶來了威脅。銀行對此很緊張，因為這牽涉到龐大的獲利”。這項服務可能被科技取代。

要如何取代呢？ Chris Ballinger 談到，“你可以使用區塊鏈，透過網路，在未經確認的節點之間進行價值移轉，因此你不需透過中介機構，你就可以消除所有和中介機構相關的成本。 基本上，你把資產轉為類似現金的物品，再把它交付給別人，對方也會接受。這使資產移轉的效率非常高。”

區塊鏈另一個獨特的好處是，識別身份與進行中的交易是分開的。一般來說，區塊鏈使用的是電子簽名，而不是真實姓名和其他個人訊息，藉由私鑰或密碼來執行交易。

而目前的信用卡或銀行交易，則是將信用卡的個人訊息 ，如姓名和地址與消費記錄和其他金融活動綁在一起，以供確認。比特幣這種分離機制提高了個人資訊的安全性。Ballinger 提到，“今天，付款訊息和身份是綁在一起的 。這個組合對駭客而言是一個誘人的糖蜜。”。“透過分開財務訊息與個人身份，沒有糖蜜、沒有可以攻擊的中心也沒有追逐的動機。”

2015 年 12 月，那斯達克指數 (Nasdaq) 透過 Linq 分類帳，執行了第一筆區塊鏈交易。交易所表示，區塊鏈能夠促進交易結算和清算的速度，從賣方到買方所有資產移轉所需的時間，包括紀錄這筆交易所花費的時間，從三天縮短為 10 分鐘。這是因為交易免除了過去需要手動的許多流程，且略過了經過第三方所需要的時間。

因此，那斯達克交易所指出，“這可以減少 99％ 以上的結算風險，大幅降低資金成本和系統性風險。”其他的交易所，包括位於澳洲、緬甸、德國、日本、韓國、倫敦和多倫多的交易所，也在考慮使用區塊鏈。

Overstock.com 也使用的區塊鏈發行了第一個證券。電子零售商務子公司 tØ 的總顧問  Ralph Daiuto Jr. 表示，“我們正在證明第一個以區塊鏈公開交易的證券安全性”。公司看似沒有進行交易，但實際上它正在使用數位錢包進行結算交易，移轉財產的。“目標是減少清算循環的時間，和避免過程的中所有可能錯誤。”他補充，公司能夠透過區塊鏈，降低 70％ 的股票交易成本。”

Daiuto 指出，區塊鏈“要經由案例逐步證明，我們的確可以在真實世界應用區塊鏈科技”才有可能獲得監管機構批准。“名義上教育重要的監管機構需要數月的時間。” Overstock 則是耗費兩年打下基礎才有目前的成果。

房地產和智慧合約

房地產市場是區塊鏈特別有希望的領域，國際區塊鏈房地產聯盟  (International Blockchai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的總裁 Ragnar Lifthrasir 指出，“區塊鏈幾乎幫我們解決了每一個房地產的問題”，例如：詐騙、仲介費和爭執、不透明的盡職調查、價格發掘緩慢、複雜的交易過程和其他問題。“在許多方面，我們的技術仍停留在 17 世紀，公證人仍然使用印章。”區塊鏈能夠簡化並加快過程，同時增加記錄的透明度。

例如，在賣房子時，移交給新屋主前仍會簽訂紙本契約，而這份契約必須進入公開紀錄，這代表有人必須到當地的政府辦公室辦理。Lifthrasir 指出，“這個紙本的基礎系統，詐欺已司空見慣。”區塊鏈的解決方案相當地直接，它使用的是數位標章。“當我想轉移財產，只是將它從我的錢包轉移到買方的錢包。”

Lifthrasir 表示，要將財產權的移轉放到公開紀錄，執行起來也不會太困難，因為這項清單已經存在比特幣的紀錄當中了。他補充，這還能強化所有權的驗證。“當紀錄公開在網絡上時，很難否認這個財產的所有權。”他新創立的公司 Velox 正與芝加哥的 Cook County 合作，使用區塊鏈移轉和記錄房地產的交易。它也設法讓區塊鍵的財產名稱能夠顯示留置權。

在區塊鏈內，所謂的“智慧”合約可以說是革命性的發明。Symbiont 的執行長兼智慧合約委員會的共同主席 Mark Smith 談到，“他們以程式的方法來表達一份合約。”

例如，汽車貸款的智慧合約可以在買家支付的那一刻簽署完成。如果他錯過付款，代表合約違規，並啟動收回所有權的過程。 在德拉瓦州，Smith 的公司與州政府合作，建立公開檔案的“智慧”記錄，能自動停止交易過程。

安永 (EY) 的澳洲營運部門嘗試經營一個房地產區塊鏈的生態系統，現在正在市場上使用，用來交易全部、部分房地產的所有權。安永使用區塊鏈的想法，受到房地產和金融機構的喜愛，但是當實際執行時，安永合夥人及澳洲區塊鏈領導人  James Roberts 談到，“恐懼和不確定性開始蔓延”。

安永必須確保參與者和交易是經過認證的，如此才能建立信任。 “我們決定，我們會解決人們和機構的身份認證問題。我們將建立互信的系統，並證明文件紀錄是真實而準確的、可被用來作為金融工具，如財產或債務等的交易媒介”。

安永的區塊鏈生態系統有幾個階段。首先，使用區塊鏈的個人必須經過身份檢查，甚至生物驗證。他們會使用隨機生成的唯一金鑰在區塊鏈上創建記錄，使安永能夠進一步檢查來自於政府和其他地方的各種資料庫。

接下來，在區塊鏈中進行交易，驗證交易的資產。整個生態系是私有和許可制的。此外，安永儲存個人獨特的離線私鑰以確保安全，以及建立後台系統管理的功能，儘管區塊鏈以去中央化為前提，但此舉能使參與者更放心的使用系統。但是要成為一個可行的生態系統，它需要一定的規模。Roberts 談到，“我們需要數百萬的資金和數百萬的群眾參與我們的系統，要達到這樣的規模，還需要更加的努力。”

挑戰和風險

安全性依舊是區塊鏈面臨的最大挑戰。 AlphaPoint 執行長 Joe Ventura 說道：“事實是，一旦你讓某人訪問某個網路，很多時候，他們會非常容易的取得該網路的全面性的授權。“這是一個巨大的安全問題。”但是，如果最終有人建立了許多保護措施來防止駭客攻擊，那麼它會拖累區塊鏈，並破壞區塊鏈一開始的目的。 “基本上，你跳過這麼多環節，只是為了把消息傳遞給對方。”

理論上，區塊鏈的記錄是不能改變的，但還是可以用一些方法做到。Smith 引用了以太坊基金會（Ethereum Foundation）近期一個爭議性的決定：以太坊原本是開源加密貨幣的組織，在有人利用軟體缺陷領走資金之後。 基金會決定將時間回推，把錢還給人們，並創建了兩個版本的帳本。 “想像一下，如果這是一間企業，他們把時間回推一天，”文圖拉說。 “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此外，創建兩個版本，會讓一些人能夠利用這個漏洞。 “人們能夠讓他們的金錢翻倍，”史密斯表示。

至於合法性，Synechron 總經理 Sandeep Kumar 指出，至少監管機構可以在區塊鍵當中擁有一個節點，公司在此對他們的訪問進行定義。因此，監管機構不必等待銀行提出合格的文件，而是 “在事件發生時即可監督和管理。”

最後，每個公司必須弄清楚公司本身是否適合使用區塊鏈。 Consensys 的總經理 Tyler Mulvihill 指出：“要先弄清楚自己的情況，適用區塊鏈還是資料庫？”。“如果你的公司有很多內部訊息，不像供應商一樣需要進行多方的交易，且多數人不需要使用你的訊息或與你做生意，使用資料庫就可以滿足大部份的需求了。但如果你需要和四面八方的個體進行交易，需要信任、需要獲得某些訊息、需要被審核，這就是區塊鏈最大的用途所在。”(編譯/Rose)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失控的貨幣世界 數位貨幣正迅速崛起
• 貨幣政策沒招 區塊鏈技術能否開創一片新天地？

The post 區塊鏈是下一個希望，還是泡沫？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華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約翰•保羅•麥克杜菲（John Paul MacDuffie）指出“電池技術的發展一直較慢。雖然電動汽車近年來有了實質的進步，但它們還沒有達到在美國大多數公路普及的價格點。“電動汽車的轉折點不在這裡，還沒到來”。但是“一些進展讓我認為它不會回到原點”。

邁克杜菲擔任華頓商學院麥克研究所（Mack Institute）車輛和移動創新計劃 （the Program on Vehicle and Mobility Innovation）的主管，該研究所在 2016 年舉行了一場預測對決，討論電動車和無人駕駛汽車將在什麼時候成為主流交通工具。這些問題包括銷售預測，提到了世界上最暢銷的日產 Leaf 等電動車型。相對來說，受益於聯邦和州政府補貼， Leaf 是一款價格適中的電動車。但 Leaf 的銷量不增反降，顯然出乎日產的預料，邁克杜菲介紹道。

與此同時，特斯拉（Tesla, TSLA-US）的消息更鼓舞人心。該公司在 2016 年的銷量已經接近於其 8 萬台的計劃。伊隆•馬斯克（Elon Musk）的公司一直雄心勃勃，預計到 2018 年將每年出產 50 萬台車。

邁克杜菲說，預測對決提出的另一個問題是電池價格是否會下降到一定水平，另一個問題是政策變化，這在總統大選年間趨於停滯。一般來說，對決所提出的問題，“更多人的答案已經傾向於否定，而不是肯定”。麥克研究所今年計劃再舉行一次對決（challenge）。

三塊絆腳石

華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拉胡爾•卡普爾（Rahul Kapoor）指出，購買電動車的價值主張有三個變化但相互關聯的部分。卡普爾已經與邁克杜菲和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菲利普•泰羅克（Philip Tetlock）在預測對決上合作。第一個部分是汽車本身的價格。成本效益分析顯示電動車價格仍然較高。例如，特斯拉Model 3的最初售價將為 35,000 美元，而汽油價格仍然相對較低，對消費者來說，並沒有太多採用電動車的經濟激勵。

第二個是消費者的「里程焦慮」，這指的是駕駛擔心會發生電量不足以到達目的地而不得不停在半路上。特斯拉 Model 3 的行駛里程將達到 215 英里，遠遠超過里程數為 107 英里的 2017 年款日產 Leaf 等車型。

“里程焦慮問題可以解決”卡普爾說，但“這提高了汽車本身的價格”。

因此，電動車近期的一個重要發展是開發里程更長的車型，新能源車新聞網站 Green Car Reports 的編輯約翰•沃爾克（John Voelcker）承認特斯拉的新車型是一個很大的改進。大多數電動車的里程已經夠上下班通勤和一些雜事，但“如果我必須在半夜把孩子送到醫院，我的車可能沒有足夠的電，單單這一點就讓我不考慮電動車了”。但是 200 英里的里程範圍可能足以消除這種焦慮。 Chevy BOLT EV 是 2017 年車型，額定里程為 238 英里。這不是高技術，只是一個更大的電池，沃爾克介紹道。

卡普爾認為，第三個挑戰是充電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不如預期。在卡普爾與羅恩•阿德納（Ron Adner）為《哈佛商業評論》 11 月刊撰寫的一篇名為《對的技術，錯的時間（Right Tech, Wrong Time）》的文章中，他們指出電力或技術價格不僅決定了一件產品是否受歡迎，除此之外，“生態系統”也有關係。例如，雖然高畫質的電視技術在 80 年代就開發了，但大約 30 年後基礎建設才支持這種技術進入大眾家庭。

文章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電動車已經非常優秀，但充電站卻沒有普及。而同時，卡普爾認為現有的汽油動力汽車顯示出“強大的韌性”，因為它們表現出了更好的排放性能。因此，電動汽車的價值主張至少對於主流市場而言改善的速度不夠。

在沃爾克看來，很多人錯誤地將電動汽車看作一個消費電子產品，其實鋰離子電池與微晶片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未來鋰電池的效率將比汽油動力車成長的速度更快，而且多年來鋰電池在效率方面的進展顯著，即使到目前為止這還未能使電動車成為主流。例如， 2012 年特斯拉的 60 千瓦時電池組售價為 65,000 美元; 今天，具有相同尺寸電池組的 2017 年雪佛蘭電動車在政府補貼前的成本約為 37,000 美元。沃爾克指出，“以日產 Leaf 六年前的價格你現在可以從雪佛蘭買到一款相當於特斯拉的車，這是很快的進步”。

最便宜的電動車價格在 20,000 到 30,000 美元之間，沃爾克預測其他汽車製造商將追隨特斯拉車型的做法提供一系列容量不同的電池。“有顧客認為行駛里程為 100 – 120 英里沒什麼問題”。

進程反轉的可能？

總體而言，電動汽車行業受益於鼓勵清潔車輛的政府標準以及補貼。這兩者都頗受前總統歐巴馬支持，但觀察人士稱，唐納•川普總統可能並不會積極對待這些舉措。

麥克杜菲指出，美國環保署在歐巴馬執政期間頒布限制性車輛里程要求—無論其動力來源，新轎車和卡車的平均燃油經濟性到 2025 年必須達到 54.5 英里/加侖。

如果新的環保局官員決定取消這些目標，“它不會立即發生，但行業可能決定取消過去五到八年投資的所有事情”，麥克杜菲說道。或者他們可能期望政治鐘擺又擺回來，並繼續這些努力，也許只是在實驗室中長期進行，但無論怎樣都會繼續投資。“這可能更多的是一個減速過程而不是完全停止”。

觀察人士也表示電動車銷售受益於穩健的、不一致的政府補貼，包括高達 7,500 美元的聯邦稅收抵免。

麥克杜菲指出，雖然特斯拉已經在接受對其車輛銷售補貼的審查，聯邦補貼只覆蓋任何公司銷售的前 20 萬輛車。去年特斯拉銷售了大約5萬輛車，今年以後將接近補貼上限。雪佛蘭不久也會達到補貼限制。

補貼何處？

麥克杜菲還說道，在川普時代州政府補貼將有何變化尚不清楚。如果一個新的環保局官員想要阻止各州通過任何行動鼓勵電動車的使用，“在這方面可能會使用很多不好的招數。但是，各州對於強勢的聯邦政府角色有反對的合理邏輯，這將非常尖銳”。

華頓商學院商業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亞瑟•本瑟姆（ Arthur van Benthem）指出，各州的排放標準要求是一個州政府強制汽車製造商創新的“後門”方式，而不用考慮聯邦政府的要求，比如加州。同時，可再生能源在理論上應該與川普的議程有正面聯繫，在美國創造高技能工作，支持可再生能源的規定已經證明受到支持川普的州的選民歡迎。

更重要的是，取消前總統歐巴馬的清潔能源計劃（Clean Power Plan）和照顧電動車的燃油經濟性標準並不容易，本瑟姆表示。雖然川普政府可以對環保署減少資金支持，以使其難以檢查合規性，但“我認為這些法規不太可能在未來幾年內從條文中消失”。

本瑟姆還指出，電動車使用化石燃料來發電，政府可能過於激進地補貼被認為是零排放的電動汽車。政府支持打造清潔能源技術的出發點很好，但“我們可能在選擇一個贏家和盲目補貼全電動汽車方面做得有點過頭”。

本瑟姆認為，就補貼而言，“更重要的是這項選擇對未來所創造的價值而不是獎勵今天的實際零排放汽車”。未來風能和太陽能所發電力佔的比重更大，這將有助於電動汽車實現零排放的潛力。

然而，華頓商學院營運、資訊與決策專業教授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認為，最關鍵的是，只要電動車價格不下降，人們就不願意購買，因為大多數人不願意為綠色技術支付溢價。人們購買一輛汽車的動力是交通。儘管如此，科恩對這個行業保持謹慎樂觀，因為越來越多的製造商在出售電動汽車，包括一些高性能車型。

科恩說，“本質上，問題不是汽車公司不想製造電動車，而是消費者不想買，同樣的功能，電動車更貴”。

《K@W》授權轉載

• 電動車發展的關鍵因素 鋰離子電池＋充電站
• 電動車品牌多方爭霸
• 開拓汽車新時代 環保電動車大放異彩

The post 電動車何時會成為市場主流？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傳聞 Snap 去年已經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私下提交申請書，許多有關 IPO 的“流言”也不逕而走。大家對 Snap 這間已經營運四年，以應用程式 Snapchat 聞名的公司最感興趣的文章，莫過於去年 10 月 WSJ.com 上的一篇文章了。這篇文章指出，當它在 2017 年第一季上市後，市值將突破 250 億美元。另一項引人注目的原因是，2016 年是美國 IPO 市場近幾年來最沉寂的一年。

安永 (EY) 在去年 12 月發布的“2016 年全球 IPO 趨勢”報告中解釋，2016 年的美國 IPO 市場是“自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IPO 數量最少和進程速度最緩慢的一年。”也是“自 2000 年以來，美國第一次沒有被列入全球前十大 IPO 交易市場的一年。”Snap 將是繼阿里巴巴（Alibaba, BABA-US） 於 2014 年 9 月上市後，美國市值最高的 IPO 公司。

上星期 Snap 已經公開 SEC 的 S-1 文件。已經有許多文章將它和社群媒體龍頭的臉書和推特公開發行上市時進行比較。Recode 網站中有一篇文章將投資者可能會關注的這三間公司的關鍵指標 (收入、利潤率和活躍用戶數) 進行比較。可以預見在 3 月正式上市前，會有更多關於 Snap IPO 的文章。

我和 Snap 和顧問都相信它能以目前的估值上市。如果股票市場能夠維持穩健，Snap 憑藉著引人注目的高度成長特質，且目前股票市場缺乏大型成長的 IPO 公司，我認為投資者將會對 Snap 的 IPO 產生大量的需求。

我的問題和這篇文章的標題一樣，側重於 Snap 的未來。在接下來的 12 到 24 個月之內，公司是否能像臉書一樣傑出，或可能像推特一樣？當投資者關注 Snap 上市時，我相信投資者最擔心的兩個問題可能都與公司的治理有關。

提供無投票權的股票

在上市的文件當中，Snap 提出 IPO 中將出售“無投票權”股份。雖然近年來有許多上市的公司發行高投票權和低投票權 (通常被稱為雙層股權結構(dual-class stock) 兩種不同類型的股票，但我相信它是第一間僅提供“無投票權”的上市的公司。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一篇名為“Snap 無投票權股票激怒大型機構投資者”的文章中指出，代表退休基金和資產管理經理人的組織–美國機構投資人公會(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CII) 已經寄信給 Snap 的共同創辦人，建議他們重新考慮股權結構。該文章表示，這封信是由掌管超過 3 兆美元資產的代表機構成員共同聯名簽署的。

在華頓 (Wharton) 商學院股權策略融資的課堂中，我們已經提過臉書和 Under Armour  這類高成長公司於 IPO 時區分為高、低投票權的股權結構，以及阿里巴巴 IPO 所採用的類似版本。當我們討論為什麼公司選擇沿用相同方式時，和“金融時報”文章所闡述的觀念相似：“多層股權結構的支持者認為，這表示公司創辦人有遠見…專注於建立公司的長期價值，而不是擔心股價的短期壓力。”

當我向班上的學生提出兩個有關 Snap 的無投票權結構的問題時，我得到了有趣的答案。第一個問題是：“你認為 Snap 的無投票權結構會影響 IPO 的可行性嗎？”只有少數人舉手表示同意。第二個問題是：“你認為 Snap 的無投票權結構對長期投資者來說，是重要的嗎？”大約有一半的學生舉手認為這是有影響的。這個結果和我們先前討論臉書和 Under Armour 的 IPO 時是相似的。

“低投票權”結構多半不受投資者青睞，但在這次的 IPO 當中，投資者只能選擇這樣的型式。就如同在金融時報的文章當中，加州教師公會退休基金 (CalSTRS) 的公司治理部長 Anne Sheehan 所指出的：“每檔 IPO 的股票都有機會成為下一個谷歌或臉書；相對地，也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落難的 GoPro 或社群遊戲商 Zynga 。”

有趣的是，在 Snap 提交上市申請的同一週，代表部份大型公司和機構投資者的 CEO 們簽署了一份名為“公司治理的共同原則”的公開信件。簽署者包括 BlackRock、Capital Group、T. Rowe Price、Vanguard，以及出色的企業 CEO 如華倫·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和 Jamie Dimon。在這份原則當中的股東權利規章指出：“採用雙層投票的結構並不是最好的辦法。有時公司會採用這樣的制度，是為了避免公司受到短期行為的影響，但應該要以時間或者特定的事件來制定特殊的日落條款，消除雙層股權結構。”

在 Snap 的 S-1 文件當中，載明兩個共同創辦人 (共同控制 88.6％ 的投票權) 將有一個特殊的日落條款以及啟動條款：“代理協議將在以列任何一項事件發生後終結：(i) Evan Spiegel 和 Robert Murphy 雙雙去世後九個月；(ii) 公司清算、解散或中止營運；(iii) 為了債權人的利益而由我們執行的一般轉讓，或財務管理人或受托人接管我們的財產及資產；或 (iv) Spiegel 及 Murphy 書面同意，終止公司的代理人協議。”

管理階層能夠順利執行嗎？

管理階層的執行能力經常是投資者在作出買進、持有或出售公司股票的決策時的最關切的議題。雖然管理階層時常有許多出色的想法，但執行能力才是關鍵所在。

當投資者決定買進一檔公司在 IPO 階段時的潛在價值超過 250 億美元的股票時，他們懷抱著這可能是下一間谷歌 (該公司在 2004 年上市，當時的市值為 231 億美元；現在市值約 5,600 億美元) 或臉書 (該公司在 2012 年的上市價格為 812 億美元；現在市值約為 3,772 億美元) 的希望…而祈禱它不會成為下一個推特 (該公司在2013 年上市，當時的市值 144 億美元，現在僅剩 125 億美元) 。

投資者通常會對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更有信心，相信管理階層的執行能力。特別是對於過去的成長幅度較高的公司未來的期待也會偏高，而公司未達到預期所造成的風險也會相當地顯著，這些因素使得股票有著不同的“ β 值”（與股市整體相比，該股票受到影響的波動幅度）。為了衡量管理階層在 IPO 的執行能力，投資者將密切關注以下公司的管理職位：

• CEO 和 CFO ，特別是過去有公開發行公司經驗的執行者；
• 具有高度相關、相似公司營運經驗的非管理階層董事，他們可以勝任管理團隊的顧問或指導。

以谷歌、臉書和推特的情況為例，以下為它們在 IPO 時這些職位的簡要比較：

1. CEO 和 CFO 有上市公司經驗。 CEO 和 CFO 是上市公司最重要的管理職位，投資者最重視的是這些職位。當這些公司的能見度持續提升，成為上市公司後他們有責任於每季提出報告，曾在上市公司中擔任類似角色，且曾擁有成功記錄的 CEO 或 CFO ，更能得到投資者的認可。以 谷歌來說，CEO 和 CFO 在其他上市公司都曾擔任類似的職務，Eric Schmidt 曾任 Novell 的 CEO；George Reyes 則曾任 ONI 的 CFO 和 Sun Microsystems 的會計。而雖然臉書的 CEO 兼創始人馬克·祖克伯（Mark Zuckerberg）並沒有上市公司的相關經驗，但 CFO David Ebersman 以前擔任 Genentech 的 CFO。而推特的 CEO 或 CFO 在其他上市公司中則沒有相似的經驗。
2. 非管理階層的董事過去曾有科技和高成長型上市公司的相關經驗。雖然三間公司都有來自知名公司引人注目的優秀創投（谷歌 — Kleiner Perkins、紅衫資本 (Sequoia Capital)；臉書— Accel、 Founders Fund；推特— Benchmark）。谷歌 和臉書都有獨立董事，同時在公開發行的科技和高成長型公司當中也有重要的領導經驗。谷歌有 Genentech 董事長兼 CEO 的 Arthur Levinson 和英特爾（Intel, INTC-US） 的總裁 Paul Otellini；臉書則有 Netflix 董事長兼 CEO 的 Reed Hastings 和 Netscape 的創始人 Marc Andreessen。而推特只有一位兼具科技和高成長營運經驗的前Netscape CFO Peter Currie，且推特僅有兩位前任 CEO 擔任非管理職董事（兩者都沒有相關的上市公司經驗）。

相較之下，Snap 的 CEO 和 CFO 皆沒有上市公司的經驗。此外，Snap 有 P&G 的前任 CEO A.G. Lafley 擔任非管理階層董事，他具擁有豐富的上市公司的營運經驗，而另外兩位非管理階層的董事，分別是有科技和高成長型公司相關經驗的 Silicon Graphics 前 CFO Stanley Meresman 和販售高成長型線上遊戲 Electronic Arts 的 JAMDAT 公司前任 CEO，他現在則是 Benchmark Capital 合夥人的 Mitch Lasky。

總結

隨著 Snap 進展到 IPO (以及 IPO 之後) ，了解投資者以什麼樣的角度來看待看待 Snap 這間上市公司是很有趣的。雖然上述管理階層的執行面比較似乎對於 Snap 來說是相當有利的，但沒有投票權的股票意味著投資者必須相信公司高層的執行能力。在未來的一至兩年，市場將密切關注公司的執行狀況來獲得解答。(編譯/Rose)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Snap 會成為下一個臉書還是推特？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樂高也試圖發展積木以外的業務，它以《樂高世界》進軍主題式樂園、電影及室內遊樂場領域，並進行與數位科技相關的實驗。

華頓商學院(Wharton)營運暨資訊管理的實習教授(practice professor)，同時也是《搭建積木世界：樂高如何重寫創新規則並征服全球玩具行業(Brick by Brick: How LEGO Rewrote the Rules of Innovation and Conquered the Global Toy Industry)》的共同作者的David Robertson預測，樂高將會因為《樂高世界》外包的模式而受益，其它公司將因為樂高世界而提升玩具的銷售額，但它的電影可能會為樂高帶來最豐厚的報酬。

樂高謹記著過去在金融危機中錯誤的教訓，此次它開始將樂高世界的研發外包；並保有創意元素的主導權與部份的獲利。《樂高世界》為專屬單人玩家的遊戲，避免了多人連線時可能會產生的一些問題。《樂高世界》的共同開發商還包含位於倫敦的遊戲開發商-TT Games Publishing，該公司的創辦人兼董事總經理 (Managing Director, MD) Tom Stone，即是樂高的前設計師。華納兄弟 (Warner Bros)為了進軍遊戲市場，則早在2007年買下TT Games。

近幾年來樂高積極在更多元的領域當中發展，例如《星際大戰》和《蝙蝠俠》授權的樂高系列電影、電視劇、主題樂園或其它的產品等，而樂高世界則是最新的代表作。這也顯示樂高已擺脫2003至2004年這段期間的困境，當時錯誤的決策幾乎已讓樂高深陷破產的邊緣，特別是發展樂高主題式樂園的決定更讓樂高身陷囹圄之中。

透過故事賦予樂高生命力

Robertson在天狼星衛星廣播公司111頻道的華頓商業電臺 (Wharton Business Radio on SiriusXM channel 111) 中分析樂高的商業策略，並表示“樂高了解自己若只推出積木，任何公司都能夠倣效。因為這項專利在1980年代後就會過期，而這就需要透過故事，來賦予樂高活力。如果你能述說一個讓孩子們能夠參與其中的故事，你就能為積木賦予無法抵抗的吸引力”。

價值 54 億美元的樂高集團，期待能夠透過《樂高世界》這款線上遊戲來抵抗業務所面臨到的威脅。Robertson表示，《樂高世界》賦予積木故事的力量，讓樂高能邁進線上市場並使業務逐步成長。

《樂高世界》並不是樂高在線上遊戲市場中第一個嘗試推出的產品。Robertson 表示早在1994年，樂高就採納投資者的建議，嘗試推出 3-D 產品。樂高更為此斥資1億美元，但在五年後就以失敗收場。Robertson 表示，“樂高基本上選錯了產品的幾何呈現方式。就像你的數學基礎一開始沒打好的話，所有後來所累積的努力就只能重頭來過”。

在十幾年之後，樂高於 2005 年選擇在線上遊戲市場下另一個賭注，與位於科羅拉多州 Louisville 的遊戲開發商 NetDevil 合作。它們的想法是開發多人線上遊戲。有著上一次的教訓，樂高選擇將主要的產品研發外包給 NetDevil ，而它也在這間公司投入了 3,000 萬美元。

它們透過這次的合作開發出《樂高宇宙 (Lego Universe)》這款適合小孩的 3-D 遊戲。但 Robertson 表示，這一次樂高又失敗了，推出不過 14 至 15 個月，樂高就選擇買下 NetDevil，並中止公司的營運。

是敵也是友的競合策略

《樂高世界》將面臨《當個創世神 (Minecraft)》的競爭。這款遊戲是由瑞典的遊戲設計師 Markus (Notch) Persson 開發並由他和其他兩人所創立的遊戲公司 Mojang 所推行的。有趣的是，樂高在兩年前就曾與該公司合作，為《當個創世神》這款遊戲推出相關的玩具產品，並為星際大戰 (Star Wars)、創世神 (The Dungeon) 與鐵魁儡 (The Iron Golem) 等系列作品推出數位化的版本。

Robertson 表示，《樂高世界》並不像傳統的多人線上影音遊戲，而是一對一的遊戲體驗。樂高的合作廠商 TT Games 對於這款遊戲的發展可能性相當地樂觀；相較於手動操控來說，玩家可以透過程序的設計與演算法創造出大量滿足玩家心中夢想的世界的物件。

根據《樂高世界》所發表的公開訊息，“你可以透過直升機、恐龍、摩托車、甚至是大猩猩來在遊戲中探索，並解鎖能夠提升等級的寶藏”。 TT Games  生產部的負責人 Jonathan Smith ，在一份新聞稿中表示“我們能夠自由地創造任何想像得到的事物，像是客製化的人物角色、旅行探索用的玩具車、各式各樣的建築結構，或世界各地的萬物”。 TT Games 與它的前公司Giant Interactive 早已取得《樂高世界》的發行許可，並於 2005 年推出這款遊戲產品。

避免陷入潛在的陷阱

《樂高世界》1 對 1 的遊戲體驗，讓它能夠避免落入多人線上遊戲可能面臨的爭議。 Robertson 表示，“不管哪一種多人線上遊戲，只要你創造了這樣的環境，都會面臨一小群存有惡意的人們，在這個環境當中建立任何他們想得到的不堪入目的內容”。

Robertson 表示，樂高在早期的遊戲當中就面臨到這個問題。德國的遊戲雜誌指出，樂高曾被某些玩家在遊戲畫面的正中央建立一個巨大的紫色男性生殖器。Robertson 補充道，“樂高瞭解並也預期到這可能。他們花費相當多的時間來開發這款遊戲，以確保能夠及時發現類似這種事情。

樂高也擔心在多人線上遊戲裡，戀童癖犯罪者會在遊戲裡不知不覺地潛伏，畢竟小孩很容易在遊戲中不經意地透露他們的地址與電話號碼。 Robertson 表示，“如果小孩在樂高遊戲當中建立了他們的電話號碼與地址的話，你會怎麼做？在線上多人遊戲的世界裡，雖然相當有利可圖；但對於樂高來說，卻潛在著相當巨大的危機”。

為什麼樂高不是在購物假期推出產品，反而選在二月的時候發表呢？ Robertson 表示，因為樂高無法即時提供足夠的產品，所以才會選在今年初發表，而這時供應鏈已能夠穩定供應產品。 Robertson 也提到，樂高預計在明年在中國建立新工廠，來供應亞洲市場的需求；他也想到樂高在 2014 年 2 月時推出《樂高玩電影 (The Lego Movie)》時，沒有及時趕上聖誕節購物假期的狀況。

多方的嘗試與創新

Robertson 表示，“樂高正在做的，就是我們在創新時所說的：透過大量實驗來看測試的結果，並決定什麼不應該做。《樂高世界》絕非樂高在數位領域中唯一的創新策略”。

樂高忙於和許多公司合作， 其中有一項就是“數位實驗”，像是iPad上的遊戲，能夠讓玩家針對某項物件拍照後，就能直接呈現在遊戲裡；例如透過這個方法，就能直接在遊戲裡建立賽車場景。另一個創新的代表就是《樂高次元 (LEGO Dimensions)》，這是 TT Games 所開發的一款結合冒險動作的影音遊戲。

樂高俱樂部 (Lego Clubs) 是由那些對樂高相當沉迷且己成年的樂高迷所組成的。在這些俱樂部中被選為樂高大使 (Lego Ambassadors) 的人們可以接觸到公司平時的創新流程，並提供意見回饋來協助產品的開發。樂高也有自己的主題樂園，但它授權給英商娛樂公司- Merlin Entertainments 來負責營運。

Robertson 表示，“就樂高所有的創新嘗試當中，《樂高世界》是最無趣的產品。父母買樂高給他們的小孩，就是希望他們能夠遠離線上遊戲”。Robertson 預測在未來的五年內的所有創新嘗試中，電影將成為營收貢獻最高的事業。樂高也宣布《樂高玩電影》將推出續集，而先前它也因為玩具的熱賣而推出了《樂高蝙蝠俠電影》與《樂高忍者電影》。

樂高藉由重新定位失敗的百貨公司而創造出樂高樂園探索館 (Lego Discovery Centers) ，或者在購物中心裡開設室內遊戲場。樂高預計下個年度在賓州 Plymouth Meeting 的一間購物中心開設遊戲場， Robertson 認為樂高是從梅西百貨（Macy’s, M-US） (Macy) 近期停工的商店中取經。

Robertson也補充道，樂高樂園探索館的空間其實不大，孩子們所建造的玩具車並無法以非常快的速度來比賽，或者是開在軌道上。Robertson 繼續說道，每個孩子在進入樂園前必須有父母陪同；當然，父母更也不能在沒有小孩的情況下進入樂園。

Robertson 表示，“父母們可以讓孩子在一旁的遊戲室裡盡情的尖叫與玩耍，而他們自己則可以與其他父母交流，或是做其它事情。當然，室內會有 Wi-Fi ，也有咖啡廳與生日派對會場，你也不必擔心孩子會擅自跑出去，因為遊樂園裡是有管制的”。在通往出口時，遊客會經過傳統的樂高零售商店，此時很有可能會賣出一些商品。樂高樂園探索館也安排了交通車，能夠載遊客到購物中心中的其它商店。

樂高樂園探索館的主要客群，鎖定了三至四歲學齡前幼童的父母。 Robertson 表示，“這個方法能讓他們被樂高吸引。他們每來一次，就會再一次地加深對樂高的印象，父母們也會不自覺地愛上樂高。長期來說，這比《樂高世界》這款影音遊戲還更容易成功，並也更能帶來更多的獲利。

商業模式的改變

Robertson 表示，基於這些樂高玩具所發展出來的產品線，可能會有些人認為樂高已經越來越像一間媒體公司。在未來，Robertson預期樂高除了與遊戲商 Minecraf 競爭之外，更有可能與迪士尼（Walt Disney, DIS-US） (Disney) 互相對抗；他進一步補充，樂高的商業模式基本上已經跟軟體公司很像。“他們以 1 美元買進 1 磅 ABS 樹脂，就能以 1 磅 50 美元的價格賣出”。就平均紀錄而言，樂高在 Walmart.com 所販售的玩具產品，價格幾乎都超過 10 美元；一些大型產品組合的價格甚至高達 100 美元。

即使樂高正朝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樂高依然是由創辦人 Ole Kirk Christiansen 與他的家族持有，因此能夠他們透過母公司的資源來維持樂高的創造性。 Robertson表示，“在樂高的系列電影裡，樂高有一個堅持的原則，若兩個人物相愛，它們只能牽手而不能擁吻”。(編譯/Bevis)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品牌-LEGO

The post 當樂高不再只有積木 將產生什麼樣的創新元素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即使川普政府將行政命令視為保護美國，避免受到恐怖主義威脅的必要措施，但它仍引起宗教團體、人道組織和商業領袖的廣泛批評。數以千計的抗議者在 1 月份的週末聚集在全國各地的機場，支持那些被拘留國家的旅客。美國的司法部長 Sally Yates也因為要求司法部不要執行這項命令而在 2017 年 1 月 30 日晚上被川普開除。

已經公開表示反對這項行政命令的人包括臉書（Facebook, FB-US） 的執行長馬克·祖克柏 (Mark Zuckerberg)、谷歌（Alphabet, GOOGL-US） (Google) 的執行長 Sundar Pichai 和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GS-US） (Goldman Sachs) 的執行長 Lloyd Blankfein。他們的意見顯示出了商業界擔憂的訊號，禁令可能會傷害他們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並且可能會減損人們或公司將美國視為能夠尋求商業和投資機會的形象。

華頓商學院 (Wharton) 和霍華大學 (Howard University) 的專家們在華頓知識庫的商業廣播頻道 111 節目 SiriusXM 中，討論了這項禁令會帶來的長期影響。

以下是他們討論的關鍵要點：

一個更難做生意的的地方？華頓商學院管理學領導力與創新管理中心主任暨管理學教授 Michael Useem 指出：“這項行政命令以許多人不能接受的方式，削弱了我們所堅守的核心價值–我們究竟是誰。而這也對與禁令所列國家的人們有業務往來的公司造成了更深遠的影響…，許多公司僱用擁有特別簽證的難民。這代表了對自我的認知，而這項命令也讓我們動彈不得。”

Useem 補充，除了這項命令之外，還有對墨西哥進口的貨物課 20％ 的關稅政策，以及其他有關“自由貿易和其他可能的限制”。這些議題使許多公司高層開始質疑美國經商友善的聲譽。他指出，“這會讓美國成為更難做生意的國家嗎？”

Useem 談到，這項政策影響範圍也擴及到了普羅大眾，最初似乎對持有綠卡的美國人造成了影響，但是政府官員隨後改口。他提到，“我們想要的是深思熟慮後的結果，而不是需要來回修改或走回頭路的政策。我們在週末看到了反擊，當這些重大的決策在制定時，也而引起人們的質疑。懷疑這些決策是否真的能夠在他們周遭發揮功效。”

霍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 Ronil Hira 指出，川普的措施並不是專門針對 H-1B 簽證或高科技產業的員工，但有許多分析師預測這些產業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川普在履行選舉期間對支持者的承諾。但他表示，就行政管理層面來看，“這將涉及比國家安全更廣泛的議題。”

華頓商學院行銷學教授兼風險管理和決策中心的主任 Robert Meyer 表示，因為企業不能預期這個針對其他國家人民的“大量禁令”的頒布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因此比起其他法治穩定的國家，美國長期投資的風險增加了。“這顯示出對大多數的公司來說，低風險的規劃有多麼地重要。”

Meyer 指出，風險管理與決策中心在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2017 年全球風險報告”中所提出的預警。強調今年除了移民議題之外，全球企業所面臨的最大擔憂是“社會高度不穩定性和國家治理的失敗”。因為它的規模是“前所未見的”，總統的行政命令和它所衍生的抗議，使許多公司的未來動蕩不安。他補充，“高度的不確定性對企業來說，並不是好事。”由此帶來的風險是相當可觀的。

這將對公司的應聘者和學校的學生帶來沖擊：Meyer 提及，禁令所帶來的影響關係到“美國是否能夠維持提供良好教育的國家形象。”而美國作為“高等教育的世界領導者”的形象也將受到威脅。部分大學也因為擔憂命令針對的七個國家的學生與職員會受到波及而發聲。

Useem 指出，“這影響範圍超越了任何部門和產業的界線。”並表示，他支持 Blankfein 的聲明，認為該命令將對高盛招聘的國籍和種族多樣性造成影響，星巴克（Starbucks, SBUX-US） 的執行長 Howard Schulz 承諾在未來五年內將招聘 1 萬名難民。他也指出，祖克伯表示，“當世界上最好和最聰明的人能夠在這裡生活、工作和貢獻時，每個人都會受益。”

Hira 也同意這對大學教育的影響值得深思。並提到，他不想因為這項行政命令而影響個別員工，“我們不能將外包工作和外籍勞工的問題，與與國家安全混為一談。” 他計算後指出，這項禁令僅會影響國內領有H-1B 工作簽證員工的 0.4％ ，而這對個別企業公司的影響也較小。

Useem 談到，然而“這會對每個人產生影響。”經濟成長率將受到打擊，公司“需要有才幹的人。而人才來自哪裡？來自全世界。”

Useem 呼籲人們應該站出來，像 Blankfein 和 Schulz 一樣透過貿易協會或商業會表明立場。他提到：“企業和大學將面臨挑戰，而試圖推翻和抵制這些國際政策。我們希望國內的市場穩定，且人力和貨物跨越國界時沒有如此武斷的限制。希望更多的公司透過美國企業圓桌會 (Business Roundtable) 和商業會，如加州技術委員會 (California Technology Council) 和麻州高技術委員會 (Massachusetts High Technology Council) 來發聲。

Useem 也期待，公司擺脫不願表態的現況。“近年來，隨著態度強硬的機構投資者興起和企業的全球化，使公司失去了為引領國家走向正確的道路，與強健整個商業體系而積極共同努力的想法。” “他們是時候回到應秉持的道路上並團結一致努力。”

這項政策，是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更安全的地方，還是更可怕的地方？Meyer 認為，旅行禁令最終可能使美國公民感到更加不安，而非實現提高安全性的目的。“同樣的，你可以思考的是：最終這一切對企業會有好處嗎？消費者會因此而感覺幸福和安全，並願意花更多的錢嗎？這會使這個世界成為更快樂的地方嗎？令我擔心的是，它可能會產生相反的效果。”他指出，人們可能會擔心“恐怖主義如此橫行，以至於希望有一個如此龐大、前所未有的命令來處理這個問題。但事實上這只會使人們更加地提心吊膽。”(編譯／Rose)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川普或任何人能把製造業帶回美國嗎？

The post 移民禁令會對美國企業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沃頓知識線上：這本書可以追溯到《魔球》，為什麼會這樣呢？

邁克爾·路易斯：《魔球》跟這本書聯繫在一起挺偶然的。在我看來，《魔球》主要講的是市場是如何誤估人的。故事的主題剛好是棒球運動員，它講的是奧克蘭運動家隊(Oakland A’s)的故事。他們的資源比競爭對手少，所以必須透過不同而且更好的方法來發掘棒球運動員。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現棒球運動員市場沒有效率。有些優秀球員不被賞識，有些能力平平的球員卻被高估。

當他們在奧克蘭處理業務的時候，他們意識到棒球球探犯了系統性的錯誤，他們決定探索和利用這些錯誤。《魔球》出版後，有一位經濟學家理查·塞勒(Richard Thaler)和一位律師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發表了評論。他們說，“邁克爾的故事講得不錯，但他似乎並不瞭解自己的書。”他們說球探思維中存在的偏見是認知偏見，以色列心理學家阿摩司·特沃斯基和丹尼爾·卡尼曼已經發現和討論過了。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兩人的名字，我在想，“天哪，我怎麼會錯過這個？”但是我從來沒有問過自己，為什麼？思維是怎樣進行的？我甚至根本沒有想到有人已經研究過了。

我用了八年時間才完成這本書。在那篇書評之後，我花了好幾年時間才終於想到打電話給丹尼爾·卡尼曼，我說“我想跟你談談這個問題。”當時他就住在伯克利離我不遠的山上。所以我就上山去了，我們喝了咖啡。

接著我們就在山間走起了長長的路。就在那次，我聽到了他和特沃斯基之間的友情故事，然後我意識到《魔球》以及整個這種現象都只是他們研究上的一個分枝，但是這一分枝卻延伸到了行為經濟學領域。它創造了行為經濟學。你發現它對醫藥和法律等等其他領域也有影響。我覺得他們的這段關係，他們兩個人太不可思議了，這段關係就像一場無性的激情熱戀，他們為彼此而欣喜若狂。在這段關係中也有許多波瀾。這也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合作。最後，我終於意識到了這本書應該自成一格。就像《魔球》的前傳那樣。

沃頓知識線上：他們的研究和理論發生在50年前，是嗎？

路易斯：差不多。1969年他們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相遇，直到1979、1980和1981年間，他們的關係開始破裂。1981年到1982年，他們那時分別在史丹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任教。阿摩司·特沃斯基最後去了史丹佛大學，丹尼爾·卡尼曼去了普林斯頓大學。

所以他們的研究的確是很久之前做的，都登在晦澀難懂又無趣的心理學期刊上。這項研究本身並不枯燥，但是文章卻冗長乏味，那些文章並不是給心理學領域以外的人看的，除了1974年他們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寫給大眾讀者的文章。那篇文章觸及了所有學科領域裡的讀者，文章裡的內容影響了人們的看法，雖然也用了一段時間。有時候有些觀點的確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生根。

他們向很多人解釋為什麼專家的判斷也會出錯，為什麼你在判斷的時候必須非常小心。專家的直覺判斷本身就存在易謬性。接著資訊革命出現了，然後是電腦革命，資料和演算法生成的成本越來越低，它們可以用於分析和決策，而這些工作以前是由人完成的。那麼奧克蘭運動家隊也會這樣做，對吧？他們嘗試發掘更新更好的方法來收集和分析棒球球員的表現資料。這些運算最後成了他們投資決策的基礎，而不是去問球探，“那個球員怎麼樣？” 

沃頓知識線上：但這也是因為奧克蘭運動家隊並沒有那麼多錢去投資。他們必須把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口上。現在這一理念已經被許多棒球隊廣泛採用，甚至是那些坐擁數百萬美元的球隊。

路易斯：你再怎麼有錢，也沒理由去做愚蠢的投資。最後紐約洋基隊(Yankees)、波士頓紅襪隊(Red Sox)和芝加哥小熊隊(Chicago Cubs)也想明白了，他們雇了比利·比恩(Billy Beane)的“弟子”，還有那些認可奧克蘭運動家隊管理方法的人。結果，奧克蘭運動家隊又陷入了困境，因為那些有錢的球隊現在有的不僅僅是錢，還有相同的智力資產。 

沃頓知識線上：你說丹尼爾·卡尼曼和阿摩司·特沃斯基是你曾經接觸過的兩個最神奇的人，為什麼這樣說呢？ 

路易斯：從他們嘴裡說出來的每一句話，他們頭腦裡思考的每一件事都非常有趣。我知道只要我把他們說的話和他們的行為寫出來，他們身上的特徵就會影響人們的思維。人們就會開始思考，阿摩司·特沃斯基會說什麼，或者丹尼爾·卡尼曼會說什麼？

人們說起他們倆個總是讚不絕口。密西根大學有一位心理學家叫理查·尼斯貝特(Dick Nisbett)，他與阿摩司在一起呆了很長時間後設計出了一個單行智力測試。這個測試是：在你見到阿摩司後，你用多長時間才能意識到阿摩司比你聰明，你用的時間越長，說明你越笨。每個認識阿摩司的人都說，“是的，確實是這樣。”他對此並不反感。只是有時候他有些令人氣惱。事實上，他是以色列軍隊中的一名斯巴達武士。他也是一位功勳卓著的戰爭英雄。他有趣、幽默，樣樣都好，他能把你說的話變成他的，而且說得比你有趣多了。

這樣的趣聞軼事太多了。有一次他參加一個聚會，與會的都是一些世界上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他們並不知道他是誰。他在那裡出現好像是偶然的。聚會過後，一位剛剛獲得知名物理學獎項的年輕物理學家給聚會的女主人打電話，問“跟我講話的那個物理家是誰？”他說的是阿摩司。女主人說他不是物理家，“他是一個心理學家。”那個人接著說，“不可能啊！他是我見過最聰明的物理學家。”這種事情經常發生。他有著邏輯學家那樣像鑽石切割刀一樣的思維。他就是能夠看到別人都看不到的事情。

而丹尼爾就像創意的源泉。他是詩人/小說家一類的人，雖然他堅稱自己是個科學家，但他總是有著最讓人眼前一亮的原創洞見和觀點。對他來說，想像力甚至有可能遵循著某種規則，而不是自由流動的事物，你可以研究想像力，把人類的想像力按規則進行分類？然後設計測試來完成分類？這就是他一個下午所做的事情。

我再舉個例子。這絕對是真的，而且非常深刻。他們兩人都跟現實世界的連結非常緊密，他們可不只是坐在教室裡的人。因為他們是以色列人，每六年他們都要出發作戰或被人當成靶子。他們也訓練空軍飛行員和坦克指揮官等。

有一天丹尼爾在訓練空軍指導員，他注意到他們一直在說，“當你在教一個飛行員的時候，表揚沒用，只要批評。”他問“為什麼？”他們說，“當飛行員做的不錯，我們表揚了他們後，下一次他們總是要差一點。而當他們表現得不好，被我們狠狠訓斥後，他們就會做得更好。”丹尼爾說，“這叫均值回歸。你們所看到的只是假象。他們表現出色的時候，通常也只是比一般情況好一點，但是他們的表現有一個中值，下一次他們的表現很可能會產生中值回歸。”

他不僅看到了這一點，而且他還意識到作為老師，我們可能註定一輩子都會覺得批評比表揚更管用，而且這種感覺會越來越強烈，就因為我們看到了人們通常這次表現不好，下次就會好，這次表現好，下次就會不好。

這些話是四五年前我跟他交談的時候他說的。我從當時到現在都在培訓我的孩子們的團隊。丹尼爾的話改變了我的培訓方式。以前我會注意到，當你批評他們的時候的確有用。如果他們表現不好，你批評他們的話，他們的確會做得更好。如果他們表現好，你表揚他們的話，似乎沒什麼作用。但事實上，這都是謬論，這只是一種假象。所以我在培訓的時候做了一個巨大的改變，把表揚和批評的比例變成3：1，來抵消這種趨勢。

丹尼爾·卡尼曼分不清籃球和足球，他對運動根本沒有興趣。他覺得《魔球》能以這種有趣的方式從他的研究中抽離出來挺奇特的。他說的話有時候真的會改變你對做某些事情的看法，而他根本不知道這些事情有人在做。 

沃頓知識線上：阿摩司·特沃斯幾年前去世了。從丹尼爾或者其他人那裡，你得到了多少關於他的資訊？

路易斯：阿摩司死於1996年。在我開始寫這本書之前，我覺得要想讓阿摩司在這本書中起死回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寫這本書還有很多大挑戰，但它們都不算什麼。阿摩司的個性非常鮮明而生動。對那些給已經逝世的人寫傳記的作家來說，他有一個特徵非常有用，那就是他從來沒有做過他不想做的事情，甚至是以最極端的方式。

如果他和他妻子去看電影，他會在五分鐘內做出判斷。如果他覺得這部電影很平庸，他就坐上車回家，坐在沙發上看《希爾街的布魯斯》(Hill Street Blues)，然後在電影結束時接妻子回家。他會說，“他們已經拿走了我的錢，難道還想占用我的時間嗎？”

畢業生都聽過阿摩司收到相當多的郵件的故事，每個人都想和阿摩司見面。每個人都想知道他怎麼想。他會翻翻這些郵件，只看看信封，也不打開，就扔進垃圾桶裡。他會打開一封或兩封信，抬頭說，“我有一個原則，他們能為我做什麼。如果他們什麼都做不了，我就不會打開這封信。”他告訴人們，你們總是把這麼多時間浪費在對社交尷尬和傳統慣例的擔憂。如果你參加一個教務會議或者一個聚會，你覺得自己不想待在這裡，那就不要坐在那裡，擔心如果你離開了別人會怎麼想。不要擔心你要編什麼理由。如果你就那樣直接站起來離開，你的大腦自然會想好說辭來解釋你為什麼離開。

顯然他也冒犯了一些人。但是他實在太有魅力了，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這樣的人。所以，他保留的每樣東西、他做過的每一件事、他檔案櫃裡的所有檔案，他跟人們的每一次互動、和他的所有友情都充滿意義。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單純的動作。他留下的東西傳達出了很多關於他的資訊。所以重新創造他並不難。他擁有偉大的人格。 

沃頓知識線上：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你談到他們的關係就像《單身公寓》(The Odd Couple)裡的菲力克斯·安格爾(Felix Unger)和奧斯卡·麥迪森(Oscar Madison)一樣。

路易斯：有時候我覺得我在寫菲力克斯和奧斯卡。有時候我又覺得我是在寫《斷背山》，但他們較勁的是彼此的觀點。當他們一起旅行的時候，他們總被誤認為是一對同性戀，因為他們那麼親密。但他倆都是徹頭徹尾的異性戀。他們對彼此的依附比生活裡的其他人都更緊密。但是要說他們像菲力克斯和奧斯卡，也絕對沒錯。甚至他們的個性都與菲力克斯和奧斯卡很像，阿摩司就有潔癖。有人說你走進阿摩司的辦公室，就會發現這簡直是最極端的地方了。桌子中間擺著一支鉛筆，這就是全部。如果阿摩司要工作的話，他會把手伸向旁邊的抽屜，抽出一個本子，與桌子呈直角放置。當工作完成後，他就會把本子收起來。書架上沒有書，牆壁上沒有畫，都是空的。

丹尼爾的辦公室簡直像個災難，他的秘書把他的剪刀綁在椅子上，這樣她就不用四處找了。大家都說，在丹尼爾的辦公室裡，你找不到任何東西，因為裡面一片混亂，在阿摩司的辦公室，你也找不到任何東西，因為裡面什麼都沒有。

他們是兩種對立的人。不管走到哪兒，阿摩司都能為聚會帶來活力。我聽過很多版本的描述。阿摩司走進一間屋子，沒有人注意到他。因為他的外貌和體格並不特別出眾。他有點矮，非常謙遜，而且他也不會穿特別出色的衣服。他就坐在那裡，聆聽五到十分鐘，然後說一些自己的看法，大家就都把目光投射在他身上了。人們說，只要他到場20分鐘後，每個人就會都像飛蛾撲火一樣聚在他的周圍。他總是能夠吸引人們的目光，主導整個局面。

丹尼爾則生性冷漠，遠離人群，非常正式。丹尼爾內心是個法國式的學者，也就是說他比較冷淡。丹尼爾希望混合坦克司機和以色列的空軍飛行員。他為以色列軍隊施了魔法。他完全改變了以色列軍隊的選拔方式，以至於五角大樓都打來電話問，“你們這些人都幹了什麼，就因為這有用？”他寫過一個選拔軍官的演算法，他們現在還在用。那是1954年，他才22歲，簡直難以置信。我曾跟他一起訪問以色列軍隊的基地，他們把他當作上帝一樣崇拜。他們會給年輕兵一個分數，決定他應該到軍隊的哪一個部門，他們把這個分數叫做卡尼曼分數。

阿摩司是一位非常獨立超然的學者。如果他從來沒有遇到丹尼爾的話，你就永遠不會聽說這個人的名字，因為他只會一直運算數學公式。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數學心理學家，你也不會想要知道什麼是數學心理學家。他並非與這個世界有著天然的理性聯結，直到他遇到了丹尼爾。 

沃頓知識線上：他們的很多研究目前在許多不同的領域仍相當地活躍，這是否會令你感到驚訝？你提到了棒球，但醫療保險或總統競選也有可能有他們的研究存在。

路易斯：從本質上來說，他們所發現的是思維在各種情況下玩的把戲。他們向人們展示，生活雖然一直將我們置於這些有機率性的情境中，但這些情境也可能為資料分析提供支援，只是我們沒有這樣做罷了。人們並不是天生的統計學家。他們還做別的事情，他們講故事，他們找規律。丹尼爾和阿摩司展示如何運用思維來述說故事、解決不確定性、或者犯錯時的走向。它適用於一切事物。一切事物都要經過大腦。

但為什麼已經發現了這些認知錯覺，它們還會繼續出現呢？因為我們沒有給它們更多的關注。我覺得他們會說，我們在思維研究中發現你的眼睛會欺騙你，你的耳朵會欺騙你。我們甚至可以向你展示它是怎麼欺騙你的。有很多非常真實的視覺錯覺。就算我告訴你沙漠高速公路上沒有水，那是幻影，理智上你知道我說的是對的，但你還是能看見幻影。視覺錯覺不會消失。

可以說，認知錯覺也是這樣的，它不會消失。一個人要想自我糾正是很困難的。阿摩司會說，你能做的就是改變你做決定時的環境，這樣當你犯錯時，其他人就更有可能指出你的錯誤。它所強調的是非獨裁式的決策環境，決策者在做決定時不會認為自己絕不會犯錯，或者依靠不可靠的直覺。

你要在這個過程中設置一些關卡。有一種你可以設置的關卡就是奧克蘭運動家隊所做的，為你要做的那個決定收集優質的資料。如果我在尋找一名棒球球員。這個人看起來像個職棒大聯盟優秀球員，但如果能有一些過去比賽表現的紀錄資料就會更充分了，讓我瞭解一下他成為優秀棒球球員的機率。

並不是說有一個演算法能提供你完美的答案，而是這些資料可以説明你下注，降低賠率，稍微提高獲勝的機率。而且你的眼睛的確會欺騙你。

雖然這本書講的是這兩個以色列心理學家，但是通篇卻用很大篇幅深入探討了休斯頓火箭隊管理部門的思維，因為他們就要開始嘗試僅依靠資料和分析工具來做決定了。即使他們知道最終資料分析也會觸及它的極限，因為很有可能有一半的時間都是錯誤的，雖然不是60%，但大家仍然有點不高興。然後你讓專業的直覺判斷再介入這個過程。現在你又要開始從頭面對認知錯覺了。 

沃頓知識線上：你覺得環境在這當中起了多大作用？有些我們覺得在小聯盟中非常成功的棒球球員，去了大聯盟後由於所在的位置不同反而沒有出色的表現。

路易斯：在其他運動中更是如此。當你在洋基隊打棒球的時候，與奧克蘭運動家隊或其他小聯盟球隊相對抗時，很有可能成為一項個人運動。但如果你是一位橄欖球的四分衛球員，你可能在一個體系裡是超級明星，在另一個體系裡反而會被淘汰。如果有人讓佩頓·曼寧(Peyton Manning)跑V型進攻或者做一個奔跑的四分衛是沒有用的。

根本沒有所謂偉大的四分衛，他只有在正確的位置上才能成為偉大的四分衛。這種情況放在其他位置上可能還不是那麼明顯，但是籃球中絕對是這樣的。林書豪離開紐約尼克斯隊後遇到了一些麻煩，這是因為在麥迪森花園廣場的那段時間裡，他處在一個非常正確的位置上。當籃球在他手上的時候，他真的發揮出了最好的狀態。後來他去了火箭隊，在那個位置上他表現得並沒有詹姆斯·哈登(James Harden)好。他被放到了另一個位置上，這個位置對他來說真的很不利。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這個話題挺有趣的，但是個不一樣的話題。 

沃頓知識線上：丹尼爾·卡尼曼60年後還能在以色列軍隊中產生那麼大的影響真是難以置信。

路易斯：你還可以在華爾街發現他們的影響。從受監管的選股到指數基金這一轉變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就發表了文章。你還可以在醫藥領域發現他們的影響，醫生們開始對疾病診斷的知識發出質疑。之後阿摩司也開始參與。他們在研究中發現，如果醫生告訴你這個手術可能會治好你的癌症，但有10%的風險你可能會死在手術台上，你就不太可能去做這個手術，但如果醫生告訴你，你有90%的機會可以活下來，你就會做這個手術。我覺得這挺瘋狂的。他們有一個觀點，人們並不是在事情之間做選擇，而是在對事情的描述之間做選擇。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兩位心理學家如何重塑我們對思維的看法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前華頓消費者分析推廣(Wharton Customer Analytics Initiative)的聯合主任，現為華頓商學院(Wharton)行銷學教授的Peter Fader表示，“全通路將讓企業更有籌劃策略的能力，讓它們更能與消費者接觸，在20年前根本無法想像會有今天這樣的局面”。透過大數據的分析，將可以得到更深一層的觀點，“企業能得以觀察和辨別，誰才是真正的大戶-也就是它們最佳的客戶。它們可以從中看出為何這些大戶如此不同，並為他們建立相對應的商業模式”。

根據華頓的研究、研討會演講與新聞報告的說法，美式足球聯盟的紐約噴射機隊(New York Jets)是真正能夠了解全通路體驗所產生威力的企業；它的主要目標，是想讓它的忠實球迷獲得最大的滿足，並確定每一個可能帶來營收的機會，都能夠真正被開發。

當第一輛車駛進體育館的停車場之際，噴射機隊的團隊與創辦人Woody Johnson長驅直入，開始深入研究這些球迷收到哪些服務，以及他們選擇付費的項目。他們相當認真地看待這些研究的成果，Woody Johnson甚至自己就在“指揮中心”裡，專注地看著顯示即時訊息的42吋觸控面板。

透過資料的收集，團隊能讓停車場上的服務人員，即時知道在停車場的容量到達飽和時，該如何安排球迷動向；或者在球賽進行的時候，該如何安排在廁所大排長龍的粉絲。分析熱狗與啤酒的供應資訊，確保熱狗與啤酒的庫存量能夠滿足整座體育館的球迷所需。同時，噴射機隊的app更能作為球迷與球隊間的一個互動橋樑，並接收到即時的評論。當球隊提供球迷相關統計、照片與影音的內容，他們也能透過app與朋友們即時地討論。

球迷轉為使用行動裝置、網路、印刷品與社群來獲得資訊的時候，噴射機隊也嘗試透過數位化的方式與消費者接觸。藉由聆聽球迷的反應，來預測球迷潛在的需求，如此就能讓球隊即時減少可能讓球迷感到不滿的行為。實際上，球隊的“指揮中心”能夠掌握全通路消費者的體驗，並能在不影響球賽與活動中的球迷前提之下，來實現逐步成長的目標。

在噴射機隊的經驗佐證之下，顯現出全通路給予消費者的體驗，是極具效率且能帶來相當大的回報；然而許多企業卻還沒準備好，來一同參與這股浪潮。華頓商學院的行銷學教授David Bell表示，“許多企業仍然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不確定全通路策略是否值得一搏。“第一定律：最近每個人都生活在全通路的世界當中，每個人都不停地在這些通路上轉換。在不參與全通路的浪潮下企業還有辦法存活，這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

數位轉型下的全通路時代

21世紀的時代，消費者已然從企業手中奪回應有的主導權。隨時在手的手機與平板，讓消費者能夠無縫地切換通路來獲取資訊，他們能夠在商店或家裡隨時透過網路來確認商品狀況、掌握所有可得的折扣消息，並確認他們是否能夠在其它地方以較低的價格買進商品。他們可能會想在實體商店購買，或寄送到家中。最後，他們更想擁有良好的體驗，不管在線上或線下都能與朋友分享。簡單來說，他們想要一個認真看待消費者的企業，並讓他們受到一定程度的服務。

資訊系統集成商NTT DATA的資深副總裁，兼全球數位事業服務部負責人的Raman Sapra表示，“數位轉型就是建立全新的商業模式，包含創造新產品、新服務與能夠與消費者接觸的新通道。全通路將全然改變舊有的通路與互動的方式，並在數位轉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透過全通路，企業能在不損及所設定的客戶情境之下，於多通路中創造無縫接軌的消費體驗。你將可以知道你的客戶在哪裡，客戶要的是什麼；在先進的全通路資料分析下，你可以知道要如何針對客戶接下來行為，作出最好的行動。如此發展下，全通路將成為驅動企業不斷發展出新商業模式的有效推手”。

近幾年來，那些開始採用網路通道或敞開大門迎接數位時代的企業，比老品牌還要有優勢；他們或許原本就是從數位的管道發跡的，或者是認知到這項科技的重要性。他們對於經營多通路的必要性，從來就不抱有任何疑問；並將數位視為企業的首要之務。相較之下，那些老品牌企業面臨著更為陡峭的學習曲線，它們為迎合現今數位化客群的需要所建構的舊有系統，實際上是不符合需求的。

另一個從數位通路發跡的例子，就是2007年成立並以“更合身的男裝”為口號的服飾電商品牌Bonobos。Bonobos在社群媒體與行動裝置開始普及之際，就敞開了虛擬通路的大門。在剛開始發展的五年內，Bonobos是純電子零售商；不過它也在2012年體認到實體通路的重要性，因而開了間名為“Guideshops”的體驗店，這並不是一間獨立的實體商店，而是公司用來展示商品的空間。消費者可以在Guideshops裡試穿Bonobos的服飾，並從中挑選可能喜歡的顏色，店裡沒有任何的庫存。倘若消費者想購買，可以透過一旁的iPads下單，商品就會寄到消費者家中。

對於像Bonobos與太陽眼鏡商Warby Parker這一類的電子零售商來說，實體商店的擴展代表的是它們朝著全通路發展的決心，並從中探索消費者實際的消費方式。雖然零售商的價值依然還在，但它們明顯需要被重新改造。消費者往往喜歡透過網路來研究潛在可能購買的商品種類，而有許多人會選擇在實體商店中買下該項商品。根據國際購物中心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hopping Centers)的報告指出，消費者在實體商店接續完成消費的比例是線上的四倍之多。此外，根據電子商務研究機構Baymard Institute的說法，購物車當中的商品，十個就有七個，最後是沒有被結帳下單的。

隱私權問題

然而，在企業考慮如何擬定最好的全通路策略時，伴隨而來的消費者購物流程，也存在著一些挑戰。最大的問題莫過於幾乎所有的全通路，都會要求消費者選擇加入忠誠計畫、下載行動app、申請信用卡，或提供郵件地址或手機號碼等等。

服裝品牌Rebecca Minkoff就於2014年揭曉了它在紐約SoHo區所建構的佔地2,000平方英尺的“未來商店”，其中包含巨大的觸控螢幕、射頻識別標籤、互動式的更衣室與行動app；觸控螢幕在未被啟動前，外觀就如鏡子一般；在點擊螢幕之後，它就會連結到Rebecca Minkoff的相片庫或，或者可以選擇點一杯免費的咖啡或香檳。

關鍵點在於：消費者必須先提供手機號碼，才能得到這些飲料。而這資訊也讓商店的店員，能在消費者來訪的時候與他們互動，包含提供更多的飲料、檢視更衣室的狀態，或是保留消費者的預定商品。射頻辨識標籤被用來取代相機，來辨識消費者帶進更衣室的品項，透過滑動螢幕中的商品就能看到相關的款式，包含服飾現有的尺寸與顏色，這感覺就像你在線上購物時一樣。

另一個全通路領導者的例子，就是法國化妝品零售商Sephora；它的忠誠計畫、app、網頁與行動頁面都整合的相當良好。Sephora是首批採用Apple Pay的公司之一，而它所推出的app更包含“虛擬藝術家”功能，能讓使用者以虛擬的方嘗試數以千種的口紅顏色搭配。

在一次研調機構eMarketer訪問Sephora的數位發展部總裁Johnna Marcus時，他表示“我們必然是全通路公司。Sephora的消費者多屬於忙碌的女生族群，且她們與我們接觸的通路經常從裝置與實體商店之間轉換，這過程也引導我們要如何行銷並有效地販售商品”。

倘若以福利作為誘因，消費者必然願意建立帳戶、並登入介面，甚至主動了解這間公司。華頓傑伊貝克零售中心(Jay H. Baker Retailing Center)暨行銷學教授的Barbara Kahn表示，“你可以全然整合Sephora或Rebecca Minkoff的消費體驗，但前提是消費者必須先登入，才能讓店裡的服務人員知道你正在商店中。這項技術是為了能提供無縫接軌的體驗，但這必須讓消費者能夠選擇，並給予各式各樣為何參與的理由，因為消費者在沒有誘因下，是不會想要這麼作的”。

消費者可以選擇是否願意在特定商店中下載app到他們的手機。Kahn解釋，“當所有店家都發展自己app的時候，可能就會是一個問題；畢竟消費者不想要在他們的螢幕上放好幾百個app。一整天下來，卻只會有一到兩間商店所提供的消費體驗，是消費者真正滿意的。如果這情況成為事實的話，真正零售商的戰場可能會在螢幕上”。

有些公司可能會引誘消費者，讓他們選擇參與忠誠計劃。星巴克（Starbucks, SBUX-US）能有效地運用全通路，因此而被認為是這領域中表現最佳的公司。星巴克的app與忠誠計劃可以讓消費者用以購物，並透過回饋來贏得消費者的信任。透過手機app、網站或實體商店，消費者能夠讀取並確認星巴克隨行卡的帳戶狀態。卡片的設定與消費者帳戶一旦更新，所有通路也能夠即時更新，整個流程也相當透明。

華頓商學院的Fader表示，“星巴克的成功是建立在未來產品上。他們過去是以一個整體綜合的樣貌來描述他們的客戶，現在他們則對於消費者的多樣性感到高興。他們尋找任何可以讓消費者自我辨識的方式。透過app、行動支付或他們的忠誠計劃，尋找對他們最有價值的消費者，並建立圍繞他們的商業模式”。

對於像Sephora、星巴克與Rebecca Minkoff之類公司的好消息是：即使沒有提供太多誘因，千禧世代的人們仍會選擇參與這些多通路的管道。那些不受千禧世代歡迎的品牌，可能會對全通路的投資效益感到懷疑；然而戰後嬰兒潮與X世代的人們，卻也已逐漸接納行銷通道的轉換。

循序漸進的策略佈局

發展有效率的全通路策略時會遇到的問題，來自於公司組織中的營運方式。如果他們是以通路而非產品或消費者型態來劃分，各通路的執行團隊將會互相競爭，進而阻礙創造良好全通路體驗的可能。

負責領導NTT DATA施行全通路的John Romney表示，“這將會變成企業上的政治問題。這是個功勞歸屬的問題；當消費者在公司網站上研究一款產品時，有可能會打到客服中心尋求幫助，然而在線上下單時，卻又必須來到店裡付款並取貨，那最後這個銷售的功勞究竟是誰的呢？你不能讓你的通路彼此互相競爭。你的虛擬通路必須要能夠獨立出來，並且只有在進行責任與貢獻分析時才個別分析通路。這目的在於讓你的組織以最佳化的營收作為目標，不管消費者使用的是什麼樣的通路”。

由於執行過於複雜的關係，公司在部署策略時可能被拖累，他們的的系統無法有效地串連協作。這也是整合各通路的資料時，所可能面臨的挑戰。

華頓商學院的Bell表示，“不同供應商所面臨的問題層面也相當不同。有些供應商擅長整合營收資料，而有些供應商則是擅長整合人們在Facebook上的行為，其它供應商則擅長將藍芽感測技術(Beacon)所收集到的資訊進行整合。然而當你在處理這些資料時，由於是在不同平台上操作，因此並不具有任何相容性”。

然而對於許多企業來說，最大的挑戰在於了解全通路體驗這件事情的本身，雖然了解的過程本身就是個阻礙。NTT DATA管理總裁兼全球先進分析與數位商務負責人的Ankur Pawa表示，企業要發展全通路，是不可能一步登天的。

Pawa表示，“這是一個極為冗長的流程。我們認為一個能成功的方法，是針對特定的目標客群來研究他們整個的消費流程；在聆聽的過程中決定下一個最好的決策。一個先鎖定特定客群的循序漸進的策略，有可能獲得他們的認同並從中累積信任，也有可能失去他們的信任；然而透過不同的方式來觀察消費者，就能夠更了解客戶，並能夠證明傾聽客戶的價值所在價值”。

Pawa繼續表示，“然而對於這些過往在實體世界中營運的傳統公司，要如何無縫地進行虛擬的實驗測試？對於網路公司來說，他們又要如何跨入實體世界呢？有很多問題是存在於營業額的責任歸屬與分配成本上，在問題解決之前，“大爆炸”的成長目標是很難達成的。

然而挑戰卻是存在於策略執行與公司組織之中，華頓商學院與NTT DATA的專家認為，如果他們希望能夠隨著顧客而改變，而不只是為了能夠生存或者能夠不受數位破壞者的挑戰所影響，全通路是無可避免的一件事。比起過往，企業應該要更以消費者為中心，全通路將成為它們邁向成功的基石。

以迪士尼（Walt Disney, DIS-US）(Disney)為例，它已經了解到這概念的重要性，並逐步採取因應的策略。“我的迪士尼體驗”(My Disney Experience)這項功能，幾乎可以讓顧客做到每件事，包含預訂主題樂園的行程、用餐地點與快速通行。在主題樂園中，消費者可以透過行動app來定位活動設施的地點，並且知道需要等待的時間。迪士尼的魔法手環(MagicBands)更可以作為飯店房間的鑰匙、作為和迪士尼卡通人物照相的照片儲存設備與餐點預訂的工具。如此不間斷的連接服務與無縫接軌的體驗，是家庭旅遊時最受歡迎的裝置。迪士尼花費將近10億美元，來發展這款結合主題樂園科技的魔法手環”。

然而全通路對於利潤有任何貢獻嗎？以手提袋設計聞名的Rebecca Minkoff，就表示它們的更衣室自從安裝互動式科技之後，服飾營業額已經成長了三倍*。星巴克在執行忠誠計畫後，季營業額與利潤也創下新高。根據Kahn的說法，目前沒有任何決定性的研究，能夠證明全通路與獲利之間存在有任何直接關係；但直觀上來說，消費者以這樣的方式來購物，是有存在意義的。

全通路與獲利之間，仍然很難能夠建立直接的相關性。一份會計事務所普華永道(PwC)在2015年為供應鏈管理商JDA Software Group所做的報告**中發現，只有16%的公司在執行全通路策略後，獲利能夠有所提升。全通路執行所需的高額成本，將會吃掉這些公司的獲利；有67%的受訪公司表示，當它們越投入在全通路上，後續的成本也隨之逐步墊高。根據研究報告的說法，這些高居不下的成本是來自於：處理網路與實體商店的訂單、直接將商品運送到消費者手上，與將商品運送到商店讓消費者領取的過程。

然而，公司的執行長不應該專注在，會減少全通路所作的努力來降低他們物流成本。研究指出，有71%的受訪者視為全通路是為第一或優先應該執行的計劃，並將投資資金移至這項計畫。隨著全通路逐漸受到重視，有四分之一的受訪企業認為執行長，應該承擔未來幾年執行全通路與制定投資策略的責任。

華頓商學院的Fader表示，“消費者已經變得越來越聰明，公司也必須要能夠知道要如何聰明地與他們相處。在多年討論客戶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的願景下，這些客戶管理系統正逐步讓我們能夠以更細微的方式來觀察消費者，並透過全通路來獲得回報。這並不是因為科技的改變或是只是字面上的改變，最大的變化是因為我們思維改變了，相較於通路而更重視整體層面。要以客戶為中心，全通路成為了必要的策略”。(編譯/Bevis)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全通路2.0：為消費者打造量身訂做的服務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提供大量高薪的裝配線職位，曾一度成為唐納•川普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大書特書的就業承諾。他不遺餘力地兜售這種理念：如今是時候將更多的製造業帶回美國本土，讓美國勞動者重回有所依靠的中產階級。這個訊息充分滿足了很多迫切的渴望，特別是在美國一些傳統製造業基地。

如今，川普政府即將進駐白宮。他們是否能夠兌現承諾，將這些工作帶回美國？就在本週，空調生產商Carrier宣佈與川普達成一項協議，在當選副總統Mike Pence擔任州長的印第安納州保留1,000個工作崗位。而如果川普真的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或是不再參加《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又或者引發同墨西哥或中國的貿易戰，那麼他是否還能重現美國製造業輝煌時期的盛景？

雖然美國如今的成就非任何時期所能比擬，但是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安•哈里森（Ann Harrison）指出，勞動者受困於全然不同的經濟環境而無所適從，是無法忽視的事實。「如果製造業工人轉向服務業就業，那麼他們的薪資實際上是下降的。」她指出：「他們的薪資可能會減少20%。因此對於一個製造業的職位來說，存在著薪酬溢價。這些職位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是好工作，我也理解為什麼很多被貿易傷害的工人希望要回自己的工作。」這種情緒是真實的，一些人確實被貿易傷害。正因為如此，川普所傳遞的訊息才會在人群中引發共鳴。哈里森補充說：「話雖如此，結束貿易合作這種簡單粗暴的解決辦法仍是無效的。木已成舟。想要透過關稅搶回這些工作職位其實只是火上加油。」

實際上，沒有人真的「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很多公司把工作職位移到了海外，但同時也提高了利潤，降低了美國消費者所購買產品的價格。工作職位的遷回通常情況下只會導致價格更高，這對整體經濟來說會產生其他影響。「根本問題在於，為什麼這些製造業的職位會從美國流失，而把它們帶回來會付出怎樣的真實代價？我認為，答案就是這個代價會相當高。」沃頓商學院管理學的名譽教授斯蒂芬•科布林（Stephen J. Kobrin）說道。「一些調查說，有些人寧願花更多錢購買美國本土生產的產品。但是，究竟有多少人願意這樣做？5%還是10%？」

自11月選舉結束至今，川普已不只一次推翻自己在競選時許下的承諾。但是在關稅等問題上，他近幾周的措辭卻愈發嚴厲。他表示，自己「上任第一天」就會發佈動議，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轉而「尋求公正的雙邊貿易協定，把工作和工業帶回美國」。當然，這或許只是為了推行新的約定。Carrier原本計劃將大量的工作職位移到美國之外，而在川普如此大張旗鼓的推動下，他們已經撤回該決定。儘管如此，想要徹底改變製造業職位的動向還是不太可能的。因此，隨著川普及其團隊愈清楚地了解，「找回工作職位」與美國經濟健康與否息息相關，更不用說牽扯到維持亞洲力量的平衡，他們又會怎樣做，千百萬給他投票的人又會作何反應？

「如果人們意識到自己被耍了會如何？」科布林問到。他同時也是沃頓數位媒體（Wharton Digital Press）的出版人和責任編輯。他說：「如果人們意識到，他根本無法把工作職位帶回美國，人們的情況並沒有比兩年前好多少，他又會如何做？會遷怒於誰？人們會認為，川普的失敗是根本的制度環境，還是有某種不能見光的力量在阻撓他，必須加以克服？我認為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回岸成本

無論是川普還是其他任何人，無法重新創造工作職位的最大原因在於，從何處帶回這些崗位根本無從談起。這些崗位之所以消失，主要是因為效率的極大提升。美國的製造業產量在2015年 創下前所未有的新高。在過去的35年裡，製造業甩掉了700多萬的崗位，但產量卻比任何時候都要高。

根據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EPI）的統計，2013年美國製造業總產量5.9萬億美元，佔美國當年GDP三分之一以上。EPI在2015年發佈的報告「美國製造業發展足跡與製造業崗位的重要性」（The Manufacturing Footpri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U.S. Manufacturing Jobs） 一文這樣說道：「製造業從總產量和就業水平來看，是迄今為止美國經濟最重要的部門。」美國有1200萬人直接受雇於製造業，同時製造業還為美國創造了約1,710萬個非直接工作崗位。工作崗位總計2,910萬個。這一數據在2013年佔美國總就業量的五分之一以上（21%）。

然而，這個部門仍然失去了百萬工作崗位。那麼這些崗位究竟去哪裡了？「如果你想要知道如此多的工作崗位為何消失，答案就要從數據裡找。你會一次又一次地發現，不是貿易導致了這一結果。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技術。」哈里森說道：「消失的工作崗位中，80%並不是被中國工人所取代，而是被機器和自動化所取代。想要怪罪關稅，這就是第一個反駁的證據。你會發現，美國公司更可能用機器取代昂貴的勞動力。」

哈里森指出，另一問題在於，美國很多出口產品所依賴的供應鏈都會使用其他地區以更低成本生產出來的零部件。「因此，如果我們在關稅問題上為難墨西哥和中國，就會損害自身製造業的競爭力。」與墨西哥、中國爆發貿易戰，甚至同時與兩個國家為敵，意味著「最可能產生的直接後果就是，他們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美國出口的產品徵收關稅。那麼，墨西哥可能會對美國產的農產品徵收關稅，那可是很大一筆關稅。而中國則會對一些精密器械徵收關稅。如果矛盾被激化，我們的經濟將進一步陷入窘境」。

還有一點也必須記住。貿易會導致工作崗位的消失，但同時也會帶來新的崗位。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莫洛•吉倫（Mauro Guillen）說道：「NAFTA為我們帶來了原本屬於歐洲和日本的很多崗位。」他指出：「20世紀90年代，在NAFTA生效之後，豐田、Nissan、Benz和BMW等汽車公司紛紛在阿拉巴馬州、南加州、田納西州等地建廠。隨之而來的還有他們的供應商。不過，工作崗位仍然是在減少的。」被取代的工人必須獲得受教育的機會。

沃頓商學院營運、訊息與決策學的教授馬歇爾•費捨爾（Marshall L. Fisher）表示，如果現在有人想要和中國工廠一較高低，那就太諷刺了。「在之前的一場總統選舉辯論中，川普說美國的GDP成長率為1%。看看中國，可是7%。但如果你讀了（中國）上一個五年規劃，其中明確表示中國的計劃就是擺脫低階的製造業職位，大力發展設計、品牌營運、配銷以及產品創新。中國希望通過擺脫低階製造產業的方式，繼續保持川普所稱羨的那種繁榮。中國之所以要擺脫這些崗位，在於他們感覺到靠製造業是無法競爭的。很多公司紛紛搬離中國，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變得昂貴。這些公司都跑到越南去了。」

對廉價勞動力的追求促使新英格蘭的製造商轉移到北加州，然後又去了巴西、台灣、中國和越南，接下來是印尼、孟加拉，以後甚至會去衣索比亞。「我們是希望把中國不要的那些工作都帶回美國嗎？如果中國工人太貴，他們的薪資只有美國工人的五分之一，我們又如何指望這些職位有競爭力？我不認為會有人願意讓美國人的薪資降低五倍。」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果召回這些工作會產生哪些意料之外的後果。沃頓商學院營運、訊息和決策學教授，沃頓費捨曼-戴維森服務與運營管理中心（Center for Service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聯合主任莫里斯•科恩（Morris A. Cohen）說：「GE Appliance在幾年前投入十億美元開展回岸業務；他們（把生產線）重新搬回美國肯塔基州，並和工會談判。但是在讓工人去工廠工作的問題上卻遭遇了很大的困難。」他說：「他們發現供應成本更高，因為很多東西需要從海外進口。最終，他們把這部分業務賣給了一家中國公司。」

美國人也認為，在工廠找份工作不像以前那樣吸引人了。科恩指出：「一旦他們到工廠工作，就會發現這份工作並不好。GE無法留住工人。他們第三天就會辭職。」他說：「我們也沒有把工人培訓成技藝合格的工匠，而德國的學徒計劃都是這樣培訓的。美國社會對這件事的接受程度不像德國那麼高。我們需要樹立這樣的價值觀。」

工廠職位的未來

科恩說，無論如何靠貿易戰都無法解決問題。站高一點看，「（美國）製造業已經衰落，在任何發達經濟體都是如此。」他指出：「我們可以提供服務業的職位，只是不一定能提供製造業那麼高的薪資。因此，我們需要找到一個辦法創造高品質的工作職位。」

最終的解決之道還是要從經濟著手。「我們必須找出今天的競爭優勢在哪裡。不是以前的優勢，而是創新、新的經營模式以及利用自動化技術。世界上其他地區都在這些領域絞盡腦汁。」東歐和南美國家的人急需工作，他們也不需要多高的薪水。因此美國必須要找到與之競爭的辦法。科恩說：「我並不是悲觀主義者，但解決問題不是僅靠讓製造業回家就可以的，以前是這樣，現在不是。」他說：「我對美國的創新能力、公司的靈活度以及勞動力都有極大的信心。只要能完善地加以利用。在長期我們就能找到真正的競爭力。」

全球化在過去幾十年為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都創造了巨大的利益。高品質的產品，以及前所未有的低價，這提升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這場角力賽中也有輸家。」科恩說：「一些工廠關閉、一些人失業了，一些人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好處並不是均等的。事情總是如此。我所造訪的每個國家都希望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但與此同時，國家也希望產品價格更低。這是一種平衡。平衡關係的責任還是在政府。我們所參與的這個世界充滿了激烈的競爭。」

美國人真的會花更多錢購買美國產的產品嗎？美聯合和GfK在4月份針對1,076名美國成年人展開的調查顯示，一般來說並不會，即便只是需要花費多一點點的錢。調查假設，對於一條85美元的美國產褲子和一條50美元的其他地區生產的褲子，只有30%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會選美國產的那一條。

此外，科布林還說：「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是，鑒於技術和自動化的發展，美國力求雇傭全工齡人口的主張是否太過現實？我們總是在說創造新的工作崗位、更好的工作，但究竟能創造多少？答案就是，我們並不清楚。一直都是如此。」

根據聯準會的統計，美國工廠目前的產能是1984年的兩倍，而工人數量卻少了三分之一。哈里森認為，顯然競選期間這種緊張局面被利用了，而民主黨沒有直面這個問題，無法幫助那些受到全球化傷害的人。哈里森與巴黎經濟學院教授Lionel Fontagné等人合著的書《沒有工廠的經濟》（The Factory-Free Economy）即將推出。而對此聽而不聞的並非只有民主黨人。「很多人，比如像我這樣的學者都不願承認有人是失敗者。」她說。「我們還沒有就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有所表態。我認為這徹頭徹尾的失敗了。首先，經濟學家說沒人失敗；然後他們又承認是有的，但仍然無所作為。而後任政府在整個選舉中利用了這一點根本就是錯誤的。除非我們以積極建設性的態度幫助失敗者解決了問題，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否則我們就無法實現全球化。」

如今，由於川普政府有極大的可能性拿貿易協定和國際關係開刀，美國製造業的未來站上了十字路口，無論是從實質上還是從所傳達的訊息上來說，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為危險。「TPP曾試圖遏制中國的影響力，而扼殺TPP則會令中國更強勢。」費捨爾說：「這真是一盤撲朔迷離的棋局。我想說，期待重振美國製造業出於多方面的考慮都是錯誤的妄想。首當其衝的錯誤就是認為一個國家的偉大與否需要依靠煙囪里冒出多少煙來衡量。」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川普或任何人能把製造業帶回美國嗎？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華頓(Wharton)的博士後行銷研究員Ludovica Cesareo在華頓行銷大會(Wharton Marketing Conference)上表示，“雖然千禧世代不同於其他客群，但品牌與他們連結的方式也不只有一種”。

Cesareo指出，研究顯示千禧世代的行為和態度可歸因為，“他們生長的世代適逢科技的進步、全球化與經濟創新”；她進一步補充，千禧世代想要更親近、不獨佔的感受。此外，千禧世代對於價格是非常敏感的，他們“享受生活並有著線上購物的習慣”，他們在乎事情的真實樣貌。

雖然有些觀點可能是有爭議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千禧世代的崛起的確是一股無法忽視的力量。Cesareo表示，千禧世代是美國史上人數最多的一個世代，它的總數高達9,200萬人。此外，千禧世代也已經成為了勞工族群與消費族群的主力，“所以他們對於經濟的影響相當地龐大”。

建立你的品牌形象

負責領導冰淇淋商Breyers營運的聯合利華（Unilever, UN-US）(Unileve)的品牌副理Catherine Chao表示，年輕消費者對於潛藏於品牌之下的責任：“做對的事情”感到興趣。Chao表示，“期望過著自主式的生活”這樣的理念也包括支持他們認同的品牌精神。

在行銷大會當中，Cesareo問了與會者一個問題：品牌要如何在社會、文化或環境議題下獲得消費者的認同？瑪氏巧克力(Mars Chocolate North America)的資深品牌總監Kerry Cavanaugh表示，“要證明品牌的觀點是一件浩大的事情。除了大力倡導之外，還有另一個重點，就是要讓消費者對你有所信賴”。

Cavanaugh舉了例子，瑪氏巧克力旗下的德芙，今年度開始對外宣傳它的原料與烘培後的咖啡豆都來自於非洲，它也幫助非洲當地的社群，提升他們的教育水準。“據我們了解，如果將這樣的訊息以新聞稿的型式發佈，不會有任何人注意。但如果你將這項訊息放在電影或公司的網站上，人們就會開始相信你”。

Cavanaugh表示，他相當地仰慕戶外運動服飾商Patagonia所建立的“可靠”的品牌形象；他也表示，Patagonia透過“第一天”(From Day One)的活動，來對外闡述自己的品牌形象，“如果你曾仔細觀察，你會發現它們的內容量相當驚人，內容除了陳述產品優點之外，也說明了品牌精神與它的信念”。

Chao闡述聯合利華的狀況，“很湊巧的，我們的任務也是朝著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邁進”，這也極具挑戰性。“當我們扛起責任時，消費者是站在我們這一方的，目前為止他們仍不需要為此付出一分一毫”。Chao表示她的公司仍處於往“以正確的方式和消費者溝通的早期階段邁進。這要如何轉換成實際的購買力，仍是我們現階段努力的目標”。

說服消費者

該與會者也同意，成功向千禧世代行銷的重要元素，是意識到品牌理念必須有所轉變。公司要能有辦法控制、包容並吸收消費者的想法。

來自於Philadelphia的品牌策略與行銷諮詢Thinkwell Marketing創辦人的Michelle Aleti表示，“你幾乎不會從公司官方得知品牌的形象，這幾乎都跟消費者的評等與評論有關。品牌故事也不再由品牌主導，而是消費者主導”。

聯合利華的Chao表示，這樣的情況和信任這個重要的元素息息相關。相較於“品牌推動”，我們應該從“消費者推動”來著手。品牌的發現與後續的推薦，主要是從信任開始建立的”。Cavanaugh也同意，他表示，“目前品牌的建立比較像是雙向的溝通”。

摩根大通（JPMorgan, JPM-US）(JPMorgan Chase)的Chase Sapphire信用卡執行長Jeff Bedard表示，“過去你能夠塑造品牌，因此你可以很有效率地溝通。如今，品牌已然成為了眾人評論的綜合體”。Bedard表示，在他所處的產業之中，具警覺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特別是在金融服務的世界裡，千禧世代選擇品牌的時候，會考慮‘我的朋友也使用了這些服務嗎？當我將資金投入這些服務時，我的家人會有什麼樣的看法’？”。

Cavanaugh舉了一個由消費者共同創造品牌的例子，他引用了菲多利(Frito-Lay)的年度競賽“幫我們一個忙(Do Us a Flavor)”作為例子。菲多利邀請消費者來開發新口味的洋芋片，並投票選出最後的優勝者。Cavanaugh表示，“這是群眾力量表現的極致。我認為這件事最好的地方在於能夠共同創造品牌。千禧世代也相當地喜歡這樣的方式，因為他們相當地有創意”。

與會者討論到的另一個主題是意見領袖的運用，他們同意這對於千禧世代來說是個極有效的行銷工具。Cavanaugh表示，“透過意見領袖來推廣品牌，是相當有效的。如果你透過意見領袖來傳達品牌，實際上的結果與下廣告的成效大不相同，沒有人會想在日常生活當中不時看到廣告；但卻有許多人為了取得資訊而追蹤意見領袖，這是相當驚人的”。

Cavanaugh評估了瑪氏巧克力透過意見領袖來行銷的成果，“有效地吸引許多目光，且成本也相當低”。Chao表示意見領袖能有效地幫助品牌，“和不同的客群溝通，甚至有些顧客你可能從未與他們有所接觸”；她表示，Breyers就是請電視演員Lindsay Price與澳洲名廚Curtis Stone來作為它們的意見領袖。

她表示，Stone作為意見領袖時，透過他的食譜能夠有效地為品牌帶來主婦客群。“主婦客群有著開發新食譜、讓家人持續不斷對食物感到興趣的壓力，但在這情況下，要如何擁有均衡的健康飲食呢？因此教育消費者和Breyers講述故事的平台也成為了宣傳品牌極其有效的方式”。

屬於千禧世代的共享經濟

Cesareo表示，許多研究顯示千禧世代對於擁有自己的房子、汽車或者其它高價商品，並不是那麼感興趣。他們大多傾向於使用租借的共享經濟模式。Chase的Bedard表示， 近期發表的Chase Sapphire Reserve信用卡，就是一個成功與消費者偏好結合的產品。

Bedard向觀眾表示，“我必須誠實地告訴你，我們並沒有特意為千禧世代設計這項產品，但我們廣大的迴響都來自於千禧世代”；他研究後發現Chase Sapphire這項產品成功的原因在於沒有限制消費者的行為：“誠如消費者所說的，‘我並沒有特定想要搭乘的航空公司，我也不想住在特定等級的飯店’。所以我們基於機動性來建構這個品牌”。

Bedard指出Chase Sapphire Reserve信用卡有一個獨特的特點：“我們所定義的旅遊，和消費者所定義的旅遊是一樣的”；該信用卡提供的回饋點數可以用在Airbnb與Uber等共享經濟上，而它的競爭對手則規定只能用在特定的航空公司與飯店。Bedard繼續表示，“些微觀點的改變，就能帶來顯著不同的結果”。

千禧世代和我們的共同之處

與會者也同意有時向千禧世代行銷的方式，與其他族群並無不同。甚至還能套用某些教科書上的理論。Aleti表示，“行銷的基礎最重要的是對消費者的觀察，將這些觀察轉化為有用的策略、了解造成消費者改變的原因、了解他們的痛點，我相信這些都是舉世不變的法則。Aleti表示，我們在這條道路上，不斷地嘗試與創造”。

Aleti舉了一個例子，當她還在寶僑（Procter & Gamble, PG-US）(Procter & Gamble)且當擔吉列全球品牌的特許經營部門主管時，她表示，在2011年創立，最近被聯合利華收購的刮鬍刀新創公司Dollar Shave Club，就是擺脫傳統觀點，並找到消費者的痛點的例子，“消費者已經厭倦了過去四組刮鬍刀要價20美元的模式，這也成為Dollar Shave Club用來突破的重點”。

與會者認為，一個理想的品牌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們並不同意Cesareo引用知名行銷專家Jonathan Salem Baskin的說法，“世界上的品牌非常地簡單且互不相關，就像飛機上的座位看起來都很相似，而許多不同的服飾與電腦品牌也都是海外相同的工廠製造的，即使如此，許多公司仍認為消費者會買單”。

Chao回應道，“塑造品牌所採用的舉措，應該要與預期想要達到的結果保持一致”。Aleti表示，品牌要成為能夠幫助消費者更有效率地做決策的一個角色。Cavanaugh也同意，“當然，品牌與我們的生活是極度相關的。而我認為，品牌的發展，取決於你如何與品牌作連結”。(編譯/Bevis)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企業針對千禧世代的行銷手段 今昔對比有何差異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但為什麼電腦可以比人更快地算出天文數字，卻不能識別一個字母B，或者一張模糊照片當中門上的數字5呢？就因為它字體複雜又加了刪除線嗎？為什麼連一般二年級學生都能做到的事，電腦就這麼容易感到困惑呢？

要想知道答案，就要瞭解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它目前能做什麼？什麼是它仍然不能掌握的呢？我們可能正朝向日益智慧化的技術飛速發展，但卻沒有充分思考它對我們自己以及地球所造成的影響。這是提姆•爾班（Tim Urban）的觀點，他在部落格Wait But Why中用火柴人來敘事，風趣幽默的語氣，讓他倍受歡迎，特斯拉（Tesla, TSLA-US）的首席執行長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和臉書（Facebook, FB-US）的首席執行長馬克•祖克伯（Mark Zuckerberg）也是他的粉絲。最近他在麥克納提領導力計劃（McNulty Leadership Program）中的沃頓名家（Authors@Wharton）系列發表了文章。

喬治•華盛頓和「致死單位」

「想像一下你用時光機把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從1750年帶到現在。」爾班說道。他提醒觀眾，華盛頓的時代「是完全沒有電的」。你想要去其他地方，就必須靠雙腿、騎馬或者乘船；如果想要交流，你可以說話、喊叫、寄信，或者是放煙火。

如果華盛頓看到我們現在的科技，汽車、飛機、國際太空站等等，他會有什麼反應呢？你可以告訴他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和相對論、可以為他播放50年前錄製的音樂。他也沒見識過什麼是網路。在我口袋裡的長方形魔法師可以施展出無窮的魔法，例如打開地圖，用不可思議的藍點標誌我們的方位，或者讓你與在地球另一端的日本人對話。

「我覺得喬治•華盛頓不會只是感到驚訝或震驚，我認為他會被嚇死，」爾班說道。為了實現這種由於時代前進而致死的結果，你需要前進到多遠的未來？「我把它叫做‘致死單位’ （Die Progress Unit ，DPU）。」這雖然很有趣，但也不完全是個玩笑。爾班用致死單位說明了技術進步的速度有多快。「它已經從線性發展走到了指數發展」爾班說道。

如果喬治•華盛頓想對1500年前後的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做一個相似的時光機試驗，把他帶到1750年，爾班表示，「我很難不相信，達文西不會被嚇死」。為了製造這種極度驚嚇感，華盛頓需要回到農業革命以前，找一個狩獵採集者把他帶到1750年。「這個人以前從來沒有在其他地方看過一大群人。突然出現的巨大城市、高聳的教堂，還有遠洋輪船，我覺得這個人可能也會被嚇死。」

此外，爾班還堅信過去200年間的指數級進步，令我們的時代與人類歷史上其他時代相比都更加與眾不同。「DPU單位正在飛速變短。這說明了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同尋常的時代。」網路的發明和圍繞著它所產生的所有技術，只用了短短的25年左右就有快速的進步。這對未來又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呢？

爾班說，人們本能地抗拒著呈指數級變化的世界。「你可能回答‘才不是呢’。人們會有這樣的認知偏見，‘沒有這種瘋狂的事，這種事怎麼可能現在發生？’」但是爾班表示，根據專家的看法，這種情況正在發生。

當前AI技術的限制

爾班認為，世界呈指數級成長的主要推動因素就是AI技術。AI並不一定就是大家所說的機器人，爾班表示，任何能對特定問題做出智慧判斷或準確預測的軟體，都可以稱為AI技術。智慧手機上的大部分應用，例如Siri，都包含著人工智慧。

而且AI技術的應用正在增加。電腦世界（Computerworld）網站上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諮詢娛樂和高級駕駛輔助系統等AI裝置，在汽車中的安裝率預估將從2015年的8%上升到2025年的109%。《紐約時報》近期報導「美國已經把人工智慧作為國防戰略的核心，有些武器可以發現目標，並作出決定。」爾班對此評論，「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全面人工智慧的世界裡。」

但是人工智慧顯然也有它的限制，它沒法完成一些小孩子都能做的簡單任務。比如讓它區分一隻尖耳朵的小狗和一隻貓時，它並不知道一幅3D繪圖代表著一個3D物體，或者是在辨識其他人的臉的時候，它就會出洋相。爾班認為，知名電腦科學家唐納德•克努斯（Donald Knuth）所下的結論很好，「目前的AI技術基本上已經可以成功完成所有需要‘思考’的事情，但卻在大多數的人類和動物根本‘不需要思考’就能做的事情上失敗了。」

專家把現在的人工智慧歸為「弱人工智慧」（ 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ANI），因為它是用來解決特定類型的問題，並沒有達到人類智慧的廣度。爾班表示，例如潘朵拉（Pandora）電台可以根據你的喜好向你推薦你可能喜歡的音樂，但如果你問它約會的建議，它就會茫然地看著你。

如果電腦的智慧廣度超出了它被設定的這項專門任務會怎樣呢？爾班認為AI的子集，也就是機器學習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AI技術可能會從「弱人工智慧」向「強人工智慧」（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發展。「它不僅能幫你選音樂，還能幫你在谷歌（Alphabet, GOOGL-US）(Google)上搜索，或者幫助航空公司設定機票價格。它什麼事都能做。」

爾班指出，根據許多專家的看法，如果強人工智慧被開發出來，那麼第三類人工智慧也不會太遠，那就是「超級人工智慧」（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ASI）。這樣的軟體理論上會比人類更聰明。

爾班讓觀眾思考這些技術進步帶來的影響。電腦可能最終會站在高於人類的進化階梯上，就像我們比黑猩猩高一階一樣。爾班表示，人類和黑猩猩的DNA的差異並不大，但我們卻是它們絕對的主人。超級人工智慧會成為我們的主人嗎？爾班說：「我們不僅做不到超級人工智慧所做的那些事，甚至可能無法理解。」想像一下你試著對黑猩猩解釋你如何建一座摩天大樓。

爾班補充，「想像一下超級人工智慧將瞭解電腦科學，讓自己變得更好，為自己的結構重新寫一個程式，理解奈米技術，還有其他所有幫助它們不斷提升自己的事情，太不可思議了！」很快地，你就可以讓它每小時進化一次。

但是，他也警告觀眾提防人工智慧人格化的趨勢。想像一下，就像許多電影和書中那樣，「機器人變得邪惡，想要接管一切。」這不是它發展的方向，爾班說道。這是人工智慧可怕的另一個原因。

未來：是天堂，還是迴紋針般的世界？

爾班表示，許多AI專家擔心的不是機器會故意背叛我們，而是我們可能會阻擋了它們的計劃，或者變得對它們無關緊要。如果它們的程式寫得不好，可能會產生一些意外的後果。

他描述了一個在AI圈子裡經常提到的有趣但卻可怕的「迴紋針情境」。「想像你有一個AI的高科技實驗室，像Google X那樣，」他表示，「你說，我想讓這個AI變得更聰明，自己把自己訓練得更聰明。我們對它進行設定，讓它把這個原料變成迴紋針。」

爾班表示，然後有一天，它開始變得比人類還要聰明。它可能不會告訴我們，現在它只關心一件事情：就是製造迴紋針。「如果它真的想要製造許多迴紋針的話，它可能就需要很多原子，包括我們身體裡的原子。300年後，整個銀河系都是迴紋針。」

另一方面，一些專家看到了超級人工智慧可能的優點。它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些全球問題，例如戰爭、疾病、貧窮和氣候變遷。爾班提到AI思想家Eliezer Yudkowsky曾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有了這種高級形式的智慧，那些看似難以應付的問題就不攻自破了。

許多專家屬於「焦慮」型的，爾班表示，他們擔心人們沒有對我們所創造出來的這些事物的影響給予足夠的關注。AI的發展大部分來自新創企業，它們一心想要「獲得榮譽，改變世界，改變人性」，爾班指出。「大部份的AI 資金都用來創業和開發，並沒有用於解決AI的安全問題。這種投資對人們沒有吸引力。」

我們距離超級人工智慧變成現實還有多遠？許多專家認為已經很接近了。爾班引用數據指出，專家對高人工智慧的預測中值是2040年，超級人工智慧是2060年。也就是說距離現在只有45年了，也就是我們的孩子和孫子的那個年代。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當電腦變得比人類聰明時 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傑佛瑞·E.嘉頓 (Jeffrey E. Garten) 在他的新書《從絲綢到矽谷：造就全球化的十大傑出人物》(From Silk to Silicon: The Story of Globalization Through Ten Extraordinary Lives) 中指出了十位改變世界並迎來全球化新紀元的核心人物。全書先以細緻入微的筆觸描寫了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隨後跳轉至一位英國首相和一位葡萄牙王子以及其他的一些人物。

嘉頓是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的榮譽院長，教授的科目是全球經濟和危機管理。他先前曾為尼克森（3317-TW）、福特（FORD, F-US）、卡特和克林頓數位總統效力，早期曾在華爾街的雷曼公司和黑石集團就職。

近日嘉頓現身天狼星衛星廣播公司111頻道沃頓商業電臺(Wharton Business Radio on SiriusXM channel 111)播出的“沃頓知識線上”節目，講述他如何為他的新書選擇人物以及全球化的善與惡。

以下為編輯後的訪談記錄。

沃頓知識線上：在過去三四十年間，“全球化”這個名詞在我們的言語中變得越來越常見。從當代的範疇來看，它不僅僅是一個術語，它的漫長歷史甚至可以回溯到幾個世紀之前。要瞭解這個名詞在今天的對話中的作用，我們必須回顧過去數年間全球化在塑造我們的社會中發揮的關鍵作用。您在看待生活中的許多事物方面都有著獨特的歷史視角，是這樣嗎？

傑佛瑞·E.嘉頓：是的。我認為把當前或者未來的事物放在歷史的語境中來探討大有助益。這樣可以使我們瞭解更多的特徵並且在現實中站穩腳跟。

沃頓知識線上：在過去大約30年來，全球化這個術語已經呈現出了它自己的生命。

嘉頓：是的。當我回顧歷史時，1970年代初期的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石油禁運首先出現在我的腦海裡。很多人從那時候開始意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關係更為緊密也更小的世界裡。在石油禁運事件之後，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件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

沃頓知識線上：在今天，是什麼因素激勵著企業擴大他們的營運，進軍全球？是什麼因素鞭策著許多企業接受全球化的觀點？

嘉頓：在過去大約30年間，主權國家之間的各種障礙都已經真正消失了。貿易壁壘漸退，全球關稅稅率變得非常非常低。與過去很多年前相比，其他貿易壁壘、規章和配額也變得更加寬鬆。

不久之前，大多數國家還不允許它們的貨幣在全球流通，但這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目前面對的是一個壁壘越來越少的全球市場。

如果你是一家美國公司，如果你問“市場在哪裡？”，那麼，最終會得出這樣的結論，80%到90%的市場可能都在國外。自然而然地這就會迫使企業制定全球戰略，將公司拓展至全球各個角落。

沃頓知識線上：您的新書中介紹了10位以各自的方式對全球化產生深遠影響的人物。有趣的是，您一直追溯到了成吉思汗並且以全球視角看待他的帝國構建過程。

嘉頓：我是這樣做的。首先，我開始思考我們所生存的全球環境以及我們的世界如何變得越來越小。我希望賦予它一種真正新（2105-TW）穎的視角。所以我從接近源頭的地方開始研究全球化。我認為全球化始於大約六萬年前，當時一些非洲人種開始崛起並走出非洲。他們希望找到更多的食物和一個更加安全的環境。我認為人類的種族歷史與全球化歷史差不多是同步進行的。

但是我必須從某個點開始，我不可能一路追溯至源頭，所以我決定從13世紀的成吉思汗開始。雖然我們所知道的成吉思汗都是關於他的暴戾行徑，但我想向人們展示的是，這個人基本上把整個世界，也就是從太平洋到我們過去所說的東歐，聚攏在同一個政治屋簷下。在殘暴的征伐之後，他建立了通信系統和交通體系，找出了一種治理不同文化的方法。從很多角度來看，這就是我們所能聯繫起來的第一個全球化時期。在這一時期，全球化以某種複雜的方式開始了。

不管你信不信，在成吉思汗的兒子的時期，你可以從現在的韓國直通匈牙利。那時候有“絲綢之路”，有通行證，有歇腳的地方，還有供你換馬的地方。當然它沒有現在這麼成熟，但也相當先進。

沃頓知識線上：從成吉思汗開始再到書中的其他人物，你還寫了約翰·D.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瑪格麗特·柴契爾 (Margaret Thatcher) 和鄧小平。他們有什麼共同之處呢？是什麼因素使他們成為這本書中的恰當人選？

嘉頓：我關注的這些人物都滿足幾項標準。首先，我希望尋找在過去大約一千年中有傑出貢獻的人物，他們使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小，連結更加地緊密，最終並改變了他們居住的世界。這種變化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現在仍然與這種變化共存。第一個標準也就是他們的所作所為的重要性。第二個標準是，他們不能只是思想家，他們必須身先士卒實行他們的理念。這就大大縮小了候選人的範圍。在過去幾個時代中，的確出現了一些非常聰明的人物，他們的觀點極具未來性，但是，我只選擇那些真正把這些觀點變成現實的人物。

第三個標準是這些人必須是早期的開拓者，這樣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說他們揭開了一個新時代。在這些人物所生活的時期，曾出現過新帝國時期、新探索時期、新殖民時期、新全球金融時期等等。我大致透過十個時代來展現這些人物如何引領潮流，從而產生改變時局的巨大動力。

沃頓知識線上：對你來說，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有沒有一兩個人物是最有趣、最扣人心弦的？

嘉頓：其中一個是航海家亨利王子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他是15世紀時期的一位葡萄牙王子。他組織了船隊、船員，把全世界所有的尖端航海技術整合在一起，迫使葡萄牙探險家南下非洲海岸。他們發現了印度和中國。發現新世界的也是這些船隊。這個故事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發生在黑暗的中世紀時期。這樣的一位人物，有這樣的財力，以這樣的方式進行海上探險著實令人不可思議。

第二個人物是塞勒斯·菲爾德 (Cyrus Field)。塞勒斯·菲爾德是對技術一無所知的美國商人，但他發明了跨大西洋的電報。想要知道這項技術有多麼激動人心，不妨這樣想像一下：回到1850年代，要從歐洲把消息傳到美國並沒有比3000年前快多少。消息傳播基本上靠的是風力。但是電報接通後，只要一分鐘我們就可以在大洋（5907-TW）兩岸實現即時通訊。僅僅在幾年的時間裡，整個世界都被連接在一起。這個故事之所以有趣是因為它是失敗、再失敗、再再失敗後的最終成功。

這個技術進步也使我們聯想到今天的網際網路。雖然我們有理由對網際網路的作用感到震驚，但實際上網際網路並不是一個多大的進步，因為它是無線電、電話和電視之後才出現的。我們現在已經能夠即時觀看發生在其他國家的戰爭。但是在那個年代跨大西洋電報接通的時候，仍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沃頓知識線上：我們來說說羅伯特·克萊夫 (Robert Clive) 吧。他對大英帝國的影響令人難以置信。

嘉頓：17歲的時候，羅伯特·克萊夫以文員的身份前往印度。只用了15年，他就成了當時的東印度公司的首領，這是一個擁有自己的軍隊的龐大印度英國公司。作為公司和軍隊的首領，他為大英帝國征服了印度。這在當時是一個巨大的發展，因為英國本身就是一支強大的全球化力量。你可能還記得這句話，“大英帝國的太陽永遠不會落下。”這是真正的第一大步。這個人在英國沒有後臺，沒有財力，卻在加爾各答發跡，最後掌管這一公司。我的故事描述了他如何一步一步地征服印度，如何在美國崛起之前，引領英國踏上成為當時最偉大的全球力量的道路。

沃頓知識線上：英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全球最重要的國家。

嘉頓：這個國家從根本上把市場帶向了全世界，還有法治以及我們認為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形式等。

沃頓知識線上：世界中心向美國轉移是否發生在大約一戰和二戰期間？

嘉頓：是的，一戰後，英國在某種程度上耗盡了資源。到了二戰的時候，美國接管時局。

沃頓知識線上：約翰·D.洛克菲勒的故事也十分有趣。很多美國人都知道這個名字。但事實上，他還是兩大領域的時局改變者，能源和慈善。

嘉頓：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意外。他年紀輕輕就退休了，坐擁巨額財富，創立了全球石油產業。然後他又進一步成立洛克菲勒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大學。這些機構一開始就是跨國組織，以企業而非慈善機構的方式運營。直到今天，這些機構仍然存在。他們極具活力，而且仍然處在全球慈善產業的前沿地帶，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都對全球化起著關鍵作用。

沃頓知識線上：瑪格麗特·柴契爾的巨大影響不僅是在英國，甚至延伸到了整個歐洲。她的印記遍佈整個世界。

嘉頓：我同意。我覺得這可能是最具爭議的一個選擇，因為柴契爾本人就是一個富有爭議的人物。自從俄羅斯革命以後，大多數國家都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經濟大蕭條更是加快了這一趨勢。最終經濟體中的政府規模越來越大。柴契爾在1970年代後期和1980年代從根本上扭轉了這一趨勢，將整個世界引入自由市場的軌道。她樹立了一個有利的典範，以至於在歐洲的其他地方傳播開來。雖然我無法證明其中的直接因果關係，但正是這一時期中國開始放開管制，對外開放。

柴契爾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她所釋放和鼓勵的那些力量，正是我們今天所有爭議的核心。透過開放市場，創造了許多繁榮，卻也帶來了廣泛的不平等性。再看今天的美國選舉，你會看到人們圍繞著全球化的各個角度所展現出來的激情。貿易對我們有什麼作用呢？所有的這些都源自柴契爾所做的那些決定。最終，全球化已經不是一種混合的有益的事物，它是支配我們的強而有力的力量，我們必須面對它。

沃頓知識線上：而安德魯·格羅夫(Andrew Grove)（2016年3月21日逝世，享年79歲）的故事也十分有趣。雖然我們處在一個數位時代，我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互有連結的，但知道安德魯·格羅夫這個名字的人並不多。但他卻是整個物聯網革命的基石。

嘉頓：是的，這是我的看法。他勝過比爾·蓋茨，勝過史帝夫·賈伯斯。但是我的書在20世紀就結束了，排除了史帝夫·賈伯斯的一些主要成就。安德魯·格魯夫想出了如何大規模生產全球所需的微處理器。在我們正在經歷的現代工業革命中，微處理器無所不在。它在你的手機裡、自動汽車裡、3D印表機裡。正是格魯夫想出了這樣一種生產方法，使得微處理器能夠在全球各地生產。

他還有著最富戲劇性的人生經歷，逃過了納粹的摧殘，也躲過了蘇聯的攻擊。如果誰覺得移民有爭議的話，應該想想像安德魯·格魯夫這樣的人。他20歲來到美國，不會說英語，卻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國家。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全球化的巨人：十個改變世界潮流的人物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但是人們不瞭解的是，哪些領域的員工受薪資效應減退的影響最大？這種減退在何種程度上加劇了美國收入不平等現象？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亞當·科布(Adam Cobb)作為合著者參與的新研究針對這一問題給出了答案。在他的論文《漸行漸遠：企業規模薪資效應的變化及其帶來的不平等性影響》(Growing Apart: The Changing Firm-Size Wage Effect and Its Inequality Consequences)中，科布與合著者，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助理教授林庚厚發現，隨著企業規模和薪資之間的關聯減弱，薪資等級落在中間和後段的員工感受到的負面影響最大。而那些薪資等級落在前端的人在大企業薪資溢價中並沒有什麼損失。

此外，在1989年到2014年的研究期間當中，企業規模薪資效應減退的不平衡性使薪資不平等性成長了約20%，這證明了大企業對不平等性成長是有影響的，科布說道。

“為一家穩定的大企業工作通常被視為一種明智的職業選擇，那裡有晉升的機會，還能得到不錯的薪酬，”科布說道，“但是今非昔比。在大企業工作的優勢在某些實質的方面已經被削弱了。” 

薪資分佈的不斷變化

根據科布在他的論文中引用的歷史研究，以前那些員工在500或500人以上的企業所發的薪資比員工低於25人的企業所發的薪資要高出30%到50%。大企業透過發放獎金來吸引優秀的員工（篩選和監督新員工的成本也變得更高），最低薪資有可能是被那些有組織的勞工推高了，也有可能是那些對工會極其厭惡的企業故意把薪資抬高，這樣員工就沒必要再組織工會了。

薪資效應存在於公司的各個部門，科布說道，甚至包括那些現在經常會外包出去的支援性人事工作。招聘流程也變得標準化了，員工的薪資漲幅大體一致，這可以從根本上確保那些長期工作的員工獲得穩定的薪資。

“假設在40年前，你是一個大公司行政助理、清潔工或者保安。與那些在小公司裡作相同工作的員工相比，你的薪資可能非常高，”科布說道，“大公司肯定有一套跟勞工市場類似的內部薪資設定體系，按照職位的評估和其他標準化形式來設定薪資。”

透過兩套聯邦資料，研究人員觀察了企業規模薪資效應在薪資水準和時間上的分佈。根據他們的分析，各個等級的員工都能從大企業的紅利中獲益，雖然那些位於薪資分佈曲線中部和底部的個人的獎金高出許多。

關於經濟不平等的全國性探討是近幾年才出現的，但是企業規模薪資效應的變化卻不是近幾年才出現的。科布說這種變化從1980年代就開始了，但在1990年代之後的經濟促進時期才真正顯現。

“那一時期正好也是低薪工作離岸外包開始產生影響的時期，”他說道，“沒完沒了的裁員，但是現在你看那些精簡規模的企業實際上非常賺錢。除此之外，許多公司還把一些中薪和低薪員工外包出去，現在他們為合約公司工作，薪資也低了許多。”

市場廣泛的改變也加劇了這種變化，科布說道，這些變化包括全球化、技術變革，以及雇主和員工關係的變化。薪酬以前是和工作有關，現在則是和員工個人有關，而且不會按照以前那種預先決定的模式成長。前線經理有著更多的裁量權，可以決定付多少，聘用誰，以前會在大企業中常見的集中化招聘流程中做出這樣的決定。

“當你結合了這些因素後，在大企業中工作的回報似乎已經沒那麼誘人了，對於那些中低技能水準的員工來說，這些變化就更顯著了，”科布說道。

雖然科布從美國這些資料中發現了受薪資效應減退影響最大的薪酬級別，但是它並沒有明確地指出是哪些因素導致了這種減退的發生。科布的下一步研究就是解決這個問題，利用加拿大的資料來觀察公司內部的薪資分佈，從而瞭解科技應用、全球化和工會化比率的變化等因素產生的影響。

“那會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這些因素是如何促使企業內部產生不同的薪酬設定體系，”他說道。

《K@W》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2023青年創業貸款總整理！申請條件、流程、額度一次看！
• 創業燒光千萬元、差點賣了房！我如何熬過「地獄般」的日子？

The post 為什麼在大企業工作不再誘人？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Garrett表示，若要朝這方向前進，就必須說服美國民眾，他們將會因為全球化而受益，並同時解決全球化所造成的問題。如果能設法使GDP的年成長率維持在3%以上，美國民眾就能感受到這股“正面的影響”。Garrett曾與K@W討論川普即將面臨的挑戰與可能的選擇，這些內容將會在天狼星廣播公司(SiriusXM)的111頻道中撥出。

Garrett繼續說到，“川普的核心策略究竟會朝向國際化或是在地化，目前仍相當不確定”。他注意到川普的減稅承諾，是依循傳統的共和黨理念。

Garrett指出，川普對於國際上的事務抱持著“中庸的評論方式”，這對於美國政治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他指出川普的論點是美國不應該再為在中東的盟軍“負擔高額的軍事費用”，還有“放棄與中國為友，拒絕貿易往來”。

TPP與NAFTA的談判之路

Garrett指出，“川普議程當中最受矚目的國際議題，當屬於TPP這個具有爭議與壓力的議題；我覺得比較適宜的方式是，不要再強調TPP案，而是重新回到原點去思考”。

Garrett表示，若攤開TPP協議，會發現背後的核心精神是在於支持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和亞洲東岸的國家，達成環太平洋的自由貿易協定。而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之所以會擁護TPP協議，不是因為經濟而是地緣政治的關係。“這是歐巴馬的成就，他向世界宣告，是我們而不是中國正在撰寫邁向21世紀的規則”。

然而，Garrett也說到，“TPP的本質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Washington, D.C.)撰寫時，就已經消失殆盡。他並指出，退出TPP對亞洲地區的國家可能會是一大挑戰，因為他們之所以加入TPP，是因為美國要求他們這樣作”。

Garrett表示，TPP目前最大的缺點在於它漏掉了中國，它目前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與亞洲最大的經濟個體。他強調中國應該要成為TPP協議中的一份子。

川普需要想出TPP的補救措施，Garrett表示，“他認為補救的方法就是將中國納入。川普先生曾說過，他很擅長於談判協商。中國目前就是一個潛在的交易者。我很支持川普能與中國談判，並試著為彼此帶來雙贏的局面”。

為何須與中國達成貿易協定？

Garrett對於中國必須加入TPP這件事，舉了個強而有力的說明例子，“我們不應該忘記，亞洲目前已經成為驅動全球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特別是提到中國時，所有美國人應該體認到兩件非常重要的事實；第一，中國是一個高度集中的市場，而且它的消費者更也是美國公司重要的客群。蘋果（Apple, AAPL-US）的組裝生產線就位在中國，而中國更也佔據蘋果全球四分之一以上的市場。這是個非常巨大的消費者市場，美國的公司可以從中獲得巨大的收益”。

Garrett繼續說到，第二件事實是，美國必須感謝中國對它的投資。過去20年來中國對外投資的觸角已經延伸到那些垂涎中國市場的美國公司了。

Garrett表示，“未來我們仍將有許多中國投資案需要處理”。川普未來的施政方向，勢必得將這部分納入考量。當然，“這劇情我們早就在以前看過”，那就是日本在1990年代對美國投資的時候。

“美國人花了很多的時間來了解這項投資，有許多的豐田汽車(Toyotas)在美國以便宜的方式生產，為美國帶來了相當大的利益。我希望中國的投資案，也會有如此的收益。這項效益也許不會明天就發生，但我們以10年為期來衡量，這在經濟方面將成為一個重要的新現實”。

相較於TPP，川普更難從NAFTA中脫身，而它是美國和加拿大與墨西哥之間的貿易協定。Garrett表示，“要撤銷NAFTA是很困難的一件事，這也是一個不明智的行為”。

Garrett舉了貿易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 of Trade)的例子，說明雙邊貿易的流動，取決於貿易夥伴之間的經濟規模與地理位置關係。他表示，“理所當然的，你會和鄰近的國家有更多的貿易往來。事實上，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間，有著大量國界的交集，因此三方有著貿易行為是相當自然的一件事”。他也預測，儘管當時選舉的過程中，有反NAFTA的聲音出現，但這個貿易協議仍將會持續運作下去。

GDP成長的挑戰

許多評論家認為，川普在總統任期內，GDP成長率將能夠達到4%。不過，Garrett卻不認為這麼高的GDP成長率，將可以一直維持下去；他指出，美國先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GDP成長率，也不過是在3.25到3.5%之間。如果美國能回到當時的狀況，無疑會為國家的經濟與政治面上，帶來極大的正面影響。“我不認為GDP能夠一直維持在4%的成長率，只有在短期經濟刺激下才有可能達成這樣的成長率”。

Garrett提到，經濟成長率也成為金融市場為川普的勝利而歡呼的原因；這當中有兩個理由，一個是針對於企業的減稅措施，另一個則是為了發展基礎設施所進行的投資。“但這兩項都屬於短期經濟的刺激方案。而更長期的問題會是，你要如何持續維持3%的經濟成長率呢”？

Garrett表示，這個問題的重點在於驅動成長的因素。過去20年來，成長的動力來自於科技的創新與全球化。然而這兩個成長因素也帶來了負面的影響，特別是收入分佈。如果你的成長驅動因素使得利益減少時，它不僅會對對政治與社會上帶來極大的挑戰，經濟層面也會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那麼川普要如何確保所有人，都可以從全球化中獲得收益呢？Garrett表示，“從奪回話語權來作為開始，是相當重要的。就我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美國人都可以從全球化中獲得利益。好處是我們每天生活上的必需品都是非常便宜的。‘美國製造’或許是大家相當推崇的口號，但如果我們每件東西都是由自己生產與製造的話，那麼商品的價格將會居高不下”。

科技創新與全球化這兩項成長因素，也成為川普將面臨最重大的挑戰之一。 Garrett表示，“這兩項因素相似的共同點在於，這將會降低需求，並扼殺勞工的工作機會。而我們也看到，原本屬於搖擺州的鐵鏽帶(Rust Belt)地區從民主黨轉向支持川普。這讓選上總統的川普也應該要考慮這些民眾的心聲”。

什麼因素讓川普獲得勝利？

對於川普的勝利，Garrett表達了他的深度觀察，“如此大的故事主軸，是圍繞在經濟，而非社會層面。身為一個候選人，唐納·川普之所以成為目光燈的焦點，是他本身獨特的特質使然。但他真正帶來的影響，在於驅動了改變整個美國結構性問題的浪潮”。

Garrett解釋到，“結構性浪潮主要圍繞的問題在於薪資的分佈不均與停滯，或許川普獨特的人格特質也成為了可能造成改變的催化劑。”想想薪資分佈不均的問題，例如我們通常會聯想到，2008年金融危機前後有什麼樣的不同；但實際上，1980年代末期與1990年，在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任職這段期間，美國薪資不均的問題就已經開始惡化。許多美國人與停滯薪資對抗的時間長達15年”。

Garrett表示，“現在，隨著選後的節奏，川普的重心開始從競選轉變成治理。這在川普的日程當中，也一般可以看到，最重要的還是持續成長，但這目標需要許多人共同參與才行”。

第一個100天

Garrett表示，“有人期待川普身為總統的第一個100天之中，相關的政策措施嗎？‘100天’在多數時候是一種意義上的象徵。我認為這就像是一種象徵而已。實際上，要能夠治理好國家，需要的時間是遠遠超過100天的。在這當中，最重要的就是高級的政治手法。川普先生已經證明了他對政治手法的熟練”。

Garrett預測川普會在第一個100天內作出象徵性的行動外，還會釋出“重大的國際訊號”。他也表示，美國可能會對恐怖主義採取較強硬的措施，而不再像歐巴馬對於伊朗採取核武協議。他也預測廢除現行的TPP協議，將可能會有負面行動出現；但他仍希望“相關議題會有持續往前發展的跡象出現”。(編譯/Bevis)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川普將會為全球化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戈爾說，解決氣候變遷的辦法包括將可再生能源提升為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個重要手段。

然而由於經濟衰退，他的這個想法曾經一度不再有人提起，各國也未能就減少排放達成共識。

好在如今，各方正逐步重建共識，市場也有所回應。「可再生能源產業在過去幾年經歷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長。」沃頓商學院商業經濟學與公共政策教授Arthur van Benthem這樣說道。

風力和太陽能發電價格急速提升，對於未來的風力和太陽能發電部署各方也持樂觀態度。Benthem指出，根據多個可靠來源的預計，很多地方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正逐步與化石燃料發電成本持平。

不過，Benthem等觀察者仍然認為，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的大幅增加僅僅是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其中一個方面。

Benthem指出，風力和太陽能發電無疑是大勢所趨。但即便目前的市場增速驚人，想要完全取代現有的發電廠仍需要數十年的時間。布隆伯格新能源金融公司（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的高級分析師Nathan Serota也表示：「能源系統有其自身的慣性，燃煤發電和其他發電形式並不會快速消失。」

換而言之，儘管戈爾的一個期待正在變為現實，但僅憑目前的辦法想要解決氣候變遷問題仍是不夠的。Serota表示，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和應對氣候危機「是兩件事情，不能等同論之」。

發展速度快於預期

戈爾將可再生能源發電的興起和無線電話做了一個對比：隨著創新的發展，銷售速度將快於任何人的預期。

2010年，全球新增風力發電產能為35千兆瓦；2015年，新增發電產能58千兆瓦。2010年，全球太陽能發電產能僅增加了18千兆瓦；但是2015年這一數字新增56千兆瓦。

Serota還透露，與此同時，美國風力發電合約價格自2009年以來平均下降60%。他指出，風力發電價格的簽約價通常低於普通的「棕色」電網電價。而太陽能模塊成本自2010年至今已下降69%。

同時，對於未來的發電量部署，各方預期將呈現爆炸式成長。彭博預計，從現在到2020年之間太陽能發電裝置的總安裝量將翻四倍，而成本則會繼續降低。而國際能源署更是對2000年時做出的風力發電產能預計進行了調整，增加到五倍。

Serota指出：「在美國，可再生能源市場的發展勢不可擋，前所未有。」

部分原因包括在2015年年末，美國政府為保證自身運作，調整了可再生能源的稅收減免政策。Serota認為，減免措施足以確保未來五年內風力和太陽能發電市場的繼續成長。

Benthem表示，美國太陽能發電市場之所以能夠不斷壯大，除了發電板成本下降之外，還在於SolarCity、Sunrun等公司發現了更高效的客戶獲取、設備加工和發電板安裝方式。

政策方面，主要的推動因素包括稅收減免、可再生能源產品組合標準等。後者是州層面的要求，規定可再生能源發電必須在總發電量中佔據固定比例。

儘管如此，太陽能產業公司的儲量一般來說波動性較大。今年也不例外。投資者紛紛表示，SunEdison、SolarCity以及Yingli等主要公司的負債過高令人擔憂，導致這些公司的估值有所下跌。

宏觀層面解決問題

戈爾在《難以忽視的真相》中早就承認，可再生能源只能是解決氣候變遷挑戰的一個方面。他還曾提到過高里程用車、交通系統創新等手段。

實際上，Serota也表示，發電行業儘管佔了相當比例，但是在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中卻只是一個因素。其他部門加在一起，包括交通、供暖和冷卻、水泥製造和工業等，才是更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來源。

媒體報導紛紛鼓吹電動汽車所帶來的革命，呼籲降低電池組價格，將作為能源儲存單位的電池組第二壽命延長。

GreenCarReports.com編輯John Voelcker表示，電動汽車可以幫助美國實現減排目標。但是對電動汽車本身來說，現在就談革命尚有些早。

Voelcker指出，電動汽車的銷售量比某些最為樂觀的行業觀察家幾年前所預計的要低得多。這是因為第一代電動汽車，距今也就是六年的車齡，其設計里程一直都是時速60-80英里，這個速度對於日常駕駛來說是足夠的，但人們卻希望得到保證，自己需要開得更快時車輛可以做得到。

不過他說，雪佛蘭Bolt和特斯拉（Tesla, TSLA-US）Model 3都有望提供200英里的時速，而價格則和六年前銷售的時候持平。這樣做也許有所幫助。

Voelcker指出，還有一些因素阻礙了電動汽車的發展。汽油價格較低，無助於從價格方面說服潛在購車者。車商通常會選擇阻力最小的方式，引導客戶購買更為傳統、更便宜的汽車，特別是電動汽車的銷售時間可能會更長。

Voelcker還說，恐怕還是要等到電動汽車的競爭力足夠強，才會有更多消費者購買這種車。不過這一天正越來越近，只是尚未真正到來而已。

Voelcker說：「我想說，這是一個清潔能源的奇蹟，還需要數年才能實現。」

成長預期

對於電動汽車，Benthem有自己的擔憂：目前，包括美國中西部地區在內的電網仍然使用大量的煤炭。

「當然，未來的電網將隨著太陽能的普遍推行而變得更加清潔。」Benthem說。他認為應該增強電動汽車的吸引力，強調電動汽車可以大大有助於無污染交通的實現。

不過就目前而言，Benthem說：「決策者截至目前為止仍沒有意識到，他們將電動車作為‘零排放’技術加以展示時過於誇大了它的成就。」

可再生能源的全球成長預期一直與各國為滿足《巴黎氣候變遷協議》中設定的目標所作出的努力密切相關。該協議於2015年12月達成。作為其中的一部分，各國承諾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Serota認為，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是《巴黎協議》成為可能的原因之一。在此前的氣候問題對話中，各國並沒有過多考慮商業因素。

但是氣候專家則表示，該協議只是全球朝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避免引發最壞結果的方向邁出了一半。而最壞的結果包括引發洪水、乾旱、糧食短缺以及破壞性暴風雨等。

「可再生能源的飛速成長無疑令發電產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下降態勢。」Serota指出：「但即便是按照當前的速度繼續發展，我們仍然很可能無法完成聯合國和氣候科學研究界的減排目標，無法真正避免氣候變遷的災難性後果。」

沃頓商學院法律研究與商業道德教授布萊恩•伯基（Brian Berkey）則認為，即便可再生能源繼續保持這樣的發展趨勢，並在整體能源使用中佔據更大比例，但只要繼續使用化石燃料和其它排放源，「我們就仍然會面臨和氣候變遷有關的一系列嚴重後果」。

賓州大學機械工程學與應用機械學教授Noam Lior指出，為了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可再生能源革命，政府需要對化石燃料排放設定上限。然而，這樣做卻面臨來自石油產業的巨大阻力。歐巴馬政府曾試圖通過《清潔空氣法案》（Clean Air Act）對排放設限，但該法案現在仍卡在最高法院有待審理。

由於美國的頁岩油氣價格較低，無助於向土耳其、埃及和歐洲等地出口。利奧爾指出，這些都會打壓對可再生能源的興趣。

Benthem說，如果政府想要認真對待氣候變遷導致的問題，就必須通過碳排放限額交易或者碳稅市場等機制「推動綠色創新，促進各行業普遍推行減排技術」。

Benthem指出：「正如對待任何環境問題那樣，經濟學家早就意識到單憑市場自身是無法解決氣候變遷危機的。」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再生能源的穩定成長 是否能夠解決氣候變遷問題？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社會智慧實驗室負責人、資訊研究教授Jennifer Golbeck表示，“雙方的合作是否有成果，取決於能否將服務進行有效整合，並讓使用者能夠易於使用”。臉書希望“讓人們習慣，在它的平台上交易是正常不過的事情”。兩位專家皆認為，這是數位世界“逐步整合”的過程，當中也包含著其它潛在併購的機會。

Zhang與Golbeck也於華頓商業電台的SiriusXM 111頻道上，討論臉書與PayPal合作後，可能的發展契機。

以下為討論內容裡的五大面向:

策略佈局已然成型

Zhang表示，這次合作對於臉書與PayPal雙方都有益處。“要在現代的網路時代生存，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像推特(Twitter)的殞落，就是一次值得大家學習的教訓”。推特今年用戶只成長了2%，遠低於數位科技研調公司eMarketer預估的8%。

Zhang指出，臉書推出PayPal後，讓它能夠立於“無法取代的位置上，確保長期存活的可能性”。而Paypal也因為這次的合作而受益，讓它在市場上的地位更加穩固。此刻，臉書也沒有必要去發展自己的支付系統。

誰才是最大的贏家

Golbeck表示，“PayPal無疑是這次最大的贏家，臉書頂多只獲得’額外的市場關注’而已。這項合作協議對於PayPal來說，是一次’顯著躍進的成長機會’，畢竟它一瞬間就能夠’連結十幾億以上的用戶’。此外，PayPal的數位錢包Venmo，在千禧世代中也相當地受到歡迎 ”。

Golbeck指出，“臉書可以透過新的支付功能，增加用戶的黏著度。我們除了使用Facebook Messenger聊天之外，還可以透過PayPal來支付費用。不過這也取決於多少人願意放棄Venmo錢包，轉而使用Facebook來進行交易支付”。

Golbeck表示，PayPal將迎來一股“用戶爆發的成長浪潮”，而它也希望成為“你交易支付時的最佳夥伴”。Facebook Messenger每個月的訊息量超過十億，這表示它有“相當巨大的發展潛力”。“PayPal現在最需要做的，就是想辦法如何讓Messenger上的用戶，開始使用PayPal服務”。

大而統一的數位世界

Zhang表示，“每間網路公司已漸漸變得像臉書、谷歌（Alphabet, GOOGL-US）(Google)與亞馬遜（Amazon, AMZN-US）一樣，互相跨入對方的領域裡，形成一個大而統一的世界”。而與PayPal的結盟，則讓臉書的發展面向更為寬廣。

Zhang繼續說道，“大而統一的數位世界，可以分成消費端與公司端這兩個面向；消費者幾乎所有事情都可以透過手機來完成；對於後者來說，不管是擴大客戶基數，還是測試各個商業發展的機會，都將讓未來的挑戰持續增加。在中國，透過社群平台來支付是相當常見的，像阿里巴巴（Alibaba, BABA-US）的支付寶(Alipay)與騰訊(Tencent)早就已有支付功能”。

臉書將如何制定策略

Golbeck表示，臉書於10月3號推出新的拍賣平台Marketplace，讓使用者可以自由買賣商品。在中國，透過社群平台交易是個相當受歡迎的事情。“此外，臉書也需要一個專門處理財務系統的機器人，來負責臉書不願意額外花費資源的日常行政事務”。

Golbeck也預期，“臉書想要打造成為一個你在網路上做任何事情的唯一入口”。臉書過去已經嘗試許多功能，以尋找“最適合的一個”。就像Marketplace已進行幾次改版，在臉書上測試使用不同的方式來購物與支付”。

Golbeck述說著臉書的發展策略，“它並不會一次揭露所有的功能，而是透過測試慢慢建構出彙集所有功能的服務系統”。Golbeck也期待臉書電子商務平台的出現，這將能讓賣家與買家更容易進行交易。

大型交易的先驅？

Golbeck與Zhang都預測，像蘋果（Apple, AAPL-US）或臉書等手上握有大筆現金的公司，極有可能會發動大規模併購的可能。Golbeck表示，“如果臉書真的買下PayPal，我也不會感到太驚訝“。臉書的終極目標在於，它希望你不是使用其它app或網頁來進行交易支付。PayPal近來表示至九月底統計以來，它已有著1.92億位活躍使用者；而臉書則宣佈截至六月底前，每月活躍用戶已達17.1億人。

賓大華（9905-TW）頓中國中心(Penn Wharton China Center)的總裁Zhang表示，“在中國，阿里巴巴正在跨入銀行業務”。Golbeck表示，“線上零售巨擘-亞馬遜也一定會考慮收購社群網路公司”。而AT&T雖然正忙於收購時代華納（Time Warner Inc, TWX-US）(Time Warner)，但Zhang也預測，受到這股趨勢的影響AT&T也有可能跨入社交媒體領域。

Golbeck表示，“或許，亞馬遜將會買下推特也說不定”。Zhang也同意這看法，並表示，“有許多投資者也同樣在觀望著，是否可能出現這樣的併購案”。(編譯/Bevis)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臉書與PayPal結盟後 誰將成為最大贏家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這場攻擊是透過孩童監視器或網路攝影機等居家裝置來發動，每秒攻擊流量達1.2兆位元，使得Dyn的系統服務癱瘓。Dyn透過比對網站的網址和用來識別使用者電腦的IP位址，讓使用者能夠連接到他們所選擇的網頁。雖然Dyn在一天內就已經控制住攻擊情勢，但它仍相當訝異會產生如此龐大規模的攻擊。

Dyn策略部門總裁Kyle York對於這次分散式阻斷服務(Ddistributed Ddenial of Service, DDoS)攻擊表示，“這場攻擊相當複雜且發動來源也很分散，共有數以千萬計的IP位址牽涉其中”。當DDoS攻擊發生時，大量的網路裝置向DNS服務商發送巨量的資料請求，導致原有的服務無法順利進行。

新世界駭客(New World Hackers)宣稱Dyn攻擊事件是他們所為，並於隔天在推特表示，“我們只是打破了先前幾個攻擊記錄，並作出一些記錄能夠再被打破的事情”。新世界駭客並沒有再次攻擊的意願，並說著“我們已經完成目標，退休將成為我們優先考慮的方向”。

充滿挑戰的未來

然而一些專家並不認為新世界駭客會這麼快就收手。但他們的訊息十分明確。馬里蘭大學健康與國土安全中心(University of Maryland Center for Health and Homeland Security)的創辦人兼主任，同時也是法律學院教授的Michael Greenberger表示，“駭客們證明了攻擊可以帶來多大的破壞力。而這也突顯我們有多麼地脆弱”。這無疑是一個警訊，他並指出未來的攻擊將可能擴展到會危及性命的救護系統或是輸電網路。這不是問題的終點，而是一場全新挑戰的開端”。

喬治華盛頓大學資訊基礎建設保護學院(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的執行長兼主席，同時也是人類與組織學習的教授Diana Burley表示，“網路使用者必須小心自己的使用行為，也可以向設備製造商施加壓力，讓它們安裝必要的安全防護軟體”。

Burley表示，“現今，消費者關心的是方便性，以及如何才能以最快速且最有效率的方法達成他們的目標，卻忽略了使用他們的裝置時雖然方便快速，但卻曝露出了潛藏的弱點。如果消費者注意使用上的安全問題，而且他們也知道要如何安全地使用這些裝置，他們就會開始向網路設備廠施加壓力，這些需求將有機會納入產品開發的週期”。

使用者必須留意的地方

Greenberger也表示，“電腦安全是個重要的議題”。他指出，孩童監控系統、網路攝影機與數位記錄器等居家網路裝置，通常採用預設密碼，而這就成為駭客入侵的最佳管道。

Greenberger進一步表示，“當使用者沒有更改預設密碼，駭客就可以很輕易地接管這些裝置，並成為發動攻擊的IP位址之一。他們所掌管的裝置，變成一個個攻擊的武器”。Burley補充指出，“我們或許並不認為數位監控系統、汽車或相機是電腦，但只要可以連接網路就屬於電腦裝置。我們無法輕鬆地使用一台老舊且無法連接網路的裝置”。

Greenberger表示，網路設備製造商必須清楚向使用者說明，更改密碼的必要性。Burley也表示，網路設備商必須留意推出產品的方式。“然而，它們只在乎推出物聯網產品的速度，未全然檢視這些裝置是否安全”。

網路安全責任的歸屬

Greenberger表示，網路設備商應該比消費者承當更多安全責任。“產品必須以不易受到攻擊的方式來開發。他並指出，疏忽理論或我們所說的侵權法，已經開始發展。如果製造商對於沒有向消費者清楚說明更換密碼這件事，他們可能會被認為要負起“任何損害的過失責任”。他補充，這項責任若交由公司承擔，可能會讓它們更加留意必須確保產品安全的義務”。

Greenberger表示，早些時候，公司管理階層將網路安全歸於IT部門的管轄範圍。然而，現在越來越多的高階主管必須處理各個面向的議題，也讓網路安全問題開始受到矚目。然而網路安全所牽涉的範圍相當廣泛，隨之而來的挑戰更是難以想像。Greenberger表示，據統計，目前只有25%的公司有電腦專家可以處理這問題。

Burley表示，辨別責任的歸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她指出，軟體開發的過程相當地複雜，設備製造商必須彙整來自各供應商的不同類型的軟體程式碼。

Burley指出，雖然最近網路攻擊的受災地是在美國東岸，但影響層面遠遠不止如此。“這是全球性的問題，網路是沒有國界的”。

行動議程

Greenberger表示，我們應該要更在意這些網路安全管理上的問題。聯邦政府與許多州政府已經向設備製造商“請求”，必須將它們自己的產品做最好的把關。因為多達85%的網路設備商，都屬於私人公司。他表示“我們會向人們請求做正確的事，並集中更多的注意力來檢視產品審核的結果。就像是藥廠推出藥品，而我們卻沒有要求藥廠應該要安全地製造一樣。在網路安全領域我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Greenberger也對居家裝置連接網路的效益感到懷疑，就成本效益的分析層面來看，居家裝置連接網路的成效對消費者來說顯然是不足的。這些裝置連接網路的效益，和它可能造成的損失相較，並不值得。

Burley表示，網路裝置的安全性問題，必須由消費者、政府與產品製造商共同承擔的。“這不是單方的責任歸屬問題，而是共同的責任”。

然而，Burley認為唯有衝擊性的事情發生，才有驅動改變的可能；並表示著“我們只會在醫療裝置或其他事情會造成生命危害的時候，才會開始在乎、重視。你並不會想看到災難性的事件，但它奪取注意力的效果卻超乎想像”。

Greenberger對此也同意並表示，“最終，我們還是得經歷像911攻擊那般震撼的衝擊，才能喚醒人們對網路安全的重視”。(編譯/Bevis)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DDoS攻擊是否能使網路變得更安全？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如今，數位化商業模式正在迅速佔據主導地位，過去劃分行業和衡量公司績效的方法已不再適用。這一觀點來自OpenMatters公司首席執行長貝瑞·利伯特（Barry Libert）、首席戰略長（Chief Insights Officer）梅根·拜克（Megan Beck）和沃頓商學院行銷學教授尤拉姆（傑瑞）·溫德（Jerry Wind）。在這篇個人專欄中，他們表示在目前數位化公司領頭的經濟形勢下，應該改進標普的全球行業分類標準（GICS）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AAP），以充分反映無形資產的價值。標普500的頂尖市場價值排名也顯示了這一變化，科技巨頭超過工業公司穩居首位。

要在以平台和網路為主的時代求生存、謀發展，各個公司不是已經成為數位化的企業，就是不得不朝這一方向轉變，但實現這一轉變並非易事，必須拋棄對於行業和價值的舊有思維模式。

十年前，標普500排名中市場價值最高的前五名公司為艾克森美孚、通用電氣、微軟（Microsoft, MSFT-US）、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和花旗集團（CitiGroup, C-US）。今天這個排名截然不同。前五名公司均為科技公司：蘋果（Apple, AAPL-US）、Alphabet（谷歌（Alphabet, GOOGL-US）的母公司）、亞馬遜（Amazon, AMZN-US）、微軟和臉書（Facebook, FB-US）。

值得注意的不僅是這五家公司在市場價值排名上遙遙領先，還有以下三個事實:

1. 這五家公司都是美國公司。
2. 它們市場價值提升的速度非常快。
3. 它們超過了資本密集型公司，那些公司已經迅速衰落。

五家公司中，蘋果、Alphabet、臉書和微軟都被標普歸類為資訊技術公司。只有亞馬遜是消費品公司，而亞馬遜是否是沃爾瑪（Walmart, WMT-US）那樣的消費品公司還有待商榷。亞馬遜確實是標普排名前十名中唯一的消費品公司，但這樣的劃分正確嗎?

至於其他四家公司，都是同一類的高科技公司嗎？現行的行業劃分是否適用於扁平的世界，瞭解這一問題的背景需要我們回顧行業和估值的歷史。

行業壁壘消失，商業模式興起

1957年，石油對美國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最大的能源公司也是市場價值最高的公司：艾克森美孚的前身——新澤西標準石油。前十名中沒有一家以科技為主的公司，包括IBM。IBM後來很快成為行業領先的科技公司，穩守這一位置直到90年代中期被微軟超過。的確，半個世紀以前，有形資產和通用電氣產品、鐵路機車這樣的商品製造與銷售構成了絕大部分的經濟活動。

但時代變遷，縱向的行業格局漸漸由橫向的數位平臺、虛擬網路和大資料主導。臉書、領英、優步和空中食宿（Facebook, LinkedIn, Uber & Airbnb）這樣的新公司湧現，抓住了這個時代的新機遇，它們打造的橫向平臺將你我這樣的普通人以及我們的物品（汽車和房屋）、行為（駕駛）和所知（朋友）作為資產來運用。

標普或全球行業分類標準（GICS）所劃分的十大行業在扁平的世界裡已經過時，變平。這一現象首先由《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斯·費裡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他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中指出。標普採用的是垂直行業或行業分割的方法進行分類，這一過時的分類也影響了投資者的投資方向。

然而，這五家科技巨頭是泛公司、泛行業甚至泛國家的，並且主導了物質世界和商品世界，超越了GICS使用的舊有思維方式。例如，製造業公司和能源公司的市場價值總和在1957年占標普500所有公司市場價值的一半，如今這一數字不到10%。這一比例也不可持續，如果他們想要在一個數位化日漸主導和扁平的世界競爭投資者資金和人才。但這僅僅是我們所探討問題的一面。 

採用新思維模式的時候到了

回顧過去，通用電氣、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GM-US）公司和艾克森美孚這樣的行業巨頭（至少按傳統的以銷售和資產為主的衡量）是市場認為最有價值的公司。隨後，資產密集型巨頭被有形資產較少的金融服務巨頭（花旗銀行和摩根大通（JPMorgan, JPM-US）銀行）取代。然後，服務型公司從頂端滑落，因為投資者認為智力和網路資本比有形資本和服務更有價值。

將這一估值的劇變放到更大的背景下看，會發現現行的分類體系已經過時，所支援的衡量系統也一樣，即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在很多方面有很大差距（其英文縮寫正好與“差距”一詞相近）。據金融諮詢公司Ocean Tomo的統計，1975年標普排名的公司中83%的市場價值來自以物質或有形資產為主的公司。截至2015年初，這一數字已經降到16%。

為便於其他公司轉變商業模式來與科技巨頭競爭，現在應該更新有50年歷史的全球行業分類標準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了。我們需要將臉書每月17億的活躍用戶視為和通用電氣或通用汽車公司的有形資產一樣有價值，這樣才能幫助投資者、消費者和雇員以更好的洞見在這個新技術時代前行。

此外，若想在以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為特點的虛擬和非物質形態的世界競爭，每個公司都應該適時轉型為運用無形資源、虛擬網路和技術平台的數位化公司。現在應該調整指導我們每個行動的基礎系統，即我們的行業分類和會計體系。這兩個體系在劃分今天市場價值最高的公司時沒有抓住重點，不把無形資產放在首位。不僅如此，它們還對亞馬遜這樣的公司錯誤歸類。

現在科技巨頭能做的是將會計師和監管者帶入橫向商業模式和無形資產為主的21世紀。如果不這麼做，投資者會繞過這些科技巨頭，更新式更現代的模式會湧現，像其他行業中的顛覆力量一樣徹底改變標準制定者。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在數位化世界中最佳化公司價值的衡量方法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理解市場為什麼會被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倒閉這類災變事件攪亂的原因並不困難，該公司的潰敗標誌著“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開始。在這種情景中，股票價格會下跌，投資者會匆忙跑進避風港，債券收益率也會被壓低，通常情況下，實體經濟也會風雨飄搖。

因此，人們對“不確定性”——或者人們通常所說的“波動性”——的普遍看法是，那是個壞東西，沒什麼可說的。“投資者不喜歡這種不確定性。”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阿米爾·亞隆（Amir Yaron）談到。

但是，亞隆與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伊凡·沙裡亞斯多維奇（Ivan Shaliastovich）和博士生吉爾·西格爾（Gill Segal）在最近對這一過程進行的研究中發現，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不確定性的淨效應比人們以前想像得更大，另外，它們並不總是帶來負面影響。事實上，與好事相關的不確定性，通常會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更高的投資率以及更高的資產價格等令人滿意的結果。這項研究的成果記述在一篇題為《好的和壞的不確定性及其對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意義》（Good and Bad Uncertainty: 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Market Implications）的新論文中。

亞隆談到，以前，人們的研究通常不會將好的意外（good surprises）與壞的意外（bad surprises）區別開來。傳統觀點一直將不確定性視為單一的力量，是一股脫離規範的力量，會打擊所有人的期望。當20世紀90年代的技術革命這類好的意外，與雷曼兄弟公司的潰敗這類壞的意外相伴而來時，負面事件和正面事件的影響大都會隨著時間的延續相互抵消，從而從總體上緩和不確定性帶來的顯著影響。

“你看到的是平緩的反應。”亞隆談到。“你不會看到不確定性帶來的所有影響。”其結果是，投資者可能會低估一場意外的影響，從而，可能沒有逃離壞消息造成的影響，或者在一場正面意外發生後，未能增加籌碼。 

被掩蓋的效應

為了評估正面意外和負面意外的效應，研究者採用了一種名為“半方差”（semi-variances）（一個測評風險的統計學指標）的新方法，根據1930年到2012年的工業生產成長資料，來判斷好的不確定性和壞的不確定性及其波動性帶來的衝擊。他們發現，這些波動性衝擊對消費、產出、投資、研發、投資回報和股息具有顯著而且相反的影響。

“舉例來說，”他們在論文中寫道，一個不包括政府採購的私營部門GDP指標，“在好的不確定性帶來一個標準差的衝擊1年後，成長了大約2.5%，而且這種正面影響會延續3年的時間。另一方面，壞的不確定性帶來的衝擊會使1年後的產出成長降低大約1.3%，而且這種負面效應會延續幾年的時間。”

從傳統觀點開看，所有這些不確定性混在一起，會掩蓋它們產生的影響，因為好結果和壞結果大都會相互抵消，這表明，不確定性只能將GDP成長減少區區0.25%。“經濟對全部不確定性的反應，明顯弱於對壞的不確定性的反應，這種結果削弱了將不確定性分解為好壞兩部分的潛在重要性。”研究者在論文中寫道。

本篇論文談到的另一個重要資訊是：總體而言，負面衝擊帶來的損害確實比正面衝擊帶來的好處更大。

“當好的不確定性的平均值加倍時，第二年的預期總消費量會成長0.2%。”沙裡亞斯多維奇談到。“而當壞的不確定性加倍時，第二年的預期總消費量會降低近0.7%。”

這些衝擊產生的效應在公司戰略中也有反映。“好的不確定性會使公司的投資和研發投入顯著成長，這種積極影響會保持5年之久，而壞的不確定性的衝擊則會使公司的投資和研發投入顯著減少。”

正如人們所料，不確定性帶來的衝擊也會影響股票和債券等資產的價格。舉例來說，好的不確定性會使價格股利比率（price-dividend ratio）——這個在金融領域得到廣泛應用的估價比率——上升，其影響可以持續10年之久。而壞的不確定性的衝擊效果正好相反，其影響也會持續10年之久。因為它們會相互抵消，所以，當好的和壞的不確定性帶來的衝擊同時出現時，這些效應表現得就不那麼顯著了。

兩個視角

研究者透過對各種投資組合的研究發現，雖然好的衝擊會提升投資表現，壞的衝擊會使投資表現變糟，但兩種衝擊都會提高風險溢價，或者說，當投資者認為風險更高時，他們需要獲得額外的補償。

亞隆解釋說，認清不確定性有好壞兩種形式，有助於投資者更好地確定一筆潛在投資是否會帶來足以補償風險的高回報。論文的作者認為，人們必須將好的意外和壞的意外的潛在影響區別開來。

“當投資者‘下注’，並認為一筆投資會帶來額外回報時，那些額外回報總是與某些可感知的基準風險（benchmark of risk）有關。”亞隆談到。“我們想說明的是，必須以兩個視角來判斷基準風險。”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不確定性對投資者會是好事嗎？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在全球經濟疲軟時期，每個國家的公民可能都會覺得自己更加脆弱，特別是當面臨的外部力量超出了他們的控制能力。但是，沃頓商學院的專家認為，一些說中國傷害了其他經濟體的論點已經過時了，並提出了更加實際的看法，。“川普應該高興中國正在‘操控’人民幣”，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趙敏淵（音譯）說道，“否則，如果按照市場的力量，人民幣的不穩定性和價值下跌程度可能比現在還要高。”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國研究部門副主任斯科特·甘迺迪（Scott Kennedy）同意這一看法，“川普對人民幣的看法至少落後5到10年，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人民幣現在的價值被低估了。”

中國經濟放緩帶來的通貨緊縮壓力和產能過剩可能更應該算作一個威脅。從中國鋼鐵和紡織等產能過剩行業出口的產品正在壓低這些產品的價格，對其他國家的競爭對手造成威脅，專家說道。但是就目前而言，大部分影響僅限於特定領域，並沒有對整個經濟體中的物價產生廣泛影響，而且受到影響的基本只是那些直接參與這些行業競爭的國家。“並沒有十足的證據表明中國的出口已經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宏觀影響，從整體上拉低了價格，”甘迺迪說道。而且相反的是，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常駐學者史劍道（Derek Scissors）認為，“全球通貨緊縮最大的原因是廉價的石油。”很多專家認為廉價石油現象的產生是因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過度生產和美國的葉岩氣革命，而不是中國的需求放緩。

就目前而言，中國自身經濟所承受的壓力更能準確地解釋人民幣的走勢和通貨緊縮的壓力，用不著故意讓它的鄰居受窮，沃頓商學院專家說道。中國自身也處於通貨緊縮之中，是因為全球經濟放緩使全球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銳減，從而導致中國國內經濟下滑。自2010年起，中國的出口成長率一路下滑，今年有幾個月更是跌至零點或零點以下，賓州匹茲堡PNC金融服務集團資深國際經濟學家威廉姆·亞當斯（William Adams）說道。國內和全球需求的下降反過來導致工業價格下跌和產能過剩。但是關閉垮掉的工廠又會造成大面積失業和動盪蔓延。“這更像是一個中國的問題，而非全球問題，”史劍道說道。

這造成的結果就是，儘管習近平主席想要降低產能過剩，但是一些政府資助的銀行卻在通過債務展期的方式讓許多搖搖欲墜的企業仍舊苟延殘喘，為經濟危機的產生製造可能性，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榮譽教授馬歇爾·梅耶（Marshall Meyer）說道，“中國經濟值得擔憂的地方很多，特別是債務水準，如果銀行業或金融體系崩潰的話，情況會變得更加難以預測，特別是因為銀行業關係到居民儲蓄以及膨脹的房地產市場，”鑒於這些潛在的危險，“穩定的重要性壓倒一切”，這就解釋了中國的人民幣政策和通貨緊縮的可能性，趙敏淵教授說道。 

人民幣動態體系：估值過高

不可思議的是，即使存在這麼多的批判之聲，今天人民幣的價值還是被高估了，從而對中國的出口造成損害。“中國正在反對著這些批評聲音，”史劍道說道，“如今中國正在干預信貸市場，人為抬高人民幣的價值。如果他們不干預的話，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就會下降，就會在全世界產生更多的通貨緊縮壓力。”PNC集團的亞當斯認同這一說法，“中國的出口行業疲軟，經濟面臨通貨緊縮，情況無疑比其他國家都要糟糕，越是以市場決定匯率，就意味著人民幣兌美元的能力愈加軟弱。”在2016年五月份的世界貨幣報告中，一貫宣導反對人民幣貶值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發現沒有出現匯率失準的情況。

為什麼中國要阻止其貨幣價值進一步下跌？自2013年開始，經歷了將近十年隨著中國經濟走強，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期後，中國開始允許其貨幣貶值從而更好地與市場實情保持一致。這一舉措反映了中國國內經濟下滑的局面，國內工資開始上漲，貿易優勢開始下滑。與此同時，美元兌其他漂浮不定的貨幣的價值飆升了20%。

但是貶值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在2015年8月，人民幣出現了自1994年來最大的一次一日大跳水，當時國際市場把人民幣的這次貶值看作國際貨幣戰爭中的一次突襲。但是這次貶值也是為了讓市場在決定匯率方面有更大的發言權，從而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它納入特別提款權儲備貨幣的貨幣籃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5年9月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中。

人民幣貶值也引發了大量資本外流，這些外流的資本開始榨幹中國的外匯儲備，速度之快很可能就會輕易失去控制。在2015年，中國的外匯儲備是3.3萬億美元，而2014年這一數字是3.8萬億美元。“如果人們認為匯率會下降，他們就會把錢轉移出去，然後匯率就會像自我實現的預言那樣下降，”梅耶說道，“因為人民幣升值和更高的利率而流入中國的熱錢現在又要流出了。”

自此之後，市場動盪繼續折騰著中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一月份出臺的資料顯示中國國內生產行業連續第五個月放緩，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指數一下子狂跌6.9%，在全世界引發了一場市場暴跌。人民幣在一月份的外匯市場也極為動盪。

由於市場決定匯率而導致的市場動盪和資本外流讓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變得更加謹慎，他們現在似乎正在追求走一條控制性更強的金融市場自由化道路，專家說道。趙敏淵認為，“人民幣匯率之所以能夠保持在今天這樣一個水準，都歸因於中國的政策制定者相信穩定符合中國和全世界的最佳利益。因為貨幣貶值可能會造成恐慌、資本外流和進一步的貶值，所以中國政府要不惜一切代價保持穩定性。”

與此同時，史劍道說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對美國的失業狀況從來沒有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就在1994年中國降低人民幣價值之前，美國的失業率是6.5%，而在人民幣貶值之後，美國的失業率不升反降，下降至4%以下。在2005年6月，就在人民幣開始穩步升值之前，美國的失業率是5.6%，然後在2014年由於美國和全球金融危機上升至7%，並沒有因為人民幣升值而下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不管是上升、下降，還是偏移，美國的就業情況幾乎全在於美國做了什麼，而不是中國做了什麼，” 史劍道寫道。 

通貨緊縮：一個更大的幽靈

專家表示，對比而言，中國經濟下滑和隨之而來的工業產能過剩更有可能削弱世界經濟，而非它的匯率。例如中國生產的鋼鐵占世界一半。史劍道認為，“因為鋼鐵在全世界進行交易，它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帶來通貨緊縮壓力，因此也得到了最多的關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資料（OECD）表明全球33%的產能過剩集中在鋼鐵行業。沃頓商學院梅耶教授指出，鋼鐵價格已經從2008年的1100美元一噸跌至今天的350到400美元。在一月份，中國承諾裁掉180萬煤炭和鋼鐵工人。

但是其他行業的產能過剩可能就不會有這麼廣泛的影響了，只會局限在那些直接參與競爭的國家，例如造船行業的韓國和日本，紡織行業的越南和孟加拉，史劍道說道。美國並沒有像這些國家一樣受到影響，他指出，“雖然可能有通貨緊縮的壓力，但美國不必擔心，因為我們發現它並不是負面壓力，”在服裝和消費電子產品領域我們正好可以享受這種較低的價格。但是CSIS的甘迺迪表示，“隨著中國的比較競爭優勢越來越與一些工業化國家重合，這種對通貨緊縮的擔憂將會變得越來越嚴肅，中國可以像生產鋼鐵一樣生產半導體產品。目前僅在特定行業中出現的問題可能會演變成更大的問題。”

如果中國希望避免大規模的企業關閉、失業和社會不穩定狀況，那麼中國的工業產能過剩將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緩解，專家說道。“這種影響需要一個緩慢的週期才能消解，”亞當斯說道，“近期全球需求沒有足夠的上升空間來在消化掉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過剩的產能。”但是中國在工業生產能力方面的投資似乎正在下降，他指出，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中國東北部的工業投資在2016年上半年同比下降了31%。史劍道表示，“產能過剩的確反映的是中國的勞力問題，中國的勞動人口正在變老變少。如果中國希望以一種有序的方式結束產能過剩，它將會隨著人口變化的速度而發生，這可能需要數年或數十年來實現。”

與此同時，有序校正產能過剩的代價是企業的債務高築，因為那些瀕臨倒閉的公司不斷得到更多資金得以存活，投資的資金最終都用來支撐那些虧錢的企業，而不是建立更多可以獨立發展的企業、推動中國向以消費為基礎的可持續發展經濟體過渡，減少對重工業和出口的依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支援削減過剩的產能和企業債務，但是卻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政治阻力，梅耶說道：“我在一定程度上相信習近平不會想要在全球通貨緊縮方面進行惡性競爭，它帶來的經濟影響相當於核戰爭，每個人都會很痛苦。但是就我多年觀察，習近平面臨的內部阻力比其他方面都多。”此外，地方上的政治領導也在不斷鬥爭，希望他們的工廠可以繼續運營，人們都能保住工作。

因此，如果中國發現它處於絕境中的時候，它可能就會採取一種“魚死網破”的方法，將它的產能過剩和通貨緊縮向全球出口，梅耶說道。“這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可不好過，但我不確定這是否會是一個有目的的或故意為之的策略。”梅耶表示，中國的第一選擇是削減產能，第二選擇是將產能出口至新市場，例如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將產能輸送到中亞，第三選擇是在海外設立企業運營機構，然後從中國購買輸入產品，最後一種選擇是大規模輸出過剩的產能。“這就相當於你現在有一個準備好引爆的債務炸彈……但問題是，‘是中國的債務炸彈，還是其他國家的各個行業率先崩潰？” 

貿易戰爭？

但是，向中國挑起貿易戰爭並不是最明智的選擇，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和勞德研究院主任莫瑞·吉蘭（Mauro Guillen）說道，“在中美兩個最大的貿易國家之間挑起貿易戰爭不合情理，尤其是適逢全球經濟中已經出現太多的緊張和摩擦，最終的結果將不利於全球經濟。”他指出，只有三個大經濟體在與中國的貿易中出現順差，日本、韓國和臺灣，因為中國需要從它們那裡購買輸入產品來製造它的出口產品。“如果你傷害了中國，你就傷害了日本、韓國和臺灣，從美國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這一點都不合情理，”他說道。

但諷刺的是，受到兩位總統候選人冷嘲熱諷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卻是美國制衡中國出口最好的武器，梅耶說道。“總統候選人認為，如果我們加入這項貿易協定，我們國家將會失去一些工作崗位……但是我們應該這樣想，如果我們不跟這些TPP國家做貿易的話，中國就會跟他們做貿易。”

總而言之，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都必須採取負責任的行動，否則將會招致更大的災難。“當今的世界經濟是一體的，如果你傷害了一個國家，那你就傷害了所有國家，” 吉蘭說道。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中國在全球經濟動盪中作用的真相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這些數學模型被認為是中立的。但是觀察演算法多年的前華爾街定量分析師Cathy O’Neil，卻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在她的書《毀壞性的數學武器：大數據如何威脅民主社會並造成不平等(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中， O’Neil說，即使這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發點是善意的，但最終導致的結果卻將傷害到窮人和少數族裔，並成為“隨意揮舞的秘密逞罰“。

模型和直覺

演算法不再只是”破壞式的數學武器”，它廣泛地使用在世界各地的數學模型，有些能夠健全發展，為人們帶來好處；但有些卻朝不好的地方發展。世界上無論是數學或從其他方式構建的模型，都是從直覺開始，這是一種對表面下的事物具備更深層次邏輯感知的本能。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可能會產生偏見和錯誤的假設。但可以肯定的是，直覺或論文都是科學的方法。檢查時，使用直覺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法，而機械化的方式則可以測試人的直覺，有必要的話可以做出修正。

O’Neil引用新生代的棒球數據（Michael Lewis的著作 : 《魔球—逆境中致勝的智慧》），來舉例說明。在這本書的開頭，奧克蘭運動家隊球隊經理Billy Beane直覺地認為使用性能指標，如打點數據 (RBIs) 是被高估的評斷方式，而其他較不明顯的衡量數據（如上壘率）反而能更好的預測整體成功機率。統計者Bill James開始蒐集並整合Beane判斷球員去留的數據。

雖然體育愛好者對於這個議題仍有正反兩極的看法，但這個評估運動員的方法除了在棒球界相當地盛行之外，也受到了其它運動的青睞。O’Neil說，魔球故事中的模型會成功有幾個簡單的原因。首先，它較為透明：任何有基本數理能力的人都可以理解輸入和輸出的數據。其次，它的目標是明確的，並適當的進行量化。第三，有一個自我修正的反饋機制：新的輸入數據和輸出數據可以使該模型不斷的精進。

作者認為如果缺乏這三個的演算要素，使得運算不透明、目標或許不適合被量化 、回饋無限迴圈，無法自我修正，甚至只會強化錯誤的假設，往往很有可能會出錯。

華爾街的炸彈

O’Neil在哈佛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學位，爾後在巴納德學院任教後，得到了在對沖基金DE Shaw的工作機會。起初，她欣然接受從學術界轉行的所產生的變化，並認為對沖基金在金融體系中怎麼說也是“道德中立的拾荒者”，對沖基金沒有創造複雜的衍生金融產品(如：房貸抵押債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MBS))的市場，這些商品是造成金融危機的重要角色。對沖基金只是“會操弄這些商品”罷了。

但隨著次貸危機的蔓延，最終延燒到擁有D.E. Shaw 20％的股份雷曼兄弟，內部對於對沖基金的情緒變得焦躁。各界對於這樣可能前所未有卻又迫在眉睫的危機充滿了憂慮，那些所謂的數學模型無法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她最終與其他人一樣意識到，數學是問題的核心。

用於評估MBS風險的最新演算法變成了煙霧彈。他們的“數學”設計隱蔽了真實的風險水平。這些數學模型不僅不夠透明，也缺乏一個健全的回饋機制。重要的是，評估這些風險的人正是收取販售這些金融商品公司費用的人。正是這樣的模型塑造出了華爾街的炸彈

夢想破滅後，O’Neil離開了Shaw，在2009年進入RiskMetrics Group公司，它提供銀行和其他金融服務公司的風險分析。但她覺得那些像她一樣提出風險警告的人們的意見總是被放在最後面。幾年後，她在一個名為Intent Media的新創公司擔任數據科學家，專門分析網路流量和設計演算法，幫助線上公司完全發揮電子商務的優勢。 O’Neil 在使用金融和大數據的演算法之中看到了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

複雜的數學模型缺乏真正的自我修正能力，市場的需求造就了這些模型。如果一個模式能夠達到最大化的利潤，就表示這是正確的。“否則，為什麼這個模式能得到市場的獎勵呢？”。但市場對於數學模式的依賴造成了2008年華爾街災難性的結果，缺少了一定的分析去確保模型運算的公平性和真實性，“數學模型的濫用”只會默默地加快災難發生的速度。O’Neil離開了公司，開始致力於幫客戶執行這樣的分析。

教育層面的不幸遭遇

在2002年《不放棄任何孩子（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法案提出之後，擴大了標準化考試制度的使用範圍，因此出現了分析這些考試數據的市場。試圖使用這些數據找出“表現不佳”的教師。然而，用心良苦的O’Neil發現這些模型的科學標準並沒有用，反而讓許多優秀教師受害，並且對推動教育事業沒有任何幫助。

2009年，華盛頓D.C的學校系統實施一種稱為IMPACT的教師評估工具。IMPACT使用複雜的演算法去測量學生的進步，並試圖去分辨個別教師的教學造成他們的進步（或退步）的原因。即使父母和校長對這些教師有很好的評價，但是最低分的教師還是會被解僱。

O’Neil檢查了和這項績效方法類似的評估方式。發現有一位資深的老師在這項滿分為100分的測試當中，只得到了6分，但是隔年卻回升至96分，除此之外，也有一個重要的發現：連續兩年任教同一科目的教師，每四位就有一位兩年的分數差距超過40分。

這些評估模型缺乏透明度，O’Neil寫道，他們“武斷、不公正而且對於他人的意見視若無暏”。然而，像Google這種樣本數量多、能不斷獲取統計回饋的公司，就能夠立即發現和糾正錯誤。但像是教師評價系統僅基於幾十個學生每年考試的結果，就會很容易做出輕率的判斷。此外，也沒有辦法評估系統的錯誤。如果一個好老師因為統計的數據而被錯誤解僱，緊接著成為另一所學校的好老師，這樣的“數據”就不會被計算到。

工作上的數據分析

教師絕非唯一的案例。面對緩慢的成長，公司會試圖在各方面改進。由於人事決策是一家公司最重要的決定，“人力資源管理”已成為一筆大生意。一些系統已經有能力挑選有潛力員工，並能夠過濾掉“靠猜測應徵工作”的人。這些系統運用性格測試去實現自動化招聘的過程。諮詢公司德勤(Deloitte)估計，在美國，這項測試用於60%到70％的潛在員工，比五年前增加了近一倍。

在性格測試的廣泛流行下，也出現了與其背道而馳的研究，這項研究認為這並不是用來預測未來工作表現的一個很好的指標。這些招聘系統產生的數據會在演算法精確計算後會讓人產生一些錯覺，誤以為這是很有效率的招募過程。但O’Neil表示，這些程序缺乏透明度，而且被拒絕的員工很少知道他們為什麼不適合。這種招聘過程也缺乏一個良好的回饋機制，也就是未能識別錯誤和使用這些錯誤去改良系統。.

越來越多人在工作之中，受到大數據的影響，像是各種排程軟體的影響。只要是持續不斷的數據，都可以使用這樣的軟體，例如星巴克（Starbucks, SBUX-US）可以用來改善人員的配置。《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曾報導一個身為咖啡師，半工半讀完成學業的單親婦女，探索新科技如何製造混亂，而這為低薪工作者，又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根據美國政府公佈的數據，從事餐飲業的工作人員，約有三分之二常常會在短期之內收到調度通知。

O’Neil說這種不穩定性可能產生深遠和負面的影響。雜亂無章的調度可能讓教師難以留在學校，或使得弱勢工人在供過於求的低工資的勞動力資源中持續存在。O’Neil說“這個軟體就像是被設計來懲罰低工資工人，並打壓他們。”而混亂的時間表對下一代的連鎖反應也一樣。“年輕的孩子和家長都要面對不可預知的工作時程”經濟政策研究所發現，這“更可能造成較差的認知和行為結果。”

《時代雜誌》中揭露，國會中曾打算立法約束排程軟體，但並沒有繼續執行。

犯罪與刑責

在美國，24州的法院了解到了刑事司法系統當中無意識偏見(unconscious bias)的重要性，他們認為使用演算模型能夠幫助法官在量刑程序中評估再犯的風險。O’Neil表示，對於某些評估措施來說，這項系統已經是一種進步。但是，試圖透過量化和明確的定意來確認是什麼原因導致真實社會的混亂，反而會創造新的問題。

一個目前流行的評量包括一個冗長的調查問卷，旨在找出相關再犯的危險因素。可能會問到過去相關的警調事件;並且研究年輕黑人男性被警察攔下的頻率，即使它一開始的意圖是想要減少偏見，但是這可能演變成種族問題。O’Neil指出，其他問題如受訪者的朋友或親戚是否有犯罪記錄，會在審判中使辯護律師提出異議。但適當的審查可以避免產生一些複雜的風險模型不透明的情況。

另一個趨勢是利用犯罪預測軟件去預測犯罪模式，並相應地調整警察部屬。作者認為這個類型的潛在問題是他們基本上需要大量的數據，造成數據的良莠不齊。在執行犯罪預測軟體後，即使規定的首要任務是防止暴力和嚴重犯罪，但是少部份的干擾數據可能會被放大，使系統產生偏差。“一旦干擾數據流入預測模型，會有更多的警察被吸引到那些地方，他們會誤以為在那裡有可能逮捕更多的人。”因此而增加的逮捕行動似乎應該優先處理，因為它會進而反應到在判決中所使用的累犯模型，O’Neil形容這是一種破壞和“惡性的回饋循環”。

信用評級的危機

寬鬆的信貸，使得金融危機加劇，因此銀行設法讓他們的風險評估更加嚴格。O’Neil指出，早期的風險評估演算法-著名的FICO評分，也不是沒有問題的，但O’Neil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它仍是一個健全的數學模型。因為它較為透明、有規律，而且有一個清晰明瞭的回饋循環。如果違約率不如模型預期，徵信機構可以進行調整。

然而近年來，新型的偽科學評分方式猖獗地成長。“我們在任何一個可以想像得到的層面隨意地添加那些從統計學家和數學家集結而來的數據，從我們的郵政編碼、網路搜尋的模式到我們的消費模式。” 無數的公司使用集結這些數據形成的“電子評分(e-scoures)”來確定我們的信用分數。然而，與FICO評分相較，它是“隨心所欲、不負責任、毫無規範、不公平的。”

信用評級和電子評分中的各種應用當中，已經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數據市集”，不管是在侵略性廣告或人資招聘都能看到它的存在。作者認為在無盡的數據之中，合法的、似是而非的評量措施之間的界限變得更加地模糊。正如一位新創企業家在網站上的聲明，“所有的數據都是信評數據。”

這些只是這個大型程序之中的一部分，美國消費者聯盟表示 : “評估我們的，是一些秘密的方程式，其中有一些資訊甚至被錯誤的讀取。”電子評分和其他的數據是用來把消費者分類為“更微小的群體”，並針對弱勢群體的保險和其他金融產品擬定侵略性的價格。

而企業獲取GPS等行動數據的可能性只會加倍成長。由於保險公司和其他公司“藉由審視我們的生活，將我們歸類到不同的類型。但它不會基於傳統指標如年齡、性別、收入或郵政編碼，而是由幾乎全部是機器生成的行為模式來歸納新的分類方式“。

大數據的改革

在 O’Neil的結論中，她認為我們需要“缷下”這種毀滅性的數學武器，第一步是進行“演算法審查”，揭露這些數學模型的黑盒子。它們是不透明、無堅不催，並時常保護知識財產權的系統模型。

為實現這樣的目標，普林斯頓大學已經推出網站透明度和責任項目(Web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Project)。卡耐基梅隆(Carnegie Mellon)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MIT)也是類似計畫的中樞。最後O’Neil寫道，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數學模型已經滲入到了我們的生活每一個層面，這不只是數據，而是來自我們做出哪些系統會注意到的選擇……這些選擇並不僅只是運算，利潤和效率。他們也是道德的根本。“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偽’演算法和黑暗的大數據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對職場未來的輿論很大程度上都不離一個敘述，即技術和全球化會搶走你的工作。但沃頓商學院人力資源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主任、管理學教授彼得•卡佩利(Peter Cappelli)認為，在這顯而易見的趨勢背後，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在發揮影響。“如果我們要看對職場影響巨大的單個變革，我認為最大的是理念，從認為企業應對所有利益相關方負責到只對股東一方負責的理念轉變。”他補充道第二大轉變是中國的崛起和“全球增加大約5億的準技術勞動力”。十多年以前，沒人預見到這些變革會發生。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馬修·彼德維(Matthew Bidwell)認為這將帶來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影響。“幾百年以前人們就說未來沒人去工作，機器會為我們做好一切，而這一天還沒有到來。首先，到目前為止，技術所創造的工作和取代的工作一樣多。”

他認為儘管這樣，大趨勢還是令人擔憂的，原因不在技術。他說，“美國和英國的工薪階層過去的三四十年的日子並不好過。最低工資和工會的消失是一個原因，技術是一個原因，全球化也是一個原因。總的來說，現代化並沒為許多人帶來好處，這就產生了英國脫歐、川普競選總統這一系列事件。”

彼德維又說，這一轉變令人警醒，“因為一種觀點認為，這些技術非常複雜，少數公司掌握了越來越多的技術。進入門檻相當高。我認為唯一的轉變只能是通過大規模的社會衝突。如果就業狀況真像人們所說的那樣變化，我認為最害怕的局面是政治影響，很可能出現權力的高度集中。”

消失的工作

確定職場的未來本身一直是一類工作。作家馬丁·福特（FORD, F-US） (Martin Ford)認為人工智慧將消滅許多職業，並建議實行基本收入保障。美國47%的就業人員的工作極有可能在未來二十年內自動化，這一預測源自2013年牛津大學卡爾•貝內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邁克·奧斯本（Michael A. Osborne）的研究“就業市場未來：工作受電腦化的影響有多大？”（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研究認為，除了大家通常認為的職業，“對判斷力要求低的職業也越來越受到電腦化的影響。對於很多這樣的工作，演算法做出的中立決策比人工作業有明顯優勢。” 702項職業被這項研究列入其中。

那麼像音樂和劇本創作這樣要求創造力的行業，以及新聞業這樣很大程度上需要戰略、智慧和直覺這些人類特質的工作呢？這些工作無疑是有保障的，對嗎？彼德維說並非如此。“回想過去三十年間技術取代的行業，你會看到新聞業和音樂首當其衝。我認為一部分原因是無限的傳播能力，市場是明星市場，少部分人賺大量的錢。客戶能夠獲取這些內容，但這些行業的員工待遇並不好。如果所有的髒活累活都被取代了，我們都能當醫生或是劇作家嗎？我很懷疑。”

進一步說，僅僅因為一項職業生產人們所喜好的產品或服務，或甚至對社會運轉必不可缺，不代表社會找到了為其從業人員的生存付帳的方式。

卡佩利說，我們總是認為我們處在職場巨大變革的風口。他說，“歷史告訴我們巨大變革不可阻擋但進程緩慢，原因不是單一的。目前關於職場未來的敘述都是以技術為主，但我們知道技術很少是帶來快速變革的原因。”依賴技術完成一項工作與技術會傳播甚至快速傳播的概念不一樣。

卡佩利又說，技術的影響被成本和複雜性所中和（1439-TW）。例如，八十年代有報導稱VCR技術會取代傳統電視，因為此技術能夠拍攝然後在廣告之間播出。卡佩利指出，“即便這是可能的，也很難用，所以取代從未發生。基本的問題在於供應鏈的一端—雇主說，‘我們需要有這些技術的雇員，但我們不想為他們提供培訓。’供應鏈的另一端是找工作的人們。中間則是社區大學和以營利為目的的學校。將這些資源作配對的是政府和當地的人力發展仲介機構。”

變革可能緩慢，但不代表不會到來。在皮尤研究中心針對職場未來的研究調查（as part of a Pew Research Center study）中，近半數的受訪者預期未來機器人和數位化終端代替大量藍領和白領工作，“許多人表示擔心這會導致收入不平等的大幅增加，大量人員快速失業，以及社會秩序的崩塌。”這項在2014年進行的調查並不代表一般雇員和管理者的意見，而是皮尤研究中心從互聯網專家中根據其以往針對互聯網未來的洞見所挑選的1896名專家的意見。

從樂觀方面來講，專家們認為儘管技術會取代部分工作，也同時會將我們從繁雜的事務中解放出來，創造新型的工作。但他們也認為一些高技能人才在新工作體系下如魚得水的同時，其他人會被迫走向低薪工作或永久失業的局面。研究最後表示，“我們的教育體系沒有讓我們對職場未來做好充分準備，我們的政治和經濟機構也不足以應對這些艱難決擇。” 

縮小技能差距

對職場未來缺乏準備的社會是亞瑟·比爾格（Art Bilger）最關心的問題。這位風險投資家是謝爾特資本（Shelter Capital Partners）的創始合夥人，他成立了一個名為工作之國（WorkingNation）的宣傳小組來提升公眾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比爾格通過這一全國性的非營利組織向人們敲響美國“大規模結構性失業”（mass structural unemployment）的警鐘，這一失業是由於技術發展、全球化趨勢和人類壽命延長，以及教育體系未能與時俱進等眾多因素造成的。宣傳小組製作並發佈簡短的視頻和紀錄片，呼籲社會必須採取更多行動來應對變革，並介紹那些找出解決方案的機構。

比爾格說，“我們歷史上從未經歷過這麼劇烈的變革。變革涉及中產階級、富人以及窮人，這實實在在是美國社會的心臟。如果我們不能採取恰當行動，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會受到影響。”

比爾格說圍繞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川普（Donald J. Trump）和民主黨總統競選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運動是對日漸加深的就業危機的反應。他說道，“我們相信運動的核心就是這些問題。我們不用看到五年以後，這個國家幾百萬的人現在就在承受痛苦，這明顯是痛苦的表現，而這些痛苦與經濟和就業相關。這以很多方式呈現，無論川普還是桑德斯的支持者最關心的都是這些問題。”

“工作之國”委託著名導演芭芭拉·柯柏（Barbara Kopple）製作一系列有關工作方式變革以及企業如何應對技能差距的影片。影片介紹的成功案例之一是一個叫上升之年（Year Up）的機構，這個位於波士頓的非營利組織在城市為低收入年輕人提供技能培訓、大學信貸、公司實習以及其他形式的支持。其他吸引“工作之國”注意的專案還有社會創新大學（College for Social Innovation），運營希望（Operation Hope），美國志工團（Americorps）以及服務年聯盟（Service Year Alliance）。比爾格的小組打算做出一個“未來防禦指數”來為這些組織所能説明的人提供參考。

比爾格說，“我在短期內希望看到的是對這些問題的嚴肅討論，能讓普通美國人理解正在發生的變革，讓千千萬萬家長在餐桌上與他們的12歲孩子交談，瞭解未來就業趨勢和應對戰略。我想看到人們對此的廣泛討論。”

至於誰有責任讓就業人群對未來做好準備，比爾格說聯邦的政策會有幫助，但最佳解決辦法應該從草根中來，與他介紹的這些組織和企業合作。他說，“我著實認為企業能夠發揮巨大的作用，我認為他們確實負有責任。企業是對職場變化看得最清楚的群體。如果他們不能補上工作崗位的缺，當下就產生問題，他們有日常運營的切實需求。他們也有最多的資源。當你看看他們能運用的財務和人力資源，這是非常有價值的。” 

新工作從哪裡產生？

但留住雇員只是保持就業成長的一步。東北地區就業與培訓協會（North East Regional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ssociation）主席和首席執行官克林·拉露絲（Colleen LaRose）說，等式的另一邊還需要找到創造工作的方法。“由於歷史原因，勞動力體系與經濟發展體系分割開來了。他們在兩個不同的軌道運行，目前幾乎沒有協同工作。問題在於他們分別與雇主交涉，因此他們沒有共用資訊。”

拉露絲說，例如，如果經濟發展一方瞭解到本地一家公司將開始對中國出口，經濟發展一方並沒有讓勞動力開發一方共用消息和建議新招聘的人員應當能說中文。同樣的道理，當勞動力體系與企業商談時，他們與企業談的是他們所“賣”的東西，比如為企業從就業受限人群中招聘所提供的稅收抵免。“但勞動力開發一方沒有利用與企業商談的寶貴時間談論企業的擴展、出口計畫等。如果他們碰巧瞭解到對經濟發展有利的資訊，他們根本不會與經濟發展一方共用這一資訊。”

經濟發展機構大量使用稅收優惠來從其他地區引入商機。她說，“很多時候這是一個零和遊戲，因為當你從另一個地區招商時，那個地區會失去就業機會。必須找到製造實打實的新工作、可持續工作的雙贏方式。”

拉露絲認為經濟培植運動大有希望。在這一模式下，找出有潛力的次級企業（通常擁有10到99個雇員，年營業收入在一百萬到五千萬之間）並以多種形式為其提供幫助，使之成長上一個層級。拉露絲說，“如果一般一個企業能帶來五到六個新工作，這與能帶來2000個工作相比並不起眼，但這是新工作，而不是更換地域的工作，如果持續這麼做，就會產生效果。”

1995到2013年間，儘管次級企業僅占美國企業的13%，卻創造了35%的工作和34%的銷售，這一資料來自上述觀點的宣導者愛德華勞威基金會（Edward Lowe Foundation）。

至於彼德維，他認為在工作性質變革大潮之下的好投資不是職業培訓，而是扎實良好的教育。他說，“人們對大學教育的慣有說法是有道理的。大量的讀和寫以及一定的數學，當需要適應性時，大學提供這個能力來吸收新類型的知識，但依賴這些基本的技能。學習一種焊接技術在五年後未必有用。”

彼德維說，目前的政治情緒並不願意讓政府主導保證未來的就業，“但是市場已經明確表示可以支付一些人重金作為薪資，而只支付另一些人零星工資，因此市場本身並不會自動形成一個良性的社會。所以除非你允許政府干預，否則討論就無法繼續下去。”

平衡的恢復有賴於財富重新分配、增加教育和技術培訓的支出、提高最低工資以及其他提高低技能工人議價能力的手段。但彼德維說，“依我看來，這個國家的政治局面與會改善目前處境的狀態恰恰相反。”

卡佩利說，“總之，除了已經發生的變化之外，我沒有看到其他任何導向職場根本性變革的故事。已經在發生的是雇主繼續以各種方式不計後果地獲得廉價勞動力。我們已經看到50年代到80年代大企業模式發展的全部可能。接下來是什麼？無法看清。”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職場未來：你該如何適應變化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中國股票市場在最近13個月中如雲霄飛車車般的跌宕起伏，彰顯出這個獨特投資者群體行為的「滾雪球效應」。上證綜合指數在最近1年中大幅飆漲了150%，但在短短的三個交易周多一點的時間里暴跌了30%。但是，股價無論是上漲還是下跌，似乎都與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沒有什麼關係。繼7月初的股市暴跌後，中國試圖讓股市重獲穩定，但沃頓商學院的專家認為，中國讓市場更加穩定的努力還要面對幾個障礙。

當市場一路漲升時，這個國家一直引導著投資者隊伍一路前行，政府希望中國股票的估值大幅上升。更高的股價也有助於中國的國有企業（state-owned enterprises，簡稱SOE）降低負債水平，因為它們可以將自己持有的股票賣出償還借款。政府的宣傳機器也為股票市場搖唇鼓舌，與此同時，官方還放鬆了股市規則，從而可以讓投資者融資購買股票變得更加容易，這些舉措既刺激了缺乏經驗的小投資者的需求，也刺激了投機大戶的需求。政府在經濟發展上的成功記錄為自己贏得了公信力，所以，機構投資者最後也加入了這個熱鬧的「晚會」。

在一個賭博雖然並不合法，但已成為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在私密場合一直存在的國家中，股票市場只是賭博的另一種形式。

對控制力的渴望似乎是中國政府股票估價邏輯的驅動力。不妨看看這樣一組數據：4月20日，中國銀行的股價為4.74元，市盈率7.8倍。國家新聞機構新華（5481-TW）社在黨報《人民日報》上刊文指出，「中國銀行目前的市盈率……被低估。」

全球規模最大的債轉股？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名譽教授、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馬歇爾•邁爾（Marshall Meyer）談到，「提振市場有助於國有企業減少債務的理論似乎很有道理。」 設在華盛頓特區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報告稱，2013年，中國國有企業的負債與股東權益比率高達近200%，所有中國企業「都面臨著最大的破產風險」。

「有人說，這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債轉股(Debt Equity Swap)。」邁爾談到。「政府想設法讓市場不斷攀升，並利用市場機制減輕國有企業的債務，最終皆大歡喜。但市場卻失控了。」政府官員希望減少市場上行的壓力，最終取得雙贏的成果——公司減輕了債務，個人投資者也覺得更富裕了，他補充談到。「政府認為，這是擺脫債務問題一個很聰明的做法，債務一直是個很大的問題。」

政府推升股價上漲的主要工具是放鬆融資交易（保證金交易）的規定，也就是允許投資者利用借來的錢購買股票，已經購買的股票就是借款的擔保。中國官方從2010年開始允許融資交易，並在其後為這種交易制定了規則，同時降低了擔保要求。據各路媒體報道，在最近5年中，融資交易總額從4,030億元（650億美元）增長到了2.2萬億元（3,550億美元）。據《華爾街日報》報道，7月9日，這一數字萎縮了37%。

「可以採用融資交易，政府的宣傳機器也同時開動，之後，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早地進入了市場。」邁爾談到。「精明的人——大都是個人投資者——借了大量的錢購買股票。他們借錢買股票推升了股價，而且很快獲得了回報，從而，帶動北京和上海的很多普通半中產階層人士也紛紛開始借錢投資。」換句話說，群體情緒統治了市場。「人們總是看他人在做什麼，之後，據此投下賭注。」邁爾談到。

邁爾談到這場泡沫時說，這就是在中國股票市場「搬演的另一場鬱金香狂熱（Tulipomania）」，他所說的鬱金香狂熱是指17世紀初荷蘭投資者競相購買鬱金香球莖，直至市場崩潰的投機泡沫。在中國，政府認為股票價格應該更高的信念是市場的主要驅動力。「中國的每個人都在不管不顧地大肆購買股票，因為政府建議他們購買。」他補充談到。

GDP迷戀

邁爾將這種現象歸結為「中國對GDP的迷戀」。近年來，中國的GDP增長率一直下降（對市場來說）並不重要——從2010年的10.5%，降低到了2013年的7.7%以及2014年的7.4%。「問題在於GDP是‘中國製造’，是一種產品。」邁爾談到。「我們會將GDP視為實體經濟運行的一個結果。但在中國，GDP目標是實體經濟的驅動因素。所以，它成了一個‘循環論證’（circular argument）。」

的確，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弗蘭克林•艾倫（ Franklin Allen ）與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hanghai Advanced Institute of Finance）三位專家2015年合寫的一篇研究論文指出，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GDP成長率與股票市場投資回報之間的關聯性更弱。「無論是美國、英國、日本、韓國和台灣等發達經濟體，還是南非和俄羅斯等新興市場，股票市場的投資回報都是GDP成長率的強大預測指標。」這篇論文寫道。「然而，在中國，股票市場投資回報與GDP未來成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則低得多，兩者在統計學上的表現也並不顯著。」

雖然中國政府希望股票價值與其GDP成長率保持同步，「但股價與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或者上市公司的實際表現之間是脫節的。」邁爾談到。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趙敏淵（音）（Minyuan Zhao）解釋了中國投資者往往無視基本面的原因。「人們很難獲得企業的精準訊息，所以，很多沒有多少經驗的個人投資者會根據市場情緒、傳言以及他們對政府政策的理解進行交易。」她談到。「令人遺憾的是，因為這樣的投資者佔大多數，所以，所有股票的走勢都表現出高度的同一性……而且整個市場的波動性很大。」

沃頓商學院行銷學教授張忠（ Z. John Zhang）補充談到，「這種情形應該可以讓投資者瞭解到中國經濟的運行機制，並提高市場對中國政府創造預期金融成果的能力的信心。」

當艾倫審視中國公司的基本面時，他發現了嚴重的問題。「與美國、日本、印度和巴西的上市公司相比，中國上市公司高得多的投資水平卻產生了很低的淨現金流量。」他參與寫作的那篇研究論文談到。這篇題為《為什麼中國股市與經濟發展脫節？》（Explaining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Stock Market Performance）的論文研究的是中國股票市場從2000年到2013年期間的表現。

「中國企業更低的現金流與更多的關聯交易密切相關，從而表明了公司治理的低效。」論文的作者寫道。他們在論文中還引述了其他研究的內容，比如說，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如何通過為子公司或關聯企業提供貸款擔保，或者通過償付債務和支出來轉移資產的行為等。

「有問題的IPO程序和退市程序加劇了公司進入市場的逆向選擇。」這篇論文談到。研究者談到了百度（Baidu, BIDU-US）、阿里巴巴（Alibaba, BABA-US）和騰訊這三家中國的知名公司避開中國股票市場選擇在紐約和香港的其他交易所上市的情形。此外，他們在論文中還談到了股票市場監管機構設置的上市障礙，比如，要求準備IPO的企業在上市前3年保持盈利，並為不同地區分配IPO名額等規定。

損害控制

隨著股票市場的暴跌，投資者現在需要面臨更多的麻煩。他們必須拿出更多的現金或者其他資產來應對追加保證金的要求，因為他們的借款是以他們持有的股票價值做擔保的，而市場的暴跌則大大降低了抵押品的價值。

與此同時，政府又出台了一個鼓舞人心的措施來支撐股指。在7月初，股市暴跌不久，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2,873家上市公司就有近一半公司停牌，不過這一比例後來降低到了31%。

此外，政府還限制了保證金交易，禁止惡意賣空，官方威脅稱，要依法處理違規者以及散步市場謠言的人。救市舉措包括中國21家最大券商同意向股票市場投入1,200億元（190億美元），同時，社保基金也將入市。此外，禁止上市公司大股東在6個月內賣出自己的股票。為了穩定市場，新IPO——會造成投資者出售既有持股購買新股——也被叫停。與此同時，為了降低企業的資金成本以促進經濟增長，政府還降低了利率。

邁爾表示，中國的投資者會由於害怕而遵守這些規定。「因為中國的反腐敗戰役（始於2012年11月），人們的害怕心理確實很強。」他補充談到，「法律規定非常模糊，所以，很多人的行為都可能被訴違法。」

邁爾還談到了中國政府干預房地產市場的前例。兩年前，當房產價格開始下跌時，政府推出了各種停止銷售的手段。「他們增加了官僚障礙、提高了房地產轉讓稅、增加了首付款的額度，總之，採取了一切必要手段來阻止價格的下跌。」他談到。

干預會湊效嗎？

同時身為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in London）教授和倫敦帝國學院布里文•霍華德金融分析中心（Brevan Howard Centre）負責人的艾倫並不贊成中國政府抬升股票價值的策略。「推出這樣的干預措施是個非常糟糕的主意。」他認為，「這會耗費他們大量的金錢，可到頭來卻不會奏效。」

邁爾認為，如果中國政府希望通過此舉讓上市公司的股票發現真正的價值，這種做法最終會失敗，因為行政管理部門陷入了宣傳機器的陷阱。「一旦他們開啓了宣傳機器——‘買股票，買股票，就是要買股票’——他們就無法讓它停下來了，因為（停下來意味著）承認政策是錯誤的。」他補充談到。「他們已經被自己的火藥桶推上了高空。所有人只能希望市場不要過快下跌。」

趙敏淵認為，最近推出的刺激市場的措施還會帶來某些意外後果。「（最近給市場）開出的‘猛藥’之所以沒有效果，是因為他們無法消除散戶投資者的恐懼。相反，國家對市場的支持措施為散戶投資者大批離場提供了機會。」她談到。不過她也補充，得益於禁止惡意賣空、提高保證金限制以及要求‘國家隊’增持股票等後續管理工具，市場的「恐慌已經遠去了」。中國擁有的金錢足以讓市場得到恢復。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外匯儲備，去年12月已高達3.9萬億美元。

但張忠認為，政府的干預措施會帶來某些棘手的問題。「中國政府確實擁有強大的實力和豐富的資源支撐任何市場，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他談到。「唯一的問題是：要付出多少代價，誰會受益，以及長期會有什麼後果產生？」

健忘還是慘痛的教訓？

那麼，散戶投資者會如何應對市場的暴跌呢？「取決於最終局勢如何，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很多人會因為感到擔心而從市場撤出。」艾倫談到。邁爾補充談到：「可記憶是短暫的，沒人知道下一場‘鬱金香狂熱’何時再現。」

趙敏淵認為，槓桿是「市場迅速飆升之後暴跌的禍首。」她談到，中高收入的投資者和較富裕投資者在這場股市崩潰中受到的傷害最大。「這個結果會讓監管機構重新考慮槓桿的問題，不過對散戶投資者並不會造成長期影響。」她談到。「畢竟，這些投資者經歷過了2007年的牛市，也見證了上證綜合指數第二年從6124點下跌到1665點的過程。」

張忠預測說，散戶投資者將來會興致勃勃地回到市場。「在中國，這已經不是第一次街頭巷尾沒有任何金融知識的人吹噓自己的選股技巧了。」他談到。「這個市場已經到了受歡迎到不能倒掉的程度」，人們會長期留在裡面。

沒人懷疑機構投資者將來也會回到中國股票市場。不過趙敏淵認為，瞻望未來，「他們會考慮到這些風險因素的。」她談到，中國政府已經下定決心發展股票市場，並將其置於經濟轉型戰略的中心位置。「全球投資者會在中國政府的既往記錄上押注：如果中國政府想做什麼事情，它會不惜一切代價去做的。當然，這種遊戲並不適合所有人。」

張忠則向投資者提出了告誡。「中國股票市場的長期前景依然很好，但從短期來看，這個市場更適合賭客而不是投資者，更適合專家而不是業餘投資者，因為非市場性的力量會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改革的時機？

股市暴跌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推行市場結構改革以便使市場更透明，並讓市場本身確定股票價格的機會。

艾倫談到，最近這次市場大幅波動「似乎是大規模保證金借款導致的一場流動性泡沫」。他的建議是：「他們需要改變保證金規定，要讓人們更難借到用於投資的資金。」

在艾倫與人合寫的那篇論文中，作者呼籲市場監管者降低IPO的財務門檻，鼓勵更多的私有企業，尤其是那些來自成長行業的私有企業進入這一市場。他們提出的另一個建議是改善公司治理。

邁爾也認為，這是個啓動改革的時機，不過他也談到，市場中存在著相反的力量。「投資者希望得到免受損失的保護，而政府則想在分散所有權的同時把持控制權。」他在談到中國由私人投資者和國家共同擁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mixed ownership）模式時表示。「這種模式既不利於透明，也不利於去除企業的‘靠山’。」

趙敏淵談到，雖然這場股市暴跌凸顯了投機市場的風險，「不過得益於政府可在短時間內調用的龐大國有資源或者國家控制的龐大資源，這場危機也消解了市場的非理性力量——至少目前如此。」在這種背景下，她預測說，「市場會朝著調節和控制措施更多，但不一定更透明的方向發展。」

與此同時，邁爾認為，政府最近要求國有企業回購股票以及為企業高管授予股票期權的措施令人鼓舞。「無論是企業回購股票，還是為高管授予股票期權，都能讓企業經理人獲得更大的權力。」他談到。

不過邁爾也談到，他不能確定股票回購和授予期權是否會帶來預期的結果。「如果激勵一致（incentive alignments）發揮作用的話，企業以後會以更合理的方式運作。」他談到。「但是，我不知道這個結果是否會實現，因為他們做的很多事情看起來都像要回到控制經濟的老路上去。」

改革的障礙

邁爾談到了中國股票市場任何一項改革都會面臨的最大障礙。「政府控制著兩個方面——一方面，試圖控制和干預市場，另一方面，試圖控制和干預企業。」他談到。「我不知道從長期來看這種方式是否是可持續的方式。如果兩個方面都受政府的影響，市場怎麼能規範企業呢？」

邁爾認為，中國政府與散戶投資者之間的關係，是阻延改革的另一個因素。「政府和投資者之間存在一種奇怪的緊密關係。」他談到。「政府希望股票市場吸引廣泛的投資，以便對公司的運作形成市場約束，同時，政府依然保留對企業的最終控制權。人們希望安全地投資——（股票市場會）漲漲跌跌，人們希望能隨它的節奏而動。‘你關心我們，我們就關心你。’——這就是交易。」

可如果政府無法為投資者提供「一定程度的經濟安全，政治風險就會大幅提高。」邁爾談到。「所以，這個市場面臨的問題是：是政府對市場不予干預，還是政府甘冒干預市場的風險以及甘冒如果政府不再繼續干預市場帶來的政治風險。我不知道將來的局面會是怎樣的。」

與此同時，如果投資者還想參與進來的話，除了等待市場的恢復以外別無選擇。「儘管中南海（中國政府所在地）付出了最大努力，（同時最高層）每個人的髮型看起來既優雅又烏黑，不過他們會長出很多白髮的。」邁爾預測說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中國股市投機背後的原因何在？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川普（Donald J. Trump）提出大幅縮減稅收的方案，觀察人士認為這能夠激發人們的工作積極性，但會使政府面臨大面積削減開支或增加財政赤字的艱難選擇。川普提議對中國和墨西哥的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並大力限制移民。

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方案則與之相反，她提議向富人徵稅來增加政府收入，並對工薪階層實行一系列的稅收減免。

兩位候選人所要爭取的選民見證了經濟蕭條後的復甦，但也經歷了從傳統製造業到高科技產業與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一部分選民在這一轉型過程中被甩在了後面，尤其是鐵銹帶區域（the factory workers of the Rust Belt，譯者注：指的是美國老工業區、經濟衰退區域）的工人，川普贏得了這部分人的支援。

歐巴馬執政期間的經濟成長步伐緩慢，與九十年代和經濟蕭條之前的力道和程度對比鮮明。不過，近幾個月的就業成長形勢可觀，失業率良好地保持在4.9%。

沃頓國際管理學教授、勞德管理與國際研究中心（The Lauder Institute）主任馬婁·吉蘭（Mauro Guillen）指出，近年來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是國內消費者。

他說，“現在，美國面臨一個經濟問題。我們的經濟是消費經濟，但中產階層舉步維艱。” 

稅收之爭

希拉蕊計畫減輕這些中產階層選民的負擔，她提出的方案包括降低育兒和上大學的成本，以及減輕大學貸款帶來的壓力。她提議將最低時薪從7.25美元提高至12美元，並降低醫療服務的價格。（川普在夏季提議10美元的最低時薪，育兒開支享受稅收減免。）

希拉蕊提議撥出2750億美元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和相關工作。

希拉蕊給出了這些項目的籌款思路，遵循巴菲特提出的“巴菲特法則”，即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所繳納的所得稅稅率不應低於中產家庭。希拉蕊計畫要求年收入超過一百萬美元的選民繳納至少30%的所得稅，年收入超過五百萬美元的選民則需額外繳納4%的所得稅。

希拉蕊也提議如有需要，通過行政命令來堵上“附帶權益”的稅收漏洞，防止私募基金經理在獲得收益後少繳稅。

稅收政策中心預測，根據希拉蕊的計畫，美國年收入73萬美元以上的最富有的1%家庭每年要多交至少7.8萬美元的稅。

沃頓會計學院教授珍妮佛·布魯恩（Jennifer Blouin）認為希拉蕊的計畫與川普的相比“從財務上看更合理”，但希拉蕊“要使方案通過受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將面臨重重困難”。

川普提出了調整稅務等級的方案。根據稅收政策中心的資料，目前年收入48.545萬美元及以上的夫婦將向聯邦政府繳納39.6%的稅。川普8月8日在底特律的演講中提到，將把這一最高等級簡化為33%，這與他之前所說25%不同。

目前的公司稅率是35%。川普計畫減至15%。他將取消美國公司海外收入延稅的做法。

稅收政策中心去年冬天表示川普的計畫會讓所有人少交稅，但最富有的0.1%人群每年能少交130萬美元。該中心同樣表示川普的稅收計畫將在接下來的十年內使聯邦政府的收入減少9.5萬億美元。他在調整他的計畫後這一數字就將有所增加，但具體增量並不清楚。

該中心報導，“他的計畫將鼓勵人們工作、儲蓄和投資。但是，除非同時大幅削減開支，否則國家債務會在2036年增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80%，抵消稅收削減的部分或全部激勵效應。”

沃頓金融學教授若奧·戈麥斯（Joao Gomes）認為，共和黨議會將樂意通過川普的稅收方案，但由此帶來的預算赤字意味著政府規模應當大幅縮減。

戈麥斯指出，儘管簡化稅制的想法不錯，還能促進經濟成長，但川普方案的主要目的是減小各種政府專案的規模。希拉蕊的方案則是尋找各種收入來為擴大的政府專案融資，這比川普的方案更現實。

吉蘭教授指出雷根總統在提議稅收減免的同時也減少支出，但川普則表示支出的具體方案將在後續公佈。

吉蘭教授說，“總統候選人提議稅收減免卻不說明支出削減的方式，這不是個嚴肅的方案。”

在天狼星衛星廣播公司111頻道沃頓商業電臺的訪談中，來自穆迪金融資訊諮詢業務的馬克·贊迪（Mark Zandi）指出川普“想削減稅收，還大幅削減，每年削減一萬億美元。這很大程度上使高收入家庭少繳稅。他沒有說明怎樣為政府支出籌款。”

目前，遺產稅免稅額個人為545萬美元，夫妻為1,090萬美元。希拉蕊將把這一數字調降至350萬美元和700萬美元，川普則打算完全取消遺產稅。

取消遺產稅只會使最富有的美國人受益，吉蘭說，“必須對隔代財富轉移課稅。否則我們又回到富人通過代代傳承更加富有的局面。” 

關稅與貿易

川普以美國利益為先的強硬貿易思路已被大幅報導，希拉蕊對其夫比爾·克林頓20多年前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則頗有微詞。兩位候選人都表示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提案。

但吉蘭教授指出自由貿易對美國消費者一直是有利的。美國消費者能以更低的成本購買所有商品，商品和服務的種類更多，品質更好。

吉蘭教授說，自由貿易使掌握某些技能的人受益，同時也損害了掌握其他一些技能的人的利益。鐵銹帶地區的人，尤其是四五十歲的人受影響最大，他們日子艱難，除了退休別無選擇。但這只是勞動人群中相對很小的一部分。

吉蘭教授說，“更好的方案是保持有利的方面，並制定方案來幫助那些受影響的人找到新工作。”

贊迪認為川普提議的關稅政策會“很難被消化”，因為這將意味著更高的商品價格，而製造業是否會轉移回美國國內也並不明朗。

川普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場是媒體對本次競選報導最多的一項，他聲稱要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築一道牆，並讓墨西哥支付築牆的費用。吉蘭教授認為他的提議“相當極端”，並指出墨西哥的淨移民數量已經減至零，大多數移民是來自中美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使墨西哥的經濟實力增強，從而減少了到美國的非法移民數量。

贊迪說， 2013年參議院通過了一項受希拉蕊支持的移民改革方案，類似的方案將對經濟產生刺激作用、促進成長、擴大稅基並能為資金不足的政府項目籌款。 

醫療方案

沃頓醫療管理學教授馬克·保利（Mark Pauly）介紹，希拉蕊也提議完善奧巴馬醫保方案的一些方面，擴大對處方藥覆蓋面並限制處方藥的支出。希拉蕊也贊成“公共選擇”，同時贊成美國人在55歲時可選擇加入聯邦醫療保險，這是對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競選方案的回應。

保利說，川普提議取消歐巴馬醫療保險方案，用保健儲蓄帳戶下高免稅額的醫療保險方案來取代。美國人透過繳稅能免交保險費。各州將實行面向低收入美國人的大額醫療補助計畫，州官員也可以自行決定如何使用。

保利說，這一方案有些諷刺，因為儘管取消了監管負擔以及個人和雇主的義務，但方案的其餘部分仍與歐巴馬醫療保險無大差別。

保利說，醫療問題一直以來是希拉蕊的專長，但她在民主黨全國大會接受候選人提名演講時只提了一句話。兩位候選人都在迴避討論這個話題，因為他們知道談這個話題不會帶來什麼好處。

保利補充道，“不存在致勝戰略，只不過讓選民生氣的方式不同。”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川普VS.希拉蕊 美國大選會為經濟帶來什麼影響？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Prime Day的銷售額對零售業者來說，可以說是一筆意外之財。在7月和8月這段期間之間唯一的其他促銷活動就是返校購物折扣(back-to school)。而亞馬遜則改變策略，由過去主打的低價策略，轉為強調它購物地點的“方便性”，分析師寫道。

亞馬遜在新聞稿中指出，因為Prime Day而使全世界的線上訂單成長超過了60%，而在美國則成長了50%。在那一天，全球賣出了超過90,000台的電視、超過兩百萬樣的玩具、百萬雙以上的鞋子，還有其他的產品。晨星（Morningstar, MORN-US）消費類股策略分析師R.J Hottovy在CNBC的報告當中指出，這個活動為亞馬遜帶來了5至6億美元的營收成長。

華頓大學的貝克零售業研究中心(Baker Retailing Center)的研究主任丹妮絲・達爾霍夫(Denise Dahlhoff)表示，即使亞馬遜大肆張揚在Prime Day的銷售額，但它仍須處理高額的運送成本。她表示，“亞馬遜試著持續提高它的毛利”。舉例來說，它針對“電影進行促銷，因為電影不會產生運送的成本”。她指出，“亞馬遜的策略聚焦重點已經從價格轉為方便性”。

追蹤消費者花費模式的芝加哥研究服務機構消費者情報研究合作夥伴(Consumer Intelligence Research Partners)的創辦人兼合夥人麥可・李文(Michael R. Levin)表示，亞馬遜Prime Day銷售額的大幅成長，主要來自於它龐大的Prime會員基礎。亞馬遜的Prime會員制，每年為99美元，提供會員免費的2天到貨服務以及其他項目，包括無限的影音串流服務和書籍出租的折扣。在6月30日時，亞馬遜在美國有63百萬名的Prime會員。根據研究機構Levin的調查顯示，一年以來會員人數增加了19百萬人。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國際零售業記者莎拉・哈爾瑟克(Sarah Halzack)表示，“亞馬遜的Prime會員人數相當地驚人”。“如果沃爾瑪要運用自己的訂閱計劃來和它競爭，必須要有長足的成長。沃爾瑪加入這場戰局的時間晚了十年，當它進入這個市場的時候，亞馬遜已經擁有相當可觀的客戶忠誠度了”。

達爾霍夫、李文以及哈爾瑟克曾在華頓知識線上的Wharton Business Radio on SiriusXM channel 111上談論有關亞馬遜Prime Day的主要重點。

儘管有一些小缺陷，但客戶黏著度仍相當地高

李文表示，亞馬遜是從提供客戶30天的免費試用期開始推行Prime會員制度的，在這段期間之內，消費者可以購買“各式各樣有趣的產品”。這讓大多數的消費者在過了試用期之後決定持續使用這樣的服務。他引用他的機構的調查數據補充，約有73%的免費試用客戶接續使用全年度的服務，並支付99美元的年費。達爾霍夫補充，“此後，他們就會開始相當地依賴該服務，約有90%以上的會員在使用全年度的服務之後會持續續訂，這對亞馬遜來說，是更好的一件事情”。達爾霍夫說，“如果亞馬遜能夠使這群人持續使用這項服務，在長期是相當有潛力的”。

亞馬遜的網站在Prime Day當天發生了一些問題。哈爾瑟克指出，有許多客戶表示當天在網路上購物時，他們無法結帳，並在社群網站當中破口大罵。李文表示，這些缺陷似乎不會減少顧客註冊成為Prime會員的意願。他補充，人們一旦支付了年費之後，可能就會開始計算他們省下來的運費是否能夠超過99美元的年費“。

李文並指出，在接近會員到期續約的時候，亞馬遜就會提供這些客戶吸引人的影音串流影片或音樂。他說，“這就是亞馬遜的影音、音樂和照片儲存服務運用得宜之處”，“這能夠說服客戶，他們的99美元花得相當地值得。這讓他們能夠加速他們決定續約的過程”。‘我支付99美元是否划算？’他們會開始想其他的好處“。

對其他零售業者的好處

達爾霍夫表示，一些小型的店家和其他的零售業者也因為亞馬遜的Prime Day而受益，並將這個節日比喻為“7月份的聖誕節”。她表示參與這個活動的供應商增加了兩倍。哈爾瑟克補充，“以往的這個時間，零售業者都在等待返校購物季的成長。因此在這個時間，這項活動也相當地受到他們的歡迎”。

哈爾瑟克指出，這樣的活動對小型的店家來說，是“相當有幫助的”，即使他們必須在亞馬遜的平台上提供一些折扣。她表示，“在亞馬遜的平台當中能夠宣傳他們的產品，是相當值得的一件事”。“這能夠為他們帶來客源，如果沒有這項活動，客戶可能永遠都不會在小型的商家當中消費”。

沃爾瑪和亞馬遜

沃爾瑪在去年度推出了它的“ShippingPass”平台，同樣提供了會員2天到貨的免運費服務。但達爾霍夫和哈爾瑟克並不認為沃爾瑪會複製亞馬遜的Prime Day活動。哈爾瑟克表示，它的ShippingPass會員年費為49美元，但它並沒有其他亞馬遜的Prime會員擁有的其他服務。“你可以看到，他們所提供的服務可能比亞馬遜吸引更多具有價值意識的消費者”。

達爾霍夫表示，沃爾瑪也可能運用它的商店，讓顧客可以在線上購物，並到店內取貨，在這一點它比亞馬遜要有優勢。哈爾瑟克說，“採用線上購物，到店取貨的方式已經有了爆炸性的成長了，零售業者，像是Best、Target都提供這樣的服務”。她補充，當他們必須退貨的時候，消費者會偏好使用線上購物，到店取貨的服務“。”在美國沃爾瑪有4,000個據點能夠作到這樣的事情。即使商品的價格不是那麼吸引人，或許還是能夠吸引特定類型的消費者“。

創新

對零售業者來說，退貨這個議題讓他們“傷腦筋”。哈爾瑟克表示，在這個領域當中，或許能夠看到供應鍵管理的創新。她指出，實體商店的退貨率約為8%。而線上服飾零售業的退貨率則約為40%。她表示，零售業者處理退貨所需負擔的成本除了運費之外，還有重新上架以及包裝的費用。“這會使利潤受到相當大的擠壓”。

在亞馬遜，要推升產品的毛利意味著必須試圖對運輸成本進行管理。哈爾瑟克表示，該公司正在“嘗試將觸角延伸至更多品項”。她指出，它過去的強項是書籍和電子產品，時尚產品並非它的強項。“它渴望擁有時尚產品是因為這是一項高毛利的業務”。為了致力於這類的品項，公司在美國東岸時間的晚上9點舉辦了一場網路時裝秀Style Code Live，希望藉此來銷售它的時尚產品。

要觀察亞馬遜的策略變化，追蹤公司的金錢流向能夠看出它最新的策略。李文表示他聚焦於觀察公司所提供的硬體和影音媒體。在硬體方面，亞馬遜已經有了能夠作為智慧家庭中樞的語音助理Echo，還有Fire TV和平板以及行之有年的Kindle品牌相關產品。而在影音媒體方面，它所提供的影片和音樂仍在持續更新當中。李文指出，即使Prime會員能夠獲得大量的免費影片，他們仍支付相當多的費用給相關的服務商、買進和出租影片以及出租音樂。他表示，“這些所有的事情都圍繞在要如何能夠讓人們在亞馬遜的網站上花更多的錢“。(編譯/Ing)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除了亞馬遜之外，其他零售業者也因為Prime Day而得利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導演試圖通過對美國青少年社會層次的嚴格劃分來傳達這樣一種訊息，壽司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外來食物，十分奇怪且不怎麼美味。《早餐俱樂部》所要說的是，吃壽司代表了令人不愉快的精英階層，儘管我們都知道有這麼一群人，但我們自己不會去效仿或試圖變成那樣的人。

這樣的象徵意味在今天已經不復存在，就在這部賣座電影放映後的短短二十年間，壽司已成為美國社會非常普遍的食品和文化現象，這一熟悉、方便、同時也是極其美味的食物大量出現在超市貨架上、速食店甚至是高級餐廳裏，並逐步成為暢銷全球的主要食品及文化現象。誠然，壽司早已不是人們用來攀比財富的小眾食品，今天的壽司是屬於大眾的。大約有3千萬美國人經常食用壽司，包括美國最受歡迎動畫片《辛普森一家》。更有甚者，對壽司的喜愛已經不是美國人的專利，對這種精緻日本文化的偏愛已經蔓延到俄羅斯、中東和中國。

這種精緻的飲食文化迅速席捲全球，我們從壽司現象中看到了新的健康理念、品味和市場活動在全球範圍內的變化和發展。正如薩沙·伊森伯格（Sasha Issenberg）在他的新書《壽司經濟:全球化及現代美食的誕生》(The Sushi Economy: Globalization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Delicacy)中所寫的那樣，壽司揭示了“複雜的全球化動態”，並告訴我們，無論有多少困難，“一個良性的全球經濟體系和飲食文化是可以和諧並存的”。

伊森伯格深知他的理論頗有些反常態的意味：我們試圖將壽司與神秘、繁複的日本貴族文化撤上關係，因而，我們通常把壽司餐廳當作現在浮躁社會中難得的一處幽靜之所，對很多人來說，品嘗壽司的第一感覺便是一種不可言狀的平和、立竿見影的放鬆和塵世解脫的快意。

但對伊森伯格來說，這就是他要說的問題。壽司以其精美的外表、頗具藝術感的質地，呈現出一種來自仙境般的無可抵擋的純美而可口的誘惑力。然而儘管外表精緻可人，每一份壽司都飽含了一段獨特而複雜的經濟學過程，從海洋捕撈到集市再到餐桌，從活魚到可自由買賣的成品食物，這其中有著大量關於全球市場如何產生、如何運作的平衡機理。就這一點，伊森伯格指出：“新壽司經濟已經改變了我們對經濟全球化的看法。”

航空時代的商品

對伊森伯格來說，壽司經濟的重心便是鮪魚。起初在日本，鮪魚並不受歡迎(由於太過油膩被指為只配給貓吃的食品)，但二戰過後，由於日本人開始注重飲食品質，鮪魚取代傳統肉脂類食品，地位節節攀升。鮪魚奶油般質地的魚肉迅速流行開來，同時也意味著上世紀70年代初日本海域的過度捕撈，日本人不得不開拓新的魚類供應源。而此時正值日本航空公司興起之際，受出口旺盛的影響，日航的班機總是載著滿滿的貨物起飛，因而急需尋找海外市場源來補充自身回航班機無貨可載的空缺。可以說是一次機緣巧合改變了日後整個世界的飲食面貌，日航的某高層與當時加拿大艾德華王子島的漁民達成合作意向，由於加拿大漁民手中握有大量的鮪魚資源，卻苦於無處可用，日航便發明了一種長途冷凍技術，將鮪魚從加拿大空運至日本，從此開創了全球壽司產業的先河。

伊森伯格花了大量的時間對日本國內的壽司經濟做了資料分析，並把東京腹地，素有全球漁市集散中心之稱的築地魚市場作為分析重點，而此地的集散商似乎有一種神奇的能力：可以不用嘴嘗就知道各類魚肉的價值。在築地魚市場，我們看到一條鮪魚的價格通常在三萬美金以上，鮪魚已經成為全球炙手可熱的也是最為健康的商品。伊森伯格具體闡述了東京成田國際機場如何成為日本最重要的漁業進出口港，同時也描述了壽司產業是如何借助航空時代迅速壯大起來的。數百年前，當人們還在用白米飯來發酵魚片用以保存的時候，也許不會想到今天代表壽司的兩大品種壽司卷和壽司飯依然和當年的樣子沒有多大區別，但是那些極易變質的原料卻能由高速運輸工具由世界的一頭瞬間運到另一頭。

最初只是想讓日本人能天天吃上鮪魚，但這一圍繞鮪魚展開的運輸系統已經使壽司的蹤跡遍佈了世界各地。伊森伯格描繪了壽司在加州、德州和美國中部地區（俄克拉何馬，這似乎是新近產生的壽司風靡地區）興起的過程，此外，伊森伯格還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來講述世界各大城市壽司熱的興起，以及他和世界著名壽司大師諾布(Nobu)的世界之旅，他們從日本出發，途經秘魯、美國及巴拿馬地區，將改良型壽司通過獨特的造型設計和標準化的品牌服務推廣到後者的全球連鎖餐廳中。

再尋根溯源，找到材料供應商，伊森伯格向我們展示了麻塞諸塞州格羅斯特地區的漁業經濟，在這裏，捕魚業有著數百年的歷史，而如今在由穆尼斯創建的北美最大的壽司供應商真實世界食品集團（True World Foods）的現代管理下煥發出新的光彩。他還一路帶我們來到澳大利亞的林肯港，這裏的魚牧業集團造就了該地區最富有的漁民。

透過對各餐廳、廚師、漁民、中間商、市場和口味的具體分析，伊森伯格得出結論，認為壽司是蓬勃發展的全球化經濟的新典範。本是小眾食品的壽司卻長期保持了它獨有的品性，在普及的過程中，它融合了捕魚業的原始模式、現在運輸業的高端科技、交易過程中的人性化管理和國際流通中的相互信賴，這一系列的原因才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在不知道它們是從哪裡來的、如何發展而來的情況下也能夠放心地食用這類生冷食物。壽司作為衡量一個國家國際化程度的指數，不僅顯示了一個國家的文化品味，同時還顯示了這個國家打擊行業腐敗的決心和能力。

因而，整個壽司產業讓我們有機會為飽受爭議的全球化正名。全球化在近年來因其背後人們所付出的巨大代價而飽受指責。這一指責的基礎是：我們越是根據我們的偏好和程式拓展全球化的範圍，就離原來的獨特性越遠。全球化似乎越來越等同於標準化和同一化，傳統的百花齊放、各具特色的事物受到扁平化發展的遏制，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較早關注到這個問題的先驅者湯瑪斯·弗萊德曼(Thomas Friedman)曾經說過，全球化相當於雷克薩斯轎車和橄欖樹之間的戰爭，同時也是國際商業和紮根于自然和習慣的傳統經濟之間的戰爭。這樣的戰爭不斷地上演，隨著全球市場的擴張，傳統的本地理念、語言、習慣和飲食正在消失，就像雷克薩斯賣掉了，橄欖樹卻死了。

蟹肉、麥粉和午餐罐頭

弗萊德曼說，他是在吃壽司的時候想到了《雷克薩斯和橄欖樹》的主旨內容，因此，可以想像，也正是壽司使得伊森伯格對國際商業和傳統文化的獨特性之間的衝突作出了思考。同時，伊森伯格還無比興奮地看到壽司是如何通過迅速冷藏並重新包裝進入各個新興市場的：蟹肉卷在加州的配料是酪梨，因為加州只有酪梨；而在巴西，加州蟹肉卷的配料從酪梨變成了芒果，原因也一樣，因為巴西只有芒果；在新加坡，加州蟹肉卷既可以配酪梨也可以配芒果，同時饕客還能在壽司餐廳裏品嘗到咖喱卷和清真肉卷。夏威夷人則保留了他們在二戰期間以午餐罐頭包裝壽司的習慣，在馬拉喀什，壽司飯是和麥粉做在一起的。

與近期出版的全球化食品駭人聽聞的報導(如艾裏克·史洛瑟的《速食王國》和麥克·波蘭的《雜食主義者的兩難境地》)相反，伊森伯格所描繪的是如何在永不滿足的全球化過程和保持地方特色及環境之間實現一種平衡和雙贏的局面，壽司產業通過現代快捷的運輸系統和高端冷藏技術滿足世界各地人們的飲食需求，同時壽司大師不斷的改良和推陳出新也使得這一食品很好地迎合了不同地區對食物不同的品味和要求。一言以蔽之，壽寺似乎緩解了雷克薩斯和橄欖樹之間的戰爭，它傳達了一種和諧的全球化理念。

正如伊森伯格所言，壽司似乎也太神奇了，但也許它就是這麼神奇，他在書中通篇描繪了全球壽司熱所導致的對鮪魚的過渡捕撈。隨著鮪魚需求的擴張，魚群正在迅速減少，這就造成了魚價的猛漲、不能執行的數量配額和肆無忌憚的國際黑市。

但是鮪魚數量的驟減也對伊森伯格的理論的完整性提出了挑戰，由於高品質的鮪魚肉越來越難找，日本的壽司餐廳開始尋找肉色和肉質都需比較接近鮪魚的替代品，於是他們找到了兩種並不太理想的替代品：馬肉和燻鹿肉。當然也許它們聽起來有點奇怪，也不一定可口，但這也許就是現代壽司的發展理念，就像當年的鮪魚肉開始時也不被接受，但日後卻成為方便可口的地方飲食特色。生馬肉在日本的某些地區被譽為極品美食，稱作馬肉刺身，它的製作方法同生魚片類似，配以醬油和生薑食用，某些地方甚至還把它做成冰淇淋。也許在全球壽司業發展的下一個階段，就是將壽司的素材庫從海洋拓展到其他的領域。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生魚片的傳奇：壽司是如何改變全球化（和世界）的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但是我並沒有感到驚歎，”他說道。

“你看著那些大型組織機構，它們應該是最優秀最合理的。但是在它們營運的過程當中有許多不勝其數的愚蠢行為，它們的那些荒唐程式，還有你身邊那些隨處可見，實在糟糕的思維方式，真的非常令人苦惱，”他說道，並指出有許多地方都可以改進。

在康納曼看來，思考如何做出“與風險的複雜性和重要性相稱”的決策是一個巨大的問題，但商業界對此並沒有投入太多的思考。在大會上，他描述了在使企業變得“更加智慧”的過程中能夠產生哪些重大進展。

人的問題

如果個人經常做出糟糕的決策，就像康納曼所說的那樣，那麼原因是什麼呢？答案就在行為經濟學中，該領域解釋了為什麼人們經常做出不合理的財務選擇，並且總是不按標準經濟模型預測的常理出牌。（康納曼在他2011年備受讚譽的國際暢銷書《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解釋他的許多成果。）

行為經濟學家認為，人們正在不知不覺中被過度自信、有限的注意力、認知偏見以及其他心理因素束縛手腳，從而不可避免地產生判斷錯誤。這些因素影響著我們的一切行為，從我們如何投資股票，到我們如何應對市場行銷供給，再到我們如何選擇午餐購買的三明治。

“從本質上來說，當我們跳到結論，得出完整條理的故事，再進行闡釋時，我們對自己的感覺過於自信，”康納曼說道。“所以我們會自然而然，無意識地曲解一些情況。這一點很難控制。”更重要的是，很多人為錯誤甚至不是由於系統原因造成，而是“噪音”，他說道，“當人們思考錯誤時，我們會傾向於思考出現了某些偏差。但是實際上，人們所犯的很多錯誤根本就是“噪音”而已，也就是說它們是隨意的，不可預測的，所以也是不能解釋的。”

他引述了一些關於專家的專業判斷的例子，令人堪憂，“你把相同的X光片放在放射專家面前，在個別試驗中，大約20%的時間他們都無法得出相同的診斷結論。”

從他的諮詢工作中，康納曼提供了一個大型金融機構的例子，這一金融機構經常需要做出關於貸款批准和保險公司的判斷。但是這些涉及數十萬美元的決策通常跟一個人的意見掛鉤。康納曼進行了一個實驗，問團隊領導人如果讓兩個專業人士分別評估一個相同的案例，他們認為這兩個人的結論產生出入的情況會有多少呢？

“許多人給出了同樣的猜測：5%到10%之間，”康納曼說道，“但答案是40%到60%之間。相差超過一個量級。這跟所有人預期的截然不同。”他指出，在這家組織機構中存在“巨大的噪音問題”，但公司領導人對此毫無知覺。

這一問題不能歸咎於某些員工的相對經驗不足，康納曼說道，“至少在我們的試驗中，令人感到非常驚訝的是那些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的表現與新手們一樣變化無常。”

如果讓專家參與進來，像一個小組一樣決策會有所幫助嗎？即使這種做法在組織機構中是可行的，其中也存在一些陷阱，而且通常情況下這種做法並不可行。康納曼說，根據社會心理學，當一群人在討論一件事時，就會出現“巨大的順從壓力”，導致參與者從根本上低估他們之間的分歧程度。

面臨著改善商業決策的重重困難，一家企業應該怎麼做呢？

解決之道：演算法

康納曼的方法是通過演算法説明組織機構以“嚴謹思考”緩和人為判斷的風險。研究結果非常明確，他說道，當涉及到決策時，演算法比人更勝一籌。“演算法是沒有噪音的，人則不是，”他說道，“當你把一些資料放在一個演算法前時，你總是會從另一端得到相同的回應。”

一個優秀的演算法根本不需要大量的資料，康納曼說道。（他說這是“一個金融業內鮮為人知的秘密”。）如果你正在評估公司的金融穩定性，例如給它們貸款或者給它們投保免受金融風險影響。他建議跟一群對情況有透徹瞭解的人坐下來，列舉出五個或六個維度。八個以上可能就沒必要了。“如果你針對這些維度進行良好的等級排序，給予它們相同的權重，一般情況下你得出的結論會與一個非常複雜的統計演算法一樣可靠。”而且就平均水準而言，通常會比專家結論可靠得多，他補充道。

康納曼是美籍以色列人，如今已經步入耄耋之年。他回憶起曾經發明過一個關於這類程式的模型，當時他還只是一個擁有心理學學位的以色列排長，應要求為軍隊設計一個新的面試系統。儘管當時遇到了一些阻力，但是他設計的這一系統現在仍然被以色列的軍隊使用著，他說道。

康納曼發現了六個可以同時進行評估的維度，其中包括準時性、社會性和盡責性，“一些稱之為男性的驕傲的因素”（他指出這是60年前針對作戰單元的面試），以及其他。“把這些因素放在一起同時評估非常重要，”他說道，“透過這種方式你不會只是對這個人形成一種整體的印象，而是對每個因素形成不同的印象。它所控制的也就是心理學家所說的光環效應。”

完整的選拔過程就是產生六個核心維度，然後將其疊加。當許多面試官抱怨“你把我們變成了機器人”時，康納曼說他添加了一個最終的“整體評分”步驟，作為對人類直覺論的一種讓步，“然後，閉上你的眼睛，思考這個人將會成為怎樣的一種士兵。然後再1和5之間評分。”

當幾個月後新的面試系統生效後，根據實際表現，它的結果顯示最終的整體評分非常準確，康納曼說道。事實上，它比任何單一維度評分都準確得多。“從中可以獲得一些啟示，”他說道。在以前，候選人在面試時只進行整體評分，“這是毫無價值的”。

“整體評分不錯，直覺也不錯，但前提是你先要對問題的各個部分進行系統地和獨立的評估，”他解釋道，“然後當你閉上眼睛，憑直覺產生一個整體的印象時，你就會添加資訊。”

不論在任何組織機構中，執行這種程式一定會面臨來自員工的阻力，康納曼說道。“你應該以一種輕柔的方法實施，否則人們就會對你懷恨在心，不會遵守。但是如果他們認為你實施這種程式能夠説明他們完成工作，那就不錯。”就個人經驗而言，他說道，如果你努力指導人們用一種特別的方式審視資訊，實際上他們會發現這會幫助他們能夠做好工作。

當企業領導人初次被告知他們應該實施演算法來引導專家的觀點，他們的反應如何？“不太好，”他說道。但是“當你告訴團隊領導者，當他們預期只有5%或10%的差異時，事實上會有50%的差異，他們就願意採用演算法了。”

人工智慧會替代人類直覺嗎？

當康納曼被問到人工智慧在商業思考中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強大的演算法正越來越多地完成一些先前由會計師、諮詢師和管理者完成的工作，他的回答令許多觀眾感到驚訝，“我對此也很擔憂。”

他的擔心是，隨著人工智慧越來越複雜，它將不再是簡單地幫助人類實現嚴謹思考，實際上它們自己就可以執行專業的判斷。“這對組織機構的領導人來說極具威脅性，”他說道，“因為一旦你進行決策分析後，任何人都可以猜透領導。這對權力結構將會產生何種影響？”

他引用了一個令人大開眼界的人工智慧里程碑的例子，也就是今年年初，Google電腦程式五局四勝，打敗了曾獲得18個國際冠軍頭銜的亞洲圍棋世界冠軍。

“圍棋可以被看作是直覺遊戲的一個例子。真正的專家也不能解釋他們是如何得出結論的，這太複雜了。”但是，康納曼說道，Google團隊設計的軟體以15萬場真正的人類比賽為基礎，然後通過自我對陣大約3,000萬場對其進行了改進。最後得到了一款比世界冠軍更加優秀的程式，這款軟體能獲得比一個人可能獲得的更多的資訊。

“所有這些都取決於資料的可用性，這就是直覺如何發展出來的，”他指出，“我們的直覺靠的是我們一生中收集的資訊。人工智慧將做得更好。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些呢？”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丹尼爾·康納曼的策略：如何讓你的公司智慧思考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和大多數的網站不一樣，消費者可以逛百達翡麗的線上商店，但不能直接購買。但沃頓的行銷專家說，這也是一個名牌零售商如何處理在數位時代產生的困境的絕佳範例。奢侈品牌在消費者紛紛轉向線上購物網站時要如何保留奢華的感覺呢？

“奢侈品和稀少性、排他性有關。而網路是大量的，它將這樣的界限模糊了，因此產生了不一致”。沃頓的行銷學教授、傑・貝克零售業研究中心(Jay H. Baker Retailing Center)的主管芭芭拉・卡恩(Barbara Kahn)說，“但當然，如果人們傾向在線上購物的話，奢侈品也會往這個方向走”。

儘管線上購物的風氣盛行，奢侈品零售商在網路購物的涉獵卻不深。研究機構顯示奢侈品市場只有10%的消費是發生在網路上。但這並不意味著名牌零售業者還沒有準備好。沃頓的專家表示這些奢侈品業者正在探索如何利用線上通路的力量來強化品牌印象、客戶服務，最後，還有他們的利潤。

貝克中心近期舉辦了一個研討會，在研討會當中，引起了學術和商業專家的興趣，對這個議題有更進一步的討論。這個研討會的報告強調了線上奢侈零售業的七個面向，包括價格、品牌策略、店內體驗還有目前在網路上相當猖狂的仿製品。

“盜版和正版的不同呈現在品質還有認知這兩個部份”，貝克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丹妮絲・達爾霍夫(Denise Dahlhoff)表示。有許多的精品業者試圖和網路平台，像是谷歌（Alphabet, GOOGL-US）(Google)和阿里巴巴（Alibaba, BABA-US）合作，來對抗盜版。但因為每個國家的法規不同而使這項任務變得困難，達爾霍夫(Dahlhoff)和卡恩說。這兩位在Wharton Business Radio on SiriusXM channel 111音訊節目當中的華頓知識概述了這份報告中的研究結果。

溢價和奢華

卡恩表示，這份研究從溢價品牌(premium brand)和真正的奢侈品牌的差異開始談起，前者指的是像美國流行的品牌Michael Kors或Tory Burch，而後者指的是像從歐洲發源的愛馬仕(Hermes)或香奈兒(Chanel)等品牌。奢侈品牌有故事能夠分享、需要維持它們的傳奇，並能夠為消費者帶來體驗。這也是為什麼有眾多的奢侈品牌不在網路上銷售它們的商品、不讓消費者在網路上購買它們的限量商品的原因。取而代之的是它們使用網站作為一個顧客體驗的延伸。

“如果你在網路上作得不錯，你就可以使用這樣的管道來提升品牌的價值，然後你就能維持實體商店當中奢華的店內體驗”卡恩解釋。

Chiradech Chotchuang / Shutterstock.com

 一個吸引人而有魅力的網站和經營良好的社群媒體帳戶可以吸引潛在消費者的目光。舉例來說，香奈兒的網站上就放了走秀、還有著名的傳奇設計師卡爾・拉格斐(Karl Lagerfeld)的相關影片。達爾霍夫表示，網站的客戶愈多就表示能夠收集更多的資料，這對行銷的策略也有幫助。

在網路上銷售對於奢侈品的其中一個不利之處在於價格的透明性。對公司來說，當每個人能夠在網路上比價時，要在不同的國家以不同的價格來販售同樣的商品是很困難的。達爾霍夫表示，但香奈兒藉由售價標準備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她表示，“其中一個解決的辦法就是僅在特定的國家銷售一些特殊的品項，因此消費者就很難比價各國的商品”。

對於其他的業者來說，刊登價格並不是奢華體驗的一部份。

卡恩表示，“當你思考奢侈品的價格時，你應該視它為一種藝術”。“這是無法比較的；你無法直接將價格標示在上面”。畢竟消費者不會買一隻50,000美元的百達翡麗手錶就只是因為它能夠準確地顯示時間。她說，“Swatch的手錶也和奢侈的手錶一樣能夠正確地顯示時間”。

世代的交替

數位商店也提供了奢侈品牌一個能夠抓住年輕人並建立品牌忠誠度的重要管道。但這對於30歲以下的消費者來說並不容易。

卡恩表示，“另一個問題是千禧世代和Z世代是否會像老一輩的消費者一樣崇尚奢侈品牌”。“你可以看到這個世代轉向關注更具持續性的、線上的還有與科技相關的事物，因此千禧世代是否和老一輩的消費者以同樣的方式看待奢侈品牌的還有待商榷”。

沃頓的專家認為如果奢侈品業者想要在下一個世代當中存活，它們必須適應這個改變快速的數位世代。

達爾霍夫表示，“目前已經有了更多的嘗試，但我想我們將看到更多的改變”。(譯者/Ing)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奢侈品牌如何擁抱網路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約3年後，貝佐斯顯然已經在Amazon@Purdue上找到了這個獨特的設想。2月3日，亞馬遜首個實體店在印第安納州西拉法葉城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分校區內開門迎客，該門店配備有員工為顧客提供服務。這座城鎮的人口約為3萬人，主要為男性，年齡中值為23歲。門店採用了開放式的設計，主色調就是亞馬遜標誌性的橘色，相當歡快。學生們下單後可以在這裡提取從電腦到通心麵和奶酪等一切貨物。這裡也可以領取和歸還租借的課本，以及其他學校用具。亞馬遜即將開設更多的實體店：第二家店今年春天將開設在同一校園內的普渡學生中心（Purdue Memorial Union）大樓里。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和馬薩諸塞大學阿莫斯特校區（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內也將相繼出現亞馬遜的實體店。

除亞馬遜外，其他最初只從事互聯網業務的電商公司也已經開設實體店。其中包括了眼鏡商Warby Parker和男性時尚零售商Bonobos，後者在最近幾年裡已經開設了數十家線下實體店。從線上到線下，似乎是又退回了老式的零售形式，但這些電商實體店並不像父母時代的Sears Roebuck。這些店的空間相比更小，也更為私密，除了展示產品外，重點在於提供一種特殊的體驗，由此也改寫了顧客體驗。

Warby Parker的零售店使用氣壓管道來將眼鏡從存儲區發射到店面，讓人覺得頗為有趣。這些門市的另一項特色就是擺滿書籍的書架，書本可供借閱，有時候還配有滾動梯子。這種做法也是為了凸顯公司的讀書俱樂部。與此同時，Bonobos公司所謂的「體驗店」讓嚮往時尚的紳士們可以選擇並試穿服裝。此後，這些男士們可以下訂單購買產品，然後產品會配送到顧客手中。產品並不會在門店直接進行銷售。但Bonobos公司也正在通過高階零售商Nordstrom銷售自己的服裝，這也是他們與傳統實體店的一種合作。

線上零售商為合適的商品類型增加線下實體店，這點具有一定的意義。沃頓商學院行銷學教授、傑伊貝克零售中心（Jay H. Baker Retailing Center）主任芭芭拉•卡恩（Barbara Kahn）說：「在購買過程中能‘觸摸和感受’一下商品，而且能得到銷售員的幫助，這兩點對於許多商品類型而言都相當重要。」例如，消費者通常喜歡在商店裡試穿一下衣服或試戴一下眼鏡，或者是檢查一下食品的品質，然後再進行購買。當產品需要進一步的解釋時，最好是有真人來進行解釋。「對於這些類型的商品，線下體驗將會繼續非常具有價值，」卡恩說，「大量的證據證明實體店並沒有要消失。」

彼得•費德（Peter Fader）是沃頓商學院的行銷學教授，也是沃頓消費者分析推廣（Wharton Customer Analytics Initiative）的聯合主任。他更一步解釋稱，線上商家需要線下門市以爭取長期的成功。「任何公司如果沒有實體店面，或者至少是計劃開設實體店面，那麼他就是在犯一個大錯誤，」他說，「對於零售商而言，在顧客希望看到店面的地方開設商店是相當重要的。」人們認為電商網站可以依靠有限的相當忠誠的顧客來做得紅紅火火。「但數據並不支持這種想法，」費德說，「對幾乎所有零售商來說，成功的關鍵就是擁有龐大的客戶群。」

費德表示，通過線上商店起步的做法是非常合理的，原因在於創業的成本不高，但還應該制訂最終開設零售實體店的計劃。「那樣不僅僅可以爭取到更多的顧客，而且這些你所擁有的新老顧客的購買量都將增加，」他解釋說，「他們幾乎最終會主動向你購買更多的東西，因為他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看到你的存在。你的存在感更強。」對於瓦爾比派克眼鏡公司和Bonobos這些網絡零售商而言，他們的實體店還可以為顧客提供新的體驗，同時又不會喪失品牌的真實感。費德補充說：「你必須走下網絡進行嘗試。」

但實體店是否會讓網路商店的業務分流呢？根據論文《在全通路世界裡如何獲勝》（How to Win in an Omni-channel World），有證據顯示，電商網站增加實體店可以提高整體的銷售額。該論文由沃頓商學院行銷學教授大衛•貝爾（David Bell）與人聯合創作。2014年，《麻省-斯隆管理評論》（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曾對貝爾進行過採訪。去年秋季，瓦爾比派克眼鏡公司的聯合首席執行官戴夫•吉爾伯亞（Dave Gilboa）在接受《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採訪時表示，公司第一批開設的8家線下實體店平均創造了每年每平方英尺3000美元的銷售額，高於多數零售商。

找到合適的平衡點

該論文稱，在互聯網出現前，消費者們常常有兩種購買商品的方式——去百貨公司或透過商品目錄下訂單。現在，購物者可以在全通路環境中購物。他們可以上網尋找商品，通過手機來對比價格，從社交媒體尋求推薦意見，前往實體店去感受該商品，以及觀看電視廣告或閱讀報刊廣告，然後再進行購買。零售商如果想要出現在顧客購物的每個環節，就要在線下實體店和線上網店之間找到正確的平衡點，這會是一項讓人望而卻步的艱巨任務。

貝爾的研究顯示，一條經驗法則就是如果產品具有大量的「非數字化特徵」——多數消費者在購買前必須觸摸、看見或者是體驗該商品——那麼就必須有線下實體店。沃頓商學院行銷學教授喬納•伯格（Jonah Berger）說：「實體店有許多好處。從基本面來說，它讓有所猶豫的消費者有機會去觸摸商品。一些人可能擔心在線購買商品無法先看到商品，或者是沒有實體店讓人們先與該商品進行互動，」。伯格著有《傳染：為什麼事情會流行開來》（Contagious: Why Things Catch On）一書。

伯格補充表示，開設線下實體店也會「增強品牌忠誠度」。「單靠一個網站很難去理解品牌的含義，但實體店可以讓潛在消費者更深入地去體驗該品牌。最終，它能提供簡單的觸發因素，提醒人們在這裡購物。如果你是要買衣服，在經過Gap或Old Navy時，你也許會想著停下腳步進去看看。但如果沒有什麼東西提醒你想到Amazon或Bonobos，你也許會忘記從它們那購物。所以就像廣告一樣，實體店也能讓人們想起你的品牌。」

貝爾的論文也指出，線下通路不會吞食線上銷售額，而是兩者能夠攜手共同推動整體業務。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們對比了瓦爾比派克眼鏡經營範圍內的兩座城市。一座城市裡有陳列室，但另一座城市沒有實體店。論文精選了半徑為30英里的一個貿易區的數據。他們發現有陳列室的城市裡整體銷售額多了9%。與此同時，線上銷售並沒有減少，也是在增長。論文表示，該地區的居民在瓦爾比派克的網站上的下單量增加了3.5%。

貝爾說：「我們發現，如果有兩個地點基本一致，那麼有實體陳列店的地方線上銷售額會相比也高一些。」他解釋稱，線下陳列店給了該品牌「合法性。有實體店，那麼它肯定是一個真正的品牌。」擁有實體店的另一個原因在於：線上產品的退貨數量下降。該論文稱，這是一條好消息，因為退貨正成為網路零售商擔心的一個大問題，佔到了淨銷售量的1/3。

隨著網路零售商增加線下通路，實體店零售商也在優化自己爭取網路消費者的方法。除了網站之外，一些傳統的零售商（例如GAP、玩具反斗城、Home Depot和Crate and Barrel）正在推出混合服務，讓消費者在線下訂單，然後到門市取貨。貝爾表示，這種方法有其優勢：消費者可以輕鬆獲得產品訊息，然後在線上下單，他們也可以同時獲得即時滿足，因為他們可以去取貨，無需等送貨。

貝爾的論文研究了Crate and Barrel推出BOPS服務（線上購買，門市取貨）的經驗。Crate and Barrel是一家出售傢俱和家居商品的商店。研究人員發現門市的人流量增加，同時整體的銷售額也有所增加。貝爾指出：「它驅使人們來到門市。而在門市時，你會購買大把其他的東西。」

給傳統零售商的建議

卡恩表示，實體零售商一直在打造自己的數字化體驗，與線下服務進行配合，借此來回應全通路購物者的需求。這些產品包括了行動應用。行動應用可以向購物者發送優惠券，提醒他們促銷活動，以及整體上通過數字化的方式來與他們打交道。結果就是消費者獲得更好的服務，得到更加高效的購物體驗。「消費者希望有全通路的體驗——而且手機常常是線上和線下世界之間的連接器，」她說，「協調線下和線上體驗將會成為一種常態。」

但費德認為線下零售商可以做更多的努力。他說：「許多大品牌將自己的網路業務外包。」購物者也許並不知道這種情況，但在多家實體零售商的背後，另一家公司正在進行商品規劃和訂單執行的工作。費德指出，如果該零售商才剛剛起步，這點是可以接受的。但從長遠來看，該零售商正在將控制權拱手交給其他人。他指出，鮑德斯書店（Borders）曾經將線上通路外包給亞馬遜，這種舉措推動了其走向最終的滅亡。費德說：「最終，你會希望成為自身命運的控制者。」

如果線下零售商認為線上通路也是自身核心戰略至關重要的一部分，而並非單獨的營運單位，那將會有所幫助。貝爾說：「也許他們必須思考如何整合整個品牌，並且完全根據顧客的需求來提供線上和線下體驗。」他的論文鼓勵零售商分析如何在從提供商品訊息到發貨這每個環節上讓購買流程更加輕鬆。研究人員同時也建議零售商們在打造全通路業務時重點關注消費者的觀點，以更準確地按購物者期望的方式來提供他們所需。

零售業現在的風險相當高，因為消費者對於便捷性和服務質量有了新的期望值。Forrester Consulting 2014年的一份報告顯示，71%的消費者希望能夠在線上瀏覽線下門市的商品目錄，同時50%的希望能夠線上購物然後再到實體店取貨。不過在接受調查的零售商中，只有1/3的能基本上提供這些服務。無動於衷的後果就是：39%的消費者如果不能線上瀏覽某商店的產品，就不太可能去光顧其實體店。

反之亦然。該論文表示，能夠把握全通路戰略的零售商和品牌就可以提高顧客滿意度和忠誠度，並且增強品牌意識。但Forrester Consulting 的報告指出，危險在於許多零售商僅僅因為他們已經投資了一些全通路的工作而處於一種「錯誤的」舒適狀態。相反，零售商應該不斷地挑戰和更新自己的努力，因為科技技術和消費者的期望值在不斷地變化。一些線下零售商不能跟上全通路購物者的腳步，並且停止了嘗試。卡恩說：「我們早已經看到過這種例子。」他搬出了Borders、Circuit City和Radio Shack來作為例子。這三家實體零售商都已經完蛋或者申請破產。

貝爾表示，在從線上向線下轉變的方面，有一家公司沒有取得成功，那就是Gateway Computers。公司最初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開設實體店，但在2004年將它們悉數關閉。也就在這個時間里，蘋果（Apple, AAPL-US）的商店開始起步。貝爾說：「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品牌沒有強大的可供體驗的零組件，在實體店沒有什麼熱門的東西可銷售。」他表示，對於本質上主要是數字化的產品來說，觸摸實物的需求要低很多，例如軟體。

儘管零售商們在從一個通路向另一個通路轉移的過程中會看到成功和失敗，但底線在於他們必須同時擁有線上業務和實體店。「這兩個環境內都有顧客，所以零售商們也必須同時存在於這兩個環境中，」貝爾說，「總結起來就是恰當搭配。」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真實觸感」何時在零售業會很重要？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社會現在正在經歷巨大的變化—網路間的共享以及合作正在朝向各個領域擴展，例如交通（Uber）、旅館（Airbnb）、金融（Kickstarter, LendingClub）和音樂服務(Spotify)。‘共享經濟’，包括開源社群的崛起對業界來說是一個強有力的訊息。對於現存的業者來說，它們的商業模式正於在危險之中。”— Drupal創辦人Dries Buytaert。

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和執行長Klaus Schwab在今年年初提到，他相信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第四次工業革命。這是一個網路、平台、群眾和數位科技的革命，它“模糊了實體、數位和生物的分界”。我們的研究支持他的理論。我們相信，數位網路是改變的關鍵，它將這些不同的領域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分享、分散智慧和價值創造的新方式。

這場革命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我們正在經歷一個相當巨大而全面性的改變：從實體到數位、從閉源到開源、從線性成長到指數成長。新形式的資產（無形的）和展開業務的新途徑（網路）意味著投資者、領導者、管理者、經濟學家和會計使用先前的框架和基礎來設計、計算和評估企業逐漸變得不合時宜，並可能產生誤導。這將會使有限的人力和財務相關的資源被錯誤的配置。

少數領袖和投資者預見了這個改變的到來，並且從中受益，例如那些“獨角獸”。但是大多數的領導者和投資者就沒有這麼有先見之明。所有的商業領袖、經濟學家、教育家和投資者是時候必須開始快速地重新調整並適應。目前的資金、投資者、客戶和人才都開始流向數位網路。

我們過去花了十年的時間來研究這個轉變。有關這個主題的書《The Network Imperative》將會在今年六月出版。這一系列的刊登在沃頓知識線上的文章將使用不同的角度來檢視數位網路、科技平台和基於網路的商業模式如何影響不同行業。

面對網路的挑戰

我們的見解基於一個簡單的前提: 不同形式的資產和技術的商業模式能夠創造不同的經濟成果。我們定義了四種不同的商業模式，每一種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定位：

• “資產建設者(Asset builders)”使用實體物品（實體資本）來創造價值。這些公司創造、行銷、分配、賣出和租借實際的物品。
• “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s)”由具有專業技術的人才（人力資源）帶來價值。這些公司雇用並培訓員工，為付費給它們的顧客提供服務。
• “技術創造者(Technology creators)”透過想法（智慧資本）來創造價值。這些公司出售智慧財產權，例如軟體、分析、製藥和生物科技。
• “網路協作者(Network orchestrators)”透過連結網路（網路資本）來締造價值。這些公司創造了一個人們可以和其他人互動和交易的平台。他們也許會在這個平台上出售產品、建立關係、分享建議、給予回饋、互相合作等等。

沃頓知識線上的讀者也許會回想到這個商業模式的框架在2014年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有提過。當我們把這個框架運用到S&P 1500指數（混合了小型、中型和大型市值的公司）時，我們觀察到，使用不同商業模式的公司表現也不盡相同。

正如我們先前提過的，公司的業績表現有著清晰而顯著的差異。屬於“網路協作者”類型的公司利用科技和網路效應，表現比其他類型的公司來得更好。它們平均來說有更快的收入成長、更高的利潤，並且比起其他三種商業模式能夠更有效的利用資產。當以收入作為比較基礎時，公司的企業價值也明顯地比其他的公司來得高。

原因很直觀。實體的事物無法快速而簡單地擴張，或者是有效地節省成本。如：建造美國州際高速公路系統需要35年，花費了大約4,250億美元(以2006年的物價計算)。相反的，Facebook只花了六年多的時間就擁有了5億用戶。數位科技和網路讓一切都變得不同。

網路不僅能夠讓一些最有價值的東西例如想法、智慧資本和訪問途徑全部都數位化，還能讓它們能夠輕易地傳播。擴散的成本接近於零。再加上網路效應，網路中的每個參與者都為其他參與者增加了價值，這證明了網路能夠驅動自身的成長。

然而，僅有少數機構針對這些新興的機會來調整了他們的商業模式，可能是因為要改變商業模式不容易。所有的商業模式都是投資於這四種資產–實體、人力、智慧或關係資本所產生的結果。企業的領導者必須重新配置資金以改變商業模式，但是絕大多數領導者的思維都過時了。目前，大多數領袖依舊在磨練他們落後的技能，從實體資產轉換至數位網路資產時也遇上了困難。

當我們與企業的高層和董事會成員分享這個研究時，絕大多數人能夠直覺地瞭解這對他們的企業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然而我們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我們的企業並不是從網路起家的，我們的團隊要如何使用這些資訊，成為一家能夠使用現代數位平台的網路企業呢?”

沒錯，Airbnb、Uber、Facebook和Pinterest等新創公司是從完全不同的世界觀裡誕生的。它們缺乏傳統的包袱成為了他們的優勢，這也幫助它們創造了新的、能夠打敗其他企業的商業模式。但是我們也知道，每個企業都有人力資源和數據去創造一個強大的以網路為基礎的商業模式。他們只需要改變想法，將網路思維帶到他們組織的中心。為了幫助他們達到這點，基於我們的研究和過去諮詢公司的經歷，我們識別出以下的10項原則來解釋網路協作者營運方式的不同之處。

以網路為中心vs以企業為中心的思想

這裡的每一個原則，都能夠讓企業用來改變他們的商業模式和他們週邊的產業。我們在這一系列的文章中將檢視不同的產業，來看這些原則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奏效的。儘管企業轉型帶來了一定的影響，網路協作者這一類的公司仍然不多。我們估計這一類的公司在公開發行公司僅佔2%。對於剩下的公司來說，網路協作依舊是未知的領域。

網路在每個產業擴散

我們都在學習網路這個新世界具有什麼樣的意義。網路非常的龐大、有很多面向並且發展的相當快速。那些真正建立網路協作的公司並非只用不同的方法去做一件事。從領導、招聘、生產到廣告，他們做每件事的方式都與眾不同。網路在不同的產業，像是Apple Pay和Paypal這一類的交易平臺、Etsy和Ebay這樣的網路市場，還有Facebook和LinkedIn這類的社交平台都發生了不同的變化。更進一步來說，網路跨越了傳統產業和地理上的限制，這使得傳統上用來衡量市場的方式已經過時了。

分析每個以網路為基礎的企業能夠得到一些見解，但是你需要退一步從更廣的角度去觀察，這樣才能擷取網路對市場所帶來的影響以及意義。我們希望這個系列能夠聚集許多不同學科的專家，並且從許多角度探討這個現象。這樣你就能夠看到網路的全貌，並中它的本質獲得啟發，了解它們對商業有什麼樣的意義。在之後的幾個月裡，我們將會更詳細地探討網路革命是如何影響以下的幾個產業：房地產、汽車、金融、醫療、工業、教育、出版、交通、物流、廣告、公共關係、行銷、運動以及娛樂。

不論企業是否有獲利、規模是大是小，網路對這些企業都有極具重要的意義。網路的商業模式實現了更多的成長、收入、利潤和價值。但是要達到這些成長，現有的領導者不僅要改變他們的做法，更要改變他們的想法，讓他們的人力、流程、產品和技術能夠適應網路世界。要在根深蒂固的企業組織思考模式產生改變是非常困難的，這也將是這個專欄將會探討的重要議題。我們不僅將討論這麼做的原因，也會探討它如何能帶來更高的價值、更快的成長和更高的利潤，我們也將會討論應該要怎麼做，要如何開始。

我們希望這個專欄能夠幫助你更輕鬆地明白這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發生的變化，以幫助你在市場中生存並茁壯成長。我們也邀請你一起來評論以及分享你的故事、所做過的實驗，以及遇到的陷阱和障礙，我們都可以一起學習。我們希望你能夠加入我們的旅程，繼續閱讀我們的專欄並且分享你自己的故事。我們知道這值得所有的人共同參與，因為我們能夠一起改造世界。(譯者/NE)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網路革命：透過平台、群眾和技術創造價值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這對谷歌及其商業模式而言是一場巨大的勝利。對作者而言，也並非就是致命一擊。”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瓦格納（R. Polk Wagner）這樣說道。智慧財產權問題是他的專業研究領域之一。他說：“谷歌的商業模式就是為你點擊滑鼠時提供盡可能多的資訊。只有這樣才能彰顯谷歌所提供的服務價值越來越大。”

話雖如此，瓦格納認為法院的判決“對任何想要和谷歌一較高下的公司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畢竟判決增強了谷歌繼續拓展全球在已出版圖書和絕版圖書數位化疆域的能力。但無論如何，判決最終還是有利於廣大社會的，因為這樣做能夠促進知識和資訊的傳播。

瓦格納教授接受沃頓知識線上專訪時解釋說，最高法院做出的最新判決符合谷歌的商業戰略。但是在隱私和競爭問題上仍值得商榷。本期節目發佈於Wharton Business Radio on SiriusXM channel 111 （可在本頁面上方收聽本期播客）。

谷歌公司從2004年開始對全球各地圖書館的圖書進行掃描，為使用者提供免費搜索圖書的服務。這一行為激怒了美國紐約的作家宣導組織“美國作家協會”（the Authors Guild）。他們于2005年將谷歌告上了法庭。2015年10月，本案遞交給了設在紐約的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而法院判決谷歌勝訴。法院認為，製作這些圖書的數位拷貝符合著作權法的“正當使用”原則（Fair Use）。該原則允許特定情況下使用享有著作權保護的素材而無需徵求同意。美國作家協會曾希望對這一判決進行複審，但最高法院在週一駁回上訴，支持上訴法院的判決。

戰略適應

瓦格納說，谷歌其實早就在精心佈局數位圖書館業務了。十幾年前，谷歌開始與世界各國的頂級大學圖書館協商，將團隊和設備引進大學，並以最快的速度展開館藏圖書的數位化工作。“這是一項規模龐大到難以想像的工程。我可以肯定地說，谷歌肯定花了成百上千萬美元，”他說。“因為這是谷歌的典型做法，先掃描出來，再想怎麼解決問題。”

如今有了最高法院的判決護航，瓦格納相信谷歌一定會在數位圖書館業務方面“更加放開手腳”。他說：“谷歌的基本商業模式就是把盡可能多的資訊放到網上。” “世界所有圖書館的數位化是這一長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瓦格納仍然警告說，雖然免費搜索圖書有利於公眾，但並不能天真地認為谷歌的戰略就是單純以此為目的。“我們都應該做個明眼人，看到谷歌這樣做並不是出於本心的善意。顯然，這對谷歌打擊競爭對手是有戰略好處的。”他說到。總的來說，“互聯網的價值越高，電子版文檔的價值也就會越大，而谷歌作為一家公司也（將）會更強大。”

其它公司當然也可以嘗試複製谷歌的數位圖書館業務，成為谷歌的競爭者。但瓦格納卻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這其中涉及到巨大的成本和複雜的問題。對谷歌而言，“在這個資訊領域他們實際上就是一家獨大。只不過現在這項服務還是免費的，沒有收錢而已。”他說道：“另一方面，對於如何使用這些資源、是否要向作者付報酬，現在都由他們一家公司說了算。”

對作者的啟示

瓦格納列出了三個判決可能惹惱作者的原因。第一，可能導致作者蒙受經濟損失。美國作家協會就表示，正在“與其它組織積極合作，建立基於市場的圖書集體著作權解決方案。”協會有可能找到雅虎（母公司 Verizon, VZ-US）、Bing或者其它搜尋引擎公司，説明他們有償建立數位檔案庫。而獲取的費用則可以分給作者。

第二，谷歌帶頭開展圖書數位化並提供搜索服務，這可能會令作者感到惴惴不安。再想到iTunes和Netflix如何擾亂音樂產業和影視產業的行為，就更會令他們心煩意亂。瓦格納說：“行動較早並佔據較大市場份額的公司很難被擊倒。”而作者希望堅持的原則是，拷貝任何人的書都應該徵求作者本人的同意，即便是符合公眾利益的行為。

瓦格納指出，整件事最令作者不安的一點在於，為了便於搜索，谷歌需要拷貝整本書。雖然谷歌並不會公開書的完整內容，但這些內容仍然存儲在谷歌的伺服器上。“作者擔心，數位拷貝並不在作者本人的掌控範圍之內。”瓦格納說：“即便谷歌的使用條件合情合理，但卻無法預知可能發生的事情。”他指出，美國作家協會在法庭訴訟中提出，擔心駭客會侵入谷歌的數位檔案並下載整本書。

對於這一判決，作家協會表示失望。“今天，我們的作者損失巨大。”作家協會會長羅賓遜（Roxana Robinson）在最高法院宣佈判決結果的當天發表的一份聲明中這樣說道。“重審被駁回進一步證實，我們眼看著財富重新分配，從創意產業流向高科產業，不僅是圖書，還包括各種藝術行業。”

著作權聯盟（Copyright Alliance）的CEO 庫伯石米德（Keith Kupferschmid）在一份聲明中說：“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支持第二巡迴法院的判決，大大延伸了正當使用原則的轉化使用測試邊界，對各個類型的創意產業從業者和版權所有人都構成了影響。”

谷歌對判決的解讀當然有所不同。“我們感謝法院支持第二巡迴法院的判決。判決認定Google Books屬於轉化使用，符合著作權法要求。”谷歌在一份聲明中這樣表示。“本產品（Google Books）就像是數位時代的分類卡，為人們提供了尋找和購買圖書的新手段，同時也有助於維護作者利益。”

谷歌澄清，對於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納入目錄的作者，可以選擇退出。但如果作者沒有明確表示，他們的作品則會被預設收入。瓦格納指出，谷歌還說因為每一本書徵求每位作者的同意並不可行，特別是很多人已經無法追溯，或者可能去世，或者無法找到他們身在何處。

哪些屬於正當使用，哪些又不是

瓦格納說，“正當使用”（Fair Use）原則一直都備受爭議，因為其適用範圍並不明確。法院只能逐個案例地判斷是否適用於該原則，參考四個因素，包括使用行為的性質和特點、該行為對問題作品所在市場構成多大影響，等等。

普通人下載版權數位音樂的行為不屬於正當使用範疇。但如果一名教授在課堂上播放了這首曲子的一部分內容來解釋版權法，卻可以被視為正當使用。瓦格納說：“這兩個案例的區別很明顯，不難看出哪個才是正當使用。但兩者之間還有很多灰色區域，很難說得清楚。”

更多關注

對於法庭判決，瓦格納也有自己的想法。他關心的不是版權法本身，而是判決對公眾有多少益處。“我們應該擔心谷歌對人們的數字生活構成的更為普遍的影響。”

瓦格納解釋說，如果他在辦公室用Google Books搜索某個具體片語，谷歌可能會將這個資訊存下來，並追蹤他接下來會怎樣做：有沒有到外面買這本書，還是會有其他行動？“這些資訊擁有極大的價值，關於消費者、關於消費者的習慣以及公眾偏好，谷歌每天都在收集越來越多的此類資訊。”

“谷歌在互聯網領域的權力是不是已經強大到讓我們失去了對它的控制力和與之競爭的能力？”瓦格納發問。“最終是否會因為缺乏競爭而造成某些局面：更少創新、更高成本、更多侵略隱私的行為，等等諸如此類的事情？”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Google Books：谷歌贏了，其他人是否能共贏？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雖然可用人才非常充足，為什麼許多產業領導者和其他雇主還在不斷抱怨“技能差距”，堅稱他們找不到合格的應聘者填補空缺？為什麼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資料，有超過7%的美國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接近15%的畢業生處於低就業狀態？

在最近的費城沃頓教育新展望(Wharton Reimagine Education)大會上，來自谷歌（Alphabet, GOOGL-US）、安永(EY)、西班牙企業商學院(IE Business School)等其他機構的代表提出了這個問題，“雇主到底想要什麼？”

全球專科高等教育和職業信息與解決方案供應商英國席孟茲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創始人兼執行董事納齊奧•誇克奎瑞利（1512-TW）(Quacquarelli Symonds)主持了這場討論。他向討論小組提問，他們是否認為當前的高等教育機構所培養的畢業生具備雇主要求的技能？

“這個問題可能並不恰當，” 位於紐約的全球教育機構General Assembly首席執行官傑克•施瓦茨(Jake Schwartz)說到。施瓦茨認為General Assembly是“全球最大的編碼新兵訓練營”，開設有設計、市場行銷、技術和資料課程。

“為21世紀培養具有尖端技能的人才是否是高等教育的使命？”他問道，“我認為大多數在高等教育機構工作的人都不這樣認為，或者不會直接這樣說。”他認為學術與工作世界之間的脫節是“第一大問題”。

具有廣泛基礎的文科教育“肯定也能發揮一定作用，”他說，“這是我們美國教育體系的根基，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正面作用。我們不應該拋棄文科教育。我相信研究型大學在我們的社會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任何人都不想放棄。”

西班牙馬德里企業商學院院長聖地牙哥 • 伊涅圭斯(Santiago Iniguez)認同文科教育的價值。他認為大學“不僅要培養出滿足勞動市場需求的畢業生，還要推動學生個性的全面發展。文科課程在美國普遍存在，而且效果非常出色，應該作為一種經驗向其他地方輸出。”雖然歐洲的學術傳統更側重於以職業為導向，但在培養面向職場的畢業生方面並不成功，特別是在歐洲當前的高失業率環境下，他補充道。

雇主看重什麼？

全球教育諮詢公司Parthenon-EY執行董事和教育部聯席主管羅伯特•萊特爾(Robert Lytle)表示事實上大多數雇主都希望應聘者具有文科背景，雖然他們通常不會表示出來，“雇主不會明確地說出他們的期望，但是他們會要求你具有良好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團隊能力和溝通技巧，這些就是‘文科’教育的重心。”

在萊特爾看來，雖然雇主可能會看重這些技能，他們對文科教育卻有兩大疑問。首先，在過去大約十年中，文科教育出現了一個“品牌信任問題”。品牌信任不是指文科教育的概念或課程，而是教育的實際品質。雇主存在這樣的疑問是有原因的，萊特爾說到，“有大量實證表明，文科專業學生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並沒有在教育中得到提升。再加上他們並不具備雇主要求的大多數技能，也就是實踐經驗、軟技能和在團隊中工作的能力。”

其次，文科教育不能全面培養學生的具體工作技能。據萊特爾所言，雇主通常會說“我需要在入門級水準上再深入一點。如果你來應聘會計師，你必須懂會計。”

“雇主希望應聘者能夠立即開展工作，”瑞•康拉德•布拉德肖(Rya Conrad Bradshaw)說。布拉德肖是全球教育科技公司Fullbridge的美國副總裁和執行董事，這家公司試圖拉近年輕人的職場技能差距。“一次又一次的研究表明，由於人們在一個工作上呆的時間太短了，特別是工作初期，所以公司不會在他們身上投資。”

她說，雖然公司可能願意提供一些工作上的技術培訓，他們仍然希望這些新來的雇員能夠在一開始就已經掌握了一些軟技能。布拉德肖表示，Fullbridge的目標之一就是不僅要培養學生的這些技能，還要創造一種不同的觀察和溝通方法，向雇主表明“你在本科階段已經培養了適度的相關技能”。

但是如果學生不熱衷於傳統企業中的傳統工作呢？谷歌的首席教育大使傑米•卡薩普(Jaime Casap)提出了這一問題。“我們想要培養出像齒輪一樣在組織機構機構中工作的人才，這種想法可能已經不現實了，”他指出，“如果你看看Z一代人，42%的人想要自主創業。如今五個孩子，只要有電腦，在穀歌或亞馬遜（Amazon, AMZN-US）上有伺服器空間，他們就可以做任何事情。”

他認為，考慮到如今許多年輕人將成為企業家，教育應該讓他們成為終生的學習者。廣泛的文科教育背景將會起到幫助。此外，如今的學生希望獲得更多以能力為基礎的經驗。

“當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們很多人的專業都改了四五次。我們知道只要能獲得學位，出了校門就不用擔心，” 卡薩普說到。然而“現在的孩子看著他們的父母在兩個或三個不同的工作之間掙扎，看著自己的兄弟姐妹畢業後住在地下室。”他堅信，不管是K-12、高等教育，還是補充教育，都應該具有以成果為基礎的教育方案。

“我們不要只想著千禧一代和Z一代，” 伊涅圭斯說到。成人教育課程和專業領域的機遇更多，不管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是這樣的，“教育者所面臨的一大挑戰在於如何培養成年群體的創業精神和現代化技能，”他補充道。

MBA能解決問題嗎？

學生要不要大學畢業後直接讀MBA，這樣就可能獲得雇主需要的工作技能?討論小組的大多數成員認為最好能夠先積累幾年工作經驗。

“我覺得本科生的學歷競賽非常令人擔心，”布拉德肖說到，“你必須在獲得本科學位後馬上再讀一個碩士學位，否則你就沒有競爭力，這種想法對於初學者並不公平。”她還預測消費者會開始反對這樣一大筆債務負擔。

布拉德肖和舒瓦茨都提出這樣一個問題，MBA專業是否有必要像現在這樣長，這樣貴。Fullbridge是由哈佛商學院講師和蘭登書屋(Random House)前首席執行官彼得•奧爾森(Peter Olson)創辦的，它背後的理念就是學生可以通過一種更快、更有效、更專注於工作需求的方式學到在商學院中教授的技能，布拉德肖解釋道，“這種學習方式不需要你花25萬美元，你只需要花費五千或一萬美元，就能夠快速進入職場大軍中。”

舒瓦茨描述了他自己的兩年MBA專業教育經驗。“這其中有許多水分，”十二周教學結束後他這樣說到，學生先要進行“無休無止的密集學習，將問題應用到現實世界中……然後出人意料地迅速轉到求職和豪飲中，可能還有一些旅行”。

想到人們要花費這麼多的時間和金錢到MBA專業上，舒瓦茨乾脆創立了一家具有不同範式的公司。他說，General Assembly“的專業時長都是三個月。我們關注的是非常具體的技能培養，你可以把這些技能整合起來。你不需要五年的工作經驗，就能獲得大多數技能。”

卡薩普提出穀歌和其他許多公司正在試圖尋找全新的方法來評估求職者。他說一個人一旦在穀歌工作兩年，“我們就看不到你的GPA、學位和你在穀歌的工作表現之間的聯繫了。”

“所以我們對完成學位、完成課程和資格認證的這些理念存在疑問，”他說到，“如果像穀歌這樣的公司，或者其他任何一家企業能夠通過自主評估來判斷你的知識、技能和能力水準，不在乎你在哪上學，有沒有去過凱洛格商學院，或者參加過General Assembly課程，會出現什麼情況呢?如今有許多組織機構和初創企業正在這一方面努力。”

但是討論小組一致認為目前一些頂尖的傳統商學院在其中一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它們利用自身的聲望和品牌將畢業生輸送給領先的雇主。萊特爾指出，目前一些地位極不穩固的商學院所開設的MBA專業可能只是中檔水準，仍然沿用學費昂貴的兩年制教學，最後卻不能保證學生有一份稱心的工作。

“MBA專業做得極好的一方面是它可以從一開始就指向職業道路，”布拉德肖說到。她認為本科專業應該向MBA專業借鑒，如何早早與雇主建立聯繫。

舒瓦茨記得當他獲得MBA學位後，那些公司“爭著搶著要我”，“在我進入商學院之前，我並不覺得我的見識有多淺，但我沒能進入任何雇主的招聘管道。”

《K@W》授權轉載

The post 大學VS商業培訓：雇主想要什麼？ appeared first on StockFeel 股感.

如果他們的公司成長速度不夠快，高層是要付出沈重代價的。

舉LinkedIn的例子來說，它從事社群網站服務。在2016年2月5日開盤後，它的股價下跌了44％。深入分析原因，是很容易理解，但卻難以補救。 LinkedIn調降了年度收入成長的預期值（從35％至20％）和調整後的獲利預期值（從41％到7％）—這遠比分析師預期的要低得多。

這對LinkedIn創始人—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的身價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他之前身價高達10億美金，並要求CEO傑弗里·維納(Jeffrey Weiner)要在投資者要求補償他們的損失之前，絞盡腦汁來思考重要的問題。

快速的成長到底來自哪裡？它可以刺激並改善LinkedIn的處境嗎？透過銷售現有產品給新客戶，還是在新的地區開拓市場？為現有客戶發明新產品？增加不同類型的產品，或是創造一個新的成長文化？

不幸的是，事實上很少有高層能夠為這些問題思考出創新的而實用的解決方案。

成長來自於五個方向

能促進成長的規則是不可或缺的。我指的是腦力激盪、評估、選擇和執行成長策略等一連串有系統的流程。這能夠產生優於預期的收益和利潤成長，進而提升股東的價值，並且讓領導人能夠更容易地網羅優秀的人才，並給予鼓勵。公司可以從以下的五個方向來找到成長的動能。這些方向可能與公司現行的作法相似，也有可能反映新的不同元素。

• 顧客
• 地域
• 產品
• 能力
• 文化

相同客戶或不同客戶

你應該要擴大市場份額，或從一群新客戶獲得成長？其中一個出發點是從當前的客戶群中獲得更多的業務成長。

我投資了一間總部設在舊金山的消費者貸款公司SoFi，，它採用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市場策略來達到快速成長的目的。在 2013年它僅有168百萬美元的貸款，到2016年1月份已成長至70億美元。

SoFi為它在美國各地的客戶舉行會議解說，在會議中鼓勵他們的客戶，也就是那些從頂尖商學院畢業的千禧世代，並和他們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讓客戶們的同儕成為潛在的消費者。

根據Bloomberg的報導指出，該公司想藉由“讓他們感覺自己就像是在一間獨家的俱樂部”這樣的策略讓這一群人成為終身客戶。執行長Mike Cagney說，“我們所做的事能讓你開始重新思考與金融服務公司與消費者的之間的關係應該要如何維持。我們正在試圖使傳統的金融服務公司成為遠古時代的恐龍，而我們則是那顆能讓它們都滅絕的流星”。

相同區域或不同區域

有時成長就在你前進的路上出現。

1999年，星巴克（Starbucks, SBUX-US）決定不顧反對者的主張，在中國開設咖啡館。人們認為中國有幾千年的飲茶文化。因此中國人不太可能喝咖啡。但進入中國市場的16年後，星巴克在100個中國的城市中開了2,000家門市。此外，星巴克預計到2019年還要再增加1,400多個咖啡店 (這個數字包括今年要開的500家門市)。

富比士(Forbes)表示，星巴克顯然仔細研究過了市場，看到了其中的機會，它“引進西方的咖啡體驗給中國人，在那裡人們可以和他們的朋友見面聊天時一邊享受他們最愛的飲品”。富比士還指出，星巴克決定不要讓廣告和促銷威脅到中國的飲茶文化。它選擇了在“高知名度和高客流量的地點來突顯出它的品牌形象”。

星巴克推出的飲料，融合了當地食材，例如特製綠茶，讓中國的年輕人感覺“很酷很時髦”，富比士還指出專賣店著重在營造具有“別緻的裝潢，舒適的躺椅，和歡樂的音樂”的氛圍。星巴克還雇用最好的咖啡大師作為中國地區的品牌大使，並由他們來訓練中國的服務生，幫助建立當地的公司文化。

相同產品或不同產品

你應該銷售新產品給現有的客戶嗎？當麥當勞（McDonald’s, MCD-US）回應客戶所要求的全天候早餐時，他們就是這麼作的。

在2016年1月，麥當勞2015年第四季的獲利超過了華爾街的預期，北美的同店銷售額成長了5.7％，遠遠超過了華爾街之前預期的2.7％，也讓它的股票在經過了2年的低迷後邁向歷史新高。

它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麥當勞的行銷長黛博拉·瓦爾(Deborah Wahl)表示，“客戶們對我們說，‘嗨！麥當勞，你們應該要考慮這件事。這是我們想要的’。這個想法來自我們的客戶。我們認為這就是人們的心聲，就是這麼一回事”。

正如一位分析師告訴CNBC的，“我認為全天候早餐的關鍵是，他們能夠在6個月內推出這些新產品。這是前所未見的，我認為這是新的CEO上任的好預兆”。

相同功能或不同功能

你的公司有能力挖掘新的成長機會嗎？或者你的公司需要推出一個全新的功能進入到更大的成長市場裡嗎？Netflix公司為了將服務從DVD寄送轉為線上媒體服務，而增加了新功能。這樣的新功能受到投資者的認可，它在2016年1月份的股價是五年前的三倍。

“DVD寄送”需要大量採購各式各樣的DVD、建造一個能夠追蹤客戶訂單、送貨路線，和選取DVD的作業系統。

當蘋果在2007年推出iPhone時，Netflix的首席執行長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意識到DVD寄送的方式將被淘汰，不久後人們就會在智慧型手機上觀看影片。Hastings也意識到，Netflix公司都會遇到一個無法跨越的挑戰，那就是如何獲得電影和電視節目的權限。

因此，與其依賴那些把自己看成是競爭對手的供應商們，Netflix決定製作屬於自己的內容。雖然創造能力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紙牌屋和女子監獄等劇受到消費大眾的熱烈歡迎能夠證明Netflix在這方面的成功。

除此之外，Netflix創造能運送、收集DVD的通路對目前已改為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消費者來說只是英雄無用武之處。

Netflix最需要的是和提供一系列寬頻服務的供應商建立合作關係。它們的消費者在高峰時期可能佔用高達37％的寬頻流量，因此這種合作夥伴的關係對於經營線上媒體服務的Netflix來說，相當地重要。

相同文化或不同文化

你可以透過改變文化來激勵你的員工創造更多的成長機會嗎？

TurboTax和Quicken等會計軟件的製造商— Intuit公司，創造了一個想法–協同工作的入口網站，在這裡員工能發佈想法，得到回饋、指導和建議，甚至能夠讓人們報名幫助實現這些想法。而這個方法最美妙的地方是這一切的創意發想可以不用受到管理者的約束。

Intuit公司的創始人斯科特·庫克(Scott Cook)表示，截至2012年為止，他們已經將其中的30個想法轉化為“產品和功能”，這個做法大大提升了Intuit的營收。Intuit建造一個鼓勵人們貢獻想法的環境，來刺激員工提出新的商業模式，進行測試，並從客戶那裡得到回饋。其中的一個例子是為沒有銀行帳戶的人們提供借記卡。一個不是正規「產品設計人員」的財務人員注意到沒有銀行帳戶的人們特別需要退稅支票。

她想出了給予這些人借記卡的辦法：Intuit會退稅到一個帳戶然後將退款轉移到借記卡上。她在二月想出了這個方法，並希望趕在4月15日報稅旺季之前的4月1日進行測試。

CEO Cook並不看好這個使用不便的網站，但她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測試機會，錯過了就要再等10個月。她預計只會有100個人會想參與試驗，但最終卻有1,000人參與測試。而令人驚訝的是，那些有一半的受試者已經有銀行帳戶了。Intuit發現，這樣的產品需求是遠大於他們估計的數量。

讓你快速成長的5個法則

如果你希望你的公司能夠成長得更快，遵守以下的這五個法則。

1.從現有客戶或新客戶那裡獲得成長

• 將現有的客戶分門別類。
• 確定各類客戶的收入是多少。
• 分析大趨勢，像是成長型客戶的需求、經濟條件的改變，或新技術，可能會帶來大幅(或減緩)的成長。
• 估計公司在最重要的那一類客戶當中的市場份額是多少。
  a. 對於已經飽和的市場，辨認出那些有興趣購買你的產品的潛在客戶，與他們訪談，衡量他們有興趣的程度。
  b. 對於尚未飽和的市場，制定能夠進一步滲透市場的最有效的行銷策略。
  c. 在各個策略當中評估相關的成本、適合公司的技能以及進入市場的時機。
  d. 選擇一個成本最低、最適合且能最快速進入市場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