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華爾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中的這個場景還有另一層意思，金錢和毒品一樣，可以讓你忘乎所以，欲罷不能。1980 年代，喬丹・貝爾福特曾為鞋業公司 Steven Madden（SHOO-US）進行股權融資，一夜之間賺了 2,200 萬美元，他想透過不法銀行家蘇里爾的幫助把錢存進瑞士銀行，結果被銀行家出賣，最終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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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電影也許決定了不少人對華爾街金融從業者的通常印象，他們聰明狡黠、貪婪自大、賞玩金錢並不知節制。但在美國亞特蘭大做交易員的蘭尼並不這麼認為，“我的同事都覺得這部電影是為了表現瘋狂而瘋狂，過於誇張。” 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GS-US）（Goldman Sachs, GS-US）的交易員 Winston 則認為，你只能通過這部電影瞭解到 35 年前還未電子化的交易工作，那些故事只屬於 “老華爾街”。

如今，實際版本的交易員長什麼樣？在過去的一個月裡採訪了包括蘭尼在內的 12 位交易員，這些採訪最終證明，之所以存在誤解，是因為交易員 “神秘”、低調——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要求匿名，同時要求不能提及公司名稱。

Q 是其中一位的化名，他毫不隱瞞地聲稱自己在 2014 年的 3 個月裡賺了幾百萬人民幣，但同時又強調，“老闆告訴我們，不要接受媒體的任何採訪。”

在美國也是一樣，對沖基金專家傑克・施瓦格（Jack D. Schwager）走訪了幾十位全球頂尖的交易員，最後集結成書《金融怪傑（Market Wizards：Interviews with Top Traders）》，書中的採訪對象也全部要求匿名。

除此之外，這個群體倒確實有一些意料之中的共同特徵，比方說對巨變有強烈的渴望。傑克在書中提到，“個人以相對較少的資金起步，並最終成為千萬富翁的途徑極少，而其中一條途徑就是交易。”

當然，只有少數人才能成功，但至少交易提供了改變的機會。因此他們的故事包含了比流言和交易本身更多的東西。

聽說他們總是賺很多，“多” 究竟是個什麼概念？

如果你在投資銀行高盛集團的紐約總部見到 Winston，你很可能會加深 “交易員都很有錢” 的印象。高盛在紐約的這座辦公大樓價值 21 億美元。Winston 在高盛工作了 7 年，前兩年在投行部門，2008 年到 2013 年轉入了交易與銷售部門。

成為交易員之後，第一年，他幫公司賺了 200 萬美元，第二年 354 萬美元，第三年 600 萬美元。不過，當被問及，“每年有多少錢進入了你的口袋？” 他模糊地回答：“就說是六位數吧。” 六位數的意思是 10 萬美元到 99 萬美元之間，而 2014 年美國人均年收入只有 4 萬美元左右。

通常情況下，交易員們總在操縱一大筆錢（儘管可能都不是他的），這也意味著大賺的同時，也有大虧的可能。同時還意味著，一大筆錢並不總能長時間地握在他們手裡，並且獲得變現的機會。

對交易員張勃鑫來說，盈虧成敗是挺模糊的事。他總能 “過兩天又跟沒事一樣”。因為從事的是高槓桿（炒外匯時所用的外匯保證金的比例）的金融產品，包括外匯和貴金屬交易，張勃鑫有時一、兩個月可以把本錢增多十倍，也可能一個晚上 “虧掉一輛牧馬人”，這款越野車價值 30～50 萬人民幣。

不過，不少受訪者表示，他們確實從交易中積累了一些財富，如果運氣好，積累的時間確實不像普通人那麼長。

Q 是一名 90 後的股票日內交易員，2015 年的四月和五月是他這輩子賺錢最順手的時候。他在採訪中說，兩個月的時間，他賺了一兩百萬。Q 所在的公司由 30 個 90 後組成，每天操縱著數 10 億人民幣的資金，其中最厲害的一位賺了 2,000 萬人民幣。這些錢並不全都歸 Q 所有，不過憑著當時通行的融資融券槓桿，積累了差不多 1 年時間，去年 9 月 Q 在上海買下了一套房。

福山在北京有一個 5 人團隊，剛好趕上了最近商品期貨的好行情，這個季度他們 “賺了 8 位數”（千萬級別）。在這之前，他還做過 3 年美股交易員，那個時候，他在北京每個月的定薪 5,000 美元，管理著 30 萬美元的帳戶，最好的一個月自己賺了 39 萬美元，最低的一個月是 8 萬美元。

在美股交易市場，福山數了數——他總共待了 887 天，每天從晚上八點半工作到第二天早上六點，“到最後身體實在熬不下去了。” 887 天之後，他回天津買了一套房，換了一輛車。

這幫 “賺錢機器” 到底靠的是智力，運氣還是內幕消息？

既然來錢更快，從常理上說，這群人總該有點過人的品質。大多數人會認為一個智商超高，對數字敏鋭的理科生比較符合對交易員的想像。但福山說，並非如此。“我智商就不是很高，交易這行，不太重視智商的高低，我身邊清華的有，沒考上大學的也有，最重要的是學習能力和紀律性。” 在期貨私募公司交易商品期貨的 “朱老師” 則稱，他身邊 70% 的人都是文科生。

不過，對這群人來說，他們並不介意被貼上高智商、理科生的標籤——他們真正介意的是大多數人認為他們的工作僅憑運氣、就是賭博。在所有接受採訪的交易員中，沒有人願意承認運氣在他們身上起過、或將會起到作用。

“交易絶對不是靠運氣。” Wiston 說，這是因為他從未打算穩賺不賠，並且有一套嚴格的交易策略和行為準則。“你需要知道如何在贏的時候最大化盈利、輸的時候減少損失。作為交易員，如果你 60% 的時候是對的，40% 是錯的，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了。”

要制定出交易策略聽起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朱老師” 管理著上億資金，他聲稱，他的交易策略來自於至少兩三個月以上的大量分析和研究，期間還會參考專業的研發分析團隊報告。

相比起來，賭博是個簡單的遊戲，只把賭注壓在一種可能性上。

福山非常希望指出，他們並不仰仗著這 50% 的勝算機率。“交易不是猜測，是預測。” 他說，“預測一定是 2 個方向，漲和跌我都有策略。舉例如果股價跌穿策略預警線，立刻止盈或止損出局，減少跌幅也可以理解為賺錢。期貨上，如果出現趨勢性上漲行情，主策略為做多，但同時可以有輔助策略去調整行情，主動降低盈利的跌幅程度。”

交易員們極力否認的另一指控是 “交易員擁有更多的內幕訊息幫助他們做出策略，比我們普通人佔有更多優勢”。

內幕交易確實存在，這些人確實可以在短期內獲得利益，但交易員們堅稱，這並不代表普通人就處於劣勢。“那些有內幕的人在瘋狂買賣交易的時候，你也可以在圖表上看到，你可以選擇跟進，” 福山說，“如果你不想做這樣的短期交易，你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賺錢。” 即便在 A 股市場，也同樣如此。

他們總是目不轉睛地盯著螢幕嗎？

Winston 在做了兩年投行分析師後決定轉到高盛的交易部門，原因很簡單，投行部門節奏太慢，有時候每半年才有一個項目，而交易員每天都必須在高壓的情況下快速做出各種決定。

在高盛 5 樓的交易員樓層，你就可以從中看出端倪，交易櫃檯並排而放，每個交易員面前有四台、六台或者八台電腦顯示器，天花板上還懸掛著數字時鐘，顯示的不僅是紐約的時間，還包括倫敦、香港、東京等其他全球金融中心的時間，時刻提醒著這些交易員爭分奪秒。

在新加坡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DBK-DE）做外匯交易工作的 Frank 有著和 Winston 類似的生活狀態，他每天 7 點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看 Bloomberg 終端上全球的新聞，因為全球宏觀經濟訊息與外匯緊密相關，一有新聞出現，馬上就會反映在貨幣價格上。

每天早上 9 點到 11 點半是他一天中最緊張的時候，需要隨時關注市場變化、新聞動向， Frank 說 “基本就是一直在向客戶報價，交易員喊來喊去，非常嘈雜。”

在業內，Winston 和 Frank 都被稱為執行交易員，顧名思義，他們更多的是執行投資經理告訴他們的任務。經理會告訴他們交易策略，止損和止盈的範圍，他們的任何買賣行動都必須在範圍內浮動。日內交易員 Q 在每天交易的四小時內精神必須高度集中，幾乎不能去上廁所。

對於大多數執行交易員來說，成為投資經理是他們的終極目標，這就跟你在一個大公司為別人打工和你自己創業當老闆是一個概念。一個投資經理可能同時有交易員、分析師和經濟學家為他打工，他是最終做出決策的人，當然也是交易成功後獲得利潤最高的人。

執行交易員有 “倉在人在” 的說法，但投資經理就不同了，“朱老師” 說，“我只要花幾個月時間把交易策略做出來，交給下面的交易員無條件執行這個策略，嚴格的風控跟進。” 這是由於他管理的資金規模偏大，做的相對都是波段或者長線交易，並不需要時刻盯盤頻繁操作。

“朱老師” 把這種方式被比作他眾多極限運動愛好中的攀岩。攀岩和期貨交易非常像，在大眾眼裡這項運動看起來很危險，“但其實攀岩的動作就是由無數個簡單動作組成的，在享受攀岩的樂趣之前，你需要大量的攀岩館動作訓練和學習器械操作以及優化自己身體素質。期貨交易也一樣。”

即便如此井井有條，金融危機還是衝擊不小

朱老師反覆看了 3、4 遍《大賣空（The Big Short）》，這部強調分析與心理承受能力的交易員電影讓他找到了共鳴。《大賣空》講述的是 2008 年金融危機前，華爾街的幾位投資人在所有人都相信房地產是最安全的投資時，看到了背後的泡沫，有人通過做空大幅獲益，有人也損失慘重。

電影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交易員們挽回了他們在《華爾街之狼》中的形象，這一回他們變得有頭腦並且刻苦研究市場。幾個星期不回家、不洗澡，在辦公室裡用大量的數字分析，證明了無數的房屋抵押貸款就是 “一堆狗屎上面加上了一堆貓屎”。

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也改變了 2008 年後進入這個行業的人的工作環境，他們再也沒那麼多甜頭可嘗。蘭尼聽同事說，危機前，自己的公司慶祝一筆交易還會租遊艇或者租下一個滑雪場，而現在，他們的慶祝方式已經簡化為吃吃飯、看看棒球比賽。

財大氣粗的投行們也被美國政府限制購買債券，只能充當中間人，幫人買、幫人賣。這樣一來，銀行沒有了債券庫存，整個市場的流動性降低了，交易規模大幅度縮小。

而危機遠比我們看到的多，除去大規模的金融風暴，危機也隨時都在發生。比如今年 2 月歐洲的風險資產不停下跌，原油價格的不定期波動，和股票價格的下跌。

但這些交易員們聲稱，無論如何，交易市場裡總有受益的一方。Q 說，“昨天原油價格下跌了，那麼今天公司裡盯航空股的交易員，就可能會有利好。” 歐洲風險資產下跌的同時，歐洲中央銀行為了刺激經濟，買入了企業債券，導致歐洲債券上漲，投資者們轉向買美國便宜的債券，這樣上漲的需求又推高了美國的債券價格，於是蘭尼所在的公司獲益了。

股市消沉時交易量減少，這可能是讓交易員最頭疼的事，他們因此無法快速地賺取差價。但單純的股票下跌對股票日內交易員來說也許並不可怕，因為日內交易員 Tyler 說，“我們賺的就是流動性和波動性，跌的越凶我們越開心，因為賺的就是差價。”

危機可以轉化成機會，但危機感還是不出意料地打擾到了生活

張勃鑫現在認為生活和交易應該分得一清二楚，得到這一領悟，他付出的代價不小。有一回，他白天工作出了差錯，回家後又和女友發生了口角，於是下單時判斷錯誤，並且開倉五手（期貨交易中以手為單位），帳面資金直接縮水兩萬美元。

在遠大集團做交易的韓毓認為，交易從頭到尾都是在和自己鬥爭。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都喜歡看心理學的書。

Waterbug 的故事很值得一聽。起初，他覺得 “自己多投入一點，就離成功更近一點”。從 2008 年開始做期貨交易，Waterbug 第一次投入 6 萬美元，輸光；第二次投入 12 萬美元，輸光；第三次投入 24 萬美元。到了 2010 年，終於爆倉虧損 270 萬美元。

他說，“我覺得可能是自己的心態問題。我下單之後手會不停哆嗦，非常恐懼！下單之後會一直盯著螢幕看，不敢離開，驚慌。於是我開始讀很多焦慮、恐懼、強迫症的書，看完了這些病症的所有紀錄片，發現我不是那些病人。我又開始研究心理學，研究了一年多，這些書只是告訴我症狀並不告訴我解決辦法，唯一找到的辦法是冥想、練瑜伽。我還練毛筆字，學了唐卡，學了佛經。

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我下單的時候手不哆嗦了，我還是在虧錢。一個月的前 3 週在賺，最後一週全部虧完，2008～2014 年一直這樣，最後我發現問題不是心態，而是風險控制，你知道止損就行了。” 

“朱老師” 覺得，打算入行的人都需要知道：“這個行業裡要求你是兩種人，一是狐狸，二是獅子。需要你狡猾的時候就該狡猾，不能繼續虧錢了，趕緊跑，還得像獅子，自信，該賺的時候要賺。” 福山過去很喜歡和人爭論，現在，他顯然已經成了獅子和狐狸的混合體：同樣探討，但絶不爭論。

蘭尼身上的後遺症是，他沒有辦法長時間地專注於一件事，因為交易員的工作要求他總是多任務同時操作，他變得容易分心。這和蘭尼做投行的朋友形成了兩個極端，後者非常在意細節，只能一次做一件事情。

沒人可以開導他們，並給出正確答案

很多交易員都認為自己的偶像是巴菲特，但巴菲特能幫的忙也就那麼點兒。巴菲特的操作方法也很簡單，不過是做多、做空或者平倉，和普通人沒有區別，但他的理念和思維方法卻很難學到，人們只能通過他選擇的持有方向、倉位大小和持有時間長度猜測他的判斷。

在華爾街，專門的期貨交易員培訓機構能幫助他們稍加晉升，中國各類的交易研討會和講座也不少，但在職業交易員看來，這不可信。“講課的人都是失敗者，只有沒達到穩定盈利的人才會出去講課賺錢。” Waterbug 說，他曾接到一所大學的授課邀請，授課費每天一萬元，但他算了算，在家止損單天就能賺 70 萬美元。

初學者也很難遇到真正的導師，他們甚至不知道應該如何提問。在職業社交平台 “在行” 上，“朱老師” 被約見了 40 次左右，很大一部分的約見者都想知道目前的行情如何，以及是否有永遠賺錢的方法。除此之外，他們往往對最關鍵的交易策略、資金管理、風險控制、心理狀態並沒有太多概念。

人人都想擠進這個行業嗎？

Winston 在高盛的五年多時間，每天早上 5 點過起床，有持續 3 個月的時間，回家後必須用喝酒來釋放壓力，但還是無濟於事，他仍然會在半夜醒來，醒來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半睜著雙眼打開電腦，查看亞洲市場的行情，確保一切 ok 後才能繼續睡覺。

他認為交易員永遠都無法快樂起來，“因為賺錢的時候，你會後悔自己怎麼不多買進一點，輸錢的時候，你也會同樣地難受。隨時都在質疑自己，我是不是該做這件事情？”

2013 年，他感到自己的健康受到了影響，選擇辭職。在接下來的 9 個月時間內，他去了 18 個國家。所有費用一共花了 35,000 美元，他說，“如果你想想你在紐約生活五個月的花費，這個價錢真的不高。”

與此同時，高盛交易部門正在縮減，越來越多的交易經理被解僱。大銀行的交易部門都在縮減，德意志銀行今年在亞洲地區只招了 300 個交易員，九大投行加在一起也不超過 1,000 人。在德意志的 Frank 是 2013 年復旦數學系的畢業生，同一屆從復旦數學系畢業的 200 人中，只有 4 人做了交易員。

一個原因是，金融危機後，交易規模減小，二是因為當科技不斷進步時，電腦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人的工作，電腦可以在短時間內分析完大量數據並評估風險。首先遭殃的就是高級經理，因為他們最貴——而本來，這些高級職位的存在是初級交易員拚命工作的理由。

和九大投行比起來，小公司和自營交易商的門檻相對低，招聘上投了簡歷，經歷了三輪 “很放水” 的面試後，就入職了。Tyler 也是在 51job 上投簡歷，面試只一輪就通過，第一天簡單認識情況，第二天就開始上手操作。

對於他們來說，草根賺大錢的夢想興許可以實現，Q 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不過，去年在上海買了房子的他現在卻並不開心，剛賺到一大筆錢時在同齡人中迅速建立起的優越感 Q 百無聊賴地說，“很快就消失了，我的工作就是模式化流水線一樣，就是高拋低吸，任何人學一學都可以做。”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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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體如此形容傢俱品牌宜得利（NITORI, 9843-JP）。從 1987 財年開始，過去連續 30 年實現銷售額和利潤雙成長的業績表現，尤其是考慮到這期間日本經濟的各種起伏。

做為日本最大的傢俱品牌，2017 年 6 月 9 日宣佈召回約 1 萬個可能因玻璃脫落而致人受傷的餐櫃的消息，讓宜得利又受到關注，從 2004 年把本田（Honda, 7267-JP）負責品控管理的高層收入麾下後，宜得利的瑕疵率已經從過去的 3.3% 降低至了 0.7%。這次召回對於宜得利產生的業績影響可謂是微乎其微，而被媒體討論更多的也是因此牽扯出的它驚人的成長曲線以及股價表現。

截至 2016 財年 2 月 20 日，宜得利銷售額達到 5,129 億日元（約合 46 億美元），是 IKEA 日本銷售額的近 7 倍。從 2017 年 1 月開始，股價已經上漲了 21%，達到 2012 年年末股價的 4 倍。資本市場的看好，也讓擁有 488 家門市的宜得利成為了日本第三大最具價值零售商。排在前面的分別是 7-11 便利商店母公司 Seven & I Holdings 控股（3382-JP）與 UNIQLO 母公司迅銷集團（Fast Retailing, 9983-JP）。

宜得利股價表現。圖片來自 Yahoo Finance

“賣到批發商的價格才叫便宜”，但利潤率卻做到遠高於行業平均數

“價格以上，NITORI”——這是它的廣告語，而廉價正是宜得利獲取市場的關鍵。

以頗受日本獨居年輕人歡迎的附腳床墊為例，在包含運費的情況下宜得利售價 1.99 萬日元；無印良品售價 3.1 萬日元，這個價格還不包括需要另外購買的床腳（1,800 日元）與 540 日元的運費。也就是說類似款的床，宜得利可以比無印良品便宜 1 萬 3,440 日元。

圖片來自 NITORI

和永旺（0984-HK）、伊藤洋華堂為代表的出售廉價商品的連鎖零售商一樣，宜得利也正是在 “流通革命”（指當時興起的不同於日本傳統批發模式的銷售模式）的 1960 年代誕生的公司，而那個時候，日本經濟剛好開始進入高速成長期。

1967 年，大學剛畢業的似鳥昭雄向父母借了 100 萬日元在家鄉北海道札幌開了一家只有 100 多平方公尺的傢俱店。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4 年後，似鳥昭雄將傢俱店搬去了札幌市國道附近，店舖面積也擴大至 825 平方公尺。但很快，競爭對手紛紛聚集在國道周邊，似鳥昭雄的傢俱生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在 1972 年出現轉機，似鳥昭雄去美國 Sears 百貨的一次考察，他驚奇於樣品間擺放的所有傢俱產品設計風格的統一，但更讓他震驚的是，價格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從那時起，他開始追求低價。

似鳥昭雄做出了這樣一項決定，“賣到批發商的價格才叫便宜。”

宜得利創始人似鳥昭雄。圖片來自 homeliving

宜得利開始在日本各地尋找傢俱代工廠商，但日本人力成本較高，很快就遇到了削減成本的極限，於是他們把目光轉向了中國及東南亞地區。而尋找代工廠商之路並非一帆風順，東南亞等國濕度較大，不少傢俱被運回日本後就出現了變形的情況。此外，相比日本職人的精雕細琢，外國工人的傢俱加工技術也存在差距。

為了減少瑕疵率，宜得利之後在印尼與越南建設更有利於品管的全資生產工廠，但在泰國、馬來西亞、中國、印度等國，宜得利依舊維持著代工工廠制度。

現在，宜得利所有商品在完成生產後，先被運往位於上海與廣東省惠州市的海外物流中心，接著再被運送至分佈於日本國內各地的物流中心，最後按照門市實際需求進行調配發貨。

這種從商品、生產製造、物流到零售都整合起來的 SPA 模式使得宜得利的利潤率可以達到 16%，遠高於日本傢俱行業平均 5% 的利潤率。

除了製造成本，宜得利也在儘可能地降低物流成本。2016 年 3 月，宜得利公開了他們設於神奈川縣川崎市的機器人倉庫 Auto Store，整個倉庫被分成一個又一個方格，機器人能夠從上方定點放入貨物、或是取出貨物，這個線上商城專用倉庫的出貨效率比普通倉庫高出 3.75 倍，還減少了 40% 不必要的倉庫面積。

圖片來自 Logistics Today

除此之外，宜得利還引入了能夠對商品進行量體裁衣包裝的瓦楞紙包裝機 BOX ON DEMAND，這讓成本又節約了 30～60%。2015 財年宜得利的銷售及一般管理費用開支占比為 37.2%，但在緊接著的 2016 財年第一季度（3～5 月），這個數據降低到 34.6%。

同樣便宜的 IKEA ，為什麼在進入日本市場後未能撼動宜得利？

在低價上， IKEA 是個非常強勁的競爭對手。事實上， IKEA 早在 1974 年就進入了日本。但當時 IKEA 低價的組裝傢俱並沒有在日本市場獲得太大認可，加上與東急百貨、湯川傢俱、三井物產（8031-JP）的合資模式也限制了 IKEA 的話語權， 1986 年 IKEA 宣佈退出日本市場。

2002 年， IKEA 成立日本法人 “IKEA 日本”， 2006 年在東京近郊的千葉縣船橋市開設了第一家門市，成為 IKEA 再次進入日本市場的標誌。

IKEA 日本。圖片來自 net-sp

如果只是看產品價格， IKEA 和宜得利差不多。但 31 歲的齊藤宏說 IKEA 的運費太高了。自 2017 年 4 月開始，日本 IKEA 推出了線上購物運費一律 3,990 日元，實體門市購物運費一律 3,000 日元的優惠活動，但宜得利的運費是全免的。此外，齊藤宏覺得 IKEA 太遠了。

但實際上，宜得利在 1990 年代從北海道向日本全國市場擴張的時候，靠的正是城郊賣場模式，即賣場面積在 4,950～6,600 平方公尺，和賣場面積在 1,980～3,300 平方公尺的小型商圈賣場。

但現在的情況已經變了。如今東京城（2524-TW）區家庭的汽車保有量已經減少至 47.7%，而單身人口與雙職工家庭人口也逐漸增加。生活在市區的日本人不再像過去那樣，週末開車去城郊的賣場挑選傢俱。所以宜得利也開始選擇把門市設立在交通便捷、人流量較大的市中心百貨店。

2015 年 4 月，宜得利在曾經的 Printemps 銀座（現為 MARRONNIER GATE 銀座）開設了品牌第一家百貨店門市。

緊接著，宜得利又先後於 2016 年 10 月、12 月在上野丸井百貨與新宿高島屋百貨開設門市；2017 年，宜得利依舊維持著在東京市中心百貨店迅速擴張的策略，進駐池袋東武百貨、atre 目黑百貨；6 月 30 日，宜得利在東京市中心最大門市涉谷 shidax 店也即將開業。

宜得利新宿高島屋店。圖片來自流通 news

自從池袋東武百貨開了宜得利之後，家住池袋的留學生就常去宜得利買一些雜貨，“我在那邊買過床上用品、地毯、拖鞋。而且東西買得多，他們也能免費送貨上門。”

相比之下， IKEA 現在在日本有 9 家門市，且大多位於城郊。第二次進入日本市場的 IKEA 顯然來得有點遲了，宜得利已經在泡沫經濟崩壞、雷曼危機兩個經濟下行週期裡在日本站穩了腳跟。

“在不景氣的時代抓住機會是成長的關鍵。”

在 1970～80 年代，宜得利只是開始摸索 SPA 模式。整個 1990 年代，也就是日本經濟泡沫破裂時期，才是宜得利靠著廉價迅速擴張到全國市場的關鍵。似鳥昭雄在一次採訪中說：“在不景氣的時代抓住機會是成長的關鍵。”

宜得利從 1993 年開始依靠城郊賣場模式向全國市場擴張，為了配合擴張的步伐，宜得利開始自建物流系統。由於超過 1／3 的銷售額來自關東地區，宜得利先後於 1995 年、2002 年在關東地區建設了大型物流倉庫。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宜得利將日本開發的傢俱生產機械帶去了海外工廠，並開始嚴格掌控品質管理，使得顧客投訴率從 6～7% 下降至 2～3% 的水準。

而在雷曼危機發生的 2008 至 2012 的 4 年間，宜得利共計降價 12 次。 並用 “物超所值” 的廣告語來持續吸引消費者。之後日本經濟陷入了持續的不景氣，岩井 cosmo 證券分析師岩崎彰認為，宜得利以年收入 400～500 萬日元的家庭為主要目標消費者，“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呈現下降的趨勢，這樣的目標消費者設定可謂是恰到好處。”

宜得利靈活的定價系統是它能夠走過不同經濟週期的關鍵，似鳥昭雄在接受彭博社的採訪時稱，宜得利每年會更新門市 50% 的商品，與此同時將商品分為適合降價與有必要進一步提升商品性能兩類，“形成兩者間的差距” 能夠吸引消費者前去消費。

除了在價格上對需求的把握，對於產品需求變化同樣保持了敏感

宜得利引領了日本傢俱（居）潮流和生活方式。1970 年代日本人依舊維持著睡榻榻米的傳統和式生活方式，和式衣櫃是日本傢俱店不必可少的傢俱單品。但似鳥昭雄在考察過美國 Sears 百貨後，預感到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會逐漸西化，他之後便減少了和式衣櫃的銷售比例，開始嘗試銷售西式的四腳傢俱，這在當時的日本是個前衛的決定。

他同時意識到的是不能只賣傢俱，應當像美國傢俱品牌那樣同時銷售窗簾、地毯、床上用品等家居用品，也就是一整套的居家 “生活方式”。1988 年，傢俱占宜得利銷售額約 70% 的比重，2017 年比例已經下降到 44% 左右。

而最近幾年開設在市中心的百貨門市同樣是為了響應新的市場需求。宜得利百貨店門市減少了低價商品，以各類中端價格的雜貨為主。以面向 20～39 歲女性的 Printemps 銀座店為例，它為年輕女性提供搭配室內裝飾的各種潮流樣本；而新宿高島屋店地理位置極佳，宜得利則更加希望這家店能夠成為上班族們下班後能夠順手去買一些雜貨的場所。

宜得利 Printemps 銀座店。圖片來自流通 news

2017 年 3 月，宜得利還推出了新型態宜得利 EXPRESS，除了銷售床上用品與雜貨之外，還接受窗簾訂製與大型店舖沒有的傢俱訂購服務。宜得利 EXPRESS 成為了填補大型店舖空白，進軍市區的新利器。

不過在市區開店還是給宜得利帶來了一些物流上的課題。開在市中心的門市顯然庫存量較少，加之門市定位不同，有的市中心門市偏重銷售雜貨，有的則以銷售大型傢俱為主，宜得利很難做到同時調配多家店舖庫存、同時向顧客發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NITOR 決定於 2018 年在埼玉縣動工建設新的物流中心，以此提高市區門市物流效率較低的問題。

宜得利還在不斷豐富品牌線。2016 年推出了更便宜的 DAY Value 系列，你可以把宜得利與 DAY Value 的價格區分理解成 Uniqlo 與 GU。

在 DAY Value 展出的樣品房裡，擺著沙發、餐桌、櫥櫃等 21 件傢俱，合計價格只需不到 35 萬日元，均攤下來每件傢俱只要 1.9 萬日元。 DAY Value 系列還有一個特點是從起居室到臥室再到廚房雜貨，所有商品的設計與色調都進行了統一，它們試圖向消費者提供不用花很多錢就能換上一整套、具有統一感的傢俱的購物體驗。

宜得利面臨著單個消費者購物件數成長停滯的問題， DAY Value 是為了繼續擴充低階產品線以吸引消費者。而為了增加品牌既有核心消費者的購買慾望，宜得利計劃在 2017 年秋天推出 “具有大人時髦感” 的品牌和風格，該品牌定位中端價格主打更優質的品質，宜得利也希望藉此能夠提升客單價。

DAY Value 樣品房。圖片來自流通 news

在日前的一場會議上，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說，“日本經歷了持久的通貨緊縮，（國民）脫離緊縮思維需要一定的轉換時間。”

海外擴張，可在中國市場上打 IKEA 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似鳥昭雄說，“與其說是奇蹟，倒不如說充滿感慨。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能夠實現 50 年、60 年、甚至永遠實現增進收益。” 為了繼續實現盈利，宜得利開始把目光轉向海外市場。在先後進入台灣與美國市場後，宜得利於 2014 年在武漢開設了第一家門市，計劃 2020 年在中國開到 100 家店。

考慮到宜得利現在在中國只有 7 家門市，這個計劃稱得上是野心勃勃。但 IKEA 在日本市場面對宜得利的所有問題，反過來也是宜得利在中國市場碰到 IKEA 時所面臨的問題。儘管中國的傢俱市場相當分散， IKEA 所占的市場份額還不到 2%，但 IKEA 目前仍然是在中國年輕消費者中，最具號召力的一個傢俱品牌。

而對宜得利來說，問題在於：它缺少足夠的識別度。相比 IKEA 的北歐風，與無印良品的日式簡約風，宜得利在中國的賣場畫風更接近於銷售低價傢俱的大型雜貨舖。在消費升級的大背景下，如果沒有生活方式的背書，低價的吸引力可能會被打折扣。

更致命的是，宜得利似乎連一些最基本的準備都還沒做好。它沒有統一的國際品牌名，宜得利在美國叫 aki-home，在台灣被稱為宜得利，在中國宜得利的名字則更多，你可以叫它 NITORI、尼達利或者是似鳥。

一橋大學教授楠木建曾這麼評價創始人似鳥昭雄，“他做的不是一個性感的生意，但他知道如何賺錢。” 但他應該已經意識到了，走出日本市場的宜得利沒有那麼好賺了。

而似鳥昭雄還有個更大的目標——2032 年全球 3,000 家門市。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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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是一個關於科學和探索的故事，一個關於人們應該怎樣改變思維方式的故事，一個關於人們在近乎完全混亂的環境中應該怎樣冷靜思考然後作出果敢抉擇並付諸行動，而不是無謂地長時間爭論的故事。 ”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

內容簡介

大流感指的是 1918 ～ 1919 年橫掃世界的那次流感大流行，過去估計全球死亡人數約 2,000 萬，最新的權威估計數字為 5,000 萬～ 1 億。這個數字不僅高於歷年來命喪愛滋病的人數總和，更遠超中世紀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數。本書作者依據大量的歷史資料和數據，重繪 1918 年的慘狀，為我們再現了這場最致命瘟疫發生、發展及其肆虐全球的過程。

在本書中，作者多線索展開論述，記述了有史以來最具毀滅性的流感故事，以及 20 世紀科學與醫學發展的歷史。本書描寫了科學、政治與疾病傳播互動的過程，並述及傳統醫學演化至現代醫學的重要里程碑，以及當年科學家、醫學工作者等在巨大壓力下所顯示出的勇氣或怯懦，信仰、價值觀、研究態度和方法……。

作者簡介

約翰・Ｍ・巴里，美國作家、歷史學家，曾任記者和足球教練。常為《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時代周刊》、《財富》雜誌、《華盛頓郵報》等撰稿，也經常以特約評論員身份出現在美國各大廣播公司的節目中。

巴里的著作多次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其第一部作品《野心與權力～～華盛頓的真實故事》被《紐約時報》選為以華盛頓和國會為主題的十大好書之一。第二部與他人合作的《細胞變異》已被譯成 12 種語言出版。第三部著作《潮起～～ 1927 年密西西比河大洪水及其對美國的影響》在 1998 年獲得由美國歷史學會頒發的代表年度傑出歷史著作的巴克曼獎，並以 “ 對南方歷史的貢獻 ” 贏得史密斯獎、南方圖書獎等眾多獎項，被《紐約時報》評為 “ 年度好書 ”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被美國科學院評為 2005 年度最佳科學／醫學類圖書。

書籍摘錄

1918 年，作為一名海軍少校，保羅・劉易斯（Paul Lewis）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他似乎從未適應軍旅生活。軍裝常常令他局促不安，士兵們向他致敬時，他也總是顯得緊張而狼狽。而他卻是個地地道道的勇士，一位與死亡搏鬥的勇士。

在他遭遇死亡時，他直面死亡，挑戰死亡。他像一個昆蟲學家用昆蟲針將蝴蝶釘成標本一般將死亡固定，再將其肢解、分析，然後找出擊敗這個敵人的方法。這種冒險對他而言已成家常便飯。然而， 1918 年的 9 月中旬，死亡以前所未有的架勢出現在他面前。醫院的院子裡擺滿了一排又一排的病人，很多人渾身是血，死狀可怕而奇特。

劉易斯被請來幫助他們處理這個令人束手無策的神秘事件。雖然也算一名內科醫生，但他還從未在病人身上操練過。更確切地說，他是一位科學家，是美國第一代醫學科學家中的一員，時間都花在實驗室裡。當時，他事業上已頗有建樹，在國際上也享有聲譽，而且他還很年輕，事業的巔峰觸手可及。

早在 10 年前，他在位於紐約市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和導師合作，發現且證實了脊髓灰質炎由病毒所致，這個發現至今仍被看作病毒學史上的一塊里程碑。隨後，他研製出了一種針對脊髓灰質炎病毒的疫苗，這種疫苗作用在猴子身上，有效率幾乎達百分之百。

這項貢獻加上其他成就，為他贏得了成為菲普斯研究所奠基人的地位，該研究所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附屬機構。 1917 年，他很榮幸地被邀請到哈維講座（Harvey Lectures）報告，當然，這似乎只是他日後人生道路上接踵而來的種種榮譽中的第一個。如今，有兩位認識劉易斯且與許多諾貝爾獎獲得者有交往的著名科學家的子女說，父輩曾告訴他們，劉易斯是他們遇到過的最聰明的人。

臨床醫生們找到劉易斯，請他解釋這些水兵可怕的症狀。他們當中很多人渾身是血，但這些血不是外傷所致，至少不是從他們被鐵器或爆炸所造成的四肢傷口中流出來的，大部分是鼻血。有些水兵還咳血，另一些人耳朵出血。有些人咳嗽非常厲害，死亡後的屍體解剖表明，劇烈的咳嗽甚至導致他們的腹肌和肋軟骨撕裂。還有很多人受劇痛折磨而發燒、說胡話，幾乎所有尚能交流的人都抱怨說頭疼，就好像有人在他們眼睛後方拼命將一根楔子敲進腦袋似的。他們還覺得身體劇痛無比，甚至連骨頭都快痛斷了。有幾個人還嘔吐。最後，一些水兵皮膚顏色出現異常，有些人唇邊或指尖發青，還有少數幾個人渾身發黑，以至於根本無法分辨出他到底是白人還是黑人。他們看上去幾乎就是黑色的。

類似的病例劉易斯只見過一次。那還是在兩個月前，一艘英國船上的部分船員被救護車從一個已被封鎖的碼頭送往費城的另一家醫院並被隔離起來。很多船員在那裡死去了。對他們進行屍體解剖後發現，他們的肺部看上去與那些死於毒氣或肺鼠疫的人一樣。肺鼠疫是腺鼠疫的一種，但卻比其他種類的腺鼠疫更可怕。然而，無論那些船員死於何種疾病，這種病都沒有傳播開來，再沒有其他人染上這種疾病。

爆發性蔓延

但是，現在躺在院子裡的這些病人使劉易斯深感困惑，同時也讓他冷汗直流。他不僅擔心自己能否處理這種疾病，還擔心這種疾病究竟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因為不管是何種疾病侵襲了這些船員，這種疾病不僅僅是擴散而已，而是已經爆發性地蔓延開來了。

儘管人們想盡一切辦法要控制它，但十天之前它還是在波士頓的一個海軍基地裡爆發了。切爾西海軍醫院的海軍少校羅西瑙（Milton Rosenau）與劉易斯相識，所以他從劉易斯那裡得知了此事。羅西瑙也和劉易斯一樣，在美國宣布參戰後放棄了哈佛的教授職位參加了海軍，為國效力。他的公共衛生教科書被陸軍和海軍軍醫奉為 “ 聖經 ” 。

費城的海軍基地對劉易斯的警告很重視，尤其當一支特遣隊剛剛從波士頓抵達費城時。他們做好了一切準備，一旦有疾病爆發，就立即將所有病員隔離起來。他們相信隔離措施一定能控制住疾病。

然而，就在波士頓的特遣隊抵達後的第四天，就有 19 名費城水兵被送往醫院，他們的症狀看起來與那種疾病相同。儘管他們以及與他們有過接觸的人都被立即隔離了，但第二天又有 87 名水兵被送到醫院，他們也被隔離了。兩天之後， 600 名症狀相似的病人又被送了進來。醫院已經沒有空床位了，醫務人員也開始病倒。於是，海軍方面就將數百名病得更厲害的水兵送往費城的市民醫院，水兵和市民醫院的工作人員開始在海軍基地和市區間往來穿梭，就像在波士頓一樣。與此同時，以前是波士頓，現在又是費城，患者們開始被送往全國各地……。

這也是使劉易斯直冒冷汗的又一原因。劉易斯去看過第一批患者，給他們抽血，檢驗尿樣和痰液，給他們進行鼻沖洗，清理喉嚨。他不斷回到患者中間，反複收集樣本並研究這些症狀，以期獲得任何一點新的線索。在實驗室裡，他和手下的每一個人都把精力投入到培養並鑑定病原體的工作中。他需要找出病原體，找到病因，更需要研製出可以治癒這種疾病的抗血清，或是一種可以預防它的疫苗。

劉易斯熱愛實驗室，勝過愛任何人和任何事。他工作的地方擠得滿滿噹噹的，看起來就像是由無數冰棱組成的灌木叢～～架子上擺滿了試管，到處是成堆的培養皿和移液管，但這使他感到很溫暖，他覺得實驗室比自己的家更舒服。但他不喜歡這次這樣的工作。使他煩惱的並不是要盡快找到答案的壓力，即便在從事脊髓灰質炎研究時他也從未為此苦惱過。那時正是脊髓灰質炎大肆流行的時候，當局不得不規定，只有持許可證的人才能出行。真正使他煩惱的是他必須放棄正規的科學方法。為了成功研製出疫苗或抗血清，他必須在還沒有形成定論的結果上進行一連串的猜想，而且每個猜想都必須正確。

他已經作出了一個猜想，即便他並不確切知道是什麼引起了這種疾病，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夠預防或治癒這種病，但他相信自己已經知道它是什麼了。

流行性感冒造成大規模喪生

他認為這是一種流行性感冒，儘管它與以前所知的所有流感都不一樣。劉易斯是正確的。 1918 年出現了一種流感病毒——它很可能是在美國產生的，而且即將席捲全球，其致命的威力最早在費城等地顯現。到 1920 年它銷聲匿蹟之前，在這場全球大流感中喪生的人比人類歷史上在其他所有疾病爆發中死去的人都多。雖然 14 世紀死於黑死病的人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很高（超過了歐洲總人口的 1 / 4 ），但粗略估計，在這次流感中喪生的人更多，比目前死於愛滋病的人還要多。

對流感死亡人數最保守的估計是 2100 萬，而當時全球人口總數還不及今天的 1 / 3 。這個數字是根據當時對疾病的研究估算的，後來經常被報紙引用，但這個數字肯定不准確。現在的流行病學家估計，在全球大約有 5000 萬人在大流感中喪生，這個數字甚至可能高達一億。

這些數據顯示出流感的可怕，但其他一些數據蘊涵著另一個更可怕的事實：普通流感的受害者是老人和兒童，而這次流感中近一半的死者是正值人生頂峰的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庫辛（Harvey Cushing），一位年輕聰穎而且後來頗具聲望的外科醫生，也曾因患流感而重病不起，並且終生未能從可能是流感引起的並發症中恢復過來。他稱這些流感的受害者為 “ 雙重死亡 ” ，因為他們死的時候還是那麼年輕。

沒有人能夠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數，但如果上述估計是對的話，那麼流感病毒就導致了當時 8% ～ 10% 的青年人喪命。他們死得又快又慘烈。儘管大流感持續了兩年多，但大約 2 / 3 的人在 24 週之內就死去了，這些死者中又有一大半是在更短的時間，也就是在 1918 年 9 月中旬到 12 月上旬期間死亡的。大流感在一年內殺死的人比中世紀黑死病在一個世紀內殺死的人還多， 24 週內的受害者比愛滋病 24 年內殺死的人還多。

除了殺傷力強以外，大流感與黑死病及愛滋病在其他方面也類似。和愛滋病一樣，它奪去了那些原本最該生活下去的人的生命。而即使是在 1918 年費城這樣一個現代化大都市，牧師們也不得不像中世紀肺鼠疫肆虐時一樣，趕著馬車在街上吆喝，讓那些躲在緊閉的門後面、膽戰心驚的人把屋子裡的屍體搬出來。

瘟疫——人類與自然的衝突

1918 年的大流感事件不是一個簡單的關於毀滅、死亡和絕望的故事，也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如何與自然強加於人類社會的災難作鬥爭的故事。它還是一個關於科學和探索的故事，一個關於人們應該怎樣改變思維方式的故事，一個關於人們在近乎完全混亂的環境中應該怎樣冷靜思考然後作出果敢抉擇並付諸行動，而不是無謂地長時間爭論的故事。

1918 年的大流感是自然與現代科學的第一次大衝突，是人類社會和自然力的第一次大對決。在這個社會中，有人拒絕屈從於自然的力量，拒絕倚靠神助使自己免遭厄運，他們決定用發展的技術和自己的信念直面自然的力量。

在美國，這場流感也是關於包括劉易斯在內的少數幾個人的故事。他們就是那些沒有在病魔面前退縮的人，包括為數不多的幾名女性。他們大大發展了基礎科學，現代醫學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他們研製出的疫苗和抗毒素、發展出的技術至今仍在使用；在某些項目上，他們取得的研究成果與今天我們的知識水準也相去不遠。

這些研究人員並不只是簡單地將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與 1918 年大流感對抗的工作中，至少對其中的一些人來說，他們在這場對抗中還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在美國歷史上的每一次戰爭中，死於疾病的人都比在戰鬥中陣亡的士兵多。歷史上很多次戰爭中都有過疾病蔓延。研究過美國歷史的領導者預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會有某種流行性疾病出現。他們對此進行了充分的準備，然而最終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疾病肆虐。

奪命瘟疫對後世影響

然而，這個故事應該從更早說起。在醫學有望對抗病魔之前，它首先必須是科學的。醫學需要變革。由於患者的特質和身體狀況及其他方面各自不同，而醫生的對策亦不同，所以醫學還不能、而且也許永遠也不能完完全全地成為一門科學。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幾十年前，醫學幾乎還和兩千年前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時代沒什麼兩樣。隨後在歐洲率先開始的對醫學理念的改革，最終改變了醫學實踐的狀態。即使在歐洲醫學發生變革之後，美國醫學還是遲遲沒有改變。美國的醫學研究和教育尤其落後，使得它的醫學實踐滯後於歐洲。

在歐洲，醫學院要求所招收的學生具有堅實的化學、生物學及其他學科的基礎，這已有好幾十年了。但在美國，直到 1900 年，醫學院的門檻還是比名牌大學的低得多。至少有 100 所醫學院規定，只要繳納學費，任何人～～但不包括女生～～都可以跨進醫學院的大門；最多只有 20% 的醫學院要求申請入學的學生必須具有高中畢業文憑，不需要任何的專業科學教育。全美只有一所醫學院要求其學生具有大學文憑。新生入學後，學校一般也不會再為學生們補充背景科學知識。很多醫學院的學生只要在校期間上過課並通過考試，就可以拿到學位；還有一些學生好幾門功課不及格，甚至連病人都沒接觸過，也被授予了醫學學位。

直到 19 世紀的最後幾個年頭，才有一群美國醫學界領袖開始倡導革新，計劃將美國的醫學從世界已開發國家中最落後的變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其中幾位的朋友，他的兒子也為他們工作。他寫道，這些睿智的人在緊要關頭走到一起，將 “ 震撼 ” 整個文明世界。他們想要震撼這個世界，而且也必將震撼這個世界。要做到這一點，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智慧和訓練，還需要真正的勇氣，一種放棄所有支持和權利的勇氣。也許僅需要義無反顧、勇往直前。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那些渴望改變美國醫學現狀的人實現了他們的理想。他們建立了一個人才體系，培養具有新思維並且敢於向自然法則挑戰的人。他們與培養出來的第一代科學家（包括劉易斯和他的一些同業）一起，組成了一個核心團隊，對疾病時刻保持警惕。他們並不希望流行性疾病出現，但他們預見到它會出現，並且為此作好了準備。

當流行性疾病真的來臨時，他們用自己的生命抵擋病魔前進的腳步，運用自己所有的知識和力量來擊敗它。當無法擊退病魔時，他們投入到構建和完善知識體系的工作中去，以期能夠最終戰勝病魔。最終，從流感爆發中獲取的科學知識，孕育了未來的醫學。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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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Sony PS5 、微軟 新型 Xbox ( Xbox Series X/S )」分別在 11/12、11/10 開賣，而這兩款遊戲機產品在日本市場的首週銷售量數據出爐，PS5銷售量達新型Xbox的近6倍。趁這個機會一同回顧一下，2010 年 Xbox 曾被視為改變遊戲玩法的突破性技術——Kinect 為何在七年後（2017）遭到停產？Xbox 體感設備真的不行嗎？

Kinect，微軟（Microsoft, MSFT-US）配套 Xbox 360 發行的體感設備。

它曾被認為能夠讓玩家解放雙手，讓所有人都享受遊戲樂趣；它曾被微軟視為改變遊戲玩法的突破性技術，在其他科技領域亦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它當年的銷售成績驚人，被吉尼斯記錄為“銷售最快的電子消費品”。然而在 2017 年的 10 月 26 日，當微軟 (Microsoft) 宣佈 Kinect 停產時，沒人表示吃驚，也沒人懷念這項技術，他們反而會去古早的 Kinect 宣傳影片下留言 — “我真不敢相信當年人們居然信了它的邪？”

儘管這個說法會顯得有點馬後砲，但是這的確是微軟犯的一個錯誤：誤以為玩家一心希望擺脫遊戲手把，而自己的使命就是解放他們的手。

當然，還有一層潛台詞：拋棄象徵著門檻的遊戲手把，可以讓更多人變成遊戲玩家。7 年之後，解放雙手這件事情 Switch 做到了，但是它做得更聰明，仍然讓玩家可以摸到熟悉的操作桿。精確的按鍵操作，永遠是比空手揮舞更適合核心玩家的方式；而 Sony 正在實驗著讓大眾加入主機遊戲的另一種方式：把人手一隻的智慧型手機安上 app 變成遊戲手把，實現客廳聚會時的多人遊戲體驗。

Kinect，則成了一個試錯的產品。

它始於一個感測器，將聲音和動作轉換成魔法……但是沒有方向盤

Project Natal 出現得很突然。

2008 – 2009 年，正是微軟 Xbox 360 主機最當紅的時候。儘管在發售三年後，它的銷量剛剛被後來者任天堂 Wii 稍稍超過，但是在本身性能過硬和遊戲品質出色的情況下，360 的表現一直十分穩定。回頭來看，很多評論者確信它是那個世代最好的主機。

但是在主機相對較長的更新週期中，總是伴隨著一些試驗性質的升級和外設擴充，以注入新鮮感，讓其始終保持著對新老玩家的吸引力，增進後續銷量。在 2009 年的 E3 上，微軟帶來的“升級”就是代號為 Natal 的項目 — “革命性的新玩法：無需任何遊戲手把。如果你知道如何揮動手臂、搖擺屁股或者說話，你和你的朋友就可以立即加入，生活經驗是你唯一需要的經驗。”

這就是後來的 Kinect —“Kinectics” (動力學) 與 “Connection”  (連接) 的結合。它是一款 Xbox 360 的周邊設備，通過面部和動作識別技術，讓玩家得以完全拋開遊戲手把，用語音和手勢指令來操作主機的系統界面，只要做出動作就可以玩遊戲。

沒有按鍵，沒有搖桿，所以不存在任何複雜的操作。在微軟的設想中，移除了這些障礙，那麼那些不具備任何遊戲手把經驗或者不擅長遊戲的“手殘黨”，這下也可以像核心玩家一樣暢玩遊戲了。這就是微軟在那場 E3 發佈會上反覆強調的重點。

“遊戲手把是障礙，”時任微軟互動娛樂部主席的 Don Mattrick 說，“它在遊戲玩家和其他所有人之間劃了一條界限……我們能突破遊戲手把嗎？我們能讓你這個人成為遊戲手把嗎？我們能！”

在發佈會和之後陸續放出的演示裡，玩家真的作為“遊戲手把”發揮了作用：他們在空氣中揮動手臂假裝操縱著光劍施展原力；他們在電視前來回跳躍假裝正在滑板，原地做出跑步的姿態假裝賽跑；在一個代號為 Project Milo 的遊戲試玩裡，玩家對著虛擬人物做出各種表情假裝在和真人對話，伸出胳膊假裝接到了對方拋來的物件……所有的操作，都是 Kinect 通過捕捉動作而完成，看起來確實很有“魔法”效力。

甚至連史蒂芬·史匹柏 (Steven Spielberg) 本人都上台為其背書 — “微軟所做的，不是關於重新設計方向盤，而是根本就沒有方向盤。”

（斯皮爾伯格和 Mattrick 在 E3 上）

把遊戲比作開車，這個精準的比喻背後其實隱藏了另一層含義：沒有方向盤就開車，其實是件很危險的事情。表面看來，一切都被簡化了，因此新人面前的障礙消失，但是對於那些需要精確操作以完成任務的遊戲而言，沒有實際存在的按鍵和搖桿，僅憑玩家不精確的姿態去模擬，簡直是匪夷所思的體驗。

說到底，微軟的目的在於“簡化”操作，而簡化的終極目的是擴大主機受眾群，讓任何年齡、任何技術的玩家都可以加入。在當年的 E3 上，上台演示了從《Kinectimals》到《Kinect Disneyland》的，正是一群甚至不能稱其為玩家的兒童，在他們手舞足蹈或者尖叫地去摸虛擬老虎的那一刻，其實就宣告了 Kinect 絶不會成為核心玩家的心頭愛。

（愛撫動物這件事情，在以後的智慧型手機上實現了更方便的操作）

回歸當時的大背景。任天堂和 Sony 都已經推出或是在研發自己的體感設備 — 同年， Sony 開始嘗試將 PlayStation Eye 與體感搖桿結合 (即後來的 PS Move) ；而任天堂的 Wii Sports 體感遊戲早就大獲成功，具備體感功能的 Wii Remote 控制器特別適合指向和揮動，讓體育類電子遊戲的魅力充分發揮了出來。這種趣味性的運動體驗也讓 Wii 真正實現了其“客廳娛樂”的定位。客廳娛樂，正是所有主機廠商想努力實現的目標，因為那意味著他們的產品已經突破了原先的受眾群。也是在 Wii Sports 成功發售兩年後的 2008 年，Wii 的美區銷量超過了 Xbox 360。

“Project Natal 的推出和 Sony 或者任天堂一點關係都沒有，” 當時的微軟娛樂商業發展部的 VP Shane Kim 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這真的只是關於打破藩籬、接觸到更廣大的市場，因為遊戲手把就是障礙，它們看起來很嚇人。”

一半是魔法，一半是沮喪

經過了兩年 E3 的推廣發酵，Kinect 在 2010 年 11 月 4 日於美區首發，售價 150 美元。紐約時報廣場人頭攢動，微軟員工集體伴隨著體感遊戲舞動，背景伴隨著大大的標語，“你就是遊戲手把。”

（“你就是遊戲手把”的梗隨後被用來嘲笑微軟的短視，電子遊戲可以讓不同身體狀態的人投身娛樂，但是 Kinect 卻剝奪了部分人的這項權利。）

Kinect 在面市的第一個 60 天裡賣出了 800 萬份，進入了吉尼斯世界紀錄，頭銜是“銷售速度最快的電子消費品”。在其 7 年的壽命中，它一共賣出了 3500 萬份，其中有一半都在頭一年賣出。

消費者的決定不難理解：不用遊戲手把的 Kinect 看起來挺有意思，而在它之前的 Wii Sports 又是那麼好玩。他們沒理由從一開始就懷疑這會導致糟糕的體驗。

況且，微軟已經投入了 5 億美元的行銷費用，把它包裝成了最有前景的新技術 — 不但是遊戲領域，還有課堂教學、醫療、學習樂器和宇宙探索……甚至連歐普拉·溫芙蕾 (Oprah Winfrey) 都在節目裡送出 Xbox 360 和 Kinect。而在首波評測 Kinect 的媒體中，正是老道的遊戲媒體之外的主流媒體紛紛給予了絶讚的評價 (Engadget、PC World、Kotaku、Eurogamer 等都保持了謹慎的態度) 。

但是問題慢慢地出現了。

一開始是不起眼的那些。比如，你需要很大的空間讓 Kinect 完全發揮動作捕捉的效力，如果你的客廳不夠大，那麼你得開始移動傢俱，住地更小一點的就沒法玩了，於是這幾乎是排除了學生公寓。再者，首發的 17 個 Kinect 遊戲中，只有《舞蹈中心》讓人覺得有趣，大多數似乎只是在讓你試驗新系統，伸伸胳膊動動腿，“根本就沒什麼好遊戲嘛”。

糟糕的還在後面。即便是起初對 Kinect 抱有耐心的玩家，也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感到一波接一波的失望：幾乎所有的 Kinect 遊戲都可以被歸為家庭娛樂和健身類，而它們大抵相似，遊戲品質十分一般。玩家們多花 150 美元購買 Kinect，並不是想擁有這些重複無趣又不準確的經歷，更可況這些遊戲類別根本就不是 Xbox 360 核心人群所喜歡的。

大廠商們曾表示要支持 Kinect 遊戲。EA 和育碧在 E3 上承諾過會將體感帶進自己的體育系列和湯姆·克蘭西系列。但事實證明這些遊戲不適合 Kinect。具備延遲效應、讀取不精準的 Kinect 甚至降低了遊戲體驗，敏感性大打折扣，整個過程變得遲鈍、充滿失控感而令人不適 (甚至有人因為在 FIFA 裡語音罵人而被罰了紅牌) 。

而如果一個玩家想好好玩湯姆·克蘭西 (Tom Clancy) 這類射擊遊戲，他也斷然不會拋棄遊戲手把，讓 Kinect 去捕捉自己的動作 — 真正的核心玩家把“精準”視為完美，他們並不在乎複雜的按鍵組合，或者是雙手之間的“障礙”束縛了自己的動作，他們要的就是一個完美的 combo 或是一次時機正好的爆頭。這種體驗是在電視機前揮揮手帶不來的。那樣顯得太簡單，甚至有點蠢，抹去了新人和高手之間的差距，讓艱苦的“熟能生巧”過程變得不再重要。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這讓電子遊戲本身失去了意義。

另一個更顯而易見的現實是，廠商們沒有支持 Kinect 的必要。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套開發 3A 遊戲的流程，這套流程更適用於具備遊戲手把的環境。並沒有玩家抱怨遊戲手把操作不順，所以他們沒必要像微軟希望的那樣將之“簡化”。

一位 Xbox 的內部人士說，“像《光暈》這樣的遊戲根本不需要 Kinect — 它已經有了一套非常精準、非常細緻的操作設定，而且為了遊戲的平衡性，你也不能賦予 Kinect 玩家那麼巨大的優勢。”

簡而言之，對於開發商來說，拋開原有的流程去做 Kinect 遊戲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沒有大作導致 Kinect 不受歡迎，於是更多的開發者不願意為 Kinect 投注精力。這在當年形成了一種堪比如今 “VR 遊戲無大作”的惡性循環。Kinect 已經成了一個很無用的設備，上面一些起先能帶來新鮮勁的體感遊戲，很快便讓人感到無聊。

缺乏好遊戲讓微軟的“客廳娛樂”夢破滅了。它毫無疑問沒能獲得核心玩家的青睞，也沒有如預想中那樣，帶來更多的大眾群體 — 那部分人已經擁有了 Wii，或者發現 Kinect 遊戲並沒那麼新奇，這個設備的後續口碑，則最可能讓他們拔了草。

那個曾經讓人覺得神奇的 Project Milo 演示 (可以與螢幕上的虛擬人物進行語音和動作互動) ，其實也沒有剛需。玩家對好遊戲的定義並不在於螢幕內外隨便休閒的表面互動，而在於關鍵的遊戲性和劇情，這才是帶來沉浸感的關鍵要素。況且這個當年被寄予厚望的項目從來就沒被開發出來。

一次徒勞的拯救

Kinect 靠和 360 捆綁優惠銷售維持著成長。在 2013 年 2 月，微軟公佈的數據顯示，他們賣出了 7600 萬台 360 主機和 2400 萬台 Kinect。

這種捆綁發行在 Xbox One 首發時又重複了一次。在 2013 年 11 月次時代主機 Xbox One 首發時，微軟稱新主機將包含一個更新過後的 Kinect，它將是 Xbox One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令新主機的價格飆升到了 499 美元，比同期競爭對手 PS4 高出了整整 100 美元。

毫無疑問，核心玩家痛恨這個主意，沒人想為了與自己遊戲習慣完全不搭的 Kinect 多花 100 美元，而且它仍然需要很大的空間才能施展 — 這簡直是微軟自己在說“請不要買 Xbox One”。

這直接把玩家們推向了 Sony 。兩家主機同月發行，在第二個月，PS4 的銷量就輕鬆超過了 Xbox One；半年後，兩家公佈的季報差距明顯， Sony 在 2014 年的第一季度賣出了 350 萬台主機 (PS4 和 PS3) ，微軟賣出了 110 萬台 (Xbox One 和 360) ，估測青睞 PS4 和 Xbox One 的人數比例大概是 7：3。這種傾向性，自然有獨占遊戲質量等其他原因，但誰也不會懷疑 “499 美元捆綁 Kinect” 的舉措強烈地打擊了玩家的購買慾。

另一方面，儘管微軟仍堅稱 “Kinect 是未來”，但是關於設備的一切變化都不大。也許它在技術端有有限的提高，但是仍然沒有解決精確度和控制感不夠的關鍵問題，也沒有好的開發商對開發 Kinect 遊戲感興趣，所以出現的都不是什麼好遊戲 — 伴隨 Xbox One 首發的 Kinect 遊戲只有一款《Fighter Within》，它在 Metacritics 上的評分是 23%。

在意識到玩家真的不需要 Kinect 後，微軟終於鬆動了 — 最後的那根稻草出現在 2014 年 4 月，微軟 Rare 工作室 150 人團隊開發的《Kinect Sports Rival》致力於展現新一代 Kinect 的全部魅力，但是卻悽慘地失敗了，這最終導致 15 位 Rare 開發者被解僱。意識到大局已定的微軟在 5 月便放棄了捆綁，玩家終於可以花 399 美元買一個不含 Kinect 的 Xbox One 了，這一舉措也讓 Xbox One 銷售復甦，逐漸縮小著和 PS4 的銷量差距。

沒人再為 Kinect 開發遊戲了，甚至是微軟自己。在 2016 年發售的 Xbox One S 上，微軟也去掉了內置的 Kinect 接口，要求玩家運用額外的 USB 適配器。

所以 Kinect 早就在慢慢死去。它在最後的日子裡也只是耗著存貨罷了 — 要是有什麼安慰，就是微軟在研發 Kinect 的過程中獲得了不少技術經驗，間接催生了 Hololens 和 Windows Hello 的感應與識別技術。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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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兒不是多有名的城市，這對其他人來說可能很困惑，這裡是怎麼用出一個創新又緊密的社區的？這也許不可複製，但我們願意分享。 ”

如果你沒玩過《模擬山羊》（Goat Simulator），你一定看別人玩過。這個看起來蠢兮兮、同時又讓人捧腹大笑的糟蹋物理引擎式遊戲， 2014 年霸占了幾乎所有遊戲主播的頻道。它在 “ 正經 ” 媒體不屑的批駁聲中銷量飛速突破百萬，是當之無愧的現象級網紅遊戲，其背後的工作室 Coffee Stain Studios 也一舉成名，立刻被印上瑞典遊戲業的名片、被收入每一年的遊戲產業報告。

這部獨特的遊戲來自一個獨立團隊的靈光乍現，但它同樣是一個體系產物。我們之前在文章中探討了瑞典為何成為遊戲熱土——它的硬體基礎、遊戲文化以及社區構建，在這篇文章裡，透過一名大學講師、一位遊戲培育中心工作人員、一個地區遊戲組織項目主管的敘述，我們將接觸製造《模擬山羊》們的體系，了解其具體運作方式——這個低調的體系不為玩家所知，它的 “ 迷你 ” 容易讓人忽視，但這無礙於它將一批批遊戲人的創意和靈感變成了實實在在的收入、重回瑞典的經濟系統。也正是這樣一個體系，讓一個迷你城市得以每年舉辦全國​​最大的遊戲產業會議。

這是舍夫德（Skövde）的故事。

迷你城市的迷你大學

▲舍夫德（Skövde）街景

舍夫德不會是常規遊客的停駐點。它是斯德哥爾摩—哥德堡那條繁忙鐵路線上不起眼的一站，車站甚至沒有任何英文標誌；一張 A3 大小的地圖就能精確囊括其中的每一條街道和每一棟房屋；它也許只能吸引會玩的深度遊客，坐落於Vänern 和 Vättern 兩個瑞典最大的湖泊之間，其城市外緣盡是連綿起伏的森林、山野和湖泊，是遠足和登山的絕佳去處。

這個最早做馬匹販賣生意、中世紀靠一名聖徒吸引朝聖者的城市，直到 18 世紀都是瑞典最小的城鎮之一， 1700 年僅擁有 154 名常住居民。如今它的人口上升至 5 萬，仍然迷你。在傳統目光之下，支撐其產業的是Volvo全球最大的引擎製造廠之一。你一出火車站就能看到沿鐵路線豎起的巨大 “ VOLVO ” 字樣。Volvo在這裡的僱員數量超過 5000 名，毫無爭議便成為該地區第一大雇主。

然而舍夫德近年來之所以能吸引新鮮血液和國際目光，並不因為光鮮的大公司或任何時髦的城市硬體設施。它年輕且在飛速成長的文化核心才是世界認識它的緣由——面對如何持續發展城市經濟的問題，自治區政府的目光越過傳統工業，落在了生機勃勃的遊戲產業上。

這就是舍夫德大學成為全新發展核心的原因。位於城市東北部的這所大學創立於 1977 年，相當年輕，而且還是全瑞典最小的大學，然而當地人恰恰以其 “ 小 ” 而自豪——雖然只擁有 3,500 名左右的學生，它仍在瑞典大學評估中排名第 7 ，影響力輻射全球。它的理念超前，態度開放，決策也相當大膽，在 1990 年代便擁有瑞典最大的IT學院之一，早在 2002 年就設立了第一個遊戲專業，也是全世界首批開始教授遊戲課程的大學，目前有超過 500 名學生在此學習遊戲設計。

▲舍夫德大學校園

17 年的發展讓這個課程體系逐漸成熟。現在所有的遊戲相關研究都被歸入 “ 媒體、技術與文化 ” 學院，又被分為 5 個方向：社會與文化、音樂與創意實踐、敘事藝術、電子遊戲和人機交互。根據具體學科不同，學生們畢業拿到的可能是科學學位，也可能是文學藝術學位。

它擁有 5 個遊戲本科專業（設計、寫作、圖像、程式和音樂），又從 2007 年起增加了第一個研究生課題：嚴肅遊戲，旨在探索遊戲在醫療、訓練、教育、行銷等功能領域的作用， “ 遊戲不僅是純娛樂，它可以有另一層目的 ” ； 2011 年，文化方向被著重納入課題， “ 數位敘事：遊戲與文化遺產 ” 成為了新的碩士項目，他們通常在此探索文化遺產在遊戲中的表現形式，常與多地博物館合作。

Marcus Toftedahl 是舍夫德大學的一名講師，他已經教授了 10 年的遊戲設計與寫作，目前在讀博士，研究方向是中國遊戲市場。在他看來，舍夫德大學遊戲課程的核心就是跨學科融合——他們通常要求技術背景和媒體背景的學生合力完成作業，這更符合遊戲產業的現實， “ 畢竟在獨立遊戲領域，你什麼都得知道一點 ” 。若干課程過後，這些學生會被丟到一起，以最快的速度製作遊戲，一年級可能做 2D 遊戲，二年級做 3D 。他們並不像其他學校一樣用渲染動畫模擬最終效果，這裡的一切功課都在真正的遊戲引擎中進行。

遊戲的學術向研究令舍夫德充滿了吸引力，尤其是嚴肅遊戲和文化遺產，被人們視為拓寬遊戲疆域、賦予其更多功能和意義的重點。當然，大部分學生都會把開發遊戲作為終極目標，而舍夫德給予他們的幫助，不僅僅是在校期間，也延伸至未來的職業生涯。 3 年的本科學習後，臨近畢業的學生們可以選擇為一家遊戲公司工作——這在急需遊戲人才的瑞典幾乎算是輕而易舉——或是選擇自主創業。對於後者而言，投靠毗鄰校園的培育中心The Game Incubator便成了最佳選擇。

編織一個體系的培育中心

瑞典人強調的第一件事是：培育中心完全免費。

這有別於大多數新創培育中心的模式，因為它們通常會對公司收取一定的費用，有時是 6% 或 10% 的獲利抽成。而舍夫德的培育中心是非營利性組織，分文不收。它幫助大學學生和其他任何透過申請審核的人一步步創立自己的公司，期間為他們提供免費的辦公空間、休息區、硬體、商業課程，以及接觸發行商、參與業內活動的機會，僅僅收取像徵性的設備和辦公室月租金，這個 “ 象徵性 ” 的數字是 50 歐元。

他們的資金來自舍夫德自治區政府（Skövde Municipality）和以哥德堡為中心的瑞典西郡（Västra Götaland），培育中心本身源自和大學毗鄰的哥希亞科學產業園（GSP），也是地區遊戲組織Game Arena的一部分。GSP 成立於 1998 年，做著和任何一個產業園差不多的事——培育公司、投資新創、促成公司間合作交流等，涵蓋領域包括軟體工程、金融、電商等等。

2004 年，一個來自舍夫德大學遊戲專業的 15 人畢業生團隊找到了GSP 想發行遊戲。這對GSP 來說還是頭一遭，當時他們的培育中心只是泛泛的科技新創培育中心，對如何發行遊戲產品、成立遊戲公司並不了解。在他們發現遊戲公司和一般的IT 部門完全不同、而它同樣具備巨大潛力時，便決定創立一條遊戲專精路線。在培育中心的催化下，那個畢業生團隊在 2017 年和P 社合作發行了名噪一時的MMO 即時戰略遊戲 Dreamlords，他們的公司名是 Lockpick Entertainment。

15 年過去，培育中心在當地創造了 500 多個新工作，已經幫助 100 多家新創立足，雖然其中有的沒能存活到現在，但遊戲業內的合併、收併購不反常，而這些僱員通常能立刻在別家找到新工作，而隨著舍夫德和培育中心的名頭漸響，他們的簡歷通常也會很好看。

▲GSP 一棟辦公樓內留下的公司 logo 拼圖

來自政府的支持

瑞典人再三向我們提起來自政府的支持，稱他們是 “ 最安全的合作夥伴 ” 、基本會有求必應， “ 我們有時只需要開口’我們要一棟新樓裝下多少學生’，事情很快就能辦成 ” 。

“ 舍夫德自治區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你要如何增加就業機會？考慮到自動化和更多外包工作，讓 Volvo 再多僱傭 500 人顯然不太現實。那麼遊戲產業因為緊臨大學輸送人才，明顯是更好的發展方向。區政府在試圖把舍夫德引導到一個安全的發展方向，所以會盡力提供幫助， ” 培育中心的商業拓展顧問Per Micael Nyberg 說， “ 我們在利用瑞典納稅人的錢來投資企業家和新創，幫他們成長、獲利、最終取得成功，這樣就會產生更多的稅收回到瑞典的系統中去。一切都是長期的，快錢不是我們感興趣的東西。 ”

你可以在Game Incubator 的網站上找到一張路線圖，大致概括了一個有意成立遊戲工作室的人，要如何透過這條 “ 捷徑 ” 獲得自己想要的。這條捷徑實際上並不輕鬆，它讓新人們一窺進入產業的正統路徑，對之加以一定程度的引導，但中途不乏嚴格篩選，也相當於讓他們為獨立後的生存之戰做好準備。

任何瑞典人都可以在網站填好一張申請表（目前僅對瑞典居民有效，他們計劃在解決簽證問題後，將項目擴展至海外），硬性要求是在瑞典創立公司，同時要足夠對此上心， “ 我們不接收只對做遊戲感興趣的人，他們必須要認定這條路，準備好以做遊戲為生。 ” Nyberg 補充說。這些申請表會經歷一輪篩選，培育中心的工作人員會選出那些具有潛力的主意。

正式進入項目的第一個階段為 “ 新創階段 ” ，為期三個月。培育中心提供大學周邊免費的辦公空間、硬體和隨時接觸商業顧問的機會。參與者的主線任務只有一個——驗證（verification）。每個項目不能只是由一種感覺支撐，比如 “ 我的朋友喜歡這個 ” 或是 “ 社交媒體上有人誇它給它按讚 ” ，它必須要瞄準一個願意付費的受眾群。而為了確認自己的項目確實擁有潛在的付費支持，參與者必須開始收集真實數據。如果他們在做一個PC 遊戲，就應該建立一個Discord 頻道，確保人們下載、開玩，保證用戶確實參與其中；沒有測試版本，至少也該上傳遊戲預告，記錄觀眾的真實評價。其他小任務則包括確定公司名、開通社媒帳號、做好logo 和網站等。

新創階段後迎來的是第一次 “ 小考 ” （Pitch），參與者需要對一個由培育中心人員、投資人、發行商、開發者前輩組成的委員會陳述自己的項目。 “ 驗證透過 ” 的遊戲將進入下階段，未能透過的可以有二次機會，繼續回到前一個階段進行 3 個月的修改。而對於委員會成員而言，這也是早早接觸新鮮點子的時機，有的未透過項目也許只是需要打磨和重新包裝，看上它的投資人可以及時與參與者接洽商討未來合作。

從無到有，一切自己來

透過驗證的團隊接下來要進行 6 個月的進階商業訓練，並在此間進一步完善遊戲。舍夫德的學生可能在 2 、 3 年級的課堂上就接觸過基礎商業知識，但是根據Game Arena 項目主管Magnus Ling 的說法，這些學生仍舊對如何做生意完全不了解，如何成立一家公司、如何拿出商業計劃書、選定領導者、搞定版權和IP 改編權，他們仍要在一節節討論課和 workshop 上學習。培育中心並不提供資金贊助，參與者需要在周邊找工作養活自己，無論是麥當勞打工還是（理想情況下）去遊戲公司實習，同時再參與這些晚間課程。他們將確定自己的商業模式、計劃書、行銷方案，並開始聯繫發行商和投資人。

第二次Pitch 便是對委員會展示自己的公司計劃和團隊潛力。委員會將考核CEO 是否能勝任這個職位，Game Arena 則負責將新人們帶到國際性的遊戲大會，比如GDC 和各種GamesCom，讓他們結識更多的業內人士。

最後便是長達半年的 “ 風投階段 ” ，團隊在此期間會完成遊戲的發行，並擁有一個可持續的商業計劃。如果你是舍夫德的學生，你也在這個階段迎來了畢業。遊戲的成功發行意味著公司的立足，你將被邀請加入當地的遊戲社區，成為 “ 前輩 ” ，可能在未來某一天回到課堂傳授經驗或成為聆聽Pitch 的委員會成員。

 

“ 我們的目的不是創造遊戲，而是關注公司成長和就業機會的增加。 ” Ling 說道。

他還認為，大學依然是當地區的關鍵引擎。舍夫德的遊戲專業涵蓋一切，設計師、藝術家、程式員和商科學生兼具，讓學生們內部即可組成完整的開發團隊，隨時動手實踐；大學-培育中心-產業園相鄰的地理位置，也有助於組織各種跨階層的活動，加強社區新老遊戲人的交流。 “ 新創公司們成熟之後，就可以把經驗帶回母校，不少公司的所有僱員都是學長學姐，他們都有意願幫助新生。 ”

Coffee Stain Studios 便是培育中心最知名的產品， 9 個創辦人也都來自舍夫德大學，可以說從頭到尾都是舍夫德遊戲體系的基因。

當然，他們起初向委員會展示的遊戲並非《模擬山羊》。這個團隊拋出的首個項目是名為 1 < 3 Strawberries的平台跳躍手遊——不過其實他們對手遊完全沒興趣，只是為了透過審核才暫時放下初心，試探性地選擇了也許是最容易賺錢又不出錯的商業計劃，這為他們後期開發兩部口碑甚佳的塔防類 PC 遊戲 Sanctum 打下了經濟基礎。

而此後發生的事情看似偶然，實際又必然——沒有大學和培育中心，他們很難有機會達到兩個月內完成《模擬山羊》、趁著熱度立刻將之發行的水平。如今，Coffee Stain 已經獨立出去，把租金便宜的地盤留給了新人，自己將市中心的一家老電影院改造成了新的工作室。他們還在馬爾默的DevHub 設立了分支，新遊戲Satisfactory 也在Beta 測試中，一切運轉良好。

培育中心為夢想者提供方向，進入項目後，之後的結果完全依賴於自己的努力程度。

Angry Demons Studio，和自己暴躁叛逆的名字不同，其實是個相當勤勉的團隊。這個年輕的 5 人團隊在陽光正好的中午——大約是所有愛熬夜的開發者還在睡覺和拖延的時候，已經坐在了科技園區自己固定的小房間裡製作秋季將發售的新遊戲 Apsulov。按照 Ling 的說法，他們天天如此，穩如上班族，所以才能被我們在幾乎空蕩蕩的大樓裡抓到。這種自制力大概就是其處女作Unforgiving: A Northern Hymn（一款基於瑞典民間傳說的恐怖遊戲）品質高超得不像處女作的原因。

▲Angry Demons Studio 在培育中心所屬的一間辦公室裡

瑞典遊戲大會

幫助舍夫德的遊戲公司和產品獲得國際關注、促成舍夫德前往海外交流的機構Game Arena，同樣由地區政府資助。

除了帶隊參與各國遊戲行會外，他們每年 10 月會在此舉辦瑞典遊戲大會（Swedish Game Conference）。這是瑞典國內最大的遊戲會議，創立於 10 年前，每年前來的產業人士都在增多，從最初的 300 多人，到如今必須搬進市內最大的體育場Arena Skövde。 2018 年，有 32 個國家的 1000 多人參與會議，進行主題演講、圓桌討論，開設 workshop 和競賽， B2B 區域、遊戲展示、頒獎、派對一應俱全。它還會根據當年產業話題設定演講主題，去年是 “ 遊戲與政治 ” ，今年則是 “ 可持續性 ” 。

又一次，舍夫德的迷你和行會的盛大形成了對比。而讓它不同於任何一個大型遊戲行會的地方，自然在於它的學術氛圍。 “ 我們以遊戲領域的學術研究為榮 ” 。

▲瑞典遊戲大會

舍夫德的大學——培育中心體系也許難以在別地全盤複製，但正如我們在上篇提到的那樣，瑞典各地區具備各自的吸引力，思路完全不同的工作室都能找到適合自我的開發土壤，他們的目標和路線因而可以變得很單純：做好遊戲，活下去。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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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今年四月《大西洋月刊》的一篇報導就說，千禧一代的夫妻或同居伴侶，會比上一代更願意將雙方財產分開，雖然有研究聲稱這樣做證明雙方對婚姻缺乏誠意，但採訪中有些年輕人卻覺得反而是互相信任的體現；TD Bank前陣子也在美國做了個調查，發現 33% 的已婚夫婦，至少每個月會在錢的事上吵一次架，而那些已離異的夫婦，離婚前每個月為錢爭執的比例更高（ 44% ）；CNN去年在一次 “ 朋友間要不要談收入 ” 的訪談中也講到了一種趨勢：在 “ 公平薪酬 ” 意識的引導下， “ 問別人薪資 ” 可能已經不再是什麼特別冒犯的事。

大方談錢，還有哪些新的困擾？

在推崇個體經濟獨立、規則不應向人情讓步的今天，錢是個時髦話題。但消費觀念的變化、社交媒體的出現、不同個體觀念的衝突，又讓它摻雜了更多微妙的成分。結合我所 “ 現如今你覺得哪些談錢方式並不會傷感情 ” 這個調查，我們總結了幾個比較有當代特色的談錢新困擾：

1. 約會付錢，除了 “ 平分帳單 ” 還有哪些選擇？

AA 制和 “ 誰邀約誰買單（Whoever Asked Pays） ” 這兩個原則我們都很熟了，《富比士》雜誌在此基礎上又提供了一些更具體的操作指南，例如：如果是偏相親向的約會，最好各付各的；如果希望有來有往，那就輪流買單，別總讓一個人出錢；確定關係前，女性如果主動要求付款，男性應該尊重對方的意願；一方如果想全額付款，最好能禮貌詢問對方是否接受，不要動不動就偷偷結帳。另外，如果是同性情侶，在沒有傳統經驗參考的情況下，同樣建議將 AA 制和 “ 誰邀約誰買單 ” 結合起來用。

2. 社交媒體讓談錢變得容易了嗎？

不一定。在我們的另一個開放式問卷裡就有人提出了幾個難題，比如：搭伙吃飯用微信群收款功能確實會簡單很多，但別人如果忘記付自己的那份，是應該提醒一下還是算了？有了支付寶之後，好友／伴侶找自己借錢，是答應ta，還是讓ta先用借唄花唄？遇到 “ 你是學xx專業的嗎？那你幫我免費設計個logo／翻譯個文件／做個方案唄？ ” 這種線上聊天開場白，到底是無視還是婉拒？等等。社交媒體只是讓跟錢有關的討論形式更多樣化，並不能完全解決 “ 人情 ” 的麻煩。

3. 跟同事可以談錢嗎？

這同樣也是個挺敏感的事兒。傳統觀念認為跟同事聊收入話題屬於禁忌，但在資訊透明、同工同酬風氣的影響下，也有一些關於 “ 禁止透露薪資是否助長了薪資不平等現象 ” 的反思。美國招聘網站 Glassdoor 和 themuse 對此給出了比較謹慎的建議：如果你確信自己需要與同事談錢以保證自己獲得合理薪酬，可以先試著諮詢同業／校友，再私下詢問相對可靠的上級或同事；態度要誠懇，畢竟職場不歡迎八卦；以及，盡量不要問得太具體，點到為止。

4. 男性和女性在談錢時，態度有差別嗎？

還是以 “ 跟公司談錢 ” 為例，市調研究公司 eMarketer 今年一項針對 21-37 歲工作者的調查發現，男性受訪者中有 60% 的人曾經和現在的公司協商薪資，而女性只有 46 %，她們不問的最大理由是 “ 感覺渾身不自在，開不了口 ” （女性 30% vs男性 16% ），另一個男女相差很大的理由則是 “ 對現有薪水已經很滿意 ” （女性 14% vs男性 4% ）——不論背後的理由是什麼，不同之處還是比較明顯的。

雖然關於談錢的問題並沒有一成不變的答案，但值得慶幸的是，它總算是擺脫了 “ 功利 ” “ 拜金 ” 之類老套偏見，成為公認的當代生活常備技能之一。和許多新的社會規則一樣，從 “ No ” 到 “ Yes ” 再到 “ How to ” ，人們說起錢時態度確實變得更理性也更日常，不管討論得出的結果是什麼，這樣的變化都是一個可喜的進步。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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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心的時候更願意購物

一項刊登在心理學權威期刊《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的研究發現，傷心的人不小氣（Misery is not Miserly），難過的情緒會增加人們願意為一樣東西花錢的額度。也就是說，平時碰到一樣超過心理預算的東西，咬了三遍牙關也無法下決心買，但假如你碰巧情緒不佳，可能在自己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就已經痛快刷卡了。

而比這還要可怕的是，總有精明的品牌試圖用大數據洞悉你的內心，在你意志力最薄弱的時刻送上溫柔一刀，順走你口袋裡最後一點money。eBay（EBAY-US） 在 2016 年推出了 “ 情緒行銷工具 ” ， Facebook 則告訴廣告商說，他們能夠識別出什麼時候青少年們感到 “ 安全感缺失 ” 、 “ 人間不值得 ” ，什麼時候需要一點 “ 信心振奮劑 ” 。

壞情緒成為商機

去年我們報導過 Facebook IQ 關於人們在社交網路上的分手習慣的調查，他們說，分手後的用戶但關於旅遊產品的購買消費卻成長顯著，比宣布分手一個月前要多出 25% 。還有，人們在修改感情狀態前後四周裡都比平時更願意接受活動邀請，認為多參加社交互動能幫助自己走出痛苦的女性是男性的兩倍，而透過精修廚藝培養新興趣來走出痛苦的男性則分別是女性的 2.19 和 1.72 倍。根據這些調查結果， Facebook 建議客戶可以給這部分單身狗們定向投放旅行產品廣告，以發揮單身狗的商業價值。

失戀不一定很慘，但被人賣給廣告主實在是有點心煩……總之你種種隱秘的小情緒，在網路平台看來可能滿滿都是商機。

音樂暴露你的情緒囉

在暴露內心這件事上， “ 你喜歡聽什麼歌 ” 所攜帶的資訊量也不比分手時刻少。英格蘭銀行的首席經濟分析師Andy Haldane 說，透過人們在 Spotify （ Spotify , SPOT-US） 上的歌曲下載記錄，和他們搜尋歌曲時用什麼關鍵詞的語義學分析來判斷他們的感受，比傳統的市場市調研究更能幫助理解消費者的行為。

《衛報》記者Arwa Mahdawi最近寫了一篇文章討論了 “ Spotify 能知道你什麼時候心情不好，為什麼說這事兒其實挺可怕的 ” ，她說，一位 Spotify 的員工告訴她， “ 沒有什麼比一個人的音樂品味（和挑選小黃片的口味）更能說明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 。

而這家音樂平台的商業模式也是根植於這個信念之上的——在過去幾年裡， Spotify 一直致力發展自己的數據分析能力，根據用戶的性別、年齡、地區、歌曲列表、聽歌習慣等資訊來更準確地識別用戶情緒。 2016 年 Spotify 還宣布和網路廣告平台Rubicon Project合作，透過提供相關的用戶分析數據，在即時競價平台上使廣告商能夠更有針對性地打廣告。

Mahdawi 讓 Spotify 根據一些歌單分析出了英國最憂傷地區，得到的結果是牛津和劍橋，這兩個地區的用戶聽憂傷歌曲的頻次是全英最多。

他們甚至還用這些對人們私密情緒的洞悉做過一次成功的行銷。 2016 年底， Spotify 在美國、英國、法國、丹麥四個國家打出了由內部創意團隊策劃的廣告，內容是對一些聽歌習慣別緻的用戶的調侃，比如 “ 那位在情人節聽了 42 次《 Sorry》的伙計，你到底做了些什麼？ ” 還有 “ NoLita的那位從六月就開始聽節日歌曲的朋友——你當真是 jingle all the way 對吧？ ” ，還挺好玩的。

但想到這些數據可能會被打包提供給廣告主，心裡多少又會有點不是滋味。試想那位傷心的用戶聽第 43 遍《Sorry》 的時候突然收到一條來自航空公司的廣告，該是一種怎樣的心酸體驗。很想替他問一句，都已經夠傷心的了，就不要再惦記我的錢了好嗎？

《好奇心研究所》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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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 2020 ）年 5 月左右，房源共享平台 Airbnb 才大舉裁員集團內 25% 員工，總計 1900 人。沒想到在本（8）月卻出現了聲音，表示 Airbnb 打算重啟去年 2019 年擱置已久的 IPO 計畫。對比同樣以用戶共享服務為業務核心，並在 2019 年成功 IPO 的 Uber，本文將帶你將時序回到 2017 年，回顧這兩間共享經濟的巨獸：Uber 和 Airbnb。

矽谷第一值錢創業公司 Uber 賣掉中國業務半年不到，第二值錢的也正式進來了。

Airbnb 的 CEO  Brian Chesky 在復旦大學做了場關於共享經濟的演講，說要在中國招人做本地化產品、並且讓本土團隊有決定權，“而不是美國公司的中國站”。

第一次聽說有個服務讓你出門不住飯店，租陌生人房子住的時候，大多數人多少會有些猶豫吧。現在靠著這個點子，初次創業的 Cheeky 做成了一個估值 310 億美元的公司。 Airbnb 在中國能不能做得比 Uber 更好還難說，但 Cheeky 面對的未來看上去比 Uber CEO Travis Kalanick 順利很多。

2017 年開始，Uber 的壞消息就沒停過

就在三月，Uber 已經連續走了 4 個重量級高層。從 2017 年開始，Uber 的壞消息就沒停過。因為和川普走得近了點，幾十萬美國用戶在 #deleteUber 運動的號召下刪了 Uber。緊接著一位女程式設計師的自述將 Uber 內部縱容性騷擾的文化公之於眾……。

比醜聞更大的問題是虧損。即便算上賣掉中國業務之後套現的上億美元現金，Uber 在 2016 年依然虧損 30 億美元。同時這家已經燒掉上百億美元投資款的公司也沒法在短期內上市。為了留住員工，Uber 不得不允許工作滿 4 年的人提前兌現 10% 股份。

Airbnb 的情況則好很多。Cheeky 上週宣佈說 Airbnb 的上市流程已經走了快一半，明年就可以上市。從去年最後兩季開始，Airbnb 在全球已經整體盈利。

這是幾年前世界所不曾料想的結果。Uber 和 Airbnb 都是矽谷以“共享經濟”之名衝擊傳統行業的榜樣。兩家公司都是 2008 年開始創業、2010 年崛起。但在最初的六七年裡，Uber 怎麼看都是更順利的公司。Uber 融資更順利、全球化更早，它估值到 2014 年破 400 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值錢創業公司。當時 Airbnb 還只有百億估值。

為什麼現在 Airbnb 反倒比 Uber 更順利？

這兩個矽谷榜樣，有著截然不同的創業背景

作為兩個矽谷出來的公司，Airbnb 和 Uber 的背景不能更不一樣了。

Airbnb 的故事很簡單也很勵志，兩個大學畢業不久的設計師因為覺得工作毫無意義，起了做個網站讓人把房間租給陌生旅客的想法。

這兩位設計師寫不了一句程式碼，托朋友折騰幾週把網站弄上線以後，趕上狂歡節一週也只有兩個訂單 — 其中一個是自己訂的。

他們一開始對創業和投資是怎麼回事也毫無瞭解。 Cheeky 回憶說當時有創業者說要給 Airbnb 介紹天使，他一度以為對方說的是有翅膀的天使。

就這麼一個毫無經驗的團隊艱難地撲騰了一年多，中間一度靠透支信用卡過活。最後因為加入了矽谷大孵化器 Y Combinator，才逐漸成為一個正常的公司在 2010 年熱門了起來。

（Airbnb 公司的三位創始人，以及他們最早的 Airbed）

Uber 從不用人教

它的兩個創始人 Kalanick 和 Garrett Camp 都是連環創業者，各自都把自己的上一家公司賣出數千萬美元。

Kalanick 尤其經驗豐富，他在 Uber 之前創辦了兩個公司，第一個因為版權問題被好萊塢告破產，幫他累積了和傳統行業、監管機構鬥爭的經驗。第二個中途內部分裂，還趕上網路泡沫破裂，他熬了 6 年時間才找到賣家成功賣掉公司。當中最艱難的時候， Kalanick 甚至試圖參選加州州長，就為了讓更多人知道自己的公司 (因為只徵集到 45 個支持者沒有成功) 。

（Uber 兩位創始人， Kalanick  (左) 和 Camp  (右)）

如果談起創業故事，Uber 有個官方版本： Kalanick 和 Camp 夜遊艾菲爾鐵塔叫不到車，想著要是手機能隨手叫一輛車多好？於是就創立了 Uber。

事實上 Camp 琢磨了幾個月，甚至列了 100 個關於這個商業模式的問題花錢請人做調查研究。在最初的應用程式上線之前，Uber 聘請了一個核物理學家、一個計算神經科學家和一個機械專家組成了一個智囊團，專門研究如何預測城市裡乘客的搭車需求，優化 Uber 的叫車算法。

投資人們很快理解了 Uber 的生意，畢竟這是他們自己會用的服務。2010 年應用程式上線不久它去融資，雖然有人拒絶，但還是很快湊到了計劃中的 125 萬美元，連幫著張羅融資的 AngelList 創始人都差點沒能投進去。幾個月之後，矽谷最重要幾個投資機構之一的 Benchmark 就入股 Uber。

Airbnb 就艱難得多。到 2010 年秋天，已經一季能有 70 萬訂單的 Airbnb 在第二輪融資時依然頻頻被拒。

但現在一個盈利了，一個還在巨額虧損

現在，Airbnb 和 Uber 都是全球化的公司。Airbnb 在全球 190 個國家的 3.4 萬個城市有 230 萬間客房，是萬豪 (Marriott) 與喜達屋飯店 (Starwood Hotels) 集團客房數總和的兩倍；而 Uber 則在全球 69 個國家 400 多個城市都能叫到車，此前出租車公司大多只是單個城市裡的生意。

（Airbnb 客房數，數據來自 STR Global）

在收入上來說，兩家都是年收入上 100 億美元規模的大公司了。

Uber 在 2016 年的營收高達 88 億美元，但整個公司還在巨額虧損。

（2012 年到 2016 年年度淨收入和虧損情況，數據來自：紅點投資的投資人 Mahesh Vellanki）

2016 年上半年，除了中國市場之外，Uber 全球的乘客一共向公司支付了 88 億美元車費，Uber 將其中的 77%，也就是 67.7 億美元支付給了司機作為報酬，公司取得 20 多億美元左右的營收。但是，2016 年上半年 Uber 總體虧損了超過 12 億美元，也就是說 Uber 半年內，包含營運成本、司機補貼等等支出就超過了 32 億美元。

而 Airbnb 去年下半年已經開始盈利了。據估計，Airbnb 去年從出租房屋裡收到的分紅高達 17 億美元，並且去年下半年開始已經盈利了。這個數字比 2015 年成長了 89%，還有分析師預計，Airbnb 今年的營收將會超過 20 億美元。

為什麼區別會這麼大？

Airbnb 不用燒錢，是因為競爭對手追趕更困難

Uber 虧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每個市場都有競爭。

2015 年 5 月底，Kalanick 在中國一個小範圍的媒體見面會上說，Uber 在美國已經盈利。

但這個盈利狀態一年都沒維持到，Uber 在美國又開始燒錢。因為它在美國的競爭對手 Lyft 在 2016 年下半年拿到了 10 億美元的融資，於是 Uber 和 Lyft 又在美國市場上開始給乘客和司機補貼，打起了價格戰。

這樣的情況，最近幾年經常發生。在東南亞，當地的競爭對手 Grab Taxi 拿下了 70% 的市場份額，而 Uber 也只能進行補貼司機來爭奪市場。在印度，同樣的補貼故事發生在 Ola 身上。在中國，Uber 兩年就在和滴滴的補貼大戰中燒掉了 20 億美元。

相比之下，Airbnb 沒有多少相同商業模式的競爭對手，而且規模很小。規模最大的一家 Home Away 也只有 39 億美元的估值。

在傳統市場上，雖然也有私人房屋短期整租服務，但大多數是跟渡假屋、渡假村等需求相關，例如 2004 年就成立，2015 年被 39 億美元收購的 Home Away，或者 2010 年成立的渡假屋租賃聚合網站 Tripping，這些服務大多是對接空置的渡假屋和渡假者。

讓旅客住進陌生人家裡，對於任何公司來說都是一項極大的隱私和安全挑戰。建立信任是最難而且最花時間的：萬一房東和房客之間有刑事案件誰來負責？如果房客毀了房子呢？

這也是為什麼 Airbnb 拉投資如此艱難。就連被認為思維開放、很早就投資 Twitter 的紐約風險投資人 Fred Wilson 也沒有投資 Airbnb，因為這種商業模式看起來問題太多了。

（曼哈頓等地，就有應召女郎把顧客約到 Airbnb 房間進行交易，Airbnb 也進行了封號處理。）

要複製一個 Airbnb，除了需要搭建租賃的平台之外，還要有一個很重要的營運團隊，要給房屋拍照、摸索怎麼給房屋寫介紹、規範房主和租客雙方的行為。

在 Airbnb 品牌做起來之後，後續的模仿者規模也沒有做起來。他們的估值加起來也還沒有半個 Airbnb 多，還有歐洲的民宿租賃服務 Wimdu 在還沒做大之前就被收購了。

在特定市場和 Uber 競爭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情。

因為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時間都只在一個城市叫車。一個公司只要有充足的資金，就能在一個國家或者幾個主要城市挑戰 Uber。

比如滴滴從來沒有真正走出中國市場，但這不妨礙它在中國領先於 Uber，最後兼併 Uber 的中國業務。而在美國無法覆蓋所有城市的 Lyft，也逼得 Uber 一直燒錢。

但大多數人不會在自己居住的城市裡住飯店。Airbnb 覆蓋了全球市場，確保用戶可以去任何地方都能租到房子。相應的，它的挑戰者不能只覆蓋幾個市場，必須做一個覆蓋全球的網絡才能挑戰它。

同時在這個市場，補貼也不像給司機塞錢那麼有效。旅客住進一個陌生人的家裡需要的是信任，而這樣的信任建立，需要品牌建立、時間以及很強的營運團隊。

所有早年讓 Airbnb 起步緩慢的問題，反而成了它防禦競爭的護城河。

飯店業和叫車生意的本質區別，決定了 Uber 的利潤不會好

Airbnb 面對的是飯店市場。Uber 則在挑戰計程車、包車、租車生意。

Uber 面對的市場規模更大，但在打敗所有主要市場競爭對手之前，它還得燒錢。因此儘管 Uber 的估值是 Airbnb 的兩倍，但它為了應對競爭已經融了 5 倍的錢。燒掉的這些錢在未來 Uber 上市時都會讓投資人對它的盈利產生更高要求。

此外叫車是一件收入很高可是每一單交易額不大，利潤不高的生意。

“叫車”服務的本質，也就是打開手機點擊叫車到坐上車這個過程裡，重要的是分配最快抵達的車，而不是選擇哪輛車更舒適。車型只是錦上添花。在這個模式下，司機開的車好與壞，對於能接到多少工作並沒有太大影響，因為用戶並沒有篩選車型的操作。

同時司機的收入裡面車輛的油費是必須的成本，於是電動車、混合動力汽車等開起來比較便宜的車自然就變成了司機的首選。在中國可能是比亞迪，在美國就是豐田汽車。這些並不會鼓勵用戶付出更多錢。

但 Airbnb 找房子的過程就是完全不同的。在目的地確定的情況下，用戶挑選房子的主要因素就是房間體驗和房東的服務，用戶有大量時間看照片、讀評論來挑選房子。房主對房子的佈置越好，和房客的交流越充分，越能租出高價。

另外，搭車服務和住宿服務雖然看上去都是類似的“共享”，但實際上搭車服務的創新空間實在不大，但住宿就不同。

比如，不管是中國、美國的傳統廉價出租車還是 Uber 出租車，抑或是歐洲流行的電話呼叫“豪華”出租車，他們提供的服務都是從一個地方把你送到另一個地方。在這期間，服務品質、車輛品質、方便程度可能有些區別，比如 Uber 的核心技術手機呼叫和動態調價，但是說到底，這種搭車服務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運輸。

但 Airbnb 提供的住宿服務靈活空間就大了很多。首先，如果是傳統的商旅客戶，住 Airbnb 而不選擇飯店多半是因為便宜、有廚房、可以洗衣服的家庭環境，這種體驗是傳統飯店完全沒有的，對於住宿超過 3 天的商旅客戶來說，Airbnb 不僅比飯店更便宜，而且更方便。

其次，Airbnb 的服務資源雖然都是“房子”，但房子之間的區別，比車子之間的區別大得多：用戶在 Airbnb 上可以選擇 7000 歐元一晚上的法國羅瓦爾河谷的私人城堡過夜，這個價格比紐約瑞吉飯店的第五大道套房還要貴一倍。但用戶心甘情願支付這麼多錢。

相比之下，Uber 司機即使開著千萬的勞斯萊斯也最多被算作是豪華車，車費也只是和一輛 BMW 相同，比造價十萬的北京汽車電動車貴幾倍而已。實際上也不會有人常年開這麼廢油的車跑 Uber。

因為有了差異，住宿本身的目的就變得多樣化，像私人城堡這樣的房間可以是完全體驗式的消費，來住不是為了過夜而是為了過癮。Uber 曾經也推出過體驗性質的服務，比如坐熱氣球和直升機，但所有的這些特別交通工具都是短時間內的行銷，不是常態化的服務。

房子和車子之間的差異也決定了競爭對手出現的可能性。Airbnb 靠為短期內的客流高峰提供過夜選項起家，這些潛在客戶除了 Airbnb 之外幾乎沒有別的選擇。隨著 Airbnb 簽下的房間越來越多，就可以為越來越分散而普通的客戶提供住宿服務。這時，因為房子本身的數量遠比車子要少，理論上願意分享自己家的人也比願意回家路上順便開車捎個陌生人的人少得多，競爭對手進入 Airbnb 的領域只會隨著時間越來越難。

至少目前，Airbnb 進入的新市場想像力更大

訪問 Airbnb 在北京的辦公室時，新服務 Trips 已經開始內部測試，Trips 的手機應用程式最終在 2016 年 12 月上線。這個產品來自原來 Airbnb 房主的一項自發服務：為訪客提供當地的旅遊指南，Airbnb 將它篩選出來變成了一項特色旅遊服務。

這個模式看上去和攜程（Ctrip.Com, CTRP-US） (Ctrip 旅行網) 的城市特色旅遊項目很像，但 Airbnb 中旅遊建議作為房子競爭力的一部分，房東的主動性會更高。相比旅行社根據熱點或者本地傳統景點開發的批量旅行產品，Airbnb 的特色旅行服務一定更具個性化。

實際上，從閣樓空氣床開始的 Airbnb 沒有把自己限制成一家不大一樣的“飯店”公司。除了收購其他小規模的短租房平台之外，Airbnb 似乎從很早以前就想變成一個全面的旅行網站。

• 2012 年 11 月，收購了城市旅遊指南網站 NabeWise
• 2012 年 12 月，收購基於地理位置的問答網站 Localmind
• 2015 年 9 月，收購航班搜索、行程規劃服務 Vamo
• 2016 年 9 月，收購西班牙旅遊社區平台 Trip4real
• 2017 年 1 月，投資美國餐廳訂桌網站 Resy
• 2017 年 2 月，收購加拿大豪宅分享短租網站 Luxury Retreats
• 2017 年 3 月，宣佈正在收購主打團體募資的支付公司 Tilt
• 2016 年 11 月在年度房東大會上，Airbnb 宣佈未來戰略是差異化的旅行生意。

去年年底，Airbnb 被曝正在開發機票預訂功能，投資 Resy 未來會帶來訂餐廳服務。最近還有消息稱 Airbnb 請了諮詢公司麥肯錫評估長租公寓的生意。

Uber 的新業務發展就沒有 Airbnb 這麼多元。在 2016 年 8 月 1 日滴滴宣佈收購 Uber 中國之後，這家公司最受關注的新聞點就變成了“自動駕駛”。

在自動駕駛之前，Uber 曾經嘗試過很多業務，包括自行車快遞服務 Uber Rush、便當快遞 UberFRESH、快遞服務 Uber Cargo 等。但這些業務基本都是叫車業務的擴展，不管是送快遞還是送外賣，新業務都還是利用原來“叫車”的技術和資源。

另外就是，這些新業務進展都不好，僅在少數幾個城市營運，都只能算是 Uber 叫車服務的附加。

如果 Uber 能在短時間內清除競爭，這家公司或許可以依靠規模變成一個空前的大生意。但現在看上去很難。與此同時，Uber 將自動駕駛當成自己在叫車業務之外賭的那個未來。

但自動駕駛技術看上去不會被一家公司所壟斷。等它出現的那一天，Uber 的營運成本會更低，但它的競爭對手也更容易參與競爭了，而這一次它們可能是 Google、福特（FORD, F-US） (FORD) 和豐田 (TOYOTA) 。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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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經濟：泡沫隱患與突破優勢並存
• Airbnb、Uber 與 Snapchat 脫穎而出的關鍵 — 網路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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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的邀請下，蘋果（Apple, AAPL-US）公司 COO Jeff Williams、輝達（NVIDIA, NVDA-US）創始人黃仁勛、高通（Qualcomm, QCOM-US）公司 CEO 等七位半導體大佬悉數到場，並在一個小型研討會上探討了未來十年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方向。

對於張忠謀而言，從 1987 年創辦台積電到今天，他用了 30 年將這家公司從零打造成全球最大的晶圓代工集團，市值超過英特爾（Intel, INTC-US）。

就像蘋果 (Apple) 委託富士康生產 iPhone 和 iPad 一樣，今天的半導體產業已經把晶圓代工視為慣例。高通、輝達、聯發科（2454-TW）、Broadcom 等半導體設計公司從上世紀 90 年代甚至更早就將晶片生產、封裝及測試需求外包出去，自己的工程師團隊則專注在架構設計工作上。

蘋果近兩年的行動處理器 A10 和 A11 Bionic，輝達 Nvidia 設計的新一代 PC 顯示卡，華為公司的麒麟系列處理器，以及所有你知道型號的聯發科 MTK 處理器，全都由台積電生產。

而在 30 年前，人們普遍不覺得對技術要求極高的晶圓外包是個好主意。張忠謀改變了整個產業的看法。

56 歲創辦台積電

1985 年，張忠謀聽從時任台灣行政院院長孫運璿的勸導，辭去了美國通用儀器 (General Instrument) 公司營運長的工作，回到台灣擔任工業研究院院長。這一年的張忠謀 54 歲。他曾在知名半導體公司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 TXN-US） 工作了 25 年，直接負責晶圓生產事務。

晶圓是晶片製造的根本。大規模生產晶圓 (wafer) 涉及到的步驟和工序非常複雜。簡單來說，是先從二氧化矽 (SiO2) 礦石，比如石英砂中用一系列化學和物理冶煉的方法提純出單晶矽片。這些圓形的矽片還要經過多次蝕刻、光罩等處理，將微型電路覆蓋到表面上。最後還要通過嚴格的測試、切割、封裝、再測試等工序才形成了一枚最終可用的邏輯晶片。

（2 寸、4 寸、6 寸、8 寸晶圓，圖：維基百科）

當時的德州儀器是一家蒸蒸日上的半導體公司，接到了 IBM 等好多家公司的晶圓訂單。但也經常遇到良率下降、成品延期等情況。

張忠謀憑藉自己的勤奮和聰明，將 IBM 生產線的良率提升到了非常理想的水平，還多次受到客戶嘉獎。

（德州儀器工作時期的張忠謀 (中)，圖：NHK 紀錄片）

在德州儀器，張忠謀最高做到了副總裁，是整個公司的第三號人物。但回到台灣，情況則很不一樣。作為一個政府資助的機構一把手，張忠謀的主要任務是將台灣打造成一個半導體商業中心。這也是孫運璿在 70 年代末為台灣定下的發展方向。

按照這位行政院長的規劃，他希望張忠謀創立一家從架構設計到生產，再到封裝測試的全能型半導體公司，產業內稱其為整合設備製造商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當時矽谷的明星公司英特爾，就屬於這個類型。

但八十年代的台灣，半導體產業基礎幾乎為零，也缺少資歷豐富的專業人才。張忠謀仔細考察過後，決定創辦一家只從事晶片製造和封裝測試的公司，命名為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

（張忠謀在台積電開幕發佈會上，圖：NHK 紀錄片）

2013 年，張忠謀接受日本 NHK 電視台採訪時回憶到，英特爾創始人戈登·摩爾(Gordon Moore)得知後並不認為這是個好主意。

為了給台積電創立尋求第一筆風險投資用來建設廠房和採購設備，張忠謀親自給美國、日本的十多家半導體企業寫信。但包括 Sony、三菱 (Mitsubishi) 在內的大多數半導體公司都拒絶了，其原因都是認為單一的晶圓製造生意行不通。

幾經輾轉努力之後，台積電依靠台灣政府和荷蘭皇家飛利浦 (Euronext) 的兩筆資金，以及一些民間資本共計 13.775 億新台幣正式成立。

晶片產業從此產生了設計和製造分離

在創辦的第一年，台積電的工廠只有 3 微米和 2.5 微米兩種生產工藝，全年產能不到 7000 片六英吋晶圓，良率也不高，基本接不到大公司的晶圓訂單，整個公司在以虧損的狀態運行。

轉機發生在 1988 年，英特爾 CEO 換成了更年輕的安德魯·格魯夫 (Andrew Grove) 。他和張忠謀私交甚好，受邀到台灣參觀台積電的晶圓工廠。

（左一：安德魯·格魯夫，圖：維基百科）

當時的英特爾，受日本東芝、Sony 等半導體公司的激烈競爭，已經在 1985 年宣佈退出動態存儲晶片 (DRAM) 市場，集中研發力量設計更強大的 CPU 處理器。

格魯夫參觀完台積電工廠之後發現，其晶圓生產工藝比當時的英特爾落後兩代半，但最終還是決定將一部分生產任務分派給台積電。

消息傳出，在整個半導體產業形成了示範效應，主動來找台積電的半導體設計公司也多了起來。台積電也陸續在美國加州、荷蘭阿姆斯特丹等地設立分公司，從而能更深入地瞭解客戶需求。

到了 90 年代，矽谷湧現了一批新興的半導體公司，Broadcom、輝達、Marvell 陸續創立。它們在網路晶片、圖形處理、Wi-Fi 晶片設計等領域域各有專長。一個共同點是，這些半導體新創公司本身都沒有自己的晶圓廠，也沒有資金和人力搞定生產環節，對外部晶圓生產線有極強的需求。

台積電成了這些公司的第一選擇。1998 年，輝達同台積電達成戰略合作，將所有的圖形加速顯示卡交給台積電生產。雙方合作的第二年，輝達率先提出了 GPU (圖形處理器) 概念，可以幫助 CPU (中央處理器) 分擔一部分圖形動態渲染等計算任務。這個概念後來被整個半導體產業改採用。

（輝達創始人黃仁勛，圖：NHK 紀錄片）

有了英特爾、輝達等成功的客戶案例，台積電的晶圓代工模式迅速被半導體產業接受，接到的大訂單也越來越多。到了 2000 年，台積電全年營收首次逼近 60 億美元。十年後，這個數字翻了不止一倍。

（台積電全年營收，圖自：台積電）

對於整個半導體產業而言，台積電只從事製造不涉足晶片設計降低了其它公司進入半導體產業的門檻。台積電同輝達、高通、蘋果、博通（Broadcom, AVGO-US）、以及後來的 ARM (安謀) 等公司形成的緊密合作關係，甚至比 PC 時代微軟（Microsoft, MSFT-US） (Microsoft) 和英特爾的聯盟更加成功。

在這種分工模式下，ARM 能專心設計更優秀的指令集，高通、蘋果則可以更好地處理器性能和功耗的平衡問題，剩下的生產、測試、封裝等任務全部交給台積電，完全不用這些公司分散精力。這也從硬體層面保證了智慧型手機的性能每年都在大幅提升，也越來越好用。

在總結台積電取得成功的經驗時，張忠謀解釋說，總能找到正確的客戶對於一家代工企業來說至關重要。從早期的英特爾，到後來的輝達、博通、Marvell、ATI、AMD、高通，包括聯發科和華為海思，每家公司的晶片都有龐大的年出貨量。客戶的成功，為台積電帶來更多營收，而張忠謀又把營收中的大部分用在擴充產能和新技術研發上，形成了正向循環。

到今天，台積電多年晶圓代工經驗積累下的工藝技術、良率控制和封裝測試能力，大幅降低了半導體公司採用新設計的門檻和研發成本。

十多年前開始研究手機處理器的華為受益於此，去年才涉足半導體產業的小米旗下松果電子也正從中獲益。

只做“代工”的晶圓廠確保了摩爾定律的延續

2001 年，全球網路經歷了第一次泡沫破裂，無數家公司關門大吉。半導體產業也受到影響，台積電營收在這一年首次出現了下滑。此時的張忠謀仍然在新技術研發上不計成本地投入。

他聘用 3D 晶體管技術 (FinFET 和 FDSOI) 的主要發明人胡正明為台積電 CTO。這項技術，簡單講是把晶體管排布方式從原來的平鋪改為立體堆疊，使得單位面積內能容納的晶體管數量更高。而一枚晶片的晶體管越多，一般認為它的計算性能就越強大。

在胡正明擔任 CTO 的三年多時間裡，台積電加速消化這一新技術，並在量產過程中不斷嘗試，終於在 2013 年率先將 16 奈米 FinFET 工藝投入風險生產 (risk production) ，比三星電子 (Samsung) 旗下晶圓代工部門領先了差不多兩年時間。

蘋果公司在 2015 年推出的 iPhone 6S 就有大約一半採用了這種工藝製造出來的 A9 處理器。而 A9 的下兩代處理器，A10 和 A11 Bionic 也都是台積電生產的。

2014 年，張忠謀為了攻克 10 奈米的技術難關，親自在公司內部啟動了“夜鷹計劃”。這項計劃募集近 400 位研發人員，以比較優渥的條件讓這些工程師按照 24 小時三班倒的形式進行製程研發工作，最終解決了所有技術挑戰。

iPhone 8 上搭載的 10 奈米製程的 A11 Bionic 就是“夜鷹計劃”的成果之一。它的性能跑分成績已經大幅領先了高通和三星的頂級 SoC。

對於未來，張忠謀在退休之前已經為台積電做好了中短期規劃。

2020 年 9 月 12 日，台積電在南京投資 30 億美元的晶圓廠建設基本完成，張忠謀親自出席了廠房移機儀式，並宣佈從 2018 年下半年開始，在南京工廠生產 16 奈米晶圓，規劃月產能達 2 萬片。

與此同時，台積電希望繼續按照摩爾定律，推進晶圓製造的工藝升級。根據台積電的路線圖，預計從明年開始量產 7 奈米晶圓，2019 年將極紫外光刻 (EUV) 技術的 7nm+ 技術導入量產，2020 年計劃 5 奈米開始量產。接下來還有 3 奈米和 2 奈米。

為了預防未來研發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阻礙，台積電還在這條路線圖上增加了 8 奈米和 6 奈米製程。老對手英特爾還有三星也在拚命研發更尖端的半導體製造工藝。

如果說摩爾定律終有一天會失去效力，那麼在台積電的計劃裡，我們距離那一天至少還有 4-5 年時間。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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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再也不願意當有什麼事要出門的時候，急急忙忙去找自己的姐妹、女友、太太（或者媽媽？）要一支遮瑕膏來抹一抹。

8月的一個週末，孟迪去給一個“男閨蜜”買男士用的粉底液，他說自己出門需要遮瑕，“打個底”。

孟迪問了好幾個專櫃，都說沒有男士專用的粉底液。最後，在Anna Sui 的櫃檯，櫃姊遞給她一個心型的盒子，說時常有男士來買Anna Sui 的粉底液，只要色號深一點，男士用就沒問題。她最後還是沒買，因為包裝看起來還是過於可愛了一點。

男人越來越在意容貌了。有那麼一群男人，他們追求的不僅僅是乾淨整潔，還要更漂亮。

Yahoo美妝頻道今年上半年曾這樣寫道，在美妝市場上，提供給男人的選擇越來越多了，男人也覺得自己魅力四射是件很棒、很自然的事。他們再也不願意當有什麼事要出門的時候，急急忙忙去找自己的姐妹、女友、太太或者媽媽要一隻遮瑕膏來抹一抹。一些不分性別的美妝品牌比如  Malin+Goetz ，或者Tom Ford的一些產品，都讓男人用起來心安理得。

最近，百度（Baidu, BIDU-US）諮詢部發布了一組數據，描繪出中國男人對於彩妝的態度—用彩妝的男人越來越多了。今年，男士化妝品增幅達39%。其中眉妝的增幅最大，高達65%，唇妝其次，增幅達31%。報告還說，年輕男性，特別是85後，對男士彩妝的接受度、青睞度更高。

早在2012 年，諮詢公司NPD Group 就發過一個關於男士化妝品市場的報告，男士化妝品市場快速擴大：10個男人中有9個會用化妝品（護膚品）， 37％的男人使用臉部清潔用品，超過26%的男人會使用抗皺產品，30%的男人使用唇部產品。

你是否感覺到，“硬漢”式的男性形象，在今天似乎伴著一股懷舊的氣息。年輕女孩們喜歡那些頭髮清潔、指甲修剪整齊、衣著精緻、容貌俊秀的美男子。如果這樣的男子是gay，她們會高高興興地和他們做“閨蜜”。

漂亮的男人真是所向披靡，男人如何讓自己更漂亮，也成了值得鼓勵的嘗試。其實，男人化妝的歷史非常漫長，可追溯到公元前一萬年的古埃及男人，他們畫眼線。

人類社會對“美男子”的定義一直變幻莫測，為潮流定調的，可能是國際四大時裝週。伸展台上的風格，會在接下來兩三年逐漸傳遍全球，深入人們的生活。從歐美到日韓，再到中國，是以往多年各種潮流傳播的一條常見路徑。

今年7 月，Gucci 新任設計總監Alessandro Michele 發布了新的時裝作品，展現一種“雌雄莫辨”的風格，男裝同女裝一樣強調腰線的設計。諮詢公司NDP Group 建議說，“你們的男女裝應該放在一起賣。”

緊接著，倫敦、米蘭、巴黎的男裝週上，Prada、Moschino 等品牌也不約而同地把男裝做得“花團錦簇”。Moschino 在米蘭的男裝秀上，男模塗抹了粉嫩的面頰，精緻地描畫眉眼，漂亮的小男孩還會被點上一顆美人痣…熱衷時尚、講究打扮的男士有了自己的專有名詞——“孔雀男”。

正如當年，精於高檔訂​​製的Chanel 、Dior 為了配合高檔訂製時裝秀，漸漸開發出了自己品牌的彩妝。Tom Ford 也為自己的時裝推出了彩妝產品，設計師已經放話，要向專供男士的彩妝擴展。時裝秀從來不只是時裝，髮型、妝容都會傳遞出強烈的潮流訊號。

歐美有孔雀男，而在愛美如命的韓國，不乏“花美男”。韓國的男人不僅講究穿衣風格搭配和設計剪裁，更緊張自己的臉。日韓男星化妝是必須的，韓國男明星的妝容擅長走清晰風，日本的“視覺搖滾”甚至將誇張的妝容作為表演的主要組成部分。

也許是受此影響，中國時下最當紅的90後男星鹿晗、吳亦凡、李易峰，都是膚若凝脂、唇若染朱的容貌，兼具女性的柔美。年長一些的男星黃曉明、喬任梁，在多個場合都會畫上眼線、煙熏，成為話題。

不僅是娛樂圈，普通的韓國男人化妝品的消費正在不斷激增。韓國食藥廳最近對1800 名成年男女進行的調查顯示，男士每天平均使用13 種化妝品，是女士平均使用27 種的一半左右。以前的男士一般會在刮鬍子後擦些化妝水，最多再加上一個乳液。但是最近的趨勢是去油脂，去除鼻子黑頭，再抹上粉底，這是基礎化妝。全套化妝大約需要半個小時。

“在韓國男人中，已經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完全接受彩妝了，並且像女人一樣熱衷於’玩’彩妝。這個潮流時刻影響著中國，中國有一些男人開始塗BB 霜、防曬霜，以前他們最多用洗面乳。”一位時尚雜誌資深美容編輯告訴記者。

化妝品網站Cosmeticdesign-Europe報導說，愛茉莉太平洋集團的老闆Lim Jung-shik認為，男人化妝是一件值得關注的大事：“估計20%的年輕韓國男人會化底妝。在西方，如果一個男人化著妝去公眾場合，人們可能會覺得他的性取向不一樣，但在韓國並不是，你的外貌可能會影響你的事業發展。”

另一個對“彩妝”持開放態度的群體是英國男人。2013 年，接受調查的1800 名英國男性中，十分之一會化妝出門，一半的人說他們常化妝，五分之一的人說每天化妝（但會保密）。唇妝、眼線、以及美黑產品都是英國男士最愛的彩妝產品。2013 – 2014年，英國男人對BB 霜使用翻倍，一些英國男士使用的BB 霜是女士產品。

因為英劇《夏洛克》紅遍全球的英國男演員，“卷福” 班尼迪克·康伯拜區在金球獎紅毯上說：“彩妝對男人和對女人一樣美妙！”幾乎所有的男演員在公眾活動上或者螢幕上都要化妝。

當然，對這一趨勢行動最快的還是韓國化妝品公司。愛茉莉太平洋旗下子品牌IOPE 已經推出了一款男士彩妝產品——男士水潤多效氣墊粉凝霜。

IOPE 的品牌公關鮑惠珏告訴《好奇心日報》：“這款產品主要是看準了對肌膚管理有興趣，除了基礎防曬外還想讓肌膚看上去自然健康的男性，尤其瞄準那些喜愛戶外活動如高爾夫的男士。”

歐萊雅旗下專做男士護膚的碧兒泉也推出了一款BB 霜，現在你可以在雪芙蘭的專賣店裡看到這款產品。

在中國，男士彩妝產品線最全的品牌是軒諦。這個成立於2005 年的男士化妝品牌不僅推出男士的專業護膚產品，也覆蓋了彩妝的產品線：BB 霜、男士眼部遮瑕筆、定妝粉。

“男士彩妝在中國的市場規模還比較小，所以男士彩妝每年的增幅也就顯得非常大。”進口有機化妝品專營店有機家Organic+ 總裁兼創始人陸曉明說。目前各大化妝品集團都對男士彩妝這一領域高度關注，在中國，軒諦和碧兒泉兩個品牌比較早進入男士領域。碧兒泉長期做男士護膚品，積累的經驗、數據、客戶資料或許能幫助他們切入男士彩妝。

“品牌們仍然存在一些疑慮，擔心過早涉入，時機不對。他們試探性地找到一些男士需求的重點，開發一些單品先切入。”一位化妝品行業諮詢人士如是說。

Dior、Mac 這些傳統彩妝大品牌採取的做法是：讓男士相信，這些品牌的彩妝並非只針對女性，只要顏色、質地合適，男士完全可以買來自用。這些品牌向記者表示，一直有男士會來專櫃購買彩妝，粉底液、眼線、眉粉是最容易被男士選購的彩妝單品。

其實，類似的過程在男士護膚品領域已經上演過了。

以前中國男人最多用個大寶，最近大約10 年，化妝品牌的做法是：先在女性品牌旗下推出男士護膚單品，隨後發展到更多產品線，最後才會出現專門的男士品牌。當那些大型化妝品集團發現，跨性別的化妝品牌無法滿足男士的需求時，他們就會推出專供男士的品牌，上海家化的品牌高夫，以及資生堂的UNO 都是專供男士使用的。

男士化妝品市場是一塊不小的蛋糕。2012 年銷售額在26 億美元左右，預計到2016 年將達32 億美元。雖然，其中護膚品一直是男士化妝品市場的主力，但面對規模在逐漸擴大的男士彩妝市場，品牌不敢忽視。

在專業領域，給男生化妝，專業彩妝師常常選擇MAC、Make up Forever 、Bobbi Brown 、植村秀這些專業彩妝， Tom Ford、Clinique、碧兒泉還不常在他們的選擇範圍內。

與華納唱片、《哈潑時尚》長期合作的美妝師斌貝告訴《好奇心日報》：“給男生化妝時用的化妝品和女生一樣，只是色號不一樣。如果是一些外國男模，或者是陽剛風格的男明星，就會根據他的膚色選色號更深的彩妝，比如40 ；但如果是青春偶像型的，日韓的年輕藝人，一般就畫更清透的妝，甚至是適合女生的色號的底妝，比如MAC 的101、102 色號。”

男士化妝品市場，品牌在行銷時都不敢忽視，男人只是想變得更漂亮，他們不希望把化妝、美貌和自己的性取向聯繫在一起。品牌知道，要盡量避免提到“m”（make up 化妝） 這個詞。男士化妝品的包裝，不能用女性喜歡的紅色、粉色，而要用黑色、灰色、青銅色，讓人覺得更有男人味。(文/張田小)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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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讓那些一成不變的美國老公司感受到了威脅。

麥可·米爾肯（Michael Milken，1946 – ），他是被稱為“垃圾債券之王”的投資分析師。1970 – 80年代，麥可·米爾肯首先發現─那些因為要保護小投資者而不能破產的大公司，它們的信用等級雖低，但其實有更好的價值。繼而通過發行垃圾債券，他扶持小公司成長，並利用“槓桿收購”模型，間接促進了美國1980年代的併購現象。

挖掘市場上被忽視與低估的資產

這個人蔑視規則，他的一生都在建立新的秩序。他認為他之所以被起訴，是因為他對一成不變的美國老公司而言是一種威脅。

當年，混華爾街的人都視麥可·米爾肯為神。他不願出現在公眾的視野裡，每年只在結婚紀念日當天和妻子外出進餐。剩下的時間，他就是在工作，你只能在工作場所找到他。

他最擅長挖掘市場上被忽視與低估的資產。只要米爾肯願意，他能夠幫助任何一所他看中的公司完成看起來本不可能的併購。他蔑視美國的大公司，說它們機構臃腫、管理混亂；他也不怎麼看好華爾街的同行，認為他們中的許多目光短淺。

【延伸閱讀】

• 什麼是併購套利？併購套利該注意什麼？

麥可•米爾肯(Michael Milken)

玩出多樣化垃圾債券

他的一生與一個叫做“垃圾債券”的東西聯繫在一起。

垃圾債券並不是垃圾。它的本質和普通債券並沒有差別，不同處在於，發行垃圾債券的公司信用等級低，投資者的投資風險較大。為了吸引人投資，這些公司會以高利率作為誘餌。簡單說，就是高風險高利率。所以，垃圾債券還有另一個名字：高收益債券。

米爾肯倒不是垃圾債券的發明者。在他出生以前，美國政府早就發售過垃圾債券，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GM-US）和IBM 也都曾依靠它獲得早期融資。

但把垃圾債券玩出這麼多花樣的，米爾肯是第一個。他為他的時代創造了一個新的遊戲規則。

還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唸書的時候，米爾肯就曾接觸到W‧布拉多克‧希克曼的研究。希克曼的結論是，低評級的債券經過多元化的組合配置，回報率能高於高評級的債券。

1972 年美國經濟受創，許多債券的信用等級下滑為垃圾級。在所有人都拋售這些債券時，米爾肯想到了教授的結論。他發現，這些債券信用等級的降低，都是由宏觀經濟低迷引起的，只要企業的前景夠好，這些債券的質量就有保障。

於是，米爾肯對他的老闆提議，要在德崇證券成立一個低等級債券買賣部門，專門遊說投資人買賣垃圾債券。

此後的六年裡，德崇創造出了400 億美元的市場規模，壟斷了全美國的垃圾債券市場。投資者們見到了利益，搶著購買垃圾債券。垃圾債券的需求越來越大，市場流動性越來越高，價值不斷躥升，頗有投資眼光的米爾肯因此獲得了一個稱號——“垃圾債券之王”。

米爾肯引領了1970－1980 年代垃圾債券的市場熱潮

“創造”垃圾債券

那麼，問題來了。垃圾債券越來越受歡迎，經濟形勢轉好提高了不少垃圾債券的信用等級，市場上於是出現了垃圾債券供不應求的局面。米爾肯腦子一轉，做了件誰也沒想到的事：“創造”垃圾債券。

與其坐等大公司信用降級，不如找到一些發展中的新創公司，放債給他們。這些公司的信用，和那些因宏觀經濟萎靡而信用下降的大公司差不多，但由於它們處於發展上升期，債券的質量其實要更高。

很快，米爾肯和德崇就成為了這個市場的掌控者。由於米爾肯獨到的投資眼光，這個業務不僅讓他、德崇和投資人發了財，還助推了美國小公司的成長和就業。要不是米爾肯為它們籌資，這些小公司早就死在了資金匱乏的大路上。

1983 年成立的電信公司MCI，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當時，米爾肯以9.5% 的回報率，為它發行了10 億美元債券。憑著這些資產，MCI 有了實力開拓電信光纖業務，還向產業巨頭AT&T 發起了挑戰。美國電信業在80 年代的蓬勃，很大一部分仰仗於米爾肯的遠見和對相關公司的相助。

與此同時，會玩兒的米爾肯也發現了一個垃圾債券的新玩法：為小公司發行垃圾債券，讓它併購大公司，俗稱“槓桿收購”。

想像一下，在一件收購案中，小公司（收購者）借助發行垃圾債券（或向銀行貸款），從市場上得到足夠的資金，以此大量買進大公司（收購對象）公眾股東手中的股份，由於大公司通常信譽良好，小公司便可以大公司的資產與未來現金流作為償還債務的保證，最終以輕撬重，上演“蛇吞象”的局面。這類通過資本運作以小吃大的做法，通常被認為是“惡意收購”，擾亂金融秩序。

1989 年，傳播集團WPP 就是通過這個模型，以超過8 億美元收購了奧美。這家公司在此後的20 年裡，通過持續性併購，完成了從超市購物籃生產廠商到全球最大傳播集團的蛻變。

米爾肯雖然不是這些惡意收購的主謀，卻是這些活動的重要推手。

1990 年，米爾肯被指控“掩蓋股票頭寸”等六項罪名並認罪。他被判處十年監禁，按照法院規定，米爾肯將終身不得再涉足證券業。三年後，他提前出獄。

(文/徐婧艾；圖片來源Bloomberg、Observer )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併購的發展歷史
• 1981 年巴菲特致股東的信：併購成功的兩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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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日報：查理·蒙格主張“獨立思考”，可也特別愛和同事說：“你再多想想就會同意我的意見，因為你很聰明，而我是正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我讀書之多，可能會讓你感到吃驚。”   當查理·蒙格（Charles Munger）的形象出現在1996 年某期《富比士》雜誌的封面時，暢銷書作家珍妮特·洛爾（Janet Lowe）寫道：「民眾們開始意識到蒙格不僅僅是“波克夏（Berkshire Hathaway, BRK.A-US）年度大會”上華倫·巴菲特的搭檔了。」

漫畫：蒙格和巴菲特

蒙格自己就是個大人物

現年91 歲的蒙格正在巴菲特的波克夏．哈薩威公司擔任副董事長，同時也掌管著加利福尼亞發行量最大的法律報業集團——每日新聞集團（Daily Journal Corporation ），以及波克夏持股80% 的威斯科金融公司（Wesco Financial Corporation）。

在坊間，蒙格常被稱為“站在巴菲特身後的巨人”。他自己也老愛說：“和巴菲特共事這麼多年，我覺得自己只是個註腳。”

可事實上，他們合作無間超過40 年，對很多問題的價值取向卻完全相反。

巴菲特稱自己是大半個民主黨，說話常用短句，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獻給了投資事業，一直住在1958 年買的第一套房子裡。而蒙格是個堅定的共和黨，平日里從不介意多費口舌，多年不參與波克夏的日常營運，卻親自參與設計捐贈給史丹佛和密西根的建築。

但他們曾經都是熱切的墮胎權支持者。

相差6 歲的兩人都來自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他們在1959 年通過共同好友戴維斯醫生介紹相識，這時蒙格的父親剛剛去世，而巴菲特早期的引導者班傑明·葛拉漢（Benjamin Graham）對投資的興趣也在日益消減，從紐約搬到了洛杉磯。在巴菲特需要重新找到一個能夠產生共鳴的人的時候，蒙格出現了。

在從密西根大學輟學，服完海軍兵役但不具大學文憑的他進入了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之後，他成立了蒙格、托爾和奧森有限公司（Munger，Tolles & Olson LLP）。在進入投資界前，蒙格還擔任過一陣子房地產律師。

與巴菲特合作的首件“戰利品”是對藍籌印花公司（Blue Chip Stamps）的收購。之後，他們又收購了喜詩糖果（See’s Candies），購買了聯合棉花商店（Associated Cotton Shops）、伊利諾伊國民銀行（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 Bank），並創立了新美國基金（New America Foundation ）。

再之後的故事就人盡皆知了，波克夏·哈薩威成了當今最成功的投資公司，持有的股票包括可口可樂（Coca-Cola, KO-US）（Coca Cola）、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 AXP-US）、富國銀行（Wells Fargo）等等。

不過，巴菲特曾在艾麗斯·施羅德撰寫的《滾雪球》（The Snowball: Warren Buffett and the Business of Life）中坦言， 1976 年，自己正在葛拉漢的“煙蒂式投資”和蒙格提倡的“大生意”之間搖擺反覆。

葛拉漢(Benjamin Graham) 是被巴菲特奉為“教皇”的價值投資之父，他認為要尋找那些股票價格遠低於流動資本的公司，這些公司通常便宜但又有點素質。這種做法就像滿地找雪茄煙蒂，只要你找到一個，那麼吸最後一口肯定是免費的。

至於蒙格，他提出了一個更全面的“Lollapalooza 效應”。

簡單來說，Lollapalooza 效應可以解釋為，蒙格不會對一家公司的財務信息進行獨立的評估，卻轉而將它的內部經營狀況和更大的整體”生態系統“結合起來看。在記錄蒙格20 年公開演講的《窮查理的普通知識》（ Poor Charlie’s Almanack ）中，這位“窮查理”把它稱為“多元思維模型”，並聲稱這種思維方式深刻地影響了他的生活、學習和決策。

“你知道諺語是怎麼說的：’在手裡拿著鐵鎚的人看來，世界就像一顆釘子。’這是處理問題的一種笨方法。”蒙格說，“你必須知道重要學科的重要理論，並經常使用它們——要全部都用上，而不是只用幾種。而大多數人都只使用學過的一個學科的思維模型，比如說經濟學，試圖用一種方法來解決所有問題。”

蒙格舉了個打橋牌的例子。如果手握幾張短牌，怎麼辦？誰都知道有一些適用於規則的標準方法，但這些模式的數量都是有限的。“重要的是把它們用行之有效的網絡狀模型來組織。”蒙格說。靠著這個，他時不時地贏下牌友巴菲特、比爾·蓋茲和《財富》雜誌的編輯卡羅爾·盧米斯。

比爾·蓋茲、蒙格和巴菲特

蒙格喜歡翻閱各種書，並堅信它的好處——至少可以讓“思維模型”更多元。“我這輩子遇過各行各業的聰明人，沒有誰不是每天閱讀的，沒有，一個都沒有。華倫讀書之多，我讀書之多，可能會讓你感到吃驚。”蒙格稱，自己的思維模型達到了約100 種。

這也許還能克服大人物常有的偏執，讓蒙格花更多時間去想事情的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

可口可樂公司常年為波克夏·哈薩威帶來高額回報，蒙格意識到這其中有一些關乎企業能否成功的核心東西。可口可樂口感極佳，同時又能補充能量、興奮神經，人們很容易產生由冰鎮（飲料）而引發的興奮感條件反射，所以成功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可口可樂因此被蒙格稱為“一個產生和維持條件反射的企業”。

《窮查理的普通知識》

除了“可口可樂原理”，蒙格還總結出了25 個誤判傾向，並分享了它們背後的機會。包括：

人類的大腦天生就有一種盡快作出決定、以此消除懷疑的傾向，所以大多數人就是需要宗教信仰； “康德式”的道德準則要求人們遵守法則，這一定程度上讓人們對“善有善報”滿懷期待；人天生具有好奇心，而如果好奇心能得以保持，人們就能在離開學校後依然擁有許多樂趣和智慧。

話說回來，蒙格不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投資人嗎？為什麼我們看到的蒙格是一個熱愛讀書，看重思維模型作為方法論，強調學術和生活智慧緊密相關，並熱衷分析人性的人？事實上，他的確更​​願意傳播這些宏觀的東西，而不是具體到某一家公司名股票值、 beta 係數或者資產定價模型。

“人生每個階段都將面臨考驗，我認為有三點將有助於你應對這些挑戰： (1) 期望值要低；(2) 富有幽默感；(3) 把自己置身於友情和親情中。”這可以是蒙格通過投資成為億萬富翁的智慧，也可以是更多事情的“成功學”。 (文/馬寧憶；題圖來自  businessinsider、CNBC、Cooper Dane、Amazon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來源：Nick We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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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國，截至 2019 年 4 月 21 日，它的預售票房就已經超過了 5 億元。在還未上映前，它的票房就已經排到了中國影史的前 180 位，並且這個數字還會進一步刷新。

目前為止，全球影史票房紀錄仍然由 2010 年的《阿凡達》保持，但人們大多相信《復仇者聯盟 4》終究將打破這個 27.88 億美元的紀錄。不過，就算最終沒有做到這一點也無礙，過去十年也早已經見證了《復仇者聯盟 4》所屬的漫威電影宇宙成為 21 世紀以來最成功的電影產品類型。

從 2008 年的《鋼鐵人》開始算起，截至 2019 年 3 月的《驚奇隊長》，漫威電影宇宙一共推出了 21 部電影，累計全球票房達到 185 億美元。而在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這 21 部電影的累計北美票房也超過了老牌的《星球大戰》、《007》等系列，在短短的十年時間內，成為最賺錢的電影產品。

在可以考證的媒體記載中，電影宇宙這個概念最晚在 2006 年的時候就已經出現。漫威提出，將首先拍攝一系列單體英雄電影，在非漫威粉絲群體中獲取了一定的認知度之後，再拍攝一個將這些英雄集結在一起的複仇者電影。2007 年《紐約時報》的另一篇報導隨即顯示，儘管當時他們只公布了《鋼鐵人》和《無敵浩克》兩部電影，但已經有超過 10 部電影出現在他們的項目列表中。

當時幾乎沒有人意識到，漫威電影宇宙會改變好萊塢電影工業的走向。在 2007 年，《蜘蛛人》三部曲正式收官，《哈利波特》系列推出到第六部，《加勒比海盜》推出續集，《變形金剛》初出茅廬。就連《紐約時報》也只是將漫威電影宇宙看成是又一個類似的超級大片系列（Mega-blockbuster Franchise）。

而在四、五年前，漫威電影宇宙的力量也更多被解讀為由 IP 賦予。這個自 Intel lectual Property 而來的縮寫，大體是指這樣一種東西，創造一個米老鼠這樣的形象，在圈粉之後，把它開發成電影、電視、樂園、玩具、衍生品等。

時至今日，在《復仇者聯盟 4》即將到來的當口，人們才逐漸意識到，漫威電影宇宙的大片並不完全來自於超級大片系列，也不來自於 IP。作為一種特殊的，並且尚無人能夠複製的電影產品，漫威電影宇宙至少在如下幾個方面與此前的電影形成差異。

首先，漫威電影宇宙有一個完整而連貫的劇情。這個劇情並不是如前所述那樣，簡單的用多部電影分別介紹每一個超級英雄，再將他們收攏到復仇者聯盟當中。從 2011 年的《雷神索爾》開始，一條關於無限寶石的線索開始串聯起所有的電影，並最終在《復仇者聯盟 3》中呈現了一個關於反派滅霸如何收集所有 6 塊無限寶石，並最終以此消滅宇宙中一半人口的故事。

《復仇者聯盟 4》正是這一以無限寶石為核心的故事的大結局，所有的超級英雄如何在極其不利的狀況下扭轉局面。在這個意義上，整個漫威電影宇宙如同一部在大銀幕上播出了 10 年的電視劇，吸引觀眾一次又一次買票入場追劇。

而這是此前的超級大片系列都未能做到的事情。《007》系列中，詹姆斯・邦德不斷拯救世界；《變形金剛》中，人類與塞伯坦星人心生齟齬。但每一個系列的各個電影之間，只存在時間的先後和人物的連續，並不存在情節上的連接。倒是《哈利波特》和《神鬼認證》系列有著與漫威電影宇宙相似的主線劇情，只可惜他們都受制於原著小說的規模，而失去了進一步延展的空間。

其次，漫威電影宇宙有著極其嚴格的品質控管，生產出了近似的但卻能夠保證在水準線之上的電影。從 2014 年的《蟻人》之後，這一趨勢就越來越明顯，甚至出現了在《雷神索爾 3》和重啟的《蜘蛛人》中兩位主角都被質疑 “如​​果失去了裝備就失去了力量，那麼就一文不值” 這樣的雷同台詞。

如今觀眾已經很難記住每一部漫威電影的導演都是誰。《雷神索爾 3》的塔伊加・維迪提、《驚奇隊長》的安娜・波頓和瑞安・弗雷克似乎都沒有在觀眾心目中建立太多的認知度，就連要衝擊《黑豹》的瑞恩・庫格勒也很難說能夠以此建立自己的品牌認知。他們所享有的待遇與《變形金剛》的邁克爾・貝，憑藉《007》成名的薩姆・門德斯也是天差地別。

收入線式生產電影的背後，是漫威將製片人中心製發展到極致的產物。從《雷神索爾》開始，漫威電影宇宙的掌舵人有且只有一位，那就是如今的漫威影業總裁凱文・費奇（Kevin Fiege）。他為所有的電影制定大致情節以及風格，並且尋找適合的導演，例如《奇異博士》中模仿《全面啟動》的視覺效果，就是費奇主導之下的產物。

第三，漫威電影宇宙還強調每一個單體英雄人物的人設。在此，一個最好的對比即是漫威的老對手 DC。2016 年繼《超人：鋼鐵英雄》之後，DC 推出了《蝙蝠俠對超人》，以期用兩個超級英雄明星來迅速籠絡觀眾。然而，在沒有明確鋪陳兩個角色的基礎之上，這部在開發時就強調戲劇和衝突的電影，只惹來大部分觀眾對於劇情的反感的吐槽。

相比之下，漫威電影宇宙卻是將塑造人物放在第一位。這當中固然有一定的外部因素，在 2008 年漫威最受歡迎的英雄，包括蜘蛛人、X 戰警、浩客，都不在漫威自己手中，他們需要告訴觀眾鋼鐵人、雷神到底都是誰。但反過來，確立了一個具有魅力的超級英雄形象，就如同確立了一個新時代的偶像，能夠源源不斷地將粉絲納入其中。

正因為漫威電影宇宙與傳統意義上的超級大片系列存在著以上諸多的差異，在商業產品的層面上，漫威電影宇宙與超級大片系列已然完全不同，因此也只有一個完全不同以往的機制，才能保證一個電影宇宙的正常運轉。

在過去很多年內，好萊塢奉行綠燈委員會的機制。通常情況下，一位製片人會先尋找劇本，開發成一個項目，然後經由多位製片廠高層組成的綠燈委員會審查放行。這一過程通常會經歷多次，從項目開發到劇本定稿，綠燈委員會會在項目的不同階段多次介入。在這個機制下，擁有最終決定權的往往是高官們，而非開發項目的製片人。

在迪士尼（Walt Disney, DIS-US）（Walt Disney Co, DIS-US）也有這樣一個近似的機制，不過除了迪士尼 CEO 和兩位電影部門的負責人以外，費奇本人在漫威電影上也擁有巨大的話語權。在擁有足夠權力的情況下，費奇也就擁有了能夠為所有的電影系列進行長期規劃的能力。

而在外界看來，費奇所擁有的權力十分寬廣。在創意方面，他與羅素兄弟、詹姆斯・古恩等導演合作。在製片領域，則有路易斯·德斯帕西多和維克多利亞·阿隆索作為助手。在每一部電影中，他們會在劇本完成後，尋找演員和導演。在這個過程中，“儘管費奇確實需要向霍恩和迪士尼匯報，但很清楚的是，漫威電影宇宙的規模，以及在創意層面的決定，都在他個人的掌控範圍內。”

費奇並非從一開始就獨攬大權。早期的幾部電影就有其他的製片人署名。而在 2015 年之前，漫威內部也另有一個包括費奇在內的六人委員會一同對所有的電影進行指導。然而，一場權力鬥爭之後，費奇被賦予了直接向迪士尼電影負責人艾倫・霍恩（Alan Horn）匯報的權限，委員會被徹底架空。

至此，漫威電影宇宙幾乎所有的電影都只有費奇一個人掛著製片人的頭銜。為數不多的例外包括《蟻人 2》和《蜘蛛人》，後者還主要是因為需要與握有版權的索尼（Sony Co, 6758-JP）合作，所以有了前索尼影業旗下電影部門負責人艾米・帕斯卡（Amy Pascal）的署名，漫威影業負責人凱文・費奇無疑是好萊塢如今最有權勢的人之一。

相比起超級大片系列，漫威電影宇宙擁有更長的生命力。21 部電影之後，依然能夠迎來《復仇者聯盟 4》這樣一個票房高峰。而傳統的超級大片系列，一般到了五部左右，就會出現頹勢。此外，漫威電影宇宙的票房表現也更加穩定。即使不算幾部復仇者聯盟系列，剩下的電影平均全球票房也達到了 7.5 億美元。這也是大部分超級大片系列所無法企及的數字。漫威電影宇宙能夠為製片廠帶來更豐厚、更有保障的收益，它是好萊塢如今最保險的電影產品。

在這個意義上，從超級大片系列到漫威電影宇宙，這可以算是好萊塢在推出的電影產品類型上的演進，一種在商業維度上的演進。而這種演進背後的動力，如同《好萊塢電影》作者理查德·麥特白在追溯好萊塢的商業發展時所說，好萊塢始終是一個嚴格的經濟體，電影只不過是他們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工具。

好萊塢在歷史上一直在尋找類似於漫威電影宇宙這樣的公式以保證自身的收益，而這種公式以什麼樣子呈現在觀眾面前，也通常是好萊塢在當時當刻處境的產物。

1920 年代，好萊塢逐漸在加州南部成型。在那個黃金年代裡，好萊塢能夠掌握製片、發行、到放映的整個電影產業鏈。再加上當時的娛樂方式單一，人們只能在電影院中獲得短暫的脫離現實生活的快樂。因此，好萊塢並未面臨太多的競爭，他們需要滿足的只是觀眾喜新厭舊的口味。

製片廠體制應運而生，好萊塢搭建起巨大的攝影棚，如同收入線一般開始生產影片。他們通常只需要確定一個電影類型，編劇迅速炮製出劇本，導演按照劇本製定拍攝方案，製片廠下屬的演員、美術、攝影、燈光各就其位。

在那個年代，製片廠每年可以出產 500 多部電影，而 2018 年六大製片廠中產量最多的華納兄弟僅有 34 部。如此眾多的電影，也同樣需要炮製出一個賣點，而這個賣點最終就被確定為好萊塢的明星。諸如葛麗泰・嘉寶、瓊・克勞馥、亨弗萊・鮑嘉等就是當時的產物。

那是好萊塢最無憂無慮的年代。但在之後將近 100 年時間內，好萊塢在發行和放映端不斷被削弱。先是 1948 年的派拉蒙（Paramount Group Inc, PGRE-US）法案，將影院從好萊塢製片體系中剝離。1950 年代開始，好萊塢的發行環節一步一步受到電視、錄像帶、DVD、以及現在互聯網的衝擊。

因此，對於製片廠來說，他們再也不能像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那樣如同收入線一般生產電影。他們需要找到一種降低風險、提高利潤的方式，也就出現了好萊塢電影產品的演進。

1960 年代，好萊塢熱衷於新技術。他們試圖用寬屏以及華麗的舞台背景，探索剛剛興起的電視所不能企及的視覺效果。1970 年代，模型特效和電腦特效都逐漸成熟，《大白鯊》、《星球大戰》開啟了人們早期對於大片的認知。1990 年代，電腦特效開始變得價格低廉，促成了製片廠對於視效大片的依賴。

2000 年前後，為了進一步降低觀眾的觀影門檻，基於小說、漫畫、或者是既有電影的翻拍促成了 IP 這個概念的誕生。它基於這樣一個邏輯，觀眾熱愛《魔戒》，也就願意在大銀幕上再看一遍魔戒的故事。

從以明星作為賣點的收入線電影，到電腦特效製作出來的視效大片，再到基於 IP 的各種改編，觀眾能夠看到的電影不斷隨著這樣一種商業的邏輯演化，而漫威電影宇宙不過是其最新產物。漫威電影宇宙理所當然地結合了之前所有電影產品類型的優勢，視效大片的部分自然無需多言，超級英雄之所以超級，就在於他們比史泰龍、施瓦辛格之流擁有更強大的毀天滅地能力。

漫威本身就是一個大 IP，漫畫改編最核心的受眾永遠是那些漫畫迷。他們並不忌諱漫畫粉絲利用過去幾十年累積下來的漫畫素材去為非粉絲做科普。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海外，將電影內容與漫畫做對比，並且揣測後續電影劇情發展的都不在少數。事實上，如果沒有這些粉絲的科普，漫威電影宇宙之於普通觀眾的接受門檻只會更高。

較少提及的則是漫威電影宇宙與明星之間的關聯。小羅伯特・唐尼、克里斯・埃文斯固然都是明星，但他們能夠獲得如今的地位是因為他們出演了鋼鐵人和美國隊長。是這些角色賦予了這些明星以人設，而並非如同傳統明星制那樣，圍繞著明星的人設來打造電影。真正屬於漫威的明星，是鋼鐵人和美國隊長這樣的角色，而非演員本身。

正如曾經有多個角色在漫畫中都成為了美國隊長一樣，漫威電影宇宙中的演員可以更換，但角色永遠存在。滅霸的演員就曾經由達邁（3645-TW）・波蒂埃換成了喬什・布洛林，而《復仇者聯盟 3》中的紅骷髏也不是《美國隊長》中的紅骷髏。如果小羅伯特・唐尼不再出演鋼鐵人，這個角色的魅力確實可能減損，但鋼鐵人的故事仍將繼續。這便是漫威電影宇宙相較於傳統明星制的一大優勢，它能夠更好的利用角色，而不用擔心角色因為演員的離開或者是其他的負面新聞而失去價值。

再結合此前提及的漫威電影宇宙的另外兩個特點–一個連貫的整體劇情，以及更完善的電影質量把控，漫威電影宇宙進而能夠將觀眾都圈進自己的這個產品體系當中。

漫威電影宇宙取得成功之後，很多其他製片廠想要效仿。但迄今成功的電影宇宙仍然只有漫威，原因就在於他們做宇宙的方式並沒有如同漫威一樣演進，而仍然沿用了大量古典的手段。2017 年 5 月環球影業宣布推出闇黑宇宙，將木乃伊、吸血鬼、弗蘭肯斯坦等怪物網羅其中。一個月後，黑暗宇宙的第一部影晶片映，由湯姆・克魯斯出演的《新木乃伊》。然而，湯姆・克魯斯被證明是一個糟糕的選擇。

成名於 1990 年代的湯姆・克魯斯是如今好萊塢僅剩的傳統意義上的明星，他為自己塑造了人設，並且極大干預電影的拍攝。除了將自己的御用編劇和導演克里斯托弗・麥奎裡帶到《新木乃伊》中，《綜藝》的報導還指出，他對於全片有不同尋常的控制力，並且對劇本、導演、後期都有著極強的干預。最終成片變成了湯姆・克魯斯的個人秀，招致差評無數。

明星制得以成功的關鍵在於，1940 年代好萊塢掌握著強大的發行和放映體系，才使得明星能夠成為一個賣點。如今，發行體系崩潰了，任何一個明星都無法單獨支撐起票房，更何況是一個需要整體規劃的電影宇宙。

華納兄弟的 DC 擴展宇宙則以另一個方式遭遇到了挫折。在它的早期階段，扎克・施耐德是掌舵之人。他被認為是一個帶有作者意識的導演，並根據自己對於世界的理解規劃蝙蝠俠、超人、以及之後正義聯盟的劇情。

以導演創作為中心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更像是 1970 年代新好萊塢的做法。在當時，製片廠自身創作發揮效果，反倒是具有一定作者性的導演擁有一定的市場號召力，因此製片廠賦予了導演極大的話語權。然而如今的觀眾追求電影的娛樂性，導演的作者表達並不被認可，而追求利益的製片廠可以隨時剝奪導演的創作權。在多部電影的挫折之後，華納兄弟也順勢剝奪了扎克・施耐德的權力，將其放逐。

在這個意義上，只有漫威電影宇宙抓住了當代娛樂的一些核心。觀眾需要一些強烈的娛樂刺激，於是就用​​嚴格的收入線作業，批量生產出一些水準線之上的電影。觀眾並不容易保持長期的關注和興趣，因此用一條相對完整且有懸念的故事線告訴觀眾，這一部的故事與下一部有所關聯。

漫威電影宇宙塑造的鋼鐵人、美國隊長人設成為了當代粉絲的精神偶像。在某種程度上，漫威電影宇宙又迎合了一部分亞文化衍生出來的需求，如在洛基這個人設大獲成功之後，加強了雷神與洛基兄弟情深的感情線。

所有這些東西合在一起，才構成漫威電影宇宙，也是明星制、視效大片、IP、英雄集結這些概念不能完全解釋其成功的原因。不過，這也並非意味著萬無一失。所有試圖尋找娛樂產品成功公式的做法都有一個根本性的矛盾，觀眾的變化遠比任何一個事前的策劃都要快。

從過去兩年的好萊塢來看，驚悚片、恐怖片逐漸成為一個新的在市場上受歡迎的電影類型。而對於漫威來說，《蟻人》、《奇異博士》這些新加入的超級英雄的北美票房表現也並不如老牌的《鋼鐵人》、《美國隊長》理想。

隨著《復仇者聯盟 4》的上映，漫威電影宇宙也來到了自己的第一個關卡。如果說這部電影相當於漫威電影宇宙第一季落幕，那麼接下來的問題自然是，它會像很多演了幾季以後被砍掉的電視劇那樣，進入一個由盛而衰的周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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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公司由兩位創辦人 Josh Balk、Josh Tetrick 創立於 2011 年，算是植物蛋白領域的明星創業公司之一，其投資人包括Facebook（FB-US）聯合創辦人 Eduardo Saverin、 Salesforce（CRM-US）公司的 CEO Marc Benioff，香港富豪李嘉誠等。

創立以來，JUST 公司總共融資 2.2 億美元，估值達到 11 億美元。中國是 JUST 在北美本土以外的第一個海外市場。2017 年 11 月，JUST 公司宣布推出植物蛋產品，隨後進入北美多個雜貨店、 Whole Foods 超市渠道銷售，100 多家餐廳也推出了合作菜品。2018 年 1 月，JUST Egg 植物蛋進入香港市場。

植物蛋 vs. 雞蛋

JUST 公司推出的所謂植物蛋，主要原材料是內蒙古生產的綠豆，但混入了水、鹽、油、其他蛋白質形成淡黃色的液體。這是 JUST 公司目前的主力產品。JUST 公司在北美還推出了調味產品 JUST Mayo，還在研發人造肉產品。

相比常見的雞蛋，JUST Egg 植物蛋的蛋白質含​​量相近，卡路里、膽固醇、脂肪含量都降低。在烹飪時，這種植物蛋的外觀、口感、質地與雞蛋液相近，烹飪時也不需要額外處理步驟。較大的差別在於，JUST 的植物蛋產品不適用於蒸蛋、打發作為蛋糕原料。

在現場，JUST 公司的廚師顧問、前丹麥大使館行政主廚 Giovanni 使用 JUST Egg 植物蛋製作了多款菜品，包括玉子燒、番茄炒蛋、披薩等。Giovanni 稱，在炒製過程中，消費者可以將 JUST Egg 植物蛋的液體視作打散的雞蛋液。

《好奇心日報》嘗試了玉子燒、番茄炒蛋、披薩這些菜品，相比常見的雞蛋，JUST Egg 植物蛋的口感偏軟，質地更接近於中式餐點中的包子外皮、花卷。在料理過程中實際也有些差異。例如在製作番茄炒蛋時，相比雞蛋液，JUST Egg 的液體較難定型。

這些菜品中所使用的 JUST Egg 植物蛋已經是改良後的 V2 代產品。相比前代產品，V2 版本的 JUST Egg 改善了豆腥味問題、質地更有彈性，也對難以定型的問題做了一定的優化。但其售價相當高。一瓶 JUST Egg 植物蛋的建議零售價 88 元。單瓶 355 ml 的 JUST Egg 相當於 8～10 個雞蛋的量，折算下來，大約相當於每個雞蛋 8.8～11 元。

JUST 進攻市場計畫

JUST 目前暫時在中國大陸市場的計劃以零售為主。京東（JD-US）、連鎖餐飲品牌悅衡食集已經開始售賣 JUST Egg 植物蛋，京東上 3 瓶售價 259 元。

JUST 公司還計劃進駐盒馬、華潤旗下的 Ole’、city’super 等超商渠道，計劃的銷售渠道還包括以美食短影片為人所知的日食記、美食菜譜社區豆果美食等渠道銷售。在零售渠道外，教育消費者如何使用 JUST Egg 烹飪菜餚實際上是最重要的環節。例如 JUST 公司在聯合辦公 WeWork 內提供產品試吃，邀請新聞媒體嘗試 JUST Egg 的菜品。

上述 JUST 合作的銷售渠道也承擔一部分教育消費者的功能。2019 年 6 月悅衡食集將推出一款結合了 JUST Egg 的菜品，擁有 3 家門市的悅衡食集是目前 JUST 在中國大陸市場合作的第一家餐廳。

日食記在電商通路外，也提供了包含短影片、線下門市的美食體驗的整合行銷服務，目標是提升消費者對這款產品的認知。JUST 公司的廚師團隊也在開發更多使用 JUST Egg 植物蛋的菜譜，包括番茄炒蛋、甜玉米蒸包、百香果撻、意式菌菇餃等。

中國是 JUST 公司在北美本土市場以外的第二個市場。JUST 公司去年就在籌備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當時已經在上海設立了辦公室。上海辦公室是 JUST 僅有的兩個辦公室之一，負責電商、營運等工作。

中國對於植物蛋白公司，特別是植物蛋產品是個相當大的市場。中國生產了大約 40% 的雞蛋，同時也消耗大約 1／3 的雞蛋產量。但在中國市場上，JUST Egg 植物蛋宣傳的蛋白質補充、環保能否吸引中國消費者也存在較大的疑問。在中國市場上，JUST 公司在與美食部落客 Amanda 的小廚房、旅行部落客遊子缺等 KOL（Key Opinion Leader，大量粉絲關注的意見領袖） 合作了影片，宣傳 JUST Egg 植物蛋的口感與雞蛋相近，但使用更少的水土資源。

JUST 定位的消費者：21～45 歲

注重健康餐飲、環保。但除去環保、健康外，每瓶 88 元這一較高的售價可能就直接影響到銷量。JUST Egg 植物蛋在中國市場售價高，有較大部分是由於運輸成本的增加。JUST 公司將內蒙古的綠豆運回美國加工生產後，再運回中國。作為比較，美國市場上單瓶 JUST Egg 的售價在 8 美元。按照計劃，JUST 公司預計 2019 年年底前在中國設立生產公司，以便減少成本、壓低售價。

另一方面，中美飲食的差異很可能也影響到 JUST Egg 能吸引多少消費者。JUST 公司在研發 JUST Egg 植物蛋時，最開始主要注重的是植物原料能否像雞蛋液一樣翻炒（scramble）。這也意味著，蒸蛋這類中式餐飲的做法最初就沒有被研發人員考慮在內。

JUST 公司是最先一批進入中國市場的植物蛋白公司。其他幾家人造肉公司也已經進入了香港，近期也會進駐中國大陸。美國的素肉公司 Beyond Meat去年 5 月進入了香港市場，與 Little Bao、Happy Paradise 以及 Beef & Liberty 3 家餐廳合作，也進入了香港的 city’super 超市。另一家 Impossible Foods 公司也計劃進入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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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Meat 是一家成立了十年的新創公司，主要生產肉類的素食替代品。2017 年 5 月，該公司推出了素食漢堡 Beyond Burger，其中的 “牛肉” 在外觀、口味和烹飪方式上都與真正的牛肉別無二致。

據美國證券與交易委員會的文件顯示，這種素食漢堡在 Beyond Meat 公司的總收入中佔比高達 71%。這些 “肉塊” 使用豌豆蛋白和甜菜汁製成，包含 5 克飽和脂肪，不含膽固醇，在烹飪的時候還會像真肉一樣 “流血”。相比之下，一塊 4 盎司八成瘦的真牛肉塊，含有膽固醇 80 毫克，飽和脂肪 9 克。

Beyond Meat 並不是唯一一家在做這件事的公司。像它一樣在製作植物性肉類替代品的公司還有 Impossible Foods，Gardein 和 Field Roast 等等。它們將與傳統肉類公司共同爭奪這個市場。2016 年，Impossible Foods 的素肉漢堡在 David Chang 的 Momofuku Nishi 餐廳首次亮相，當時每個漢堡售價高達 12 美元。同年，夾有兩塊 4 盎司肉餅的 Beyond Burger 一個售價 5.99 美元。這個價格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只能供嚐鮮，而達不到完全取代普通漢堡的程度。

要讓更多人接觸到它，首先要增加賣貨渠道。這是兩家公司都在做的事情。2018 年，Impossible Foods 與連鎖餐廳 White Castle 合作，將 Impossible Burger 送入了該品牌的所有餐廳之中。2018 年，該公司宣布 Impossible Burger 已經進入了 3,000 個零售場所，包括餐館、企業自助餐廳、大學食堂等場所。

2019年，Impossible Foods 迎來了最重要的合作夥伴漢堡王（母公司 Restaurant Brands, QSR-US）的支持。2019 年 4 月 1 日，漢堡王在聖路易斯地區的 59 個門市中都出現了 The Impossible Whopper（皇堡）。到 4 月底，漢堡王宣布計劃在全美的 7,000 家門市中引入 Impossible Foods 的素肉漢堡。同期，Beyond Meat 也進入了 TGI Fridays、Del Taco 和 White Castle 等連鎖餐廳。該公司聲稱，其產品已經在 3 萬多個地點銷售。

但成本高的問題仍然存在。2019 年 1 月，CNBC 文章稱，紐約市 Hell’s Kitchen 附近的 Bareburger 餐廳裡售賣的 Beyond Burger 一個要 12.95 美元，而普通牛肉漢堡的售價是 11.99 美元。在雜貨店，兩個餡餅的 Beyond 漢堡的零售價仍然是 5.99 美元，而四個肉餅的 Wegmans 約為 5.44 美元。

Beyond Meat 目前所生產的人造肉產品的成本是標準碎牛肉的兩倍，這影響了人造肉在大範圍內的普及。該公司 CEO–Ethan Brown 稱，Beyond Meat 希望未來五年內，能夠以低於動物蛋白的價格銷售其產品。短期內，在人造肉價難降的情況下，Impossible Foods 正試圖通過減少分量來讓更多人能以低成本品嚐到人造肉。該公司推出了小份三明治 Impossible Slider，每個售價 1.99 美元。

兩家公司都不缺錢和關注度。它們的投資者中有不少名人和大公司。Beyond Meat 已經得到了包括比爾・蓋茨、麥當勞（McDonald’s, MCD-US）（McDonald’s Co, MCD-US）前 CEO–Don Thompson、好萊塢演員–李奧納多·威廉·狄卡皮歐等在內的名人的投資。最近，可口可樂（Coca-Cola, KO-US）公司 CFO–Kathy Waller 和 Twitter（TWTR-US） CFO–Ned Segal 也加入了其董事會。該公司在上市之前累計融資了 7,200 萬美元。

Impossible Foods 則是得到了Google（GOOGL-US） 及李嘉誠旗下維港投資的投資，2014 年 11 月，李嘉誠還攜帶該款漢堡在香港舉行了試吃活動。2016 年，該公司拒絕了 Google 的 3 億收購邀約，因為 “不希望依賴於一家正在從事無數項目的企業。” 目前為止，該公司累計融資已經達到 3.96 億美元。

目前，風險投資機構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KPCB）及 Obvious Ventures 是 Beyond Meat 最大的股東，分別持股 16% 和 10%。Twitter Inc. 聯合創辦人 Ev William 旗下風投公司也持有 Beyond Meat 9% 的股份。

人造肉之所以受到支持，不僅僅是因為它比真肉更健康，還因為它涉及一些更大的命題，比如環境保護和動物保護。支持者們認為，在工廠化的農場中飼養動物會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而且，為了不讓工廠中的動物生病，飼養員通常會給它們不斷餵食低劑量的抗生素。抗生素的濫用帶來細菌耐藥性的增加，最終具有更強的耐藥性的細菌會通過肉進入人體，這對公共衛生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另外，工廠中的動物也經常遭受虐待，令美國普通消費者感到厭惡。人造肉的支持者，《動物養殖的終結》一書的作者 Jacy Reese 稱，研究發現有 47％ 的美國人支持關閉屠宰場。這個比重超過了美國人中素食主義者的比重，說明很多吃肉的人也並不希望動物被屠殺。

這部分想吃肉又不想接受心理壓力的人為 Beyond Meat 創造了機會。該公司執行主席 Seth Goldman 稱，Beyond Burger 最初被看作是 “素食主義者的食物”，但考慮到素食主義者畢竟是一個相對較小的群體，他們並不足以支撐起一個數十億美元的公司。“現在，Beyond Meat 34 億美元的市值反映出它吸引了更廣泛的受眾。”

Ethan Brown 稱，93％ 的 Beyond Meat 顧客也會購買普通肉類，這代表它已經吸引了大量的非素食主義者。新的需求正在成長，但目前不管是 Impossible Foods 還是 Beyond Meat 都在面臨產能考驗。上個月，Impossible Foods 向經銷商發送備忘錄，警告他們會缺貨到 5 月中旬，並建議消費者前往餐廳前先打電話確認。為了滿足需求，該公司正在延長工作時間、增加生產線。

Beyond Meat 的投資人、女演員 Jessica Chastain 則是抱怨自己在 Beyond Meat 的主要市場加拿大找了四個月才吃到了一個 Beyond Burger，“它在任何地方都銷售一空”。

另外，兩家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尚未被證實。Impossible Foods 尚未上市，財務情況未經揭露。而 Beyond Meat 從成立以來該公司連年虧損，但 2018 年的虧損較 2017 年有所縮小。該公司提交的文件顯示，去年，該公司收入為 8,790 萬美元，虧損 2,990 萬美元，2017 年收入 3,260 萬美元，虧損 3,04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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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季度中，計入了一筆來自早期收購 Hulu 股權重估中獲得的約 50 億美元收益後，迪士尼營收較上一年同期成長了 3% 至 149 億美元，高於分析師預期的 145 億美元，淨利潤較上一年同期成長了 85% 至 54 億美元，高於分析師預期的 24 億美元。

主題樂園和度假區相關業務是迪士尼的主要收入來源，這一季度營收較去年同期成長 5% 至 62 億美元，這部分業務收入的成長，主要得益於美國本土市場和郵輪業務的良好表現。上海迪士尼樂園購票率較低，但平均票價的上漲抵消了這部分不利影響，整體收入較去年同期仍有所增加。

為了與 Netflix（NFLX-US）競爭，迪士尼在 2018 年 3 月成立了一個名為直接面向消費者和國際市場的新部門（DCTI），ESPN+、Disney+、Hulu 等串流媒體影片相關業務都被整合在這個新部門裡。這一季度該部門營收較去年同期成長了 15% 至 10 億美元，但在原創內容和整合 Hulu 中的大量投入，也讓這個部門的虧損較上一年同期成長了一倍多至 4 億美元。

這一季度原創影片內容的投入主要集中在 “歌舞青春” 和星球大戰中 “曼達洛人” 系列劇集製作上。財報中提到《復仇者聯盟 4》將於 12 月在 Disney+ 上線，預示著 Disney+ 的上線時間可能會由最初宣布的 11 月推遲至 12 月。2019 年 3 月，迪士尼在完成對 21 世紀福克斯的收購後，所持有 Hulu 的股份增加至近 70%，並準備購買剩下的約 30% 股份，目前已經在和康卡斯特（Comcast, CMCSA-US）進行相關談判。

由於這一季度中《驚奇隊長》和《小飛象》兩部電影票房表現，不如 2018 年同期的兩部電影《黑豹》和《星球大戰：最後的絕地武士》，迪士尼影業營收下降 15 % 至 21 億美元。接下來的 7 個月內，迪士尼將有包括《星球大戰 9：天行者的崛起》、《玩具總動員 4》、《獅子王》、《冰雪奇緣 2》等 15 部電影上映。分析師預測，真人版《獅子王》將成為今年票房收入最高的電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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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價格快速上漲的主要原因，是撲殺感染了非洲豬瘟的生豬所導致的豬隻數量、豬肉產量下降。根據農業部的數據，2019 年第一季度供應屠宰的豬有 1.88 億頭，與上期相比減少 5.1%；豬肉產量 1,463 萬噸，與上期相比減少 5.2%。而根據招商證券（600999-CN）測算，在非洲豬瘟後，目前可以生豬的母豬數量，與上期相比下降了 14%。

豬肉的生產、供給減少了，但中國是豬肉的消費大國，需求並不會減少。需求彈性小，是豬肉、薑、蒜等農產品的特點，這意味著在供給上哪怕只有小幅波動，市場價格也會發生劇烈變化。例如 2007 年，國內生豬供給減少 8%，全年豬肉價格上漲了 65%；2011 年供給減少 0.5%，價格上漲了 46%；2016 年供給減少 3.3%，價格上漲 22%。

國內生產減少但需求不減少，因此不得不從美國和歐盟加大豬肉進口量。如此一來，國內的豬肉漲價趨勢開始蔓延到全球甚至其它肉類。根據彭博社的報導，2019 年 3 月份，西班牙培根漲價 20%，德國豬肘漲價 17%；而在第一季度，澳洲出口中國牛肉數量與上期相比成長 67%。

但是，雖然豬肉價格漲得快，但國內養豬公司的日子暫時不太好過。養豬產業有一個 “豬週期”，當豬肉價格上漲了，養母豬的人就多了，母豬產子，小豬長大進入市場增加了供應，價格開始下跌，產能開始出清，供應變少，豬肉價格重新上漲。整個價格漲跌週期大約是 4 年。

2006 年以來，國內豬價已經歷了完整的兩輪週期，分別是 2006 年 4 月～2010 年 4 月，以及 2010 年 5 月到 2014 年 4 月，週期都在 4 年左右。然後從 2014 年 5 月開始到 2016 年 5 月，豬價又經歷了一輪上漲，然後開始下跌。

目前這一輪週期，到 2018 年底、2019 年初處於谷底。國內最大的養豬企業——溫氏股份（300498-CN）的淨利潤從 2016 年的 118 億下滑到 67 億，到了 2018 年，溫氏股份的淨利潤幾乎再次腰斬，下滑到 40 億左右；而在 2019 年第一季度，溫氏股份直接虧損 4.6 億。更慘的還有雛鷹農牧（002477-CN），這家養豬公司從 2018 年開始不斷爆出現金流緊張、股票質押被平倉、用豬肉來 “肉償” 5 億元貸款等消息，2018 年虧損 38 億，2019 年第一季度虧損 11 億。

一般來說，大部分週期產業的觸底標誌，就是連像溫氏股份這樣的產業龍頭企業都出現連續的季度虧損。這也意味著，產能非常分散、前十大養豬企業的市佔率總計只有 6.78% 的養豬產業，有望開始整合。

只不過，豬週期觸底、肉價反彈，對養豬產業是否極泰來，對通膨壓力可能就是百上加斤。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數據中，最重要的兩個指標，一個是油價，一個是豬價。不巧的是，油價、豬價 2019 年第一季度都大幅反彈，使得 3 月份 CPI 與上期相比成長 2.3%。按照以往的政策節奏，如果 CPI 繼續上升，為了彌補物價上漲給存款人帶來的實際損失，銀行可能會提高利率吸引存款，這對於正重新鼓勵放貸刺激生產的中國經濟來說，可能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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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波克夏・海瑟威第 54 次開股東大會。台上 89 歲的巴菲特和他 95 歲的老搭檔蒙格延續了多年來的傳統，黑西服紅領帶，二人一左一右，面前擺著話筒、水杯、礦泉水和巴菲特最愛的可口可樂（Coca-Cola, KO-US）。兩位老人花了​​六個小時，回答了 46 個問題。台下坐著 3 萬名觀眾，包括比爾・蓋茨和蘋果（Apple, AAPL-US）CEO 提姆・庫克。

如同巴菲特多年來所強調的那樣，他和搭檔蒙格喜歡有 “護城河” 的公司，投資案例中都是像可口可樂（Coca-Cola, KO-US）和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 BAC-US）（Bank of America Corp, BAC-US）之類的大型價值公司，以至於錯過了 Google（GOOGL-US）、亞馬遜（Amazon, AMZN-US）、Facebook（FB-US）等科技巨頭。

2019 年大會開始前，美國證券會的文件顯示波克夏已買入亞馬遜股票，巴菲特也沒有迴避這個問題。與此同時，他還分享了對 Uber（UBER-US）、Google、比特幣等科技話題的看法。

• 亞馬遜是投資經理買的

巴菲特對貝佐斯（Jeff Bezos）公開的讚譽大概可以追溯到 2013 年，當時他說貝索斯是美國最出色的 CEO。2013 年年末，亞馬遜股價大約是 400 美元／股；而 2019 年 5 月初傳出波克夏入股亞馬遜的事後，其股價已經接近 2,000 美元／股。股東大會上有人問，波克夏對亞馬遜的投資令人驚訝，是否代表未來 20 年波克夏的投資哲學將從價值投資轉向？

巴菲特否認了這種說法。他表示，上個季度波克夏兩位投資經理中有一人買入了亞馬遜，但仍秉持了價值投資的理念（這意味著波克夏的購買成本在 1,000 美元／股之上）。價值投資中的 “價值” 並不是絕對的低本益比，而是綜合考慮買入股票的各項指標，例如是否是投資者理解的業務、未來的發展潛力、現有的營收／市場佔有率／有形資產／現金持有／市場競爭等。

巴菲特說：“我相信，兩位投資經理未來做對的次數會超過犯錯誤的次數。” 蒙格補充稱，他與巴菲特都不是最有靈活性的人，也有些後悔沒有抓住極端發展的互聯網趨勢，因此他不介意投資亞馬遜，之前他和巴菲特沒有更好地識別並投資 Google，已經很遺憾。

巴菲特在接受 CNBC 採訪時再次肯定亞馬遜。“我一直以來是亞馬遜的粉絲，我一直沒買亞馬遜的股票，簡直是個傻瓜。” 這和幾年前他的說法如出一轍。

2013 年，巴菲特誇讚貝佐斯是美國最出色的 CEO；2017 年，他說 “從未見過像他這樣能夠同時在兩個業務（雲端運算和線上零售）領域取得成功的人，這兩項業務在客戶分佈和營運上真的有很大差異。” 2018 年，巴菲特又在同一場大會上表示亞馬遜完全改變了零售業的運作方式，它的發展速度和經營效率無與倫比，自己對貝佐斯 “非常尊敬”，認為貝佐斯做的這些工作 “堪稱奇蹟”。

• 很滿意投資蘋果的回報，希望股價再低點然後買入更多

巴菲特從 2016 年開始買入蘋果。當時，蘋果股價徘徊在 100 美元左右。2018 年 5 月，巴菲特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我們目前擁有蘋果約 5% 的股份，將來可能會增加到 6% 或 7%。我真的十分看好這支股票，以致於想 100% 擁有。”

2018 年第四季度蘋果股價一路下行，波克夏也首次削減了其在蘋果公司的投資，持股數從 2.525 億股減至 2.496 億股。不過蘋果依然是波克夏最大的投資對象，在投資組合中所佔比例達到 21.51%。其成本價大約為 157.74 美元／股。以目前蘋果 211.75 美元／股的價格來算，報酬率達到 34.24%。

巴菲特很滿意它們在蘋果的投資，“唯一不好的一點就是蘋果的股價太貴了。” 如果能便宜一點，他會買得更多。巴菲特支持蘋果 1,000 億美元的股票回購計劃，認為這可以讓他獲利更多。

蒙格補充說，他們把對蘋果的投資看作一種錯過了 Google 之後的 “救贖”。“我很懊惱我們錯過了 Google，華倫（巴菲特）的感覺應該跟我也差不多。我們搞砸了。” 巴菲特也表示：“是啊，確實搞砸了。”

波克夏旗下的保險公司 GEICO 也在使用 Google 的廣告產品，所以他們能夠在後台看到產品的效果。蒙格說，“我們沒有買入谷股票，只是坐在那裡吮著手指，這種感覺很羞恥。我們正在試圖救贖，也許蘋果就是救贖的一部分。”

• 曾考慮投資 Uber，但最後放棄了

Uber 上市在即，目標股價在 44 至 50 美元之間，對應估值上限為 838 億美元。

在股東大會召開之前，巴菲特告知部分記者，大約在 18 個月前，他們曾私下考慮投資 Uber。隨後記者就此事追問巴菲特，但他只是回答：“我不會繼續對任何新問題發表評論。”

巴菲特最終放棄投資 Uber，很有可能是因為其估值過高。其競爭對手 Lyft（LYFT-US）在上市後經歷了股價的大幅縮水。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的教授阿斯沃斯・達摩達蘭（Aswath Damodaran）認為，Uber 的正常估值可能只有 600 億美元。

• 不會自己投資看不明白的科技股，會雇用投資經理來做

一位 9 歲但已經參加了三屆會議的小股東問巴菲特，波克夏是否會多投資一點領先的科技公司？關於這個問題，巴菲特再次表示，他們喜歡護城河，喜歡佔據市場主導地位的公司，如果科技公司確實能建立護城河的話，會非常有價值。但他和蒙格還是不會僅僅因為別人告訴自己需要這麼做，就冒然進入一個新領域。“我們會雇用 10 個完全專注於科技領域的人來投資。”

2018 年股東大會之後，巴菲特和馬斯克曾關於 “護城河” 有過一次口角。特斯拉（Tesla, TSLA-US）CEO 馬斯克表示，“護城河” 理論很古舊，創新才是保持競爭力的關鍵。” 巴菲特那稱，科技沒有顛覆每一個產業的護城河，在喜詩糖果這門生意上勝過馬斯克。馬斯克隨後在 Twitter 上調侃說自己要成立一家糖果公司，挖一條護城河，在裡面填滿糖果。

• 比特幣不是好的投資品

2018 年，巴菲特說比特幣等虛擬貨幣是 “老鼠藥”，會迎來不好的結局，這些話曾為他招來虛擬貨幣支持者的抨擊。2019 年，巴菲特換了個說法批評虛擬貨幣，但態度基本上沒變。“虛擬貨幣的價值跟我夾克上一個釦子的價錢差不多。” 他連帶評價投資比特幣的人稱，做比特幣的人都是數學上不怎麼靈光的人，他們絕對不會賺太多的錢，“比特幣是一種非人類化的投資方式。”

蒙格跟著說，一些比特幣支持者曾邀請他去參加活動，他覺得挺嚇人的。2018 年，蒙格評價稱，“比特幣背後的電腦科學代表了人類思維的偉大勝利，它讓不可能成為了可能，但我還是看到了一種人造的投機媒介。這是反社會的、愚蠢且不道德的。” 蒙格說：宣傳（加密貨幣）是在丟人現眼。有些東西是不符合你的身份，你不應該去碰，加密貨幣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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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6 日，兩家公司發布聯合聲明表示雙方已經達成協議，放棄在全球範圍內的所有法律訴訟。蘋果將向高通支付一筆一次性款項以了結矛盾，但未透露具體金額。同時，雙方達成了為期 6 年、至多可達 8 年的全球專利許可協議，以及一份持續多年的晶片組供應協議，這些協議已經於 2019 年 4 月 1 日生效。

消息公佈當天，高通股價上漲 23.21%，是自 1999 年以來最大單日漲幅；隔天盤前繼續漲近 7%，市值成長了 160 億美元。作為某種連帶傷害，蘋果目前供應商英特爾（Intel, INTC-US）在聞訊和解數小時後發表聲明稱，將放棄為智慧型手機開發 5G 晶片，因為 “沒有明確的盈利途徑”。

在 2017 年開始打官司之前，蘋果和高通保持了七年的合作關係，後者從 iPhone 4S 開始為蘋果提供手機基帶晶片。高通的法律代表曾反覆表示 “如果沒有高通的技術，iPhone 就不會存在”。

這幾年，蘋果已經為高通交了不少錢。

和解意味著蘋果將會繼續使用高通生產的晶片，而高通除了能每年賺取數十億美元晶片銷售收入外，還能拿到不菲的專利授權收入。

蘋果為每部 iPhone 交給高通 7.5 美元專利費，一年兩億部就是 15 億美元

兩家公司都沒有揭露過具體的授權費，但因為打官司，2019 年 1 月在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對高通提起的反壟斷訴訟上，蘋果公司首席營運長傑夫・威廉斯（Jeff Williams）揭露了高通向蘋果收費的細節。他透露說兩家公司的合作依賴蘋果需要為每部 iPhone 向高通支付 7.5 美元專利授權費，這筆錢不包括晶片的材料成本，僅僅作為專利費。

2011 年兩家公司初次談判時，蘋果給出的價格是每部設備 1.5 美元，相當於在基頻晶片 30 美元採購價的基礎上再加 5%，而高通要求提高價格到 7.5 美元。

最後蘋果還是妥協了。威廉斯稱，蘋果之所以同意這份協議是因為它拿到的價格已經低於高通向其它廠商收取的比例，如果不打這個折扣，就要向每部設備收取約 12 至 20 美元。為了拿到折扣，蘋果簽署了一份《行銷激勵協議》，以反對當時很受歡迎、但和高通有競爭關係的 WiMax 標準；同時該協議還規定，如果蘋果發售一款採用高通競爭對手的基頻晶片的設備，那麼蘋果就拿不到這每年 10 億美元的折扣。

高通按手機售價來收取專利授權費的做法，是大部分有關於它的訴訟案的根源。在這種模式下，手機賣得越貴，交得就越多。因為 iPhone 的價格一直在市場保持較高水平，所以交給高通的專利授權費也更高。

2013 年 iPhone 的價格漲了。高通也希望將每部設備的授權費提高到 8 至 10 美元，但蘋果最終通過協商將費用維持在了 7.5 美元，同時也將雙方的排他性協議延期了。威廉斯在向 FTC 解釋蘋果為何與高通繼續簽署授權協議時稱，“我們面臨的是每年超過 10 億美元的授權費用成長，就像是腦袋被人拿槍指著。”

威廉斯補充說：“另一種選擇是，如果你不接受高通的條款，預設的合約將使專利授權費率達到每部設備 17 或 18 美元。我們需要他們供應晶片，如果我們試圖反對，最終就得不到晶片，所以沒有太多的選擇餘地。”

但沒過幾年，蘋果還是違背之前的約定而採用英特爾更便宜的晶片，高通也拒絕不向蘋果返還之前答應的 10 億美元折扣，於是蘋果乾脆不再向高通繳交專利費，雙方的訴訟就這麼開始了。

合作破裂後，兩家的日子都不太好過

從 2010 年到 2016 年，蘋果一共向高通支付了 161 億美元晶片採購費，以及 72.3 億美元專利許可費。這筆錢對蘋果和高通來說都不少，大致相當於蘋果營收的 2%，也為高通貢獻約 16% 總收入。這期間蘋果一共生產了 10 億部 iPhone，意味著每一部 iPhone，蘋果要給高通支付 23.3 美元。

2016 年蘋果已經開始嘗試擺脫高通。在 iPhone 7 和 iPhone 7 Plus 中，蘋果首次混用了英特爾和高通的晶片，其中估計約有 30% 採用了英特爾提供的 LTE 基頻晶片。這種做法也同樣被應用在了 2017 年的 iPhone 8 和 iPhone 8 Plus 中，而 iPhone X 機型中已經完全不見高通的影子。

但實際上兩家都沒在這件事上獲益。高通的晶片銷售和專利授權收入顯而易見地受到波及，從 2016 年開始連跌三年。2018 年高通的專利許可業務收入 51.6 億美元，比之前與蘋果合作的年份下降了 35%，該部門業務占到了高通總收入的 23% 和總利潤的 54%。

在蘋果這邊，雖然不用高通晶片後利潤上漲了，但麻煩也變多了。

首先是英特爾晶片參數不及高通，搭載了英特爾晶片的 iPhone 7，理論最高下載速率只有 450 Mbps，而搭載高通晶片的同款手機最高則可以達到 600 Mbps。為了保證兩個版本使用體驗的一致性，蘋果還拆東牆補西牆，在系統底層對高通版 iPhone 7 的數據傳輸性能做了限制。

2018年，iFixit 和 TechInsights 兩家專業拆解機構各自拆了一台英特爾和高通基頻晶片的 iPhone 8 Plus，具體晶片型號分別為 Intel XMM 7480 和 MDM 9655。結果 XMM 7480 的理論下載速率為 600Mbps，而高通的 X16 基頻晶片最高可以達到 1Gbps。

在這段時間裡，蘋果不斷指責高通為 “壟斷者”，甚至拉攏三星（Samsung, 005930-KR）、LG（003550-KR）等 Android 品牌一同發起訴訟；高通則稱蘋果為 “矽谷最大的霸凌者”，指責其盜取了自己的專利提供給英特爾，並在中國、德國和美國請求禁售 iPhone。

現在和解是因為蘋果要造 5G 手機，高通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蘋果和高通都有盡快結束對峙的理由。蘋果雖然又要花一筆和解費用，但高通未來將為蘋果提供至關重要的 5G 基頻晶片；有了蘋果這個大客戶，高通也不用擔心短期內專利收入會縮水。

這場和解是蘋果的妥協，蘋果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基頻晶片是手機通訊的關鍵零件，每部智慧型手機都有，基頻晶片對信號起到調製和解調的作用，手機基頻晶片市場上，高通是最具話語權的供應商。

Strategy Analytics 的數據顯示，截至 2018 年第三季度手機基頻晶片的市場規模與上期相比上升了 11%，市場佔有率前三名分別是高通、聯發科（2454-TW）和英特爾，高通佔據 49% 的份額，遠遠甩開競爭對手。蘋果和高通關係緊張，英特爾漁翁得利，成為蘋果基頻晶片的唯一供應商，這讓英特爾的基頻晶片在 2018 年維持了兩位數的成長，即使它的晶片質量比不上高通。

同時高通已經佔據了新趨勢 5G 晶片的主導。IDC 的報告顯示，2019 年 5G 手機的出貨量僅佔全球智慧型手機總量的 0.4%，這個數字到 2023 年會提升到 26%。而根據 IPlytics GmbH 的統計，高通擁有的 5G 相關的專利數量達到 1.18 萬個，全球第一。截至現在主流 Android 廠商都推出了 5G 手機或者 5G 計劃，小米（01810-HK）、OPPO、Vivo 幾家龍頭廠商也都和高通有所合作。

蘋果的 5G 進展一直非常不順利，Fast Company 的報導揭露，2018 年 6 月英特爾開始為蘋果生產 5G 調製解調器，但是遲遲解決不了技術問題，晶片的散熱和能耗始終達不到蘋果的標準。

The Information 的信源則表示，因為一直交不出像樣的產品，蘋果高層對英特爾已經漸漸失去耐心。2019 年 4 月，就連華為都自稱要給蘋果供應 5G 晶片，這件事在現在的貿易環境下可能性不大，但也多少說明了蘋果沒有選擇餘地的無奈。

蘋果還是要買高通的晶片，不過蘋果最終目標可能依然是自己研發。iPhone 正在一步步讓零件生產掌握在自己手上，結合 IHS 和 iFixit 於 2019 年的拆解報告，iPhone 中目前至少有核心處理器、M 系列協處理器、電源管理晶片和音樂相關組件是由蘋果自己生產。現在，蘋果在聖地牙哥和舊金山灣區的辦公室招募了一群工程師團隊，獨自研發 5G 晶片，但同樣進展緩慢，目前的進度距離量產至少還有兩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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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遊戲主機用戶來說，類似的遊戲訂閱模式已經很常見，例如索尼（Sony Co,6758-JP）的 PS Now、微軟（Microsoft, MSFT-US）的 Xbox Game Pass，遊戲開發商 EA（Electronic Arts, EA-US）也有 EA Access，這些都是用戶每月付費即可玩到一堆遊戲。

但手機廠商推出遊戲訂閱服務則較少見，例如 Google（GOOGL-US）之前公佈的雲端遊戲服務 Stadia，允許用戶在 Chrome 瀏覽器內玩遊戲，但沒有確認是否需要用戶為遊戲付費、有無廣告。

在發表會現場，蘋果公司展示了 9 款遊戲。在 Apple Arcade 的官網頁面上列出的遊戲總共有 29 款，包括《索尼克賽車》、Beyond a Steel Sky、Lego Brawls、Hot Lava、The Pathless、Where Cards Fall 等，獨立遊戲佔據較大比例。而迪士尼（Walt Disney, DIS-US）（Walt Disney Co, DIS-US）、Cartoon Network、科樂美（Konami, 9766-JP）、SEGA 等遊戲公司的上百款遊戲也在開發之中。

根據發表會現場展示的影片，Apple Arcade 可能沒有單獨的應用程式，而是取代蘋果 App Store 底部的 “更新” 標籤欄。

蘋果公司將為遊戲提供收入分成、開發資金支持，不過 Apple Arcade 內的遊戲甚至不會出現在蘋果App Store 內，這對於遊戲開發者來說是個相當大的風險，這意味著開發商的遊戲只能接觸到數億蘋果用戶中的一小部分，遊戲分成、蘋果資金支持能否支撐遊戲的開發就存在很大疑問。

有部分遊戲可能是最近幾個月才與蘋果公司接觸，例如《紀念碑谷》的開發商 Ustwo 過去幾個月在開發新遊戲 Repair；有些遊戲可能更早之前就改變了發行計劃，例如遊戲工作室 The Game Band 在 2012 年開始開發 Where Cards Fall，這款手遊原本計劃 2017 年秋天上架。

參與 Apple Arcade 計劃的遊戲將同時支援 iPhone、iPad、Mac，遊戲進度也會在各平台之間同步更新。一款遊戲同時支持 iOS、macOS 系統，可能也與蘋果公司在 2018 年宣布打通 iPhone 與 Mac 應用的計劃有關係。

對於用戶而言，新的遊戲訂閱服務有吸引力的部分，是參與該項目的遊戲不設置廣告與應用內購（IAP），用戶也不需要為遊戲開發商追加的新內容額外付費。

蘋果新的遊戲服務實際鼓勵的是付費遊戲，特別是手遊。Mac 電腦的遊戲少、蘋果公司缺少對 Mac 平台遊戲的控制力，Apple Arcade 內的遊戲本質上目標用戶還是手遊玩家。

但付費購買遊戲與目前手遊市場流行的免費遊戲（Free-to-play）模式不同，在免費模式下，遊戲開發商允許用戶免費玩遊戲，但去除應用內廣告、購買道具就需要付費。

參與 Apple Arcade 的遊戲只限蘋果設備獨占，可能也有助於蘋果公司繼續吸引用戶購買 iPhone。蘋果公司禁止 Apple Arcade 內的遊戲移植到 Android 平台，但不限制其移植到任天堂（Nintendo, 7974-JP）的遊戲主機 Switch 上。已經有數款 Apple Arcade 內的遊戲計劃移植到 Switch 平台，例如 Shantae 5 計劃登陸的遊戲平台，包括任天堂 Switch 主機、PS4、Xbox One；《索尼克賽車》在此之前也公佈了登陸主機平台的消息。

更多資訊都還是謎，例如蘋果遊戲訂閱服務每月收費價格，以及蘋果公司與遊戲開發商的分成比例等，這些都是未知。但是蘋果公司想要扶持的付費手遊本身就是個相當小的市場，自從 2011 年，蘋果推出內購功能、制定 30% 的抽成比例規則後，主流手遊就從付費下載變成免費下載、付費內購的模式。

2009 年年底推出的《憤怒鳥》是最早靠付費下載成功的手遊。根據行動分析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數據，《憤怒鳥》進入付費榜第一名 311 次，但如今最成功的手遊公司則是騰訊（00700-HK）、網易（NetEase, NTES-US）（NTES-US）。

根據手遊廣告公司 AdColony 2017 年的報告，付費手遊、遊戲訂閱內容貢獻的收入佔比只有 4%，但遊戲內購、小額交易的佔比則達到了 43%。

遊戲內接入廣告則是應用內購外另一種成熟的商業模式。Adcolony 的報告稱，影片廣告、展示廣告、原生廣告總共佔比達到了 53%。

休閒遊戲中使用廣告賺錢的比例更高。根據行動廣告效果監測與數據分析平台 AppsFlyer 在 2018 年的報告稱，休閒遊戲中，廣告貢獻的收入佔比從 31% 增至 56%，Mid-core（指需要較深策略但又容易上手的遊戲）、策略遊戲中佔比也成長至 30%。

另一方面，為側重手遊的遊戲訂閱服務制定價格，對蘋果來說可能是件相當有難度的事。遊戲訂閱服務的每月價格要對用戶有吸引力，同時也要有足夠的分潤分給遊戲開發商。

在主機、PC 遊戲上，制定遊戲訂閱服務的價格相對容易些。索尼、微軟、EA 等公司的遊戲訂閱服務的年費，通常比一款遊戲的價格要低。例如微軟的 Xbox Game Pass 月費 10 美元，但 Xbox 上的遊戲價格通常在 30～60 美元。

但對蘋果公司而言，給新的遊戲訂閱服務定價是有難度的。售價 30、68 美元的手遊已經是相當貴的價格，蘋果公司收取的年費有可能在這個價格區間，才能吸引用戶。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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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蘋果自己的信用卡，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GS-US）是合作方，使用 MasterCard（MA-US）網路結算資金。根據官方資料，Apple Card 依附於 Apple Pay，用戶需在 Apple Pay 申請、開通、使用。蘋果會每天回饋 Apple Card 消費額的 2% 到該卡的虛擬帳戶中，回饋無上限，下次消費直接折抵；在蘋果店的消費則回饋 3%。

每筆交易發生金額和地點都被記錄並呈現在 Apple Pay 的主界面，用戶可以查看每週、每月甚至分類消費情況。Apple Card 不設定每月最低還款額，但有免息還款額。蘋果幾乎取消了信用卡年費、海外消費手續費、逾期還款費等信用卡交易可能產生的所有費用，它最早將於 2019 年夏天率先在美國推出，這是我們前期整理的 Apple Card 詳情。

蘋果執行長提姆・庫克（Tim Cook）稱這是信用卡 50 年來最大創新，而高盛執行長大衛・所羅門（David Solomon）補充說 “Apple Card 完全改變了信用卡體驗”。

矽谷大科技公司的邊界之廣，正受到多方質疑和指責，再加上金融服務本身強調隱私和數據安全性，蘋果也很重視這塊的宣傳。

按照蘋果的說法，在 iPhone 申請並創建 Apple Card 時會生成一個唯一的卡號，之後所有資訊都被儲存於 Apple Pay 使用的獨立安全晶片中，每次消費都使用 Face ID 或 Touch ID 附帶的一次性動態安全代碼進行授權。蘋果、高盛、萬事達卡都宣稱不向第三方共享或銷售數據以進行行銷和廣告。

諮詢機構 Aite Group 銀行和支付業高級分析師凱文・莫里森（Kevin Morrison）對《金融時報》說，Apple Card 沒有將自己和與其他信用卡組織或金融科技公司的相關服務區別開來，“他們正把現有的其他服務一次性整合”；Mercator 諮詢公司的信用卡分析師布萊恩・萊利（Brian Riley）則表示，Apple Card 宣傳的消費回饋、免年費和其他費用 “罕見但不獨有”。

例如《華爾街日報》稱，蘋果信用卡消費回饋其實跟市面上其他信用卡差不多高：花旗集團（Citigroup, C-US）和富達投資都提供 2% 的現金回饋，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 BAC-US）有張卡能為 Apple Pay 交易提供額外獎勵。

如我們先前所評論的，Apple Card 和其它同類服務的差異化來自更好用的申請、使用、反盜刷體驗。它的硬體特性決定了不會像傳統信用卡一樣洩漏卡號就被盜刷；軟體則是集成了記帳功能，而鼓勵人消費的激勵機制則是無需申請、每天結算。

蘋果以它擅長的方式進入一個新市場，尋找信用卡使用體驗的不足，然後解決掉。正如它之前用 iPod 進入音樂市場。

這不是蘋果第一次涉足金融支付領域。它們曾推出 Apple Pay 虛擬帳戶 Apple Pay Cash，用戶從儲蓄卡和信用卡轉帳形成帳戶餘額，可直接消費，iMessage 收款也會轉過去。不過 Cheddar 主播 Hope King 注意到，Apple Card 發布當天，蘋果就禁止信用卡向 Apple Pay Cash 轉帳，如果要將 Cash 帳戶餘額轉出也將扣除 1% 的費用（最低費用 0.25 美元，最高 10 美元）。

但蘋果這次的新嘗試還有不少疑問有待解決，例如信用卡額度上限和分期利率目前不得而知。蘋果支付業務主管詹妮弗・貝利（Jennifer Bailey）預計這張卡將會提供業內最低費率，根據 CreditCards 的數據，目前美國信用卡平均年化分期利率約為 18%。蘋果也暫未提供有關資格的詳細資訊，僅表示目標是盡可能使產品易於申請。

消費回饋和免年費是否足夠吸引人也是各人有各自的看法。例如有評論認為亞馬遜（Amazon, AMZN-US）在美國發行的 Prime Visa 聯名信用卡也很有競爭力，它提供每筆亞馬遜消費 5% 等值點數回饋（1 點＝1 美元），在餐廳、加油站、藥妝店回饋 2%，其他管道回饋 1%。也有人認為全球 ATM 免手續費領錢更具吸引力。這都是蘋果可能面臨的競爭壓力來源。

三方合作的投入和分帳模型也不清楚，MasterCard 拒絕就此事置評。

諮詢機構 JD Power 的分析師吉姆・米勒（Jim Miller）表示，美國信用卡產業競爭激烈，發卡機構正在追逐一小部分願意換卡的客戶，2018 年這一比例只有 11%。米勒說，“如果 Apple Card 能吸引到千禧一代，蘋果該項服務才可能會取得進展。” 他表示千禧一代的整個生命都與技術融為一體，現在約有 70% 的千禧一代把信用卡跟手機綁定（儘管只有 16% 的人使用 Apple Pay）。

高盛作為 Apple Card 另一個合作方，投產業務在產業領先，在個人的儲蓄和信貸業務則排在產業後段。高盛 2016 年推出個人理財平台 Marcus——這也是高盛和蘋果合作的主體——到 2018 年年末累積了約 450 億美元存款和 50 億美元的消費貸款，以及 300 萬客戶群。

2018 年 5 月又傳出高盛將和蘋果聯合發布信用卡。當時蘋果正在和巴克萊（Barclays PLC, BCS-US）銀行開展信用卡聯名合作，而高盛則收購了信用卡創業公司 Final 的團隊，並且已經與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 AXP-US）白金卡部門合作了很長時間。

《金融時報》評論稱，高盛在擴大信貸方面的積極程度取決於信用卡業務對它財務業績的最終影響。2018 年末高盛總資產和淨利潤分別為 9,330 億美元和 105 億美元。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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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爾．蓋茲的一生中，他正確地預測了家用電腦，桌面操作系統和互聯網的興起，因此對於《麻省理工科技評論》來說，他也是接受採訪的不二人選。另外，比爾．蓋茲也一向是個不厭於公開發表預測的人。1995 年，他撰寫了展望 21 世紀人類生活面貌的《未來之路》。退休後，他也幾乎年年對未來技術的前景做出預測。

比爾．蓋茲今年的名單如下：

• 靈巧機器人（Robot dexterity）：機械手可以自己學會操縱不熟悉的物體。
• 核能新浪潮（New-wave nuclear power）：裂變和核聚變反應堆設計可以幫助降低碳排放。
• 早產預測（Predicting preemies）：一個簡單的血液測試可以警告早產，這或許能挽救許多孩子的生命。
• 腸道顯微膠囊（Gut probe in a pill）：一種可吞嚥的裝置，可以對消化道進行成像，甚至可以進行活組織檢查。
• 定制癌症疫苗（Custom cancer vaccines）：一種利用人體自身免疫系統僅針對腫瘤細胞的治療方法。
• 人造肉漢堡（The cow-free burger）：以植物為基礎的肉類和實驗室培養的肉類替代品，可以大幅減少食品工業的排放。
• 捕獲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 catcher）：從空氣中吸收二氧化碳並將其鎖定的技術，最終可能變得具有經濟效益。
• 可穿戴心電儀（An ECG on your wrist）：患有心臟病的人能夠持續監控他們的健康並獲得問題的早期警告。
• 無下水道衛生間（Sanitation without sewers）：一個獨立的衛生間，可以解決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疾病和令人不適的生活環境。
• 流利對話的 AI 助手（Smooth-talking AI assistants）：自然語言處理的新進展，使數字助理能夠獲得更大的自主權。

今年比爾．蓋茲的名單很 “安全”，沒有什麼驚世駭俗的內容，基本是跟著大家關注的新聞熱點來寫的。而且其中有很多是他本人正在關注的領域。比如 “核能新浪潮”、“人造肉” 和 “無下水道衛生間” 等等。

比爾．蓋茲退休後成立了美國核技術公司泰拉能源，他多次遊說美國政府，希望美國能夠更多地扶持核電產業。去年，這家公司還在謀求和和中國中核集團的合作，但最終因為政策原因未能成行。

2017 年，比爾．蓋茲投資了美國人造肉食品新創公司 Memphis Meats，更早前還投資過同類公司 Impossible Foods 。人造肉的意義在於，與傳統畜牧業相比，它的肉類生產過程能夠使用了傳統畜牧業所需大約 1% 的土地和 10% 的水，減少對生態的損耗。

另一件比爾．蓋茲在忙的事情就是 “廁所革命”。具體而言，就是用科技改善衛生狀況，讓廁所不需接入排污管網，就能把人的糞便分解成肥料。去年 11 月，比爾．蓋茲還在北京舉辦了 “新世代廁所博覽會”，讓企業有機會展示他們在這個簡單的廁所裝備上的嘗試。

除了這些他自己在參與的事情，剩下的也都是大多數人都在關注的主題。

比如說 “早產預測”，2018 年 6 月，美國《科學》雜誌論文稱，美國史丹佛大學和丹麥國家血清研究所等機構研究人員合作開發出一種新型低成本血液檢測技術，幫助預測孕婦是否會早產，準確率最高可達 80%。

今年 2 月，美國 Vicarious Surgical 公司聲稱，他們開發的微型機器人如同人一樣有兩隻 “手臂” 和一個 “腦袋”。它的 “腦袋” 攜帶著一台相機，就像醫生的眼睛一樣可以看到患者體內的環境。而醫生可以通過自己手臂的動作可以控制機器人的 “手臂” 進行手術。通過 VR 技術，醫生可以即時觀察到患者體內的手術進程，整個過程就好像醫生被縮小並且放到了患者體內，進行微創手術。這就是比爾．蓋茲所說的 “腸道顯微膠囊”，他本人也投資了這家公司。

“癌症疫苗” 也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只不過去年格外的紅。2018 年 1 月，美國史丹佛大學醫學院的 Ronald Levy 博士底在《科學·轉化醫學》雜誌上發表論文稱，90 隻淋巴瘤小鼠經過向腫瘤部位注射 DNA 片段和抗體後，有 87 隻完全治癒，腫瘤徹底消失。不過，該研究仍然停留在實驗階段，且動物實驗效果顯著，並不代表應用於人體也能取得同樣的效果。

介紹這一實驗的大眾號文章一度在微信朋友圈中成為爆款，但緊接著就是各種闢謠文和科普文。“人類有望徹底攻克癌症／愛滋病” 的文章已經是人們隔一段時間就要被迫關注一下的 “月經貼”。

最後 “可穿戴心電儀” 很明顯說的是蘋果（Apple, AAPL-US）Apple Watch、三星（Samsung, 005930-KR）Galaxy Watch Active 等產品；“流利對話的 AI 助手” 說的是 Google Assistant 中可以高仿真模擬人類對話的 Duplex 功能。這些都是科技媒體去年關注的重點話題。

相比比爾．蓋茲以往的預測風格，這份名單實在是過於謹慎了。幾乎沒什麼懸念，也沒什麼犯錯誤的可能。1995 年他撰寫的《未來之路》要比這份名單 “野” 得多，比如他預計，遺失或遭竊的照相機會自動給主人發回資訊，告知它所處的具體位置；如果孩子需要零用錢，可以直接從電腦錢包中給他轉帳 5 美元；在觀看電影《亂世佳人》時，人們可以用自己的面孔替換片中演員；可以選擇收看自己喜歡的節目，而不是被動地等著電視台播放。

當年他的這些預測都是非常大膽而離奇的。24 年後，這些設想有的已經成為現實，有的 “以不完全相同的方式” 成為了現實，還有很多接近成為現實。

比爾．蓋茲 2017 年也做過預測。當時更激進，它們包括：

生物恐怖主義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消滅 3,300 萬人。2019 年，世界可以根除脊髓灰質炎。2030 年，非洲的食物將能夠自給自足、手機銀行將幫助低收入者脫貧致富、享用社會公共資源。2030 年，人類將發現可以為全世界提供動力的清潔能源、自動化將使無數人失去工作。2035 年，不再有貧困國家。

這兩年，當比爾．蓋茲談到 “未來技術” 時，最常說的三個詞就是人工智慧、能源和生物科學。2017 年 5 月，他稱這三個領域的突破最可能改變世界。2018 年，他又列出了 “可能改變世界” 的四大發明：疫苗儲存和保護技術、基因組編輯技術、太陽能和 AI 醫療。

如果把這三年的名單放在一起，可以看得出比爾．蓋茲的觀點基本是大同小異。只不過他今年沒再提 “基因組編輯技術”。

2018 年 11 月，中國南方科技大學生物系副教授賀建奎及其團隊通過基因編輯技術，對一對雙胞胎嬰兒胚胎細胞的 CCR5 基因進行改造，從而使嬰兒獲得可遺傳的對部分愛滋病的免疫力。這一做法引發了國內外學界的諸多批評，諾貝爾生物學或醫學獲獎者戴維・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也代表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組委會發布了譴責聲明，並呼籲為相關試驗確定嚴格標準。

另外一個變化是他推崇的清潔能源從太陽能變成了核能。

2018 年 12 月 29 日，比爾．蓋茲寫道，“一些人認為，我們已經掌握了使用太陽能和風能的工具，接下來只需要降低成本，人類就可以解決能源問題了。” 比爾．蓋茲稱，“我也很高興看到太陽能和風能變得便宜，但它們畢竟是 ‘間歇性能源’，我們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擁有超便宜的太陽能或風能電池，所以我們就無法在不出太陽或不刮風的時候儲存足夠的能量。”

“而且，發電僅佔所有碳排放量的 25％。我們還需要解決剩餘 75％ 的排放量。” 比爾．蓋茲寫道，“核能是目前世界上最理想的清潔能源，因為它可以 24 小時創造能量，且零碳排放。現在的核反應堆事故風險，未來都可以用創新的手段來杜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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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Facebook 旗下的所有通訊應用程式，包括 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 和 Instagram DM 都將進行端到端加密，並打通後台便於用戶跨平台收發訊息，未來將一同被打通的可能還會有 Android 手機自帶的簡訊系統。

文章中提及，“目前，如果你想在 Facebook 上向朋友發訊息，你必須使用 Messenger，在 Instagram 上則必須使用 Direct，而在 WhatsApp 上你必須使用 WhatsApp。我們希望給人們一個選擇，讓他們可以選擇三款應用中的任何一個與朋友聯繫。”

其實這不是突如其來的計劃，Facebook 早有準備。2019 年 1 月，《紐約時報》報導稱 Facebook 計劃合併 WhatsApp、Instagram 和 Messenger 三款聊天應用程式，也就是說，註冊了這幾個應用程式的用戶，將有望實現跨平台聊天。當時官方並未公佈具體時間表，而祖克柏在文章中也一樣沒提到會在什麼時間實現。

祖克柏寫道：「我們會以開發 WhatsApp 的方式來建構這個平台，將專注於訊息傳遞這個最基本和私密的用途，然後建構更多的方式讓人們在此基礎上進行交流互動，包括通話、視訊聊天、群組、限時動態、行銷策略、支付、電子商務等，最終成為私有服務的平台。」

2019 年 2 月，祖克柏與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 Jonathan Zittrain 進行公開對話時表示，人們越來越喜歡小圈子聊天或一對一溝通，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公諸於世。“在接下來的 5 年裡，我們將會看到所有的社交網路將在私人聊天的基礎上進行重組。”

但同時，祖克柏也表示：「我不認為這會取代公共平台，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重要性還會繼續提升。不過與公共平台一樣，對私密和私人溝通平台的開發也將大有可為。」

文章中提到的第二點，是祖克柏表示 Facebook 計劃在自己所有的主要產品中提供加密通訊功能，並增加訊息自動刪除的設置，讓用戶可以選擇在一個月後或一年後自動銷毀記錄。

“我相信通信的未來將越來越多地轉向私人的、加密的服務。在這種服務中，人們可以確信他們對彼此說的話是安全的，他們的資訊和內容不會永遠被保留。這就是我希望我們能幫助實現的未來。” 祖克柏寫道。

加密聊天本身不是什麼創造性發明，Telegram 已經做了很多年；自動銷毀聊天記錄也不鮮見，Snapchat（Snap Inc., SNAP-US）的這一功能早被抄遍。奇怪的是被隱私洩露醜聞纏身的 Facebook 決定做這件事情。

祖克柏顯然也感受到了這種尷尬，“我理解許多人並不認為 Facebook 有能力甚至有意願建立這樣一個基於隱私的平台，因為坦白說，我們目前在建立隱私保護服務方面的名聲並不好，而且我們過去專注於更開放的共享工具。但是我們已經一再證明，我們能夠不斷發展，打造出人們真正想要的服務，包括私人即時通訊和新聞。”

《華盛頓郵報》分析稱，Facebook 正在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特別是歐洲嚴格的隱私法案對美國企業的決策也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我們很難知道祖克柏的確切動機，但如今嚴峻的環境確實有助於解釋他的決定。

但這對 Facebook 一直以來的盈利模式提出了挑戰。News Feed 是 Facebook 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它與 Google AdWords 一起，是有史以來最賺錢的廣告產品，Facebook 的這一商業模式決定了它要通過收集用戶數據來推送廣告。

加密的個人聊天應用程式怎麼盈利？祖克柏並沒有在文中指出。如果說有什麼直接的先例，可能是微信朋友圈；目前 Whatsapp 並沒有類似的功能。

《紐約時報》評論稱，“Facebook 正是通過收集用戶數據，才有了今天 4,900 億美元的市值。雖然該公司不會根除社群交流平台，但私密聊天和安全通信的激增可能會損害其商業模式。”

祖克柏提到的最後一塊內容，是開發諸如支付和電子商務等可以嵌入通訊服務的產品。

《紐約時報》認為，祖克柏正在效仿騰訊（00700-HK）公司的產品——微信——的思路，讓 Facebook 可以像微信一樣，不僅可以聊天，還能支付帳單、訂外賣、叫車、購物，成為一個 “上網的門戶” ，或者說是一個 “什麼都能幹的超級應用程式”。

祖克柏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的時間表，也沒有細談改革對傳統商業模式的衝擊。Facebook 最新財報數據顯示，該公司第四季營收為 169.14 億美元，行動廣告收入在 Facebook 第四季廣告總收入中佔比約為 93%。

Facebook 近兩年一直麻煩纏身，負面新聞已經對它的用戶數量造成了影響。2019 年 3 月初，市場研究公司 Edison Research 數據顯示，Facebook 的用戶群正在縮小，在該公司最重要的美國市場，如今使用 Facebook 的人數已經比 2017 年減少了 1,500 萬人，而且流失的大多數是青少年用戶和千禧一代。

但 Facebook 第四季財報顯示，Facebook 日活躍用戶為 15.2 億，月活躍用戶為 23.2 億，兩者與上期相比成長都為 9%。另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雖然 Edison Research 的報告得出了 Facebook 美國用戶在流失的結論，但同時也發現，離開 Facebook 應用程式的用戶並沒有離開 Facebook 公司，他們大多數湧向了該公司的另一款應用程式——Instagram。

手裡有 Instagram 和 Whatsapp，Facebook 毫無異議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社群網路公司，不管怎麼改，用戶還是沒有什麼其他選擇。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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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籌備或已經發行了加密貨幣的公司不僅有 Facebook，還有 Telegram、Signal、Kakao（035720-KR）和 Line（3938-JP）。它們共同的使用場景是讓用戶向聯繫人匯款，效果類似於跨境支付領域的 Venmo 或 PayPal（PYPL-US）。具體到 Facebook 上，則是允許 WhatsApp 的 15 億用戶通過加密貨幣來給好友匯款。

對於普通用戶來說，這種加密貨幣的意義：一是為了節省跨境匯款的手續費，二是為了在普通人不方便開設銀行帳戶和網上購物的發展中國家促成線上交易。

彭博社報導表示，Facebook 的加密貨幣將首先在印度市場試用。印度擁有 4.8 億互聯網用戶，僅次於中國。WhatsApp 在印度也擁有超過 2 億用戶。世界銀行數據表示，該國在匯款金額方面也領先全球—— 2017 年，人們向印度匯去了 690 億美元。

加密貨幣從誕生至 2019 年已有 10 年，它的特性之一就是幣價不受控制、波動幅度大。這也是它投資屬性強而交易屬性弱的主要原因。對於發行可供交易的加密貨幣的大公司來說，最基本的是幣價要穩定，這也就催生了所謂的 “穩定幣”。穩定幣指的是不靠挖礦獲得，價值與具體數量的法幣掛鉤，且不具有波動性的虛擬貨幣。

2 月份，美國最大的金融服務機構摩根大通（JPMorgan, JPM-US）（JPMorgan Chase, JPM-US）宣布將推出加密虛擬貨幣 JPM Coin，用於即時結算客戶間的支付交易。每個 “摩根大通幣” 的價值是恆定的一美元，這就是穩定幣。

Facebook 幣與摩根大通幣的不同首先在於，摩根大通幣基本上與散戶無緣，只有經過監管審查的摩根大通的大型機構客戶，如公司、銀行和經紀自營商才能使用。而 Facebook 在全球有 25 億用戶，這個用戶基數遠遠大於摩根大通，控制難度也呈指級數上漲的。

另外，Facebook 幣的價值不僅僅是與美元掛鉤的。考慮到用戶來自諸多不同的國家且散戶居多，Facebook 幣不能簡單地定義為 “一美元”，而要與多種法幣掛鉤，且同時保持穩定。這又是一個困難。

該項目從 2018 年 Telegram 投入 17 億美元開發加密貨幣項目後開始，目前仍然在籌備當中。Facebook 有 50 名工程師在共同開發這個項目，由 PayPal 前總裁大衛．馬庫斯（David Marcus）領導。產業網站 The Block 一直都在追蹤 Facebook 這個項目列出的新職位，發現團隊規模一直在穩定成長。

Facebook 部分員工透露，這個項目已經取得了足夠的進展，他們甚至已經針對向消費者出售Facebook 幣的相關事宜跟加密貨幣交易所展開了溝通。Facebook 員工告訴交易所，他們希望在 2019 年上半年推出該產品。

我們尚不了解該加密貨幣發行後的更多細節，亦不清楚 Facebook 怎麼通過它來賺錢。Facebook 面臨的一大問題在於，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這種虛擬貨幣。倘若該公司負責認證每一筆交易和追蹤每一個用戶，那就很難判斷它是否需要用區塊鏈系統來取代 PayPal 那種傳統的集中化系統。

《紐約時報》稱，與加密貨幣交易所合作至少可以幫助 Facebook 減輕一些監管負擔，因為這些交易所將負責持有加密貨幣和審查客戶。但如果 Facebook 使用它無法完全控制的加密貨幣，那就很難通過交易費來賺錢，也難以避免這種加密貨幣被不法分子利用。

在最壞的情況下，無法被控制的加密貨幣交易系統可能會變成一個大型的洗錢網路，這也是為什麼大型科技公司或銀行大多對它敬而遠之。

最近遭到關閉的 “明星穩定幣” 有不少。總部位於美國紐澤西州的霍博肯公司此前推出了一種名為 Basis 的穩定幣，它曾向 Alphabet（GOOGL-US）、Bain Capital、Andreessen Horowitz、Foundation Capital 和 Lightspeed 的風險投資部門出售了 1.33 億美元的預售幣，億萬富翁對沖基金經理史丹利・卓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Fed）前州長凱文・沃爾（Kevin Warsh）也買進了，但它在僅僅誕生八個月後就宣布關閉。

最近另一種引人注目的穩定幣是 Tether。它的創造者說每個代幣都有一美元做為支持，但該公司卻拒絕接受審計，引發了對其真實性的質疑。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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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韓國《每日經濟新聞》引用投資銀行的消息來源表示，Nexon 公司創辦人、大股東 Kim Jung-ju 於 2019 年 1 月傳出有意出售大部分股份後，亞馬遜（Amazon, AMZN-US）、遊戲公司 EA（Electronic Arts Inc., EA-US）、媒體公司康卡斯特（Comcast, CMCSA-US）（Comcast Corporation, CMCSA-US）也參與到競購中。這筆交易據稱由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 MS-US）與德銀（Deutsche Bank, DBK-DE）負責。

Kim Jung-ju 與妻子總共持有 Nexon 公司 98.64% 的股份，這部分股份屬於他的公司 NXC Corp。

出售 Nexon 股份傳聞出現後的次日，Kim Jung-ju 對此作出回應稱：“我正在考慮各種方式來支持 Nexon，使其成為一家在全球都擁有競爭力的公司。” 他還說，他會嘗試更多的挑戰。這意味著傳聞基本屬實。

亞馬遜這幾家只是最新一批對 Nexon 控股權感興趣的公司。路透社在報導中引用的消息來源稱，二月中旬時，韓國遊戲公司 Netmarble（Netmarble Games Corporation, 251270-KR）、即時通訊服務公司 Kakao0（35720-KR）、騰訊（00700-HK）以及私募機構 MBK Partners 也發出了收購意向。

這些公司都看上了 Nexon 這家公司的規模，它是韓國最大的三家遊戲公司之一；另外兩家是 Netmarble、NCSoft（036570-KR）。

目前，Nexon 公司的市值在 1.58 兆日元。創立於 1994 年的 Nexon 是韓國遊戲公司，但在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

創辦人 Kim Jung-ju 出售 Nexon 控股股份，可能與後者業績關係不大，Nexon 的股價也在 Kim Jung-ju 去年擺脫賄賂案後逐漸好轉。

根據去年 11 月公佈的財報，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Nexon 公司前 9 個月的營收為 2,076 億日元，與上期相比成長 13.9%；前 9 個月的盈利為 944.5 億日元，與上期相比成長 19.9%。

該公司營收的主要推動力來自於韓國市場，以及 PC 遊戲。2018 年前 9 個月，韓國市場與上期相比成長 12.5%，韓國市場佔據該公司 88% 的營收，也是最主要的利潤來源。韓國市場收入包括該公司在中國授權 PC 遊戲《地下城與勇士》上獲得的收益。

雖然 Nexon 公司最近幾年也做手游，但 PC 遊戲仍然是最大收入來源，佔比達到 79%。

如果 Nexon 出售控股股份，這將是韓國遊戲業最大的交易之一。《韓國經濟日報》1 月報導中引用的消息稱，Kim Jung-ju 計劃出售的股份價值 10 兆韓元，這份報紙最初爆料 Kim Jung-ju 出售手中股份的消息。

有市場傳聞稱，Kim Jung-ju 對不斷加強的監管以及賄賂案感到厭倦，因此才希望出售股份。但 NXC Corp 給出的聲明稱，這不是事實。

這件事中值得關注的是，除了 EA、騰訊、Netmarble 這些遊戲公司對 Nexon 的控股權感興趣，亞馬遜、康卡斯特也參與到競購中，尤其是亞馬遜，其可能性是因為亞馬遜可以利用這筆收購加強其在遊戲界的話語權，亞馬遜自 2012 年開始涉足遊戲開發。此外，這筆收購可能對於亞馬遜計劃中的雲端遊戲項目也有幫助。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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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選和屈臣氏在 250 平方公尺的店鋪中各佔一部分陳列面積。據網易嚴選的書面回覆，合作店涉及近千款 SKU 的嚴選商品，涵蓋居家日用、餐廚、家紡、數位電器等種類。店鋪陳列中佔了比較大面積的是嚴選的床品。雖然嚴選也有自己的美妝個護產品，但可能考慮到衝突和種類互補而沒有帶入屈臣氏門市。

目前這家店還沒有和線上即時同價。嚴選的通路​​負責人對此的回覆是 “從長遠看，線上線下統一價是電商走進線下零售的優勢所在，雙方會盡快推動實現。” 他透露嚴選和屈臣氏的聯合門市不止規劃了這一家。

這家店沒有採用屈臣氏原有的黃、綠二色的主視覺，而是以黑色為主。招牌中也沒有 “屈臣氏” 三字，而是用的 “Watsons+”。Watsons+ 是屈臣氏推出的專注於生活美學領域的全新子品牌。未來 Watsons+ 打算聯手更多品牌，引入新的種類和產品。

屈臣氏給《好奇心日報》的回覆表示，這次選擇和嚴選合作，是想實現 “個護健康和居家日用兩大重點種類的互補”。對於缺乏線下零售經驗的嚴選來說，和屈臣氏合作也是線下線上的互補。出售家居、彩妝等多個品類——不免讓人想到無印良品（Ryohin Keikaku, 7453-JP）這樣的零售品牌。不過，生活方式零售從來不是簡單的疊加。

在一年前，屈臣氏曾經和歐萊雅合作開了一家 Colorlab by Watsons，增加了彩妝品牌和種類的數量，尤其是歐萊雅旗下美寶蓮和巴黎歐萊雅的陳列比重。此後廣州的 Colorlab 還有美甲區。不過現在這兩店又改回了屈臣氏。

屈臣氏面臨著高速成長、門市擴張後的瓶頸：自 2016 年，屈臣氏在中國的同店銷售開始下降。它也在試著推新和年輕化，包括推出小程式、和餓了嗎合作 “線上下單 1 小時閃電送”、和美圖（01357-HK）合作推出 “美圖魔鏡” 的虛擬試妝。

截止 2018 年 6 月底，屈臣氏中國總零售額約 108 億元，中國市場營業收入增 16%。雖然同店銷售下降了 1.4%，比 2016 和 2017 年有所收斂。 1 月初有消息稱淡馬錫在考慮出售屈臣氏股份。 2014 年它曾以 440 億港元購入屈臣氏 25% 的股份。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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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新》援引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稱，2018 年到 2019 年 2 月汽車銷量下降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往年刺激政策透支消費需求，形成較高的銷量基數，現今高基數影響結束，才導致了負成長。

為刺激汽車消費，財政部曾對車輛購置稅進行 2 次調整。

第一次發生在 2009 年。連續兩年汽車生產和銷量均超過 20% 後，2008 年成長降為個位數，財政部決定從 2009 年 1 月開始， 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購置稅從 10% 降為 5 %。政策刺激下，2009 年中國汽車生產和銷售漲幅均接近 50%，也在那一年中國第一次超越美國，成為了全球第一大汽車銷售市場。

銷量上升不久後，乘用車購置稅逐步恢復回 10%，隨後再次經歷銷量成長放緩、政策鼓勵——2015 年 9 月財政部頒布了與 2009 年一樣的車輛購置稅調整，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購置稅從 10% 降為 5%，銷量上來後逐步回調購置稅，於 2018 年 1 月恢復為 10%。

2018 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汽車銷量逐步下滑，但財政部並沒有像猜測那樣推出相關的刺激消費政策。一個主要原因可能在於短期刺激政策可能不再像過去那樣有效。

汽車是家庭（或個人）除房子之外的最大單筆消費支出，它和地產是拉動中國社會消費數據的兩大最主要的驅動力。而當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成長持續下滑、房貸成長上漲，這種趨勢下，消費激勵政策可能也推不動了。而這些都是導致汽車銷量下降的原因，《好奇心日報》在年度商業報導中詳細分析了中國 2018 年的消費變化。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彭剛告訴《好奇心日報》，中國已經結束了 “排浪式消費” 階段——一段時間內集中某一類消費為主，而進入了以個人／家庭需求為主的個性化消費階段，因此難以從汽車或其他領域銷量變化來判斷中國消費升級或降級。而這導致了當前中國消費的兩極分化。

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2018 年乘用車銷售下滑 5.8%，但其中低價的自主品牌和美系汽車銷售數據回落更快。1 月亦然，自主品牌乘用車市場佔有率繼續下降達 41.2%。但另一方面豪車品牌越賣越好，2019 年 1 月豪華車零售 20 萬輛，增加 9.4%。奧迪（Audi, NSU-DE）、賓士（Mercedes-Benz, Daimler AG-DE）、BMW（Bavarian Motor Works, BMW-DE）、INFINITI 等豪華品牌 2018 年大多數月份裡都實現了銷量的與上期相比成長。

為刺激汽車銷售，現在政策把消費市場放到更低線的城市，2019 年 1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委提出 “汽車下鄉”，被認為重啟了 2009 年 “汽車下鄉” 政策。車企在政策發出後也迅速反應，中國品牌奇瑞、一汽大眾（000800-CN)、長城汽車（601633-CN）、一汽奔騰等車企相繼推出購車補貼。但目前政策仍沒有相關細則頒布，車企推出的補貼被認為是變相促銷和降價。

對於提議的刺激措施，《華爾街日報》援引瑞銀（UBS Group AG, UBSG-CH）中國汽車研究董事總經理 Paul Gong 表示，農村地區的汽車銷售放緩最為顯著，因為那裡的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承受補貼帶來的財務負擔，這意味著政府提議的影響可能很小。

不過汽車數據公司威爾森持有不同觀點。據其數據顯示，中國四五線城市汽車市場佔有率佔總量的比例約為 26.4%。在當前車市低迷形勢下，這輪 “汽車下鄉” 政策或將帶動汽車銷量成長 3%～5%。《財新》報導也稱，崔東樹預計在今年零售刺激政策下，全年汽車銷售可能實現 1% 的正成長。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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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被視為最大的環境威脅。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全世界十個人裡有九個每天在呼吸受污染的空氣。”

與流感大流行和空氣污染相比，“疫苗猶豫” 這個榜單上的威脅對人們而言相對陌生。所謂疫苗猶豫，指的是對接種疫苗持有抵觸或者猶豫態度。這種態度使得人們在預防疾病方面已取得的成果出現倒退。近年來一些國家的疫苗接種情況不佳，導致一些本已有效控制的疾病發病率再度上升。

其他的威脅還包括非傳染性疾病、脆弱和易受損的生存環境、抗生素耐藥性、伊波拉等高威脅病原體、落後的初級衛生保健、登革熱和愛滋病。

2018 年的威脅也並沒有散去，某種程度上，今年的伊波拉和去年 “衝突中的衛生服務” 說的是同一件事情。營養不良和瘧疾的名字雖然沒有出現在今年的威脅中，但空氣污染和抗生素耐藥性等威脅也都和它們聯繫在了一起。

空氣污染和氣候變化

空氣污染被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是 2019 年度最大的健康威脅。人們吸入空氣中的污染物會導致肺部、心臟和大腦受損。由空氣污染引起的癌症、中風以及心臟大腦疾病每年會導致 700 萬人的死亡。這其中 90% 的死亡發生在中低收入國家，這些地方因工業、交通、農業以及家庭爐灶燃料產生的污染排放尤甚。

空氣污染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氣候變暖。在 2030～2050 年間，由氣候變化引發的營養不良、瘧疾等疾病預計會造成 25 萬人的死亡。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去年 10 月發布了一份報告，從科學角度評估寫入 2015 年《巴黎協定》的那個到本世紀末把全球平均氣溫升高控制在 “1.5°C” 的目標究竟意味著什麼，以及該如何實現。《巴黎協定》把升溫控制在 2°C 以內作為底線，同時把 1.5°C 作為一個 “跳一跳爭取夠到” 的高階目標。

報告中的數據並不那麼樂觀——以目前各國根據《巴黎協定》要求制定的截止到 2030 年的減排承諾（國家自主貢獻,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無論之後的承諾為何，到 2100 年的人為因素導致的升溫可能達到 3～4°C。

在這之後兩個月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 24 次締約國會議（簡稱 “COP24”），近 200 個締約國就一份旨在確保《巴黎協定》原則實施的 “規則書” 文本達成共識。各方同意追求在本世紀末將全球升溫控制在比前工業化時期不高於 2°C，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追求 1.5°C 的目標。今年 9 月即將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峰會則將對加強減排作進一步決定。

非傳染性疾病

以糖尿病、癌症和心臟病為代表的非傳染性疾病與全球 70% 的死亡（4,100 萬人）相關，其中包括 1,500 萬年齡在 30～69 歲的人。在這 1,500 萬過早死亡的人中，85% 來自中低收入的國家。

五個主要因素造成了疾病的肆虐：煙草的頻繁使用、缺乏身體運動、過度飲酒、不健康的飲食習慣以及空氣污染。這些因素同時也會引發精神健康問題。而發生在青少年身上的精神問題往往不易被發現——在 15～19 歲青少年的死亡中，自殺已取代謀殺成為了僅次於事故的第二大原因。

流感大流行

1918 年由一種稱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Spanish flu）引起的傳染病造成了全世界約 5 億人感染，導致 5,000 萬到 1 億人死亡（當時世界人口約 17 億人）。

西班牙流感。圖片來自：Wiki Commons

人們一般不會把流感和極具殺傷力的疾病聯繫，不過數據顯示，每年仍有 25 萬至 50 萬人因此死亡。每一年季節性流感情況不同，動物宿主也可能引發流感病毒的進一步傳播，離我們最近的一次全球性流感疫情是 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它是一種新型流感。去年 9 月，一架從迪拜飛往紐約的飛機上，多達 100 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出現了發燒、咳嗽、嘔吐等症狀，降落後被美國當局隔離。機上 19 人確認患病，10 人送院治療。這 10 名患病者感染了流感。

鑑於病毒的變異性以及它在自然界中的持續存在（一般認為野生水鳥是病毒的最大宿主），專家們一致認為，出現象 1918 年傳染性強、致命性高的流感大流行只是時間問題，甚至情況會更糟糕。

只是人們不知道它具體會何時到來，又會有多嚴重。人們只能做一些有根據的猜測——114 個國家的 153 個公共衛生機構共同開展了全球監測和應對工作。

脆弱和易受損的生存環境

世界上 22% 的人口，也就是 16 億人居住的地方因為災害、飢荒、戰爭等長期危機以及薄弱的環境導致他們無法受到基本的健康保障。

拿備受戰火摧殘的敘利亞舉例。超過 100 萬敘利亞人民逃到黎巴嫩尋求避難，只是當他們到那里後才發現，環境依然艱辛。這導致了許多在臨時搭建起來的營地中居住的難民的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半個月前在暴風雨中跌到河裡溺水而亡的 8 歲敘利亞女孩。聯合國難民署估計，至少 1.1 萬人受到了惡劣氣候的影響，超過 15 個營地完全被水捲走。

抗生素耐藥性

當細菌、病毒、真菌與寄生蟲等微生物產生變化，導致用於治療的藥物無法發揮療效，就會產生 “抗生素耐藥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的現象。微生物一旦對於多種藥物產生耐藥性時，就衍變成了 “超級細菌”（super bug）。

抗生素耐藥性是由於對抗生素的濫用引起的—— 全球抗生素人均消耗量在過去 15 年增加了 39%。而抗生素耐藥性意味著許多已受到控制的傳染病，如瘧疾、結核病、淋病等都可能捲土重來。

每年約有 160 萬人死於結核，其中部分的死亡便是由於抗生素不再有效導致的。2017 年，利福平（Rifampicin）——抗結核最有效的一線藥物——對大約 60 萬結核病例無效。這些患者中又有 82% 的人患的是耐多藥結核病，它至少對異煙肼（Isoniazid）和利福平這兩種最為有效的抗結核藥物沒有反應。

伊波拉等高威脅病原體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該病死亡率約為 50%，在以往疫情中出現的死亡率從 25% 到 90% 不等。就在人們以為伊波拉已經遠去的時候，剛果兩個地區在去年爆發了伊波拉疫情，病毒在這兩個地方都肆虐到了人口超過 100 萬的城市，其中一處伊波拉的發生地還處於戰爭衝突區域，這更是讓救援工作舉步維艱。

伊波拉患者隔離治療。圖片來自：pixabay

落後的初級衛生保健

初級衛生保健理應能夠提供全面實惠的保護，不過一些國家在這方面做得併不盡如人意。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一些中低收入國家缺乏資源，也可能是在過去幾年對單一疾病的重視導致了對整體的忽視。

2018 年 10 月，世界衛生組織在哈薩克召開了全球初級衛生保健會議，重申了 1978 年《阿斯塔納宣言》的重要性。雖然 40 年前的《阿拉木圖宣言》為初級衛生保健奠定了基礎，但過去四十年的進展並不均衡。世界至少有一半人口無法獲得基本衛生服務，其中包括針對非傳染性和傳染性疾病、婦幼健康、精神衛生以及性與生殖健康的衛生保健服務。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主任亨麗埃塔．福爾（Henrietta Fore）說： “雖然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益於兒童的健康，但每年仍有近 600 萬兒童在五歲之前死亡，且其中大部分都源自可預防的原因，還有超過 1.5 億兒童發育遲緩。”

疫苗猶豫

這種態度使得一些國家的疫苗接種情況不佳，導致一些本已有效控制的疾病發病率再度上升。麻疹病例在全球範圍內上升了 30%，這背後少不了對疫苗排斥的態度。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2018 年前十個月，歐洲確診了 5.4 萬名麻疹病患，是 2017 年全年總和的兩倍，達到了 20 年來的新高。2015 年春天，在美國已絕跡多年的麻疹也重新出現，並造成了 12 年來第一例兒童死亡。

據《金融時報》的報導，在過去十年時間里美國不願給孩子接種疫苗的家長數量正在上升，而因為所謂的信仰原因沒有接種疫苗的兒童數量增加了三分之二。除了所謂的信仰外，相當一部分家長認為現在接種疫苗帶來的健康風險已經比所獲得的保護效用要高，不過事實上，副作用發生的機率極低。反疫苗陰謀論也推動了猶豫的態度。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疫苗是 “最划算” 的疾病防控方法之一，目前每年可預防 200 萬至 300 萬例死亡。如果全球疫苗接種覆蓋率能得到進一步提高，還可額外避免 150 萬人死亡。

登革熱

登革熱是一種由登革熱病毒引起的急性傳染病，此病毒經由蚊子傳播給人類。登革熱常見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雖然早期的治療可以將登革熱病的死亡率控制在 1% 以下，但是近幾十年全球登革熱發病率大幅度成長。登革熱在孟加拉國 2018 年造成的死亡人數創下了該國近 20 年的新高。它還逐漸在向溫和氣候的地帶轉移，目前 40% 的世界人口面臨登革熱的危險。

愛滋病

雖然對愛滋的研究不斷取得成果，2018 年，日本科學家找到了滅活 HIV 病毒方法，這一年也有多款抗 HIV 的藥物上市，但是人們依然飽受愛滋病的威脅，每年約有 100 萬人死於愛滋病毒相關病症。目前全世界共有 3,700 萬愛滋病毒感染者。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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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Steam 仍然是開發者們選擇出售遊戲的主要平台。47% 的人將 Steam 作為首選，26% 的開發商直接通過自家網站銷售，接下來就是更小型的分發平台如 Itch.io（18%）、Humble（17%）和 GOG（14%），藉由 EA Origin、Battle.net 等發行商平台銷售的則佔據 18%。

Steam 也是收入來源大頭，有 55% 的開發者稱，自己遊戲收入的 75～100% 來自 Steam。但是多數人都對 Steam 高達 30% 的抽成持懷疑態度，僅 6% 的開發者認為 “Steam 這麼做沒問題”，32% 直接否決，剩下的答案則是 “大概可行”（12%）、“我覺得不太行”（27%）和 “不確定”（17%）。

我們曾經討論過，開發商每賣出一份遊戲可以賺多少的事情：如果是實體光碟，發行商和開發商一共可以拿走銷售額的 45%；如果是在數位發行平台，減掉 30% 的抽成和各地區增值稅，開發商約能得到 58% 的銷售額。對於定價原本就低、還動輒參與打折的獨立開發者而言，這就十分不友善了，在遊戲數量連年爆炸、玩家習慣於低價遊戲的 Steam 平台上，薄利不意味著多銷，高價可能會被罵得更慘，雖然開發者只是在試圖養活自己而已。

GameIndustry 最近也做了計算——一款開發和行銷成本達到 10 萬美元，面向歐美俄中四大市場的遊戲，它在 Steam 賣出多少可以收回成本？假設遊戲定價是 20 美元，是不是只要賣出 5,000 份？

然而，這個數字其實是 12,000 份。

Steam 各區域的定價不同，20 美元的遊戲在中國區的標價為 70 元人民幣，相當於 10 美元，在俄羅斯定價約 8 美元；如果各區銷量均佔 1／4，那麼遊戲最終的平均價格是 14.5 美元，5,000 份這個數字現在升到了 6,896 份；如果再算上 5% 的退款率、4.5% 的消費稅等，居住國公司收入稅（比如在德國是 15.825%）和 30% 的平台抽成，6,896 份就變成了 12,919 份——這還是在不參與打折的情況下。

有多少游戲可以賣出 12,000 份？2018 年 GDC 的數據顯示，當年 2 月上架的 850 份遊戲裡，82% 的開發者的收入都達不到最低標準；一般遊戲首月平均銷量是 2,000 份，第一年大概可以收入 3 萬美元，按照之前的算法，開發者是無法養活自己的。

遊戲開發商 Epic Games 創辦人 Tim Sweeney 在 2018 年就曾批評當下抽成不科學的平台系統，認為它已經 “壞掉” 了；而在 “要塞英雄（Fortnite）” 大賣一年半後，Epic 終於有資本對系統進行修正。

他們在 2018 年 12 月啟動的史詩遊戲商店看起來是針對維爾福公司（Valve）的一次 “宣戰”——Epic 沒有按慣例抽走 30%，而是只拿 12% 的分潤。Epic 方面稱，他們在自行販售 “要塞英雄” 後發現，提取 3 成分潤的商店，把自己的成本誇大了 300～400%，平台方實際只需支付 2.5% 的手續費、1.5% 的 CDN 成本和 1～2% 的營運客服費，支持整個平台的成本長遠看來可忽略不計，所以 12% 的抽成也足以賺錢。

更何況，Epic 手握虛幻引擎（Unreal Engine），通過免去開發方的引擎許可費，商店可以吸引更多引擎用戶入駐，而 Epic 照樣可從銷售收入中獲利。

兩個月以來，Epic 的形勢不錯，不僅爭取到了 Hades、Telltale “陰屍路” 等獨立作品的獨家銷售權，還把遊戲發行商育碧（Ubisoft, UBI-EU）拉到了自己的隊伍中：育碧和 Epic 達成了一系列合作協議，包括 “全境封鎖 2” 在內的育碧 PC 遊戲都會跳過 Steam 在 Epic 上架。

在 Epic 的優渥條件面前，Steam 更新的分級式抽成看起來就更沒誠意了：對收入超過 1,000 萬美元的遊戲採取 25／75 分潤，超過 5,000 萬的採取 20／80 分潤，基本就是討好大型開發商的態度。

同一份報告也關注了開發者權益。針對 2018 年曝出的種種遊戲公司醜聞，有 47% 的開發者認為是時候成立工會了，認為不該成立工會的只有 16%。“當某些高層讓幾百人瘋狂加班，又在遊戲沒準備好時就急著將它出貨，最後辭退了那些人，自己拿了 2,000 萬美元發放股利……那麼這個產業必須得自我糾正了。”

調查顯示，將近一半的開發者每週會工作 40 小時以上，基本靠的是 “自我壓力”，也就是所謂的愛好者熱情。不過最近有越來越多的人指出，就算是在做自己喜歡的工作，你也不應該因為 “熱愛” 而遭到剝削。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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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汽車協會選擇了 2018 年款 BMW i3s、雪佛蘭 Bolt、日產 Nissan Leaf、2017 年款特斯拉（Tesla, TSLA-US） Model S 75D 以及福斯（Volkswagen, VOW-DE）Golf 進行測試。這 5 款車都是北美電動車銷量前十名的車款，當中續航最短的車款每次充電也有 160 公里。

測試在一間氣壓控制室內進行，充滿電的車輛逐一被開到類似人類跑步機的測速機上，在攝氏零下 6.67 度寒冷環境和攝氏 35 度的高溫下記錄續航里程，和在攝氏 21 度正常氣溫下的續航里程相比較。

結果顯示，BMW i3s 是續航減少最高的車型，在測試環境中減少接近 50%；特斯拉 Model S 75D 則減少了 38%——充滿電時行駛里程為 385 公里，但在零下 6 度的環境下減少了 147 公里。

圖一、5 輛電動車型測試結果（圖片來源：AAA）

該協會汽車工程主管格雷格・布蘭農（Greg Brannon）表示：“我們發現溫度對電動汽車的影響比我們預期的要大得多。” 他表示這項研究有一些普遍的發現，首先是接受測試的五款電池電動汽車，溫度對它們續航里程的影響幾乎是一致的。

AAA 不僅測試了寒冷環境，還測試高溫對電動車的續航影響，結果相似。雖然沒有大幅減少，但在 35 度的高溫下，不開空調的電動車里程平均減少 4%，打開空調降到 21 度，續航里程則平均減少 17%。

布蘭農還和其他專家指出，不能完全將電動車續航下降歸因於開空調的能耗。AAA 的研究顯示，在零下 6.67 度的環境下，不開空調使用電動汽車，續航平均也會減少12%。以雪佛蘭 Bolt 為例，續航里程會從 383 公里減少到 336 公里，這還是沒開座椅加熱的情況。

特斯拉在隨後的聲明中對 AAA 的測試結果提出異議，認為特斯拉從道路上收集的實際駕駛情況來看，Model S 的車主沒有經歷續航大範圍減少的情況。

特斯拉官網早在 2015 年就發表過一篇文章，將電動車冬季續航減少歸因於車主駕駛習慣。特斯拉亞太區工程總監王文佳表示，“寒冷天氣對電動汽車性能的影響有時會被誇大，真正對能耗和續航里程帶來影響的其實是駕駛習慣，這一點和駕駛傳統汽油車的道理一樣。”

傳統汽車在冬季可以用發動機的餘熱來供暖，減少空調加熱能耗；而電動汽車供暖必須消耗電池，電動車的通病實際上已經引起了很多電動車主的抱怨。

在《財富》雜誌 2018 年底的一份報導中，幾位特斯拉車主指出了他們的問題：“我最擔心的是，寒冷的天氣一夜之間耗盡了我 40 公里的電池，而且在我開車上班的路上還會多消耗 10 公里到 16 公里續航的電量。我花了 6 萬美元不是想讓電量掉得這麼快！”

彭博社分析師薩利姆・莫西（Salim Morsy）指出：“特斯拉電池是松下（6752-JP）製造的，這不是特斯拉特有的問題，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雪佛蘭的 Bolt 和日產（7201-JP）的 Leaf 上；這是電動汽車必須要解決的重要瓶頸。”

特斯拉遭遇的問題更多，除了續航問題，特斯拉車主在上季度的冬天還遭遇了車門把手凍結打不開的問題，隱藏式車門把手被凍結後無法按開，更嚴重的是充電端口也會被凍住而無法打開。

在遭到大量車主投訴後，特斯拉在 2019 年 2 月進行了一次系統升級。特斯拉改變了充電接口的鎖定程度，確保不會凍鎖，還通過升級控制空調出風方向，引導到車門窗處，以便車主在預熱模式下更容易打開車門。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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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任競選即將開始，上任第三年的這位美國總統如外界所想的一樣激進。

為了拉攏年輕人，他不滿足於自己的 Twitter（TWTR-US） 帳號，啟用了 Tumblr，打出了 “Tumbling for Change” 的口號。這位總統是歐巴馬。 2011 年，巴拉克·歐巴馬第一個任期的第三年，他開了 Tumblr 帳號，爭取年輕選民支持連任。那年 6 月，光在美國就有 1,400 萬人打開 Tumblr，作為對比，Instagram 當時的全球用戶也不過 500 萬而已。

當時的 Tumblr 還沒有 “湯不熱” 這個名字，它是 Facebook 和 Twitter 之後最大的社交創業明星。它的創辦人大衛·卡普（David Karp）年僅 20 歲，是繼馬克·祖克柏和傑克·多西之後又一個在矽谷受到萬眾矚目的年輕人。

Tumblr 由 Tumblelog 這個詞衍生而來，後者的中文譯名為 “輕部落格”。 2005 年，德國 15 歲的天才少年 Chris Neukirchen 創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個輕部落格產品，並通過結合 Tumble（滾動）和 Web-logging（網路日誌）兩個詞而賦予了它名字。一年後，卡普將這個詞稍作改變，推出了自己的輕部落格產品 Tumblr。

輕部落格曾被看作網路社交的未來。中國的網路企業家們紛紛開動了自己的複印機。 2011 年，點點網、新浪（SINA-CN）Qing、網易（NetEase, NTES-US）（NTES-US）、LOFTER、人人、小站等模仿者相繼誕生。而今天不管你怎麼看川普，都很難想像他會選擇在剛剛結束掃黃行動的 Tumblr 上發文治國。

主流湧向了 Facebook 和 Instagram，到 2017 年 1 月，貝爾實驗室一篇發表在 arXiv 上的論文顯示，1／4 的 Tumblr 用戶是衝著成人內容去的。曾經逼得歐巴馬也要將它視作競選拉票工具的軟體，淪落至要靠小黃圖吸引用戶的邊緣地帶。

對於已經變質了的 Tumblr 來說，掃黃等同於自殺。過去一個月裡，Tumblr 在美國區社交應用的下載排名榜單中從十名左右滑到了三十名開外。該公司早已不再公佈月活躍用戶數據，據 eMarketer 統計，現在這個數字大約為 2,130 萬，過去幾年就沒怎麼變過，而 2011 年還不如它的 Instagram 現在有了超十億月活躍用戶。

Tumblr 在美國區 App Store 的下載排名跌回了 2011 年的水平
圖片來源：App Annie

實際上，掃黃只是加速了它的衰落，頹勢從更早前已經露頭。從發帖量上來看，Tumblr 上每日更新的文章數量從 2011 年開始成長，並在 2014 年達到了 1.06 億的巔峰。從這之後，用戶發帖量就直線下跌，三年後就又跌回了 2011 年的水平。

圖片來源：Álex Barredo

2012 年，意氣風發的卡普在接受英國衛報採訪時提到：“現在我們在考慮要收購哪一家公司了，因為我聽說美國線上很便宜。” 現在，收購了 Tumblr 的雅虎（母公司 Verizon, VZ-US）已經和美國線上整合成了Verizon（VZ-US） 的子公司，Tumblr 也只是 Verizon 整個大生意中無足輕重的一部分了。

掃黃消息一度牽累 Verizon 股價下跌，但不到三天就漲了回來。相比 Verizon 的通信營運商生意，Tumblr 死不死根本無關緊要。另一個因為壞消息而重回大眾視野的是 Pinterest。 2018 年，雖然該軟體的用戶量與上期相比成長了 27%，達成了 2.5 億月活躍用戶的成就，但是它的營收能力仍然沒有被證明。

從 2017 年開始，Pinterest 就念叨著要上市，但營收一直沒達到預期。對於一家融資總額超 10 億美元、估值超 110 億美元、而盈利能力又尚未被證實的企業而言，上市是投資人套現、公司維持運轉的唯一途徑。它的模仿者蘑菇街已經靠圖片社交加電商的思路上了市，縱使有巨頭騰訊加持營收也不見起色。

“Pinterest 真的是個獨角獸，就是看起來實在不像。”《紐約時報》評論稱。

更早上市的、也曾被認為是祖克柏挑戰者的 SnapChat 則正在努力證明自己不是一個泡沫。在上市後的兩年裡，這家公司的股價跌沒了四分之三，從發行價 27.09 美元跌到了 6.18 美元。如果說華爾街看不懂年輕人，過去三個季度的 Snapchat 的活躍用戶數連續下滑則說明它已經不再能抓住用戶。

更早上市微博（WB-US）的股價經歷了整整一年的下滑，並在年終宣布將轉發數字的顯示上限定為 100 萬，不再透露更多準確數字。類似的，Twitter 的下滑同樣嚴重而持續。

新的嘗試還在發生。 1 月 15 日，今日頭條、錘子和出獄後的王欣在同一天推出了自己的社交產品，但大概沒人會相信這三款軟體真能挑戰微信。

過去 6 年裡，行動互聯網上的社交已經基本穩定下來，Facebook 和騰訊這兩個公司穩固地壟斷了我們的社交關係，然而，關於我們如何線上上社交，做了貢獻的不止是張小龍和馬克·祖克柏這兩個人。

社交網路如何變成今天這樣？這不是兩個公司決定的

十年前，全球手機出貨量還在迅猛成長。 2008 年底，全球有 40 億人用上了手機。

當時的現代互聯網社交已經露頭，小鎮網咖裡嘀嘀聲不絕，還沒有手機的寄宿中學生半夜翻出校門去和素未謀面的 QQ 網友聊天。這一年 3 月，QQ 同時最高線上人數突破了 4,000 萬。

另一邊，在哈佛宿舍中誕生的 Facebook 吸引了大量用戶主動上傳個人資訊，建立自己的主頁。他們提交自己的個人照片、姓名、年齡、職業、教育背景、喜惡、聯繫方式、所在位置，Facebook 將一張張個人頁面串成網路，最初的社交網路誕生。

然而，對於 40 億人中的大多數，螢幕裡的社交網路還是電話薄和簡訊。每個電話號碼之間的關係就和後來社交網路裡的 ID 一樣，人們發送著不超過 160 個英文字符或 70 個中文字符。

簡訊不像如今只是個收取驗證碼和騷擾廣告的入口，而是正兒八經的社交工具。 2005 年，中國簡訊收發總量超過 2000 億條，5 年之間成長了 217 倍。各大電視節目會隔三差五地邀請專家來座談 “簡訊發太多造成的危害”，就像今天的我們談論社交網路帶來的危害一樣。

十年後，社交就是兩個公司的事情：

抖音以外，過 5 億用戶的社交應用有 4 個屬於 Facebook （Facebook、Instagram、Messenger、WhatsApp），還有 2 個屬於騰訊（微信、QQ）。然而，你很難說抖音和社交有多大關係，它更像是一個影片娛樂平台，就像 YouTube。

雖然如今騰訊和 Facebook 壟斷了一切，但從簡訊到微信和 Facebook 的過渡中，其實凝聚了至少數十位創業者靈感的迸發、幾千名工程師和產品經理對一個一個社交功能的探索。那些被湮滅在變革進程中的名字共同決定了我們今天的社交方式。

1. 如何快速建立一張社交網路，WhatsApp 和 Kik 為所有公司寫了個模版

2008 年，中國中學畢業生花花綠綠的同學錄上有專門的一欄，供好友寫下自己的 QQ 號。他們依靠輸入這一串數字，在 QQ 上尋找添加自己的好友。這就是在早期社交軟體上建立聯繫人關係的方式。一串數字對應一個 ID，這是早期社交網路的基本配置，但它很快被改變。

2009 年 1 月，剛從雅虎離職的 Jan Koum （WhatsApp 創辦人）買了自己的第一部 iPhone，並意識到剛剛成立了七個月的 App Store 將改變整個軟體產業。第一次創業的 Koum 花了幾天時間來翻閱維基百科上國際撥號前綴的目錄，以此為基礎寫下了 WhatsApp 的第一行代碼。然後又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錄入了成千上百個區號，以便用戶能夠用手機號登錄 WhatsApp 並向全球其他手機號發送免費簡訊。

真正的機會在那年晚些時候，蘋果（Apple, AAPL-US）推出推送通知功能，應用可以隨時收到消息——在此之前應用需要在前台保持打開，基本不可能作為通訊使用。

支持該功能的 WhatsApp 2.0 在年底上線，被吸引來的人們發現他們登錄後可以直接導入通訊錄，然後查看通訊錄中有哪些朋友和他們一樣下載了 WhatsApp，一鍵添加好友，直接互發免費簡訊。

手機電話簿裡的熟人第一次被搬進社交軟體。 WhatsApp 省略了對用戶 ID 的設計，把每個人都有的手機號變成了他們的 WhatsApp 帳號。減去了輸入 ID 號搜尋好友的麻煩。

一年後，剛剛從黑莓（BlackBerry Ltd, BB-US）公司實習生崗位上離職的 Ted Livingston 注意到了 WhatsApp，當時 WhatsApp 已經擁有了 25 萬用戶。

“2009 年底，我看到 WhatsApp 大出風頭，但當時他們的服務只能在 iPhone 上使用。所以我就去找了黑莓的工作人員，勸說他們把 BBM 業務做成一項跨平台的服務，去和 WhatsApp 競爭。” Ted Livingston 回憶說自己被拒絕了。於是他自己做了 Kik Messenger，全球第一個跨平台的免費簡訊軟體上線。

在添加好友這件事上，Kik 比前輩更進了一步，除了讓你加電話簿上的好友，還會根據不同人的通訊錄，推薦 “你可能認識的人”。

這個功能很快被全世界各種社交軟體傳抄開來，成為了哪怕只帶一點點社交屬性的應用的基本功能。 2013 年 Ted Livingston 接受采訪時，稱這個功能 “已經是所有應用都抄過的功能了”。投資了 Kik 的騰訊也不例外。今年張小龍在微信公開課上提起了 Kik，並講述了它激發自己創造微信的往事。

2. 資訊流，Facebook 讓幾十億人願意對著螢幕浪費所有時間

初代 Facebook 誕生在 PC 上，所以初期的 Facebook 延續了 PC 時代互聯網的風格：打開一個人的主頁，關閉，然後再打開另一個頁面。這是那個年代社交網路的樣子。

如果說早期的 Facebook 像是每人都有的一個沒有上鎖的日記本，而 News Feed 資訊流的出現則相當於把所有人的日記集合在一起，印在了一份翻不到盡頭的報紙上。

這個新功能激起了用戶的不適，當時人們對隱私問題還比較敏感，然而，Facebook 擋住了壓力，同時它的用戶數量翻了一倍。通過不斷變換算法、做興趣推送，Facebook 讓更多人習慣了使用這個功能。

事實證明，資訊流不但增加了用戶互動和留存時間，還創造了更多的廣告位。在 News Feed 上線十週年時，祖克柏說： “News Feed 是我們過去 10 年間押下的最大賭注之一，它幫助塑造了我們的社區和幾乎整個網路。”

至今，Facebook 仍然是全球所有社交應用中商業化最成功的一個。 2018 年第三季度，Facebook 廣告業務營收為 135.39 億美元，比上年同期的 101.42 億美元成長了 33%，占到總營收的 98.3%。其中，來自於行動廣告的營收約佔整個季度廣告營收的 92%。

今天資訊流基本是所有應用的標配，今日頭條、大眾點評、抖音、知乎等在內，幾乎每一個你常用的內容應用都和它相關。

3. Tumblr 把部落格搬到手機上，一度看上去人人都會參與創造

2005 年 3 月，17 歲的德國學生 Chris Neukirchen 開發出了世界上第一個輕部落格產品 Anarchaia，他將這種新形式的部落格命名為 Tumblelog。這個詞彙由 Tumble（滾動）和 Web-logging（網路日誌）組合而成。這個名字本身已經說出了輕部落格的特點：向下拉，看更多日誌。

2007 年 2 月，20 歲的大衛．卡普在媽媽的公寓中開發出了自己的輕部落格產品，並把 Tumblelog 這個詞彙稍作改動，將產品命名為 Tumblr。在 Tumblr，用戶可以直接將影片、音樂、文字、社交書籤、照片甚至其他人的部落格文章發佈到自己的部落格中，無需在發佈內容之前先上傳到 YouTube、Delicious 或 Flickr，也無需創建自己的 WordPress 數據庫。

“傳統的部落格為什麼很無聊？” 卡普說，“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用文字來傳達自己的想法。”

除了為部落格添加更多媒體形式，Tumblr 還把寫作變簡單了。 “你在輕部落格上寫作不需要上下文。” 卡普說，“ 部落格本身就是你的上下文。” 用向下滾動的方式不斷獲得一個博主寫的更多文章，這種感覺就像去微博看一個人之前發了什麼一樣，只是它比微博早得多。

“當你用資訊流的方式去閱讀一個人往昔的文章時，就像打開了窺探一個人生活的迷人窗口。你會得到關於一個真實的人非常貼切的印象。” 卡普說。

按照卡普當年的設想，“輕量化的部落格” 脫離了長文章的桎梏，將能夠鼓勵更多用戶進行創造。事情一開始的走向確實是如此。 2009 年 4 月，該平台接納了 4000 萬活躍訪客，用戶留存率達到了 85%。

當時的 100 萬個部落格中，大部分都處於活躍的創作狀態，每個月有 8-10 萬新的輕部落格內容誕生，然而，最終當行動互聯網遍及所有人，消費者遠遠大於創造者——這才是整個世界真正的樣子。

4. Instagram 的方格照片+濾鏡，讓所有人願意分享照片

拍出能看的照片不容易，雖然手機拍照在 1990 年代就已經普及。但真正點燃拍照熱情還得從 2010 年算起。分享的問題早就被解決了，QQ、Facebook 很早就支持分享照片。但要一般人拍出可以看的照片依然很難。不管相機普遍的 3：2、手機上的 4：3 或者 16：9，都是長方形。這就需要構圖。

儘管哪怕學會三分構圖法也能讓照片好上很多，但對於 40 億人的廣泛市場來說，還是不夠簡單。於是 Instagram 照搬了寶麗來相機的正方形取景框，從 2010 年誕生到 2015 年，一直將分享的圖片限定為正方形。正方形照片只需要攝影者讓目標出現在中心，不再有構圖壓力。而且，正方形的圖片也讓 Instagram 的排版看上去更整齊。

濾鏡存在的意義與之類似——讓不太會攝影的用戶以最低的成本修飾一張照片。光線不好、甚至失焦都不是問題，你只要對準目標，然後隨手一拍。選擇一個濾鏡，花一秒鐘時間拯救這張照片，讓它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Instagram 的設計激勵了更多用戶勇敢地將照片發佈出來。上線五年時間，用戶在 Instagram 上傳了 400 億張照片。而更面向攝影愛好者的 Flickr 上線第 8 年才有了 80 億張照片。

正方形被認為是最適合社交傳播的圖片形狀，就連 iPhone 的自帶相機中也增加了正方形攝像的功能。而今天你在微信上發一組照片，同樣會被縮小成一個個方圖。

張小龍在今年的微信公開課上解讀朋友圈鼓勵發照片的設計稱，“我覺得對大多數人來說，寫一段文字是很難的一件事情。特別是這段文字還要表現好自己的人設。但發一張照片，就要輕鬆很多。”

5. 轉發+按讚+PIN，創作內容被簡化成表態

Tumblr 證明了在行動互聯網上鼓勵大家創作是多麼難的一件事。和它同時代誕生的 Twitter 也意識到了這一點。2006 年 Twitter 誕生時，曾被看作是一種 “可廣播的簡訊”。最初的 Twitter 被設計基於 SMS 的系統，所以也像簡訊一樣限定每條 160 個字符。其中 20 個字符留給用戶名，140 個字符可供編輯。

Twitter 這樣看似折衷的做法實際上降低了發佈內容的門檻，刺激了更多人創作。短短 140 個字符讓沒什麼見地的人也可以發一篇東西在網路上供人圍觀，它顯然比部落格更適合行動互聯網。

然而，這還不夠維持多數人的創作慾望。刺激分享的功能是轉發，即所謂 “RT”，在別人發的內容前面加上 RT 兩個字母，參與分享。很快，連打兩個字母都不用了，Twitter 在 2009 年加入了一鍵轉發功能。相比發更多內容，對著別人的言論發表幾個字的觀點，甚至只是單純轉發成為了主流。

Twitter 在迎合越來越懶的手機用戶，其他社交應用也是一樣。就在 Twitter 上線轉發功能的這一年，Facebook 上線了按讚功能（Like，那個著名的大拇指）。從 2009 年 2 月開始，用戶在 Facebook 上按讚過的內容會被推薦給自己的朋友，相當於讓一部分人為另一部分人挑選內容。

Pinterest 更進一步，整個服務圍繞 “Pin” 功能開發，讓用戶一鍵把別人原創或收集好的圖片方便地組織到自己的建立的體系（Board）中，快速擁有別人的內容，把收集資訊的門檻降到最低。同時，你 Pin 過的內容也會被其他用戶看到，相當於為內容做了一次免費的分發。

對於平台來說，Pin 功能可以將有限的內容盡可能充分地重複利用，既減輕了用戶生產內容慾望下降帶來的壓力，也滿足了用戶快速消費他人內容的渴望。

6. Snapchat 消滅了發影片的羞恥感，它也是這幾年被抄最多的公司

如果說讓用戶發照片尚且需要產品經理費盡心機地暗中激勵，那麼發影片就更困難了，因為拍攝一段優質影片的門檻要比拍出一張優質照片高出百倍。

Snapchat 是 Evan Spiegel 和 Bobby Murphy 為斯坦福大學產品設計課的一個班級作業而創作的項目，上線當天沒受到任何媒體的關注。但僅僅一年後，祖克柏就親自去找 Evan Spiegel 談收購了。

Snapchat 是一系列重要社交創新的真正主人。雖然它的設計一直被批評幼稚、不流暢，閱後即焚的機制被批評助長了兒童色情。但它的幾個設計都被今天最大的社交網路們照搬。它最核心的一個創造，就是 “閱後即焚” 的機制。在 Snapchat 之前，所有的社交軟體都在想方設法地幫用戶保存數據。

2012 年，Evan Spiegel 發文講解了 Snapchat 的設計思路：現在大多數圖片社交軟體上的照片都很精美、很時尚，但我們希望能為年輕人創造一個與好友分享尷尬自拍和搞笑圖片的地方。

這樣的設計一下就把影片分享的門檻降下來了。方形圖片也好，濾鏡也好，什麼都比不上內容會自動消失來得痛快。分享內容的心理壓力已經被降到最低，Snapchat 的思路不是幫創作者美化作品，而是讓他們根本不在乎醜不醜。

Snapchat 另一個重要創新是 Stories。本質上，這是一個 24 小時自動銷毀地影片動態，可以發照片、影片和 Gif 圖片，也可以增加動畫效果和貼紙。它意味著用戶不僅僅可以把照片、影片分享給個人，還可以分享進自己的 Stories 供好友公開瀏覽。

“我們要做的是，讓一個人真正地去記錄他正在經歷的東西，然後讓他的好友看到。這裡提倡的是真實，而不是美。”

這是張小龍 2019 年1 月9 日解釋微信新上線的影片動態功能時所說的話，他花了幾分鐘詳細解釋微信影片動態的每一個細節——這些細節基本和 Snapchat Stories 一一對應，從定時消失到頭像邊上那個圈。中國最偉大的產品經理把 Snapchat 的功能解釋了一遍，雖然根本沒提到它的名字。

不光是微信，Stories 已經被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抄了個遍，而且連名字都不換。到 2017 年 4 月，Instagram 宣布現在每天有 2 億人使用 Stories 功能。

7. 朋友圈，微信開始一個應用包攬所有社交需求

WhatsApp 是一個與好友保持通訊的軟體，Facebook 和 Instagram 是向外界發表觀點和展露狀態的軟體。微信融合了三者，讓用戶能夠在與好友保持通訊的同時，向外界展露自己的觀點和狀態。

微信很早就作為 Kik 的模仿者火了起來，但如果只停留在一個聊天功能上，它不會是今天的微信。在不與好友一對一交流的時候，一個人希望能夠讓所有人接受自己的人設。也就是說除了 IM 功能，微信還需要一個廣場。

2012 年 4 月，微信上線了朋友圈功能，今天的 10 億用戶中，有 7.5 億會每天進入朋友圈。朋友圈為用戶構建了一個向所有熟人展現自己的社交網路，滿足了大家 “立人設” 的慾望。微信的另一個巨大改變，大眾號，也是通過朋友圈到達多數用戶。

而朋友圈一直在變，從最初的預設發圖、對話僅好友可見、圖片未點開自動縮略等設計，到現在，為了讓用戶免受好友變多、注目變多的壓力，又推出了 “三天可見”、“半年可見” 等功能。可以說，Facebook 通過 100 多億美元收購，用三個應用構建的生態，因為有朋友圈，騰訊只一個微信就做到了。

做產品和做生意還是兩回事

2011 年 1 月，一個中國團隊發布了 TalkBox，不到三天就累積了一百萬用戶。這個軟體基本就這一個功能——按住螢幕，錄製並發送語音消息。四個月後，微信推出了一模一樣的功能，兩年後，Talkbox 就死了。

Talkbox 創辦人郭秉鑫後來談起這件事時常帶義憤和惋惜。但 Talkbox 最終只是做了一個功能，而它的競爭對手們做的是完整的產品。甚至，產品好也不夠。

上述這些過億用戶的社交應用，不止是產品好，它們的創辦人基本都是初次創業的產品天才。比如第一次創業就造出Instagram 的Kevin Systrom 和 Mike Krieger；20 歲在小公寓裡獨立做出 Tumblr 的 David Karp；在大學宿舍裡成立Facebook 公司的祖克柏，以及十年後比他更年輕的對手——Snapchat 創辦人 Evan Spiegel。

他們為同齡人做的產品流行開來，比經驗更重要的是直覺以及感同身受。然而，最後事實證明，僅僅做好產品是不夠的，還得有經營好一個公司的意願，從一開始做好賺錢的準備。當然，微信是個例外：背靠騰訊，微信幾年都可以不考慮賺錢問題，只需要想著如何做好產品。

“不懂怎麼用產品來賺錢” 這一點，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 Tumblr、Pinterest、Snapchat 等一系列創新者沒落，而Instagram 有 10 億用戶，並有望在 2019 年賺得超108.7 億美元的廣告收入。

Instagram 原本和這些公司一樣，一出來就很火，拿了投資，然後就沒想著賺錢的事。到 2011 年，Instagram 整個團隊一共才 13 個人。 Tumblr 也一樣，用員工的話來說，它的創辦人把商業化看作是 “無聊的事”。 Snapchat 靠融資一直到第三年才上線了第一個廣告。差別在於，Instagram 被賣給了祖克柏。他可能是最會做生意的創業者之一。

就像 Ben Thompson 的評論：從產品到公司的道路是漫長的，Instagram 的兩位創辦人 Kevin Systrom 和 Mike Krieger 只是讓它成為了產品，而祖克柏讓它成為了一家公司。這麼多年起來的新社交應用裡，真正成功商業化的只有 Facebook。

雖然《社交網路》電影把祖克柏塑造成一個盤算著 100 萬美元廣告不酷，應該等以後大了賺 10 億美元的刻板創業者形象。但事實上 Facebook 上線兩個月後就開始做廣告，當年營收就超過 100 萬美元，並且從第二年開始，廣告收入成長超過了用戶成長。

如果當年 Instagram 沒有接受 Facebook 的收購，Kevin Systrom 和 Mike Krieger 需要自建銷售團隊，收集用戶位置資訊和喜好資訊，開闢廣告位，聯繫廣告主，維持和他們的關係，慢慢累積廣告費來維持公司開銷。但相反，他們什麼也沒做，簽了合約，拿了一筆錢，接入 Facebook 廣告體系。

而試圖自己做廣告賺錢的公司，比如 Twitter、微博、Snapchat，雖然都有數億用戶，但從來沒有獲得與它規模相符的廣告效果。廣告投放系統對技術和數據的要求遠比用戶看到的更複雜，做好社交功能的產品可能有一打，但當中做好廣告系統的可能就一個。

雖然最後因為 Facebook 無止境的地要求抄襲競爭對手產品、蒐集用戶隱私數據、增加廣告，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創辦人都在過去一年內離開，但這些產品本身變得無法動搖，它們也讓 Facebook 變得無法動搖。

啤酒可以有精釀、音樂可以有獨立廠牌。哪怕在政府壟斷的產業，你也很難看到這兩家公司的壟斷程度。但線上社交就是一個要么最大要么沒落，哪怕 Snapchat、Twitter、微博這樣有幾億用戶的公司都不夠。

社交的規模效應是一個重要原因，但同等重要的是整個互聯網圍繞廣告運作的現實。

靠廣告盈利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門檻，只有最大、最多人在的地方才能通過廣告賺到錢維持成長（遊戲不過是騰訊找了個用自己的廣告位變現的途徑）。

最終，創新者們沒能留下，手機上的社交定格在兩個公司。它們不只善於經營、能做好產品，也知道怎麼販賣隱私、封殺競爭對手。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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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之王臉書（Facebook, FB）：挑戰數位行銷的變革者
• 社群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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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海爭霸 2》是暴雪（Activision, ATVI-US）娛樂在 2010 年 7 月發布的一款即時戰略遊戲（RTS）。RTS 遊戲顧名思義是指遊戲過程為即時進行，而不是採取回合制；這意味著玩家需要在短時間內控制多個不同的單位，即時下達指令。

即時戰略遊戲大多和戰爭題材相關，以《星海爭霸 2》為例，玩家們在一塊迷霧籠罩的地圖上對抗，依靠探索地圖獲取更多資訊，同時進行採集、建造、發展、戰鬥等過程。

在 RTS 遊戲中，比賽過程會隨著獲取的資訊而不斷發生變化，既考驗選手對遊戲內的瞬間操作，也考驗戰術的執行，隨機性很強。大約 300 個遊戲指令可以分叉成接近 1 億個可能的後續操作，而這些都要求人工智慧瞬間分析做出反應。所以相較於規則明確、有思考時間的國際象棋或圍棋等傳統遊戲，人工智慧能否在電競類游戲中擊敗人類一直是備受關注的焦點。

從公佈的影片來看，AlphaStar 先是在兩週前挑戰德國職業選手 TLO，他在 2018 WCS Circuit 排名第 44 位，是一名蟲族玩家。

AlphaStar 在規則上占有一些優勢。首先比賽雙方使用的都是神族，這不是 TLO 最擅長的種族；同時 AlphaStar 能直接讀取地圖上所有的可見內容，類似於可以俯瞰整張地圖，即使有迷霧減少讀取資訊，卻也比需要切換屏幕來操作不同區域的人類具有很大的優勢。

比賽中，AlphaStar 的策略比較保守，會建造大量工人，快速建立資源優勢（超過人類職業選手最多 16 或 18 個上限），雖然AlphaStar 以 5：0 取得勝利，但 TLO 賽後坦言自己覺得很有機會贏得下一場比賽，他需要更多對戰的機會來找到 AlphaStar 的弱點。

經過兩週的調整後，AlphaStar 又向 2018 年 WSC 奧斯汀站亞軍、世界頂級神族選手之一的 MaNa 發起挑戰，AlphaStar 明顯在戰術選擇和單位操作上進步很多，例如學習和嘗試封路戰術。人工智慧帶來的微操（細微操作）優勢也被利用，其中一局比賽中，AlphaStar 將 30 多個追獵者（遊戲內單位）分成 2～3 組，從 3 個方向包夾 MaNa 的進攻部隊。

暴雪和 DeepMind 特別在 25 日凌晨在直播平台重播了這 10 場比賽中的精選片段。但在重播結束之後，DeepMind 宣布 AlphaStar 已經升級為更高級的版本，並在現場向 MaNa 發出另一場表演賽的挑戰。而新版 AlphaStar 將做到更多限制，取消直接讀取地圖可見資訊的功能，它必須和人類選手一樣切換屏幕以獲取資訊。

比賽中，MaNa 採取一邊騷擾、一邊積攢混合部隊的戰術，AlphaStar 反而陷入了應對騷擾的循環任務中，沒有察覺到在主要戰力上的差距增大。在戰力形成之後，MaNa 一波壓制擊潰了 AlphaStar，取得對人工智慧的首勝。現場解說稱 AlphaStar 的失敗在於面對騷擾這種重複性的戰術時，因為判斷失誤而浪費了大量資源。

DeepMind 在過去曾開發人工智慧 AlphaGo 挑戰人類，並成功以 4：1 擊敗世界冠軍李世石（韓國圍棋九段棋士），以 3：0 擊敗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國職業選手柯潔（中國圍棋職業九段棋手）。隨後，DeepMind 宣布開發競技遊戲領域的人工智慧，並在《雷神之鎚 3》、《 Dota 2》這類控制單一單位的遊戲裡取得對人類玩家的勝利。

而在更複雜的 RTS 遊戲領域，DeepMind 很早就嘗試挑戰，2016 年即和暴雪簽訂了開源工具 PySC2 開發協議，將在遊戲平台中引入機器學習方法，進行人工智慧研究。

比賽重播的過程當中，主持人問到 DeepMind 科學家，平時如何訓練 AlphaStar？DeepMind 科學家 Oriol Vinyals 和 David Silver 解釋，首先是模仿學習，團隊從許多選手那裡獲得了很多比賽的重播資料，並試圖讓 AI 通過觀察一個人所處的環境，盡可能地模仿某個特定的動作，從而理解星海爭霸的基本知識； 《連線（Wired）》雜誌文章表示，AlphaStar 分析了大約 50 萬份匿名的遊戲數據，初步讓 AlphaStar 掌握模仿人類策略的能力。

隨後，DeepMind 基於不同玩家的比賽數據製作出多個 AlphaStar 的代理（Agent）和分叉，讓它們按照 “Alpha League” 聯賽模式採用不同的戰術策略，逐一相互對抗，每場比賽都會產生新的資訊來疊代人工智慧。最後，DeepMind 就是在 “Alpha League” 聯賽中選擇 5 個不易被擊敗的 Agent 來和人類選手比賽。

選擇暴雪的《星海爭霸 2》作為研究項目，正是 DeepMind 團隊看中這款遊戲既具有高水平的競技難度，同時遊戲人群廣泛，超過 240 萬名遊戲玩家可以提供大量的遊戲比賽數據。

基於遊戲的人工智慧研究並非只是為了娛樂，在現實世界中，根據大量數據進行複雜的預測是人工智慧最基本的挑戰。其中涉及到的變數遠比星海爭霸還要複雜得多，面對許多難以預測的突發情況，人工智慧必須要作出正確的對策，還要根據實際情況細微的調整對策。

在直播的最後，另一場值得期待的 “大戰” 也發出了預告：芬蘭電競戰隊 ENCE 發布通告，稱 WCS《星海爭霸 2》全球總冠軍芬蘭選手 Serral 將再與 AlphaStar 上演一場人機大戰，時間訂於 2 月 15 日。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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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慧使哪些領域變得更聰明了呢？
• 電競：超乎想像的商業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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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正在閃爍，儘管不是在任何地方，儘管不是同時發生，但是足以預示 2019 年的經濟困境。” 經濟學人智庫的 Leo Abruzzese 在題為《經濟困境在前》的文章中寫道，而新興經濟國家首當其衝。

文章指出，整個世界都比金融危機初期之前背負著更沉重的債務，但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債務水平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半。屋漏偏逢連夜雨，美國聯準會在 2018 年屢次加息之後，將在 2019 年繼續加息，同時美元也在升值，兩個因素疊加，將讓這些發展中國家更加難以償付以美元為主的債務，結果是土耳其、阿根廷、南非和巴西的通貨已然暴跌。

雪上加霜的是，由於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投資回報更高，導致資本正在離開新興經濟體。

而美國的經濟前景也並不明朗，即便到明年年中，美國將很可能打破它的最長時間不間斷成長紀錄，但是很可能在下半年，經濟就開始下行；與中國的貿易戰已經讓美國的 GDP 成長負累，而這將進一步影響美國企業的投資信心；美國和歐洲的企業在低息時代過度借貸，現在也將面臨清償問題；中國的消費者花費正在變少，更難以被寄予驅動全球消費的期待。

“世界從未逃脫利率上升、過度借貸和風險性政策帶來的大清算。這次也不會。” Abruzzese 寫道。

“一個憤怒的國家將更加憤怒”，關於未來一年的美國政治，《經濟學人》主編 Zanny Minton Beddoes 在她關於美國政治前景的文章中寫道，她把 2019 年稱為 “川普秀第二季”。這一季中的川普將會更加不自在，因為一個被民主黨人控制的眾議院將能更加有力地牽制他，甚至對他逃稅、通俄，以及使用自己名下地產方式涉嫌違憲等嫌疑進行調查甚至傳喚。

他的減稅政策的經濟刺激效應將會退去，而貿易戰和加息對成長的拖累將會顯現，川普的選擇十分有限，要不與民主黨人達成一致，對工人階級而非富人減稅，要不然增加基礎建設的投入。而如何把握與中國的關係，仍將是對他的一項重要考驗。

“英國很可能將在 2019 年 3 月 29 日按計劃脫歐，但是前景卻充滿了不確定性。”《經濟學人》脫歐編輯 John Peet 認為。英國政府很可能最終與歐盟達成一個脫歐協議，但它與歐盟之間達成新的貿易協定則要等到 21 個月以後；在這個轉型期間，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將面臨保守黨脫歐派認為英國缺少話語權而產生更大不滿，她也將在今年面對保守黨內對她領導權的挑戰。

2019 也將是一個選舉大年，幾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印度、印尼和奈及利亞都將舉行大選。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建議任何國家的選民們在決定選誰之前，可以詢問其候選人四個問題：

1、如何避免核戰爭？
2、如何應對氣候變化？
3、如何監管顛覆性技術比如人工智慧和生物工程？
4、如何展望 2040 年，你認為最好和最壞的結果是什麼？

他說，如果這些候選人甚至不理解這些問題，或者只談論過去而對未來沒有願景，那麼就別選他們。

MeToo 運動的影響仍將在全球迴盪，但是《經濟學人》公共政策編輯 Sacha Nauta 認為，職場性別平等並不會有明顯的改善，倒是可能出現更多的反彈。這包括由於男性管理人員擔心遭到性騷擾指控，而乾脆不給她們入職和升職的機會。隨著 MeToo 媒體關注度的減退，大眾陷入性別議題疲勞，這種情況可能會很普遍。

來自《經濟學人》副主編 Tom Standage 的一篇戲仿達文西日記的文章，描繪了這位文藝復興發明家和畫家來到 2019 年的所見所聞，其中不乏對人類科技進步的讚嘆。

但是，科技的發展也已經給人類帶來了諸多隱憂，Standage 的另一篇文章《監管人工智慧》則表現出對技術發展的警惕。文中指出，人工智慧帶來隱私侵犯、自動殺人機器人和失業的可能性仍然是人類必需面對的問題。

繼歐盟在 2018 年頒布了《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之後，2019 年它將在《電子隱私條例》（ePrivacy Regulation）中進一步澄清和加強相關規定。2019 年，聯合國也將繼續討論制定禁止殺人機器人的公約。在 2018 年的聯合國大會上，相關討論因為美國和俄羅斯的反對而中斷。

這些議題可能會讓達文西也陷入沉思，但是他那來自文藝復興時代渴望征服自然的英雄主義激情，可能又會被 2019 年人類探索太空的計劃點燃。2019 年人類將見證另一場登月潮，嫦娥四號有望在月球背部著陸，印度的月船二號（Chandrayaan – 2）和以色列的 “麻雀” 著陸器也將在月球以減速動力裝置著陸。

系列中還覆蓋了其他諸多議題，比如仍將持續的移民問題、歐元的前景、素食的未來，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卻被遺漏了，那就是氣候變化。2019 年，世界各國將繼續為實現《巴黎協定》提出的減排目標而進行兩場主要的談判，世界能源轉型也將是一個影響總體經濟的重要因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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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投資趨勢 — 總體經濟篇
• 投資思維 — 投資股市應該「擇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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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綜藝（Variety）》的消息，IMDb 發言人沒有透露串流媒體的庫存數量，只模糊說有 “幾百部”。網站上目前列出了 130 多部電影和 29 部電視節目，包括《記憶拼圖（Memento）》、《蘿拉快跑（Run Lola Run）》、《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危機邊緣（Fringe）》、《鑽石求千金（The Bachelor）》的第 20 和 21 季等。

這些作品的版權來自 CBS（CBS-US）、NBC 環球電視（Comcast Co,CMCSA-US）、索尼（Sony Co,6758-JP）、新市場電影公司（Newmarket Films）、華納兄弟電視公司（Warner Bros. Television）、A＋E 電視網（A+E Networks）和安納布爾納影業（ Annapurna Pictures）等影視公司。用戶可以通過電腦或者亞馬遜 Fire TV 在網頁上使用 IMDb 的串流媒體服務。亞馬遜稱不久後 IMDb 應用程式上也將能夠使用串流媒體服務。

IMDb 的創辦人兼 CEO Col Needham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消費者已經習慣從 IMDb 上獲取影視的消息並決定是否觀看。我們會根據用戶的回饋繼續優化，也將擴展串流媒體服務的渠道，包括在 IMDb 的行動端提供服務。”

IMDb Freedive 的劇集數量並不多，無法與市面上領先的串流媒體相提並論。免費究竟能夠產生多大的吸引力也是一個問號，畢竟，在 Netflix（NFLX-US）、Hulu 以及亞馬遜的 Amazon Prime Video 等串流媒體的推動下，為影視劇內容付訂閱費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行為——Netflix 在美國本土的訂閱人數超過 5,800 萬人；而 Hulu 最近宣布去年新增訂閱人數 800 萬人，使得總訂閱用戶超過 2,500 萬人。

《華爾街日報》從數位廣告的角度分析了 IMDb 推出串流媒體的動機，它認為亞馬遜推出串流媒體與它在數位廣告市場上的競爭有很大關聯。

亞馬遜的數位廣告收入已經排到了美國第三，僅次於 Google（GOOGL-US） 和 Facebook（FB-US）。雖然亞馬遜目前只佔有 4% 的市場佔有率，但公司正在擴大行銷渠道，並為其廣告部門積極招聘人才。全球電視廣告市場規模約為 2,100 億美元，數位影片也試圖從其中分一杯羹。

廣告商也有把更多預算投給亞馬遜的打算，因為集結廣告和電商功能的亞馬遜提供了更加連貫的購物體驗；而利用 Google 搜尋廣告來促成購買行為，可能需要消費者在其他網站上註冊帳戶並輸入其信用卡資訊。根據 CNBC（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的消息，一家大型媒體代理機構的高層表示，一些在亞馬遜上銷售產品的客戶將其 50～60% 的 Google 搜尋廣告預算轉移到了亞馬遜，而這些預算每年有大約數億美元。

Cowen and Co.（COWN-US） 公司在 2018 年 6 月至 7 月對 70 個美國廣告購買者的調查發現，21% 的購買者選擇了亞馬遜的影片廣告渠道，這個數字僅次於贊助商品的 29%。那些影片廣告會出現在亞馬遜網站和 IMDb 上，如今的串流媒體自然又增加了一個新的投放渠道。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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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商始祖亞馬遜：傾聽需求創建多元服務
• 影音串流霸主 Netflix：乘著數位浪潮成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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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50 部電影中，有 105 部女主電影和 245 部男主電影。將這些電影按照製作預算的高低分為 5 個檔次：低於 1,000 萬美元、1,000～3,000 萬美元、3,000～5,000 萬美元、5,000 萬～1 億美元和 1 億美元以上。從下圖可看出，女主電影的平均票房在各個檔次皆完勝男主電影。

圖片來源：shift7

另一個評判標準則是 “電影是否通過貝克德爾測驗”。貝克德爾測驗的通過標準，為電影裡有兩位女性進行了一場和男性無關的對話。雖然這看起來是個很容易達到的門檻，但 350 部電影中有 40% 沒能達到標準。

在各個製作預算檔次，通過測驗的電影其平均票房皆高於未通過測驗者；而自 2012 年起，全球票房超過 10 億美元的電影都通過了測驗，而上一部沒有通過測驗的 10 億美元票房電影則是《哈比人：意外旅程》。

如果不看平均票房，按照票房中位數計算，結果仍是一樣。

調查者認為，這樣的結果證明了觀眾想看到所有人在銀幕上都能得到同等的展現，而好萊塢的決策者們需要將此考慮在內，“當我們從 2004 年的數據開始回顧時，會發現這個產業有太多的隱性偏見，事實是在銀幕上多加展現女人和女孩，不僅對觀眾好，而且還是好的娛樂和好的生意。”

反騷擾、反歧視的 Time’s Up 總裁兼 CEO——Lisa Borders 也評論道，“這個分析表示多元性對於娛樂公司的底線有正面影響。當電影製片廠以後考慮到投資人的利益時，這樣的發現將為他們指明了道路。”

不過，出現這種票房差距的原因，可能還包括在商業片體系中，一部女主電影的劇本必須足夠優秀才會讓投資方認為它值得被投資、足以回本，所以經過這一輪謹慎的篩選，獲得投資的女主電影，先天就比男主電影在質量上更讓製片廠放心，它同樣也更容易得到觀眾的積極回饋因而獲得好票房。

而從這 350 部電影中，男女主電影 2：1 的比例也可以看出，投資方對女主電影的信心並不是很強，雖然早在 2016 年就有數據指出，具有女性主創（製片／編劇／演員）的電影，投資報酬率更高，即便它們的預算總是遠遠落後於男性主創電影。

在 ROI 高於男性主創電影的情況下，女性主創電影獲​​得的預算往往遠低於男性同業

CAA 的調查也發現了投資方對男主電影更為慷慨——預算超過 1 億美元的男主電影高達 75 部，女主電影只有 19 部；而女主電影的數量只有在預算低於 1,000 萬美元的劃分檔次中才超過男主電影（15：8）。

這 350 部電影也並不能完全代表女性主創電影在好萊塢的整體待遇。時至今日，性別平權席捲大型商業片，人們注意到大型製片廠開始有意識地給予女性更多機會，並將此作為行銷賣點，如今你很難找到一部大片不去刻意強調 “女性力量”；而當一個大型製作決定尋找一位女導演時，它往往會在媒體上製造出最強的聲勢。這大概意味著製片廠平權意識的提高（即便只是表面），但它並不代表根源性的問題能被解決。

在那 350 部電影之外，在影視業整體環境中，女主電影以及女性主創電影仍然不被信任，她們可能要為同等的地位和投資付出更多的努力，“觀眾的平權訴求” 也不一定能覆蓋到非大片之外的類別當中。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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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研究所的話題 “你覺得同事之間，工資應該是透明的還是保密？” 中有一個叫郭子的讀者寫道：“超想知道老闆拿了多少，畢竟不想往上爬的人不是奮鬥中的人”。這種看似調侃的想法雖然看起來有些 “異想天開”，但也是真實存在的一種需求。而最近，哈佛商學院的一項實驗證明了對收入差距知情和不知情的影響：越清楚自己上級賺多少，工作積極性可能就越高。

該實驗調查了 2,060 名不同職位的銀行從業者，先讓他們猜自己的上級賺多少錢（平均而言人們把這個數猜少了 14%），結果發現那些被告知準確答案的人要比那些被蒙在鼓裡的人工作效率要更高：當上級比他們想的多賺 10% 時，比起那些不知情的人，他們會多花 1.5% 的時間在辦公室，多發 1.3% 的郵件，業績也提高了 1.1%。

更有趣的是，當實際情況與猜測的數字出入越大，也就是上司的薪水越出乎意料，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就越高：當差異達到 50% 時，工作效率翻了五倍。

這背後的原因主要是激勵作用—— “上級就是你發展幾年後的樣子”，這變相相當於你知道自己未來升職以後能賺到多少錢，這種憧憬多少會給人帶來一些晉升的工作動力。

而另一方面，實驗也發現：當得知同產業中的同齡人比自己多賺 10% 時，員工的工作時間少了 9.4%，工作郵件少了 4.3%，業績下滑了 7.3%。很顯然，未來升職加薪還不好說，比起從別人身上找到激勵，遠不如眼前的打擊給人帶來的影響更深。

所以說，讓你知道朝夕相處的同事賺多少真的好嗎？薪酬公平的前提討論就在於是否應該透明公開，人們對此態度也不同，這在好奇心研究所的開放式調查中可見一斑：

有人認為沒必要比較，只要覺得跟自己的勞動成正比就可以了；有的認為要公開才平等，但要講究方法不能完全透明；有人說 “薪資算法應該透明可見”；也有人覺得公開不公開無所謂，反正即使不說大家也都 “心知肚明”

人們的意見很難統一，這也側面說明要實現薪水公開透明目前還不太可能。按常規來說，公司不允許員工透露工資情況，甚至問別人 “工資多少” 也一度被視為禁忌話題，但這種想法可能會慢慢改變。最近來自 Bankrate 的一項美國調查發現，千禧一代有三分之一（33%）會跟同事分享自己賺多少，而相比之下父母一輩嬰兒潮一代只有 18%；並且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在職場談錢，雖然差異很小，但 29％ 的男性與同事分享工資，而女性只有 20％。芝加哥洛約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人力資源教授道格·斯科特（Dow Scott）說：“男性對薪酬在溝通行為上比女性更積極，男性對薪酬公平和薪酬滿意度的態度也更為積極。”

這或許跟社交平台分享功能的發展也有關聯，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經濟學教授卡多卡多·佩雷斯·圖利亞利說：“鑑於大家都樂於在社交平台上發布生活資訊，出去玩曬定位、開什麼車 … 這些分享的資訊幾乎都已經透露了你的財務情況，所以坦白自己賺多少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相比之下老一輩的人則可能更注重收入這方面的隱私”。

總體而言，雖然薪資公開透明是不是有益還有待商榷，但談論和充分了解自己的薪酬水平無疑是必要的。好奇心研究所的 “薪資透明” 調查中，有一個較為中肯的回答是說：“員工把工資視為隱私沒問題，但公司禁止員工互相詢問工資，怎麼想都不對。”

關心自己的待遇是否平等是正常的，跟他人進行工資的交流對比也能幫助你更好地規劃職業道路，包括：入職找工作時談多少工資、如何爭取升職漲薪，甚至讓你在跳槽時心裡更有譜。

當然，以免談收入時陷入無意義的攀比，“怎麼談” 就顯得格外重要。

DMD & Associates 職業諮詢公司的創辦人 Dayries 就建議說：“不要跟上級或者是 HR 打聽薪水情況，而是在 Glassdoor 或LindkIn 等職業網站上跟同產業的人進行交流，還包括已經離職的前同事 … 總之去跟同產業中不存在直接利益相關的人談。” 這樣一來即不會跟身邊同事產生分歧，也能夠掌握足夠多準確的薪資資訊。

如果非要跟身邊的同事談工資也不是不可以，但 Bankrate 的調查里發現還是關係好的能信任的同事之間聊這種話題效果才好，並且最好是給一個範圍而不是具體數目，這也跟研究所關於 “薪資透明” 調查里排在第一位的答案：“薪水等次公開，具體薪資數額保密” 如出一轍。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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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旺最大的收入來源還是包括旺仔牛奶在內的乳品及飲料部門——這部分總收入為 46.9 億元，與上期相比上升了 2.85%。旺旺的旺仔牛奶和其他飲料在二三線城市表現不錯。

休閒食品（包括糖果、冰品、小饅頭和果凍等）等的收入上升了 12.4%達到了 27.75 億元。旺仔 QQ 糖有雙位數的成長，這跟軟糖市場整體有所恢復也有關係。米果（米餅以及其他油炸小吃）的收入下降了 0.75% 左右，銷售額為 18.6 億元。

財報中提到旺旺上半年推出的新品 “凍痴”（乳酸菌棒冰）、旺仔特濃牛奶、“薯米片” 等新品收益貢獻率高於往年。除了這些賣得不錯的新品，旺旺在過去 6 個月推出的新品還有苦苦茶、多谷卡茲脆、蟹黃味蠶豆、青稞奶茶、甄蛋捲和田舍米燒等。

財報中並未提到上半年大力推廣的針對女性消費者的 “莎娃酒” 銷售如何。旺旺又推了一個針對年輕女性的 Queen Alice 品牌，品牌旗下第一款產品是不添加防腐劑和人工色素的注心軟糖。

可能是嚐到了新品的甜頭，旺旺在 2018 財年下半年即將推出的新品包括營養素飲料 “剎” 和邦德奶昔。

旺旺還在開拓母嬰渠道。它開了貝比瑪瑪（一個針對嬰幼兒的零食品牌，有磨牙餅乾等產品）的線上旗艦店，還和母嬰電商開始了直營合作。

自 2013 年達到高峰之後，從 2014 年開始旺旺收益連年下滑。從盈利能力來看，2013 年也是頂峰。從 2017～2018 年財報和昨天發布的半年報來看，旺旺業績最近有變好的趨勢，但旺旺在一線城市的話語權或存在感沒有太大改善，在便利商店或者中高端超市中不太容易找到它的產品。

另外，旺旺的存貨周轉天數在本期財報內為 96 天，比之前的 81 天大為上升。這說明旺旺產品的動銷很慢，從這一指標來看，很難說旺旺的競爭力真的上升了。

旺旺的 IP 可能比食品本身更好賣，畢竟它是 80、90 後的兒時回憶。旺旺和自然堂跨界行銷，推出了面膜、氣墊粉餅等美妝產品。它也和淘品牌 TYAKASHA 推出了服裝系列。

最近旺旺也線上上旗艦店賣一些帶旺旺 logo 的周邊（比如 T-Shirt、連帽衫等），有往文創產業進軍的趨勢。它還推出了 “旺旺太陽星雙創計劃”，打算孵化文創和食品領域的新團隊和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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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法新社報導，泰國近日正在考慮將醫用大麻合法化，以成為亞洲地區第一個實施該政策的國家。泰國公共衛生委員會主席 Jet Sirathraanon 表示，醫用大麻合法化草案已經提交給國家合法化機構，目前只考慮大麻在醫用領域合法化，“娛樂用” 大麻尚未納入考慮。同時，衛生部長 Piyasakol Sakolsatayadorn 表示希望在 11 月 9 日簽署相關的法律草案以推進大麻合法化的進程。

在加拿大 “娛樂用” 大麻合法化後，泰國也開始對大麻市場感興趣。

根據調查機構 Grand View Research 在 2017 年發布的大麻市場分析報告顯示，2025 年全球醫用大麻市場的規模將達到 558 億美元，而在 2015 年，這個數字還只是 114 億美元。近年來世界各地對大麻合法化的呼聲漸長，一方面是出於政治考量：通過大麻合法化政策爭取更多的選民，另一方面，各個國家也看見了大麻合法化帶來的可觀的稅收：加拿大統計部門預測， “娛樂用” 大麻合法後將給第四季度帶來 4 億加幣的稅收。

這份報告也提出，全球大麻市場的快速成長將有利於大麻在醫療應用上的推廣。目前，治療慢性疼痛是醫用大麻的主要用途，有 39.6％ 的醫用大麻用於治療此類疾病，除此之外醫用大麻也能應用於癌症和關節炎的治療。

根據相關報導，在 20 世紀 80 年代，泰國是世界最大的大麻出口國之一。後來隨著泰國政府針對毒品交易的強硬政策頒布，數以千計的泰國人因涉毒而入獄。但近年來，政府部門逐漸發現了大麻產業的經濟潛力，於是對大麻的態度也有了微妙的轉變。

Jet Sirathraanon 表示，大麻市場帶來的經濟效益是合法化的主要出發點。他認為泰國擁有 “世界上最好的大麻”，希望泰國能從數十億美元的全球大麻市場中分一杯羹。食品和藥品管理局秘書長 Tares Krassanairawiwong 表示，他們已經從立法和學術角度對大麻進行了廣泛研究，並確認大麻具有一定的藥用性質。

但在亞洲地區，泰國不是唯一一個看中大麻市場的國家。在今年 7 月，韓國政府就已經宣布將開展對大麻醫療用途的相關研究，並將開始修訂相關法律以合法化大麻進口。而根據 GRIZZLE 的報導，香港也曾考慮過發展大麻市場，但最終因中國政府對毒品的強硬態度而不得不放棄。

目前世界上醫用大麻合法化的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德國，以色列和加拿大，在美國也已經有 31 個州承認醫用大麻合法。 Grand View Research 的報告顯示，目前全球大麻市場主要由北美和歐洲瓜分，而現在泰國的加入或許不僅會帶來市場上的變化，還可能影響周邊國家對大麻的態度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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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國累計賣出價值 13 兆元（人民幣，下同）的商品房，相當於一半的國民儲蓄。中國前三大地產商碧桂園（02007-HK）、萬科（02202-HK）、恆大（03333-HK）去年各自都賣了超過 5,000 億元的房子。相比之下，租屋看上去更像是人們的過渡選擇、房屋仲介在賣房以外的補充。

但一下子，原本看不上租屋生意的大地產商們都衝進了這個市場。碧桂園在上海的一個公寓案已經建好，萬科在北京的 10 年 180 萬元租金的公寓租出去 80%。恆大地產則是為了這個生意準備募資 100 億元。

除了這三家中國最大地產商，銷量排前的招商蛇口、龍湖地產等公司，也已經將各自一部分庫存房轉為長租公寓。房屋仲介鏈家、世聯行、我愛我家等則有自如寓、紅璞公寓、相寓等。連如家、華住等飯店集團也做了長租公寓。

租房的人確實在變多

根據東方證券研究所的推算，中國 2017 年住房租賃市場規模達到 1.14 兆元，全國住房租賃人口則為 1.91 億人，租房需求確實存在。隨著中國多地頒布人才引進政策，人口會更向一二線城市聚集，那裡的租房需求可能會更旺盛。

中國提供的優惠政策可能是一大驅動力。2016 年發改委提出建立租售並行的住房制度；國務院也跟著頒布優惠政策，允許商改租，水電氣按居民標準收取。包括浙江省在內的地方政府還提出要在風險可控的原則下，加大對租賃住房項目的信貸支持。

在這一過程中，長租公寓企業無論是自己拿地、蓋樓、出租，還是當二房東，本質上都是基於為租客提供更好的服務，然後收取更高的租金。

長租公寓體驗更好，但基本都不賺錢

長租公寓的優勢在於服務標準化以及房東、營運方、租戶之間各自的租賃關係相對更穩定。公寓統一裝修和管理有利於形成租房品牌效應。於房東而言，跟像自如、世聯行等房仲簽立一紙長約，房屋交給仲介裝修，租期結束後拿回房屋，期間只需要跟房仲公司對接、租金收取有序，房屋租住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一般都由房仲公司解決，而租戶也能得到類似的服務。

然而對於經營長租公寓的企業來說，其中的經營風險和壓力，來自於如何獲得房源以及獲得之後的租金墊付、裝修以及其他經營成本，這將耗費企業大量的現金流。如萬科泊寓透過集中長期租賃國營企業、政府等手中的廢舊廠房、辦公樓或者住宅，租期一般為 10～15 年，然後改裝為公寓出租。招商蛇口 2015 年到 2017 年公寓裝修支出分別為 2.76 億元、3.74 億元、4.69 億元。

初期投入極其巨大。如果企業把已經蓋好的庫存房拿來改成長租公寓，成本估算還得加上早年的拿地、蓋樓成本。不過對於地產公司來說，好地段租售比太低，而地價便宜的差地段又少有人肯住。中國一線城市動輒 60～80 年租金才能收回購房成本。等回本的時候說不定都超過 70 年產權上限了。如果一個人 30 歲的時候把房子租出去，很可能到死都回不了本。

租金上漲也許能縮短回本的年限，但租房企業還是要先拿出一大筆錢蓋房。跟賣房的報酬率和回報時效比，還是既低又慢。有些城市在審批土地時，還會定向要求只能蓋租賃房，不能造商品房。龍湖集團副總裁 CEO 韓石去年接受《證券日報》記者訪問時甚至直接表示，冠寓三年內不考慮盈利。萬科董事會主席郁亮在 2017 年業績中期報告會上說，長租公寓的報酬率達到 1%～2% 就已經很滿意了。

地產仲介領域內業務量排名最靠前的鏈家，從內部催生出長租公寓品牌「自如」並獨立經營。自如 CEO 熊林曾經在 2017 年表示，其長租公寓只有入住率達到 95%，才能實現穩定的現金流，目前還未盈利。而房仲企業不直接持有房子，因此地段能夠按照需求選擇合適的地方。高力（8996-TW）國際稱，上海約 80% 的長租公寓供應分布於內中環（2323-TW）附近的主城區，而且多位於軌道交通沿線，交通便利。

但是若算上招人、租房、裝修等費用，租來的房子閒置一天就多一天營運成本。同樣壓力巨大。而且在房價漲的時候，房東可能會面對一轉手至少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收益，轉租為賣的違約成本低得多，自如很難約束到他們。

已經發展長租公寓數年的世聯行，根據其 2017 年年報，目前已在核心一二線城市營運房間 3.5 萬間，出租率 81%，2017 年實現營收 2.08 億元，但虧損 1.84 億元，在眾多案件中，只有北京的紅璞公寓是盈利的。虧損的主要原因在於高額的經營成本，其中收房／底租成本約佔總成本的 55～60%，裝修佔約 20%。

根據中信證券的估算，長租公寓品牌如果適用 6% 增值稅率和 20% 的轉租租金增幅，淨利潤率約為 −10.3%。當轉租租金增幅擴大至 40% 時，淨利潤也僅為 3.4%。在所有開支中，租金成本佔 70%、裝修佔 10%，其餘為人工、行銷和稅費支出。

這種經營狀態下，鮮有企業能保證進來的錢比出去的快，更不要說盈利了。無論對資產千億的房地產公司還是市值數百億的創業公司，這無疑會加重它們本已負擔累累的債務。

因為房地產業負債率相對較高，今年一季度末的均值接近 80%。庫存壓力的加劇使其資金週轉更加困難。並且自 2016 年起強監管政策接踵而至，房企融資進一步受限。同花順 iFind 的數據顯示，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額成長自 2010～2011 年間觸及 35% 高點後，一路跌至 2017 年約 8% 左右。

租金是指望不上了，長租公寓指望的是兩種金融產品

房地產金融產品早幾年就有。但今年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支持租賃市場，放寬直接融資管道。具體包括增加銀行參與租房租賃開發貸款的數量、發展資產證券化產品（ABS）、研究制定房地產信託基金（REITs）發展等。

這些金融產品能為長租公寓提供必要的信貸支持，維持現金流的運轉。

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中國共批准發行 7 件地產業 ABS，融資額為 251.2 億元。今年 3 月，自如獲得發行 20 億元 ABS 的額度。具體來說，房客在租房時簽了合約，接下來一年就要每月或者每季繳錢給租房公司，這就是一種債務。而租房公司將這些債務打包做成證券產品賣給投資人，這就是 ABS（資產證券化）。

投資人買 ABS 獲得利息（租金收益），本質上和你平時買理財商品差不多。而租房公司就可以提前收回投資、不用等每個月的房租，並且將資金投入到新的案子裡。

自如去年成功發行一支 5 億元規模的 ABS，背後便是一間間公寓的租房合約。而魔方公寓的 3.5 億元 ABS 就是拿它 4,014 間公寓未來三年的租金收入打包賣出去，不管這些公寓樓是不是有人住。其資產基礎為房租分期小額貸款債權，即自如友家和自如整租業務線的房租分期小額貸款。

4 月底，證監會、住建部聯合發佈了推動住房租賃資產證券化的新政策，鼓勵企業房租賃資產證券化。除了 ABS，另一種規模更大的金融產品房地產信託投資基金（REITs）也在中國開放。長租公寓的經營者以發行股份或者收益憑證的方式募集投資者的資金，然後進行房地產投資經營管理，並將投資綜合收益按比例分給投資者。

通常，REITs 募集到的大部分資金會用於購買和持有能產生穩定現金流的物業資產，如辦公樓、飯店、公寓、工業地產等。收益主要來源於租金收入和房地產升值，收益 90% 用於發放股利給投資者。跟以未來租金收入為資產基礎的 ABS 相比，以租金收入或地產所有權為資產基礎的 REITs，規模要大得多。

據中金公司推算，中國 2017 年底房地產總價值約 200 兆人民幣，在 REITs 市場規模佔比 2% 的中性判斷下，推算中國 REITs 市場總規模在 4 兆人民幣左右。

不管是 ABS 還是 REITs，本質上都是發行人將房屋未來可能帶來的收益抵押出去融資。地產商、房產仲介、飯店集團都參與其中。比如 30 億元的旭輝領域長租公寓儲架式權益類 REITs、100 億元的碧桂園租賃住房 REITs 等。綠城也取得了 14.8 億飯店資產 CMBS 無異議函。華住集團投資的新派公寓準備發行 2.7 億元 ABS。恆大地產 100 億元租賃 ABS 額度已經獲得通過。

這樣企業建一個公寓就不用指望 5、60 年甚至更長時間回本，而是可以用金融產品提前把投資收回來做新的投資。

地產金融是從美國開始，那裡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美國的 REITs 始於 1950 年代初期。1960 年美國國會《1960年中國稅法典》首次明確了 REITs 的產業規範和法律地位，可用於投資辦公、住宅、工業、零售、倉庫、飯店等。

REITs 可以開拓房產公司的資金來源，加快資金週轉速度，對房產公司加速擴張規模、提升營利，有著很顯著的作用。喜達屋和萬豪這兩個飯店集團都是靠 REITs 將手裡地產抵押出去換錢快速擴張。並且從很早開始，美國監管部門就將 REITs 做成跟股票交易類似的金融產品。方便投資人交易購買。

近二十年美國最能體現靠 REITs 募集資金然後連環併購成為產業龍頭的例子，大概就是美國最大的長租公寓企業之一，Equity Residential（EQR-US）了。EQR 是美國第一家上市的長租公寓企業。它的營運模式是專注於開發、收購及高品質公寓的後續管理。期間透過收購進行擴張後，進行地域收縮，不斷退出非核心區域。

從 1993 年上市至 2000 年間，EQR 共計發行 REITs 43 次，融資規模達 32.19 億美元，資金主要用於收購資產，然後再出租。截至 2017 年底，EQR 約經營 7.8 萬間公寓，總營收 24.71 億美元。EQR 的成功跟美國租售比高也有關係，全國平均水準大概是出租 19 年回本。當地租房市場本來就是有利可圖。

EQR 99% 的收入都是租金，營業利潤達到 8.47 億美元。此外它還在 2016 年透過出售資產營利 40.65 億美元。無論是租金收益，還是資產增值，都為投資者帶來了良好而穩定的回報。目前市值約 1,400 億元人民幣。而中國房地產業市值最高的萬科，一年營收是 EQR 的 40 多倍，市值約 3,100 億元人民幣。

在美國以外的全球市場，REITs 市場近年也在逐步發展。截至 2017 年底，全球已有超過 30 個國家和地區發行 REITs，全球 REITs 淨市值約 1.69 兆美元。其中，美國的 REITs 產品市值就佔了全球規模的 43.8%，日本佔 9.6%，中國香港佔 7.64%。

不過按照中金公司的說法，中國 REITs 受限於目前中國法律監管主體不明、雙重徵稅問題壓制報酬率、可證券化的優質資產偏少以及專業 REITs 管理機構及人才匱乏等問題，已發行的 REITs 只是在產品形式上接近、但並非真正的 REITs，運作效率低、報酬率低。

據其推算，目前中國 REITs 3% 左右的報酬率只跟 ABS 等現行多數資產計劃的報酬率水準大抵一致，遠低於美國約 12% 的報酬率，這將會影響它的融資能力。

不過只要投資人都相信房價不會跌，地產金融就會帶來新風險

房地產業拿地、蓋樓對資金投入的需求很大，因此地產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其實是借錢。只有借到錢才能維持運轉、加快擴張。這也造成了多家地產公司的淨負債率非常高。

現在鼓勵地產業、長租公寓發行 ABS、REITs，是增加一種用金融產品融資擴張的方法。但而在這一過程中，如果中國房子租售比仍舊高到 7、80 年才能回本，那 ABS 和 REITs 只是讓公司把 7、80 年的收入提前拿出來用，但並不解決之前這些公司擔心的租房生意不賺錢的問題。

新的金融產品帶來更多錢，會刺激地產公司擴張—買更多地、蓋更多房。但這些錢背後如果是一個不賺錢的生意作為支撐，風險也就越來越大。

地產公司透過長租公寓融資帶來的現金用途有限制，但只要租房不賺錢的現狀不改變，參與其中的公司還是有動力透過複雜的金融產品將錢流入土地市場，拿新地、建新房，消費者也同樣會繼續貸款買房。相當於資產證券化將基於銀行、政府的信貸擴展到更大範圍的借款人，風險在累積。

前美國聯準會主席伯南克曾說，在有著完美市場的世界中，不會發生破產。

在中國土地財政的大背景下，蓋房的和買房的都認為經濟成長離不開房地產。而政府又是要保持經濟成長的，所以房價下跌空間有限。這是地產商和購房者的共同預期，賺到的錢繼續被投入這個市場。中國的地產看上去就像是一個完美的市場。

但問題是沒什麼東西真的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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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好奇問一下，這是一個過時的愚人節玩笑嗎？”

週六舉行的暴雪（Activision, ATVI-US）嘉年華公佈了《暗黑破壞神：不朽》（Diablo：Immortal）這款手遊，一位粉絲在提問環節平靜地問出了上述問題，立刻得到了觀眾的鼓掌響應。站在台上的設計師回答，“不是。它會是《暗黑破壞神》在手機端的完整體驗，每個人都可以玩，新英雄也會加入，歡迎我們的玩家社群回歸遊戲。”

這名粉絲隨後在 Diablo 的 reddit 板塊發文表示，他為自己給台上總設計師 Wyatt Cheng 造就的尷尬局面感到 “糟糕”，“我覺得他的工作很了不起，問題是在這種大型組織裡，每一個成員都代表著這個企業……我不是想攻擊開發者個體，作為 20 年的暴雪老粉，我只是為暗黑粉絲受到的待遇感到極度失望。這遊戲應該被取消，暴雪應該為自己而羞恥。”

一切都是因為玩家本在集體期待 Diablo 4 或是 Diablo 重製的消息——暴雪在 8 月就宣布自己在進行多個 Diablo 項目的開發，然而在他們期望的最高點，暴雪卻拋給他們一款不會登陸 PC 平台的純手遊。

這次官宣被認為 “比什麼都不公佈更糟糕”，是對所有玩家的 “打臉”。雖然他們保證它會是個不遜於 PC 版的完整體驗，但讓玩家擔憂的事情確實不少。從嘉年華上玩家拍攝的一張照片顯示，偌大的不朽試玩區（每個座位上是一隻手機和一副耳機）幾乎成了無人區，而手遊預告已經在 YouTube 上收穫了41 萬次負評，人人都聲稱自己的負評正在被官方不斷刪掉。這幾乎成了美商藝電（Electronic Arts, EA-US）《前線 2》開箱事件之後最大的一次業界公關危機。

暴雪預料到了一些粉絲的反應，但沒想到 “會到這種程度”。在問答環節，設計師難以置信地問觀眾，“你們難道沒有手機嗎？” ——這被看做 “暴雪和玩家社群完全脫節” 的例證。Diablo 系列是 PC 遊戲，後來移植至主機，但它真正的主流玩家群一直是 PC 黨。

聯合創辦人 Allen Adham 告訴 Kotaku：“我們知道自己的玩家是熱情的 PC 和主機黨，我們之前也看到過類似的反應，比如宣布把 Diablo 移植到主機，還有推廣《爐石戰記》的時候。” 他同時指出，玩家們可能內心存在具體的期望（比如想看到 Diablo 4），因而在這個具體期望沒被滿足時，情緒會更加激動。

玩家提出的另一點是，這款手遊和網易（NetEase, NTES-US）的《光明大陸》非常相似，疑似換皮。其實《不朽》的團隊確實和網易有合作，Cheng 告訴 IGN，“我們從一開始就和網易合作開發《不朽》中的一切，兩邊都有各自的藝術家，聯合起來像團隊一樣工作，包括環境、角色、技能和故事。” 他認為 “手遊” 不該是個 “髒話”，考慮到智能機越來越強大的性能，它們已經可以提供頂級的遊戲體驗，與有經驗的網易合作是個相當不錯的機會。

老玩家也許很難認同這種日趨流行的觀點，即靠觸屏操作的手遊能夠取代 PC 體驗，但是不少開發商都在做出相反的判斷。Adham 解釋，“在東方，觸碰式機制是通用的，因為它特別自然，感覺起來很好，西方用的少一點，但我們現在開始看到有些遊戲將其引進了，所以是我們從他們的作品裡學習到了東西。”

玩家們還擔心，暴雪可能學習到的東西不止是操控機制，也許還有手遊中備受詬病的一些盈利模式。Adham 則引用暴雪的歷史，希望玩家對公司多點信任。

不管如何，在習慣於大螢幕、鍵鼠或手把操作的主流玩家中推一款他們從未要求過的手遊，其實應該做好被凶狠批評的準備。

當 Bethesda 在 E3（Electronic Entertainment Exposition，美國電子娛樂展）上宣布了《上古捲軸》手遊，還告訴玩家《異塵餘生 76》是純多人遊戲，當 EA 的《終極動員令》也在今年首次官宣行動端新作時，他們也遭遇了差不多的對待——沒人斷定這些他們還未玩到的遊戲是徹底的垃圾，遊戲公司其實也將繼續開發 Diablo 4 和《上古捲軸 6》們，但是玩家仍將遊戲公司的行為視為背離核心社群意願的、幾乎不可原諒的背叛。

不過，他們不得不嚥下的現實是，作為覆蓋到更多消費者的工具，新的手遊不可能被取消。滿足核心人群大概也不再是遊戲公司的第一任務——“希望我們的核心粉絲會喜歡它⋯⋯現在他們去哪兒都能玩它了，還能帶來新的、更廣的、也許從來沒玩過動作 RPG 的人群。”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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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全球第一個正式投入使用、向乘客收費的無人駕駛項目。

Waymo 最早是作為 Google 在 2009 年成立的無人車項目而存在，直到 2016 年 Google 決定加快人工智慧的發展後，Waymo 才成為獨立的公司，並開始在美國加州、亞利桑那州等多個地區進行測試，至今已經在公開道路測試超過 800 萬英里（約 1,287 萬公里）。

因為有 Google 長期研發的技術基礎，Waymo 在無人駕駛測試中的表演非常出色。根據加州車管所公佈的 2016 年的測試記錄 ，2016 年 Waymo 的車輛在加州行駛了 635,868 英里，相當於特斯拉（Tesla, TSLA-US）、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GM-US）（GM-US）、賓士（Mercedes-Benz, Daimler AG-DE）等其它所有車廠路測里程總和的 30 倍。在測試中，搭載 Waymo 自動駕駛組件的無人車每 1,000 英里中只需要 0.2 次人工干預，比 2015 年的 0.8 次下降了 75%。相比之下，特斯拉在 550 英里測試中，司機對汽車作出了 182 次主動控制。

而在 2017 年，Waymo 的表現更進一步。在 352,545 英里中，僅 63 次出現問題，相當於每 1,000 英里中只需要 0.18 次人工干預。而百度（Baidu, BIDU-US）無人車在 1,971 英里中就出現問題 48 次；通用在 131,676 英里中出現問題 105 次；賓士 1,087 英里出現問題 842 次。

在導致無人車出現故障的具體問題上，根據加州車管所發布的公報，Waymo 是在部分路口紅燈時不能右轉。相比之下，百度出現的問題包括錯誤識別交通燈、未能及時剎車、駕駛時偏離車道、未能及時發現行人等；通用的問題則有變道錯誤、右轉彎幅度太大等；德爾福（Delphi）則有無法識別特定交通燈、GPS 定位偏差等問題；吳恩達的 Drive.ai 則遇到了難以處理急轉彎、剎車生澀、GPS 定位偏差等故障。

可以看到，Waymo 在測試中的里程最長，表現也最優秀最穩定。這給了 Google 進一步對它投入、擴大營運的信心。

2018 年 3 月，Waymo 宣布與捷豹路虎合作，將在 2020 年前購置 2 萬部捷豹（Jaguar Financial, JFC-CA）純電動跑車 I-pace 用於組建無人車車隊；6 月，又向飛雅特克萊斯勒（FCA-IT）訂購 62,000 輛 Pacifica，將 Waymo 的技術與定制服務直接整合到新車裡。而現在，Waymo 開始把搭載了自動駕駛技術的車輛投放在亞利桑那州，對乘客提供出租車服務。

無人駕駛技術日漸成熟，對出行產業顯然是重要的變革力量。例如，私人汽車在大多數時候其實是閒置的，而目前的網約車其實並沒有整合多少閒置資源，因為人開車的時間總歸是有限的。但自動駕駛是可以風雨無阻 24 小時運作的，這對目前的汽車廠商、網約車平台甚至停車場，都會產生重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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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之寶（Hasbro Inc, HAS-US）的 2018 年第三季業績不怎麼樣。該季度孩之寶營收下跌 12% 達到 15.7 億美元，主要受其零售合作方玩具反斗城破產影響，拖累孩之寶在美國、歐洲市場的銷售表現。這一季度，玩具反斗城關閉了在美全部門市。

孩之寶在美加地區營收下降 7%，主要就是因為玩具反斗城門市關閉、大規模降價清倉。在財報說明會上，孩之寶 CEO 稱玩具反斗城帶來的影響只是暫時的，到 2019 年就會緩解。

但是，同時孩之寶也宣布了全球範圍內的裁員計劃。孩之寶計劃裁員至多 10%，孩之寶在全球有超過 5,400 名員工。

玩具反斗城是孩之寶的第二大客戶，業務占到了孩之寶銷量的 9% 左右。此前，美國最大玩具生產商美泰公司已宣布，將因玩具反斗城的倒閉裁員 2,200 人。

從 1980 年代開始，玩具反斗城和沃爾瑪（Walmart, WMT-US）（Walmart Inc, WMT-US）、Target（TGT-US） 等成為人們購買玩具的主要渠道。 在1993 年，光玩具反斗城就佔據了美國玩具銷售的 21.5%，折扣連鎖巨頭（沃爾瑪、凱馬特、Target）分享了 25.8%。

但是從 2010 年開始，包括玩具反斗城、沃爾瑪、JCPenny（JCP-US）、Target 在內的零售商門市銷售額一路下滑。這些都曾是美泰和孩之寶玩具在美國最主要的銷售渠道，而現在它們自身都在為應對電商的衝擊而掙扎。

全球玩具業最大的衝擊，還是智能產品入侵，而傳統玩具還沒有找到合理的智能化方向。憑藉創造力這種隱形教育功能，樂高和一切基礎型玩具反倒更具有抵抗力，至少它們迎合了新興市場的需求。在這一點上，美泰和孩之寶的優勢都不那麼明顯。

除去玩具反斗城的影響，今年沒有爆款動畫電影上映也是孩之寶業績不佳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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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大麻將在加拿大正式合法化。加拿大也因此成為繼烏拉圭之後全球第二個，允許大麻合法種植、銷售、使用的國家。

根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的統計數據，加拿大是全球大麻使用最頻繁的國家之一。 2015 年該國在 15 到 64 歲的成年人當中，有 14.73% 使用過大麻。這一數據僅次於南部非洲國家贊比亞和美國。

大麻是傳統意義上被歸類為毒品的藥物中成癮性和危害性相對最低的一種，因此大麻的地位始終充滿爭議。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人認為，人類有悠久的吸食大麻的歷史，而隨著各類化學合成毒品的興起，大麻則被認為與這些新型毒品關係不大。

將大麻視為一種應該被禁止的藥物則是一個相對晚期的事情，直到 19 世紀，英國、美國政府才相繼頒布法律禁止大麻的使用，而這背後則又與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相關。歷史學家 Eric Sc​​hlosser 就認為，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之交，大量墨西哥人進入美國引發社會恐慌，而美國人指責墨西哥人吸食大麻，帶來了犯罪和貧困問題，大麻因此逐漸與罪惡劃上等號。

近年來，呼籲大麻合法化的聲音不斷加強。根據調查機構皮尤 （Pew）的數據，截止到 2015 年三月，美國已經有 49% 的人承認曾經使用過大麻，而支持大麻合法化人數比例從 2010 年的 42% 躍升到 2015 年的 53%。

而對於加拿大政府來說，推動大麻合法化的動因也同樣複雜。 BBC 中文網援引政治分析人士的說法認為，“2015 年全國大麻吸食者（包括醫療和非醫療）共計約 490 萬，參加大選投票的選民則只有 1,755 萬”，“如果一個政黨能夠爭取到大麻吸食選民，哪怕僅僅一半，都會大大提高競選成功率。”

在目前執政的自由黨於 2015 年贏得選舉之前，加拿大保守黨已經連續三屆執政。而新上任的總理賈斯廷·特魯多（Justin Trudeau）也履行了他自己的諾言，逐步推動大麻合法化。 6 月 21 日加拿大參議院以 51 票贊成、29 票反對，通過 “娛樂用” 大麻合法化，此項規定適用於加拿大全國。此前，加拿大眾議院也以 205 票贊成、82 票反對通過大麻合法化。

不過，加拿大仍然制定了更細緻規則。在公共場合，每一個 18 歲以上（部分省將年齡下限進一步規定為 19 歲）可以購買或者持有 30 克大麻。每個家庭可以最多種植 4 盆大麻，其中包括魁北克在內的兩個省份則限制不能在家庭種植大麻。

加拿大經濟也將從合法化的大麻中獲益不少。加拿大統計部門認為，今年第 4 季度大麻就會形成一個 8.6 億加元到 11 億加元的市場，加拿大政府也從中獲得大約 4 億加元的稅收。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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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韓國統計部門最新發布的數據，目前這個國家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為 738 萬人，占到總人口的 14.3%，這個數字遠低於日本的 25.9% 和英國的 18%。但韓國老人需要努力工作來養活自己，在 70 到 74 歲這個年齡段中，33.1% 的韓國人需要工作，而由包括美國、英國等 35 個國家組成的經合組織（OECD） 的平均水平僅為 15.2% 。

近年來，韓國老年人口工作的比例不斷上升。 60 到 64 歲的老年人工作比例從 2000 年的 53% 上升到 2017 年的 60.6%，其他年齡段也有 3 到 7 個百分點的上升。韓國統計部門解釋稱，這是由於韓國老人沒有足夠的退休金養活自己，因此外出工作就成為了一種謀生的方式。

據統計，韓國 65 歲以上的人口有一半處在貧困當中。對於這一現象，韓國國內提供了許多種不同的解釋。其中一種關注的是這一代韓國老人的際遇。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大約有 200 萬韓國人因此失業。而當經濟復甦之後，這一批失業者就被更年輕、也更便宜的勞動者所取代。

讓情況雪上加霜的是，韓國的養老金制度在 1980 年代末期才逐漸建立，並且僅為老人提供大約為每月 20 萬韓元，約合 250 美元的養老金，因此這一代的老年人在退休以後無法保障自己的生活。

《衛報》的報導援引韓國社會學家的說法提供了另外一種解釋。在年輕的時候，韓國老人在子女身上花費過高，以至於他們並沒有為自己存下足夠多的錢。如果在傳統的儒家倫理下，子女將會承擔起贍養老人的責任，然而由於韓國社會近年來貧富差距增大，不少子女也無法承擔這一工作，因此將老人推向貧困的境地。

為了不成為子女的拖累，許多韓國老人選擇自殺，並因此推高了韓國老人的自殺率。根據韓國學者的調查，2011 年 70 歲以上老人自殺率為每 10 萬人 84.4 人，80 歲以上上升到 116.9 人。 OCED 的調查也稱，韓國老人的自殺率是所有成員國中最高的。

為了解決韓國老人的貧困問題，韓國政府正在加緊改革自身的養老金體系。但韓國政府自己的預期也稱，預計要到 2060 年，才能有大約 90% 的韓國老人獲得某種特定的養老補助。而讓實現這個目標變得更加困難的是，韓國出生率正在落入新低，每千人只有 7 名新生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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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這個神話正在走向終結。瑞士聯邦稅務管理局（ FTA ）表示，在 2018 年 9 月底它已經首次根據打擊稅務欺詐的全球標準（ AEOI ）遞交了金融帳戶數據。

“身份、帳戶和財務資訊，包括姓名、地址、居住地和稅號，以及有關金融機構要求的內容——帳戶餘額和收入資訊。” FTA 表示，“提供的資訊將允許（當地）稅務機關核實納稅人是否在納稅申報表中正確地申報了海外金融帳戶。”

瑞士與別國稅務機關的資訊交換是在全球自動資訊交換標準（ AEOI ）的框架內進行的。這項標準去年初在經合組織（ OECD ）的支持下生效。

這意味著現在與瑞士簽署協議的國家，不再需要針對其公民的瑞士銀行帳戶索取資訊，從前這類嘗試往往層層受阻。數據從今起將每年自動移交一次。但是只能用於稅務徵收工作，不能公開。

從去年開始，瑞士的金融機構就一直在整合和編制其來自 38 個國家的帳戶持有者數據。在 FTA 註冊的約 7,000 家銀行、信託、保險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收集了數百萬個帳戶的數據，並將其發送給 FTA 。

FTA 則於今年 9 月底，將其中約 200 萬個帳戶的資訊向合作夥伴國進行了第一次遞交。

根據公開資訊，瑞士的第一次數據交換對像是歐盟國家以及其他九個司法管轄區：澳大利亞、加拿大、根西島、冰島、馬恩島、日本、澤西島、挪威和韓國。

作為回報，瑞士當局獲得了其合作夥伴共享的 “數百萬” 帳戶數據。這是瑞士政府首次參與此類數據交換。

“塞浦路斯和羅馬尼亞目前被排除在外，因為它們尚未達到保密和數據安全方面的國際要求。” 聲明補充道。明年，數據交換名單將計劃進一步擴展至約 80 個合作國家，其中包括了在今年 1 月 1 日與瑞士協議生效的中國。

作為 “富人的銀行” 而名聲在外的瑞士，在 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陷入來自美國和歐盟的壓力，被要求揭露其金融機構中存在的巨額外國人帳戶。

自此，瑞士的銀行保密措施開始一步步削弱，這也使其開始面臨來自香港和新加坡的激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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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工廠的汽車年生產量約 14.4 萬輛，80%會出口歐盟國家，且汽車中組裝的零件一半以上從歐洲採購。而隨著脫歐日期（2019 年 3 月 29 日）臨近，英國和歐盟仍沒有達成相關協議，允許英國脫歐後，仍可以與歐盟自由貿易。這種情況下，英國就要遵守世貿組織的規則，而出口的汽車會因此增加 10% 的關稅。

工廠主管馬文·庫克（Marvin Cooke）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原本很多零件在整車將交付前幾小時才能到達工廠，脫歐後整個採購流程都會受到影響， 交付就更難了。與此同時，進口和出口成本增加的負擔，會讓工廠的競爭力降低。豐田去年在該工廠投入 2.4 億英鎊，也獲得了 2130 萬英鎊的政府資助，今年年初豐田還稱將在該工廠生產下一代兩廂卡羅拉系列汽車。

“脫歐後，工廠將會停止生產一段時間，可能持續數天、數周也可能數個月，才能調整過來。” 馬文說。

對比豐田在全球約 900 萬的年生產量，位於英國的這家工廠關閉的問題倒也不大。但這不是第一家位於英國的汽車製造廠商擔憂脫歐所帶來的影響了，以歐洲市場為主的寶馬 （BMW, BMW-DE）Mini、 英國最大的汽車製造商捷豹路虎等也表達了同樣的憂慮。

捷豹路虎 CEO 拉爾夫·斯佩斯（Ralf Speth）在 9 月 11 日時表示，英國脫歐會打斷該公司的供應鏈，導致工廠停產。 9 月 19 日，位於牛津郡的寶馬 Mini 工廠也稱，因需要的零組件都需要從歐洲採購，英國脫歐後其工廠將至少停產 1 個月，以作調整。

拉爾夫·斯佩斯還稱，脫歐帶來的影響會讓汽車製造產業，損失上千萬工作崗位。 《金融時報》也表示，自脫歐公投以來，英國整個汽車產業的投資大幅下降，2015 年該產業投資額為 25 億英鎊，到 2016 年降到 17 億英鎊，去年則已經降至 11 億英鎊。

其他產業受到影響也如此，尤其是製藥業。 《華爾街日報》報導，英國近四分之三的醫藥需要從歐盟國家進口。輝瑞（Pfizer, PFE-US）公司在 7 月時表示，出於監管、製造和供應鏈問題，預計公司在為英國脫歐的準備工作上，將花費約 7700 萬英鎊。

為了應對明年英國脫歐帶來的影響，也在英國政府的指示下，很多公司都在考慮應對措施。

《華爾街日報》報導，輝瑞和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 GSK-UK）等大型製藥商正儲備藥品，以防貨品運輸在邊境長期延誤；食品公司億滋（Mondelez, MDLZ-US）國際正增加巧克力和其他原料的供應。

而捷豹路虎今年 4 月時則表示，要把 Land Rover Discovery 的裝配，從英國西米德蘭茲郡的索利哈爾工廠 ，轉移到即將開工的斯洛伐克尼特拉工廠。空中巴士（Airbus） 6 月時也曾考慮撤出在英國的生產工廠。但由於當前存在交貨時間問題，也無法輕易撤離，今年 9 月時空客要求供應商在明年 3 月前儲備額外的零組件，這些零組件總價值或高達數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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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訴訟的四家遊說團體分別是 USTelecom、CTIA、NCTA 和 ACA，它們代表了 AT&T（T-US）、Verizon Wireless（VZ-US）、Charter Communications （CHTR-US）、Comcast（CMCSA-US）等電信公司以及 T-Mobile（TMUS-US） 等行動公司。

這是加州最近因為通過網路中立法案而接到的第二起訴訟。第一起訴訟的發起方是美國司法部，該部門在加州州長 Jerry Brown 剛剛簽署法案後幾個小時內就提出了抗議。

兩起訴訟案發起方的立場相似，即加州的法案是非法的。因為去年 12 月，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已經廢除了美國全國網路中立法，並且明文規定禁止各州再提出任何網路中立法。

但事實上不只是加州，美國紐約州、康乃狄克州、馬里蘭州、夏威夷州、紐澤西州等共 20 個州和首都華盛頓市所屬哥倫比亞特區均對 FCC 的決定表示反對，且一直在擁護網路中立。

所謂 “網路中立”，是指網路服務提供商必須平等對待不同企業的合法內容，不得向支付更高費用的互聯網企業或用戶提供更快網速，即所謂 “快速通道” 服務。

這項規定其實是為了確保所有文字、影片等合法網路內容以相同速度載入，使小型網路內容商也能獲得與互聯網巨頭公平競爭的機會，防止網路服務提供商從商業利益出發控制傳輸數據的優先級。

網路中立法是 2015 年歐巴馬執政時期所立下的法案，早在這個法案還在成形與協商階段，唐納·川普就已經公開反對。

2014 年 11 月12 日唐納·川普在推特上說：“歐巴馬的網路提案一樣是由上而下的政治權力操作。網路中立就是現代版的 “公平原則“（這是美國 1987 年用來規範媒體的法令），主要是為了對付保守派媒體。”

川普政府上台後，2017 年 12 月，共和黨佔多數優勢的 FCC 投票廢除了網路中立法案，並規定 2018 年 6 月 11 日起正式生效。

廢除法案的投票結果公佈後，網路營運商、共和黨人士對此表示了支持，而互聯網公司、民主黨派和消費者團體則發起了抗議。 Facebook（FB-US）、Amazon（AMZN-US）、Netflix（NFLX-US） 等公司也紛紛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了反對的聲音。

對於大型營運商來說，廢除網路中立法為公司帶來了按價格提供差異化服務的自由，對其盈利模式來說是件好事；但對於網路內容提供商，尤其是小型網站來說，付費優先的模式將加重其成本負擔，且更難在壟斷化的互聯網環境中出頭。

AT&T 副執行長 Joan Marsh 說：“廢除網路中立法能讓美國的網路回到一個強調市場競爭與創新，而非被政府監管的狀態”。而 Facebook 副執行長 Erin Egan 表示， “我們對於 FCC 提出這項改變感到非常失望，因為這顯然違背了網路是為所有人開放的原則”。

今年 3 月，由民主黨派人士把守的華盛頓州已經率先通過了該州的網路中立法案，成為了美國首個在聯邦政府廢除法案後逆勢立法的州。該州州長傑伊·英斯利說，FCC 的做法 “帶有明顯的川普政府傾向，即在普通民眾和大型企業之間偏重後者的利益。”

“（聯邦）政府不作為，但華盛頓州不得不採取行動。” 英斯利說。

雖然該州法律與聯邦法律相悖，但華盛頓州還是堅持在今年 6 月推行了新規。英斯利堅稱，華盛頓州新規在法律層面上不存在問題，“各州有權保護它的公民”。

華盛頓州之前，俄勒岡州議會通過支持 “網路中立” 的提案，但沒有對網路服務提供商提出強制要求，而只是禁止州立機構從 “不中立” 的提供商購買服務。夏威夷州、紐澤西州、紐約州、蒙大拿州和佛蒙特州 5 州州長也分別簽署了支持 “網路中立” 的行政令。

今年 5 月，民主黨議員佔絕對多數的美國參議院投票表示贊成保留網路中立法案，推翻了此前去年 12 月 FCC 的決定。但此舉不太可能得到眾議院或白宮的認同。

美國民主黨參議員領袖 Chuck Schumer 稱：“我們要按照公共利益來對待互聯網。我們不會允許自來水公司或電話公司對區別對待消費者，我們不會限制人們使用跨州高速公路，允許一些人通行，禁止另一些人。我們也不能對互聯網這樣做。”

但目前為止，眾議院或白宮尚未對參議院的投票結果做出任何肯定，所以擁護網路中立法的各州暫時也只能靠獨自立法來表明態度了。但對於加州和華盛頓州來說，以州法挑戰國法實在是種成功率很低的對抗方式。

“互聯網本質上是一種州際資訊服務，因此只有聯邦政府才有這方面的政策制定權。加州的互聯網法規不僅違法，而且還傷害了消費者的利益。” FCC 主席 Ajit Pai 評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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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丸紅株式會社（Marubeni Corporation, 8002-JP）在 9 月 18 日宣布逐步撤出煤電產業，這被視為是在氣候變化的嚴峻形勢下，金融和產業界開始從煤電撤資、擁抱能源轉型的一個重要信號。而對日本來說，這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

丸紅是日本最大的綜合商社之一，也是日本最大的煤電廠開發商和世界第 11 大煤電廠開發商。 9 月 18 日它在自己的網站上宣布：到 2030 年公司的煤電產能將比 2018 財年減少一半；原則上不再參與任何煤電項目，除了在一些情況下的超超臨界（ultra- supercritical）煤電項目（這種技術被認為比較環保）；同時它將擴大其可再生能源業務，計劃到 2023 年將其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比例從目前的 10% 提高到 20%。

來自金融機構的壓力被認為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丸紅的轉變。今年 5 月和 6 月，日本前兩大保險公司——第一生命（8750-JP） 與日本人壽分別表示將不再對海外煤電項目提供資金和不再對日本中國外的全部煤電項目提供資金。前者是日本金融機構首次宣布對煤電項目的限制政策。

幾乎同時，銀行界也放出了類似的信號。 5 月，三井住友銀行（8316-JP）：考慮到煤電對氣候變化的巨大影響，將收緊對煤電的金融服務政策。同月，日本最大的銀行三菱日聯（8306-JP）一份聲明中宣布：“作為一家全球金融機構，我們在向低碳社會轉型和其他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介於認識到煤電的當地和國際形勢，我們已經做出了一些關於金融服務的決定。”

瑞穗銀行在 6 月的一份聲明中表示：未來在考量是否向煤電項目借貸時，一個主要的考慮將是：相比其他可行的能夠提供相似能效水平的替代性技術，其使用產生溫室氣體的技術是否是存在經濟上的必須。

隨著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成本的快速下降，這種考量的結果將越來越不傾向於煤電。

金融機構的轉變對丸紅來說非同小可。因為在 2014～2017 年期間，瑞穗和三菱日聯是丸紅最大的銀行放款人，三井住友則名列前五。而這些金融機構本身對煤電的支持此前也廣受詬病。在監督銀行履行《巴黎協定》的非營利機構 Banktrack 發布的一份全球銀行向煤電貸款的排名上，瑞穗高居榜首，三菱日聯和三井住友則分居第二和第五位。

今年 3 月，由綠色和平、煤炭研究機構 Coalswarm 和山岳協會（Sierra Club）發布的報告顯示，2017 年世界煤電廠成長在減緩，按這個速度到2022年，淘汰產能將超過新增產能。但這仍不足以實現《巴黎協定》中關於將本世紀地球升溫控制在比前工業時代高 2 攝氏度的目標。而在 2017 年，世界煤炭需求還是增加了 1%，碳排放增加了 1.4%。報告認為，正確的做法是立即停止所有煤電項目開發，並淘汰相當一部分現役煤電廠。

隨著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迅速降低，有人預計世界對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氣在內的化石能源的需求也將在十年內見頂，再加上國家政府對減排的承諾勢必遲早限制化石能源產能。因此從這些產業撤資將不僅是為了環境，也具有降低財務風險的意義。為此，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包括退休金基金都在逐步從化石能源撤資。在丸紅宣布逐漸退出煤電的消息後，當天其股價上漲了 2.2%，達到年初以來最高值。

丸紅從煤電撤離對日本來說也有助於改變其國際形象，減少在煤電問題上受到的國際壓力。丸紅這樣的世界主要煤電開發商和中國金融機構的聯手，使日本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煤電技術輸出國之一，輸出目的地通常是發展中國家。為此，去年日本曾被一個國際 NGO 網路授予了”每日化石”獎，以”表彰”它計劃聯手美國向發展中國家推廣煤電和核電技術——後者除了自身固有的環境和安全問題，還被認為會阻礙可再生能源的推廣。

在今年 1 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公開批評首相安倍晉三痴迷核電的同時，批評其在向可再生能源轉型方面行動遲緩，決心不足。他說：“長期以來日本對國際趨勢持漠視態度，比如可再生能源價格的大幅下跌，以及在氣候變化面前不可避免的去碳化。”

2 月，外務省的一個能源特別工作組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日本當前的能源政策正在損害該國的全球競爭力，其中寫道：“顯而易見，日本落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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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大陸的業務包括礦機銷售，礦池運營，礦場服務，自營挖礦，人工智能晶片五大類，其中礦機銷售貢獻了 90％ 以上的收入，但新業務人工智能晶片還沒有產生營收。

比特大陸的礦機業務，是先由它自主設計專用於挖掘虛擬貨幣的晶片，然後交給台積電（2330-TW）生產，再給長電科技（600584-CN）封測，做成具備快速，高效處理海量重複計算能力的礦機後再賣給用戶。簡單說就是，別人挖礦，它賣鏟。

可想而知，虛擬貨幣的行情對礦機銷售有直接影響。2015、2016 年，比特大陸都賣出了 20 多萬台礦機，然後在 2017 年賣出了 162 萬台，其中 148 萬台是在下半年賣出的。而在今年上半年，則賣出了 256 萬台，佔了全球挖礦設備算力的 70％。這段時間正好對應全球比特幣，以太幣，萊特幣價格暴漲，賣礦機的生意自然也火紅。

除了賣礦機，比特大陸自己也在囤虛擬貨幣。根據招股書，比特大陸在 2015 年末持有的虛擬貨幣約值 1,232 萬美元，2016 年末為 5,627 萬美元，2017 年末迅速增長到 8.73 億美元，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即使受到比特幣價格回落影響，持有的價值仍然增長到 9.9 億美元。目前，比特大陸並未把持有的虛擬貨幣劃入營收或投資利潤，而是作為長期資產。

不過，儘管目前比特大陸按營收規模算是中國第二大半導體公司，僅次於海思半導體，但由於直接受制於虛擬貨幣的行情和監管政策，它在經營和財務上的波動性可能會很大。

在行情上，近半年來數位資產市場行情非常低迷。根據虛擬貨幣行情網站 Coinmarketcap 統計，在 2018 年 1 月初全球虛擬資產總市值曾經達到 8,138 億美元，截至 9 月 23 日，總市值為 2,278 億美元，蒸發近 6,000 億美元，跌幅超過 70％。

而在監管方面，中國人民銀行早就發布了 “ 人民銀行等五部委發布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 ”。去年 9 月，央行等 7 部委出台加密貨幣禁令；今年 8 月，中國互聯網金融舉報信息平台也明確指出，虛擬貨幣（比特幣）性質，交易行為是不合法的；虛擬貨幣（比特幣）如果兌換成人民幣，也需要繳納所得稅。

可見，在如此定性和監管下，虛擬貨幣產業企業若想在 A 股上市，簡直不可能。哪怕是去對虛擬貨幣相對寬容的港股也不容易。

香港金管局之前推出了 “金融科技監管沙盒” 制度，允許企業可在無需完全符合金管局監管規定的環境下，邀請有限數目的客戶參與金融科技項目的試行探索金融科技的新應用。截至今年 7 月底，共有 33 項新科技產品使用沙盒進行試行，但未有虛擬貨幣、虛擬貨幣交易所進入沙盒範圍。

今年以來，背靠杭州市政府產業基金的雄岸區塊鏈，銷售礦機的嘉楠耘智和億邦國際，經營交易平台的火幣網都想通過港股進行 IPO、借殼，但目前只有投資無幣區塊鏈企業的雄岸區塊鏈獲得批准、成功借殼；與虛擬貨幣直接相關的嘉楠耘智，億邦國際，火幣網暫時都未獲聆訊或批覆。

當一個行業的主要公司都在力求上市融資，投資方尋求退出，它們很可能是要囤積糧草，度過之後的寒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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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 2018 年 9 月 13 日 1 點，蘋果秋季發布會就要召開了。根據爆料的資訊，蘋果將在這場發布會上發布三款手機。

這三款手機分別是 iPhone X 的升級版本，具有 5.8 英寸 OLED 螢幕。一款低價但是螢幕更大的 iPhone，配備 6.1 英寸液晶顯示屏。同時蘋果還會發布一部 6.5 英寸的大屏旗艦 iPhone，螢幕採用更先進的 OLED 材質，這也將是蘋果目前螢幕尺寸最大的一款手機。

一個明顯的特點是，除了 iPhone X 的升級版，其他兩款新手機的螢幕尺寸都很突出。這三款新機的平均螢幕面積（不考慮突出頂部的劉海面積），比去年推出三款新手機大了 23%，比 2016 年推出的兩款 iPhone 大了 28%。

“華爾街日報”採訪了 Kantar 集團的數據投資管理部門 Kantar Worldpanel，來研究 iPhone 螢幕增大之後具體的好處。

Kantar Worldpanel 的分析師詹妮弗表示，當全球手機的成長放緩之後，更大的尺寸帶來兩個優勢。一是有助於蘋果提高價格和利潤率，因為它可以更高的價格銷售更大的手機。第二個是大螢幕讓人們更多地使用手機，可以讓蘋果的服務業務收入成長，包括應用商店和訂閱 Netflix（NFLX-US）和 HBO（母公司 Time Warner, TWX-US）等影片服務。

Kantar Worldpanel 的數據顯示：擁有 6 英寸或更大智慧型手機螢幕的用戶，通常使用的應用程式數量是 5.5 英寸螢幕手機使用中的應用程式數量的兩倍之多。同時較大螢幕手機的用戶玩遊戲的可能性也高出 62%，每天觀看影片的可能性也是螢幕較小的人的兩倍。

詹妮弗補充說，大屏手機還有一個好處是，較大手機的處理器通常比小屏設備更快，而手機內存和圖形處理器也相對更好，這也能讓人們多玩手機。

對於蘋果來說，人們花在手機上的時間越長，越有利於它的服務業務。儘管 iPhone 仍然是蘋果公司最重要的產品，約佔總營收的三分之二。但手機銷量放緩已經是從去年開始發生的事情了，2017 年全球智慧型手機出貨 14.72 億台，較上一年下滑 100 萬台，是成長了十幾年來的第一次下滑。

服務業務成為了蘋果這個季度營收（Revenue）成長較快的業務之一。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 MS-US）預計未來五年之內，蘋果公司 60% 收入成長都會來源於服務業務。

科技研究公司 Creative Strategies 的分析師卡羅琳娜·米拉內西（Carolina Milanesi）表示，蘋果公司還將計劃推出其他服務，例如購買和製作了好萊塢電視節目和雜誌訂閱服務，這些服務可以從更大的 iPhone 螢幕中獲益，畢竟大螢幕觀看影片和文章更舒服。

大屏 iPhone 同時能在售價上帶來更多的利潤。由於蘋果在供應鏈端有極強的議價能力，所以大屏手機增加的成本遠低於售價的增加。研究公司 IHS Markit 的分析師 Wayne Lam 表示，更大的螢幕，就像過去幾年容量更大的記憶體，只會略微增加蘋果手機的成本，但在售價上則可以多賣 100 美元左右。

根據野村集團的數據，本週發布會上的低價 iPhone 的售價可能為 800 美元，升級款 iPhone X 價格為 900 美元，6.5 英寸 OLED 型號的最大螢幕旗艦 iPhone 售價為 1,000 美元，高於去年 699 美元、799 美元和 999 美元的初始價格。野村集團預計今年平均 iPhone 銷售價格將上漲 20 美元。

雖然大屏手機的確會給蘋果帶來更多的利潤，但智慧型手機讓人們上癮已經成為了大量討論的議題。

人們開始擔憂智慧型手機使用率過高。蘋果公司在 1 月份收到投資者的一封信，要求解決由於青少年智慧型手機成癮引發的潛在健康危機，而蘋果也在年中的 WWDC（蘋果全球開發者大會）上宣佈在 iOS 12 中加入監控手機使用情況的軟體。

當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沉迷手機將會帶來嚴重後果之後，通過用戶使用時間增加帶動的營收成長是否會放慢將是蘋果下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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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21 年開始，將被整合進車載系統的 Google 服務包括地圖服務 Google Map 和語音助手 Google 助手以及應用商店 Google Play 等。

雷諾 – 日產 – 三菱汽車製造聯盟是全球最大的汽車聯盟，去年，該聯盟的汽車總銷量達到了 1,060 萬輛，預計 2022 年銷量將達到1,400 萬輛。三家公司的 CEO 是同一人 – 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雷諾擁有日產 43.4％ 的股份，日產擁有雷諾 15％ 的股份，和三菱 34％ 的股份。

Google 和蘋果（Apple, AAPL-US）一直在試圖進入汽車領域，但很多汽車公司對科技巨頭沒什麼好感。在容易產生用戶數據附加價值的車載系統領域，汽車企業更樂意自己去開發，而不是把這塊肥肉交給科技公司。而且，很多汽車公司也擔心，外包給科技公司會使自己逐漸失去與客戶的聯繫和未來推廣車聯網服務的控制權。

BMW（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AG, BMW-DE）和戴姆勒（Daimler, DAI-DE）等大型車廠都在大力投資自己的操作系統，語音助手及連接服務。此前，願意在汽車中嵌入 Android Auto 汽車系統的，只有沃爾沃（Volvo, VOLV-SE）等較小型的生產商。

蘋果的 CarPlay 是在 2013 年的 WWDC 大會上推出的，Google 是在後一年的 Google I/O 期間推出了 Android Auto。這兩家公司的車載系統能做的，只是把手機螢幕映射到中控屏上，拿不到汽車的數據。在拿數據這點上，車廠做過明確的表態。

以 Android Auto 為例，使用的時候，用戶需要先找一條數據連接 Android 自動應用。做完這些後，點螢幕上新增了的 Android Auto 按鈕。點擊之後，車載系統原來的界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顯示 Android Auto 的界面。這就相當於原生現代汽車的車載界面。

在這個情景中，車主的車載娛樂資訊系統首先要支持 Android 5.0 以上操作系統的手機和一根數據線，並且手機上已經安裝 Android Auto。用戶需要打開手機，連接數據線，車內啟用，這個過程並不比上車直接使用汽車原生系統來的方便。

對於科技公司來說，花這麼多的時間和力氣去緩慢推廣一個沒什麼油水的新技術，實在是太費力也太沒效率了。

2017 年 5 月，Google 推出了新的車載系統，直接用 Android 而非 Android Auto。用戶將可以直接使用各類 Android 應用，如使用 Google 地圖進行導航，用 Spotify （SPOT-US）聽歌，或者呼出 Google 智能助理。此外，司機還能通過這套系統設定空調溫度，風量，開關天窗和窗戶等。

當時宣布支持 Android 7.0 系統的車廠是奧迪（Audi, NSU-DE）和沃爾沃。根據沃爾沃提供給 Ars Technica 的照片，他們的系統看上去跟沃爾沃現有車型的車載系統非常相似，只不過換上了 Google 操作系統，而不只是換套用戶界面。畫面中間是 Google 地圖導航，下方為調節車內空調溫度，風向的觸摸按鈕。

在 Android 車載系統開始新一輪的推廣時，自行開發操作系統的車廠也意識到了新的問題。

首先，是他們自己設計的系統並不怎麼受歡迎。很多司機還是習慣將他們的手機安裝在儀表板上使用 Google 地圖和 Waze，這些應用程式的受歡迎程度是很難被車廠開發的軟體所替代的。

其次，是他們設想的增值服務並不那麼可靠。以豐田（Toyota, 7203-JP）旗下車載智能功能 GBook 為例，這項內置的功能可以通過人工呼叫台為車子設定導航路徑，查看路況，事故報警等等。除了事故定位報警之外，基本上所有的功能都可以由智慧型手機完成，而 GBook 本身只有高配車型才有，使用幾年之後還需要以每年 1,200 元的價格收費。在智慧型手機滲透進日常生活的現在，這樣的商業模式空間已經不大了。

而且，蘋果的 CarPlay，Google 的 Android 操作系統和 Android Auto 服務都是免費的，不論對於消費者還是車廠來說吸引力都太大了。今年早些時候候，在 I/O 開發者大會上，Google 和沃爾沃展示了運作 Android Auto 的 2020 款車型 XC40。據華爾街日報稱，在用戶端，Google 將被允許在提供用戶的情況下，通過其應用程式收集和分析用戶數據。

車廠也很快發現，有蘋果 CarPlay 的支持似乎有助於汽車的銷量。看上去，能快速升級的免費導航對於車主來說還是很大的需求。

華爾街日報評論稱，此次雷諾 – 日產 – 三菱汽車製造聯盟與穀歌的合作，使得大型汽車公司對大型科技公司的依賴程度，超過了目前為止同業願意接受的最高水平。這可能會引發汽車公司對高成本獨立技術戰略的廣泛反思。

“汽車大廠原先並無興趣與 Google 做生意，不過現在情況已經改觀。”阿姆斯特丹 AFS 集團研究分析師 Jauke de Jong 表示，“可能會有更多汽車公司步其後塵，與 Google 合作。”

專業汽車導航系統生產商 TomTom 等公司受到了這一消息的打擊。Google 宣布合作事宜後，TomTom 股價下挫超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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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亞馬遜（Amazon, AMZN-US） (Amazon)  CEO 傑夫·貝佐斯 (Jeff Bezos) 身價達到 906 億美元，短暫超越他的西雅圖億萬富豪鄰居比爾·蓋茲的 900 億美元身家。當天晚些時候，亞馬遜股價小幅下挫，蓋茲重新佔據了榜首。

貝佐斯接近九成的財富都來自於所持有的亞馬遜股票。得益於今年以來該亞馬遜股價上漲 40%，貝佐斯的財富成長了數百億美元。

隨著亞馬遜股票的波動，這種輪換可能還會持續下去。目前，蓋茲與貝佐斯之間的財富差距拉大到 60 億美元。亞馬遜現在股價是 996 美元，它再漲 10%，貝佐斯才能重新成為全球首富。

相比之下，蓋茲的財富增減跟股價波動關係小得多。他 900 多億美元中只有約 140 億美元來自微軟（Microsoft, MSFT-US） (Microsoft) 股票的價值，他已經將持股比例從 45% 減少到 2.5%。他更多的財富來自另外設立的私人投資基金 Casada。

全球首富交替變更的同時，中國富豪榜也起了變化。恆大地產上週發佈的半年報顯示公司上半年淨利潤將超過 213 億港元，為去年同期的 3 倍，公司股價由此兩天漲了 31%，許家印也因此以 316 億美元身價超越王健林成為中國地產首富，總排名位列馬雲和馬化騰之後。

今年以來，恆大股價累計漲幅已超過 340%，是漲幅最高的港股之一。

未來怎樣就不好說了。王健林年初還是中國首富，身價 330 億美元。6 月只是因為有消息說證監會要求銀行調查萬達海外收購，從銀行到普通投資人都在拋售萬達債券和股份。

過去三十年，一共只有過 7 位世界首富

《富比士 (Forbes) 》從 1987 年開始對全球富豪進行排名。三十年間，包括蓋茲和貝佐斯在內，全球共誕生過 7 位首富。

兩位日本地產富豪堤義明和森泰吉郎輪番佔據 1987-1994 的首富榜。靠日本 1980 年代超低利率，日本商人投資本國和海外房地產、金融，積聚大量財富。

蓋茲是 1995 年當上首富的，當時他擁有 129 億美元資產，按今天匯率計算是 208 億美元，能排全球第 37 名。從那之後，蓋茲在 22 年裡當了 18 年首富。

他財富峰值出現在 1999 年、達到 900 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 1325 億美元。

一天要喝五罐可樂的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跟蓋茲是好朋友。2008 年，巴菲特的投資公司波克夏（Berkshire Hathaway, BRK.A-US）·海瑟威 (Berkshire Hathaway) 股價大漲，使巴菲特資產達到約 620 億美元。當時又趕上微軟下滑，巴菲特一時超過蓋茲成為新首富。

之後金融危機爆發，巴菲特財富縮水，交出首富寶座。

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 (Carlos Slim) 控制著拉丁美洲最大行動電話公司 America Movil。他在 2010 年頭幾個月裡快速躥升為全球首富、並保持到 2013 年。

由於一項墨西哥憲法修正案可能導致斯利姆的電信王國被分拆，他的財富在 2013 年年底嚴重縮水。被當時只落後他 5 億美元的蓋茲，在 2014 年超越。

西班牙時尚快消品牌 Zara 的創始人阿曼西奧·奧蒂嘉 (Amancio Ortega) 2015 年超過蓋茲、當了兩天首富。他在 1963 年開了一家製衣廠、1975 年開了第一家 Zara 店，用了 52 年成為世界首富。今天他身價仍高達 837 億美元，僅次於蓋茲和貝佐斯。

蓋茲是在位時間最長的首富，他推動了個人電腦的普及，讓它成為現代企業運作的基礎設施

1970 年代，主流電腦還是難以搬運的龐然大物，軟體是從屬於硬體的一個存在，並沒有專門的軟體公司。

個人電腦的誕生改變了這一切。賈伯斯 (Steven Jobs) 跟沃茲 (Stephen Wozniak) 倒騰出的蘋果（Apple, AAPL-US） II 型電腦，幫助公司的銷售額從 1977 年的 270 萬美元，激增到 1980 年的 2 億美元。到了 1981 年，蘋果已經控制了價值 22 億美元的全球 PC 市場 23% 的份額。

微軟成立於那個年代，是第一個只做軟體的公司。

1982 年以後，IBM PC 以及其他複製它 PC 架構的產品開始搶佔個人電腦市佔率。

PC 硬體架構統一了，各家廠商生產統一標準的硬體，相應的也需要可以運行在上面的軟體。

原本做 BASIC 等軟體的微軟開始做操作系統。蓋茲 5 萬美元買來 MS-DOS 操作系統，幫助微軟成為 IBM PC 的標準軟體平台。

微軟在這一年上市。持有公司 45% 股份的蓋茲身價達到 3.5 億美元。

美國勞動統計局於 1986 年撰文稱：過去 25 年間，電腦及其外圍設備製造業是美國最具活力、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新增從業者平均每年成長 6%，職位成長速度幾乎是整個製造業的 10 倍還要快。個人電腦銷量在短短五年從兩位數突破至 1986 年的 500 萬台。

而伴隨 Windows 在 1990 年代的普及，微軟建立了一個長達 20 年的高效率生意：從 PC 廠商們賣出的每一台電腦抽取 Windows 版稅。在這個模式之下，微軟不需要直接向個人用戶兜售電腦，只需保持一個規模相對不大的銷售團隊，把注意力都放在大客戶的軟體生意上面。

最後個人電腦越來越便宜、買的人越來越多，PC 廠商利潤微薄。但微軟維持著自己的高利潤。、

當個人電腦出現時，蓋茲意識到軟體和操作系統的重要性，通過統一的操作系統，推動個人電腦成為訊息社會的基礎設施。

首富們大多都趕上了並推動了一個大變化

日本地產家堤義明過去三十年裡當過 6 年首富，僅次於蓋茲。另一位日本地產商森泰吉郎當過兩年首富。他們財富的積累跟 1980-1990 年代日本主推低利率政策、資本湧入證券和房地產，推升地產價格直接相關。

（日本資產價格泡沫。在 1988-1991 年間達到頂點。圖/wsj）

日本 20-50 歲置業人群數量在 1986 年達到近 6000 萬人，占總人口 1/2，他們都是潛在的購房人群。日本房價在 1985-1989 年間漲了近 3 倍。

2001 年，中島義彥在離東京市中心 1 小時 20 分鐘的郊區，貸款近 40 萬元 (幾乎等於房屋總價) 買入一棟 4 居室的房子。那裡的一切看上去都符合當時日本中產階級對一個好社區的定義：道路兩邊種植著櫻桃樹。鄰里間相互照應，他兩個女兒就讀的學校在步行距離範圍內。

這不是中島義彥跑去那裡買房子的全部理由。這位 36 歲東京市政府公務員還看中東京房產價格每年兩位數的增幅 — 過幾年把房子賣了，貸款很容易就能還上，房子本身還有差價。但僅過數月，日本房地產市場崩潰。

2005 年他接受《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 》採訪時說，公寓只值當年購入價格的 1/2。他想搬回市區，不過欠銀行 30 萬美元沒還，回不去。

同樣快速崛起然後隕落的還有日本公司海外房地產投資。

1986 年 8 月，一家日本公司花 2.45 億美元買下夏威夷威基基海灘附近的一處凱悅飯店。距離這間飯店上一次轉手只過去兩年，價格卻翻了一倍。不過，這似乎並沒有讓許多人感到驚訝，因為日本投資者正在以驚人的價格攫取夏威夷的飯店、餐館、高爾夫球場和其他房產。

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是 2010 年當上世界首富的。他 1960 年代從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畢業後，開了一家股票經紀商，開始收購他認為的廉價工業企業，用賺來的錢再投資。這點跟巴菲特很像。

1982 年墨西哥發生經濟危機，國家停止支付外債，投資者逃離墨西哥。這導致有些公司甚至按照已經嚴重貶值的墨西哥比索的分值單位進行買賣。斯利姆得以廉價收購大批企業。

到 1980 年代末墨西哥經濟恢復，斯利姆收購的公司市值翻了好幾倍，他也成了當時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同時得益於他跟政府間良好的政商關係，他在收購墨西哥電信 20% 股份時獲得政府 7 年的壟斷地位保證。當時世界上多個電話公司都想進入當地新興市場。

2006 年，斯利姆曾以 590 億美元短暫超越蓋茲成為首富。他的家族財產占墨西哥 2006 GDP 5% 以上、控股的公司占墨西哥股市總市值的 1/3。而他的電話公司控制了整個國家 92% 的電話線。

從 40 年前開始，奧蒂嘉摧毀了歐洲時裝商店精煉數十年的商業模式，並以這個產業前所未見的快速周轉模式取而代之。

1983 年，奧蒂嘉的 Zara 零售店已經開到了西班牙國內九個不同的地點，還有一處占地面積近 1000 平方米的物流中心。數十年後，Zara 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時裝零售商。奧蒂嘉的經營邏輯就是：給消費者他們想要的東西；比競爭對手更快地滿足消費者。

因此 Zara 的產品設計圍繞一線大品牌設計、價格卻只有他們的 1/10。當 Zara 早年的競爭對手花數月完成設計到加工到分發再到銷售的流程的時候，Zara 只花不到一個月。這意味著奧特加的公司可以更迅速地跟上消費者的愛好轉變，同時也可以有效地減少庫存。

如此高效的運作，使奧蒂嘉的公司在西班牙可能正遭受幾代人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時，繼續保持收入和利潤的成長。

“他們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莫德斯托•隆巴 (Modesto Lomba) 2013 年接受《財富 (Fortune) 》採訪時說，他是西班牙時裝設計師協會的主席。

Zara 母公司 Inditex 集團 2001 年上市。在絶大多數科技公司富豪因為網路泡沫而身價大幅縮水的時候，奧蒂嘉的資產增加了 25 億美元、達到 91 億美元。2008、2012 年的金融危機也沒有影響到 Inditex 集團市值和奧蒂嘉的財富成長，奧蒂嘉在 2015 年 10 月當過兩天首富。

歷史上著名的幾個富豪也一樣，在位時間長的都做了基礎設施

1870 年代到 1900 年代，是美國鍍金時代。這個名字取自馬克·吐溫 (Mark Twain) 第一部長篇小說，諷刺南北戰爭之後的充滿貪婪和政治腐敗的美國政府。

這段時間中，數百萬的移民從歐洲來到了美國，同時大量的重工業，包括鐵路、工廠、採礦，都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大部分的財富都聚集到了美國的北部和西部。而南部，作為南北戰爭的戰敗方，在經濟上始終低迷，越來越依賴於棉花和煙草的種植，而且這兩種作物始終保持著較低的價格。

1869 年至 1893 年，美國先後建成了 5 條橫貫大陸的鐵路線。這些鐵路幹線及其支線從東部心臟地區延伸向中西部、西南部和遠西部的各個角落，從而使美國本土真正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市場。

鍍金時代下，誕生了摩根家族 (Morgan Family) 、卡內基 (Carnegie) 、洛克菲勒 (John Rockefeller) 、亨利·福特（FORD, F-US） (Henry Ford) 等富可敵國的富豪。他們在抓住機遇積累財富的同時，把各自產業做成了基礎設施，影響數代人。

1900 年代，美國總人口突破 7000 萬人。沒有戰亂、人口基數大，美國就是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這也是為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世界首富都誕生自美國。

到 1896 年，鐵路已經成為了美國最重要、最大的產業，它大幅降低交通運輸成本，幫助美國的運輸業從水運轉到鐵路，帶動了貨物運輸、沿線城鎮發展。

鐵路給商業帶來的影響還涉及到公司組建、勞務關係。它是最先通過發行債券融資的產業。

摩根家族的皮爾龐特 (John Pierpont Morgan) 被選來銷售 15 萬股紐約中央鐵路 (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 的股票。藉此機會，皮爾龐特開始進入到鐵路公司的管理，將股權集中起來、推動其它鐵路公司改革，最終控制了 1/6 的全美鐵路。

作為鐵路的上游生意，鋼鐵大亨卡內基被皮爾龐特說服，在 1901 年將卡內基鋼鐵公司 (Carnegie Steel) 以 4.8 億美元賣給對方，成為了最有錢的富豪。

卡內基的身價一度超過了當時的首富洛克菲勒。1882 年，洛克菲勒標準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控制了 90% 的美國石油產業，最高時的身價當時達到了 3400 億美元，這還沒有計算通貨膨脹。

因為壟斷，標準石油 1911 年曾被拆分成 34 家公司。

今天全球最大、最著名的美國石油公司，幾乎都來源於標準石油：埃克森 (Exxon) 、美孚 (Mobil) 、雪佛龍 (Chevron) 、阿莫科 (Amoco,American Oil Company) 、康菲 (ConocoPhillips) 等。

《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作者亨利·利奧德在 1881 年文章中寫道：“4000 萬美國人很少會知道，石油的生產、出口、國內外的價格，在很多年裡都被一家公司所控制，那就是標準石油公司。”但當時油工業發展緩慢，提煉的石油主要是用來作為油燈的燃料。

隨著亨利·福特 1908 年推出了著名的 T 型車並普及，石油工業得以快速發展，它是最重要的內燃機燃料。T 型車第一年的產量達到 10660 輛，打破了汽車業有史以來的所有紀錄。

到了 1913 年末，福特開發出了全世界第一條流水線的產量，他們汽車年產量已經是全國汽車總產量的一半。過了 14 年，他的流水線每 24 秒就能組裝一部汽車。生產線的引入確保福特能有效滿足不斷上升的購車需求。1920 年代，美國人口總數突破 1 億，比十幾年前多了 50% 以上。

更大規模的生產可以降低生產成本，汽車也因為 T 型車和流水線生產，將汽車的成本降低，讓更多的人可以購買。

流水線工人不是一個值得羡慕的工作，福特工廠早期每年走掉的人數是工廠規模的四倍多。他在 1914 年宣佈把當時工人的薪資從 2.5 美金/天翻倍，員工也成為了 T 型車的消費者。

1927 年 5 月 26 日，第 1500 萬輛 T 型車下線，愛德塞·福特和亨利·福特 (Henry Ford) 行駛了 14 英里，這是一次紀念式的旅行。

在汽車還是一個奢侈品和有錢人玩具的時代，福特讓它成為普通家庭可以消費得起的產品，打開了一個新的市場。

中國大多數富豪趕上了十多億人買房的機會

儘管大中華區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多億萬富翁的地方，但卻鮮有像蓋茲那樣，長期穩定佔據首富位置多年的富豪。

這可能和 1980 年代開始，幾乎所有產業的私營公司都從無到有，經歷爆發成長有關。零售業的黃光裕 (國美) 、消費領域的宗慶後 (娃哈哈集團) 、地產領域的王健林等都先後做過首富。

但無論是胡潤從 1999 年開始做的統計，還是富比士中國做的榜單，房地產產業的富豪仍然佔據了相當大的數量。2004 – 2015 年，24 位房地產產業的富豪位列榜單前十。

中國人一開始都是等分房。商品房是從 1987 年開始出現，最早出現在深圳特區。隨後是 90 年代開始商業貸款，銀行給個人或企業放發購房貸款。至此，一個十多億人的新市場出現。

1990 年代開始的炒房，除了深圳外，還有剛建省的海南省和香港。1992 年，總人數不過 655.8 萬的海南島上存在了兩萬多家房地產公司。短短三年，海南商品房的每平米的價格從 1988 年的 1350 元，漲到了 1993 年的 7500 元。

泡沫很快破裂，中國開始管控，1993 年，朱鎔基講話宣佈終止房地產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銀行資金進入房地產業。

及時抽身的人積累了第一桶金。比如 1991 年 8 月，潘石屹與人合夥註冊成立萬通公司，高息借貸 1000 多萬元在海南炒房，半年多時間，萬通積累下了超過千萬元的資金。潘石屹後來離開海南北上，北京多了許多 SOHO。

海南泡沫破滅沒多久，1994 年分稅制改革開始，土地出讓金被劃為地方財政收入。這帶動了“土地財政”。房價下跌時，中國政府通常會出台刺激房市的政策，比如取消二套房限購、限貸令。

1998 年，中國國務院在頒發了《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正式取消了所謂的“國企福利分房”，每月工資內包含住房補貼，同時開始了商品房“市場化”。為了推商品房，上海政府提出一系列買房優惠政策，包括退稅和戶口政策。

根據財新統計的數據，2016 年 8 月，上海一宗土地拍出樓面價逾 10 萬元/平方米，創下全國住宅土地市場單價之最；9 月，東莞黃江鎮地王樓面溢價率高達 689%，刷新全國紀錄。

經過幾輪房地產調控與刺激，投資者已經形成了一種預期：政府不會允許房價真的下跌。

幾乎每個季度，中國各銀行借給開放商和購房者的貸款餘額都在上升。今年一季度末，人民幣房地產貸款餘額 28.39 兆元，同比成長 26.1%。其中個人住房貸款餘額為 19 兆元，相當於每個中國人都至少借了 1.35 萬元買房。

看起來一直會漲的房地產推動了國內家庭的財產成長。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 在 3 月份評估稱，2016 年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使 37 個一線和二線城市的家庭財富增加 24 兆元。此外，房地產、以及對應的建築產業，對國家財富成長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動。根據德意志銀行的數據，2010 年至 2015年，房地產和建築產業占地方政府稅收成長的 33% 和 15%。

中國的購房適齡人口也在 2015 年達到 5.68 億人的峰值。研究報告顯示，目前主力購房人群為 25 – 49 歲，“90 後”已經進入到主力購房人群中。這些人拿出一生積蓄、向銀行借入 30 年才能還清的錢，為自己或是下一代添置一套房產。

現在排名靠前的，除了王衛都是房地產商和被美國科技股票上漲推動的中國網路公司創始人。

貝佐斯和馬雲最可能成為兩邊的新首富，他們共同點是改造零售業

1994 年，貝佐斯從對沖基金 D.E. Shaw 高級副總裁的位置上離開，在家中的車庫裡創辦亞馬遜公司，當時只是一個網上賣書的公司。這個生意從書，做到一切商品。從線上做到了線下。

本質上亞馬遜跟沃爾瑪（Walmart, WMT-US） (Wal-Mart) 等實體超市做的是一樣的生意 — 買入供應鏈上游的商品，賣給處在供應鏈下游的消費者。

電商的出現提高了人們的購物頻率，並且方便了購物體驗。曾經“一站全包”的沃爾瑪成功的讓美國人住到離它開車十幾分鐘就能到達的社區。

現在亞馬遜的倉儲中心成了人們聚集的新地方：從 2005 至 2016 年間，居地附近 20 公里內有亞馬遜物流中心的人口占美國總人口的比例從不到 5% 上升到了 44%

阿里巴巴（Alibaba, BABA-US）雖然主要做的也是電商生意，但跟亞馬遜的生意稍有點差別。中國沒有經歷像西爾斯 (Sears) 、沃爾瑪這樣的大型商超，直接跳進了電商。2003 年，淘寶上線，這個允許任何人上線買賣東西的平台直指進入中國市場沒多久的易趣。不同的是淘寶讓賣家免費在平台上銷售商品，宣佈三年不收手續費。三年到期後，阿里又延長兩年免費期。

當時的中文網路用戶已經足夠大了，2003 年中國網路訊息中心的統計，中國網路用戶達到 5900 萬，僅次於美國。之後淘寶變成了一個平台，線上線下做各種購物節，讓商家參與進來。但直到全是企業賣家入駐的天貓，阿里巴巴依然是靠平台廣告費、服務費、佣金等收入。

阿里跟亞馬遜都是用網路改造傳統零售業的公司。被改造的品牌也都陸續跟亞馬遜或者阿里、京東等電商平台簽約，依靠它們把東西賣出去。今天已經沒有任何大品牌能拒絶電商。

現在兩家公司各自都是所在市場的電商老大，而市值更是超過任何線下零售公司。同樣，它們一個買 Wholefoods，一個孵化盒馬鮮生，進入線下生意。

鐵路、石油、汽車、地產、電腦一波又一波過去，現在是買買買成了足以造就首富的最大驅動力。

（附：截止到 2017.8.1 的全球富豪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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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三年的調查終於塵埃落定，歐盟反壟斷監管機構以阻礙市場公平競爭為由對 Google（GOOGL-US） 開出了創紀錄的 50 億美元罰單。 Google 表示將尋求上訴。

歐盟反壟斷監管機構的依據是，Android 系統是全球 80％ 以上智慧型手機的營運系統，而 Google 憑藉其在互聯網搜尋市場的主導地位，對 Android 設備廠商和行動營運商做出了一些非法限制。

歐盟反壟斷專員瑪格麗特·維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表示：“Google 對 Android 設備廠商和行動營運商作出第三方面限制，以確保 Android 設備上的流量流向 Google 自家搜尋引擎。Google 把 Android 作為一款工具來強化其在搜尋市場的主導地位，這種行為限制了競爭對手的競爭和創新能力，影響了歐盟消費者享受行動市場競爭所帶來的裨益，違反了歐盟的反壟斷法規。”

瑪格麗特·維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是歐盟一位頗善處理與美國大型科技公司有關案件的專員。兩年前，她曾要求愛爾蘭向蘋果（Apple, AAPL-US）追回 130 億歐元的稅款。維斯塔格從 2015 年 4 月開始調查 Google 壟斷案件，整個取證過程超過三年。

監管機構列出的 Google 非法行為包括：要求 Android 設備廠商預裝 Google 搜尋 App 和 Chrome 瀏覽器，作為授權 Google Play Store 應用商店的條件；向特定大型 Android 設備廠商和行動營運商支付費用，要求他們獨家預裝 Google 搜尋 App；阻止預裝 Google 應用的設備廠商銷售預裝 “分叉版” Android 的智能設備。

Google 表示將對這一裁決提起上訴，但同時亦表示，將會留出預備資金繳納罰款。這次的罰金相當於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GOOGL-US） 略超兩週的營收（Revenue），該公司目前的現金儲備為 1029 億美元。

根據湯森路透的數據，在這筆罰款前，華爾街分析師對該公司季度獲利的平均預估為 68 億美元。如果上訴無果，這筆罰款可能會對其第二季度盈利情況造成較大影響。

而且，歐盟要求 Google 在 90 天內停止非法行為，或是在上訴期間尋求推遲實施這項裁決。若未遵守，Alphabet 可能會面臨最高相當於其全球日均營收 5% 的額外罰款。

Google 表示已經開始研究向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請求 “臨時措施”，以免對其業務造成 “嚴重和無法彌補的傷害”。此類緊急法庭命令非常罕見，如果獲得批准，Google 將可以延遲遵守判決，直至上訴請求得到審理。

Google CEO 桑達·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判決後發文稱，歐盟委員會針對 Android 及其商業模式的罰單忽略了 Android 與 iOS 競爭的事實，也忽略了 Android 為成千上萬的手機製造商和營運商、數百萬依靠 Android 構建業務的開發者，以及使用 Android 手機的數十億消費者提供便利的事實。

皮查伊的博客文章承認了Google 讓手機製造商選擇預裝一套流行的 Google 應用程式（比如搜尋，瀏覽器，遊戲，地圖和 Gmail）的行為，但他認為，Android 系統是一個免費的開源平台，在這個免費的基礎上，Google 探索出了包含上述行為的商業模式，Android 系統才能因此為製造商和程式開發者創造更多價值。

“Google 為建設 Android 系統付出了很大代價，在過去十年裡，Google 為此投資了數十億美元。” 皮查伊寫道。

對於歐盟的決定，皮查伊提醒說，到目前為止，Google 的這一商業模式使得 Google 不必為開源技術向手機製造商收費，也不依賴分銷模式，如果手機製造商和行動網路營運商不能將 Google 應用程式預裝在他們的設備上，這將打破 Android 生態系統的平衡。言下之意是，免費的 Android 商業模式依賴於應用捆綁，如果放棄這種商業模式，Android 系統的免費時代或將結束。

關於皮查伊 “Android 與iOS 競爭” 的說法，維斯塔格予以了駁斥，她表示蘋果並不足以遏制 Google 的主導地位，因為 iPhone 的成本更高，而且用戶要付出相當大的努力才能適應。

從法律層面來看，這次判決對 Google 在行動端的商業模式似乎影響重大，但其實際影響如何仍然有待觀察。

StatCounter 數據顯示，Google 在歐洲的行動搜尋市場占主導地位，擁有 97% 的市場佔有率。 eMarketer 數據稱，Google 在數百萬 Android 手機上的廣告控制將有助於其在 2018 年的全球行動廣告市場中佔據第三位，其在美國以外的地區總共可獲得 400 億美元的銷售額。

CCS Insight 的分析師 Geoff Blaber 認為歐盟重塑產業的努力來得太遲了。 “歐盟的行動等同於事後補救，為時已晚。” 研究諮詢公司 Radio Free Mobile 的所有者 Richard Windsor 也評論說，手機用戶的使用習慣已經養成，就算歐盟不允許 Google 預裝應用，用戶一樣可能會下載，更不用說很少有其他公司的產品能夠做得比 Google 更好。

彭博社稱，就連歐盟內部官員都在懷疑判決真正會給 Google 帶來多大影響，畢竟他們不可能強制用戶去刪除自己手機上已經預裝好了的應用，也不可能強制他們不去用它。

不過，對於其他競爭者來說，目前看來總是利大於弊，而且之前確實有正面的例子存在。 Google 此前曾遭到俄羅斯搜尋巨頭 Yandex（YNDX-US） 的訴訟，俄羅斯反壟斷監管機構 FAS 2015 年裁定，Google 要求 Android 設備廠商預裝某些應用的做法濫用了其領先優勢，妨礙和平競爭。如今，俄羅斯的手機用戶在初次進行搜尋時，可以選擇 Google 或 Yandex 等作為預設搜尋引擎。 StatCounter 的數據顯示，在 Google 作出這一調整後，Yandex 在當地行動搜尋市場的份額從 34% 上升至了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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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輝瑞分為兩個業務部門，其中一個是創新型醫療部門，專注於藥品和疫苗的開發和商業化，還包括消費者保健產品（非處方藥）。另一項業務是基本健康業務，其中包括已經或將很快失去市場獨占性的藥品，它還包括品牌仿製藥和生物仿製藥等。

重組之後，原創新醫療部門管轄的消費保健品將獨立成新的健康藥品部門，原來屬於成熟藥品部門的生物類似藥，腫瘤，癌症及免疫業務併入創新藥品部門。成熟藥品業務則將包括輝瑞大部分專利到期固體口服藥物品牌，如樂瑞卡，立普妥，絡活喜，萬艾可等，以及某些仿製藥。

輝瑞將新結構描繪為 “自然演變”，執行長 Ian Read 表示，這將有助於每個部門實現更好的成長。輝瑞一款用於治療糖尿病性神經疼痛和脊髓損傷神經疼痛的藥物樂瑞卡，其美國市場專利權將在 2018 年底到期。

根據輝瑞 2017 年年報，創新藥品業務（包括健康藥物）收入佔比接近 60％，約 314 億美元。其中銷售收入最高的三款處方藥/疫苗分別是 PREVNAR 13（肺炎球菌 13 價結合疫苗）56 億美元，樂瑞卡 50.65 億美元和治療乳腺癌的 Ibrance 31.26 億美元。

輝瑞將在 2019 第一季財報發佈時提供反映這一新架構的財務報告。對于輝瑞重組的目的，華爾街目前普遍看法是它為了加速剝離消費保健業務，並且將研發和行銷開支聚攏在其核心業務，即處方藥和疫苗上，以期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率。

彭博社曾在去年 10 月報導稱輝瑞打算開價 150 億美元，出售其消費者保健業務，包括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 GSK-UK），強生（Johnson & Johnson, JNJ-US），賽諾菲（Sanofi, SAN-FR）等在內的全球知名跨國製藥公司都是潛在買家。潛在出售估值在今年 3 月一度漲至 200 億美元。

出售業務有變數

儘管輝瑞過去的幾次業務部門剝離取得過好成績。比如 2013 年它將動物保健業務 Zoetis Inc. 轉讓給其他股東，後者股價至今成長了兩倍多，但在快速變化的消費保健市場，出售前景可能不那麼樂觀。

隨著亞馬遜（Amazon, AMZN-US），沃爾瑪（Walmart, WMT-US）（Walmart Inc, WMT-US）等零售商進入保健品市場，消費者習慣低價，傳統藥商的保健品利潤率可能受到擠壓。按照瑞銀集團（UBS Group AG, UBSG-CH）分析師 Michael Leuchten 的說法，這意味著藥商相關資產可能無法再像以前那樣拿到高估值。今年以來，強生、葛蘭素史克和另一位潛在買家 Reckitt Benckiser Group 相繼退出收購。

去年處方藥收入排全球第四（353億美元）的默克公司（Merck, MRK-US）也正嘗試出售其消費者健康保健部門。目前，寶僑（Procter & Gamble, PG-US）（Procter & Gamble Co, PG-US）公司已經同意以 42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 MS-US）分析師 Vincent Meunier 表示，交易價格是默克該部門去年營業利潤的 19 倍，估值處在產業高價位區間。他還認為出售完成後，將有助於默克專注於製藥部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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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他們身邊的，是威斯康辛州州長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Paul Ryan），以及富士康在該州聘用的一號員工克里斯托福·默多克（ Christopher Murdock）。

川普以他特有的誇張口吻說道 “這家工廠是世界第八大奇蹟，而且它完全由美國的鋼筋水泥建造而成”

川普就任一年半，富士康被搬到美國。2016 年 11 月，剛剛贏得大選的川普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他已與蘋果（Apple, AAPL-US） CEO 提姆·庫克（Tim Cook）通話，並向對方傳達了讓蘋果製造業回流美國的計劃。

“我對他說，提姆，對我來說真正的成就之一，就是讓蘋果回到美國來建設龐大的製造業工廠，不只一座，而是許多座。不是像現在這樣去中國，或是越南，而是就在這裡製造你的產品。”川普說。

類似的話另一位美國總統對另一位蘋果 CEO 說過。 2011 年2 月，歐巴馬在矽谷晚宴上問賈伯斯：“要在美國生產 iPhone 的話，需要滿足什麼條件呢？這些工作什麼時候能回到美國？”賈伯斯毫不含糊地回答：“永遠不可能。”

現在富士康真的要去美國建廠，投資百億美元，成為川普就任以來最大的製造業回流項目。類似要將更多製造業工作搬去美國的大公司還有拜耳（Bayer AG, BAYN-DE）製藥、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 LMT-NYSE）、以及福特（FORD, F-US）通用現代豐田（Toyota, 7203-JP）等汽車公司。

美國製造業人口絕對值變化，最近幾年開始回升。
數據來源： FRED 美國勞動部

美國製造業開始出現回流跡象，並且在川普之前就開始了。但與此同時，賈伯斯說的話其實也還成立。

百億投資，1.3 萬崗位，富士康美國做的生意和中國不太一樣

川普在白宮向美國人介紹富士康時，形容它是 “為蘋果製造 iPhone 和筆記本電腦的偉大公司”，稱它來到威斯康辛州會給當地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

不過富士康在威斯康辛的這個新工廠並不是造 iPhone 的。根據郭台銘的說法，富士康的新廠叫做 “威斯康辛谷科技園區”（Wisconsin Vall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主營業務是生產 LCD 液晶顯示面板。

而這個科技園區，是富士康 “飛鷹計劃”（Flying Eagle）的一部分。根據富士康的說法，“飛鷹計劃” 是它的美國投資項目（甚至有一個商標），將為威斯康辛帶來 100 億美元投資，創造一萬三千個就業崗位，投資時程為 4 年。佈局的產業包括面板、電池、LED 封裝、半導體封裝、雲端、大數據、AI 人工智慧、機器構件等。但是目前為止，唯一確定下來的就是這個生產 LCD 面板的工廠。

100 億美元是大數目，基本等於富士康工業互聯網在 A 股上市募資規模的 2.5 倍。但 1.3 萬人對富士康來說就很少了，代工電子產品的富士康總計有 130 萬人，和沃爾瑪（Walmart, WMT-US）（Walmart Inc, WMT-US）規模類似，光鄭州一個工廠就超過 25 萬人。而同樣宣稱要做先進製造的新公司富士康工業互聯網也有 27 萬人之多。

不過這個工廠連招 1.3 萬人都不容易。去年 11 月，州長沃克稱計劃花費 680 萬美元來為該州打廣告，吸引更多其他州的人才來填補富士康創造的職位空缺。該州財政局估計，最後會有 10% 的富士康員工來自伊利諾州。而由該州經濟發展部門委託進行的一項調查判斷，可能有多達一半的建築工人和富士康員工都將來自其他州。

“我們真的很需要人。”沃克說。該州目前只有 579.5 萬人，人口數排在美國各州第 20 位。作為對比，南京市的人口是 833.5 萬，而面積只有威斯康辛的 3%。

另外，郭台銘稱，富士康在威斯康辛創造的工作，將會是 “高科技、高薪水、高潛能、高價值” 的工作。富士康稱，該工廠員工的年薪大約是 5.3 萬美元——這是一個不低的數字，接近美國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

而根據富士康在中國各類招聘網站上打出的廣告來看，中國普通一線工人的薪資是月薪 3,000 元人民幣左右。

“威斯康辛州的勞動力成本遠高於中國大陸” 郭台銘的特別助理Louis Woo 在今年6 月的SelectUSA 投資峰會上說，“我們需要以其他的方式來利用這裡的人才。這裡的人不是廉價勞動力。”

打動一個生意人的首先是錢，美國政府為此批了 40 億美元補貼並放寬環境和工會政策限制，在破土儀式上，郭台銘表示：“如果不是因為您做總統，川普先生，我今天不會作為一位生意人來到這裡。作為一名全球生意人，我在世界各地投資了很多生意。而川普總統對我展現出的耐心、關注和支持是所有領導人中首屈一指的。”

川普對富士康展現出的 “耐心、關注和支持” 顯而易見。2016 年 11 月，川普剛剛勝選，便傳出富士康要將 iPhone 生產線轉移到美國的消息，但消息備受質疑。當時，《日本經濟新聞》引用某蘋果供應商的話稱，要將 iPhone 生產線轉移到美國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沒有成熟的基礎設施，成本太高。

兩個月後，郭台銘正式發言稱，富士康考慮在美國投資 70 億美元建設一座生產液晶螢幕的工廠，為美國帶去 3 – 5 萬個就業崗位。

但到了 3 月，郭台銘就又對去美國投資建廠這件事猶豫了起來。他說自己擔心川普政府很難在幾個月的時間裡解決所有投資建廠的相關問題。同時還強調，美國缺少數量足夠多的熟練工人，供應鏈狀況也無法滿足在當地生產 iPhone、iPad 的要求。

中國政府一度很緊張。去年 5 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前往富士康位於鄭州的科技園，表達了希望富士康進一步紮根中國的意願。

富士康隨後發表聲明稱，該公司仍然會持續投資中國業務，富士康在美國進行的投資將和中國及其他市場完全區隔，“在美國的投資將專注於生產針對完全不同的客戶的產品。”聲明還強調，中國仍是富士康投資計劃中的主要角色。

為了把富士康拉過來，不僅是州政府，連總統川普以及共和黨黨魁、國會眾議長保羅·瑞安都出動了。去年 7 月，川普和郭台銘一起在白宮宣布了威斯康辛的建廠事宜，當場宣布了價值 30 億的稅收優惠政策。

當時威斯康辛為富士康提供補貼的新法案（就叫 “富士康法案 ”）還沒通過州議會批准。面對質疑，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在 8 月站出來公開為這筆補貼辯護。 “這筆交易是特殊的。”瑞安說，“我把這家工廠看作是威斯康辛的『規則改造者』，它有希望帶動這個州成為國家高科技製造的前沿。”

在被議員問及 “政府通過提供稅收優惠來留住企業是否不妥” 時，瑞安回應稱，州政府與國家政府不一樣，各州之間進行經濟競爭很正常。言下之意是與富士康的合作是州政府的行為。

9 月，沃克州長終於簽署通過了《富士康法案》，正式批准向富士康提供 30 億美元經濟獎勵。雖然州議會中的所有民主黨議員都投了反對票，但由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還是通過了該法案。

根據該項激勵計劃 ，當地政府將在未來 15 年向富士康支付高達 28.5 億美元的現金，並放棄 1.5 億美元稅收。

除了經濟福利外，州政府還在法案中為富士康在環境保護法規上開了後門。通常情況下，工業企業要從密歇根湖調水必須獲得環湖所有 8 個州的批准。但因為富士康的這個還未建成的工廠位於大湖盆地（Great Lakes Basin）流域邊界之外，該工廠只需向威斯康辛州拉辛市以及沃克州長提出申請，獲得批准就可以用水。

而法案把這一步也免了。法案規定，富士康不需要獲得該州的許可證，也不必接受環保部門的調查。通常，走這個流程需要花掉企業一年多的申請時間。

《富士康法案》激起了環境保護人士的不滿，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珍妮弗·希林（Jennifer Shilling）質疑該法案違憲。雖然共和黨人堅稱法案合理合法，但當年 12 月，州政府還是對交易內容做出了調整。

改過後的補貼金額比一開始反而還多了 10 億美元。具體來說，威斯康辛州給富士康的 40 億美元補貼包括：28.5 億所得稅減免（因投資和創造就業）；1.5 億營業稅減免；7.64 億政府獎勵；1.34 億用於改善工廠附近道路等。

其中，“7.64 億政府獎勵”由威斯康辛州的密爾沃基市級政府提出，因為富士康的工廠將建立在該市的拉辛縣和歡樂山（Mount Pleasant）。如果富士康兌現了投資 100 億美元、創造 1.3 萬個就業崗位的承諾，這筆錢就會順利到位，幫助它分擔部分前期建廠的成本。

另外，所謂的 “1.3 億美元改善工廠附近道路”，實際上是要專門為富士康改造一條可以讓貨車自動駕駛的道路，這樣可以少僱一些人。威斯康辛州官員此前承認，富士康告訴他們，公司有意在 I-94 公路上進行自動駕駛，以便在密爾沃基的米切爾國際機場和工廠之間搬運物資，甚至還想在工廠附近使用自動駕駛車輛來緩解通勤壓力。

巨額補貼伴隨爭議而至。民主黨州長候選人托尼·埃弗斯（Tony Evers）指責說： “這筆交易的情況越改越糟。沃克應該為自己感到羞恥。”民主黨領袖Gordon Hintz 向州長發起質疑稱，補貼的價格太高了，而且交易過程不夠透明。他們更擔心，富士康未來也許不會履行就業承諾。

沃克反唇相譏稱，民主黨人 “正在拼命試圖破壞” 這次合作，並稱富士康的投資是 “將威斯康辛納入世界高科技經濟陣營的一次機會。”

項目何時能夠收回成本也被質疑。麥迪遜地區眾議員 Mark Pocan 稱，全州的納稅人都將為之付出 25 年甚至更長時間，但只有一少部分人從中受益。到 2032 年之前，相當於是當地納稅人在支付富士康園區建設所需費用的 13%，以及員工工資的 17%。如果項目失敗，威斯康辛州必須償還 40% 的公共債券。

但是直到現在川普親手挖下第一鍬土，這筆交易也再沒發生過什麼變化。富士康動工的當天，環保人士組織了遊行抗議。當他們舉著牌子行進在威斯康辛的街道上時，川普發表演講說。 “我們有清潔的空氣，清潔的水，我們要把它們利用起來，並且加快這個過程。原來辦一個這樣的工廠，需要花25 年才能拿到環境許可證，現在（富士康）一夜之間就拿到了。美國現在對待商業的態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開放。”

“最近美國最高法院通過了幾項有利於我們的判決。其中一項判決會讓郭台銘很高興。”川普說，“具體是什麼我不能說，但是你懂的。”

《美國之音》等媒體猜測，他指的或許就是最高法院在上週做出的削弱工會力量的判決。本月，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強制要求公職人員繳納工會會費的法律，可以確定的是，未來很多州的工會規模將愈變愈小。早先中國的玻璃製造商福耀（600660-CN）玻璃在美國的工廠就因為工會遇到許多阻力。富士康搬去美國，最終還是製造業本身發生了變化

補貼拉企業的行為一直頗受爭議

紐約前副市長、現 Google（GOOGL-US） Sidewalk 智慧城市負責人 Dan Doctoroff 最近表示政府通過財政激勵來引誘或留住企業一般都不會成功。 “企業只會從長遠角度來考慮經濟利益，打補貼只會影響商人但不會影響他們的用戶。所以它其實沒有多大意義。”

Doctoroff 的話基於他在 2000 年代幫助布隆伯格管理紐約的經驗，但紐約並不爭取製造業。相對來說製造業的工廠投資要搬走會更難一些。

而減稅 30 億美元的前提是這個工廠得先產生至少 30 億美元的稅收。富士康選擇搬去美國威斯康辛州顯然考慮了補貼，但讓它能夠推進下去的最終還是製造業本身有了變化。

成立 44 年的富士康一直是製造業變化的風向標，郭台銘在電子製造從日韓遷向台灣的 1974 年創辦了它的母公司鴻海（2317-TW）（2354-TW），做起電視和個人電腦裡的零件代工。那會兒台灣因為薪資較低，是製造業遷移的方向。

到了 1988 年兩岸緩和，郭台銘是第一批回鄉的台灣商人之一。那一年他就在中國建廠，依靠中國工人降低生產成本。之後“富士康”成為所有鴻海集團在大陸工廠的統稱。

中國成長為世界工廠，用更低的人力成本降低了全球服裝、家電、電子產品的成本。這些品類的製造業在已開發國家幾近消失，留下來的更多也依靠 “支持當地產業” 的情感。
在世界工廠裡，富士康無疑是最有代表性的那一個，這個代工了無數電腦、手機、Xbox、Kindle 以及 iPhone 的工廠成了消費電子產業裡不可缺少的一環。與此同時它接連不斷的用工醜聞也反映了全球化的代價。

但 30 年後，曾經搬離美國的製造業有了搬回去的可能。富士康只是其中一例，各路汽車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拜耳製藥也都宣布了在美國擴建的計劃。

這裡有川普大規模縮減企業稅的吸引、也有對他威脅增加海外生產商品關稅的忌憚。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成本優勢在減少。

波士頓諮詢公司研究發現，在工資上，從 2004 年到 2014 年，雖然全球前 25 位出口國的製造業工資都在上漲，但中國和俄羅斯持續十年年均工資成長率達到了10% – 20 %，而其他經濟體的年均工資成長率僅為 2% – 3%。 2004 年，中國平均每小時生產工資為 4.35 美元，俄羅斯平均為 6.76 美元，而美國為 17.54 美元（非實際收入，是以生產率調整後的數位）。到 2014 年，中國約為每小時 12.47 美元，俄羅斯 21.90 美元，而美國是 22.32 美元。

人力成本還有優勢，但已不如以往。而能源成本的差距中美在增大。由於美國油氣技術突破、頁岩氣資源的大規模生產，北美自 2004 年以來天然氣價格下跌了 25％ 至 35％。而北美以外許多國家的總體能源成本比 2004 年高出 50％ 至 200％。中國工業用電成本成長約 66％，俄羅斯成長78％，而 2004 年至 2014 年，中國天然氣成本成長 138％，俄羅斯成長 202％。

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波士頓諮詢評估稱從 2004 年到 2014 年，中國對美國的製造成本優勢從 14％ 縮減至僅 4％。

來源：波士頓研究公司

假設美國的製造成本為 100，那麼中國就是 96，中國比美國多 4% 的優勢。成本中：綠色為勞動力；藍色為電力；黃色為天然氣；灰色為其它。

但不是所有製造業的優勢都均等。比如組裝 iPhone 是個特別人力密集，但不需要太多能源的領域 —— Jony Ive 的設計使得它完全沒法自動化完成。這樣的生意並不太容易搬去美國。

《好奇心日報》曾計算過富士康在美國製造 iPhone 的成本。以富士康平均每月 5% 的離職率來算，要想建一座和鄭州同等規模的 28 萬人的 iPhone 製造廠，十年內需要在當地累計僱傭 196 萬人。最重要的是這個生意不太划算，雖然一部 iPhone X 的生產成本超過 416 美元，但屬於富士康的組裝成本實際只有 4.2 美元。

同理還有服裝業，服裝生意更多去了越南等人力比中國更便宜的地方，而富士康也在越南買下曾經的諾基亞手機工廠。

因此富士康搬去的是技術門檻較高的顯示屏製造生意，但這也不是沒有阻力。比如富士康原計劃最新的 10.5 代面板的計劃改成了建中小尺寸的第 6 代面板。 《日本經濟新聞》揭露，如果在美國生產先進的10.5 代大尺寸面板，因為所需的材料、基板、設備都在亞洲，在美國生產的成本將比在中國大陸和台灣製造多出50% 到80%。亞洲製造業留住企業的更多已經不再是成本，而是生態了。

隨著技術進步，人力成本的影響會更小。比如汽車製造已經高度機器人化——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GM-US）一個公司在美國僱傭的工人從 1955 年的 58 萬縮減到 2010 年的 20 萬，但它的產能卻比 1955 年時整個美國汽車工業還要高。

美國最大的經濟研究機構——全國經濟研究所（NBER，全美超過一半的諾獎經濟學得主都曾是該機構的成員）去年發布的一份報告分析了 1990 到 2007 年的勞動力市場情況。研究主要針對藍領工作。他們發現，每增加一個機器人，意味著要幹掉 3 – 5.6 個當地崗位。但同一個機器人在中國或者美國，並無薪資差別。

今年 6 月召開的富士康年度股東大會上，郭台銘表示，公司正計劃在美國建立人工智慧實驗室，並在 5 年內用機器人替代 80％ 的富士康員工。

“中美之間的戰爭不是貿易戰。這是一場技術戰爭，也是一場製造戰爭。”郭台銘在會上說。

更依賴技術的製造業搬回已開發國家不再是問題，只要它少僱一些人。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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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所有員工都應該尊重英特爾的價值觀並遵守公司的行為準則，董事會已經接受了科再奇先生的辭呈，”英特爾聲明，科再奇違反了英特爾的“ 非聯誼政策 (non-fraternization policy)” ，即管理人員不得與有匯報關係的下屬談戀愛。

CNBC 引用一位內部人士的說法稱，其實這段親密關係已經結束了一段時間，英特爾公司只是最近才發現——但是科再奇還是得走人。

根據英特爾的公告，科再奇與該員工是 “你情我願”（consensual relationship）的關係，代表他並不涉及騷擾、權色交易或強迫等違法犯罪行為，甚至難以被定義為男權主義者。像科再奇這樣因為和員工談戀愛而離開工作崗位的 CEO 在全世界的巨頭公司之中並不多見，而英特爾的公告也沒給任何台階下 —— “出於家庭原因”、“出於個人原因” 都是高管離職的常見說法。

科再奇也不是做太差被趕走。在他任職 CEO 的五年內，英特爾股價累計上漲了 120%，過去一年漲了 54%，今年六個月以來也已經漲了 16%。

對於一直處於轉型摸索中的英特爾來說，科再奇應該說是有功有過，但總體來說公司也算是穩中有升。

智慧型手機處理器無望，英特爾靠通信處理器進入行動市場

2013 年科再奇上任時英特爾已經錯過了為智慧型手機做 CPU 的最好機會。

他的上一位 CEO 保羅·歐德寧 (Paul Otellini) 2007 年拒絕了第一代 iPhone 的生意，理由是他認為手機芯片不一定能賺錢。之後歐德寧也優先讓英特爾的新技術用於桌面處理器而不是移動處理器。

這樣的判斷後來被證明是一個成本極高的錯誤，雖然甩開 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 AMD-US）、拿下伺服器市場，但卻完全錯過了增長更快的智慧型手機。英特爾一直在努力，但從未能彌補。

因為多年來將主要資源傾斜在 PC 和伺服器業務上，英特爾直到 2013 年年末才推出代號為 SoFIA 的系統級芯片（SoC），給手機做處理器。這款主板上除了 Atom X3 處理器，還加入了 3G 通信基帶。這款基帶是 2010 年英特爾花了 14 億美元收購來的英飛凌帶來的通信芯片技術。

後來，聯想（0992-HK）、摩托羅拉（Motorola Solutions, MSI-US）、中興（000063-CN）、華碩（2357-TW）等手機品牌曾發布過使用英特爾手機芯片的產品，但三星（Samsung, 005930-KR）、小米（01810-HK）、華為（002502-CN）、OPPO、Vivo（VIVO-US）等出貨大廠始終沒有採用英特爾的芯片。

但近年來蘋果（Apple, AAPL-US） 和高通（Qualcomm, QCOM-US） 因專利費用之爭屢生齟齬，甚至鬧上法庭。受益於這場紛爭，英特爾有了新的機會。

2015 年，科再奇稱，英特爾有一支上千人的團隊正在為蘋果設計芯片，並且可能會在 2016 年開始為蘋果供應調製解調器。終於，從 iPhone 7 開始，英特爾有了與高通一起，共同向蘋果提供基帶的機會。

據估計，約有 30% 的 iPhone 7 採用了英特爾提供的 LTE 基帶芯片，具體型號為 Intel XMM 7360，其理論最高下載速率為 450 Mbps，比高通的產品低 1/4。為了保證兩個版本使用體驗的一致性，蘋果故意對高通版 iPhone 7 的數據吞吐性能做了限制。這種做法曾引發輿論嘩然。

但為此聲討的主要還是行業媒體和少數硬體愛好者，實際上平時你在手機上不會感受到速度的差別。

在去年的 iPhone 8 和 8 Plus 上，蘋果繼續執行基帶芯片混用的策略。英特爾和高通分別為 iPhone 8 Plus 提供了 Intel XMM 7480 和 MDM 9655 芯片。XMM 7480 的理論下行速率為 600Mbps，而高通的 X16 基帶最高可以達到 1Gbps。

不過，不管實力相差多大，高通都注定要失去蘋果的基帶訂單了。今年 2 月，凱基投顧蘋果分析師郭明錤稱，今年起 iPhone 將全部採用英特爾基帶，高通將徹底被踢出供應商名單。

英特爾贏過高通，很大優勢在於它的 PC 業務有充足利潤，而科再奇允許英特爾降低利潤。以往高通價格最高時，蘋果交給高通的硬體費用和專利費占到了每台 iPhone 成本的將近 1/4，而英特爾的每台硬體成本要比高通低 20 美元，雖然它並未公開以何種標準向蘋果收取專利費。

手機的 CPU 已經和英特爾關係不大，甚至高端產品也和高通關係不大，三星、華為、蘋果都有自己的處理器。

基帶處理器是手機必不可少同時成本又高的硬體。拿下蘋果意味著英特爾拿下了這個行業裡最有錢的客戶。

高通也在回應，已在上個月降低了 5G 專利授權費用標準，希望與蘋果和解，蘋果態度會否轉變還有待觀察。

另外，近年來蘋果自主研發基帶芯片的消息也會時不時傳出。對於英特爾來說，暫時贏下蘋果的訂單並不代表著勝利，而只是戰爭的開始。

漏洞危機中，科再奇做了些讓投資人質疑的決定

2016 年，科再奇治下的英特爾發起了近二十年來規模最大的一場裁員，風潮波及其全球 11% 的員工，共計 1.2 萬人。

“數據中心和物聯網的生意可為公司帶來 40% 的收入。在此基礎上，我們要從 PC 公司轉向一家支持雲端計算和數以十億計的智慧運算設備的公司。” 科再奇在給員工的備忘錄中寫得很直接。

這意味著英特爾曾經最主要的 PC 微處理器業務也將被弱化。科再奇和他的前輩歐德寧早就注意到了全球 PC 市場的下滑 —— 從 2006 年開始，PC 開始了它長達十二年的衰落，英特爾也開啟了它循序漸進的裁員和轉型。

從歐德寧時期開始，幾波裁員省下來的 30 多億美元被用於建立了英特爾現在最重要的業務 —— 數據中心，而且它也被證實是英特爾最賺錢的業務。今年一季度，英特爾的淨收入達到了45 億美元，每股收益為 93 美分。英特爾把增長歸結於數據中心業務的提升，因為這部分增長占到其第一季度營收的近一半。具體來說，數據中心在該季度帶來了52 億美元的收入，對比同期增長了 24％。

因為英特爾的這一業務起步較早，所以一直在市場上佔據壟斷地位。2016 年，根據水星研究分析師的統計，英特爾在商業伺服器領域佔據了 99.7% 的市佔率，而競爭者AMD 直到 2017 年才推出競品。去年 11 月，老對手高通也進軍雲端伺服器的市場，但僅僅六個月後就宣布 “放棄為數據中心伺服器開發芯片”，並關閉了 Centriq 伺服器處理器部門（Centriq server processor division）。

但競爭並沒有結束。AMD 在去年 6 月發布了 EPYC（霄龍）7000 系列高性能數據中心處理器；由遊戲公司轉型而來的圖像處理解決方案公司輝達（NVIDIA, NVDA-US） 也推出了以人工智慧型為重點的數據中心芯片策略，發布了瞄準高性能運算（HPC）和 AI 運算的 GPU 。另外，一些雲端運算服務商也在為自己的 AI 和機器學習任務設計芯片。這些芯片不太可能取代通用伺服器處理器，但足以證明他們對英特爾保持著警惕。

在本月的財報電話會議上，首席財務長 Robert Swan 表示，儘管英特爾數據中心業務在 2018 年第二季度應該會繼續快速增長，但預計增速將減緩。

Swan 表示，相比上半年，2018年下半年英特爾將面臨 “更激烈的競爭”，因為多個數據中心處理器供應商都在加大新產品的出貨。野村證券分析師認為，在與 AMD 的競爭中，英特爾有可能會損失 15 – 20％的數據中心處理器市場份額。

對於 AMD 來說，要麼是發布更優異的新產品侵吞英特爾的市場份額，要麼是直接在定價上採用更多讓利策略，在價格上製造優勢。如果英特爾為了維護市場份額而與 AMD 競價，可能會導致收入增長放緩以及毛利和營業利潤率的下降等。

而且，不管是對於英特爾還是 AMD 來說，數據中心處理器的客戶大都是像 Google（GOOGL-US）、亞馬遜（Amazon, AMZN-US） 、Facebook（FB-US）這樣的大企業。和這樣的公司做生意，議價空間和話語權常常會受到限制。

野村證券報告發布後，英特爾回應稱，“我們確實需要為 2018 年『更具挑戰性』的環境做好準備，但我們很有信心，因為英特爾仍然處於優勢地位。”

今年鬧了大半年的 “漏洞危機” 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英特爾的 “優勢地位” 還有待觀察。雖然受到波及的設備不止英特爾一家，但因為它的處理器在 PC 和數據中心的市場份額最高，所以可能會受到最大的影響。

英特爾測試發現，更新後，設備的運算性能會受到影響。雖然大部分普通用戶的電腦察覺不到這樣微小的性能變化，但對於大規模採用英特爾處理器的數據中心和雲服務商、出售運算性能的平台來說，比如亞馬遜 AWS、微軟（Microsoft, MSFT-US） Azure、阿里雲等，這個影響就無法忽略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科再奇在危機爆發前一個月出售了 3,900 萬美元的英特爾股票，這讓他背上了 “不負責任” 的罵名。英特爾發言人稱，科再奇的銷售行為是按照預先安排的股票銷售計劃時間表來執行的，與 “漏洞危機” 並無關係，而且他仍然持有符合公司要求的股票數量。

但是這種說法並不難被攻破。彭博社報導稱，科再奇在 2015 年制定了股票出售計劃，計劃中的這一輪銷售應該在 2018 年 2 月，但他真正銷售股票的時間是 2017 年 11 月。科再奇在 10 月份更改了計劃，當時漏洞問題還沒向公眾公開，但據發現漏洞的 Google Project Aero 成員 Jan Horn 的記錄，他在 2017 年 6 月就向英特爾通報了他們的漏洞情況，所以科再奇修改計劃的時候不太可能不知情。

更尷尬的是，當時科再奇賣掉了 88 萬股股票，價格是每股 44 美元。漏洞問題被公佈後，雖然英特爾的股價在當週跌到了 42.50 美元，但不久後又漲了回來，第一季度收於 52 美元。如果不勞神去更改時間表，他反而會賺得更多。

最後離開 CEO 職位之前，科再奇只有按照公司要求持有 25 萬股英特爾股票。

通過 VR、無人機等新硬體找到 “下一個智慧型手機式的市場” 沒有成功

科再奇在任的五年是英特爾在諸多領域廣泛試錯的五年。英特爾一直在尋找著智慧型手機之後的下一個移動處理器市場，盈利情況良好的數據中心為這些或可靠或不可靠的嘗試提供了起碼的資本基礎。

2013 年，意識到 PC 市場大勢已去的英特爾，曾抱希望於扶植平板電腦市場。為了將更多的 Atom 芯片放置於廉價的 Android 平板電腦中，英特爾一度大力補貼中國的平板電腦廠商。伯恩斯坦研究公司分析師 Stacy Rasgon 稱，2013 年，英特爾給中國深圳廠商在每一部英特爾平板上補貼了 51 美元，幾乎是平板售價的四分之一。2014 年，英特爾賣給他們的芯片價格也很低，僅僅只比成本價高一點點，幾乎毫無利潤可言。

但是平板電腦並沒有成為下一個移動處理器市場。2014 年，英特爾靠補貼湊出了 4,000 萬台的出貨量。而那一年，它在移動市場虧了40 億美元。到 2015 年年中，Atom 處理器的 Andorid 平板出貨量已經降到 1,080 萬台。

來自 Jackdaw 調研公司的分析師 Jan Dawson 認為，英特爾在移動市場至少浪費了 100 億美元。

其次是 AR/VR 和可穿戴設備。2013 年，英特爾成立了一個新設備事業部（New Devices Group；簡稱NDG）， 2014、2015 兩年，這個部門先後買下了健康手錶公司 Basis和自行車頭顯設備公司 Recon，還跟 Fossil、豪雅等時尚腕錶公司合作，為它們的智慧型手錶提供芯片。此外，英特爾還做過一些你可能聽都沒聽過的智慧型產品，像智慧型耳塞、健康手鐲等。

但這些業務從來沒給英特爾的營收做出過什麼貢獻，也顯然不是他們期待的下一個移動處理器市場。整個可穿戴設備市場也已經被不止一家巨頭或創業公司親身證明了什麼叫全都是泡沫。2016 年，有傳聞稱英特爾裁掉了 Basis 80% 的員工。2017 年 7 月，這塊業務終於被英特爾徹底砍掉。

NDG 隨後開始研發 VR 設備。2016 年底接受 Techcrunch 採訪時，科再奇還對 VR 市場抱有雄心勃勃的期望，他聲稱英特爾的 VR 項目雖然還處於起步階段，但最終將會成為英特爾的關鍵業務。事實上是這個業務五個月後就被放棄，後來他們還嘗試了 RealSense 深度感應和基於 WiGig 的無線耳機系統，但是也一樣失敗了。

今年 4 月，英特爾宣布放棄了 NDG 的最後一個重大項目——智慧型眼鏡 Vaunt。同月，英特爾表示將在近期關閉這個已經花費了他們數億美元的部門，所有員工將遷移到英特爾其它部門或被解僱。

最後，還有一個水花非常小的嘗試，就是無人機。2014 年 9 月，英特爾開始與美國無人機初創公司 3D Robotics 合作，共同研發 Edison 芯片。同年 11 月，它花了 1,000 萬美元投資初創無人機公司 PrecisionHawk，第二年 5 月，以未知金額投資了美國無人機公司 Airware，8 月，又花了 6,000 萬美金投資了中國無人機企業昊翔。第三年年初，英特爾又以未知金額收購了德國無人機公司 Ascending Technologies。

我們無法知道英特爾這一通買買買下來具體花了多少錢，但是可以看得出無人機曾一度是英特爾在移動處理器市場的賭注之一。2016 年，英特爾終於拿出了第一款打著英特爾商標的用於測繪的商用無人機產品  Falcon 8+  和第一款專門用於燈光秀的無人機 Shooting Star，但後來幾乎毫無聲音。

Shooting Star 最近一次吸引公眾注意，是在今年 2 月的平昌冬奧會開幕式上進行了一場無人機燈光秀表演。“不過我們不會在商店中出售它。”科再奇說。

科再奇靠巨額投入買進了無人駕駛市場，但這代價有點高

2016 年 7 月，科再奇在《財富》雜誌舉辦的頭腦風暴科技大會上，再一次聊起了公司的未來。

“很遺憾我們已經錯過了智慧型手機的生意。希望不要再錯過智慧型汽車。”科再奇說，智慧型汽車將代表下一代的移動設備生意。

輝達的佈局比它早得多。早在 2011 年，特斯拉（Tesla, TSLA-US）就在自己的首款四驅轎跑 Model S 中用上了輝達的顯卡。2014 年，奧迪、藍寶堅尼等 14 家汽車製造商都成為了它的客戶。2015 年 3 月，輝達發布了自動駕駛汽車車載系統 Drive PX，內置了兩塊輝達 Tegra X1 芯片，並號稱比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研發的自動駕駛技術 DAVE 快 3,000 倍。當年 5 月，輝達又開始向汽車製造商出售軟體和硬體工具包，為自動駕駛汽車提供識別和避讓障礙的技術。

但直到 2016 年的此時，英特爾才組建了一支智慧型汽車研發團隊，宣佈為 BMW (Bavarian Motor Works, BMW-DE) 計劃 2021 年量產的無人車提供數據處理和分析技術。這番工作將由英特爾與 Mobileye 合作完成。

對於姍姍來遲的英特爾來說，要想避免差距進一步拉大，直接花錢買是最簡單有效的操作。在和 Mobileye 合作了一陣之後，英特爾在去年 3 月花了 153 億美元將它納入麾下。在這之前，英特爾還買下了 Yogitech、Arynga、Itseez、Nervana Systems、Movidius 等一大堆來自各國的和無人駕駛沾邊兒的公司。

Mobileye 是無人駕駛領域頗有實力的一家以色列公司，其主要產品是 “高級輔助駕駛” 芯片和方案。Mobileye 的自動駕駛方案曾被特斯拉的初代 Autopilot 系統採用，像BMW、通用 (General Motors Company, GM-US)、大眾、特斯拉 等汽車公司也都是它的客戶。Mobileye 自稱已經佔領了超過 70% 的市場。英特爾此番收購獲得的不僅是市場份額、研發經驗和數據，還有非常重要的客戶關係。

這是英特爾歷史上數額第二高的收購。收購前兩個月英特爾的財報顯示，公司整體現金流為 218 億美元，所以這次收購花掉了它至少 70% 的現金儲備。不管是對於英特爾，還是科再奇來說，這場交易的重要性都可想而知。

在收購 Mobileye 前幾個月，英特爾成立了新的自動駕駛部門，專門負責全部和汽車相關的業務。成立一個月後，該部門推出了針對自動駕駛汽車的開發平台 Intel Go。據了解，選用 Intel Go 的廠商可以任意選擇英特爾旗下的現有處理器產品作為車輛處理單元的核心，從最弱的 Atom 凌動處理器到最強的 Xeon 志強處理器都可以，而且還可以得到英特爾雲端數據中心的支持。對於英特爾來說，這又是一個推廣自家處理器的好機會。

今年 5 月，Mobileye 對外透露稱，已經簽了一筆大合約，要向歐洲汽車製造商的 800 萬輛汽車提供自動駕駛技術解決方案，但沒說明具體是哪個廠商。如果此言不虛，花了一大筆資金的英特爾應該就有機會見著回頭錢了。根據英特爾此前自己的估計，自動駕駛市場在 2030 年有望達到 700 億美元的規模。

總的來說，科再奇在位的這五年，英特爾經歷了主營業務的調整和各種以大額投資為手段的新領域嘗試。作為曾經的 PC 芯片頭號玩家，全世界市值最高的芯片公司，英特爾跟隨著科技世界的潮流，艱難而勤奮地做著各種轉變 —— 也許換個 CEO 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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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太陽能工業協會的數據，2017 年太陽能開發商完成的太陽能發電廠安裝項目總投資達 68 億美元。而美國太陽光電產業從業者超過 25 萬人，是煤炭產業從業人數的三倍以上。但太陽光電產業蓬勃發展的背後，則主要是因為政府補貼和從中國進口的面板成本下降。這兩者相加才使新能源產業在對煤炭和天然氣等傳統能源的競爭中保持不敗。

總部位於美國的太陽光電面板製造商 Suniva 則已申請破產，促使美國政府重新考慮對太陽光電面板的關稅政策。

(圖片來自 taopic)

而在 2018 年 6 月 1 日，中國政府決定大幅減少對太陽能發電產業的補貼，並暫停了對於新項目的地方配額要求，直至另行通知。政府宣稱這一舉動是為了 “促進太陽能能源產業的可持續性發展，增強其發展品量並快速減少補貼費用。”

在削減後，太陽光電產業的補貼由每千瓦時，最高 0.1 人民幣的補貼縮水到了 5 分人民幣。這對累計裝機量已達 130.25 千兆瓦 (截止至 2017 年底) 的中國太陽光電產業來說無疑是一個沉痛的打擊。根據《南華早報》，中國的太陽光電產業已經聯合促使政府推遲這一政策的施行，他們認為，這一政策將使已經在虧損線邊緣苦苦掙扎的太陽光電產業受到更多打擊。

此前據《新華（5481-TW）網》報導，中國的太陽光電產業在 2017 年發電量已成長了 57.1 %，成為全球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國，但來自太陽光電產業的總發電量仍只佔全國總發電量的 1.7%。

(全球十大太陽能發電國家成長情況。圖片來自富比士 REN 21 2018 Global Status Report)

中國的太陽能發電公司為了與傳統能源競爭已經累積了巨額負債。它們估計，中國的太陽光電產業仍需 3 至 5 年的政府支持。而現在，中國太陽光電產業的快速成長或許將會被控制住。

中國不是第一個取消或削減對太陽光電產業補貼的國家。此前一些如德國與西班牙的歐洲國家也削減了補貼。但中國與這些對能源需求不再顯著增加的國家不同，中國的能源需求仍隨著高速經濟成長而快速增加。來自傳統能源的電力對環境造成的嚴重污染有目共睹。中國國家能源局此前曾規劃至 2020 年將對可再生能源領域追加 3,610 億美元的投資。

中國國家能源局稱，在 2018 年 6 月 6 日已經與來自太陽光電產業的代表會面，並保證將儘快為地方分配新能源產業的建設要求，但將不會增加補貼或批准新的需要任何補貼的太陽光電項目。商務部已經難以為新項目的補貼支出高達幾十億的美元。

分析指出，中國大幅削減補貼的原因，或許是為了回應此前美國對中國出口的太陽能發電器材徵收了為期至少四年的 30% 關稅。保護性關稅將使少數的美國太陽光電公司獲利，而中國削減的補貼將使其失去在中華市場。

中國國內過剩的供給或許將刺激這些太陽光電公司，將太陽能發電板低價出口至其他國家。但更多虧損或許在所難免。

《路透社》報導中稱，市場研究公司 IHS Markit 準備將對 2018 年全球太陽能發電新增裝機容量的預期調降 1 萬兆瓦，或最多 9%。該公司稱，中國佔據著全球太陽能發電市場的半壁江山，對中國的預估可能下調最多 1 萬 7,000 兆瓦。這對全球的環境保護以及可持續性發展都不是一個好結果。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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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山都是全球最大的農業公司之一，在 1980 年以前的主要業務是化學和農業化學。從 1980 年代開始，孟山都開始在農業基因改造領域處於領先地位。1983 年孟山都完成了第一例植物基因轉殖，1987 年第一個將基因轉殖農作物在田間播種。目前，這家公司的主營業務是商業良種培育和農藥，孟山都通過專利壟斷了 90% 的品種，在美國佔據了超過 90% 的市佔率。

德國拜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化學與製藥公司，阿司匹林、海洛因、苯巴比妥都是拜耳公司從發明者手中獲得專利，然後大規模商業化。現今的拜耳公司最主要的業務是藥物、健康和農業科學部門。

拜耳和孟山都作為兩家在農業科學領域領先的公司，它們的併購帶來顯著的壟斷威脅。這兩家公司同時生產農藥和種子，在市場佔有率很高的情況下，農民將缺少選擇以及面臨一個沒有競爭的市場。

舉例來說，孟山都的主要產品農藥草甘膦，這種農藥可以控制農田中和（1439-TW）作物競爭的闊葉雜草，但對某些農作物比如玉米、大豆也有殺滅作用。孟山都同時生產基因轉殖耐草甘膦大豆、玉米、棉花等良種，與草甘膦一起作為搭配向農民推廣。

這種搭配可以為農民帶來很高的效益，基於基因轉殖原理這種作物不能留種需要每年購買新種。因為這種種子的專利由孟山都控制並向行業中其他大公司授權，整個行業的價格和商業模式有被一家公司或聯盟完全控制的可能。

拜耳收購孟山都在歐洲也被反壟斷部門亮了黃燈。2018 年 3 月，歐盟委員會在嚴格條件限制下批准了這筆收購，要求拜耳向另一家農業化學大公司巴斯夫 (BASF SE, BAS-DE) 出售全部的種子、農業產品和研究，巴斯夫將獲得拜耳重要的農藥產品草丁膦等其他三項寬葉除草劑的產品和研究，出售的業務價值 70 億美元。另外，拜耳還在與其他公司談判，目標是出售旗下整個蔬菜種子業務。

美國司法部批准兩家公司收購也採用了進行業務拆分的限制，要求兩家公司都拆分業務，但目前的細節沒有公佈。但美國監管部門面臨的狀況和歐洲不大一樣，因為基因轉殖種子在美國大範圍應用，但在歐洲目前是禁止的。美國監管部門更在意的可能是兩家公司的基因改造農業業務。

收購一旦完成，拜耳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農藥和良種供應商。

過去一年，農業化學和種子業務經歷了一輪大公司之間的業務合併。2017 年，陶氏化學 (DowDuPont, DWDP-US) 和杜邦（DuPont, DD-US）公司 (EI Du Pont De Nemours And Co, DD-US) 將農業部門合併，分拆成立了新公司 Corteva Agriscience。瑞士公司先正達 (Syngenta, SYT-US) 和中國化工集團在 2017 年也完成了價值 430 億美元的業務出售和重組。

而陶氏、杜邦、先正達、中化（1701-TW）、巴斯夫、拜耳和孟山都，幾乎就是全球農業化學和種子業務所有頂尖的大公司。加上拜耳和孟山都的收購案，整個行業 1,000 億美元的市場將面臨重塑。拜耳表示，收購會增強技術實力，可以更快的推出產品，但重塑之後競爭更少，在全球農業生產供過於求的現狀下農民將面臨更大的壓力。

目前，拜耳和孟山都的合併還需要等待加拿大、墨西哥等國家的政府部門批准，如果交易失敗，拜耳需要向孟山都支付 20 億美元的 “分手費”。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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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季度中，廣告和行銷收入仍然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佔 86.6%。這一收入的減少，也是微博淨收入減少的直接原因。

根據財報，中小企業和重要客戶貢獻的收入較上一季度減少了 5.9% 至 2.76 億美元。持續輸血的阿里巴巴 (Alibaba, BABA-US)，在這一季度的貢獻也減少了 31.3% 至 2634 萬美元，而去年一整年，這項收入都是持續增長的。

微博會員相關的增值服務則在本季度增長了 3.9% 至 4693 萬美元。這或許受益於微博在垂直內容整合方面的投入，在 2017 年的 V 影響力峰會上，王高飛表示接下來要拿 30 億補貼 MCN (Multi-Channel Network) 機構。

而現在博主跟粉絲的關係，逐漸變成了 “內容-粉絲-用戶-變現” 的粉絲經濟模式，用戶通過訊息流、和博主消費內容的同時，也幫助博主提升了獲取粉絲的能力。可以明顯感覺到，微博上越來越多的文章需要付費或是關注博主才能讀完全文。

在用戶方面，每個月使用微博的用戶數量新增了 3400 萬，首次超過 4 億達 4.11 億。在中國，除微博，月活躍用戶超過 4 億的應用只有 7 個，分別是：微信、QQ、愛奇藝（iQIYI Inc, IQ-US）、騰訊視頻、淘寶、支付寶和優酷。

這一季度的新增用戶數量不到上一季度的 1/2，這是用戶增速放緩的第四個季度，同時，微博從每個用戶獲得的收入也在減少，較上一季度減少了 13.3% 至 0.85 美元。

微博 CEO 王高飛在財報後的電話會議上解釋說，用戶量增速放緩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方面使用影音應用的用戶在增加，影響了每日使用微博的用戶數量和廣告收入；另一方面，由於手機市場持續下滑，整個行動網路流量增長放緩，都會給微博持續帶來增長壓力。在本季度，微博手機用戶佔比達 93%。

王高飛表示，這一季度微博在手機廠商與應用商店上的投入增加了 40% 左右，為了保持增長，接下來還會繼續在更多渠道增加投入，包括短影音。這也就增加了成本。

雖然今年開始，微博採用了新的會計準則，需要在列示收入時把增值稅扣掉，不過扣除後，收入和成本都會減少，這一季度在收入和用戶數量上也還是超出了分析師們的預期。然而整體放緩的增長或許會讓他們開始重新看待微博。在上一季度的財報發布後，分析師們曾表示並不擔心微博收入增速放緩、成本增加，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對未來的投資。

微博市值近兩年多一直挺高，現在是當季利潤的 81 倍，這也是分析師們一直擔心的地方。去年微博發布當年第三季度財報時，股價下跌了 10.8%。分析師曾解釋稱，這是他們認為微博的泡沫太大。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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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麥肯錫全球研究所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在 2018 年 4 月發佈的一份報告中提出的，在這份名為《平等的力量：亞太地區性別平等之路》(The power of parity: Advancing women’ s equality in Asia Pacific) 的報告中，麥肯錫提出，女性占亞太地區總人口的一半，但只占 26 兆美元 GDP 的 36% ，而這種傳統的 GDP 計算方法是沒有將女性無酬照護工作 (如照顧兒童和老人、做飯和清潔等) 創造的經濟價值計算在內的。它認為，如果將亞太地區女性的無償照護工作納入國內生產總值的衡量範圍，將使亞太地區的 GDP 總額增加 3.8 兆美元，約相當於該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 15%。

各國女性對 GDP 成長的貢獻

據此，麥肯錫全面考察了勞動參與率、工作時長以及兩性在不同行業的就業情況，提出了一種“地區最佳”的情景假設，即如果各國的性別平等發展速度能夠趕上所在地區裡表現最優的國家，將會產生多少經濟效益。

具體來說，在亞太地區，新加坡在性別平等上表現最好，根據新加坡 2003 年至 2013 年間的經驗，那麼，在勞動參與率上，比起男性的勞動參與率，其他國家 25 至 54 歲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每年將提高 1.1%，因此，到 2025 年，亞太地區勞動適齡女性的平均勞動力參與率將達到 54%，比 2016 年增加 7%。同時，亞太地區每年將縮小男女間有償工作時間差距 0.6%，且女性將以每年比男性高於 0.5% 的速度向生產率高的部門轉移。

在這樣的 “地區最佳” 情景條件下，到 2025 年可推動亞太地區的 GDP 總量成長 4.5 兆美元。其中，中國將獲得最大的 GDP 絶對增量，為 2.6 兆美元，比通常情景下的增幅高出13%。這 4.5 兆美元的 GDP 成長機會，有 58% 將來自提高女性勞動力參與率、17% 將來自於增加婦女的有償工作時間，其餘的 25% 將來自婦女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轉移。

“地區最佳”條件下，推動性別平等將為各國帶來的 GDP 成長

這是一種很理想與樂觀的假設，比如無償變有償在帶來更多 GDP 的同時，錢也總是得有人來付的。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使用“綜合性別平等評分”  (GPS) 來衡量各國與性別平等終極目標的差距， GPS 涵蓋 15 個性別平等指標，滿分為 1.00 。整體而言，亞太地區的 GPS 為 0.56 ，略低於全球平均值 0.61。

要縮小性別差距，也需要巨大的投入。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此前的一份研究估計，要想在亞太地區實現 4.5 兆美元的 GDP 成長，需要持續到 2025 年的約 1.5 兆美元的投資用以支持額外的就業人員，這個數額比通常情況下高出 12% 。

除了支持增加就業的資金外，還需要投資以縮小在健康、教育和其他服務方面的性別差距，使婦女能夠更充分地參與正式經濟。

在 2016 年的一份研究中，麥肯錫估計，要解決社會中的主要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全世界需要增加 20% 到 30% 的支出，但是這項投資的回報可能比所需的額外社會開支高 6 到 8 倍。

此外，在麥肯錫最近的這份報告中，麥肯錫還具體分析了澳大利亞、中國、印度、印尼、日本、菲律賓和新加坡這七個國家的性別平等現狀。

在職場性別平等方面，菲律賓進步最為突出，其次是紐西蘭和新加坡。職場性別平等差距最大的六個國家是孟加拉、印度、日本、尼泊爾、巴基斯坦和韓國。中國在女性勞動力參與方面做得最好，但在女性出任領導職位的比例方面還需進一步改進。在分擔無償護理工作方面，亞太地區的性別不平等程度在全球位於前列。

在社會性別平等方面，澳洲、紐西蘭、菲律賓和新加坡在教育、生育和健康、金融和數位化參與度、法律保障和政治聲音等基本服務方面領先於該地區大多數國家；孟加拉、印度、尼泊爾和巴基斯坦仍任重而道遠。

麥肯錫的這份報告還特別指出了女性在職場中面臨的玻璃天花板。在全球，女性領導不足男性領導的四成，而在亞太地區，這一比例為 25%。在東亞一些國家，這一比例僅 12% 到 20% 。

麥肯錫的一項調查發現，企業高層所列出的阻礙女性擔任高層職務的最大障礙 (45%) 是“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績效模式。第二大阻礙因素 (32%) 是女性面臨的“雙重負擔” — 在工作的同時還要照料家庭，這在那些仍期待女性單獨承擔家庭和家務責任的社會中尤為明顯。

麥肯錫全球資深董事合夥人、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所長華（8070-TW）強森 (Jonathan Woetzel) 表示：“當前很多經濟體正面臨老齡化、勞動力和技能短缺等問題，女性在領導層中的任職比率低無疑是對人才的浪費。”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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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YouGov 在另一項 “Buzz” 評分調查中 — 該分數透過結合市場分析、媒體情緒及調查反應進行評估，發現在 18 至 49 歲年齡層的女性消費者之間，維多利亞的秘密所得“Buzz”分數跌至 23，這也意味著品牌影響力正在減弱。

除了在好感度上不得勢外，維多利亞的秘密的銷售業績也一直處在掙扎境地。

根據 2018 年 4 月 12 日維多利亞的秘密母公司 L brands 集團公佈的 3 月份業績報表，與上期相比銷售額僅 1% 的增幅，這一小幅上漲主要得益於旗下 Bath & Body Works 產品不錯的銷售表現 — 業績成長達 10%。而一直頗受年輕女孩歡迎的 Pink 系列的銷售額卻有所降幅，這是該產品線自 2002 年推出之後首次出現下滑。

更麻煩的是，品牌透過擴大促銷和加長銷售週期，積壓了多餘的庫存。根據集團 2017 年的年度財務報告，維多利亞的秘密的銷售額在 2017 年下降了 8%，門市與同期相比銷售額也下降 8%。

看來，維多利亞的秘密一直擅長的“性感行銷”已經不怎麼有用了，對於品牌行銷主力的維多利亞的秘密天使，消費者似乎也不再吃這一套。

對比新興的競爭者，像主打健康自然品牌形象的 American Eagle (AEO-US) 內衣副品牌 Aerie，維多利亞的秘密對漂亮的定義顯得有點老套過時。另外，蕾哈娜 (Rihanna) 個人內衣品牌 Savage x Fenty 即將上市，這類個性強烈又有巨星加持的內衣品牌也來瓜分市場，對維多利亞的秘密而言自然壓力不小。

作為 L brands 的核心主力品牌，狀態低迷的維多利亞的秘密怎麼辦？

在公司 3 月份的財報會議上，集團財務長 Stuart Burgdoerfer 就表示，解決維多利亞的秘密的問題將是 2018 年集團的首要任務。

“我們一直專注於提高維多利亞的秘密的業績。我們在改善客戶的實體店及線上的消費體驗，在提高新產品的吸引力。在庫存管理、支出和資本管理等方面，我們會繼續最佳化。” Burgdoerfer 在會議上說道。

為此，維多利亞的秘密官方決定將撤下 Pink 泳衣系列產品，並宣佈接下來將會推出新的時尚風格，注意力會轉向品牌的運動系列和家居服品類，以及開發更多新款內衣。

與此同時，品牌會在地區市場上尋找成長點 — 自去年進軍中國市場，維多利亞的秘密透過開辦秀展提高曝光度，以及入駐天貓旗艦店，拉動了中國市場業績。

不過，據中國北京商報報導 ，日前有消費者爆料稱，她購買的一款前扣式維多利亞的秘密內衣在穿第二次時，就出現了金屬扣掉色的情況。而這已經不是維多利亞的秘密第一次出現品質問題。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維多利亞的秘密不趕緊解決產品品質問題，那掉色的不僅是內衣，還有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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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年來，我們從沒拋售過騰訊的一支股票。” Naspers 的高層查爾斯·瑟爾 (Charles Searle) 2014 年在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時說道。

Naspers 1915 年成立於南非開普敦，後來發展成了一個擁有電商、互聯網金融、影視娛樂、平面媒體的傳媒公司，目前在全球 130 多個國家擁有業務。在 2000 年之前，公司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拓展平面媒體，後來現任 CEO 庫斯·貝克 (Koos Bekke) 上任，他預計平面媒體要開始衰落，便決定要拓展公司的收入來源，於是做起了創投的生意。

貝克把目光鎖定在中國，在他考察了許多中國公司之後，發現他備選名單上的那些公司都在用一家叫騰訊的新創公司的即時通訊軟體 OICQ 進行交流。不過那時候的 OICQ 還處於虧損狀態，而且美國的網路公司美國線上 (AOL) 也在起訴騰訊，說騰訊的 OICQ 侵犯了自己旗下的即時通訊企業 ICQ 的商標權。

儘管如此，Naspers 還是把騰訊的估值定在 8000 萬美元左右，並且收購了其中 46.5% 的股份。騰訊接著也把自己的通訊軟體名稱改成了 QQ。

“我們從不涉足騰訊細部的管理。” Naspers 的網路運營負責人安東尼·洛克斯（Antonie Roux）在一次採訪中說道。如今看來這樣的策略是正確的，即使奉行 “無為而治”，Naspers 還是從騰訊身上用 3200 萬美元換到了 1800 多億美元的回報。

騰訊是 Naspers 投資的第一家新創公司，2015 年，Naspers 建立了自己的創投部門，和當年投騰訊的思路一樣，Naspers 專注於對科技和新媒體新創進行長線投資，目前投了十二間公司，比如美國線上學習平台 Udemy、印度旅遊網站 MakeMyTrip (MMYT-IN)、俄羅斯網路公司 Mail Ru (MLRYY-RU)，並在在美國、荷蘭、新加坡、香港、以色列等八個國家和地區設有辦公室。

Naspers 投入金額最多的幾家公司。

但它不是所有的投資都像當年投騰訊那樣幸運，根據公司年報，2016 年、2017 年 Naspers 在股權投資上分別損失了 63 億美元和 84.6 億美元。

Naspers 不是第一家嚐到投資中國公司甜頭的公司。實際上，矽谷的創投公司 Integrity Partners、紀源資本（GGV Capital）和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都購買了中國最熱門的一些新創公司的早期股權，其中包括新浪 (SINA-CN) 、搜狐 (SOHU-CN) 、百度（Baidu, BIDU-US） (BIDU-US) 和網易（NetEase, NTES-US） (NTES-US)。

2005 年，雅虎（母公司 Verizon, VZ-US） (母公司Verizon, VZ-US) 用全部中國資產 (包括雅虎中文網站、搜尋技術、通訊和廣告業務等) 外加 10 億美元投資，換取阿里巴巴（Alibaba, BABA-US） (BABA-US) 39% 的股份。經過此後多次交易，雅虎目前還持有阿里巴巴約 15% 股份，價值 711 億美元。

13 年前百度上市時，美國創投公司德豐傑 (Draper Fisher Jurvetson) 持有其三分之一的股權，上市首日，百度的股價就上漲了 354%。2014 年上市的京東，其股東名單裡也有美國老虎環球 (Tiger Global)、俄羅斯的 DST 全球 (DST Global)，和沙烏地阿拉伯王子瓦利德·本·塔拉勒 (Alwaleed bin Talal) 等國外投資人和創投公司的名字。

“這是大數定律，就中國而言，如果進展順利，結果就會妙不可言。” 專注於中國業務的私募公司鼎暉投資 (CDH Investments) 的合夥人司徒山客 (Stuart Schonberger) 這樣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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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在 2018 年 4 月 11 日發佈了“無現金願景”報告。提出要在 2025 年實現 40％ 的非現金交易目標，並最終實現 80% 的非現金交易目標。考慮到現在這個比例只有 20%，這並不是一個小目標。

“由於全球化的趨勢，以及增加生產力的需求，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系統，讓商業、公眾、學術界共同努力，減少現金成本並實現一個無現金社會。”報告說。

非現金交易主要包括兩種方式：行動支付和刷卡支付。

行動支付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支付寶。在中國，80% 的網路用戶可以使用手機付款。

在日本，和阿里 (Alibaba,BABA-US) 的支付寶相對應的，是 Sony (6758-JP) 主導的 FeliCa 系統。該系統包含兩部分：電子支付，例如 Edy；交通卡，例如 Suica 和 Pasmo。

FeliCa 的應用比支付寶早很多。2001 年，Suica 卡推出；2003 年，Edy 推出；2004 年，FeliCa 行動支付和類似支付寶的“Osaifu-Keitai”應用推出；2006 年，移動 Suica 推出；2007 年，Pasmo 卡推出…

2006 年，4 萬家零售商支持 Edy，12 萬行動用戶使用移動 Suica；2007 年，27 家鐵路公司、32 家公車營運商加入 Pasmo，43 萬人使用行動 Suica；2008 年，超過 50% 的手機支持 FeliCa 行動支付。

雖然 FeliCa 的應用比中國早，但它沒有改變日本“現金為王”的支付方式。首先是因為日本儲值卡林立，FeliCa 不能通用。2001 年 Suica 卡普及時，日本國內有 10 種電子票證。零售店中，7-11 使用自己的 nanaco，羅森支持 WAON，全家使用 T Point，Sunkus 支持 uniko，互相獨立。電商中，樂天支持 Edy，雅虎（母公司 Verizon, VZ-US）支持 T Point，而且很多商家不支持 Edy。顧客乾脆支付現金，不去考慮哪家店支持哪張卡。

更重要的是 iPhone。iPhone 直到 2016 年 10 月才支持 FeliCa。而 iPhone 從 2008 年登陸日本，到 2010 年，就佔據了日本 72% 的手機市場。這意味著這幾年來大部分日本人根本沒法應用行動支付功能。

刷卡支付方面，每個日本人大約有兩張信用卡，但他們很少使用。這或許和他們注重儲蓄的文化有關。日本內閣在 2016 年對 18 歲以上的人進行了一個關於信用卡的問卷調查。1815 人參與調查，其中 1050 人對使用信用卡持反對意見。55.4% 的人認為使用信用卡不會帶來方便，41.3% 的人認為信用卡容易被偷，35.4% 的人認為使用信用卡會洩露私人信息，33.7% 的人擔心消費過度，27.3％ 的人擔心不知道每月消費數額。

那為什麼日本政府現在要推廣非現金支付呢？

使用現金除了找零不方便外，它還面臨流通、損耗、保管、印刷等問題。據 Nomura 研究機構估計，每年日本花在這幾方面的費用合計達到 1 兆日元 (約 580 億人民幣)。

同時，只能使用紙幣對境外遊客來說不夠方便。“無現金願景”報告指出 40% 的外國遊客對只能使用現金的情形表示不滿。如果日本這種情況不改變的話，以到 2020 年吸引 4000 萬國外遊客的人數來算，日本大概會損失 1.2 兆日元 (約 700 億人民幣) 的收入。隨著 2020 年東京奧運會的臨近，大批遊客將湧入日本，這個問題更加顯著了。

日本的應對措施是主推行動支付。

對政府來說，最簡單的就是為支持行動支付的商家提供補貼和稅收減免。

銀行方面，三家日本金融集團瑞穗金融集團 (8411-JP)，三菱日聯金融集團 (8306-JP) 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團 (Sumitomo Mitsui Financial Group,8316-JP) 將在 2018 年 3 月底統一二維條碼規範，並在 2019 年聯合推出新的支付系統。據估計，成本大概為 929 萬美元。

這三家集團也計劃成立一個聯合金融公司來監管新系統的運行。其它大銀行和小的地方銀行也可以參與其中。

惠譽評級有限公司的主任 Kaori Nishizawa 說：“某些時候必須進行整合，相互競爭不會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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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印度經濟時報 (Economic Times India) 》獲得的小米提交給監管機構的檔案，截至 2017 年 3 月份，小米 2017 年財報顯示在印度的總收入為 837 億 9000 萬盧比，淨利有 16 億 4000 萬盧比 (約 85.9 億人民幣)。和 2016 年同期虧損了5000 萬盧比 (約1.7億人民幣) 相比，轉虧為盈。

印度成為了小米在中國之後的第二大手機市場。根據資料公司 IDC 的統計，今年第三季小米在印度賣了大約 920 萬支手機，年增率  290%，其中大部分手機的價位在 6000 盧比 (約 615 元人民幣) 到 1 萬盧比 (約 1000 元人民幣)。銷量最好的是紅米 Note 4，第三季賣了大約 400 萬支。

小米在 2014 年進入印度，如今已經佔據了其  23.3% 的市場佔有率。IDC 報告宣稱，其中電商起了不少作用，今年第三季，在印度透過線上銷售出去的手機比上季增加了 73%，小米透過電商賣出的手機佔總銷量的 37%。

除了增加線上銷售，小米也計畫放更多的投資到印度。2017 年 11 月 21 日，創始人雷軍公佈了在印度的投資計畫，說未來 5 年要在印度投資 100 家新創公司，投資總額在 10 億美元。投資企業包括影音內容、金融科技，甚至可能是手機維修等服務。“任何能促進智慧手機 (在印度) 使用的應用我們都感興趣。“ 雷軍這樣說道。

在印度，目前還有 10 億左右的人沒有智慧手機，根據 Canalys 智慧手機市場和 IDC 的報告，印度第三季的手機銷量接近 4000 萬台，超越美國，成為了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智慧手機市場。

在這個市場裡，三星 (Samsung,005930-KR) 和小米並列第一，各佔印度市場總佔有率的 23.5%，接著是聯想 (0992-HK)、Vivo (ViVO-US) 和 OPPO，分別佔了 9%、8.5% 和 7.9%。

中國手機廠商佔了印度手機市場接近一半的市佔率，其中小米和 OPPO 去年在印度的收入超過了 20 億美元，超過了當時印度本地最大的手機廠商 Miciromax 和 Intex，以及日本最大的電子產品生產商 Sony (6758-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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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矽谷科技媒體 The Information 的消息，Google (GOOGL-US) 、特斯拉（Tesla, TSLA-US） (TSLA-US) 、三星 (005930-KS) 、高通（Qualcomm, QCOM-US） (QCOM-US) 等 80 家科技公司準備組隊研發一種新的晶片設計模式，這部分業務正是 ARM 的主要收入來源。

該項目名叫 RISC-V，意思是第五代精簡指令集。精簡指令集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縮寫為 RISC) 最開始是 1980 年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大衛·帕特森 (David Patterson) 教授組織開發，它是電腦中央處理器的一種設計模式，是能夠讓電腦軟體運行的主要部分。

目前幾乎所有手機都用 ARM 架構下的處理器，而 ARM 中的 R 就是指 RISC 。

RISC-V 是一個開源項目，據消息人士透露，特斯拉已經加入了該項目，並且準備在此基礎上設計它的新晶片。此外， NVIDIA (NVDA-US) 和威騰電子 (Western Digital, WDC-US) 也加入了，後者曾經是晶片設計公司 ARM 的客戶之一。

實際上， RISC-V 的大部分參與者： Google 、三星、高通等手機晶片廠商都是 ARM 的客戶，其中不少公司表示他們要自己做精簡指令集的原因是 ARM 收費太貴了。

ARM 是英國的一家半導體設計和軟體公司，它自己不生產晶片，而是把晶片專利賣給需要的公司以收取授權費，等晶片量產後，還可以根據產量按百分比收版稅。根據 ARM 公佈的最新財務數據，公司有 92% 的收入都是來自授權和版權費。

在手機和平板晶片領域， ARM 可以說是基本沒有對手，據統計，採用 ARM 設計的晶片每年出貨量達 150 億枚，世界上超過 95% 的智慧手機和平板電腦都採用 ARM 的架構，不過它在新業務拓展上卻進行得不是很順利，根據其披露的消息，公司 2016 年在汽車晶片領域的佔比為 10% ，而這部分業務正是 RISC-V 會積極發展的方向。

大小客戶們集合起來另外做了一個免費的晶片設計平台，如果成功了，以後肯定會有更多的公司參加。

ARM 現在不僅面臨著外部威脅，它自身的財務表現狀況也不太好。根據其揭露的 2017 年第三季財報經營狀況，其總收入為 3 億 9000 萬美元，與同期相比下降 1% ，其中授權收入 1 億 9000 萬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7% ；淨利為 4200 萬美元，比同期下降 80%。此外，淨利率從去年的 54% 下降到了 23.8%，主要是研發支出和綜合開銷增加，這說明它的經營效率越來越低了。

ARM 目前是軟銀 (9984-JP) 的子公司，是後者在 2016 年以 243 億英鎊 (約 320 億美元) 現金收購而來。這筆交易是歐洲迄今最大的一筆科技交易，也是孫正義自創立軟銀以來進行的最大一筆收購。孫正義曾在一次採訪中表示， ARM 主導了智慧手機市場，並相信它將在「下一波物聯網中會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現在看來孫正義好像後悔了。今年 2 月份，《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的消息稱，軟銀一位叫後藤芳光 (Yoshimitsu Goto) 的高階主管透露，集團可能會透過再次讓 ARM 上市的方式退出對它的投資。

在該消息之前，路透社也曾報導過軟銀正在考慮讓 ARM 發債以尋求 50 億美元的貸款，負責此項目的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GS-US） (GS-US) 經過初步的調查研究後證明了該方案的可行性，軟銀表示會考慮在合適的時候實施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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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28 日，亞馬遜宣佈以 137 億美元收購有機食品連鎖超市全食。 7 個月過去了，這家超市發生了哪些變化？

據《華爾街日報》，目前為止，全食已有十幾位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經理離職，其中包括麵包坊、採購部、可持續發展部門和本地食品部門的負責人。

這其中有在被收購後被裁走的，公司稱全食正處於整合階段；也有主動辭職的，原因據稱是他們對向年輕的亞馬遜高級主管彙報工作這件事情感到不滿。此外，還有全食的老員工對亞馬遜孤立的公司文化和保密的傳統感到不適應。

「兩個公司的文化整合不是件容易事」 一名在今年早些時決定離開的全食員工說道，他已經在這個公司工作了將近十年。

一些內部人士認為，兩個公司在培養人才和是否應該更關注顧客和員工的需求這兩個問題上存在根本的分歧，很多供應商反映說全食的新員工在掌握採購和銷售技巧方面跟公司的不上節奏，與此同時，許多已離職高管正在找新東家，他們很可能把掌握的知識傳授給競爭對手。

「當你失去了這些獨有的知識優勢後，未來的經營就會變得非常困難。」食品諮詢公司 Pentallect 聯合創始人比爾·卡斯基 (Bill Caskey) 說道。

此外，因為被要求收取更多費用，全食的一些供應商也處於若即若離的狀態。

去年 12 月，全食給供應商們發了一封信，裡面規定：對於在全食年銷售額超過 30 萬美元的供應商，如果想把自己的商品擺在超市客流量更大、更顯眼的位置就得多交錢，其中雜貨商需要多交 3% 的商品運送費，美妝產品供應商則是 5%。

此外，全食還要求供應商提供力度更大的商品折扣，幅度至少為 25%，根據華爾街日報，在此前一些供應商會在特定的全食超市做打折促銷，但力度從沒有這麼大。

消息出來後，不少供應商表示無法接受這樣的條款，實在不行只能退出和全食的合作。

不過上週全食超市發言人發表聲明稱，增加費用的計劃已經被推遲，公司正在考慮為供應商提供更多一視同仁的服務。全食的高管們已經與大約 200 家供應商討論了新的銷售機遇和成長計劃。

但亞馬遜帶給全食供應商的也不只是壓力。

2 月 20 日，全食的主要供應商 Hain Celestial (HAIN-US) 的 CEO 艾文·西蒙 (Irwin Simon) 接受採訪時表示，儘管被亞馬遜收購後，全食的商品價格大部分被調低，但 「產品的銷量卻出現了大幅的成長。」全食主要供應商之一的聯合天然食品公司 (United Natural Foods, UNFI-US) 也表示上季的銷售額比去年同期成長了 19 %。

亞馬遜收購全食第一天 (2017 年 8 月 28 日) 就宣佈對後者實行大幅度降價，幅度達到 43%

而未來，亞馬遜帶給全食的影響還會更多。

亞馬遜首席財務官布萊恩·奧爾薩夫斯基 (Brian Olsavsky) 在公司 2017 年第三季的財報電話會議上暗示，全食可能很快能享受亞馬遜龐大物流體系帶給它的好處。

「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會探索不同的服務方式。 AmazonFresh 、 Prime Now 和 Whole Foods 之間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合作。」分析師們推測，亞馬遜最終會將全食納入其一小時或兩小時的 Prime Now 送貨體系。

全食對亞馬遜的影響也顯而易見。

亞馬遜的 2017 年第三季財報中，亞馬遜首次在統計分部經營業績時加入「實體商店」 (Physical stores) ，該部門業績幾乎全部來自全食，它給亞馬遜帶去 13 億美元收入和 2800 萬美元經營利潤。到了第四季，該部分收入達到了 45 億 220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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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多芬 (Dove)、力士 (LUX)、立頓 (Lipton) 以及和路雪 (Wall) 等多個品牌的聯合利華（Unilever, UN-US） (Unilever, UN-NL) 現在成為了一家荷蘭公司。

3 月 15 日，這家全球最大快速消費品集團之一宣佈將結束雙總部模式，今後荷蘭鹿特丹將成為它法律上唯一註冊的總部，而倫敦不再是它的另一個總部。

聯合利華是由英國的肥皂製造商 Lever Brothers 和荷蘭的人造黃油製造商 Margarine Unie 在 1930 年合併而成。但後者其實在 1872 年就已經誕生了，如果按此計算，聯合利華已經有 146 年的歷史。雙總部的運作模式也已經持續了 87 年。

今年年底之前，這個傳統將被改變。對於任何一家公司來說，總部相當於一個「指揮中心」，對於一個年營收超過 500 億歐元的公司來說，總部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這 (取消雙總部) 將讓我們的大型收購和兼併有更多的靈活度。」聯合利華首席財務官 Graeme Pitkethly 說。

聯合利華這幾年的確在執行激進的收購策略，僅僅是過去 2 年就完成了 11 宗收購交易，涉及個人護理、彩妝、食品等多個領域。

但加速聯合利華變成單一總部的公司結構，被認為是去年卡夫亨氏（Kraft Heinz, KHC-US） (The Kraft Heinz,KHC-US) 的惡意收購。 2017 年 2 月，《金融時報》爆出卡夫亨氏擬以 1430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聯合利華的消息。雖然卡夫亨氏最終撤回了提議，但聯合利華的管理層在危機過後開始了公司策略回顧，當時他們就在重新考慮雙總部的模式。

而在分離業務方面，聯合利華似乎也受制於雙總部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是去年 4 月，聯合利華有意分離人造黃油的業務，但直到年底才賣給 KKR (KKR-US) 。 聯合利華說：「很明顯，是我們的雙總部的結構給這種業務變化增加了複雜因素。」因為是兩地上市，兩個公司 Unilever PLC (ULVR-UK) 和 Unilever NV 的股票不能相互轉換，所以發行新股來完成交易可能更加困難。

瑞士銀行的分析師 Pinar Ergun 認為，雙總部模式理論上不會阻礙它發行股票或分離資產，不過這種模式的確讓交易變得更加複雜。

但為什麼是鹿特丹而不是倫敦？

聯合利華的財務官 Graeme Pitkethly 給出的說法是，因為這家公司在荷蘭的資產更多，佔整體的 55% 。

但大家還是把矛頭指向了英國脫歐，儘管聯合利華的 CEO Paul Polman 在接受 BBC 採訪時極力撇清，並說「這是我們基於未來 30～50 年的發展決定的」。

英國脫歐公投之前，就有反對脫歐者指出，為了遵循歐盟的關稅制度，一些跨國公司在英國脫歐後可能會從英國搬離部分部門或整個公司。

金融業就在英國脫毆後集體撤離倫敦。根據安永的報告，在其追蹤的位於英國的 222 個大型金融機構中，超過四分之一都因為英國脫歐而準備將資源及員工轉移至歐洲大陸，投資銀行尤其傾向於這樣做，比例高達 45%。包括滙豐 (HSBC Bank,HSBA-UK) 在內的多家銀行，計劃在明年英國正式脫歐前將一些員工轉移到歐洲大陸，以更好地為歐洲客戶服務。

為了避免留下大公司都在離開英國的印象，保持其餘公司和投資者的信心，同時便於跟歐盟談判，英國政府花了大力氣遊說聯合利華保留倫敦總部，但最終沒能成功。

為了和倫敦競爭，荷蘭也拋出了橄欖枝。荷蘭總理 Mark Rutte (他曾擔任聯合利華的高管) 曾允諾為公司減免股息預扣稅 (dividend withholding tax) 。這讓荷蘭成為更有吸引力的選擇。

《金融時報》的 Jonathan Guthrie 認為將總部搬至鹿特丹可能更有利於保護聯合利華不被收購。因為荷蘭的法律在這方面更加嚴格。

實際上，近十年來聯合利華的投資者一直在敦促它簡化公司結構。在選擇鹿特丹作為單一總部的同時，聯合利華宣佈改善公司結構。食品飲料、個人護理和家庭護理三大業務部門今後各自會有更多自主權，而總部會適當授權。

聯合利華的雙總部模式始於公司合併，當初主要是為了擴大利潤，抵禦供應商的壟斷。在聯合利華的公司原型成立的 20 世紀初，競爭與原材料的漲價使得公司們紛紛成立聯盟。官網是這樣描述這段時期的：原料油與脂肪難以滿足快速成長的香皂與人造黃油業，促成聯合利華有朝一日的形成，以尋求穩固的原材料供應。

香皂和人造黃油分別指的就是，前文所提及的荷蘭公司 Margarine Unie 以及英國公司 Lever Brothers 。 1930 年，由四家生產油脂和人造黃油的公司組成的 Margarine Unie 與肥皂公司 Lever Brothers 合併成為聯合利華，這是當時最大的一起公司合併。兩家公司在鹿特丹和倫敦的總部被保留。

兩家來自不同國家的公司兼併時，保留雙總部並不鮮見。不過，近年精簡和扁平化的機構設置受到歡迎。曾經是雙總部的荷蘭皇家殻牌 (Royal Dutch Shell) 也於 2005 年結束了這種結構設置。

聯合利華稱雙總部不利於快速反應，還會產生更多的成本，比如說聯合利華每年要開兩次董事會，每次收購要應對英國以及荷蘭兩國的法規。

在如今消費潮流迅速變化的時代，對於聯合利華這家古老的快速消費品公司來說，快速反應才能提升競爭力。

而聯合利華一連串的兼併收購以及削減成本的計劃，看來起了效果。 2017 年，聯合利華總收入為 537 億歐元 (排除黃油業務為 507 億歐元) 。有機成長 (排除剛賣掉的黃油業務) 為 3.5%，淨利增加 17% 達到了 65 億歐元。

同樣按照自然年 (2017 年) 來計算，根據寶僑（Procter & Gamble, PG-US） (Procter & Gamble,PG-US) 的財務報告，其年 (非寶僑公司財報年) 營收約為 658 億美元。

所以從營收規模來看，在寶僑一系列大刀闊斧的瘦身計劃後，聯合利華 507 億歐元 (625 億 7000 萬美元) 的營收和寶僑已經非常接近。

而單總部的結構也被聯合利華視為更有利於和寶僑競爭。聯合利華承諾在英國將保留兩大部門 — 個人護理美妝和家庭護理，這是聯合利華近期發展最快的兩大業務。

其中個人護理品是聯合利華近幾年的發展重心，也貢獻了最大的營收 (佔總銷售額 38.5% 左右) 。聯合利華近期的 15 宗收購裡，有 10 宗都是關於個人及家庭護理，你可以看到聯合利華對此的重視程度。

聯合利華還在擴充美妝類的品牌，收購了高端彩妝品牌 Hourglass，一系列的醫學護膚或沙龍護膚品牌包括 Dermalogica、Kate Somerville、Murad 和 Ren。

聯合利華近期完成的收購 (整理自聯合利華官網)

• 2018 年 3 月
  完成收購主要市場在拉美的家庭／個人護理公司 Quala ，它銷售產品包括洗髮水、口腔護理和護膚品等。
• 2018 年 1 月
  主打天然的美國品牌 Schmidt’s Naturals，銷售除臭劑、沐浴露等。
• 2017 年 12 月
  紐約品牌個人護理 Sundial ，主打品質和創新原料。
  以 3 億 8400 萬美金從星巴克（Starbucks, SBUX-US）手中購得茶品牌 TAZO 。
  收購巴西生產有機食品的公司 Mãe Terra 。
• 2017 年 11 月
  以 22 億 7000 萬歐元完成收購韓國美妝公司和美妝供應商珂泊亞 (旗下品牌包括 A.H.C) 。
• 2017 年 9 月
  英國有機茶品牌 Pukka Herbs 。
• 2017 年 8 月
  買下了美國中高端彩妝品牌 Hourglass，它成為多年來聯合利華旗下第一個彩妝品牌。
• 2017 年 2 月
  美國高端洗護品牌 Living Proof 。
• 2016 年 10 月
  主打綠色健康的家居清潔用品 Seventh Generation 。
• 2016 年 8 月
  以 10 億美元收購美國線上刮鬍刀品牌 Dollar Shave Club ， DSC 主要是訂購模式，成長迅速，在美國市場對寶僑旗下的吉列產生了很大的威脅。
• 2015 年
  這一年它收購了一系列的醫學護膚或沙龍護膚品牌包括 Dermalogica、Kate Somerville、Murad 和Ren 。

你能大致感受到他們轉型的方向：高端、天然、迎合年輕消費者。

透過收購兼併來擴展新業務和新市場的聯合利華 (比如 1978 年聯合利華併購 National Starch 登陸美國市場) ，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動作。

彭博社認為改成單一總部後，聯合利華可能會進一步收購以擴大個人護理產品業務範圍 (美國公司高露潔（Colgate Palmolive Company, CL-US）棕欖 (Colgate-Palmolive,CL-US) 和雅詩蘭黛 (Estée Lauder,EL-US) 都有可能成為收購對象) 。而為了避免成為類似去年卡夫亨氏的惡意收購，它可能會賣掉成長速度最慢的食品部門。

目前聯合利華聲稱在英國的 7300 名員工不會受到影響。它還打算在英國每年投入 1 億歐元的研發。儘管如此，倫敦從一個總部降為兩大事業部所在地，無論怎樣看都是降級了。

「聯合利華選擇了荷蘭而不是英國，這顯示了英國的商業環境在脫歐公投後的惡化。」英國議員 Chris Bryant 說。

聯合利華總部離開後，倫敦的總部聚集效應可能會進一步減弱。 2014 年《財富》把倫敦評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城市 (甚至超越了紐約) 。外資總額、企業總部數量、金融服務能力等都是它評選的指標。但是脫歐讓倫敦能力和吸引力都在衰退。

聯合利華將保留在英國上市的股票，但因取消倫敦總部，聯合利華可能將不得不退出富時股指 100 (FTSE 100 ，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最大的一百家公司的股票指數) 。因為富時股指要求入選的公司要在英國設有總部，或是在英國的資產要大於其他任何國家。被排除在該指數外可能會讓聯合利華的股東出售手中股票。

無論如何，聯合利華從半個英國公司變成一個僱用英國人的荷蘭公司，對於倫敦來說，無疑是一個壞消息。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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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經營有「道」：聯合利華的重整大計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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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6 日，新加坡叫車平台 Grab 宣佈收購 Uber 在東南亞的業務。繼兩年前 Uber 把中國的業務賣給了滴滴，這個目前全球估值最高的獨角獸公司在亞洲的業務又少了一大塊。

根據 Grab 在其官網上發佈的公告，Grab 將接管 Uber 在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的業務和資產，Uber 將收購 Grab 27.5% 的股份。根據《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的消息，內部人士稱此次交易 Uber 至少投了 20 億美元，這把原本估值為 60 億美元的 Grab 推到了至少 70 億，不過仍然和 Uber 的 680 億美元的估值相差甚遠。

這次 Grab 不僅收購了 Uber 在這 8 個國家的叫車業務，還會將其外賣業務 Uber Eats 整合到自己的外賣平台 GrabFood 上，現在 Grabfood 只在印尼和泰國運行，Uber Eats 加入後會拓展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公司說希望在今年上半年將這項服務覆蓋到所有東南亞國家。

Grab 稱目前進入了 8 個國家，150 多座城市

Grab 成立於 2012 年 6 月，目前已知的融資金額為 41 億 4000 萬美元 (還有 3 筆投資額未公佈) ，不出所料，軟銀 (9984-JP) 是其大股東，Grab 預計拿了其十幾億美元的融資，其中最近的一筆是在 2017 年 7 月，20 億美元，軟銀和滴滴共同投資。

在叫車業務上，Grab 現在有出租車 (計程車) 、順風車 (便車) 、大巴 (公車、遊覽車) 、擺渡車 (從航廈到飛機的接駁車) 、拼車 (共乘) 、租車等 11 項服務，今年 1 月，它還在泰國推出了符合當地出行習慣的摩托車服務 Grab Bike，每日可以完成 150 萬份訂單。公司稱現在每天有超過 500 萬人使用 Grab 平台。

今年 3 月，Grab 和日本第三大信用卡發放公司世尊信用卡公司 (Credit Saison, 8253-JP) 合作，推出了給沒有信用卡的消費者提供小額貸款服務以及汽車保險的業務。

根據 KPMG 的統計，在東南亞 6 億左右的人口中，只有 27% 的人有信用卡， Grab 金融業務負責人傑森·湯普森 (Jason Thompson) 在今年的 Money 20／20 上稱，公司在金融方面的業務規模已經超過 7 億美元。目前 Grab 的財務數據還未對外公佈， 2017 年初市場分析公司 Zirra 做了個調查，預計 Grab 的年收入在 8000 萬美元到 9500 萬美元之間，年虧損在 1 億美元左右。

Uber 退出之後並不代表著 Grab 在東南亞市場就沒了對手。

Go-Jek 是一家印尼的多功能服務平台，它提供的服務和 Grab 沒有本質差別，不過 Grab 在印尼還僅限於叫車服務，而 Go-Jek 已經將服務延伸至到府清潔、外賣、按摩等 O2O 領域。

Go-Jek 提供的部分服務

2017 年 5 月， Go-Jek 拿到了一筆騰訊 (0700-HK) 領投的 12 億美元融資，今年 1 月又獲得了來自 Google (GOOGL-US) 、美團點評和新加坡淡馬錫的投資，官方未公佈具體融資額，路透援引消息人士的說法稱這筆融資的數額在 12 億美元左右。

而 Uber ，在經歷了上週自動駕駛汽車撞人事故後，可能沒什麼精力管在東南亞的業務；此外，軟銀安排在 Uber 董事會的成員 Rajeev Misra 曾經也在 《金融時報》的一次採訪中稱，他正在極力提議 Uber 好好專注在美國和歐洲市場的業務，減輕全球擴張的力度。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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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彭博 (Bloomberg) 的一篇報導講述了軟銀 (9984-JP) 幾個投資背後的故事，揭示了軟銀投資滴滴的那筆交易背後，是孫正義對滴滴 CEO 程維那句「不讓我投你，那我就去投你的競爭對手」的表態起了關鍵性作用。

最近《華爾街日報》採訪了軟銀的幾位董事和投資夥伴，又為我們勾勒出了孫正義在投資決策上的其他幾個面向。

在他們看來，孫正義做事有時候太「憑感覺」，對於自己知之甚少的公司也是一瞬間就決定投資。

例如去年 7 月，孫正義給室內農場新創公司 Planty CEO 馬特·巴拉德 (Matt Barnard) 15 分鐘準備公司陳述，後者給孫正義展示了生菜農場模型、談了在美國發展的計劃，之後回答了孫正義幾個問題，便拿到軟銀 2 億美元投資。

與此相似，軟銀在去年用了不到兩個月就向機器人軟體新創公司 Brain 投資 1 億 1400 萬美元。該公司 CEO 尤金·伊奇科維奇 (Eugene Izhikevich) 說，原本以為要花 10 ～ 15 年拿到這麼多錢，現在看來比預計快 3 ～ 5 倍。

火速不一定代表著草率。軟銀內部人士透露說在交易之前，孫正義常常自己草擬投資方案，把他的投資團隊晾在一邊無事可做。「這些方案文件長達幾百頁，詳細列出了關於交易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 軟銀的前董事希永守重信 (Shigenobu Nagamori) 說道。

孫正義會用這些方案尋求董事會通過，如果有反對的聲音，他會一直爭論到對方同意。永守重信去年離開軟銀的原因之一，就是覺得孫正義這樣的做法 太浪費時間了。

這樣的做法也招致了董事們對投資價值的懷疑。永守重信反對孫正義 2016 年花 320 億美元收購英國半導體公司 ARM ，認為後者只值孫正義出價的 1／10 。

關於收購價格的質疑同樣也出現在了 WeWork 的這筆投資上。 2015 年，估值 50 億美元的 WeWork 尋求軟銀投資，但軟銀的投資負責認為它科技屬性太弱、不值當時估值，拒絶投資。

2016 年 1 月， WeWork 的估值漲到了 100 億美元，孫正義見了 WeWork 的 CEO 亞當·紐曼 (Adam Neumann) ，按照 WeWork 日本區 CEO 克里斯·希爾 (Chris Hill) 的說法，孫正義當時完全被關於共享空間的發展前景吸引住了，想給 WeWork 投錢。

一年之後，孫正義決定投資 10 億美元時，這個提案遭到了董事會的反對，他們不理解孫正義為什麼要投資一個房地產公司，覺得估值過高。不過孫正義最後還是 贏了，並且把 Wework 的估值推到了 200 億美元。

Wework 的共享辦公室

在今年年初，孫正義甚至沒經過旗下願景基金 (Vision Fund) 的批准，直接向 Uber 投資，雖然事後他說原本是計劃和基金會溝通這筆交易的。

願景基金是軟銀在 2017 年 5 月開始籌措的一支基金，目前也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私募股權基金，相當於 4 個銀湖資本和 15 個紅杉資本。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酋的主權財富基金、蘋果（Apple, AAPL-US） (APPL-US) 、富士康 (2038-HK) 、夏普 (6753-JP) 等企業，以及軟銀自己，已經向這支基金注入 930 億美元。

現在，軟銀還在籌備第二個科技基金，作為投資科技行業的補充性基金規模將超過願景基金。

軟銀的瘋狂投資還在繼續，今年 1 月份，它又向遛狗應用 Wag 投了 3 億美元。 The Information 爆料稱， Wag 原本只是想尋求一筆 1 億美元的融資，但是軟銀最後硬塞了 3 億美元過去，同時也獲得了這家公司更多的股份和控制權。

「軟銀的膽子比其他投資公司的更大。不過事實證明，孫正義的決定中正確的更多。」 ARM 的 CEO 西蒙·賽格斯 (Simon Segars) 說道。

正確與否，要看的是那些被投公司未來的發展。軟銀的影響力滲透在了科技、租車的多個市場，但是它目前還沒有在任何一個公司擁有控股權。

《華爾街日報》統計的前十名科技獨角獸公司中，軟銀投了三個，分別是 Uber、WeWork 和 Flipkart。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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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跟那年所有人一樣，你一定也會注意到 Google，而且之後很多年裡也會一直關注著它。在網路泡沫破滅前，美股市場有過很多趁機上市的科技公司，但它們在 2004 年都活得不太好。但 Google 的表現一直很穩健，作為最重要的網路公司、高技術代表，它也的確表現不俗 — 如果推算至今，它的股票投資回報率超過了 16 倍。

但如果你是那種抱著花點小錢，就能在股市裡大賺一筆心態的人，當年其實有一支更適合你、現在看來表現也更厲害的股票 — 達美樂 (Domino) 。

這家公司要上市的消息，當時在市場上已經流傳了兩年。但看到招股書的人，還是可能會為這家外賣披薩店捏一把汗：同店銷售額基本沒有成長，上市融資來的 1.37 億美元多半還要用來還債。而且，當時市場上已經有了麥當勞（McDonald’s, MCD-US） (McDonald’s) 和百勝（Yum! Brands, YUM-US） (Yum!) 兩大餐飲巨頭，《彭博商業週刊》曾這樣評價達美樂的 IPO，“很難說達美樂是否還能滿足投資者對一支高成長股票的渴望。”

但現在，算上分紅、拆股等因素，達美樂至今為止的投資回報率已經高達 27 倍。

即使你晚入市幾年，從達美樂業績相當糟糕的 2010 年開始投資，它的成長性也比蘋果（Apple, AAPL-US）、Google、Facebook 和亞馬遜（Amazon, AMZN-US）等科技股好多了。按照 Quartz 記者 Chase Purdy 的計算，從 2010 年至今，達美樂的股票價格又漲了 20 多倍，而同期表現最好的亞馬遜，也只是翻了 5 倍多。

拿達美樂與 Google、亞馬遜 (Amazon) 這樣的公司作比，其實並不能說十分合理 — 達美樂的股票一路漲到現在，市值還沒到 90 億美元，完全可以說是小體量帶來的好處。

即使在餐飲產業，也有麥當勞、星巴克（Starbucks, SBUX-US）、百勝的一系列高市值公司排在它之前。達美樂則是經歷了一次金融危機、2010 年又跌入業績低谷。當時有人評價他家的披薩就像是“沾上了番茄醬的厚紙板”，根本不值得買。就連接任公司 CEO 的 Patrick Doyle 也公開承認，“是啊，我們爛透了。”

那，為什麼是笑到現在的，還是達美樂？

快餐、外賣和數位化，達美樂的成長在於對產業未來趨勢的正確預判

美國人近 1／4 的日常外出就餐需求，都集中在講求效率、性價比高的快餐市場。但相比漢堡、薯條、炸雞，披薩在快餐產業不是一個特別好的創業方向 — 價格便宜，導致利潤率很低；一旦追求配料口味多樣，成本就會提高；雖然很受青少年喜歡，但他們年齡稍長就會轉向其他快餐品牌；最關鍵的是，你還得在熱的時候就把披薩送到顧客面前，一旦放涼口感就會大打折扣。

這些也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必勝客 (Pizza Hut) 、Papa John’s Pizza 等披薩店在全球擴張店面的過程不那麼順利的原因。但達美樂卻從經營第一家內用店舖時，就發現了另一塊市場 — 當時，店裡 80% 的營業額都來自看體育比賽直播時，不願意離開沙發的男青年們所叫的外賣。

在網路發展起來之後，餐廳外賣的點單、配送已經成就了美團點評、餓了麼、Grubhub 等好幾個上百億美元市值的公司，就連 Uber 也將其設立為新的獨立業務。但在達美樂發家的 20 世紀後半期， “30 分鐘內必達，否則免費”的口號完全是由公司自己的物流配送團隊達成的。

由於不設內用，專注外送，達美樂的門市擴張可以採用成本較低的加盟制完成。而加盟門市的選址，也是按照“10 分鐘內能完成周圍大部分社區的配送”的要求而確定的。而通過各門市傳回總部的點單數據，總部也能更好地預測各類原料的需求，方便中央廚房向門市提供更接近需求的披薩半成品。

達美樂也是美式快餐品牌中，最熱衷於將數位化的嘗試與品牌行銷結合在一起的。在 2007 年美國人還習慣於打電話定外賣時，達美樂推出的網路訂餐服務就已經覆蓋了 PC 和行動端，到 2016 年已經有 60% 的訂單來自電子設備。而之後的個性化訂製、Emoji 下單、胃部翻譯器、各類智慧型設備接入、無人機及機器人送貨……很難判斷這些“黑科技”的實際效果如何，但每項新技術肯定都能被轉化為一次不錯的行銷曝光。

講年輕人市場，也得考慮到消費能力

達美樂更早地看到並抓住了數位化、年輕化的一些趨勢，但它的發展沒有脫離美式快餐廉價、高熱量、不夠精細的特點。在一撥講究健康、口感和體驗的“慢快餐”興起後，市場普遍認為，這之後達美樂的競爭對手就不只是麥當勞和必勝客了，還多了 Shake Shack 和 Chipotle。

只有 60 多家漢堡門市就在紐交所上市的 Shake Shack，當年可是名聲大噪。不過現在想起來，這家公司的自信可能源自於消費者的從眾獵奇心理，以及華爾街分析師對品牌的個人喜愛。但在經歷了幾個季度的成長放緩後，Shake Shack 的股票早已在發行價以下交易。

相比之下，同樣講究“快餐慢食”的 Chipotle 則將優勢建立在經營效率上，這使得公司的成長更為穩健：經營最好的 Chipotle 門市在 1 個小時內可以服務 300 名顧客，平均每餐的價格超過 9 美元。這使得每家門市的相對價值在 900 萬美元左右，是麥當勞的 3 倍以上。

就像 Whole Foods 的一度走紅一樣，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Chipotle 所代表的這種餐廳業態，將在未來對傳統的快餐形成更大的衝擊 — 健康導向、新鮮製作、更接近年輕人的偏好、在市場上也能持續創造賣點。

所以他們已經急著尋找“下一個 Chipotle”了。在 2012 及 2014 年，Chipotle 的成長性確實也都更高。但對比一下就能發現，隨著 Chipotle 2015 年的食物中毒事件影響至今，目前它的股票價格只是相當於翻了 10 倍，而同期的達美樂漲了近 30 倍。

年輕人對這些品牌的喜愛和追捧，可能是實實在在的。但如果考慮到他們實際消費能力的話，就說不準這個市場空間到底有多大了。

我們此前曾提到過，在美國如果將二戰前後出生的“嬰兒潮一代”、與二三十歲的“千禧一代”比較一下資產狀況的話，這些年輕人們的平均年薪要少 20%；而如果把銀行餘額、信託基金、汽車、房產等等一起算進來的話，千禧一代 2 萬 9530 美元的資產淨值要比嬰兒潮一代少 56%，說是“窮得叮噹響”的一代也不為過。

而在上文討論達美樂的消費者群體時，我們也曾提到它的擁躉集中在青少年 — 準確來說，有接近一半的美國人，會在 6-19 歲上學的時候對於披薩有強烈消費慾望。一方面，吃披薩可以是班級運動後的補充熱量、或是小組討論的中場休息，另一方面，他們手裡的零用錢也買不起更貴的有機食品。

但人人都能理解的餐飲業，一直是美國人最愛的投資方向之一

2015 年，在研究了一批上市的中小餐飲品牌之後，Marketwatch 記者 Anora Mahmudova 曾這樣感慨過，“在餐飲概念股上，美國股市似乎有一股返璞歸真的炒作之風。”

那幾年，每一家上市餐飲公司的盤子都是火熱的，尤其是交易首日。專業研究 IPO 的產業機構 Ipreo 曾發表過一項統計：2012-2015 年間上市的 12 家餐飲企業在上市第一天沒有一家報跌，平均漲幅高達 48%，遠遠超出整個 IPO 市場平均 15.3% 的成績；像是 Habit Restaurants、Potbelly 和 Noodles & Co 這幾家公司，股票價格在上市當天更是都翻了倍數以上。

市場對餐飲業這些營收高成長、高速擴張、高毛利率的股票非常感興趣，就連從業者自己也覺得，整個產業已經從 2008 年經濟危機的低谷裡走出來了 — 通過同店銷售、客戶流量、勞工和資本支出四大因素綜合而成的“餐廳績效指標”顯示，在過去十年內，美國餐飲業有近 3／4 的時間都處於樂觀的擴張成長期。

像 Shake Shack 這樣的小規模餐飲公司，其實很難用高速成長的業績維持住投資者初期的熱情，一度出現過單日超過 10% 的暴跌。但總體來說，過去十年內上市的餐飲股，仍能靠著總計 54.7% 的股價漲幅，跑贏整個 IPO 市場。

而相比於成長性同樣很高的生物醫藥和科技企業，投資餐飲不需要學習複雜的專有名詞和概念，一般來說所需要考慮的問題也很簡單：品牌是否能做到標準化生產、規範化營運、連鎖化管理及擴張，產品口味是否有其普遍性或是獨創性。就連普通人，也能通過去店裡吃幾頓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盡職調查”。

而美國發達的食品工業體系，正好也為這些希望獲得高成長空間的餐飲企業提供了支持。比如，從二戰時期就逐漸成為成熟技術的速凍食品技術、半成品食物裝配流水線，以及麥當勞、肯德基（母公司 Yum Brands, YUM-US）等品牌所發揚光大的“特許經營”擴張模式，都極大地促進了餐飲業供應鏈的改善，推動了餐飲業尤其是快餐業的發展。除去星巴克之外，美國目前市值排名前五的餐飲企業，都來自於快餐市場。

不過，市值只有 90 億美元的達美樂，還擠不進這個行列裡。

即使是“價值投資”，那些看得見、摸得著、天天用的東西也會更受歡迎

在達美樂、Chipotle 和星巴克等餐飲公司呈現出年年向好的成長曲線之前，投資者們雖然熱衷於短炒餐飲股票，卻都不太相信它們能一直維持良好的成長 — 按照巴菲特所信奉的“價值投資”法則，餐飲、包裝食品這樣的產業因為顧客的“叛逃”成本太低，理論上是很難建立起“護城河”，以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的。

在巴菲特本人鍾愛的股票中，只有可口可樂（Coca-Cola, KO-US）一家與餐飲產業沾了點邊。按照他的說法，可口可樂的魅力在於能夠持續傳達“快樂”理念的品牌，以及能夠持續強化這一品牌的強大分銷渠道和行銷手段，這樣的“護城河”才是他所認可的。

但“護城河”這件事，不僅關乎公司的品牌、渠道、技術壁壘所帶來的競爭優勢，也關乎你和這些品牌的關係 — 在巴菲特的投資列表中，從迪士尼（Walt Disney, DIS-US） (Disney) 、可口可樂 (Coca-Cola) ，吉列 (Gillette)  (被收購後變成了寶潔 (P&G) ) 到美國航空（American-Airlines, AAL-US） (American Airlines) 、IBM，幾乎都是會被普通消費者掛在嘴邊、時時刻刻會轉化為消費行為的公司。

能夠持續滿足越多人日常最基本需求的公司，越有可能成為一家偉大的公司。

早年，這個思路的典型案例就是沃爾瑪（Walmart, WMT-US） (Wal-Mart) 。沃爾瑪用平價模式和高速擴張，與美國消費者共同創造出了 20 世紀後期的充足消費需求，使公司的營收和利潤急劇增加：1971 年至 2006 年，沃爾瑪的年平均銷售成長率在 30% 以上，年利潤成長率最高曾達 119%。1970 年，沃爾瑪開始在紐交所進行場外交易，當年 IPO 時購入的 100 股股票，到 1992 年沃爾頓逝世時經歷持續上漲和 11 次拆股後，價值會高達 260 萬美元，成長超過 1500 倍。

而現在，大家提得更多的會是亞馬遜。

在很多方面，亞馬遜與沃爾瑪挺像。比如通過逐漸擴充品類，在一個網站裡滿足書、音像製品、服裝、日用品、玩具等各種需求；又比如相似的賺錢方式：通過跟供應商談判、壓低商品成本；通過精準的推薦系統提高客單價、維持顧客的忠實度。

但到 2000 年之後，亞馬遜就不僅僅是一個零售公司，而更多被認為是一個技術公司了。在 2006 年，他們比 Google、微軟（Microsoft, MSFT-US） (Microsoft) 、甲骨文（Oracle, ORCL-US） (Oracle) 等一系列科技公司更早地提出了“雲端計算”概念，並用越來越多的大客戶來證明，這個與電商沒關係的新業務，也能成為支撐公司未來的下一個成長點。

2015 年第一次公佈雲端計算業務收入時，傑夫·貝索斯 (Jeff Bezos) 說這是一項“正在快速成長的、價值 50 億美元的生意”。但市場的空間比他預測的要更大：到了 2016 年，亞馬遜雲端計算業務的收入就達到了 122.6 億美元，兩年內公司股價也幾乎翻了一倍。

到了 2017 年，亞馬遜依然因此被財經雜誌《巴倫週刊》認為是 2017 年最值得購買的科技公司股票。按照其引述投行 Evercore ISI 的分析，亞馬遜的用戶和基礎設施規模，能夠讓它考慮數據和計算能力的更多、更廣泛的表現形式 — 這就是這家公司所持續擁有的想像空間。

就像沃爾瑪所代表的零售業一度取代了鋼鐵、能源、汽車等製造業股票一樣，如今美股市場上的高市值主導者，變成了 Google、蘋果 (Apple) 、亞馬遜和 Facebook 這些科技股。創業幾年後儘快上市、甚至是依靠融資，都能讓他們比幾十年前的那些公司更快地成長到十億、甚至是百億美元的市值。

但最終，他們還是都沒在成長性方面，跑贏那個 30 分鐘內一定會送到你家的紅藍色外賣披薩盒。而如果是到 2000 年代才開始投資股票，選擇當時上市不久的達美樂、星巴克、Chipotle 這些與你日常吃吃喝喝的基本需求相連的公司，又有什麼錯呢？它們所代表的，可能就是另一種入場門檻更低、時間更短、中期回報率也十分理想的“價值投資”機會。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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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此前華為消費者業務負責人余承東等陸續放出來的消息，華為將通過 AT&T 的管道銷售華為 Mate 10 系列手機，並在今年的 CES 大會上公佈合作細節。

為了迅速打開美國市場，華為還準備了 1 億美元市場推廣費用。

然而，就在華為舉辦發佈會的前一天，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稱 AT&T 臨時退出了這次合作，具體原因並不清楚。《好奇心日報》向華為方面求證，對方也拒絕透露更多消息。

根據騰訊科技 (0700-HK) 獲得的一封郵件，美國 18 名國會議員在 2017 年 12 月 20 日向聯邦通信委員會 (FCC) 主席 Ajit Pai 發送聯名信，要求 FCC 對華為與美國營運商的合作展開調查。這封郵件同時也被抄送給了美國司法部長 Jeff Sessions 等人。

這很可能是導致華為與 AT&T 合作告吹的原因根本。

AT&T 是美國第二大行動服務營運商，訂閱用戶數僅次於 Verizon (VZ-US)。在美國，營運商是消費者購買新手機的首選管道。蘋果（Apple, AAPL-US）公司 的 iPhone 過去十年裡一直跟營運商合作銷售。

在歐洲幾個主要國家頗有斬獲的華為，已經透過營運商以外的零售管道進入美國市場。但現在打開華為美國區官網，能看到的手機就只有 Mate 9、Ascend XT 和 Elate 三款。

亞馬遜 (Amazon, AMZN-US)、百思買（Best Buy, BBY-US） (Best Buy,B BY-US) 等美國電商網站上的華為手機商品和評價數量也少得可憐。

透過跟 AT&T 的合作，華為將有更多機會接觸到最終消費者，從而增加手機銷量。

美國國會議員的郵件可能有來自遊說力量的影響。有動力遊說的公司很多，比如控制通訊晶片的高通（Qualcomm, QCOM-US） 。採用高通晶片的手機廠商，除了要購買晶片本身，還要支付一筆巨額的專利授權費。這些構成了高通的幾乎全部收入來源。

而華為在 Mate 10 等高端機型上採用自己設計的麒麟系列晶片，其內置的通訊基帶也全部由華為海思設計研發。雖然在美國基本不會遇到專利問題的阻撓，但也意味著它不是高通的客戶。

具體到華為身上，如果它跟美國營運商的合作順利進行，對同屬 Android 陣營的三星 (Samsung, 005930-KR)，同等價格區間的蘋果 iPhone 也會產生競爭。不過手機廠商很難影響到營運商的消費決策，早先它們也沒有遊說 FCC 的歷史。

對於華為而言，在美國遭遇阻礙也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因為創始人任正非曾經的軍方背景，華為來自政府的訂單，以及非上市公司的不透明這些理由，美國國會在 2012 年調查華為，迫使它退出了美國電信設備市場。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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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廣告巨頭 Google (GOOGL-US) 和 Facebook (FB-US) 的雙頭壟斷是否將被打破？根據 eMarketer 最新的一項預測，兩家公司今年在美國市場的網路廣告市場佔比將由 2017 年的 58.5% 下降到 56.8%。

報告還指出，在網路廣告的新增市場中，Google 和 Facebook 的佔比下滑的更厲害，從 2017 年的 73% 降低到 48%。

從這張預測圖中可以看到，未來幾年都將呈現一個下滑的趨勢。

eMarketer 的分析師 Monica Pert 表示，儘管雙方的廣告業務總量仍在成長，但「亞馬遜、Snapchat (SNAP-US) 以及小型玩家正在經歷高於預期的成長。」

其中，亞馬遜的廣告業務預計從去年同期的 2% 達到 3% 的市場佔比，總收入預計 29 億美元； Snap 的比重將從 0.6% 成長至 1%，儘管其規模還不能和 Facebook 和 Google 相比。同時據 eMarketer 表示， Google 今年美國廣告收入預計成長 50 億美元，達到 399 億美元，Facebook 預計成長 30 億美元達到 210 億美元。美國網路廣告市場總量將成長 19%，達到 1070 億美元。

隨著越來越多企業不斷適應新的媒體環境，網路廣告市場顯然還有很高的成長空間。

從歷史來看，2012 年大多網路路平台還沒有大舉進行商業化，Facebook 當時也僅占全球網路廣告支出的 5%， Google 為 52.6%；到了今天，情況又發生變化，佔比已經接近 Google 的 Facebook ，其日活躍用戶在上個季度首次有所下滑，如今的廣告收入成長主要源於 Instagram ，這也意味著整個生態系統正在反彈，更多行動網路媒體平台 — Instagram 的競爭對手們會蠶食巨頭的份額。

eMarkter 認為，和最近數據不算太好看，正在艱難推出各種新廣告產品的 Snapchat 相比，這裡的大贏家將是亞馬遜，其美國廣告收入成長 65% 超過 20 億美元，這意味著到了 2020 年，亞馬遜的廣告收入可能會超過微軟（Microsoft, MSFT-US） (MSFT-US) 和前身為雅虎（母公司 Verizon, VZ-US）的 Oath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雙巨頭佔比的下滑也不意味著傳統出版商和新聞媒體可以鬆一口氣，它們自身仍然需要面對數位化的問題。

另一方面， Snapchat 仍然在努力和後來居上的 Instagram 較量，後者成功複製了 Snapchat 的限時動態功能並憑藉更高的流量拿到了更多更高訂單。 eMarketer 預測，Instagram 有望在 2018 年獲得 55 億美元的廣告收入。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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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 2 月 13 日晚，百度（Baidu, BIDU-US） (BIDU-US) 公佈了 2017 年第四季度和全年財報，並在財報中確認愛奇藝（iQIYI Inc, IQ-US） (IQ-US) 已經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提交上市申請。

愛奇藝最早在 2013 年就傳要赴美上市。今年 1 月，路透社報導它已經在美國秘密提交 IPO 申請書，融資規模約 10 億美元，並會在今年第一季末或第二季初完成。

根據一項 2012 年通過的法案，只有年收入 10 億美元以下的公司可以申請秘密上市。

據 QuestMobile 數據，截至去年 12 月，按照用戶的月平均網路使用時間排列，愛奇藝佔有中國影片市場的 33%。但它對百度收入上的貢獻不高，一直是百度的燒錢大戶。

2017 年的第四季，主要由愛奇藝影視版權構成本成的內容支出，占總成本的比重上升至 15% 、達到 38 億美元，但分部收入 (愛奇藝和百度金融) 卻只有 31 億美元。

百度稱愛奇藝全年拉低公司 11% 的利潤率。按照現在百度 189 億美元利潤和現在 22% 利潤率換算，相當於愛奇藝一年虧掉百度 94 億美元。不過李彥宏說，雖然愛奇藝還沒有獲利，但百度的損失遠不及競爭對手。 2017 年，阿里巴巴 (Alibaba,BABA-US) 娛樂板塊 (優酷土豆、 UCWeb 等) 總計虧損 131 億 8500 萬美元。

百度 CFO 于正鈞曾在 2017 年第三季電話會議上說減少今後愛奇藝的開支，但他昨天改口， 2018 年將加大愛奇藝在自製影劇和購買娛樂節目版權上的投入。

現在很難判定愛奇藝以後的發展會怎樣，但對百度來說，將它分拆上市，顯然有助於提升自己短期內的利潤率。

第四季，百度核心廣告業務成長進一步恢復，較去年同期上漲 29% 達到 204 億美元。不過與上一季相同，百度仍然是從現有的客戶中搾取更多的廣告費，來實現業務收入成長：平均每個客戶貢獻金額較去年同期提升 25% 至 4 萬 4000 美元，而廣告客戶數量只比去年同期成長了 2% 。

事實上，在競價廣告的模式下，理論上客戶數量越多、貢獻收入增加才正常。而現在客戶減少，意味著成長是靠從每個現有客戶身上搾取更多廣告費來實現。一個公司的廣告預算是確定的，這不會繼續。

至於百度一直提到的人工智慧，是一項需要長期投入且短時間內難見明顯回報的業務。目前還沒能從財報上看到積極的財務影響。

第四季，百度研發支出較去年同期增長了 25% 至 37 億美元，百度解釋主要來自於人員成本的增加。去年 10 月，百度在矽谷開設了第二家研發中心。這可能是其人力成本上升的原因。

2017 年，百度股權激勵費用達到 32 億元，是 2016 年的 1.7 倍。今年 1 月，百度又在矽谷增設了商業智能實驗室和機器人與自動駕駛實驗室，並新加入了三位人工智能專家，分別是 Kenneth Ward Church、浣軍和熊輝均。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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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金融時報》報導，美國和英國的幾個資產管理公司組成了一些對沖基金，準備做空 WPP (WPP-UK) 、陽獅 (Publicis, PUB-FR) 、宏盟 (Omnicom, OMC-US) 等全球幾大廣告傳播集團。

其中，英國公司 Marshall Wace 和美國的 Lone Pine 、 Maverick Capita 籌集了 2 億 8000 萬美元，準備做空陽獅：在後者的股價還處於較高位置的時候賣出去，等它們跌了再買回來，以此賺取差價。另外兩家對沖基金公司分別籌集了 9 億 2000 萬美元和 22 億美元，做空對象分別是 WPP 和宏盟。根據金融服務公司 Markit (INFO-US) 的數據，這次宏盟被做空的股份占其總股份的 13% 。

傳統廣告公司被看衰有一定理由，至少現在表現出來的是這些公司的股價已經跌了不少了。

以 WPP 為例，該公司在 2016 年丟掉了大客戶 AT&T (T-US) ，又在 2017 年失去了大眾汽車 (Volkswagem, VOW3-GM) 。 3 月 1 日，公司發佈了 2017 年全年財報，總收入同比上漲 5.4% ，但算上匯率、併購等因素等影響，實際下降了 0.3% ，財報發佈後， WPP 股價跌了 8.3% 。截止昨日收盤， WPP 股價為 83.02 美元，為三年來的最低值。

WPP、宏盟、陽獅和 Interpublic (IPG-US) 四家廣告公司 2017 年的股價情況：

數據來源：湯森路透

股價下跌的原因有幾個。其中之一是聯合利華（Unilever, UN-US） (Unilever, ULVR-UK)、寶潔 (P&G, PG-US)、雀巢 (Nestle, NESN-SZ) 等大廣告主正在收緊在傳統廣告方面的開支。寶潔首席財務官 Jon Moeller 在 1 月 23 日的財報會議上說，公司在近幾年已經削減了 7 億 5000 萬美元的廣告代理和產品開支，並預計將繼續削減 4 億美元。此外，Moeller 還說公司準備把原本外包給宏盟的工作收回來一部分，比如在內部自己做一些廣告策劃。

越來越多的線上廣告也對傳統廣告代理公司造成威脅。目前該市場 58.6% 的比例 (除開中國市場，這個數據為 84%) 都被 Google 和 Facebook 這兩個公司佔據，意味著它們也掌握著 60% 的廣告主的數據，這些數據幾乎都不對外開放，因此對傳統廣告上的洞察力造成很大阻礙。此外，在新的廣告市場格局下，廣告主可以繞過廣告代理公司，直接和廣告投放平台談合作， Google 和 Facebook 甚至還成立了專門接洽廣告主的團隊，幫後者做一些廣告策劃、創意方面的工作。

全球線上廣告市場份額佔有情況：

數據來源： eMarketer

根據 WPP 旗下公司群邑 (Group M) 的統計，數字廣告市場成長率在 2017 年達到了 11.5% ，在 2018 年將達到 11.3% ，相比之下，電視廣告市場在 2017 年和 2018 年 (預計) 的成長分別為 0.4% 和 2.2% 。

此外，廣告主也在把更多的行銷預算放在提升用戶體驗上，比如優化手機應用，讓消費者和公司有更直接的連接。「行銷預算的成長狀態良好，但更多的錢流向了用戶體驗方面，而不是傳統廣告。」英國市場分析公司 Ebiquity (EBQ-UK)的首席策略官 Nick Manning 說道。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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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據《華爾街日報》，亞馬遜（Amazon, AMZN-US） (AMZN-US) 正計劃和摩根大通（JPMorgan, JPM-US） (JPM-US) 推出一款類似於銀行儲蓄帳戶的產品，但目前還處在初步形成階段，最終產品可能會首先運用到全食 (WFM-US) 這樣的實體店中。

亞馬遜開設這種帳戶主要是為了吸引習慣無現金支付的年輕一代和沒有銀行帳戶的消費者。根據高盛在 2015 年發佈的一份報告，30% 的美國 00 後說自己在未來五年沒有開辦銀行帳戶的意願； CNBC 的一篇報導裡則寫到，美國有 1/4 的家庭沒有或只有數量有限的銀行帳戶。

此外，已經在開展這種服務的 Paypal 也證明了行動銀行帳戶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根據其財報顯示，Paypal 旗下的行動支付服務 Venmo 在去年第四季度共處理了 104 億美元的交易，增長 86%，目前在美國，已經有超過 200 萬戶商家使用了 Paypal 的支付系統。

在此之前，亞馬遜已經做過不少關於金融、支付方面的嘗試，要嘛是鼓勵你使用亞馬遜的支付系統，要嘛鼓勵你買他家會員，最終都是希望你能在亞馬遜裡多花錢。

早在 2002 年，亞馬遜就和摩根大通合作推出亞馬遜專屬信用卡，使用這種信用卡消費的用戶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和積分。比如亞馬遜會員用它在亞馬遜網站和全食消費時，可以享受 5% 的優惠 (非會員為 3%)，在指定餐廳、加油站刷卡時享受 2% 的優惠，其他地方享受 1% 的優惠。此外消費還可以換算成積分，換取現金、旅行折價券或者亞馬遜禮品卡。

亞馬遜和摩根大通合作推出的信用卡

2007 年，亞馬遜推出了移動支付平台 Amazon Pay，其功能與 Apple Pay、支付寶相似，特別的是 Amazon Pay 和亞馬遜帳戶綁定，消費者可以直接在亞馬遜網站和其他合作的商家那裡使用。根據亞馬遜公佈的數據，截至 2017 年 2 月，Amazon Pay 的用戶數量為 3300 萬，超過 50% 用戶是亞馬遜會員。

各支付平台用戶使用人數

去年 4 月，這家電商巨頭推出了加值服務 Amazon Cash，消費者可以在其指定的商店，透過掃瞄 QR code 的方式給自己的亞馬遜帳戶加值，金額在 15 美元到 500 美元之間。目前參與合作的商家有 7-11、 CVS、 Speedway、 Sheetz 等，這些便利店在美國各地共有大約 2 萬 2400 家。

兩個月之後，它又推出了銀行卡轉帳優惠服務 Prime Reload ：對於把銀行卡上的錢轉入亞馬遜帳戶，並且用其來支付在亞馬遜上買的東西時，每筆付款將得到交易額 2% 的優惠。不過這種優惠只有會員才能享受。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亞馬遜在去年秋季又和摩根大通、第一資本 (Capital One,COF-US) 兩家金融機構商量合作，準備推出一款集合支付帳戶和儲蓄帳戶功能的混合銀行帳戶 (hybrid-type checking account)，但未透露更多細節。在美國，這兩種帳戶是分開運行的，前者用於日常消費，後者用來儲存資金，消費者需要把錢從儲蓄帳戶轉入支付帳戶才能進行消費，而合併帳戶則免掉了這種麻煩。

亞馬遜不是第一個想做銀行帳戶的零售商。

2005 年，Walmart 曾向政府提出開辦銀行的申請，主要在其超市所在地開展存貸款和電子交易業務。不過這招致了銀行業和一些國會議員的反對，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後來也推遲了對這項申請的審核，折騰了兩年之後，Walmart 在 2007 年 7 月宣佈放棄這項銀行籌備計劃。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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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的達佛斯，彭博社總編輯 John Micklethwait 這麼對場下的觀眾介紹著王健林。當時王健林透露，他這一年還要再花 50-100 億美元在海外收購上。

一年過後，又一次達佛斯結束。王健林已經不在瑞士高談闊論，與萬達牽扯最多的動詞也從買變成了賣。昨天晚上，萬達宣佈了兩筆交易。萬達酒店發展以 3 億 1500 萬澳幣 (近 15 億 5000 萬元人民幣) 現金出售其持有的澳洲黃金海岸及雪梨物業項目。在接連拋售倫敦和澳洲的地產之後，現在萬達的海外地產僅剩芝加哥和洛杉磯兩處。

更大的一筆來自萬達地產業務的主體，萬達商業以 340 億人民幣賣了 14% 的股份給騰訊 (0700-HK) 為首的財團。

引入新的戰略投資者之後，萬達商業將更名為萬達商管集團。在公告中，萬達表示，今後萬達商管將不再進行房地產開發，還要在 1 至 2 年內消化當初起家的房地產業務，成為純粹的商業管理運營企業。

騰訊帶著蘇寧易購(002024-CN)、融創中國 (1918-HK) 和京東 (JD-US) 340 億買了什麼？

根據 1 月 29 日晚，萬達發佈的公告，騰訊控股作為主發起方，聯合蘇寧、京東、融創與萬達商業簽訂戰略投資協議，計劃投資約 340 億元人民幣，收購萬達商業約 14% 股份。

以此估算，萬達商業的估值為 2429 億元。

就像騰訊以往的大多數大手筆收購一樣，這錢不是騰訊一個公司出的，多個合作夥伴幫騰訊分擔了投資資金。

340 億的投資裡，騰訊出資 100 億人民幣，獲得 4.12% 萬達商業股權。蘇寧分別出資 95 億人民幣或者等值港幣，購買萬達商業股東持有的約 3.91% 股份，融創出資金額與股份額度與蘇寧相同。京東則出了剩下的 50 億人民幣。

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蘇寧與阿里巴巴（Alibaba, BABA-US） (Alibaba,BABA-US) 互換股份、宣佈了合作計劃。但這次它作為騰訊以外的第二大投資者加入進來，和騰訊一起投資萬達。

不過萬達拿這個錢也是有限制條件的。根據《財新週報》報導，萬達此次對投資方有三項承諾：首先不能變更主營業務；其次，2019 年淨租金收益不低於 190 億人民幣，否則投資方有權要求現金補償；第三，需在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在中國、香港或其他地區上市。

王健林又為自己爭取到五年上市時間。

萬達的公告稱，截止 2017 年底，萬達持有已開業商業面積 3151 萬平方公尺，在全國有 235 個萬達廣場，2017 年一年的客流總計 31 億 9000 萬人次。根據前幾天萬達公佈的業績報告，2017 年，萬達商業收入為 1125 億 4000 萬人民幣。

至於承諾的 190億人民幣淨租金收益，應該也不會很容易實現。2017 年萬達集團整體租金收入 255 億 2000 萬元，不清楚多少分到萬達商業這裡。而且該數字還只是收入，要扣出成本才是淨收益。

萬達變成商業管理公司，基本就是承認對賭失敗

雖然拿了 340 億投資，但這筆錢不是給到萬達，而是給了幫助它私有化的投資方。萬達商業最早在港交所上市，2016 年 9 月完成私有化交易，從當時低迷的香港退市，試圖回到 A 股上市。

私有化意味著萬達需要將市面上的流通股票買回來，這就需要借錢。根據《21 世紀經濟報導》的消息，當初為完成私有化資金的籌備，萬達曾發給潛在投資者的一份文件“對賭協議”，投資者幫助他們收購萬達商業地產最高 14.41% 的股份，這部分股份恰是不被王健林以及其他中國股東所控制的股份數量。

退市時，萬達商業總市值為 2376 億 8000 萬港元 (約 1924 億人民幣），14% 價值 277 億人民幣。但從公佈的交易情況看，騰訊買的不是特別便宜。

而萬達不得不出讓股份。因為它在退市時承諾，如果在 2018 年 8 月 31 日以前無法達成中國上市的話，萬達將會回購股份，回購價格將保證為國內投資者提供 12% 的年報酬率，海外投資者則是 10%。而且，回購的股權還需要扣除如利息、擔保意願書、2 年管理費及管道管理費等費用，總計約扣除 16.5%-20%。

《證券日報》去年 7 月時報導，萬達商業回 A 計劃中最大的不確定性在於“定性”，萬達商業不希望被劃入房地產板塊，目前房地產公司上市發行幾乎處於停滯狀態。

今年開年之後，證監會拒絶了大批申請上市的公司，萬達回 A 股上市變得遙遙無期。現在，萬達商業在 IPO 排隊列在第 59 名。

騰訊聯合幾家公司拿出價值相當於 340 億人民幣的資產購買萬達 14% 的股份，就是幫萬達還了當時私有化的錢。不然這筆錢加上利息、管理費等費用，都需要萬達自己出。

“新消費”或者“新零售（3085-TW）”，對於騰訊有什麼價值？

按照萬達和騰訊的說法，這次戰略合作，目的是“打造線上實體融合的新消費”。本質上，騰訊也是在做“新零售”，只不過換了一個和阿里巴巴不同的做法，也就是為一堆線上管道找了個實體的入口。

在過去一個多月裡，騰訊接連入股了永輝超市 (601933-CN) 和中國區家樂福，花 100 億入股萬達，是騰訊第三次入股實體商業，也是目前最大的一筆。

在那之前，騰訊投資的都是電商。京東、唯品會 (VIPS-US)、美麗聯合（蘑菇街、美麗說）、拼多多（Pinduoduo Inc, PDD-US），中國稍有規模的所有電商，不是阿里巴巴的，就都被騰訊入股了。

從線上轉到實體，在零售這個領域，騰訊和阿里巴巴走了類似的路，這也是騰訊和阿里巴巴正面對抗的最新領域。

人們熟悉的“新零售”，是阿里巴巴先做起來的。兩個月前，阿里巴巴以 190 億人民幣入股了大潤發的母公司 (高鑫零售 6808-HK)，這是繼 21 億人民幣入股三江購物 (601116-CN)、283 億人民幣投資蘇寧、177 億人民幣收購銀泰之後，阿里巴巴又一次巨資入股中國實體超商。四年來，阿里巴巴在實體商業合計投入超過 700 億人民幣。

騰訊則在兩個月內入股了永輝、家樂福中國，這次入股萬達，把萬達、京東、蘇寧、騰訊都綁在了一起。

原本的“阿里巴巴＋蘇寧＋銀泰”  VS  “騰訊＋京東”，忽然變成了“阿里巴巴＋銀泰＋盒馬”  VS  “騰訊＋京東＋永輝＋蘇寧＋中國家樂福＋萬達＋沃爾瑪 (Walmart,WMT-US)”。

騰訊不是一個零售公司，最賺錢的三塊業務 — 遊戲、社群廣告和會員服務都不會直接受益於實體零售店和萬達的生意。

但線上結合實體的零售，有可能成為騰訊在遊戲、社群廣告、會員服務之後一個新的故事。

2018 年剛開始，京東就與美麗說、蘑菇街的母公司美麗聯合集團宣佈成立合資公司，經營微信社群網路裡的電商。這個被命名為“微選”的公司，要營運的是微信裡那個“購物”的入口，現在這個平台已經啟動招商。一天之內，報名商家的微信群就開滿了二十個。

人人都不想錯過微信帶來的流量。這個故事在中國和美國的資本市場都很熱門。

實體零售是亞馬遜（Amazon, AMZN-US） (Amazon,AMZN-US) 最近投入大量資金、公司人力做的事情，例如：花 137 億美元買下 Whole Foods 超市。這被認為是亞馬遜在推進電商、AWS 雲端計算、Prime 會員服務和影音之外第 5 個成長點。

阿里巴巴也是一樣。阿里巴巴上上下下，包括阿里巴巴的合作方，都將他們所做的事稱作“新零售”。電商的高成長無法持續之後，網路公司將精力和資金都投入了實體的入口。

亞馬遜從 2017 年 6 月收購 Whole Foods 超市至今，市值已經成長了大約 2000 億美元。

今天騰訊不管是主業賺到的錢還是發債募資，如果投入成熟的遊戲、社群和會員服務，都不會帶來很有效的成長。投入“新零售”，或者用騰訊自己的說法“新消費”，雖然前景未卜，但可能性總是更大的。

商業銀行趕盡殺絶，王健林也當不成李嘉誠

同樣是地產巨頭、同樣是有大批產業在中國的情況下謀劃海外投資，王健林最後還是沒辦法變成李嘉誠。

相比於王健林折價賣房給融創和富力 (2777-HK) 以換取資金，中國另一大地產商李嘉誠拋售中國資產轉投英國、西歐及澳洲後，財富水準快速攀升至近其歷史高峰。

據《好奇心日報》的不完全統計，僅 2011-2017 年間，李嘉誠至少出售 2500 億港幣中國和香港的資產。

儘管 2016 年英國脫歐公投，使李嘉誠旗下多家上市公司市值縮水 30% ，影響到他的個人財富，但現在大部分都已經漲回來。李嘉誠目前約有 340 億美元的財富，排中國第四。

這裡的差別，除了撤資時間有早有晚，還有銀行的關係。

企業因經營需要向銀行融資。而銀行吸收儲戶存款後，放貸給達到一定標準的企業，賺取利息差。這是一組再正常不過的借貸關係。

不過中國的商業銀行本來也不完全有商業決定權，有時候為了扶持本地經濟發展，一些地方商業銀行或者全國性商業銀行各地分行，會給予企業融資利率和授信額度上的優惠與便利。

比如今日從銀行那裡融資舉步維艱的萬達，2005 年得到工、農、中行總行的數十億人民幣貸款。其中，農業銀行總行還向央行申請萬達作為房地產金融試點企業，並成功地獲得批准。

萬達因此可以享受異地放款的待遇，以後全國的項目可以到大連申請貸款，減少了中間環節。當時全國僅僅批准了兩家房地產企業作為試點。

“獲得這個批准的意義不在於我們減少了多少貸款環節、節省了多少時間，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對萬達集團的信任。”萬達當時在官網這麼說道。

2015 年，在萬達大舉擴張的時候，它和成都農商銀行簽署銀行總對總戰略合作協議，萬達官方說法是“此次合作將為萬達集團在四川地區的發展與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授信支持。”

政策性銀行，比如國家開發銀行、農業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也會在一些特定項目上給予企業貸款便利。一位參與中緬邊境城市開發的地產公司項目經理說，地方政府會主動幫重點項目找政策性銀行的低息貸款，企業則需要在項目完工後為當地帶去稅收和解決就業問題。

萬達曾經的高成長離不開銀行的資金支持。

有形的手直接干預著銀行的決策。《人民日報》曾在 2014 年以《當文化牽手金融，當金融有了文化》為題，報導說萬達收購美國 AMC 院線以及另外幾樁海外併購都屬於“重點文化走出去項目”，因此得到了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大力支持。

跟萬達一起深陷資金流動性問題的海航，去年年底曾得到包括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等八家銀行駐海南主要負責人的口頭支持。按照海航的說法，“與會領導表示將全面落實海南省委副書記、省長沈曉明關於‘海航好，海南好；海南好，海航更好’指示精神，繼續全力支持海航集團各項業務健康穩定發展”。

政策導向下，銀行的錢在來的時候來的快，但走的時候走得也快。這也是為什麼最早由境外投資開始的海外債務危機，在爆發之後被王健林當成全面失去銀行支持來處理。

明文指示停在海外投資上。2017 年 6 月銀監會要求調查包括萬達在內的多家公司的信貸風險，隨後銀監會又對萬達六個海外投資項目進行監管，單筆投資在數十億美元級別，網路上曾流傳過相關指示文件。

瀏覽過該文件的《華爾街日報》表示，監管措施包括：萬達在海外併購的公司不能從中國金融機構融資；萬達不能以這些公司作為抵押從金融機構融資；被收購企業不能注入萬達在中國境內上市公司。並且，萬達已經發展的收購如需後續資金，將無法從中資銀行取得貸款。

緊接著債務信用評級下調隨之而來，不但推升萬達融資利率，還觸發了此前一筆 13 億美元貸款提前還款的條件。

萬達早先多樁海外併購的資金基本都是舉債所得。比如 31 億美元收購 (26 億美元收購＋承擔 5 億美元債務) 向多家中資銀行的境外分行借入美元。當時的做法是萬達用中國境內人民幣資產做抵押，開具保證書，然後據此向境外中資銀行借美元。

但當外匯監管變得更嚴格之後，萬達無法馬上把錢轉出海外解決一部分債務，其海外業務也無法產生足夠的美元經營現金流，以覆蓋舉債擴張留下的風險，萬達開始脫手海外資產。

儘管國內的資產，王健林賣了也沒法把錢拿出去還債，萬達還是快速出清國內的業務，從酒店到廣場。王健林在多個公開場合的說法是降低負債率，雖然萬達的淨負債率在地產公司裡已經很低，遠低於融創、恆大地產 (3333-HK) 等超過 100% 的同業。

而且按照銀行給萬達的授信額度，萬達仍能繼續貸款發展。2016 年年末，萬達在國內的銀行授信額度約為 3629 億人民幣，比 2015  年減少 534 億人民幣。截止到 2017 年 6 月，總授信額度沒有變化，萬達大約使用了三分之一。其代價是將價值 3300 億人民幣、佔萬達投資物業總值 80% 的地產抵押，從銀行、信託、券商那裡取得借款。

很明顯，王健林擔心之後中國投資和經營需要的資金，也會遇到銀行或者監管 180 度的轉變，因此才繼續變賣境內資產，後續盡可能減少的依賴銀行借貸。

王健林的判斷看上去是準確的。在多家銀行的海南分行宣佈支持海航一個多月之後，海航董事長陳峰已經承認集團存在流動性問題，而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賣海外資產，在中國境內就其擁有的土地尋求合作方共同開發。

在 2017 年年末舉行的萬達年會上，王健林稱萬達接下去仍將持續降低企業負債，並“採用一切資本手段降低企業負債”，包括出售非核心資產、保持控制權前提下的股權交易、合作管理別人的資產等等。還要逐步清償全部海外有息負債，計劃用兩到三年時間，“將企業負債降到絶對安全的水準”。

火線賣業務，王健林的朋友多還是“敵人”多？

銀行不能指望，王健林籌資的方式變成快速出售手中的業務。

根據《好奇心日報》不完全統計，從 2016 年 11 月至今，萬達已經大額出售或退出了 8 處海內外資產，共計回籠超過 746 億人民幣元；還放棄了多處海外項目競標。

2016 年 11 月，萬達以 20 億 4800 萬人民幣出售馬德里項目。

2017 年 2 月，萬達放棄 68 億 6000 萬人民幣，收購金球獎主辦方迪克·克拉克 (Dick Clark) 製片公司。

2017 年 6 月，萬達以 20 億 6700 萬人民幣出售西班牙大廈。

2017 年 6 月，萬達賣掉長白山國際旅遊度假區。

2017 年半年時間，萬達把 84 家萬達廣場註冊資本金，從數億元統一降到 5000 萬人民幣，總計回收約 400 億人民幣。

2017 年 7 月，萬達退出競買馬來西亞大馬城項目。

2017 年 7 月 19 日，萬達以 438 億 4400 萬人民幣將 13 個萬達文旅城賣給融創中國，以 192 億 400 萬人民幣將 77 家酒店資產轉讓給富力地產。

2017 年 8 月，萬達放棄 41 億 9500 萬元收購倫敦九榆樹廣場 (Nine Elms Square) 計劃。

2017 年 8 月，萬達透過官方微博宣佈徹底告別房地產。

2017 年 8 月，萬達將倫敦、芝加哥、雪梨及黃金海岸等海外地產項目，出售到王健林私人公司大連萬達商業。

2018 年 1 月 16 日，萬達 3 億 1700 萬人民幣出售，英國倫敦項目 60% 的股權，買方代表倫敦向萬達酒店償還債務約 14 億 2400 萬人民幣，兩項總計 17 億 4100 人民幣；同時持有該項目 40% 股權的萬達香港，也將賣出剩餘股權，每股價格與萬達酒店發展出售的價格相同。

2018年 1 月 29 日，萬達商業與萬達香港出售，共同擁有的澳洲黃金海岸的酒店、公寓項目與雪梨的多用途綜合項目，將回籠共 57 億8900 萬人民幣資金。

又是騰訊，別人恐懼時貪婪，真的是正確的時機嗎？

這次又是騰訊。

過去一年，跨國公司紛紛以各種形式退出中國，比 2016 年還要集中。據不完全統計，2017 年退出的跨國公司數量比 2016 年多出一倍以上。

麥當勞（McDonald’s, MCD-US） (McDonald’s Co, MCD-US) 賣掉了企業並進行品牌授權，中國 2400 多家門市的老闆換成了中信，離岸公司名字都改成了金拱門；擁有雪肌精、黛珂等品牌的日本化妝集團高絲 (KOSE,4922-JP) 轉手了杭州生產公司；僅僅是朝日 (3333-JP) 這一家日本公司，就在年初轉手了農場和牧場給新希望、年中賣掉康師傅飲品的所有股份，年底又出售了青島啤酒股權給復星 (0655-HK)。

曾經在國際市場買的最積極的中國公司們也全面收縮。越來越多 A 股公司將賣出股份募資得來的錢買了銀行理財，數據機構 Wind 數據顯示，去年中國上市公司一共買了 1 兆 2400 億人民幣的理財產品，相比 2016 年成長了 49%。

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騰訊，它出現在所有的場合。

華倫·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在 2011 年的致股東信中寫道：“恐懼氣氛是投資者的好朋友。”在金融市場一片混亂的 2008、2009 年，巴菲特的公司大規模投資，說那對真正的投資者來說是最理想的投資時期。

騰訊看上去就是那個“別人恐懼時，我貪婪”的角色。

騰訊是中國投資最積極的公司，也已經超越了那些風險投資機構。2017 年，騰訊至少完成了 113 筆投資。過去三年，騰訊的投資筆數都超過阿里巴巴和百度（Baidu, BIDU-US） (Baidu,BIDU-US) 之和，而且差距正越來越大。

在網路業務的各個領域，騰訊投資的合作夥伴進入了每一個市場，即使是看起來還沒有明朗前景的新市場。騰訊對新的網路公司的投資之激進，就像是壓住所有賽道裡最靠終點的賽馬。

騰訊在 2017 年還大手筆進入了汽車行業，3 月，騰訊花 17 億 7700 萬美元收購了，特斯拉 (Tesla,TSLA-US) 5% 的股份，成為其第五大股東。年底，騰訊則領導投資了蔚來汽車（Nio, NIO-US）的 10 億美元融資。

在 2017 年，騰訊手裡的各個業務也都跟著“騰訊概念”一個一個去香港上市。2017 年，騰訊持股的閲文 (00772-HK) 和易鑫(02858-HK) 先後在港交所上市，接下來還有醫療和音樂，也要在今年上市。

騰訊又透過連續投資，回到了三年前曾經退出的電商生意。早在 2016 年，騰訊就已經超過劉強東，成為京東第一大股東。帶著京東一起，騰訊又投了第三大電商唯品會。

在實體零售，騰訊投資了永輝、家樂福中國，這次合作又拉上了蘇寧。

現在，騰訊又進入了商業地產生意。

騰訊確實有錢做一個又一個投資。根據 2017 年《中報》，騰訊當年第二季主營業務的現金進帳 204 億人民幣，銀行帳戶上躺著 700 多億人民幣及等價物。此外，它每個季營業淨利都高出阿里巴巴幾十億，並多個季保持 50% 以上的成長速度。

雖然期間拚命投資，結果它的負債率比兩年前還低了大約 10 個百分點。

除了靠自身經營取得現金流，騰訊還靠自己在各評級機構 A 至 A+ 級別的高級別信用，從金融機構那裡低成本舉債。今年 1 月，騰訊完成多筆總價值 50 億美元中期票據發行。

其中，利率最高的是一筆十年期債券，利率約為 3.925%；利率最低的一筆 10 億美元，五年期票據僅為 2.985%。騰訊就算把錢借過來直接買理財都有利差。接下去騰訊還計劃發行另一批總價值 50 億美元的債券。

隨著騰訊的投資越來越多，也和它的主業越來越沒有關係。騰訊投資的網路服務靠著微信的流量可以快速成長，但萬達廣場？

當百億百億的資金不是投向自己的主業，而是撒向一些前景不甚明朗的公司，這多少也說明了成長的不易。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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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將收購 21 世紀福斯的大部分核心娛樂資產，其中包括二十世紀福斯，FX、國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 等有線電視頻道，21 世紀福斯持有的 Hulu 股份等。此次交易的總價值為 661 億美元，其中的 524 億美元將以股票的形式支付，剩下的 137 億美元則會成為迪士尼的債務。這份資產列表以及交易總價均與此前的報導基本吻合。

為了能夠完成迪士尼與 21 世紀福斯的整合，原本計劃於 2019 年退休的迪士尼 CEO 羅伯特·艾格 (Bob Iger) 將合同延長到了 2021 年。

艾格原本是廣播電視網 ABC 的一名普通員工。1985 年，隨著迪士尼收購 ABC，艾格成為迪士尼的一員。此後，他慢慢得到晉陞，並於 2005 年成為迪士尼的 CEO。

在任期間，艾格主導迪士尼完成了多次收購，包括皮克斯動畫工作室 (Pixar) 、漫威 (Marvel) ，以及盧卡斯影業 (Lucasfilm) 。這些收購幫助迪士尼從低谷中走出，成為目前全球最有價值的娛樂公司。此次收購 21 世紀福斯的主要核心娛樂資產，是艾格執掌迪士尼的戰略的延續。

以下是於 12 月 14 日下午關於這起收購案的報導。

迪士尼和 21 世紀福斯的併購案看上去即將在聖誕假期來臨前徹底定案。根據《紐約時報》援引知情人士的報導，雙方最早可能將於當地時間週四公佈這一消息。屆時，迪士尼可能將會以超過 600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 21 世紀福斯旗下的大部分核心娛樂資產。

這場交易既讓人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600 億美元的數字雖然看上去龐大，但在過去幾年裡，北美的娛樂傳媒行業一直就在不斷的兼併、整合當中。僅在 2016 年就有獅門影業收購付費電視頻道 Starz，雷石東家族考慮合併 CBS 和 Viacom，以及最重要的 AT&T 以 854 億美元收購時代華納（Time Warner Inc, TWX-US） (Time Warner) 。

隨著網路衝擊諸如電視、報紙、廣播這樣的傳統傳媒渠道。北美傳統娛樂傳媒公司都在遭遇廣告收入下滑的困境。收購、重組兼併，則可以幫助這些公司獲得更強的話語權。

一旦迪士尼與 21 世紀福斯的收購案正式達成，默多克家族將徹底退出娛樂業，除了福斯新聞網，默多克家族剩下的生意基本上就是新聞集團旗下經營的那些報紙。

而在過去幾年中接連收購皮克斯動畫工作室、漫威、盧卡斯影業的迪士尼則會進一步膨脹。米老鼠公司花出去的 600 億美元，將會為他們帶來原好萊塢六大製片廠之一的二十世紀福斯、22 家地區體育有線頻道、FX 和國家地理等有線電視頻道、英國天空電視台股份、以及福斯持有的流媒體服務 Hulu 的股權。

二十世紀福斯是這所有資產中的“皇冠”。這家在 1935 年由二十世紀影業和福斯電影公司合併而來的公司，是好萊塢最顯赫的巨頭之一。代表作包括《埃及艷后 (Cleopatra) 》、《真善美 (The Sound of Music) 》、《星際大戰 (Star Wars) 》等等。而二十世紀福斯看上去和迪士尼電影業務的需求形成了互補。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迪士尼收購的漫威和盧卡斯影業都並不“完整”。漫威的 X 戰警系列早已被授權出去，而盧卡斯影業只能帶給迪士尼後續開發的權利，之前的 6 部《星際大戰》電影版權並不在自己手上。

巧合的是，這些東西都在二十世紀福斯手上。二十世紀福斯從 2000 年開始開發 X 戰警系列，至今 10 部電影在全球獲得了超過 50 億美元的票房。其中《死侍 (Deadpool) 》還創下了 R 級片近年來的票房紀錄。

隨著迪士尼收回 X 戰警的授權，漫威電影宇宙的開發也會更加完整。試想當 X 戰警加入復仇者聯盟，這很可能會像當年《復仇者聯盟 (Avengers) 》讓美國隊長、鋼鐵人、雷神並肩作戰那樣吸引眼球。

此外，儘管迪士尼長於漫威、星戰等 IP 的電影化開發，但在真人原創電影方面卻十分薄弱。

這也正是二十世紀福斯的強項。它不僅能夠讓原創電影上取得商業的成功，詹姆斯·卡梅隆 (James Cameron) 的《阿凡達 (Avatar) 》系列，雷德利·斯科特 (Ridley Scott) 的《異形 (Alien) 》系列都是如此。此外，旗下從事獨立電影開發的福斯探照燈則在過去幾年中推出了《鳥人 (Birdman) 》、《布達佩斯大飯店 (The Grand Budapest Hotel) 》、《水底情深 (The Shape of Water) 》這樣的電影。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二十世紀福斯和迪士尼在電影上倒是相當契合。當然，這還取決於迪士尼這樣一個標榜自己為“家庭娛樂”的公司，是不是願意為《死侍》、《異形》這樣的重口味影片開綠燈。畢竟此前漫威負責人凱文·費吉曾說，漫威目前不打算開發 R 級片。

根據古根海姆證券的分析報告，二十世紀福斯為 133 億美元，在超過 600 億美元的收購案當中占比並不算大。考慮到美國目前電影市場本身已經飽和，這樣的價格也在情理之中。

真正的“大生意”還是電視這個在過去幾十年里美國人最重要的娛樂方式。其中，22 家地區體育頻道的價值就達到了 224 億美元。

這可能也是迪士尼最希望獲得的東西，畢竟在過去幾年中，一度可以為迪士尼貢獻 70% 營收的，正是體育有線電視頻道 ESPN。

ESPN 與地區體育頻道形成互補。當有多場體育比賽同時開賽時，ESPN 可以轉播其中關注度最高的焦點之戰，地區體育頻道可以轉播本地區球迷的主隊比賽，從而覆蓋更多的人群。

而在面對體育聯盟不斷抬高的轉播費用時，迪士尼也可以因此利用自己的用戶優勢來進行談判，從而獲得更優惠的價格。

最終，無論是電影還是電視，加強內容製作的目的，都是為了重新塑造迪士尼在傳媒渠道上的話語權。

600 多億美元的收購案中，最不起眼的是價值 17.5 億美元的 Hulu 股權。這家由迪士尼、福斯、以及環球共同組建的視頻網站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很不成功。由於股權分散再加上投入不足，即使 Hulu 由這些好萊塢公司的內容撐腰，也始終無法和 Netflix、亞馬遜（Amazon, AMZN-US） (Amazon) 、蘋果（Apple, AAPL-US） (Apple) 等抗衡。

一旦迪士尼獲得原本福斯持有的 Hulu 股份，那麼迪士尼就會變成 Hulu 的控股股東，並可以在 Hulu 的基礎上推出迪士尼自己的串流媒體服務，而迪士尼和福斯的內容就是吸引用戶的最好手段。

迪士尼原本就計劃推出 ESPN 和迪士尼兩個品牌的流媒體服務，而 Hulu 看上去承擔了整合 ABC 以及其他原創節目的功能，從而形成差異。而這可能是未來迪士尼繼續在傳媒行業中立足，並與 Netflix、蘋果、亞馬遜競爭的基礎。

當然，前提是迪士尼能夠整合好收購來的 21 世紀福斯資產。一場 600 億美元的收購案，從雙方達成協議的那一刻起，才算是正式拉開了序幕。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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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監管行業的合資一般都對各方占比有限制。目前不清楚 Visa 和 Mastercard 如果組建合資公司，能占多少股份。在其它金融服務業務中，比如銀行，外資發起新設立銀行時，其持股比例不得超過 20%。

當日，中國央行針對路透報導回應稱，已經收到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 AXP-US） (American Express) 和 Visa 提交的申請材料，但表示自己並未對國外清算機構和中國的清算機構 (也就是銀聯) 有任何區別對待，稱目前的問題是 Visa 和美國運通尚未按要求進一步提供補充材料。

每 1000 元刷卡交易，銀聯收 0.6 元手續費

刷卡一般來說要涉及兩個銀行和一個清算組織。比如你在店裡用招行的銀聯信用卡刷 1000 元買東西，商戶的 POS 機由中國銀行提供。

原本按照央行規定，POS 刷卡產生的手續費，由信用卡發卡行 (招行) 、收單機構 (中銀) 、清算組織 (銀聯) 按 7：2：1 的比例分成。

去年 9 月 6 日之後，發改委和中國人民銀行對刷卡手續費率和分成模式作出調整。其中銀聯收取手續費不得超過交易金額的 0.065%，由發卡機構、收單機構各承擔 50%。算下來，銀聯在每 1000 元的消費中，收取的手續費比費改前多了 5 分錢。

單筆金額並不大。但每一筆經過銀聯網路產生的手續費都會流入銀聯帳上。根據銀聯披露的數字，2016 年銀聯收入 164 億元、利潤 32.8 億，主要都是手續費。在沒有外資進入這個人民幣清算市場的情況下，這些錢都由銀聯收取。除了手續費，如果用於外幣購物，銀聯還會賺到匯率差價。

比較銀聯、Visa 和 Mastercard 的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分別如下：

• 銀聯：1 美元 = 6.64 元
• Visa：1 美元 = 6.63 元
• Mastercard ： 1 美元 = 6.63 元

銀聯是三家卡組織中最貴的。同時，今天中國銀行買入美元的匯率是 1 美元 = 6.62 人民幣。

之前一張信用卡可以有兩個標，但現在銀行新推出的信用卡在中國消費只能由銀聯清算

Visa 和 Mastercard 在中國其實不少見，比如很多人用的招行普通卡，就可以選銀聯單標、銀聯＋Visa、銀聯＋ Mastercard 等。

這種所謂的“雙標”信用卡，是指一張銀行卡印有兩家卡組織的標識，比如銀聯和 Visa 雙標或者銀聯和 Mastercard 雙標。

早年銀聯三色 Logo 基本只存在於中國境內的 POS 機上，雙標卡是確保用戶同時在境內和境外使用的必須。其中銀聯對應人民幣帳戶消費、外幣消費通過境外卡組織。

在實際刷卡的時候有不同的清算流程。

現在銀聯在亞洲已經比較普及，香港、台灣、新加坡、泰國等地，甚至歐美很多中國遊客多的地方也開始接受銀聯卡。

不過從去年開始，中國的銀行已經沒有新的雙標卡。你還是可以辦已經存在的雙標卡，但銀行已經不能推出新的雙標卡產品。

這是因為 2016 年年底，央行曾召集各大銀行召開了關於外幣單標卡及雙標卡的發行管理會議，強調一張銀行卡只能對應一個卡組織，“境外機構不得通過合作方式變相從事人民幣的銀行卡清算業務。”

取而代之的是“套卡”：一張銀聯卡、一張外幣卡。比如用戶申請工行香格里拉白金信用卡，這是一張銀聯信用卡，通過後工行還會同時寄發一張 Mastercard 或 Visa 單標卡，它們共享同一帳戶額度和帳單。

按照最初的說法，2015 年 Visa 它們就該能清算人民幣了

Visa 和 Mastercard 一直試圖說服中國監管層，批准其進入中國高達 70 兆元一年的銀行卡消費市場。如果實現的話，Visa、 Mastercard 、美國運通等外幣信用卡在中國的清算流程會是這樣：

一位曾負責對接銀行支付體系的從業者說在這種清算體系下，最符合卡組織長期利益模式的，是單獨發行外卡組織單標卡。因為在各種交易形態中，對於卡組織而言，單標卡都比雙標卡更具有吸引力。

如果進來的話，Visa、 Mastercard、美國運通等組織的信用卡就可以獨占清算組織的手續費。但這不容易，根據中國央行與銀監會發佈《銀行卡清算機構管理辦法》，要求申請在中國經營的外國銀行卡公司，必須在中國當地註冊的公司裡有 10 億人民幣的準備金。

銀聯成立於 2003 年，經中國央行批准後成立。央行直屬的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曾是其最大單一股東，其他股東包括十幾家國有和中資股份制銀行。而中國銀聯的歷任高級領導，幾乎都有在央行工作的經歷。此外所有支付公司都必須在中國部建立技術、數據基礎設施和備份數據系統。

路透曾報導，境外銀行卡組織對數據安全感到擔憂，擔心這可能導致內部系統受到監控，並可能難以保持專有數據的私密性。不過不管信用卡背後的手續費歸屬如何，它都已經失去成為中國最大交易渠道的機會了。

2016 年，中國非銀行金融機構經手的交易額接近 100 兆元，遠高於信用卡交易額，當中絶大部分是支付寶和微信。微信每天就有 6 億次交易。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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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網路無處不在，但 Netflix 還是電視之後第一個成功進入並影響了娛樂產業的技術公司。

說 Netflix 在拯救好萊塢，是因為它自己一年在影視內容上花數十億美元。並且它還帶動亞馬遜 ( Amazon,AMZN-US ) 和蘋果 ( Apple,AAPL-US ) 一起看上了這個新市場。

這些錢湧入之後，最後還是去了原來傳統好萊塢那批製作人、導演、演員那裡。比如 Netflix 拉來科恩兄弟拍、找威爾·史密斯 (Willard Carroll Smith) 演電視劇，亞馬遜也找伍迪·艾倫 (Woody Allen) 拍電視劇。今年奧斯卡，Netflix 拿到了 8 項提名。

還有像 Netflix 挖來的《實習醫生 (Grey’s Anatomy) 》製片人珊達·萊梅斯 (Shonda Rhimes)，上一份工作就是在迪士尼（Walt Disney, DIS-US）旗下的 ABC 電視台。

從艾美獎、金球獎、奧斯卡，從提名到獲獎人，好的劇、好的人都到了網路公司出錢的影視作品裡。對好萊塢來說，跟 Netflix 合作意味著最有效的電視分發渠道，一次性在全球多個市場上線。這在有線電視和院線電影時代不可想像。

這個渠道是如此的厲害， Netflix 的 CEO 里德·哈斯廷斯 (Wilmot Reed Hastings) 說自己的敵人包括了用戶的睡眠時間。

但同樣這個渠道，也在殺死好萊塢。

迪士尼、時代華納（Time Warner Inc, TWX-US） 、二十一世紀福斯 (Twenty-First Century Fox,FOXA-US)、索尼 (Sony Corp,6758-JP) 以及派拉蒙（Paramount Group Inc, PGRE-US） 這五大好萊塢片商， 2017 年的利潤總和僅為 41 億 7000 萬美元，較十年前縮水 77%，還沒有當時時代華納一家賺得多。

一些影視製片廠的利潤佔其母公司總利潤還不到 10%。根據某些預測，這個比例將下降到 5% 左右。美國電影院的票房也已經創下 19 年來的新低，年度票房收入剛過 100 億美元。100 億美元大約也就是 Netflix 上週五天時間裡漲出來的市值而已。

“由於過度依賴特許經營權，好萊塢將大部分更為激烈的電影讓給 HBO、Showtime (CBS Corp, CBS-US) 等付費電視提供商，以及像 Netflix 和亞馬遜這樣的原生數位平台。”《浮華世界 (Vanity Fair)》說。

做到這一步的 Netflix，是電視電影出現之後第一個真正意義上打進娛樂業的技術公司，成長為讓每一個好萊塢影業巨頭都害怕的對手。之前被人津津樂道改變音樂業的蘋果，其 iTunes 也只是改變了音樂、專輯的定價方式和宣傳渠道，它沒有改變內容的生產製作。

不管最終它對好萊塢是好是壞，Netflix 看上去都走在對自己好的道路上。根據 Netflix 上週發佈的財報，它已經在全球擁有超過 1 億 2000 萬用戶每月付費，其營業利潤翻倍達到 8 億美元，國際業務首次實現年度盈利。這份業績出乎華爾街預期，發佈後 Netflix 市值五天內增加 176 億美元，目前接近 1200 億美元，兩倍於 21 世紀福克斯、比整個百度 (Baidu,BIDU-US) 多出 30%。

有著漫威、星戰和 Pixar 的好萊塢最大片商迪士尼在 2017 年 8 月時中止與 Netflix 之間利潤豐厚的授權協議，不再在美國境內提供迪士尼品牌內容的授權，還推出兩個類似 Netflix 的服務。

至於 Netflix 的科技同行們，Google (Alphabet,GOOGL-US)、蘋果公司和 Facebook (FB-US)，正大舉進軍好萊塢，他們準備投入幾十億美元來創建原創節目，就像亞馬遜此前所做的那樣。而亞馬遜效仿的對象正是 Netflix。

這裡有 11 張圖，帶你看擁有龐大渠道的 Netflix 如何給好萊塢帶去各種影響。

Netflix 說過大數據拍片的故事，但這遠不如它的渠道重要

利用大數據實現用戶挖掘、推薦系統演算法、建立用戶定製化內容庫，這是 Netflix 數年來說自己是技術公司時的宣傳點。

常被用來舉例的是《紙牌屋 (House of Cards) 》。按照 Netflix 的說法， 它們透過用戶收藏、推薦、回放、暫停，以及用戶的搜索請求這樣的行為，預測出凱文·史貝西 (Kevin Spacey)、大衛·芬奇 (David Fincher) 和“ BBC 出品”三種元素結合在一起的電視劇產品將會爆紅。史貝西是男主角，大衛·芬奇則是第一季導演。

但拍個電視劇想用奧斯卡影帝、曾拍過電視劇的好萊塢名導和在英國試過水的劇本做改編，實在不需要什麼大數據。這就跟沒有大數據的派拉蒙年復一年請麥可·貝 (Michael Benjamin Bay) 拍《變形金剛 (Transformers) 》給中國人看一樣。而這都跟大數據沒什麼關係。一個強大的渠道才是 Netflix 最重要且最核心的資產。

從租賃 DVD 業務開始，Netflix 透過提供當時既有服務所不具備的優秀用戶體驗 (如租碟沒有到期日並擁有大量片源) 獲得大量用戶。然後這些用戶成了 Netflix 串流媒體內容業務的啟動用戶。它再用充盈的現金流獲取、製作大量影視內容版權，以此獲得更多用戶。

比較美國前四大線上頻道公司的收費，Netflix 月租費 7.99 美元起，最高 13.99 美元，沒有廣告。各類型用戶均享有先支付第一個月的月費後期隨時取消、無限電影電視節目資源和多終端跨裝置體驗等服務。月租高低只跟影片清晰度有關。就這樣，Netflix 利用技術創新透過一種既有者無法與其競爭的商業模式服務客戶，然後再隨著時間轉移進入到價值鏈的上游，直到那些競爭對手因為產品服務沒它好、價格還比它貴，而被顛覆。

截止到 2017 年年底，美國總計有 1.2 億個家庭，超過四成是 Netflix 的付費用戶，這一數字也超過當地五大有線電視網路用戶數之和。雖然沒有新聞、也缺少體育內容，但 Netflix 本身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大院線或者有線電視台。

2017 年，Netflix 證明自己在美國建立的這個渠道可以被複製到全球

Netflix 的國際化之旅是從 2010 年進入加拿大市場開始，之後它以此進入了拉丁美洲、英國、芬蘭、德國，並在 2016 年 1 月宣佈進入除中國等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外的全球市場。

在新市場能為公司帶來收益前，Netflix 需要先在當地打廣告、組織本土化團隊，它幾乎每到一個新市場就要重複一遍。

巨大的初期投入使 Netflix 國際業務早年虧損金額是收入的 2.3 倍。但國際業務在這期間也的確在快速擴張，其新增用戶數曾達到 220% 的同比成長，直到現在仍保持每季 40% 以上。

其中，巴西是 Netflix 最大海外市場，RBC Capital 2017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77% 的巴西受訪者看過 Netflix，其中 90% 的人對 Netflix 非常滿意、66% 的人說“根本不會取消訂閲”。

當地用戶 Augusto 告訴《好奇心日報》，跟巴西有線電視比，Netflix 的月費更是便宜的多：Augusto 父母家兩台電視都裝了有線電視，月費 45 美元；Augusto 每月付大約 11 美元，就可以在四台設備上看超高清 (UHD) 格式的 Netflix 影片。

“在我印象裡，絶大多數巴西年輕人選 Netflix 是因為你付了月費，就可以隨心所欲的看，沒有廣告、沒有播放次數和時間限制。我們大概只有看足球的時候會選擇有線電視，其他時間不是 Netflix 就是 YouTube。而我們父母輩更傳統些，他們會選擇有線電視。”Augusto 說，聽著和美國人也沒什麼區別。

儘管國際擴張逐漸取得回報，但 2016 年 7 月，Netflix 曾體會到了面對華爾街時的無奈：當年第二季，Netflix 新增用戶僅有 170 萬人，低於華爾街預期的 250 萬人。財報公佈後，Netflix 的股價跌幅一度達到 16%。只有高成長的國際用戶是當時唯一的好消息，它佔據當季 90% 全球新增用戶。直到現在，國際用戶的成長依舊能幫到 Netflix。

在上週的財報電話會議上，Netflix 首席執行長哈斯廷斯 (Wilmot Hastings) 承認，美國國內用戶成長放緩的情況，2017 全年用戶數量成長主要靠國際用戶 — 總數達到 6300 萬人，已經超過美國本土。

用戶數之外，Netflix 國際串流媒體影片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虧損率同時逐漸收窄。2017 年，Netflix 近五成、大約 50 億美元的收入來自國際業務，並首次實現年度盈利 — 2 億 2000 萬美元。這一結果打消了華爾街的疑慮，Netflix 股價大漲四天。

Netflix 靠美國的主流影視內容打開市場之後，也開始了本土化內容的製作。

在 Netflix 2016 年年初全球大規模上線服務時，市場普遍觀點是它可以很容易地滲透到像英國和歐洲其他富裕國家，那裡有良好的英語基礎。

而在其他市場，成長存疑。其中涉及收費模式、影視劇集文化差異、非英語國家和地區的本土化工作好壞 (如字幕翻譯) 等諸多問題。並且，對任何一個產品來說都顯得非常重要的中國，始終將 Netflix 拒之門外。

但 Netflix 還是透過一系列措施進入海外市場。在日本，Netflix 一方面購買日本暢銷 IP 資源，一方面找日本公司，比如吉本興業 (Yoshimoto Kogyo Co,9665-JP) 合作，將當地得獎作品和暢銷小說《花火》改編成電視劇。除此之外，Netflix 還會啟用具有國際知名度的當地演藝人員，以吸引更多觀眾，如《花火》的導演為廣木隆一，演員包括林遣都、波岡一喜等。

在巴西，Augusto 記得 Netflix 是靠《絶命毒師》在 2011 年剛進入巴西時就擄獲大部分用戶的心。但真正讓 Netflix 在當地熱門起來，是以講述南美毒販生活為主線的暢銷劇《毒梟 (Narcos) 》，啟用巴西演員飾演第一季的主角 Pablo Escobar。

去年 11 月 Netflix 兩檔月費分別漲價 1 美元和 2 美元。攤到每個用戶身上這是一筆小錢，但算總帳則代表收入至少增加 10%。關於漲價後的用處，Netflix 表示，它將繼續用於增加國際市場的訂閲數和製作原創劇集。

目前根據 Netflix 的最新說法， 它們在包括印度、印尼等東南亞市場，滲透率提升較大，“像拉美業務啟動的最初幾年”。哈斯廷斯補充說出色的新播劇集本土化工作，進一步推動國際用戶成長。

比如在韓國，Netflix 將在今年推出一檔原創韓劇《王國 (Kingdom) 》，並交由《隧道》，《走到盡頭》的導演金成勛執導，以及《信號》的編劇金恩熙撰寫劇本，女主角則是由裴斗娜出演，他們在韓國家喻戶曉。Netflix 在韓國的原創內容計劃，不止於戲劇。去年九月 Netflix 宣佈將製作韓國綜藝節目《Busted!》，邀請到當紅綜藝節目《Running Man》和《家族的誕生》的製作人曹曉震與金柱亨。

一年 80 部電影，Netflix 成了美國拍片最多的公司

從 2013 年的《紙牌屋》開始算起，Netflix 對於原創內容的投入不斷增加。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擺脫對於好萊塢製片廠以及其他影視內容供應商的依賴。

2015 年秋季開始，Netflix 沒能與電影頻道 Epix 達成交易，許多非排他性的內容陸續從 Netflix 下架。到次年 3 月，Netflix 串流媒體資源庫存比兩年前下降了 26%。這也讓 Netflix 開始將更多精力放在開發獨佔內容上。

2014-2016 年，Netflix 在原創劇製作上的投入以每年 15 億美元的速度增加，並在 2016 年達到 60 億美元。其製作的《少年嘻哈夢 (The Get Down) 》、《超感 8 人組 (Sense 8) 》等劇單集製作成本近 1 億美元。競爭對手中，也只有亞馬遜的燒錢速度跟得上它。

今年，Netflix 預計推出 80 部原創電影，並在年內全部完成發行。這意味著，他們平均 4 天半就要產出一部影片。而好萊塢電影產量最大的華納兄弟，2016 年推出的電影也只有 23 部。

跟好萊塢動輒耗資數億美元拍一部電影、再花幾乎同樣的成本打廣告、給院線分層不同，Netflix 計劃的 80 部電影中的絶大部分都將是成本低於 1000 萬美元的低成本影片。

好萊塢透過高投入影片來賺錢，依賴集數少的影片用於項目推廣、保持與發行渠道的熟絡關係。由於高投入高風險，很多時候片方將電影做的模板化，一部系列化的電影多少能減少他們教育市場的成本。比如漫威《鋼鐵人 (Iron Man) 》、《雷神索爾 (Thor ) 》、《奇異博士 (Doctor Strange) 》的劇情都是一個模版出來的。成功模版的反覆應用減少了風險，但也抹殺了創造力。

相比之下，Netflix 走的是另一條路、也是利用它最大的優勢所在 — 擁有無限廣大的內容存放空間、展示平台和已經養成的過億付費用戶。比如在 2016 年，北美地區平均每週新上映的影片有 10 部，而在 Netflix 上，觀眾能夠看到的內容是它的 5 倍以上。他們坐在沙發、躺在床上，打開手機、平板、電腦、電視中的任意一項，就能看到。

連帶著，Netflix 還改變了觀眾們看電視的習慣。相比傳統電視網路“預訂 — 試播 — 全季預訂 — 周播 — 續訂”的模式，Netflix 採取整季預訂整季上線的模式，讓用戶在上線當天開啟連續收看的馬拉松。這種觀看模式又被稱為刷劇（binge-watching）。

Netflix 的一項調查顯示，當時就已經有 61% 的受調查者說，他們經常會“刷劇”， 有 73% 的人說，在串流媒體上長時間“刷劇”讓他們感覺很好。

而且由於“刷劇”是製作完整季的內容再放出，創作、拍攝更加連貫了，創作者們也不會像以前一樣需要每週根據觀眾反饋調整，而是自己掌握起了劇情的走向。在談及為什麼要加強電視內容製作時，溫斯坦影業 (The Weinstein) 的首席運營長 David Glasser 表示：“我們現在有能力把傳統的紀錄片拓展到 4 小時、6 個小時、甚至 8 個小時。你能夠真正進入到一個故事當中。”

Netflix 收視最高的原創劇《勁爆女子監獄 (Orange Is the New Black) 》的主創 Jenji Kohan 談到了整季操作的另一種影響。她說可以根據需要讓劇情開拓出另一個境界，即使某些主要角色在此期間消失也無所謂，反正觀眾是在刷劇，幾個小時之後就又會見到。傳統的周播恐怕很難如此，主角無論如何都得每集露面，不然觀眾就會困惑了。

這些做法都使得 Netflix 成了榨乾用戶時間的機器。

早在 2014 年，Netflix 就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美國用戶的觀看時間。Redef 整理的數據顯示，當年 Netflix 美國用戶每月看大約 1300 億分鐘的影片，超過了 Discovery (DISCA-US)、迪士尼有線電視、NBC 有線電視 (Comcast Co,CMCSA-US) 在內的多個傳統電視業巨頭。

好萊塢的渠道也在反擊，但看上去更有希望的還是西海岸技術公司。

屬於“好萊塢派系”的 HBO 電視台本身是收費有線電視。在影片串流媒體起來以後，它也加入其中。

早期為了不侵害本身網路電視主業，HBO 的串流媒體分 HBO NOW 和 HBO GO 兩種模式：二者均可觀看 HBO 電視台播放的全部電影、電視劇和體育及綜藝等頻道、支持跨裝置多設備觀看、享受電視劇同步上線首映觀看權限。

但前者只能在串流媒體平台看，如果還要看在電視上看，另交 75 美元月費。這使 HBO 有與有線、衛星電視服務收費相當，卻比其他影片網站高一倍的服務，

而且 HBO 早期的串流媒體服務產品實在太差了，當網路質量不佳時，HBO 不是降低畫面清晰度以保持流暢度，而是直接切掉畫面只給用戶聽聲音。

目前追趕 Netflix 最快的還是亞馬遜，不但一年投入數十億美元自製內容，它本身在美國還有超過 5000 萬美元，因為各種原因辦了 Prime 會員服務的用戶，這些人每年至少繳 99 美元給亞馬遜，儘管當中很多一開始是為了免去快遞費。與此同時，亞馬遜也在拉攏傳統電視台，允許觀眾花額外月費訂其它電視台的節目。

好萊塢內容製作已經開始迎合 Netflix 帶來的改變，但不一定是好事

好萊塢電影都有“窗口期”，是指在電影院放映到數位影音版本發售的時間差。這種模式是片商、發行方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因為窗口期長短可以保證影片長時間分階段持續獲得收益，最大化影片的商業價值。

但 2005-2016 年，電影從院線上映到付費影片上線的平均時間持續下降。2015 年到 2017 年間更是快速從平均 135 天下降到 45 天。

期間，Netflix 還試圖讓自己出品的電影能夠在影院和網站上同步播出，同樣遭到了好萊塢的反對。美國影院業主協會主席 John Fithian 發佈聲明，提醒 Netflix 這種做法會同時減少院線及網路端營收。

不過到了現在，希望能夠縮短窗口期的正是好萊塢的這些大製片廠們。二十世紀福斯認為在電影上映後的 30 天到 45 天之後讓電影登陸影片網站是個合適的時間，而更為激進的環球影業和華納兄弟則分別認為窗口期可以被進一步縮短到 20 天和 17 天。

這些大製片廠們態度的轉變原因是：整個好萊塢話語權的更疊。以往，這些大製片廠不僅掌握著最好的內容，也掌握著網路電視、DVD 發行、甚至是電影院這樣的發行渠道，因此他們制定了整個好萊塢的運行模式。

但現在，不受他們掌控的網路渠道崛起，並且開始挑戰大製片廠們設置好的遊戲規則，還不用給他們分帳。可又讓好萊塢無法拒絶它們的是，網路公司能夠為好萊塢提供的票房以外的收入正在變得越來越多。

2016 年全年，北美票房總額為 113 億 7700 萬美元，僅比 2015 年成長了 2.2%。與此同時，串流媒體影片訂閲點播產生了 62 億美元營收，比 2015 年的 50 億美元成長了接近四分之一。

62 億美元這個數字甚至還超過了傳統的 DVD 生意。根據 Digital Entertainment Group 的年度報告，美國消費者在 DVD 和藍光光碟上的花費為 54 億9000 萬美元，同比下降 9.5%。

實際上，只要擁有足夠多訂閲用戶的網路平台，無論它是 Netflix 還是亞馬遜，他們都能夠在這個產業當中立足，而不用像以前那樣看好萊塢製片廠的臉色。因為透過自己掌握的大量消費者，網路平台已經能夠要求傳統電影公司給予他們一定的優惠，縮短窗口期就是其中的一種。而一旦他們自己也開始拍電影了，那他們也同樣能夠繞開傳統電影公司所掌握的那些渠道，包括 DVD、網路電視，在這個產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015 年，Netflix 花 1200 萬美元購買的小成本電影《無境之獸 (Beasts of No Nation) 》因為零窗口期受到北美四大院線抵制，僅有部分小院線願意上映，首映票房並不理想。但影片同步在 Netflix 上線後口碑傳開，不僅網路點播量大漲，院線票房也開出紅盤。同時因為有了院線上映，還獲得了不少電影獎項的參評機會。

去年年初，Netflix 買下了馬丁·史柯西斯 (Martin Scorsese) 的大製作電影，《愛爾蘭人 (The Irishman) 》的全球發行權。《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對此評論道：史柯西斯這樣一部巨額製作又眾星雲（8047-TW）集的電影發行權流到 Netflix 手中而非傳統發行公司，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情。從《無境之獸》到《愛爾蘭人》，這似乎都在說明 Netflix 並不需要依靠傳統的電影院，兆的訂閲用戶成了 Netflix 回收這些影片製作成本的基本盤。

《浮華世界 》一篇文章分析，正如現在消費者們逐漸拋棄整張專輯而購買單曲 (或者轉向 Spotify 這樣的串流媒體服務)，拋棄精裝紙書轉求更實惠的電子書，消費者最終將不再光顧電影院 — 去電影院看電影已經變成一個昂貴、麻煩的選項，而且選擇也非常有限。

相反，電影將自動送上門，窗口期的縮短只是其中一點。消費者還會透過盜版的方式偷看他們想要看的電影。2015 年，高票房電影在美國被非法下載超過 5 億次。或者，消費者乾脆什麼電影都不看了，YouTube、Instagram 以及 Facebook 都在搶走本屬於電影院的觀眾時間。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對電影業不一定是好事。因為就是會有一些叫好不叫座的電影需要花大價錢去拍，比如《銀翼殺手 (Blade Runner) 》系列。還有亞馬遜去年投錢拍出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片《海邊的曼徹斯特 (Manchester by the Sea) 》，但今年它說要拍大眾電影。在娛樂、取悅大眾這件事上，西海岸的公司一直很積極，而且擅長。

支持 Netflix 這幾年擴張的是高額舉債，這也是它最大的風險

2017 年年末，Netflix 手上可用的現金有 28 億美元。與此同時，它僅長期債務就達到 66 億美元，總債務超過 100 億美元。同時 Netflix 去年雖然盈利，但經營利潤只有 8 億美元。如果不是因為成功發行 30 億美元高收益債券，Netflix 根本無法繼續大規模買劇、拍劇。

債務高，相伴的是更大的風險。在標普全球評級中，Netflix 目前評級為 B+，即“垃圾級”。信用評級高低直接關係到企業的舉債成本。

但因為它現在發展趨勢好，資本市場並不太在意垃圾評級，向它要的利息遠低於好萊塢傳統巨頭。迪士尼 2017 年綜合借貸利率達到 9.73%，足足比 Netflix 高了 3 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同樣借 30 億美元一年，迪士尼要多還 9000 萬美元，夠拍一部中等製作規模的電影了。

Netflix 認為，自己的高市值支撐了債券價值，因為債券收益率受到衝擊一般是在市值大跌之後。CreditSights 高級分析師 Lindsay Gibbons 也表示，即便 Netflix 基本面惡化，高市值也能提供很大的壓力緩衝。

《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則評論說，市場之所以願意冒險借錢給 Netflix 除了因為高收益外，還普遍相信隨著美國股市整體攀上歷史高峰，Netflix 市值也水漲船高，這反過來又繼續提振這些企業發行的債券。

但如今美國科技股已經漲的很高了，Netflix 市值從 2016 年至今的漲幅接近 200%，美國人最近開始以創紀錄的速度湧入股市。根據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 & Co, MSPX-US）的數據，投資者對股票的配置已經躍升至兩年高位，家庭儲蓄率則降到 2008 年金融危機前的水準。

如果經濟環境變差，債券和股票市場都會受到影響，這樣將直接影響 Netflix 獲取現金的能力。而就像所有新技術公司一樣，Netflix 的員工收入也依賴股票期權，這同樣會受資本預期變動的影響。現在已經有了一些風險。

在迪士尼宣佈終止與 Netflix 的合作協議、以及發佈兩個類似 Netflix 的服務後，後者債券價格大跌，市值支撐債券價值的邏輯並不是牢不可破。相比之下，它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亞馬遜雖然也是一年燒幾十億美元在拍片上，但其核心電商和雲端業務一年也能盈利數十億美元，能夠承受資本市場的劇烈變動。而每季光靠 iPhone 就能賺得數十億美元的蘋果已經宣佈把海外超過 2000 億美元的現金儲備搬回美國。

隨著 Netflix 在 2018 年提高了預期的內容支出費用 (75-80 億美元) 和行銷支出 (20 億美元)，分析師預計這將導致其年末自由現金流在負債 30 億美元到 40 億美元之間。

“這公司什麼時候才能產生正的經營現金流？”彭博智（8155-TW）庫分析師 Stephen Flynn 說。但在什麼都在漲的美國資本市場，現在 Netflix 似乎還沒空管這個。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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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越來越多類似銀行業務的支付寶 (Alibaba,BABA-US)，現在失去了它的「儲蓄」。

2 月 1 日，如果你之前開通過支付寶餘額自動轉入餘額寶的服務，應該會收到這樣一則訊息。

「因餘額寶規則調整，3 月 15 日前餘額自動轉入服務暫停，你可手動轉入。點此查看」後面還附帶一個連結。

2018 年 1 月底，支付寶宣佈：為了防止餘額寶規模成長過快，到 3 月 15 日前，餘額寶自動轉入的功能將暫停執行；而且存錢進餘額寶也變成了用戶每天早上 9 點開始的搶購，每日總量限購，售完為止。

沒有限制地把支付寶餘額自動變成理財產品的日子，在去年就結束了。

餘額寶  2013 年剛推出的時候有 100 萬人民幣的購買上限，但 2015 年餘額寶為了更多獲取資金，將轉入餘額寶的額度上限取消了。

到 2017 年 6 月，餘額寶已經吸收超過 1.4 兆人民幣資金，超過了招商銀行的儲蓄。但限額也從此開始。

2017 年 5 月，餘額寶將個人持有額度上限調整為 25 萬人民幣。

2017 年 8 月，這個上限又被調整為 10 萬人民幣。

2017 年 12 月 8 日，餘額寶規定用戶單日申購總額不能超過 2 萬人民幣。

最後是 2018 年 1 月，餘額寶從限制個人申購變成限制總額。

最新數字還沒出來，但到 2017 年第三季度，餘額寶的成長已經停住：

這不是因為用戶對於網路理財沒有興趣，此時，中國的網路理財規模達到了新高。數據顯示，網路理財規模已經從 2013 年的 2152.97 億人民幣成長到 2017 年的 3.15 兆人民幣。

2013 年 6 月，餘額寶正式上線。過去四年裡，這個由餘額寶做起來的市場規模翻了 15 倍。

商業銀行的利潤主要來自於存款和貸款的利差，餘額寶吸走兆元人民幣的零散資金，就意味著銀行不得不以更高的成本獲得資金。現在它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

但支付寶母公司螞蟻金服損失的就不只是餘額寶帶來的直接受益。

餘額寶的出現普及了網路理財，這也是支付寶銀行生意的基礎

「再也沒什麼理由把錢存銀行了」是《金融時報》報導餘額寶上線時引用的一句評論。

2013 年 6 月13 日，支付寶正式推出餘額寶服務。這個上線僅 10 天的理財業務就穫得了 100 萬的用戶量。當時，中國用戶數最大的貨幣基金公司的用戶量也只有 250 萬。

支付寶最初是阿里巴巴（Alibaba, BABA-US）為了解決淘寶網路交易安全所設的一個功能，採用了「第三方支付」。阿里巴巴在 2004 年成立專門的支付寶公司，為用戶和商家提供免費交易、轉帳。

到 2012 年 6 月，支付寶的註冊用戶數量超過了 7 億。越來越多的人習慣於把零錢放在支付寶裡，以便在淘寶購物。

有了信任和龐大的用戶數量，餘額寶快速拿到了第一批用戶。

讓它進一步擴大的是產品本身更好。

當時餘額寶的年化利率在 4% 到 6.9% 之間，這個數字超過當時商業銀行 3% 的 1 年定期存款利率，甚至比 3 年期定期存款 4.25% 的利率還要高。

一萬人民幣放在定期存款裡一年的收益只有 300 元人民幣，而如果通過「餘額寶」，一年的收益可以達到 400 至 600 元人民幣左右。

利息比銀行三年定存高，存取款沒有限制並且可以直接用於消費和信用卡還款，餘額寶雖然是貨幣基金，但它在體驗上和活期存款沒有任何區別。支付寶的用戶開始選擇將錢放入餘額寶內。

2013 年年底，上線半年的餘額寶用戶數就達到 4000 萬。「支付寶錢包，會賺錢的錢包」是那個時候，你在北京和上海地鐵裡到處可以看到的廣告詞。

餘額寶本質就是個貨幣基金，是天弘基金專為支付寶制定的增利寶貨幣基金。

通過聚集支付寶用戶閒置的資金，規模龐大後的餘額寶可以用更高的協議利率將錢存入希望獲得資金的銀行，一部分資金還可以投資風險較少的短期國債、銀行承兌匯票等短期理財產品獲得收益。

銀行試圖表現得很淡定。

2014 年 2 月，當時的工商銀行行長楊凱生接受採訪時說，餘額寶不會顛覆銀行，更談不上有威脅。

但不過 1 個月後，工行和農行均宣布調低儲蓄卡轉至餘額寶的上限，而之前兩家銀行對此沒有限制。工行從之前的無限額轉至餘額寶降低到單筆 5000 元人民幣，單月 5 萬人民幣。

而 2014 年，多家銀行也上線了類似餘額寶的貨幣理財產品，包括平安銀行的平安盈、工商銀行天天益理財，主打的也是高利率和快速贖回。

工商銀行在 2013 年的年度報告中說，餘額寶上線後，商業銀行儲蓄存款第一次開始出現下滑，此後商業銀行的儲蓄存款，平均每月減少 1200 億人民幣以上，全年累計減少 6860 億人民幣。

2017 年餘額寶的用戶數量突破了 3 億。截止去年第三季度，餘額寶的規模達到了 1.56 萬億人民幣，人均消費金額為 3885 元人民幣。

「餘額寶從一開始就不是支付寶的戰略級產品。它從來不是為了顛覆誰，或者打敗誰。」2014 年，支付寶母公司螞蟻金服的 CEO 彭蕾這樣定義餘額寶。

但說著餘額寶不是戰略產品的同時，螞蟻金服在 2013 年年底就以 11.8 億人民幣入股天弘基金 51% 的股權，實現了控股。

而錢進來只是開始。

從餘額寶開始，支付寶搭起了銀行的架子

以低利率吸收大量用戶的錢儲蓄，再用更高的利率進行放貸，從中間賺利息差，這就是銀行的盈利方式。

儲蓄、理財、貸款、信用卡這些服務構成了銀行的基本業務。一名 1990 年代開始在郵政儲蓄銀行工作的管理人員告訴我們：「錢由帳戶存入銀行之後，主要用於放貸，這部分業務占到 50% 到 60% 左右；剩餘的 20% 到 25% 的存款需要當作準備金交給央行存放；剩餘的存款，一部分用於以更高的利息借給其他銀行周轉，短則 1 天、最長為 1 年；還有一些存款會用於購買國債或股票證券進行投資。」

銀行要做生意的第一步就得靠吸收存款來獲得金錢，支付寶想做支付工具之外的金融生意也得有錢。隨著餘額寶的規模不斷擴大，支付寶既收取了資金又擁有了用戶，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

推出餘額寶一（8222-TW）年後，支付寶改名為螞蟻金服，在幾個月內完成了 7 筆對金融公司的收購，開始構建金融業務。

當時螞蟻金服確認了支付、理財、融資、綜合金融與金融基礎設施這 5 大塊業務，和商業銀行沒什麼區別。

2014 年，當越來越多的錢存入餘額寶之後，提醒你還可以購買收益更好的理財產品成為餘額寶裡顯眼的提示。

支付寶在自己的理財板塊裡推薦的，既有打著「低風險、收益穩、額度高」的短期保本產品，也有餘額寶自己推出的 30 天到 1 年期的理財產品，可以讓你進行大額度，長期的投資，更像是銀行吸納定期儲蓄。

同時，支付寶還販售基金、黃金等金融產品，獲得手續費的收益。

相比之下，那個時候的銀行還在通過人工打電話的方式尋找客戶購買理財產品。每個分行都會給自己的客戶經理下達指標，當時完成指標的方式就是每天給客戶打電話。一天幾十個電話打下來，打擾客戶不說，實際上真正購買的比例也不是很大，人工成本還很高。

2015 年 1 月，螞蟻金融服務宣布成立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主要將依靠支付寶消費、餘額寶理財等行為對個人用戶進行信用評等。

芝麻信用的評等出現，對應的就是央行建立的消費者信用系統，也構成了螞蟻金服接下來個人借唄和花唄的信用基礎。隨後，依靠芝麻信用，支付寶還推出了一系列免押金服務，從幾百塊的共享單車押金到幾千塊的房租押金。

2015 年 4 月，主要經營網路小額借貸的螞蟻借唄上線。針對的就是當時銀行放貸業務裡還不怎麼重視的小微企業和個人貸款服務。

2017 年前三季度螞蟻小貸的放貸規模已經達到 3000 億人民幣，淨利潤為 44.94 億人民幣。這兩個數字幾乎以每年翻倍的速度成長。

就在借唄上線的同一個月裡，支付寶​​還上線了螞蟻花唄，本質上這就是沒有實體卡的信用卡。

螞蟻花唄的盈利方式也和信用卡一樣。銀行的信用卡盈利主要通過分期，開通信用卡之後會開放一定額度給用戶，然後刺激消費。等你還不了，再藉由收取年化利息普遍超過 15% 的信用卡分期還款和分期消費來獲利。

和需要審核薪資，等待製卡寄卡的銀行信用卡體驗相比，花唄只需要幾秒就可以開通，授予用戶幾百到幾萬不等的消費額度，免息期最長可達 41 天。一段時間裡，花唄甚至成為了淘寶默認的支付方式。每到雙十一的時候，花唄還會自動提升額度，鼓勵用戶更多的消費。

截止 2017 年 6 月末，花唄的淨利為 10.2 億人民幣。其中 90 後的年輕用戶占了 47.25%。

支付寶變成了跟現用銀行帳戶幾乎一樣的東西：用戶往裡面存錢，一部分流動資金放在支付寶，一部分投資保值需求的存入餘額寶，吃飯、交水電煤氣費、購物、轉帳。想要購買昂貴的商品，既可以在借唄上借錢，也可以用花唄分期支付。

本質上，這些和銀行的存款，貸款以及信用卡都是一樣的生意。銀行對個人的業務，基本上支付寶都有了。不同的是，支付寶不需要設分行，不需要讓人去銀行開戶。

雖然不是初衷，但支付寶的確推動了金融業的改革

而餘額寶的出現則讓貨幣基金以及中國金融的利率市場化獲得了極大的進展。

從 1993 年央行提出「利率市場化」到 2004 年取消了存款利率浮動下限和貸款利率浮動上限，利率市場化的這一點變化花費了整整十年的時間。

而改革也並沒有起到什麼效果，銀行沒有動力提高活期儲蓄的利率。

2012 年，存款利率浮動上限調至 1.1 倍，但儘管政策出來了，卻並沒有幾家銀行存款利率先往上浮動 10%。當時，各家銀行的存款利率都區別不大，大眾投資標的匱乏，銀行雖然也推出理財產品，但是大多數都有幾萬塊的投資門檻。除了存錢，並沒有更好的選擇。

而餘額寶的出現，讓對理財不敏感、不了解的人，也熟悉了貨幣基金這存在多年的產品。可以說，餘額寶開啟了全民理財的時代，這個時代裡受到最大衝擊的就是傳統商業銀行們。

餘額寶出現半年後，也就是 2014 年 2 月份春節過後，銀行用戶活期存款比去年同期大跌  6706 億人民幣，而以餘額寶為代表的貨幣基金規模成長了近 1 兆人民幣。

短短的兩年之內，銀行存款利率上限多次調整。最頻繁的時候，2014 年 11 月到 2015 年 8月，幾乎每隔 3 個月，存款利率區間上限就往上進行一次調整，從 1.1  倍成長到 1.5  倍，甚至連一年期以上的定存上限都開放了浮動。

餘額寶背後的支付寶推出的一系列金融創新，也極大程度推進了銀行業數位化的進程。

馬雲 2008 年說：“ 如果銀行不改變，我們就改變銀行。”

銀行確實被改變了。近年來除了減免包括銀行卡年費、跨行取款手續費等在內的多項費用，同時商業銀行也加大了在手機應用、行動支付、線上辦理業務方面的投入。

其中，招商銀行的 CIO 陳昆德曾經說過，招行的轉型就是以金融科技公司為目標。作為國內數位化做得最好的商業銀行，招行的零售業務主要策略就是以手機優先，將所有能搬到網上的業務都搬到了網上以及手機上。

誕生 13 年的支付寶改變了整個銀行業，它和微信支付一起把移動支付變成了一個現實。現在，不做好手機，線上使用者體驗就沒辦法獲得年輕用戶已經成為銀行不得不面對的事實。

餘額寶則依靠網路，線下支付帶來的高效和方便逼得銀行業不得不放棄緩慢的利率改革，加快提升利率變化、改進了理財服務。

限額之外，還有一系列更具體的監管，結束了支付寶的銀行夢

2017 年 2 月，央行發布《 2016 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這份報告裡，風險和泡沫兩個詞不斷被提到，金融風險被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

但監管政策沒有公開談論的是，餘額寶等理財市場的大規模發展實際上是搶奪了本來銀行低成本吸收存款的業務。

明顯的是，銀行的存款成長速度這幾年的確變少了。

央行的數據顯示，餘額寶推出後，銀行存款成長幅度始終處於減少的狀態，從 2013 年 6 月的 14.3% 縮減至 2017 年 12 月的 9%。

2017 年 1 月至 11 月居民儲蓄新增 3.82 萬億人民幣，和前年同期新增的 4.54 兆人民幣相比，累計儲蓄成長少了 7000 億人民的幅度。

餘額寶並不是讓銀行存款流失，而是增加了銀行獲得存款的成本。

2017 年天弘基金的半年報顯示，餘額寶中有 82.95% 的資金是銀行存款和結算預備金。也就是說，用戶的錢依然放在了銀行裡，只不過持有人換成了天弘基金。由於資金龐大，這筆錢的存款利率遠比普通活期存款要高。

對於主要業務是靠存款放款的銀行來說，無法以較低的利率獲得存款，銀行存款成本高了，貸款利率又有央行劃定的利率上限，不得私自越過，所以利潤就少了。

銀行的放貸規模還受到資本適足率的限制，目前的政策規定，商業銀行資本和風險資產之間的比例不得低於 8%。在存款大幅減少的情況下，意味著銀行放貸規模的利潤減少。

另一方面，以餘額寶為主的貨幣基金並不是沒有風險。

最大的問題來自於集中贖回的擠兌風險，雖然餘額寶投資的產品多是風險較小的國債、銀行存單以及少部分金融債券。但規模達到 1.5 兆人民幣的餘額寶一旦出現大規模的提現事件，引發的問題會很嚴重。

這正好是新的監管重點。2017 年 9 月，證監會發布了《對投資基金流動性的風險管理規定》，表明對於重要性較高的貨幣市場基金將會嚴格要求。

按照規定，基金公司所能管理的貨幣基金規模，最大不能超過該公司風險預備金帳戶餘額的 200 倍。以餘額寶 1.5 兆人民幣的規模為例，若按照規模的風險預備金 200 倍來計算，其風險預備金就需要 71.5 億人民幣。

而央行也在去年下半年開始密集發布一系列維持金融穩定的政策。其中就有要求支付寶等機構將預備金比例提高到 50%，集中存入央行帳戶中。同時對螞蟻金服另外兩個主要業務借唄和花唄的高槓桿都開始了監管。

2018 年年初，央行約談了螞蟻金服的相關人員，就支付寶、螞蟻金服涉及的「高槓桿」融資帶來的高金融風險進行調查。

最終並不知道央行和螞蟻金服經歷了怎樣的溝通，螞蟻金服所有的業務都開始對規模進行調整。

今年年初，螞蟻金服關閉了部分用戶借唄和花唄的功能。幾天前，螞蟻小貸業務傳出申請消費金融公司牌照的消息。

而對於餘額寶的限制則越來越嚴格。去年 10 月 25 日，天弘基金披露餘額寶三季度報告。數據顯示，餘額寶三季度的環比成長為 8.9%，相較於二季度 25% 的成長、一季度 41% 的成長，明顯下降。

但這還不夠，最終餘額寶選擇每日限額購買，並關閉了自動轉入的功能。

同時，為了符合央行 2016 年對於銀行之間互相拆借錢的同業存款利率進行控制。對餘額寶內資金進行配置的天弘基金從 2016 年開始就大量減少了同業基金的配比。這種借給銀行的低風險、高回報的產品曾經被貨幣基金廣泛投資。

天弘基金 2016 年報顯示，餘額寶的資金的配置中有 16% 用於同業存款，這個數字在 2017 年降為 3%。與之相應的是，國債和風險較小的金融性債券投資比例則開始上升，最直接的結果是，餘額寶的利潤連續下滑了。

2017 年 12 月，支付寶開啟了新一輪的掃碼送紅包，幾乎在所有的實體店舖裡，你總能聽到店員和你說「掃一下這個支付寶的碼，有好幾塊錢的紅包吶。」

補給用戶的錢並不是商家自己拿出來的，而是螞蟻金服自己的錢。目的就是為了和微信支付搶奪線下支付的市場。需要靠補貼搶市場的生意都不輕鬆，尤其是當面對騰訊的時候。

銀行不好做了，支付寶最重要的事又變成了那個支付入口。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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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學家所稱的一種“財富效應”下，資產增加、支出增加、儲蓄減少是很自然的。但美國家庭最近花的錢好像太多了。

美國商務部本週公佈的數據顯示，去年 12 月美國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儲蓄率下降至近 12 年來的低點，只有 2.4%。《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指出這與美國持續上漲的股市有關。

去年，三大股指的漲幅都在 20% 以上。其中道瓊工業指數去年內創了 71 次新高，標普 500 指數和那斯達克指數也有接近的數字。而且它們波動性也很低，比如標普 500 指數去年沒有一天漲跌超過 2%。

這些因素都促成了美國人把收入投到股市裡，而最近開始以創紀錄的速度湧入股市。根據美銀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 & Co, MSPX-US）的數據，投資者對股票的配置已經躍升至兩年高位。

財務諮詢公司 Triad Financial 的高級財務顧問亞倫·帕裡什 (Aaron Parrish) 告訴《華爾街日報》，去年他的一位離異客戶在股市獲利後，總共給了兩個女兒 5 萬 6000 美元，這相當於大多數美國人一年的收入。

“如果我們股市沒這麼好，我想她就不會這樣做了。”帕裡什說。

與此同時，美國人也比以前更愛消費了。油價降低後，汽車銷量的大幅增加，去年第四季美國消費者支出金額比同期成長  3.8%，並進一步帶動 GDP 成長速度達到 2.6%，高於 2000 年代初期以來長久維持的 2% 的成長速度。

財務策劃公司 Padden Financial 的 CEO 希拉·帕登 (Sheila Padden) 說：“越來越多的人想要豐富生活， 他們可能正在旅行或考慮買一間度假別墅。而且這還不是最極端的花費。”

健康保險顧問 Clara Soh 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說，因為她在奧勒岡州波特蘭市投資的房地產價值翻倍，她最近剛從日本度假回來，還買了新車，並有考慮賣了房地產直接變現。

“股市一次接一次的創新高，退休金帳戶餘額漲穿了天花板，我們已經很久沒看到這樣的場景了！”川普在進行的任內首次國情咨文演講中說道。

股票和汽車投資外，美國失業率也在 2017 年創下近 17 年來新低，上月僅為 4.1%。招聘職位數量則是連續 87 個月比同期增加。另一個能直接反映美國就業形勢的“非農就業人口”已經連續 7 年新增人數超過 200 萬。

這是美國勞工部有數字統計以來的第二次。前一次發生在 1990 年代初，在雷根政府的減稅和經濟刺激計劃作用下，美國就業人數大增。

波士頓諮詢公司 Mayflower Advisors 的執行合夥人 Lawrence Glazer 表示，他們對自己的就業前景充滿信心。並且看到自己的投資帳戶淨值不斷增加，覺得“資產在自己做儲蓄”。

不過，在一些經濟學家和總體經濟分析師看來，樂觀的收入預期在增加消費的同時，家庭債務也在增加。當債務比例過高和資產／股票價值下跌達到某個臨界值時，可能會引發新的經濟危機。

美國的家庭債務水平從 2007 年的 14 兆 2000 億美元，下降到 2011 年的 13 兆 4000 億美元。然後在 2017 年的第三季又回升到 15 兆 1000 億美元，超過了金融危機爆發時的數字。當時美國人借入遠超自己年收入和儲蓄的資金，四處買房。

對此，紐約大學的經濟學教授 Jonathan Morduch 表示，已經可以看到現階段潛在的家庭債務危機，但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如果儲蓄率在 2018 年年中仍然是 2％ 左右，那麼你可以開始擔心了。Amherst Pierpont 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 史丹利 (Stephen Stanley) 說。

2005 年，美國家庭儲蓄率 2.4%，跟現在一樣低。美聯儲主席亞倫·葛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當時警告房市場泡沫。兩年後，泡沫破裂。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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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是胡椒博士 (Dr Pepper,DPS-US)，這種說不清是櫻桃還是杏仁味道的碳酸飲料，飄著焦糖和香草的香氣讓愛好者著迷，討厭的人則形容為一種咳嗽藥水味 (從配方上說兩者確有關係)。

現在這款 1885 年誕生 (比可口可樂（Coca-Cola, KO-US） (Coca-Cola,KO) 還早一年) 的汽水有了新主人。

本週一，美國第四大咖啡銷售商綠山咖啡 (Keurig) 與美國第三大碳酸飲料製造商胡椒博士達成協議，以 187 億美元現金獲得後者的控股權，兩家公司將合併成立 Keurig Dr Pepper，以此解決產品多元化和銷售管道能力的需求。

這次合併將包括胡椒博士旗下的 Dr Pepper、七喜、Snapple、A＆W、Mott’s 和 Sunkist 等軟性飲料品牌，和咖啡品牌 Green Mountain Coffee Roasters 和膠囊咖啡機製造商綠山咖啡及其擁有的 75 多家合作品牌系統。

這也就意味著，一家年銷售額預計達 110 億美元、負債逾 160 億美元的新上市公司由此誕生。據 Dealogic 稱，這將成為史上最大規模的軟性飲料公司合併交易。

綠山咖啡首席執行長 Bob Gamgort 表示，要想繼續在咖啡飲料領域取得成功，公司必須能夠提供多種形式的飲品、擁有多個飲料品牌，並能夠透過各種平台推廣這些品牌。

但一些分析師對這項交易感到困惑。Sanford C. Bernstein＆Co. 的分析師 Ali Dibadj 在一份研究報告中表示：“我們還沒有完全確信合併背後的基本戰略原理。”

促成這樁交易的是綠山咖啡背後的 JAB Holding，這家負責德國萊曼 (Reimann) 家族財富投資的公司近年來正剝離旗下的奢侈品品牌，同時不斷買入咖啡、麵包與餐飲品牌。

JAB 的收購／出售時間表

2014  50 億美元 — 收購億滋（Mondelez, MDLZ-US）旗下咖啡業務

2015.12 141 億美元 — 收購膠囊咖啡機品牌 Keurig Green Mountain

2016.05 13.5 億美元 — 收購美國第二大甜甜圈品牌 Krispy Kreme

2017.04 計劃出售 Jimmy Choo、Bally

2017.04 72 億美元 — 收購連鎖麵包店品牌 Panera Bread

2017.07 12 億美元 — 出售 Jimmy Choo 給 Michael Kors (KORS-US)

JAB Holding 正在建立一個餐飲王國，在擁有了咖啡、甜甜圈、麵包之後，胡椒博士是如何進入這家盧森堡投資公司的視野的？

在如今碳酸飲料的悲觀氛圍裡，胡椒博士是為數不多的保持了成長的公司。根據美國產業媒體 Beverage Digest 的數據，從 2004 年到 2015 年間，胡椒博士在美國的市場佔有率都保持了成長，2015 年達到 17.3%。目前是僅次於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PepsiCo, PEP-US） (PEP-US) 的美國第三大軟性飲料製造商。

無論是超市、餐廳、還是酒吧，只要是有汽水的地方，就有胡椒博士的存在。作為德克薩斯州土生土長的汽水品牌，在德州的某些地方胡椒博士的銷量甚至超過了可口可樂。

除了七喜，胡椒博士集團把旗下大部分飲料，在國際市場的生產和經銷權都交給了可口可樂公司 (而可口可樂顯然無暇顧及胡椒博士)。

美國市場是胡椒博士的絶對主場。和可口可樂和百事公司不同，胡椒博士集團 89% 左右的收入來自美國市場。

19 世紀初，藥劑師 Charles Alderton 創造了這種美國最古老的汽水口味，藥店老闆 Wade Morrison 將此飲料命名為 Dr Pepper，後來在 1995 年被吉百利 (Cadbury Schweppes) 買下。2008 年吉百利分拆了旗下包括 Snapple 果汁等軟性飲料業務。

在美國的碳酸飲料市場，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兩家的市場佔有率合計 70%，富比士認為胡椒博士集團能實現小幅攀升也和其較小的市場佔有率有關，但憑藉其積極的組合包裝行銷，胡椒博士集團正在從其他公司手中拿走市場佔有率，尤其是近年來不斷丟掉市場的百事可樂。

2016 年 Q1-Q3 北美碳酸軟性飲料 (CSDs) 市場數據

但胡椒博士集團也有自己的麻煩，相對於另外兩位產業老大哥，胡椒博士集團的產品線太過單一，這限制了其成長速度。

吉百利公司曾為胡椒博士創建了其首個副線產品，一種名為 Red Fusion 的鮮紅色汽水，希望以此抗衡競爭對手如潮水般湧現的副線品牌 — 白的、藍的、透明的，檸檬、柳橙、樹莓、蔓越莓、香草或是咖啡味道的，但遺憾的是，這款飲料並未被市場接納。

自 2008 年從吉百利公司拆分出來後 ，胡椒博士集團唯一一筆收購是，2016 年花 17 億美元買入生產低熱量的蘇打水、椰子水和茶飲料的飲料公司 Bai — 既然消費者不喜歡我們做的新口味汽水，那一瓶只有 10 卡路里左右的飲料怎麼樣？

如果胡椒博士集團不這麼做的話，競爭對手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可能會拿下這個品牌，畢竟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這幾年都在尋找並收購市場上主打健康的新興飲料品牌。

而強大的銷售管道和自有的灌裝業務，也是胡椒博士集團能夠在兩大可樂品牌激烈廝殺之間，佔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6 年吉百利集團從凱雷集團 (Carlyle Group,CG-US) 手中收購了美國最大的獨立裝瓶商 Pepper / Seven Up Bottling 集團，隨後又陸續收購了全美 Bottling 公司、舊金山的 7UP 灌裝公司、Davis Bottling 公司等，這些收購幫助胡椒博士集團掌握了北美近半數，包括果汁、茶葉、混合飲料和果醬在內的銷售管道，深入絶大多數美國消費者。

不過在業績壓力下，可口可樂倒是從 2016 年初就開始分離灌裝業務，試圖以“輕資產”的模式重新奪回年輕消費者。我們曾在這篇文章中有過詳細分析，其潛在風險是失去對銷售管道的掌控，很可能會導致無法根據市場變化更快速進行靈活調整。

收購方顯然還是看重這項資產的。綠山咖啡首席執行官 Bob Gamgort 公開對外表示收購訴求：綠山咖啡將利用胡椒博士集團的經銷管道推廣 Peet’s Coffee 和 Forto 高濃縮咖啡等飲品，而綠山咖啡的網路管道，比如亞馬遜 (Amazon,AMZN-US)、百思買（Best Buy, BBY-US） (BBY-US) 等也會促進胡椒博士的銷售。

促使這項巨額交易發生的另一個原因可能與此也有關 — 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瓶裝咖啡市場在不斷成長。根據全球市場調查公司歐睿國際提供給《好奇心日報》的數據，2016 年美國瓶裝咖啡銷售額比 2015 年成長了 9.8%，達到 4 億 8000 萬美元，這個數據在中國市場能達到 21% 的同期成長率。歐睿國際預計到 2020 年瓶裝咖啡市場規模會成長到大概 8 億 5000 萬美元。

這樁交易將幫助綠山咖啡與眼下主導這一市場的星巴克（Starbucks, SBUX-US） (Starbucks,SBUX-US) 展開競爭，後者的罐裝飲料由百事公司負責經銷。 可口可樂公司去年也開始經銷 Dunkin’ Donuts (母公司Dunkin Brands,DKNK-US) 旗下一款罐裝冰咖啡。

此外，考慮到胡椒博士在海外市場少得可憐的市佔率，這次合併是否會帶來國際市場的擴張計劃，目前還尚未可知，但在未來看起來是勢在必行的一步。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這次併購還是比較像相互取暖。如果短期內沒有什麼辦法提高銷售量和利潤，那麼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減少成本。根據綠山咖啡方面提供的數據，這筆交易預計能省下每年 6 億美元的成本。

新公司 Keurig Dr Pepper 成立後，將由 JAB 控股，胡椒博士集團的股東將持有合併後公司約 13% 的股權，新公司將在紐約證交所上市。

有分析師認為這筆交易將有助於提升 JAB 旗下其他品牌的知名度，同時幫助其達成更多筆交易。過去 10 年間，JAB 總共斥資超過 400 億美元用於收購美國的餐飲品牌，並且還遠沒有停手的打算。市場猜測，這個建造中的餐飲王國的下一塊積木，很可能是美國連鎖甜甜圈品牌 Dunkin Donuts。

為了與星巴克、麥當勞（McDonald’s, MCD-US） (McDonald’s Co, MCD-US) 等對手競爭， Dunkin Donuts 曾宣佈要在未來兩年裡投入 1 億美元，用於數位創新和店市改造。利潤正在下滑的 Dunkin Donuts 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被收購成為了一個合理的選擇。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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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城市規劃諮詢機構 Demographia 近日發佈的《 2018 全球房價負擔能力調查》報告，在包括美國、澳洲、日本等 9 個主要國家和地區的 92 個城市中，香港連續第 8 年佔有房價最難以負擔這個頭銜。

Demographia 用中位數倍數 (Median Multiple) 來衡量房價的負擔程度。其具體計算公式為，當地房價中位數與稅前家庭收入中位數的比例，因此這個數字大致上與傳統意義上的房價收入比相當，但剔除了低收入人群及高收入人群的影響。

2018 年，香港房價的中位倍數達到了 19.4 倍。這意味著普通香港家庭不吃不喝不納稅，也需要超過 19 年的時間，才能在香港買一套房。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了，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雪梨和溫哥華，兩座城市的房價中位數倍數分別為 12.9 倍和 12.6 倍。

此外，香港房價也在過去多年中不斷攀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據，2017 年 11 月，香港私人住宅售價指數達到了 347，連續 13 個月創下了歷史新高。該指數是考慮了住宅售價、住宅本身的折舊，等多種可能影響住宅售價的因素後，統計出來的香港房價指數，因此可用以比較不同時期房價的差異。

Demographia 的數據也證實了這個趨勢。2013 年，該機構給出的香港房價中位數倍數為 14.9 倍，僅為 2017 年的四分之三。

與中國一樣，香港高房價的一個關鍵因素仍是土地政策。在《地產霸權 (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 》一書中，作者潘慧嫻指出，1984 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對於土地政策的規定可以說是奠定了此後香港高房價的基礎。

由於土地被看作是一種極其重要的資源，即將收回香港的中國政府擔憂港英政府，會在 1997 年之前大量拋售香港土地，因此《中英聯合聲明》特地在附件三當中，對於土地政策進行了詳細規定，其中的第四條規定，港英政府每年批出的土地小於 50 公頃，其中不包括批給香港房屋委員會建造出租的公共房屋所用土地。

每年 50 公頃的配額，僅為香港總面積的不到萬分之五，大致相當於十個三里屯太古裡的佔地面積，土地開發程度極其低下。香港中文大學前財務系教授王澤基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土地供應被大大壓縮，房產價格從 1989 年就開始上漲，一直漲到 1997 年的最高峰，跟市民收入完全脫節。”

1997 年以後，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香港經濟一度陷入低迷。過去十年快速上漲的房價也失去支撐，開始下跌。為了挽救經濟、提升房價，香港政府縮減了土地供應量。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數據，2001 年香港政府批准的住宅土地僅為 5.3 公頃，遠低於 2000 年的 27 公頃，到了 2003 年這個數字更是降到了 0。當然 2003 年香港也遭遇了非典的襲擊，同樣對香港經濟造成了嚴重打擊。

當土地供應量被政府大幅削減，能夠從中獲益的，就變成了能夠從政府獲得土地的地產商，政商關係成為了最重要的影響因素，裙帶資本主義 (即權力與資本合謀，以霸佔和壟斷社會的財富) 就開始漸漸成為香港主流的社會結構形態。李嘉誠、李兆基、鄭裕彤、邵逸夫等一批香港富豪開始崛起。

2014 年 3 月，《經濟學人》公佈了全球 23 個主要國家和地區裙帶資本主義的排名情況。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遠遠高於其他國家和地區，富豪財富佔 GDP 的比重接近 80%，排名第二的則是俄羅斯，大約為 20%。

而地產商對於房屋的壟斷，也進一步加劇了房價的上漲。梁文道評論：“雖然大地產商並非真的想取得那塊地皮，但他們在競標時舉手，就可以輕易將拍賣價格提高一、兩億，甚至三億。這樣做的目的是抬高地價，給市場傳遞出交易活絡的訊息：既然未來地皮會越來越貴，那蓋的房子自然也會越來越貴。”

近年來，來自非香港居民的投資也是香港房價上漲的原因之一。根據中原地產的數據，去年香港新出售的地產買家中 21% 都來自中國。在人民幣貶值及各個城市都在收緊買房政策的情況下，很多中國投資者將香港房產當做合適的投資項目。

難以負擔的房價對於社會整體是一種損害。在 Demographia 的報告中，他們特別提及：“房價越難以負擔，就更有可能導致生活水平的下降，而這將威脅到近年人類取得的最大成就，也就是財富的民主化。”

《經濟學人》批評裙帶資本主義：“建立在尋租基礎上的資本主義不僅不公平，而且有害長期經濟成長。”王澤基也認為：“房價不會令社會富有，只會令財富轉移。不要以為你是富有的人們就置身事外，當整體經濟因只偏重地產而發展停滯，你也會成為受害者。”

在 Demographia 的報告中，並沒有將中國其他城市納入統計範圍當中。而事實上，很多人擔憂香港的房價狀況將會在中國部分地區重演。如下圖所示，深圳、三亞的房價收入比都超過了 20 倍，廈門、北京、上海也都超過了 15 倍。儘管這裡用的是當地平均房價與平均家庭年收入的比值，與 Demographia 的統計方法並不一致，但仍然可以看出房價對於中國人來說的負擔。

中國這一輪的財富分配當中，有土地的人獲得了最大的收益。而從香港的經驗來看，這顯然不是一種健康的財富分配方式。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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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不僅是經濟學理論的早期擁護者，更是市場調節優於政府計劃觀點的堅定支持者。換言之，人們認定斯密既是經濟學的開創者，又是擁護右翼政治勢力的思想家。

雖然上述對斯密的評價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但其實它們都不準確。好的說法，這是對亞當·斯密的誤解；壞的說法，這就是徹徹底底的錯誤。

對於一個畢生大部分時間中都避世隱居的學術派思想家來說，能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得到世人的廣泛讚譽，可謂是一場非凡的命運轉折。在格拉斯哥大學擔任倫理學教授期間，斯密絶大多數時間都在為學生們講授倫理學、政治學、法學和修辭學方面的知識。

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因為自己的首部作品 —  1759 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 而為人所知。從職業身份角度來看，斯密一直都是哲學家和思想家。要知道，“經濟學”這門學科直到十九世紀才正式出現，而斯密在很久之前便已經去世 (斯密去世於 1790 年 7 月，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的高潮階段) 。

確實如此，斯密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名垂青史，也不是什麼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1776 年，他出版了《國富論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毋庸置疑，這本屢次被後人引用的經典著作，在一個世紀之後經濟學學科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本一千多頁的經濟學入門讀物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歷史學、倫理學、心理學和政治哲學知識。

當下最新經濟學理論的本質特徵有兩個：與歷史學知識無關、含有大量數學方面的內容。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富論》與如今的經濟學理論幾乎沒有任何聯繫。如果硬要說《國富論》與經濟學有關，那我們可以把這部斯密畢生最著名的作品看成政治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是一個曾經紅極一時的領域，但卻在二十世紀的下半紀迅速衰落。

即便如此，斯密還是很早就成了名聲在外的大人物。出版後不久，輝格黨（Whig）領袖查爾斯·福克斯 (Charles Fox) 便在英國國會對《國富論》大加讚揚。諷刺的是，福克斯此後承認自己從未讀過《國富論》 (雖然很多人都喜歡引用《國富論》證明自己的觀點，但他們其實根本沒仔細讀過這本書，然而很少有人能像福克斯一樣坦率誠實）。

當然，斯密也曾懷疑，在《國富論》出版後沒多久，便立即對自己讚譽有加的人根本沒理解該書的主要觀點。後來，他將《國富論》形容為“一場對英國整個商業體系的猛烈攻擊”。儘管如此，國會中讚揚斯密的政治家們，還是繼續支持他最為反對的那套商業制度。

如果斯密真的因為《國富論》迅速被人們所接受而感到失望，那他看到後世為其冠以各種名號時，很可能也感受不到一絲開心。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右翼政治勢力漸漸在鬥爭中佔據上風。斯密理論與右翼政治立場密切的聯繫，應該算是命運的安排。

直到今天，斯密的觀點依舊對政治學和經濟學領域施加著極其強大的影響力。在斯密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礎上，人們發展出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便是隆納·雷根 (Ronald Reagan) 和柴契爾女男爵瑪格麗特·柴契爾  (Margaret Thatcher)。

然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運動，其實有著深厚的理論底蘊，尤其與弗里德里希·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以及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上世紀中期的著作密不可分。

20 世紀 80 年代，芝加哥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 (Milton Friedman) 和英國政策顧問凱思·約瑟 (Keith Joseph) 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加倍擁護，與朝聖山學社 (Mont Pelerin Society) 有關的大量學者、智庫、商界領袖及政治人物也表達了，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支持。

新自由主義學派經常引用斯密的觀點。在他們看來，斯密是私人資本主義 (private capitalist) 的早期擁護者，是為了保證市場繁榮發展而追求“縮減國家和政府職能權限” (roll back the frontiers of the state，柴契爾夫人演講中的原話) 運動的創始人。

英國的亞當·斯密研究院 (Adam Smith Institute) 是極為優秀的右翼智庫，從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便用極具侵略性的強力手段，推動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2016 年，他們正式為自己打上了“新自由主義學派”的標籤。我們從亞當·斯密研究院身上就能看出新自由主義運動的發展趨勢。

當然，斯密所謂的“自然自由體系” (natural liberty) 與近年來人們所提倡的，國家減少對自由市場干預之間存在相似之處。但如果拋開表象而深入探究，我們便會得到一個引人注目的結論：近些年來人們喜歡將斯密推崇為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先鋒人物，但實際上他對自由社會中市場的作用，所持的觀點微妙含蓄且充滿懷疑。

在一段時間內，斯密也許受到了私有資本主義企業擁護者、國家市場自由和繁榮主要威脅觀點擁護者的公開讚美。但真實的斯密卻對這兩個觀點有著不一樣的看法。在他看來，市場發展面臨最緊迫威脅，不是國家忽視市場的作用而選擇採取行動干預經濟，而是國家被商界精英所掌控。

亞當·斯密在倫敦大學的雕塑。圖片版權：Wikipedia。

《國富論》中，斯密提到經濟干預的基礎，是他所謂的“重商主義” (mercantile system) — 也就是近代早期歐洲經濟領域出現的壟斷橫行局面。在“重商主義”的階段，私有企業為了獲取貿易線路的獨家經營控制權，和貨物的獨家進出口權而遊說政府，而封閉的公會則控制著國內市場的產品流動和就業崗位變化。

因此，斯密提出：普通人被迫接受次等品的價格飆漲，用來養家餬口的工作也完全聽憑老闆們的安排。斯密認為，這是對自由的深深侮辱，也為各國增加公共財富的能力增添了致命的約束。

然而重商主義對商界精英極為有利，因此他們拼盡全力想要保護它。在對老闆們進行分析時，斯密毫不留情地稱他們的所作所為違背了公共利益。他在《國富論》中寫道：“同行老闆之間很少聚會，但即使只是娛樂或者消遣性的幾次聚會，最終的話題不是密謀對抗公眾，就是抬高價格的伎倆。”

數個世紀以來，商人們為保護自己不公平競爭優勢的有利地位而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發明並推廣了“貿易收支”理論 (the balance of trade)，還成功為該理論披上了時代共識性智慧的外衣。貿易收支理論的基本理念是：每個國家的財富規模由它所持有的黃金數量決定。

據此，商人們宣傳國家只有盡可能多出口、盡可能少進口才能實現富強，才能維持“有利”貿易順差地位。接著，商人們將自己描繪成公眾的僕人：經營國家在背後提供支持的壟斷業務，限制商品流入的同時最大程度實現商品輸出，從而為國家積累更多黃金。

斯密在《國富論》中用冗長的文字對此進行了分析，最終得出結論 — 這完全是胡扯。相反，我們需要的是開放的貿易市場，只有這樣生產力才能普遍成長，有利於所有人的公共財富，規模才會不斷擴大。

斯密覺得商人帶來的危害遠不止如此。在他看來，商人正是哲學家、歷史學家大衛·休謨 (David Hume，與斯密私交深厚) 所謂“貿易的猜忌” (jealousy of trade) 的根源。

商業本應成為加強各國“聯盟與友誼”的連結和橋樑。但在貿易猜忌現象的影響下，商業行為演化成了戰爭工具。在極端愛國主義情緒的驅使下，商人們在社會上挑起極具侵略性的國家主義怒火，讓民眾無視這樣一個事實：他們真正的利益基礎是與周邊各國家建立和平友好的貿易關係。

商人們的陰謀危及整個歐洲大陸的和平與穩定。為了保護本國市場和佔領外國市場，他們煽動政治家發動戰爭。畢竟，在軍隊支持下，私人壟斷遠比在公開市場上，憑藉降低價格和提升質量與對手競爭要容易得多。商人們不斷用這樣的手段施展陰謀詭計，掌控國家的權力。他們用政治力量為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務，將社會大眾玩弄於鼓掌之中。

《華爾街之狼》劇照。圖片來自豆瓣電影。

斯密最著名的觀點便是用“看不見的手”管理不協調的市場配置。的確，“看不見的手”精準地反映了他對商界精英們的猛烈抨擊。斯密對政治家干預基本市場的企圖有所懷疑。在他眼中，政治家們不過是抱有奢望：市場本可以憑藉自身力量完成資源配置，但政治家們卻試圖靠國家干預實現更好的資源配置。

但在《國富論》中提出“看不見的手”的段落中，斯密想討論的不僅僅是一般而言的國家干預。他更想要為讀者分析的是在商界精英為了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利益不擇手段，進而在損害公眾利益的前提下，操縱政客們實行針對經濟的國家干預。

為了保護私人資本家的利益，人們在反對國家干預和支持不受監管市場時，常常引用斯密最著名的觀點作為論據。這真是歷史對我們莫大的嘲諷。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是為了對商人群體加以限制，而如今人們對這個比喻的理解和使用與斯密最初的本意大相逕庭。

《國富論》中寫道：“雖然每個人都傾向於只為自己著想，但和很多其他情況中的人們一樣，每個人也在‘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促進了社會利益的提升。而提升社會公益原本並不在人們的計劃範圍之中。”正因如此，斯密才堅稱市場能以令人側目的效率實現運轉。他藉此呼籲將個體從商人們用壟斷制度打造、國家力量維持的枷鎖中解脫出來。“看不見的手”的本意不是讓人們關注國家干預經濟的問題，而是讓人們關注國家力量被商人操控的社會現象。

不過，斯密對商人們操控歐洲政治家，所使用手段的看法卻異常悲觀。在他看來，我們永遠也不可能讓政客們擺脫商界精英的控制。因此他為自己提出的首選替代方案 — 一個能將所積累財富分配給所有社會成員的自由市場 — 貼上了“烏托邦”的標籤。換言之，他認為這種自由市場永遠不會出現。

一定程度上而言，歷史證明斯密想錯了：如今，我們便生活在市場相對自由的時代。然而沒有人能否認商人們陰謀的存在，也沒有人能否認國家權力和大公司的結合。商界與政界聯手合作，定義了我們所處時代政治和經濟領域的現實特徵。

無論如何，我們在雷根提倡的對創業資本家型英雄的讚美與崇拜中，已經很難見到斯密對商人的敵意。雷根只是希望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讓我們能更好享受經濟成長帶來的收益。相反斯密的分析證明，如果想讓“看不見的手”發揮它看有點自相矛盾但實際上合乎邏輯的作用，經濟健康發展的自由社會就必須要對商界精英加以限制。

這是否說明，斯密其實是左翼政治觀點的早期支持者？當然不是。實際上，這是一個錯得離譜的結論。事實的真相比這更為複雜，也更為有趣。

為了秘密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商人們選擇犧牲社會公眾的利益。雖然斯密對此極為不滿，但他卻從不認為政治家能成功取代商人，進而在經濟活動中扮演必要橋樑的角色。

誠然，當商人們獲得君主一般的統治權時 (比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獲得的權限)，社會經濟將面臨災難性的結局。在“暴政”和“災難”的作用下，印度大地上遍佈“慾望、饑荒和死亡”。這一切都是“壓迫性政權” — 它建立在武力和不公的基礎之上 — 所帶來的結果。斯密表示，任何情況下都絶對不能讓商人掌管政壇。商人的壟斷陰謀將對所有國家造成“毀滅性打擊，並給各國政府招致災禍”。

東印度大樓。圖片版權：Wikipedia。

即便如此，讓政客在商場橫行也會釀成同樣的悲劇：政治家是糟糕的商人，他們不應該有任何想要控制經濟事務運作的企圖。斯密表示，真切渴望改善國家現狀的政壇領袖們雖然經常嘗試，但“幾乎從未在常規的商貿領域取得任何成功”。鑒於此，接管商業活動的政客必然會面臨結構性困境。

斯密認為，個體自發從事自由貿易構成的總體系統並不能很好的配置社會資源，但試圖干預經濟的政治家在配置資源方面做出的判斷更加糟糕。因此，我們經常能在經濟活動中看到政治家們犯下的愚蠢錯誤：試圖用各種形式的集中化命令取代買家和賣家構成的巨大商業網路。可是，政治家們試圖接管的商業網路體系，恰好也包括了商界精英們為尋求利益而構建的貿易網。

在斯密的最終結論裡，商人雖有可能對經濟和社會造成危害，但卻是卻是完完全全必要的存在 — 他們是大規模經濟活動正常運行構成的因素。真正的“政治家和立法者的科學”便包括決定如何在管理商人們的邪惡舉動時，做出最好的決定。優秀的政治家應該允許商界精英自由發展合法商業活動，也應該在商界精英將合法商業活動，變成剝削工具時施加必要的管控。

只有在兩種情況之間實現平衡，政治家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換言之，新自由主義者將“企業家”看作是促進經濟繁榮發展的“財富創造者”，但斯密並不要求我們對“企業家”存有信任感。相反，斯密認為給“企業家”完全自由發揮的空間無異於讓狐狸掌管雞窩。

不過，更為重要的是，斯密在如何實現商業自由和警惕的政治管理平衡問題上，並沒有給出任何深思熟慮的建議。相反，他堅信商業社會的完美運行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斯密表示，政治家普遍有“體系狂熱症” (spirit of system)，喜歡抽象深奧的規劃，也希望自己的規劃能帶來徹底而有益的改革。政治家的改革方案往往具有極其宏偉高尚的動機：真切地渴望推動社會進步發展。但是，“體系狂熱症”容易讓個體陷入盲目狀態，使其無法看清現實世界變化的殘酷複雜性。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用最能讓人感慨的文字寫道：

“掌權者似乎認為，他能夠像用手擺佈棋盤中的各個棋子，那樣輕而易舉地擺佈社會中的各個成員。他並沒有考慮到兩個問題：棋盤上的棋子除了受到手擺佈時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別的行動原則；但是，人類社會這個大棋盤上每個棋子又都有自己的行動原則 — 完全不同於立法機關，可能選用來指導社會的那種行動原則。

如果這兩種原則目標一致、行動方向相同，人類社會這盤棋就可以順利和諧地走下去，並且很可能出現歡樂成功的結局。如果這兩種原則彼此抵觸或不一致，這盤棋就會下得很辛苦，而人類社會必然時刻處在高度的混亂之中。”

我們很容易誤解斯密在上述文字中表達的觀點。他似乎是支持現代右翼政治勢力，提出的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計劃。但實際上，斯密的想法要比這奧妙得多。

斯密想借助《道德情操論》表達的真正的觀點是：政治領域內任何預先的規劃 — 尤其是假設數百萬民眾組成的社會將不假思索，遵循政府指令的規劃 — 都有潛在危險。這是因為“體系狂熱症”讓政治家們內心出現救世主一般的確定和自信。他們深深地相信，自己的改革是社會必需，也堅定地認為只要計劃能夠實現，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

1981 年，柴契爾夫人內閣於白宮會見雷根內閣。圖片版權：Wikipedia。

如果政治規劃的起點就是錯誤的，政治家很容易陷入對規劃實際不良影響的泥潭之中。這一點在“棋盤上棋子”反抗、推翻或者採用手段挫敗的政治家規劃時，表現得尤為明顯。這是因為“體系狂熱症”讓政治家心中產生了類似於“不打碎雞蛋就做不出煎蛋捲”的心態。換言之，為了高於一切宏偉願景，政治家願意犧牲給自己規劃方案，帶來麻煩的反抗者和旁觀者。

斯密提醒我們，不要制定這樣的抽象的經濟計劃。根據他的觀點來看，我們應該對政府掌管國家工業基礎的戰略佈局心存懷疑：這類戰略蠻橫、專制，自以為政治家們瞭解良好的社會公民在未來五年內的需求，因此試圖消除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而依靠政府實現資源分配。

同樣，如果政府推出迅速對產業完成私有化改革的計劃方案時，我們也應該對其保持高度懷疑：私有化將導致數百萬民眾失業，進而對他們所處的社群造成破壞性影響。換言之，雖然柴契爾夫人推行改革時肯定沒有意識到，但她在上世紀 80 年代，對英國經濟進行的猛烈調整就是“體系狂熱症”帶來的產物，與前蘇聯制定的自上而下的工業戰略別無二致。

斯密的觀點超越了黨派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界限，既適用於左翼派的政策，又適用於右翼派的戰略。其實，斯密觀點核心是指出所有類型的政治家都容易出現的一種病態的心態。如果不對“體系狂熱症”有所限制，它不僅能帶來各種破壞和低效率，更能釀成種種慘劇與災難。

屆時，被政府經濟規劃不良後果，害的公民將被迫屈服於強權的冷漠之下，不得不獨自嚥下苦果。不過，斯密也呼籲我們承認，現實世界的政治永遠比，任何提前規劃好的思想理念和意識形態要複雜得多。政治家需要謹慎小心的判斷和成熟的道德觀，而這是任何意識形態或者政治派別都無法單獨決定的東西。

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讓人充滿憂慮的時代，很難相信政治家們能做出，斯密設想中的那種謹慎負責的政治判斷。西方政壇中有誰能夠符合斯密提出的標準？更多時候，我們看到政治新人帶著自己替代性的抽象計劃出現在政治舞台上，不顧一切引誘的選民投出手中的選票。此後，他們便試圖強制推行自己的強力改革方案，根本不管棋盤上的棋子想要什麼。

不管改革方案出自左翼還是右翼團體，最終帶來的結局都差不太多。西方經濟持續在泥沼中苦苦掙扎，而政治家們也越來越極端。這可能給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如果真的發生了不好的事情，我們絶不應該對斯密加以指責。相反，我們要記住他曾經試圖警告我們危險將至。

是時候更加仔細認真地，聽聽真實的亞當·斯密究竟想要告訴我們什麼了！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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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OPPO、vivo 大幅削減了經銷商分成，削減比例高達四成。

對於印度本土連鎖的大型經銷商，賣這兩個品牌的手機所獲分成從 23-25% 降到了 14-15%。而那些規模較小的獨立店面分成比例則從 15-16% 直接降到 5-6%，削減幅度高達十個點。

印度國內比較大的經銷商包括 Sangeetha Mobile、Big C、Lot Mobile、Poorvika、Mobiliti World 和 Hotspot 已經明確表示將停止銷售這兩個品牌的手機或者減少對二者的投入。這些經銷商的門市數量加起來有 1300 多家。

OPPO 印度公司的發言人確認了這一調整，並表示自從 2017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新的 GST 稅制後，一些店面便不再能銷售手機。而 OPPO 自身在印度的策略也要逐步轉向中高階市場。而 vivo 的印度發言人則否認了經銷商渠道減少的說法，還聲稱 2018 年要開更多新店。

這些動作背後的原因可能不只有一個，但都是兩家手機公司面對市場變化做出的主動調整。過去的 2017 年，印度手機市場以數倍於中國的速度成長著。到印度去的中國手機廠商裡，小米的漲幅最大。

2017 年第三季度，小米以 920 萬台的出貨量和三星 (005930-KR) 並列第一，市佔率達到 23.5%。

相比之下，中國國內成長勢頭不減的 OPPO、vivo 分別在印度只有 7.9% 和 8.5% 的市佔率。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 IDC 的監測數據，這已經是兩家公司連續第二個季度在印度市佔出現下滑了。

為了扭轉這個趨勢，OPPO、vivo 2017 年都在印度發佈了相對更貴的手機新品。OPPO F5 起售價 1 萬 9990 盧比，vivo 的 V7＋ 更是衝到了 2 萬 1990 盧比。

漲價的原因除了硬體配置升級，還有存儲晶片、顯示器全球範圍漲價的因素。OPPO、vivo 重度依靠線下出貨的經營模式意味著，必須保證足夠的利潤空間才能持續。

大幅削減經銷商分成比例，不僅有助於削減渠道成本，理論上還能起到優化分銷渠道效率的作用。

在城市化率不高的印度，最重要的線下渠道不是大型連鎖零售，而是遍佈街角巷口的夫妻老婆店。他們一般由普通的印度家庭小本經營，占地面積小且沒有租金壓力，但經營效率並非最高。

這次 OPPO、vivo 調整分成比例，對此類夫妻老婆店的影響最為直接。如果他們不能從這兩個品牌上面賺到錢，很容易就會轉向其它品牌，比如三星、聯想 (0992-HK) 。

按照 7 月 1 日實施的 GST (Goods and Service Tax) 新稅制，一台售價 1 萬盧比 (約新台幣 4549 元) 的手機，要交 12% 的消費稅。

如果這台手機是從連鎖賣場購買，最多可能有 2500 盧比被賣場拿走了。而如果是從街邊夫妻店買，這個數字會變成 1600 盧比。粗略算下來，廠商在印度線下渠道賣一台售價 1 萬盧比的手機，實際到 OPPO 和 vivo 手上的收入在 6300-7200 盧比之間。這還沒有刨去硬體物料和生產組裝的成本。

OPPO、vivo 削減經銷商分成主要影響的是原來的渠道。這些渠道是由中國國內的省級代理商到印度承包建立。

通常做法是，某個省級代理商承包印度數個邦的銷售任務，他們擁有區域內的最高提貨和分貨權。這種機制一方面保證了 OPPO、vivo 對渠道價格的控制能力，更重要的是保證了區域覆蓋足夠廣。

依靠電商打入印度的小米也在籌備線下開店的計劃。小米 CFO 周受資曾在一個中印企業的交流活動上表示，準備將中國的小米之家開店策略和米家生態鏈投資策略全盤複製到印度。這可能會給擅長線下銷售的 OPPO、vivo 帶來壓力。

產品層面，小米在保證低階機供應的同時，把主打“全面螢幕”的 MIX 2 帶到了印度，售價 3 萬 2999 盧比。越來越多的中高階機型進入印度，抬高了平均銷售價格。

來自 IDC 的數據顯示，2014 年印度智慧型手機平均售價就已經達到了 138 美元，而到了 2016 年，這個數字下降至 131 美元。這是因為中國手機廠商紛紛進入印度，便宜智慧型手機的銷量增加導致平均價格出現下滑。

而到了 2017 年二季度，平均售價快速提高到 157 美元。這可能意味著印度已經追隨著中國市場的節奏，進入手機普遍漲價的階段。

目前，印度出貨量前五名的手機品牌在各個價位段都有機型推出，OPPO、vivo 的主打機型已經從 1 萬盧比以下，逐漸轉向 1 萬 5000 盧比 – 2 萬盧比區間。

OPPO F3 和 vivo V7 在印度都賣 1 萬 6990 盧比。

平均售價也將隨著主打機型價格的提升而越漲越高。不管 OPPO、vivo 還是小米的模式更成功，印度的手機市場最終也還是會變成中國廠商的生意。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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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豐田的計畫，將不同尺寸的 e-Palette 賣給不同的合作公司，可以接送人、可以成為送貨的工具，也可以當自動販賣機。

電動、無人駕駛、賣給企業客戶而不是個人消費者，這是豐田構想的未來汽車。而不同於以往展出後就消失的概念車，e-Palette 有個時間表 — 2020年。

豐田是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車廠，超過市值 2000 億美元，相當於福斯汽車 (Volkswagen,VOW-DE) 兩倍。它也是 2017 年宣佈轉向電動車的汽車企業之一。

豐田概念車 e-Palette。

此前豐田雖然也是目前新能源車銷售最好的企業，但在 2017 年以前，它談的”新能源”基本都是油電混合或者氫能。

隨著政策遷移，電動已經不可避免。2017 年，多個歐洲國家提出禁止銷售燃油車時間表，最激進的荷蘭、挪威建議把時間點定在 2025 年。中國工信部也在這一年承諾將制定禁售燃油車的時間表。

在政策刺激下，大公司趕上來了。福斯、豐田、通用 (GM,GM-US)、Nissan (7201-JP) 四大車廠合計宣佈超過 1000 億美元的電動車投資，最快在 2019 年量產純電動車。

早先由於需要顧及傳統燃油車業務，大企業在電動車領域動作緩慢。現在隨著政策變動，生產、銷售的管道都不愁的大車廠在 2017 年都轉向了電動車，時間表也都定在了 2019-2020 年左右。這樣一來，留給新公司的時間不多了。

目前大部分還是提議階段，但從投資規模看，車廠相信這個趨勢不可避免。

2017 年也是特斯拉 (Tesla,TSLA-US) 量產 Model 3 的時間，這款起價 3 萬 5000 美元的新車是特斯拉最重要的一款大眾化電動車，它直接決定了特斯拉是否能實現真正盈利、決定了特斯拉能否成為一個新的大車廠。

然而直到目前，特斯拉依然在其 CEO 伊隆·馬斯克 (Elon Musk) 所說的”生產地獄”當中，產量不到計劃的 1／10。限制它的，更多是汽車生產的上游。

在想靠電動車”彎道超車”的中國，網路的錢早已進入了汽車相關的每一個產業。就像《好奇心日報》去年的書裡，從早幾年的新車和二手車電商、汽車配件生意，再到網路車險和洗車保養等等，網路公司無所不在。

到 2017 年，這些配套生意不再是重點，創業公司效仿特斯拉造電動車、做無人駕駛。蔚來汽車（Nio, NIO-US）是第一個把車拿出來的網路汽車企業，在 12 月發佈了 ES8。但它還沒有證明這個車可以批量製造出來。其它公司距離生產更遠。

大公司要進入電動車市場，但新公司還沒準備好。

從剛結束的 CES 可以看出，”電動”對於大車廠已經不再是概念，而是生產計劃的一部分。

今年 CES 汽車館裡，豐田的展區面積最大。它剛發佈的 e-Palette 是其展區主舞台上唯一的展示物。這款車全程不用人控制，就能自動駕駛。豐田希望今後能將它用於共乘、送外賣、共享汽車、短途接駁、自動販賣或者工廠機器人等多個場景。

車輛實現自動駕駛後，豐田從所有權變化開始，考慮汽車業的未來。屆時機器取代人類司機，在一個遍佈無人駕駛車的社會裡，人可能不再需要擁有汽車。

少數幾家大公司已經和豐田建立了合作關係以推動這個項目，包括 Uber、滴滴出行、必勝客 (母公司 Yum Brands,YUM-US) 和亞馬遜（Amazon, AMZN-US） (Amazon,AMZN-US) 等已是其啟動客戶。豐田打算在 2020 年東京奧運會上啟用該車型。

主舞台下，停著一輛” Project — 愛”。那輛會給人情感支持的概念車，代表著豐田一年前談論”電動”的調性：天馬行空，短時間內沒有實現的可能。現在，豐田有了更實際的計劃。

豐田 Project — 愛

類似的還有其它幾個大車廠也帶動電動概念車。賓士 (Mercedes-Benz,Daimler AG-DE) 電動車品牌 EQ 的概念車在整個展覽期間一直停在主舞台上。它前後各有一個機械，外形和尺寸與賓士現款運動轎跑車接近。設計續航里程跟特斯拉同一個水準，約 500 公里。

奔馳 EQ 概念車。

Nissan 的展區裡放著一輛最新款的電動車 Leaf (聆風)。去年 9 月，Nissan (Nissan Motor Co Ltd,7201-JP) 為這個全球銷量最高的電動車型號升級代替，新款 240 公里的續航里程大約是 Model 3 一半，現場工作人員稱該車型，已經在全球取得超過 3 萬輛訂單。

現代 (005380-KR) 汽車展示其在自動駕駛、電動車和模組化生產方面的研究，包括有可能在未來一到三年內大規模生產的產品，其中一項是為電動車設計的模組化平台。

據現代汽車介紹，該平台將電機、電子避震器、線控制動技術和線控轉向技術結合在一起，安裝在汽車的每個車輪內。採用這種技術的電動車，不需要置於電動機和傳動軸來驅動車輪，底盤騰出來的位置可以放置更多電池。由於沒有了軸距限制，設計和工程團隊可以用一套動力方案設計出不同車型。

曾經更多在幕後的零件廠商也因為電動化和自動駕駛走向前台。

勞勃·博世有限公司 (Robert Bosch GmbH) 繼續展現其前幾年，在停車場和車輛端兩方面的技術儲備：車主只需將車停於停車場入口處，通過智慧手機程式發出相應指令，汽車便會自動尋找空位停車。

這套系統可以自動識別並測量已停泊車輛之間的空隙距離，然後將這些訊息即時傳送到電子停車地圖中，司機可以透過該地圖找到最近的空位。

輝達（NVIDIA, NVDA-US）無人駕駛車。

還有其他如采埃孚(ZF Friedrichshafen AG,AG-DE)、輝達 (NVIDIA,NVDA-US) 和百度 (Baidu,BIDU-US) 共同開發了給自動駕駛車用的行車電腦；從德爾福 (Delphi Automotive PLC,DLPH-US) 分拆出來的安波福 (Aptiv) 公司，與 Lyft 聯合推出了無人駕駛服務；德國馬牌 (Continental AG,CON-DE) 展出新型輪轂電驅系統，透過整合在輪轂內的電動系統進行剎車，降低傳統機械剎車裝置的負擔。

勞勃自動駕駛部門副總裁 Kay Stepper 對《好奇心日報》表示，他們內部自動駕駛研發部門，從感測器、油門、剎車、電子控制系統已經開發數年。

而這些零件商的研發進度，決定了大車廠能到哪一步。

“在如今自動駕駛和電動車浪潮中，勞勃跟其他一級供應商一樣，正在與各大車廠溝通，為後者提供包括自動駕駛解決方案、電動車電源管理系統等在內的零部件。” Stepper 說。

世界變動了，對先行的特斯拉完全不是好事情。

特斯拉拿出首次發表長續航的平價電動車 Model 3，但它沒能解決汽車產業鏈大批量製造的最大問題。

電動車還是有充電後的續航缺陷，特斯拉 Model S 是第一輛能讓人開上 300 多公里再充電的電動車。

《金融時報》這張圖清晰凸顯了特斯拉曾經的優勢。直到 2016 年，才有傳統車廠拿出續航和特斯拉媲美的電動車，此時距離 Model S 發貨已經 4 年時間。同樣也是在這張圖裡，你能看到現在全世界都在談電動以後，先行的特斯拉將在兩年後遇到巨大挑戰。

捷豹 (Jaguar Cars,JAG-US)  i-Pace、奧迪 (Audi,NSU-DE) Q6 e-tron、賓士 EQ 等車型，預計都會在 2019 年量產，這些車無論是品牌還是續航，都將和特斯拉正面競爭。

以前大公司因為顧及成熟的汽油車業務，所以緩慢轉向電動車。但到今天它們一頭栽進電動車市場，很顯然特斯拉已經沒有幾年領先空隙了。

Model S 太貴，永遠不可能成為主流。面對新的競爭對手，特斯拉的希望在 Model 3 大規模量產上。

2017 年 7 月馬斯克宣佈 Model 3 量產的時候，為其定下 8 月產 100 輛、12 月產 2 萬輛的生產計劃。麥克·彭博 (Michael Rubens Bloomberg) 稱”馬斯克有一個大計劃”，並表示在這種生產節奏下 Model 3 產能將取得爆發式成長，而這並不符合現在的造車規律。

2017 年 8 月、9 月、12 月三個月裡，特斯拉 Model 3 的產能計劃。

但馬斯克可能不得不這麼做了。因為起價 3 萬 5000 美元的 Model 3，是特斯拉的關鍵車型。特斯拉能否在大車廠趕到前兌現產能，決定了它是否有從一個年產 5 萬輛汽車的小公司，變成福斯、通用、豐田等年產千萬輛的汽車巨頭。

但 2017 年第三季以來，特斯拉 Model 3 的量產計劃就一直沒有達標，年末月產 500 輛只相當於預期的 1／40。

這種實際生產遠落後於預期的情況到 2018 年還是沒有好轉。特斯拉千兆工廠合作方 — Panasonic (6752-JP) 在 CES 上透露，特斯拉已經下調 2018 年 Model 3 周產能至 2500 輛，縮水一半。

即便這樣，趕工 Model 3 還是影響了特斯拉 Model X、Model S 的生產。前特斯拉員工去年 12 月爆料，這些車型出廠前需要大範圍返廠維修，故障大小不一，比如門關不嚴、軟質材料修剪不齊、缺少零件、零件鬆散帶來異音、漏水，等等問題。

而大車廠生產新車，產能總是沒問題。雪佛蘭的 Bolt 已經累積了很可觀的銷量：2017 年全年，Bolt 交付了超過 2 萬 3000 輛。它的產能也正按照以往汽油車的造車習慣逐步攀升中。

雪佛蘭 Bolt。

造車很早就不只是車廠一個環節的事。今天除了發動機、底盤、車身的核心部件，其他如變速箱、剎車盤／片，基本都不是車廠自己製造，它們選擇成熟的配件商開展合作。

特斯拉沒能調整整個汽車業的技術儲備。它自己生產電機、鋁合金車身和底盤部分，以及塑料部件模具、儀表板和壓鑄金屬部件。輪胎、玻璃、車載、整車線束等較通用的零件則來自外部供應鏈。

馬斯克自喻為”比今天的福特（FORD, F-US） (FORD,F-US) 更福特”，曾經的福特什麼都自己做，現在特斯拉也差不多。

不過這更多可能是特斯拉沒有那麼多，可以依靠的生產合作夥伴。汽車業的供應商還沒有成熟的方案，讓一個汽車企業直接製造出續航 500 公里的電動車。因此特斯拉不得不自己做一切。

一家公司帶來更好的產品之後，更重要的是得製造的出來。就像早幾年的蘋果（Apple, AAPL-US） (Apple,AAPL-US) ，靠 iPhone 打開了一個新市場，趕在黑莓（BlackBerry Ltd, BB-US） (BlackBerry,BB-US) 、Nokia (NOKIA-FL) 們反應過來前，拿下了正在顯著成長的智慧手機市場。如果蘋果不能大規模生產它，今天它也不會是市值最高的公司。

同樣，帶來更好產品的特斯拉，現在還沒能證明自己可以把車批量製造出來。

電動車產能低導致特斯拉即便有再好的設計，也難以全部轉換成實際收入，馬斯克的公司從未實現過年度盈利。隨著 Model 3 的生產問題，特斯拉一季虧 5 億美元成了家常便飯，債務也越來越多。

電動車的需求毋庸置疑，Model 3 現在有 40 萬訂單積壓。但以特斯拉現在的產能，這個需求最後不一定是它來滿足。

從網路來的錢投遍了中國跟車有關的生意，而它們新看中的整車製造還在追趕特斯拉的階段。

在現在這波持續了兩三年的網路造車熱中，中國網路資本把跟造車有關的每個生意幾乎都做了遍。

比如阿里巴巴 (Alibaba,BABA-US) 收購高德地圖、在淘寶賣車、開發車用網路服務、投資二手車平台。一樣的事情騰訊 (0700-HK) 也做了多年。

但現在這些都漸漸停了。連去年你來我往廣告費數以億計的二手車生意也變了。瓜子二手車開始用”毛豆”的品牌賣起了新車，盈利寄望於在貸款買車的利息上。

網路公司在汽車行業投資最後還是落到核心，即電動車整車製造。

騰訊 2015 年投資蔚來汽車。這家公司由汽車類垂直網站易車網 (BITA-US) CEO 李斌、汽車之家 (ATHM-US) 創始人李想等人共同創立，是中國新車企裡面最早宣佈量產的。

它上月發佈的 ES8 是一台主打家庭出遊的 7 座 SUV，355 公里 NEDC 續航里程，價格 44.8 萬人民幣起。這款車已經拿到工信部的頒佈的生產資質，是網路資金扶持汽車企業裡的第一個。

蔚來汽車 ES8

但從一輛車出來，和它被大規模製造出來是兩回事。特斯拉 2008 年就發佈了 Model S。直到 2012 年才製造出來，產能還有限。直到 2018 年，特斯拉還在為新平價車型的生產困擾。

這是特斯拉超越汽車業平均技術水平之後，所付出的代價。

蔚來的生產現在交給江淮汽車 (600418-CN)。很難說江淮汽車能不能製造好高價車，但可以肯定的是江淮並沒有製造 50 萬人民幣價位車的經驗。

在蔚來宣佈新車的發表會上，車以外的點子更像是汽車科技新聞集錦，特斯拉試過又放棄的換電池取代充電、亞馬遜申請專利的送貨到後備箱都被搬了出來。但這些都對解決生產問題毫無幫助，還是概念而已。

而這已經是網路資金扶持下的中國新興汽車企業裡走得最遠的了。其他公司比如威馬、拜騰剛展示過準備量產的車型，它們選擇自建工廠。還有一些公司比如小鵬、奇點到現在也沒有說製造汽車的時間。

隨著大汽車企業逐漸進入電動車市場、開始無人駕駛的合作，留給新公司的時間是越來越少了。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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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初，《財富》雜誌年度論壇在廣州召開，馬化騰與《財富》執行主編亞當·拉辛斯基 (Adam Lashinsky) 對談了半小時。這種請大人物上台談大議題，吸引企業高層買高價票台下社群的活動，對話內容一般都很溫和。

本來兩人談的也都是些微信怎麼來的、人工智慧之類沒有稜角的問題。最後拉辛斯基用一個溫和的問題結尾“早上馬雲先生說非常尊重你”，他指的是馬雲早上被問到與騰訊 (0700-HK) 關係時給出的外交辭令。

但馬化騰不打算外交，他接過了話頭說自己和馬雲認識很多年，曾經雙方在各自的領域贏得了市場，但現在“大概在十幾個地方都有競爭，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激烈。”

接著，馬化騰抨擊阿里巴巴（Alibaba, BABA-US） 在各種場合宣傳的 “為其它企業賦能” 是以中心化思路控制小公司，說 “如果以後我百分之百的渠道都在你的生態裡的時候，基本上命運就掌握在別人手上了，利潤也掌握在別人手上”。他說騰訊要做 “去中心化” 的賦能，騰訊 “不擁有房子，不會說出租給你、讓你租我的櫃檯做生意，而是讓你建房子，粉絲、客戶，以後都是你的。”

以前，馬化騰公開露面基本保持一個謙和的形象，他極少談論競爭對手，更少這樣針鋒相對地抨擊其它公司。唯一例外是早年的 3Q 大戰。2013 年他和馬雲同台出席眾安保險 (6060-HK) 的啟動儀式，馬雲說著阿里做社群挑戰微信的計劃，他也只是客氣地說：“每一個領域一定有細分的優勢，大家可以結合自己的優勢去佔據。”

但過去一年裡，馬化騰變得活躍起來，先後在朋友圈發評論說 ofo 毫無勝算、支付寶投資共享單車公司害了小投資人。有人發條朋友圈說江湖有個反阿里聯盟，他也要去留言說 “物極必反”。

（烏鎮網路大會上，馬化騰參加的飯局，當中大部分都是騰訊投資的公司。馬雲沒有出現在任何一個飯局裡，他後來回應說：“這些飯局他們沒請我，請了我也沒時間。”）

伴隨馬化騰公開形象變化同步發生的是騰訊激進擴張。2017 年，百度（Baidu, BIDU-US）全面收縮，廣告業務領先騰訊越來越少。阿里巴巴也不怎麼談社群。相反，騰訊和它投資的一系列公司進入了阿里巴巴主導的零售市場。美麗說蘑菇街試水、微信團隊跟進，微信小程序成了電商平台。

2017 年的最後一個月裡，騰訊連著入股唯品會和永輝超市 (601933-CN)，直指阿里巴巴談了一年多的“新零售（3085-TW）”。而騰訊自己的主業社群和遊戲看上去不可戰勝，微信越來越大，而這一年最火的《王者榮耀》來自騰訊。

控制著資本和流量的騰訊在過去一年裡投資了 113 家公司，比阿里巴巴和百度 之和還多 1／3。今天你能想到的每一個網路生意都有騰訊或者它所投資公司存在。曾經“BAT”三巨頭的平衡已經不復存在。

和馬化騰所說的“去中心化”相反，騰訊 2017 年的爆發依靠的恰好是一個“中心化”的網路 — 一個圍繞微信運作的中文網路。

這個中心化的網路讓騰訊市值在 2017 年 11 月 20 日突破 5000 億美元，所有中國上市公司裡的第一個。

騰訊的巨大影響力甚至讓從不對應用程式妥協的蘋果（Apple, AAPL-US） 為之破例。微信 “讚賞” 之爭 5 個月後，蘋果修改了 iOS 應用程式商店規則，允許應用程式接入微信支付 “讚賞” 數位內容。

傳統公司越來越依賴網路渠道，同時網路公司開始進入線下生意，騰訊的控制力將會越來越大。

便利的通訊是好事，而沒什麼比一個覆蓋所有人的通訊工具更便利了。微信作為一個中心化平台簡化了企業和個人利用網路的成本。

但網路建立之初就是為了 “去中心化”，從而避免一個節點影響整個網路。而騰訊向來不吝於利用自己的控制力打擊競爭。最近的例子是封殺大量轉發雙 11 天貓紅包的個人用戶和公號。

能控制這個網路的也不只是建立它的公司。2017 年年中，《人民日報》、新華（5481-TW）社連續點名《王者榮耀》，使得騰訊市值一天內蒸發 151 億美元。微信對於內容的管制也嚴格起來，娛樂類公眾號批量消失、北京清退報導和一些事件的紀念文章都迅速消失。效率前所未見。

因為流量和資本，曾經的挑戰者淪為騰訊的研發中心

這次《財富》論壇之前，馬化騰上一次在海外媒體的活動上長談還是 2011 年，美國創投媒體 TechCrunch 來北京辦活動。

TechCrunch 活動上的對談頗為尖鋭，談到了抄襲、扼殺創新和騰訊失敗的團購業務。馬化騰挺坦率地承認了騰訊在扼殺創新上有著類似微軟 (Microsoft, MSFT-US) 的口碑，說之後要改變，因為一個公司不能做所有事。

（2011 那場北京對談）

2011 年，微信剛誕生，還不是中國唯一的社群應用程式。那年最熱的網路生意是團購，但騰訊拉團購鼻祖 Groupon 合作的高朋網是一場災難，用王興在同一場活動的話說 “他們做了太多的錯事，我不知道從哪兒講起”。當時的美團剛拿到阿里巴巴領投的 5000 萬美元投資。

但隨著美團點評的合併，騰訊成了美團最重要的投資人，同時帶來資本和流量，阿里巴巴則已經在 2016 年退出。類似行業前兩大公司合併還有滴滴快的、美麗說蘑菇街，最後它們也都成了傾向騰訊的公司。

逐漸的，中國創業者需要回答的問題從 “被騰訊抄襲怎麼辦？”，變成了 “怎麼才能被騰訊看中？”

流量成本和資本決定了一個網路公司的成長速度。有錢的公司不少，但能觸及每一個中國網路用戶的只有騰訊一家。阿里巴巴和京東 (JD-US) 在線上獲得一個新用戶的成本早就超過了 200 元，而騰訊擁有的，就是用戶。

對於任何一個新服務來說，依託微信啟動，讓用戶選擇用微信帳號註冊、登錄，是無需多想的選擇。劉強東在 2016 年年中稱京東新增用戶中有一半來自微信，這是在京東鋪天蓋地打廣告的情況下發生的。目前騰訊各方所持京東股份已經超過它的創始人劉強東。

一年多以前，王俊離開華大基因創辦碳雲智能的時候，拒絶了紅杉中國的沈南鵬，決定接受騰訊的投資。王俊解釋說原因之一是騰訊微信平台的威力，微信上的每一個人，都是潛在的客戶或者數據源。

王俊的想法代表了不少時下的創業公司 — 拿騰訊的錢、要騰訊的流量、成為騰訊生態的一部分。

騰訊是中國投資最積極的公司，也已經超越了那些風險投資機構。2017 年，騰訊至少完成了 113 筆投資，與此同時，阿里巴巴投了 45 筆，百度則投了 39 筆。過去三年，騰訊的投資筆數都超過阿里巴巴和百度之和，而且差距正越來越大。

如馬化騰所說，騰訊沒有再自己去做所有生意。取而代之的是，騰訊投資的合作夥伴進入了每一個市場。那些還在燒錢的行業，第一名都有騰訊的支持：滴滴、美團、摩拜、快手都是如此。

騰訊對新網路公司的投資之激進就像是壓住所有賽道里最靠前的賽馬，確保不會有意外發生。而它對流量的壟斷確保了幾乎所有網路公司都願意拿它的錢。

我們統計了 App Store 排名前一百的應用程式，BAT 之外的獨立應用程式只占 40%，其中有五個來自今日頭條，五個來自美圖秀秀 (01357-HK)。剩下基本是銀行、聯通、行動等線下生活基礎服務的應用程式，新生網路服務屈指可數。

這些依賴騰訊資本和流量的公司已經不可能再去挑戰騰訊，它們就像騰訊的研發中心一樣試著各個領域的新機會，再靠微信的流量進入每一個市場。如果不站在騰訊這邊，還有被清理的風險，此前快的和優步在與滴滴合併前都曾被微信長期封殺。

2017 年，拿騰訊投資又多了一個新理由，方便上市。

港交所 “姓馬”，騰訊和它投資的公司獲得資本變得更容易

一年裡，騰訊的股價翻了一倍。11 月，騰訊的市值超過 5000 億美元，還一度超過了臉書 (Facebook,FB-US)，成為全球市值第五的公司 — Facebook 的月度活躍用戶已經達到 20 億人，是微信的兩倍還多。

騰訊多年來的投資，也在 2017 年寫出了 “有始有終” 這四個字。

在 2017 年的最後一個季度，騰訊剝離出去的文學業務和入股的搜尋業務先後上市：騰訊持股 65% 的閲文 (0772-HK) 在香港上市當日，股價漲幅一度達到 100%，搜狗（搜狗, SOGO-US） (SOGO-US) 則在美股紐交所上市，募資 5.85 億美元。另外，騰訊持股的車貸平台易鑫在香港上市，上市前，該公司股票超額認購達到了 560 倍。開盤後股價大漲 30%。

閲文和易鑫 (2858-HK) 所經營的業務並不是香港人熟悉的。它們的飆升更多是因為騰訊。港交所的投資者已經把騰訊當成接替李嘉誠的大概念。現在三家騰訊系公司市值之和，已經占港交所總市值 12% 以上。

“人們期望閲文能成為第二個騰訊，以彌補他們錯過騰訊的損失。”《財富》報導中的一位機構投資者說道。因此從閲文到易鑫，和騰訊相關的股票在香港一上市就獲得至少數十倍的認購。

“騰訊系” 還有音樂、醫療這兩塊業務即將在香港上市。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稱，騰訊音樂招募了投行處理公開募股上市事項，計劃在 2018 年赴港上市，籌資至少 10 億美元。騰訊投資的微醫集團則計劃在農曆新年前完成新一輪的 5 億美元融資，接下來就在香港上市。

容易在香港募資一方面意味著騰訊可以拿到更多投資回報，繼續投資更多公司。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上市公司獲得資本的成本低，在接下來的競爭中能夠處於更有利的位置。

超級應用程式微信的影響力繼續增大，連控制操作系統的蘋果也妥協了

2017 年 4 月，微信發公告稱自己與蘋果長期協商未果，關閉了 iOS 版微信的公眾號讚賞功能，理由是蘋果要求所有數位內容交易得分 30% 給它。

這是罕見的 iOS 應用程式開放商將自己和蘋果的衝突挑上檯面。蘋果回應強硬，稱微信可以遵守規則修改後上線。

蘋果引述的規則是它 2010 年為了打壓亞馬遜 (Amazon,AMZN-US) 等競爭對手時所定下的 — iOS 上所有虛擬物品交易都必須走蘋果的支付系統，並上繳 30% 提成給蘋果。

在執行規則上，蘋果向來嚴厲。360 全系列應用程式曾因違規獲取用戶手機內訊息被蘋果封殺一年。

但微信不是 360 安全助手，今天微信幾乎是每一個中國智慧型手機用戶都裝、並且放在首頁的應用程式。根據騰訊自己公佈的數字，一半的中國行動網路用戶平均每天刷 90 分鐘微信。這個聚集了聊天、新聞、購物、叫車、網銀、金融等各種服務的應用程式對於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來說，幾乎等同於整個網路。

衝突 5 個月之後，蘋果妥協了，不但放棄針對 “個人對個人之間讚賞” 的抽成，還允許第三方應用程式開發者接入蘋果以外的支付服務完成小額支付。

面對微信這個超級應用程式，蘋果放鬆了自己對 iOS 操作系統的控制。但微信自己的壟斷並沒有絲毫鬆動，你在微信應用程式裡不能用支付寶為公號的作者讚賞。

監管缺失，通訊營運商讓騰訊壟斷變本加厲

根據聯通最近公佈的數字，14 個月裡，騰訊和聯通合作的王卡 (編者按：騰訊和中國聯通共同推出的一款騰訊專屬流量免費的一種電話卡。) 已經有了 5000 萬用戶。聯通跟百度、騰訊和阿里巴巴，以及京東、B 站、滴滴出行、今日頭條等公司都出了合作卡，但騰訊的王卡有著非同尋常的吸引力。

使用 19 元人民幣月租費的騰訊大王卡，所有騰訊系的應用程式都可以免流量使用，這包括用微信、QQ 都不耗流量；不限流量打《王者榮耀》、《穿越火線》等騰訊繫手遊；無限量聽 QQ 音樂、酷我音樂、酷狗音樂 (這三個音樂應用程式本身已經是在線音樂活躍用戶數量的前三名) ；無限量看騰訊影音。如果你打開蘑菇街應用程式看直播，大王卡也免收取這一塊的流量費用。

騰訊本身已經靠投資獲得具有優勢的影音、音樂資源，現在它和一個電信公司合作提供補貼。用戶在使用騰訊服務時所付出的流量費比其它服務低的多，競爭壁壘已經形成。

“BAT”平衡消失，騰訊染指阿里巴巴的主業

曾經百度、阿里和騰訊三家公司被認為是中文網路的三個控制者。百度決定人們如何獲得訊息、阿里決定人們買什麼東西、騰訊決定人們如何社群。

到了手機上，打開搜尋引擎的人少了，打開微信的人多了，廣告費的去向也發生了變化。

2016 年在醫療廣告問題集中爆發、人事動盪之後，百度收入成長幾近停滯、利潤也下滑到 2015 年的 30% 左右。在 PC 時代，百度靠著壟斷搜尋控制了中文網路的流量入口，但是那一套沒能複製到手機上。

過去一年裡百度關掉了燒錢的 O2O 業務，將百度外賣出售給了餓了麼，剝離了遊戲業務。百度的廣告業務最近幾個季度恢復了成長，但騰訊已經追了上來。依靠微信的朋友圈廣告，騰訊的廣告收入在過去五個季度裡都保持了超過 40% 的成長。

廣告之後，騰訊加大了對零售業務的投入。

三年前放棄自有電商生意的騰訊，現在已經投資了阿里巴巴之外的所有主要電商。京東之外，其它騰訊投資的電商還包括蘑菇街美麗說 (女裝) 、每日優鮮 (生鮮) 、拼多多（Pinduoduo Inc, PDD-US） (微信拼團) 、轉轉 (二手) 和小紅書 (女性生活) 。

12 月中旬，騰訊買進了中國第三大電商唯品會，補上品牌服飾這個京東投入巨大、做得卻很吃力的短板。騰訊拉上京東一起，一共買下了唯品會 10.5% 的股份，騰訊成為了唯品會除創始人沈亞之外的第一大股東。在宣佈和唯品會合作的聲明中，騰訊強調用戶在微信、QQ 內 “搜尋、討論及購買品牌服飾的需求正在上升”。

（排名二、三、五的電商都被騰訊入股）

與此同時，年初本計劃用來介入線下服務的微信小程序也在下半年轉型分發線上流量，推出一系列支持小程序電商的功能。

蘑菇街的數據顯示，雙十一當天，通過小程序來的新用戶是應用程式的 4.2 倍，單件商品通過小程序在微信上分享，最高傳播量達 11 萬次。通過微信社群關係的傳播，電商小程序的商品分享給好友變得空前的容易。與此同時，淘寶和天貓的商品如果分享到微信裡無法直接打開，需要重新複製了再去阿里的應用程式裡黏貼。

微信在最近更新的 6.6.0 版本裡進一步提升了小程序的入口，首頁下拉直接出現常用的小程序。

12 月 11 日，永輝超市發佈公告稱，騰訊將獲得公司 5% 股份。除此之外，騰訊還將對永輝超市的控股子公司永輝雲創增資，獲得增資後 15% 股權。按永輝超市停牌前價格計算，騰訊持股 5% 的成本約為 46.5 億。儘管騰訊實際付出的金額會打點折扣，這仍然是 2017 年騰訊在中國最大的一筆投資。

永輝雲創最主要的兩個項目是 2015 年開始的生鮮便利店永輝生活和今年 1 月開始的生鮮超市超級物種，前者已經開出 200 家門市，後者與阿里巴巴的盒馬鮮生模式類似，也已經開出了 24 家店。

不管線上線下，阿里巴巴在做的，騰訊也都投入進來。與此同時，阿里巴巴已經不再像前兩年一樣下盡賭注做社群。還在做的社群工具只剩企業級的小釘子。

但影響公司的不只有商業

《王者榮耀》火成了一個現象，在 2017 年甩開《陰陽師》成為最賺錢的手機遊戲。

但年中，《人民日報》、新華社連續點名《王者榮耀》，指責其曲解歷史、讓小學生 “沉迷”。一天時間，騰訊在港交所的市值蒸發 151 億美元。投資人不大關注社會責任，但很關心政治風向。

這一年，越發嚴格的網路監管在騰訊這裡全都能找到。

6 月，嚴肅八卦、毒舌電影等一批娛樂帳號被永久封閉，微信是它們最主要的平台。一個月後，北京市網信辦約談搜狐、網易（NetEase, NTES-US） (NTES-US)、鳳凰、騰訊、百度、今日頭條、一點資訊等網站的相關負責人，責令網站立即對自媒體平台存在的 “曲解政策 違背正確導向”、“無中生有 散佈虛假訊息”、“炫富享樂 宣揚扭曲價值觀”等八大亂像進行專項清理整治。

之後北京清退引發的討論，在微信上大多活不過 24 小時，“低階人口” 直接進入微信屏蔽詞。

在微信之前，這樣的管制也有，但此前內容多在一個個分散的網站上，很難全部快速消失。而微信直接要求公號內容存放在騰訊服務器上，並且不能有超連結，微信上一刪就徹底消失。這使得訊息管制通過微信格外高效。現在頭條、微博也都是類似做法。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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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知道他從賣鉛筆小販變成看起來很簡樸的全球首富的故事。

他創業時不過 17 歲，75 年後， IKEA 集團的 412 家店舖擴展到全球 49 個國家，門市面積平均超過 3.7 萬平方米。截止 2017 年底， IKEA 總銷售額達 383 億歐元，到店人次超過 9.3 億人次，32 種語言印刷的產品目錄的受眾達（4977-TW） 2.1 億人。

根據 Forbes 統計，坎普拉德一度成為全球第四富有的人，個人財富淨值達到 280 億美元。《紐約時報 (NYTimes) 》的訃文描述了他別具一格的簡樸。這種價值觀被嚴格落實到公司文化上，坎普拉德在《一個傢俱商的誓約》中寫道，“從小事做起，浪費就是犯罪。”

坎普拉德身上集中了商業領袖中常見的一些特點：比如，記憶超群、親力親為、可以隨口報出原材料的價格以及匯率、不假思索就能進行木材體積單位之間的轉換、將原木換算成板材，或者從波蘭的官方貨幣茲羅提 (Zloty) 換算成美元。

他不知疲倦，也充滿耐心；善於感知自己對周圍人的影響，並以此駕馭別人 — 放手讓手下討論，但清楚自己應該何時介入作出決定。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討論時間長達 30 年之久的“通用傢俱系統” (Multi-purpose system，簡稱為 MPS) 。

與此同時，又有員工向媒體描述這位領袖的專制。一位 IKEA 前高層在 2011 年接受《紐約客》採訪時說，儘管他仍然敬仰這家公司，但“這裡讓人窒息”。按照史丹納柏的說法， IKEA 內部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英瓦爾說的話並不重要，話的意思才重要。”人們需要從最高領導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甚至每一個音節、每一個標點符號中解讀統治者的最高意志。

坎普拉德從 IKEA 退休已有 32 年，從董事會離任也有 4 年多了。

從董事會退休前後，坎普拉德像其它第一代創始人那樣，受到家族企業何以為繼的困擾。 IKEA 通過荷蘭的一家慈善信託機構、以及一系列複雜的控股公司營運，這些公司均由坎普拉德家族控制，以避免任何讓 IKEA 上市或被分拆的可能性。但坎普拉德的決策力正受到質疑 — 2008 年，他因為擔心線上銷售會影響門市人流，動用自己的否決權反對 IKEA 投資網路銷售，這在後來被認為是錯失良機。2013 年退休至今，人們對坎普拉德的三個兒子仍然知之甚少，一些人對他們的管理能力提出懷疑。

但沒人能否認，坎普拉德是世界上最具創新精神的企業家之一。

（英格瓦·坎普拉德站在 IKEA 貨架區）

低價從何而來：做一個從松木到課桌的全產業鏈家居商

約拿·史丹納柏在《IKEA 的真相 (Sanningen Om Ikea) 》一書中曾提到，價格和數量，是 IKEA 這部機器的核心。“沒有這個核心，其他事情就不可能發生。這種價量結構再簡單不過，就是利用‘以量制價’的做法，向供應商承諾購買可觀數量的產品，然後要求對方給予優惠價，並換取長達數年的合約。”

“以量制價”策略的一個側面是， IKEA 不能冒險讓供貨商包辦 7 成以上的生產，這也是從 1963 年供應商聯合抵制事件中得出的一個教訓：量不是越大越好，供貨商也不是越少越好。

1963 年，坎普拉德在挪威開出了 IKEA 的第一間海外門市，隨後擴展至丹麥。低價策略引來了競爭對手和供應商的注意，後者隨後建立了一個聯盟，聯合抵制 IKEA 。

為解決供貨問題，坎普拉德隨後轉向波蘭，直接尋找木材供應商和傢俱生產商，打算建立“原料採購＋自主設計＋自主生產＋自主銷售”的模式。這可能是他創業生涯中最艱辛的一段時期，坎普拉德因此養成了酗酒的習慣。

全產業鏈的優勢顯而易見，它可以實現坎普拉德所構想的“低價銷售好設計”，同時保證 IKEA 在其它環節盈利。 IKEA 規定最終產品售價至少要比同行低 10%，這意味著它在價值鏈的每個階段 — 從採購、配銷、產品開發和店內營運 —  IKEA 都要處於獲利狀態才行。

為了瞭解各個程序的盈利空間，坎普拉德必須積累屬於自己的經驗法則，而這種經驗必須足夠細緻，並且來自於多年與從業者的直接交流。

比如，烏克蘭地區每英畝地能種多少棵樹，每根山毛櫸原木能夠加工多少平方米的塊料。讓助理約拿·史丹納柏驚異的是，英瓦爾不僅精通木材各種報價之間的換算，對玻璃、棉花、泡沫塑料、石油或者白銀的價格換算也相當在行，對跟 IKEA 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市場結構也瞭如指掌。

史丹納柏在《IKEA 的真相》中還舉過的一個例子。如果一個咖啡杯的售價是 5 克朗， IKEA 就應該做到：1.5 克朗的工廠生產費用，1.5 克朗的 IKEA 收益，1.5 克朗的稅收。實際的運作更加複雜，但這恰恰就是 IKEA 設計和生產各種產品的基礎。

（坎普拉德站在 IKEA 第一間門市前與店長握手）

不僅僅把設計作為裝飾，而是成本控制的起點

關於平衡設計和成本，沒有比 Lack 邊桌更好的例子了。

1979 年，最經典的 IKEA 單品之一 Lack 邊桌面世，售價僅 7.99 美元。 IKEA 的主管設計師之一 Marcus Arvonen 在接受《The New Yorker》採訪時解釋設計流程，說：“通常，你接到的指令就是價格和風格。比如，你可以設計一支塑膠抹刀嗎？它的成本不能超過 1 歐元，必須具備抹刀的基本功能，顏色得是灰的，材質得是塑料的。”

一切設計以價格為起點，是 IKEA 設計流程最獨特的一點。全產業鏈模式在這裡也發揮了作用。

以 Lack 邊桌為例。它在設計時是作為“ IKEA 採購木材的一部分”進行考量的，而不僅是一個獨立單品。 IKEA 是全球第三大木材消耗零售商，僅次於 Home Depot 和 Lowe。木材首先用於最昂貴的系列產品上，邊角廢料則製成碎料板，接著切成 20 X 20 英吋的方形，作為 Lack 邊桌的桌面。桌體內部也出於成本考慮，用一種叫做”board-on-fame”的技術製成 — 外部是實木，內裡填充的是硬紙板。

（Lack 邊桌）

平板包裝為何了不起

實際上，Gillis Lundgren 並不是第一個設計出平板傢俱的人。1949 年，瑞典人 Fiolke Ohlsson 已經設計了一把可以手動組裝的椅子，並且申請了專利。但坎普拉德所做的是將平板傢俱作為了 IKEA 商業模式的基礎。

1953 年， IKEA 的第四位員工、Billy 書櫃的設計者 Gillis Lundgren 在搬家時，想到可以把桌子拆掉、裝進車裡、再到新家重新組裝，就把這個想法分享給了公司裡的同事。

1956 年， IKEA 的第一套平裝傢俱面世，“平裝”也從此成為 IKEA 全球市場和供應鏈體系得以建立的核心要素之一。

平板包裝帶來的優勢至少有四個：由於裝配流程直接交給了買家、節省了部分成本，傢俱的售價可以壓得更低； IKEA 門市的庫存容量也因此擴大，因為只有展間的傢俱需要裝配陳列；從送貨上來講，物流成本和速度不僅對消費者來說更低，對 IKEA 來說也更有優勢，同等油耗可運送的商品是競爭對手的 10 倍：最後，平裝傢俱也倒推 IKEA 的設計師們追求更清爽、簡潔的審美，充分發揮瑞典設計的優勢。

（坎普拉德在工作桌前）

目錄冊改變了什麼

在統一市場還沒有形成的年代，唯一能跨越地域限制的是郵購零售業務。這種模式在 1872 年由芝加哥人 Aaron Montgomery Ward 首創。

1948 年，坎普拉德開始銷售平價傢俱，模仿競爭對手採用了郵購的形式。每天早晨 6 點 50 分，一輛送牛奶的貨車準時停在農場門口接收貨物，再將其送到火車站。

郵購生意的確提高了傢俱的銷售量，但消費者常常對商品感到不滿意，認為與郵購目錄上的實物不符。1952 年，坎普拉德在阿姆霍特農場、祖父商店曾經坐落的地方，買下了一間木工坊，並改為傢俱陳列室。

“在那一刻，現代 IKEA 的概念就形成了。本質上，我們利用產品目錄吸引人們到店舖來參觀樣本間，再完成購買。這就是如今 IKEA 門市的雛形。”

那本小冊子後來演變成 IKEA 《傢俱指南》 — 它如今需要一個龐大的部門支持其運作。如前所述，這本 300 頁左右的冊子累計發行量已達到 28.5 億冊，進入了 72 個國家，僅次於《聖經》。

每年，它會耗費掉 IKEA  70% 的營銷預算 — 這不僅是由於它是一本集中展示其最新產品和設計理念的目錄，也是因為 IKEA 依靠它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同時反饋不同時代的人們對“理想家庭”的定義。

我們在一篇專門關於《家居指南》的文章裡敘述過 IKEA 的秘密。你可以在延伸閲讀裡查看它。

賣的是瑞典審美，但最終和世界各地的審美融為一體

美國國家設計博物館負責人 Bill Moggridge 把 IKEA 式審美稱為“具備全球性、功能性的極簡主義”。“它很現代，但也相對中立，避免明顯的地方特色，這樣才能憑藉規模效應壓低產品價格”。

但為了滿足地方市場的具體需求， IKEA 每年會做大量調研。我們在此前的報導中曾提及， IKEA 有一個獨立的居家生活研究部門，專注於研究各個市場的最新趨勢。對調研的強調可以追溯至 1985 年 IKEA 初入美國市場時。當時 IKEA 沒有對在歐洲市場銷售的產品做出任何改動，上市後才發現，其所銷售的櫥櫃和床架並不符合美國家庭的尺寸，窗簾也顯得過短。

後來， IKEA 開始根據特定市場調整產品結構和尺寸，並且加入部分符合當地特色的產品，比如在中國會出售筷子、蒼蠅拍等。不過，95% 的產品仍然與瑞典總部保持統一標準。

近些年，為了吸引更多年輕人，推動產品創新， IKEA 還參與到更多跨界合作中。

往年，開放度往往相對較小，更多體現在印花和材質上 — 去年和 IKEA 合作的法國時裝設計師 Pınar Demirdağ 和 Viola Renate 就只負責設計印花。2017 年以來，合作變得更多樣，內容也更豐富，比如 IKEA 與 Tom Dixon 合作的開源沙發，與潮牌 Off White 創始人 Virgil Ablo、Stampd 創始人 Chris Stamp 合作的手袋、滑板等。

（IKEA 去年的跨界合作產品）

賣的不是家居，而是對“生活”的想像

在一份名為《法國如何 IKEA 化》的論文中，社會學家 Tod Hartman 說 IKEA 解決了法國小說家 Georges Perec 提出的困惑：糟糕的家庭狀況與良好的生活品位之間的差距。

在 1999 年的電影“Fight Club”中，Edward Norton 扮演的角色坐在馬桶上翻著目錄說，“和很多人一樣，我也被 IKEA 關於‘家’的想像俘虜。看到一些精緻的東西，比如陰陽形狀的咖啡桌，就會產生慾望”。

坎普拉德很清楚這一點。“對於家應該怎麼樣，我們一直有很強的觀點”。還是拿《家居指南》的變化加以說明好了。從 IKEA 1951 年發佈第一份產品目錄以來， IKEA 《傢俱指南》就變得越來越像一本雜誌。

我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總結過：它的卷首語變得越來越長、主題變得越來越不明確、各區域的劃分越來越模糊、強調創意而非性價比、加入了更多與傢俱無關的訪談內容。

2016 年接受 Dezeen 雜誌採訪時，丹麥設計品牌 Hay 的創始人 Mette Hay 和 Rolf Hay 表示 IKEA 的店正在幫助中國消費者獲得當代設計的品味。Mette 說：“他們正在教育人們怎麼製造一個美好的家，我相信他們正在幫助我們。”

值得一提的是，選擇一款傢俱曾經是一個非常嚴肅的決定，因為你知道它會用很久。《The New Yorker》曾描述美國人的生活習慣 — 一台沙發比一台車保留的時間還久，“但 IKEA 讓室內裝飾變成了一種更短暫的行為……會隨著主人人際關係和生活際遇的變化而變化”。

一萬件產品，如何被放進四個開發象限

IKEA 的產品多達一萬多件，而且每年還有新產品陸續出現。從 2011 年開始，這些產品被放入四種風格隔成的象限內，分別為：Traditional (傳統) 、Scandinavian (北歐) 、Modern (現代) 和 Popular (流行) 。

這些風格下有時還會有細分風格，比如 Continental Dark (深調歐陸風格) 、Continental Light (淺調歐陸風格) 、Contemporary (當代風格) 、Ethnic (民族風) 。

換句話說，每年 IKEA 並不是在跟隨潮流開發新品，潮流只是一種參考因素 (顏色就是最好的證明) 。因為這個矩陣， IKEA 得以審視自己在市場上的缺失，並且可以在嚴密控制的前提下有針對性地開發“某一種風格”的產品。它最大的好處，當然是節約成本。

但 IKEA 一般不公佈這一點。它們在 2014 年《家居指南》裡解釋說：“我們將不同材料、設計、細節、顏色、圖案放在一起，呈現出一種碰撞後的和諧。”這種“碰撞”並非毫無規律， IKEA 的工作人員們一般會先選擇同種風格的大件傢俱，搭配同象限或相鄰象限中的軟裝和小物品，不過為實現和諧，絶對不會選擇對立風格。

冷區和熱區：為何你很難在 IKEA 空手而歸

IKEA 賣場中的路線是為了鼓勵特定消費行為。這一點已經成了零售動線設計的經典案例。

在 IKEA 內部的一本小冊子中，有“三王一后”的說法。三王指的是將每個產品區分成三個類別：對營業額貢獻度最大的商品 (暢銷商品) ，對毛利貢獻最大的商品 (毛利率最高的商品) ，以及產品區中“讓人眼前一亮的商品” (超低價商品) 。一后，則是即將成為暢銷商品的新商品，或是對毛利貢獻度佳的商品。

具體來說， IKEA 會為整個商場劃分為超熱區／熱區／冷區。暢銷產品佈置在超熱區，熱區則按照二八原則，安排常規產品和偏冷門的商品；冷區利用小部分的超低價產品來提升熱度。

從路線來看， IKEA 賣場中會佈置一條灰色的主幹道，“這條幹道每走 50 英呎就會轉一次彎，保證消費者持續感興趣。它也是最保險的一條道路，消費者順著走不用怕迷路。”一位紐約賣場的負責人曾如此向媒體介紹。賣場中還有許多只有員工知道的秘門，比如如何從兒童區快速進入臥室區，但不會向普通消費者開放。

讓顧客自己動手會怎樣？

哈佛商學院的一位教授曾撰寫過一篇關於“the Ikea effect”的論文。這份論文的研究結果是，如果讓消費者自己動手費點力氣，能夠增加他們對於產品的滿意度。

這算是平板包裝的另一個優勢。不過在進入中國、韓國等亞洲市場時，平板傢俱的推行並不算順利。比如，在 IKEA 之前，英國家居零售商 B＆Q (母公司 Kingfisher Plc,KGF-UK) 曾在韓國市場花費 2 年多時間推行 DIY 的概念，但收效甚微、最終退出。

家居設計的民主化

IKEA 的民主設計理念很大程度上來自瑞典傳統。早在 19 世紀，瑞典藝術家 Carl Larsson 就用他的水彩畫描繪了理想中的家庭生活 — 金髮的孩子們，金色的傢俱，茶壺、貓咪、條紋棉質靠枕。

上世紀 30 年代，社會民主運動使得“folkhemmet” (直譯民眾之家) 的概念進一步普及，家這個詞被用來比喻一個和諧、無階級分野的瑞典。戰後，這個概念又滲透到北歐設計運動之中 — 通過大批量生產讓每個人都能享受美好的設計。瑞典也通過福利國家體系建立了 100 多萬個新住房，並且在室內設計、衛生和健康上推出了新規。

斯德哥爾摩國家美術館的一位策展人 Cilla Robach 評論說，“ IKEA 做的就是把這個概念商業化。坎普拉德很早就理解了如何把這種社會民主概念變現，並且從中開闢一個新行業“。從某種程度上說， IKEA 就像成人版的樂高 (LEGO) ，在傢俱上實現了戰後成人世界所嚮往的東西 — 民主、平等與和諧。

1940 年代成立的 IKEA 成為改變全球家居消費的勢力。現在，歷史再次重演。關於中產階級崛起的討論再度興起，極簡審美再度流行，從時尚到科技公司都在討論生活方式的銷售秘訣，以及新一輪全球化帶來的機遇。

這些都是 IKEA 面對的新機會，但 IKEA 需要以新的方式和手段解決自己面臨的挑戰，比如如何繼續創新產品、革新零售方式。

1970 年代，瑞典當地民眾有些對坎普拉德的擴張感到不滿，製作了一部話劇，將他釘在十字架上。

坎普拉德對此的回應是：“什麼能阻擋坎普拉德呢？”

附一：英格瓦·坎普拉德與 IKEA 大事記

• 1926 年 3 月 30 日，英格瓦·坎普拉德出生
• 1943 年，坎普拉德創立 IKEA ，用父親給他做家務的工錢註冊了一家商品郵購公司，銷售手錶、聖誕節裝飾品及文具。
• 1948 年， IKEA 開始銷售由本地製造商生產的平價傢俱
• 1950 年，坎普拉德與克里斯汀‧瓦爾丁 (Kerstin Wadling) 結婚並育有一個女兒安妮卡 (Annika) ，後於 1960 年離婚
• 1951 年， IKEA 的第一份郵購產品目錄面世
• 1953 年，坎普拉德在阿姆霍特 (Almhult) 開設了一間陳列室
• 1955 年，平板傢俱的概念由 IKEA 員工 Gillis Lundgren 提出
• 1956 年， IKEA 推出第一件平板傢俱 — Lövet 桌
• 1958 年，阿姆霍特陳列室成為第一家 IKEA 門市
• 1963 年，坎普拉德瑪格麗塔‧塞內爾特 (Margaretha Sennert) 結婚，育有三子。同年， IKEA 在第一個海外市場挪威開店，隨後擴展至丹麥
• 1970 年， IKEA 在瑞士和加拿大開店
• 1973 年，坎普拉德移居丹麥
• 1976 年，為避開瑞典的高稅率，坎普拉德搬到瑞士。同年，他撰寫了《一個傢俱商的誓約》。
• 1982 年，坎普拉德把公司控制權轉移到荷蘭的一家基金會
• 1985 年， IKEA 在美國開店
• 1986 年，坎普拉德宣佈退休，但仍去各地探店並主導公司重大決定
• 1987 年， IKEA 在英國開店
• 1990 年， IKEA 在東歐開店
• 1994 年，瑞典報紙 Expressen 報導檻普拉德二戰前後曾與瑞典法西斯領袖 Per Engdahl 有聯繫
• 1998 年， IKEA 進入中國
• 2011 年，坎普拉德妻子去世
• 2013 年，坎普拉德從 IKEA 公司的核心公司 IKEA 國際集團 (Inter Ikea Group) 董事會辭職，任命最小的兒子擔任董事長
• 2014 年，坎普拉德回到瑞典定居
• 2018 年 1 月 28 日，坎普拉德去世

附二：《一個傢俱商的誓約》

一、產品開發 — 身份的體現：低價提供大範圍的設計優美、功能齊全的家居用品，保證儘可能多的人能夠負擔得起。

二、 IKEA 精神：其建立的基礎在於熱情投入、一種不斷求新求變的願望、節儉的習慣、責任感、對待任務的謙遜態度以及簡單隨意的風格。我們必須相互照應又彼此鼓勵。誰不能或者不願加入到我們中間都是莫大的遺憾。

三、利潤讓我們有實力。利潤是個好字眼。 IKEA 能夠贏得利潤靠的就是低價、高質、開發經濟產品、增多購買以及成本節約。

四、從小事做起。浪費就是犯罪。

五、簡單是一種美德。複雜的條例容易使人麻痹，誇大其辭的規劃往往是公司倒閉的前奏，簡單隨意卻給人以力量， IKEA 人從來不開好車，也不住豪華賓館。

六、獨闢蹊徑。如果我們當初向專家諮詢是否應當在埃爾姆哈爾特建一座大商場，他們肯定會勸我們不要那麼做。 IKEA 走的是自己的道路，讓襯衫廠製造椅子靠墊，讓門窗廠打造桌子框，晴天的時候把雨傘價格抬高而下雨的時候再出售。 事實上， IKEA 的生意並不被“專家”看好，公司開業十五年之後，他們請了一位挪威顧問為企業諮詢，那個顧問來了一天就走了，他對這個倒霉的地方很失望，他說：“我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給你們，我要回家。”

七、力量的集中 — 對我們的發展非常重要：你沒辦法一下子在每個地方做好每一件事。

八、擔負起職責 — 一項特權：害怕出錯，這種想法是官僚作風產生的搖籃，對任何民展進程來說都是有害的。充分利用你的權力和職責，做出決定。

九、還有很多事情等著去做，前途一片光明。讓我們保留一個由積極進取的人組成的團隊，正是他們把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從雜貨店蛻變為全球最大傢俱王國：IKEA
• 多方結盟的IKEA 要進化成IKEA 2.0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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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家知名國外巧克力品牌做到了高級品牌經理，如今正在考慮國內某家排名靠前的出行平台的工作邀約。

“和過去相比，現在在外企工作的反差太大，不只是外企口碑的變化，也有自己所處的 (傳統) 產業和工作方式。” Matt 說，“感覺跟時代脫節了。”這種感受，往往在和做網路的朋友聊天時，尤為強烈。

作為全球四大會計事務所之一的稅務經理，Justin 說他在 2011 年加入時，就覺得“四大”已經過了在中國發展的黃金時期，之後不管是自己的公司還是它的三家競爭對手，都執行過底薪或者強制性無薪休假。曾經，“四大”是人才市場的一塊金字招聘。

“2009 年以前一份報告 20 萬起，現在 3 萬就可以做了，還有更低 (價格) 的案例”，他說。這更說明了全球四家最大審計機構如今在中國市場存活的殘酷性。

“外企”的風光，早就過去了。

這並不是新鮮的話題，但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過去一年，跨國公司紛紛以各種形式退出中國，比 2016 年還要集中。據不完全統計，2017 年退出的跨國公司數量要比 2016 年多出一倍以上。

它們都鼎鼎大名並在中國市場拚殺多年。

麥當勞（McDonald’s, MCD-US） (McDonald’s,MCD-US) 賣掉了企業併進行品牌授權，中國 2400 多家門市的老闆換成了中信，離岸公司名字都改成了金拱門；擁有雪肌精、黛珂等品牌的日本化妝集團高絲轉手了杭州生產公司；僅僅是朝日這家日本公司，就在年初轉手了農場和牧場給新希望、年中賣掉康師傅飲品的所有股份，年底又出售了青島啤酒股權給復星……。

這些接連不斷的新聞讓身處其中的職員，以及將要進入人才市場的畢業生都感受到了跨國公司如今的不景氣。

去年 7 月從 IKEA 離職的 Ivy 說，因為所處的是人力資源崗位，過去 5 年最大的感受是，外企在搶人才方面的競爭力明顯下滑了。

外企人力資源機構萬寶盛華的僱傭前景調查報告顯示，從 2010 年開始外企的就業景氣指數不斷下降。2010 年第四季度時，外企的僱傭前景指數是 50% 以上，到 2018 年一季時這個數字已經降到了 9%。

（萬寶盛華對大陸的 4291 家外企近十年的前景僱傭調查。僱傭前景指數指的是，調查的所有企業期望下一季度增加員工人數的僱主比例，減去期望減少員工人數的僱主比例，所獲得的數值）

1980 年在改革開放政策下紛紛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們，帶著對掘金這個新興市場的巨大信心而來，並投入了大量的資本和人力，但在經歷了將近 30 年的繁榮之後，如今看上去充滿了各種問題。這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本土公司起來一批又一批，跨國公司在中國還是一開始那些

“原來設計並生產出一個新產品，就感覺很厲害，但現在發現這東西影響太小了。”對於 Matt 來說，2014 年天貓開始舉辦雙 11 晚會，是他對自己所處傳統產業認知的一個轉折點，“從那年開始，我們品牌的巧克力投放渠道變成了 4：6 甚至 3：7。3 是電視。”

的確，網路已經佔據了所有的關注。而即便是網路上的熱門生意，也經歷了搜尋、電商、社交、團購、O2O、行動支付、共享經濟等一波又一波的更替，每一波潮流都有代表性的熱門公司出現。這也符合商業週期的規律。

但細究起來，過去 20 多年，在知名度和影響力上，跨國公司在中國的代表幾乎沒有經歷更新換代。

提起外企，無非依然是這些：快消產業裡的寶潔 (Procter & Gamble,PG-US) 、聯合利華 (Unilever,UN-US) 、可口可樂（Coca-Cola, KO-US） (Coca-Cola,KO) ；速食市場的麥當勞和肯德基（母公司 Yum Brands, YUM-US）；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製造業裡的汽車公司們；以及製藥產業的輝瑞（Pfizer, PFE-US）、葛蘭素史克等。

沒錯，他們都屬於傳統產業。而它們做的生意也並未有什麼變化。海外的新一代公司在中國基本都沒能起來。

在人力資源諮詢公司怡安翰威特的華南區總經理邵宇看來，從 2012 年、2013 年開始，外企在中國經歷的“人才焦慮”，就在於中國行動網路的興起。“外企沒有搭上這趟‘列車’，而行動網路下的熱門公司成為人才市場是一個非常有力的競爭者”。曾經讓不少大學生嚮往的“管培生”，在 2014 年、2015 年出現的高流失率則讓外企更加焦慮。

中國的跨國公司們，總體而言是以美國公司為主。

當今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蘋果（Apple, AAPL-US）、Alphabet (Google 的母公司) 、微軟（Microsoft, MSFT-US）、亞馬遜（Amazon, AMZN-US）、Facebook 都是美國公司。

但 Google 在 2010 年退出了中國，亞馬遜在中國的電商市場份額被分在和小米、國美在線一起，總共才占 1.3%；Facebook 的創始人祖克伯 (Mark Zuckerberg) 多次向中國示好，但還是進不了這個市場；而蘋果在中國市場上已經並且正在做出越來越多的妥協。

至於那些新興的科技公司，在中國市場走的最遠的科技公司 Uber 2016 年把中國業務賣給了效仿者滴滴。Airbnb 同樣步履維艱，遠不及在美國本土市場的聲勢和市場號召力。

你也知道，BAT 從 2012 年開始成為一個流行說法，百度（Baidu, BIDU-US） (Baidu,BIDU-US) 、阿里巴巴（Alibaba, BABA-US） (Alibaba,BABA-US) 、騰訊 (0700-HK) 被認為是中文網路的三個控制者。最新的變化我們在年度公司報導中已經分析過：騰訊已經開始主導了新一輪的競爭。

這其中都沒有跨國公司什麼事。

“我們待遇上其實沒有什麼變化 (還是不錯) ，但沒有變化就是一種退步啊。”Matt 在電話那頭說。

人口紅利結束，以及一個全然不同的競爭環境和消費需求市場

星巴克（Starbucks, SBUX-US） (Starbucks,SBUX-US) 的董事長霍華·舒茲 (Howard Schultz) 在 2017 年 8 月接受《紐約時報》採訪，被問及為什麼星巴克加大在中國投入，而麥當勞和百勝（Yum! Brands, YUM-US） (Yum Brands,YUM-US) 卻處於經營困境時說，“我沒立場批評它們，但我覺得這兩家公司很早就出售了它們的特許經營權，但它們又處於速食產業之中。”

速食業的確在全球市場都面臨挑戰。但它們曾經都因為“洋速食”的名頭而在中國市場獲得了持續的高速成長。其實不止是肯德基和麥當勞，包括寶潔、可口可樂、雀巢 (Nestle,NESN-CH) 等在內的跨國公司，總結起來的話，它們在中國長達 20 多年的繁榮都是建立在“稀缺性”和“人口規模”的基礎之上。

當然，人口紅利差不多是所有公司能夠飛速成長的根本，而跨國公司在如何利用這一點上顯然更有優勢，何況，它們本土的競爭對手曾經都太弱。用 Matt 的話說，“以前外企進入中國，憑藉先進的管理經驗、產品規模化以及價格優勢，很快就能發展起來，同時建立起競爭壁壘。”

但如今規模化的產品已經不受年輕消費者待見，眾多有特色的小眾品牌借助網路成為它們的競爭對手。食品巨頭億滋（Mondelez, MDLZ-US） (OREO 的母公司,Mondelez,MDLZ-US) 中國 CEO Irene Rosenfeld 在公司發佈了 2017 年第三季財報時感慨，食品產業變化越來越快了，透過社群網路和電商，一部分小眾食品飲料品牌就能迅速崛起。

這種變化讓很多獨立品牌，即使是新創品牌，一開始就處於全球化的市場中，它們在迎合年輕消費者上也更得心應手。曾經對傳統消費巨頭如何漸失吸引力做過專題報導。說起來，這些在中國市場遇冷的跨國公司，其實在全球市場也在遭遇同樣的經營困境。

人力資源公司萬寶盛華的預備合夥人荊凡說，這種網路帶來的顛覆，讓企業需要更多具備靈活度的人，以適應和把握趨勢的變化。

但他們越來越難以吸引到優秀人才了。邵宇說，2014 年前後外企開始意識到，原來習慣的管培生招聘計劃越來越難執行了，“招聘應屆畢業生越來越困難了，即使招到，流失率又上升了。” 因為跨國公司無論在規模擴張，還是薪酬變化上，都處於一個歷史較低水平。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與智聯招聘聯合推出中國就業市場景氣報告顯示，2017 年第二、三季度，外商獨資和上市公司的就業景氣指數連續低於 1，也就是招聘需求人數要小於求職申請人數，在民營、國企等企業中連續排名最低。

Justin 說他所在的公司一直在壓縮人力成本，“原來項目相關的行政、發票、收款等事務性工作，都是職場新人第一年的主要工作內容，但現在公司拿到一個項目，會剝離出來給四川、重慶等西部的交付中心去做。”

2015 年中國放開二胎政策，被視為人口紅利結束的標誌。當然，也被眾多公司解讀為下一波人口紅利的開始。但事情哪有這麼簡單。

（中國人口成長率數據圖）

對監管環境和政策不確定性的擔憂

我們在 2016 年的年終系列報導中就提到，中外網路世界越來越隔絶。美國網路公司可以拿下全球幾乎任何市場卻怎麼也進不了中國。但同時，在中國市場環境下成功的網路公司，包括騰訊、阿里巴巴和百度，也都沒法將產品弄進海外市場。

這個問題在過去一年變得更加嚴峻，並且更嚴格的監管和法律制度已經覆蓋了更多的公司，不止是跨國公司。麥當勞中國的特許經營化 (這其實與美國總部保持了一致的策略) ；可口可樂罐裝廠的剝離 (它在全球都在拋掉這一包袱) ；朝日退出中國市場，都被附加上了對未來政策不確定性的擔憂。

這種擔憂其實也已經持續了好多年，根據《金融時報》報導，2010 年時中國歐盟商會曾表示，由於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的歧視性待遇，中國眾（5410-TW）多產業中的外企正在喪失市場份額。

2014 年，幾十家歐美和日本公司，包括葛蘭素史克 (GlaxoSmithKline,GSK-UK) 、三星 (Samsung,005930-KR) 、福斯 (Volkswagen,VOW-DE) 、戴姆勒 (Daimler,DAI-DE) 、微軟 (Microsoft,MSFT-US) 、高通 (Qualcomm,QCOM-US) 等受到突擊性的反壟斷調查，以及隨後偷稅漏稅方面的審查，也被視為是對跨國公司不利的政策信號。

而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 (Michael Clauss) 甚至在 2017 年年底表示，由於中國市場準入、網絡安全、企業黨組要求以及法律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德企對擴大在華投資的意願有所降低，也可能迫使一些德國公司考慮離開中國市場。

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開始抱怨中國的商業環境，他們越來越清楚的一件事是：以為一來中國就算找到了成長引擎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不過，也有加碼中國市場的。

比如星巴克，它去年在上海開出了全球最大的烘焙工坊，並在此之前以 13 億美元現金收回星巴克華東（8110-TW）市場合資企業 (上海統一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 的剩餘 50% 股份。霍華·舒茲 (最近幾年和馬雲在各種公開場合展示了親密關係) 認為，在中國的業務將會超過美國。

《紐約時報》的評價是星巴克找到了自己的“中國處方”，支付明顯高於競爭對手的工資，將員工持股利益擴展到每一個員工，走進了中國的文化，並且得到了政府的青睞。

按紀源資本的管理合夥人童士豪說法，“ (外企) 光進入市場是掙不到錢的，但如果能幫中國政府實現成為成長模範的目標，你也將實現自己的目標。”

另一家是蘋果 (Apple,AAPL-US) 。2010 年 10 月，賈伯斯 (Steven Jobs) 發給幾位高層的來年戰略郵件裡說，中國可能是接下來的突破口。但前提是，要遵守中國的法律。

也是那一年，中國地區的 App Store 應用商店第一次根據政府要求下架應用。蘋果發言人當時的回應是，“我們遵循當地法律。不是所有應用在所有國家都能上。”

在 2017 年 12 月廣州舉辦的《財富》論壇，蘋果的 CEO 提姆·庫克 (Tim Cook) 再次強調了這種態度，對中國的法制表達了尊重。“當你進入一個國家、參與市場競爭，就要遵守這個國家的法律法規。不應該把你想要的法律法規帶進來。”

5 個月前，蘋果宣佈投資 10 億美元在貴州貴安建立數據中心營運 iCloud 服務。按照中國 2016年 的網絡安全法規定 — 技術公司的數據必須留在中國。2018 開年後的最新消息是 iCloud 服務交由中國公司營運。

還有覬覦電動車市場的汽車公司們，因為要求必須在中國製造電動車，通用 (GM,GM-US) 、福斯 (FORD,F-US) 、福特（FORD, F-US）、日產等車企都在匆匆與中國合作夥伴成立合資公司。

對於跨國公司來說，要麼搞清楚如何繼續參與，要麼就是撤離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而不管是對於選擇留在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還是尋求全球化的中國公司，不確定的政治走向都在影響著他們在中美兩個市場的未來發展。全球商業規則正在改變。

製造業轉移的兩個方向

從日本留學回來之後，Jasmine 過去 10 年都在天津一家人力資源服務公司，她的主要工作就是為當地的日企 (主要是製造業) 進行招聘。“從我回來到現在，招聘規模一直在下滑，今年會更加嚴重，我這邊接到的單子很少。”Jasmine 說從天津撤資的日企已經越來越多。

我們再來看一下過去一年撤離中國市場的日本公司的話，會發現，大多都和製造業有關。比如 Nikon (7731-JP) 關閉無錫工廠，Kose (4922-JP) 出售杭州本地的化妝品生產公司。除了日企，其它歐美企業也是如此，比如美國硬盤公司 Seagate (STX-US) 解散蘇州工廠，生產玩具賽車系統的德國公司 Autec 將生產全部轉回德國等。

這裡有市場萎縮的原因，比如硬盤和相機，還有“日本製造”可以有更高的產品溢價且消費者願意為之買單，但更多的原因是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另外，因為有更多的職業機會選擇，願意進入製造業工廠工作的年輕人也變少了。

《經濟學人》曾報導，自 2001 年至今，中國製造業工人時薪的年平均成長高達 12%。勤業在 2016 年發佈的報告也稱，自 2005 年以來的十年期間，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了五倍。

低階製造業向越南、菲律賓、孟加拉國等東南亞國家轉移也說了有好幾年，尤其是服裝產業，2012 年左右，印尼就超越中國成為了愛迪達 (Adidas,ADS-DE) 全球產能最大的製造國家，越南在大約 2010 年就成為 Nike (NKE-US) 全球最大的製造國，而 UNIQLO 最新的計劃是 2018 年在非洲埃塞俄比亞啟動襯衫等服裝的試生產，針對歐美市場出口。

除了勞動力成本，原材料價格、地價等都已經紛紛上漲，加上中國近年來對招商引資不再迫切，減少了很多外資的優惠政策，所帶來的成本疊加式成長，都使得“中國製造”不再便宜。

另一方面，為了給美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川普在推出各種新政策對抗全球化，包括退出 TPP、大規模降低公司稅、增加進口商品邊境稅、迴流美國公司提供一次性優惠稅率。已經有一些公司做出了響應，豐田 (Toyota,7203-JP) 與馬自達 (Mazda,7261-JP) 決定投資 16 億美元，在美國阿拉巴馬州建立共同工廠，該工廠將帶來約 4000 人就業；Nike 在美國的新工廠據說可以提供一萬多個崗位，包括製造崗位、技術研發和工程師等。

而中國政府則在努力推進“中國製造”的轉型升級，2015 年 5 月頒佈的《中國製造 2025 》戰略計劃，被《紐約時報》評為引領未來科技的雄心：“北京試圖在十年內主宰包括先進的微晶片、人工智慧和電動汽車在內的大量尖端科技。並且中國正在謀求讓全球最大的一些科技主體參與其中。”這勢必會帶來資金和政策上的傾斜。

採訪的人力資源服務公司和多位外企工作人員均表示，在近 5 年人才招聘上，外企逐步向中國二三四線城市轉移時，也定製程度和靈活性高的工作。在高層員工的管理上，也不再設薪酬天花板，以及增加了彈性的工作時間。

高曉鬆去年 6 月為阿里巴巴站台時說：“以前大家趕時髦都起外文名字，商業合作上有好多個 Michael Wang，現在流行用花名。”

2017 年，在清華大學就業發展中心裡，舉辦校園招聘宣講會的活動大約 580 場，除去國企、銀行以外，其中大部分為中國科技網路公司，騰訊、愛奇藝（iQIYI Inc, IQ-US）、華為、OPPO 等大公司不說，有利網、摩拜、ofo 等新經濟公司也開始到高校去開宣講會了。

這也是現在的大學校園畢業季的場景，招聘橫幅最張揚的不再是外企，而是中國的網路科技公司。

2017 年以不同形式退出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

• 1 月德國玩具企業 Autec 宣佈春季開始將生產全部轉移回德國
• 1 月 朝日啤酒轉手了農場和牧場給新希望
• 1 月 7 日美國硬盤公司希捷關閉蘇州工廠
• 1 月 17 日甲骨文 (Oracle,ORCL-US) 裁員約 200 個北京研發崗位，並要求在 3 月 31 日前離職
• 2 月 21 日日本服裝企業伊都錦 (Itokin) 決定撤出中國
• 3 月 2 日快時尚品牌 Honeys 減少中國的店舖數，從 600 家減到 430 家
• 3 月 21 日晶片公司 FPGA 原廠美高森美關閉上海工廠
• 4 月 25 日韓國超市易買得計劃年底前關閉在中國 6 家門市
• 7 月 1 日朝日啤酒以約 41 億元轉讓持有約 20.4% 康師傅飲品股份
• 8 月 3 日英國藥企葛蘭素史克在中國進行新的調整
• 8 月 8 日麥當勞中國新公司正式成立，麥當勞在中國全部變成加盟的方式
• 10 月 12 日朝日啤酒出售持有的全部青島啤酒股份
• 10 月 30 日 Nikon 中國關閉在江蘇無錫工廠
• 11 月 2 日 KOSE 轉手在杭州下沙的工廠
• 11 月 29 日德國汽車公司可能退出中國的風聞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中國化”之後的肯德基和麥當勞 競爭會如何升級？
• 星巴克把中國市場收回去 背後的真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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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平常這個時候應該是人們飛抵這裡，開始歡度週末了。哪會像現在，車都動不了了，都趕著往城外跑。”送記者去機場的 Uber 司機說道。

機場辦票區，63 歲的俄亥俄州採購商克里·斯馬特 (Kerry Smart) 說他 10 號開展第二天到的，“沒必要趕第一天來，人太多，而東西又沒新意”。斯瑪特經營著一家運動器材商店，這是他第六年來 CES。

受制於整個行業缺少突破，CES 最近幾年都沒有令人震驚的新東西出現。今年 Google 來了，卻也依然沒能改變這情況。它派出的 100 多名身穿白色連體服、頭戴毛線帽的 Google Assistant 工作人員遍佈展區，為經過其合作夥伴的觀眾講解如何使用語音指令控制產品。

（場館內隨處可見的 Google Assistant 員工）

最吸引人駐足的基本都是像 Google 這樣大廠的展區 — Google 扭蛋機、LG (003550-KR)  百塊曲面螢幕組成的電視畫廊、三星 (Samsung,005930-KR) 於主會場過道內佈置的 VR 體驗區。與其說它們展示新技術，不如說是一場場大型行銷活動。

2016 年 1 月的 CES，Facebook Oculus 首次對外展示了消費者版本的虛擬現實頭盔，當時體驗一下需要排隊 4 小時，工作人員甚至鼓勵參觀者去三星的展台，因為那裡根本沒人排隊。

但虛擬現實沒能普及，曾為這個技術搖旗吶喊的祖克伯 (Mark Zuckerberg) 忙著應付關於它誤導世界的質疑，Oculus 過去兩年都沒有再來 CES。並沒什麼顯著進展的三星展台成了 CES 上最火的虛擬現實展台。

另一個 CES 延續數年的趨勢是，車廠和供應商把它辦成了一個談技術的車展。豐田 (Toyota,7203-JP) 、賓士 (Mercedes-Benz,Daimler AG-DE) 、現代汽車 (005380-KR) ，輝達 (NVIDIA,NVDA-US) 、采埃孚 (ZF) 、法雷奧 (Valeo) ，大小車廠、供應商佔據主會場北館，展示各自在電動車和自動駕駛領域的研究。一些還拿出了對未來出行的概念設計。

（豐田 Concpet-愛 i 概念車）

四天下來，我們選了這 34 個值得一提的產品。這裡有自動駕駛接駁車、聲控馬桶、自動疊衣機、安撫患病兒童的機器人……。

它們大多來自小公司和汽車公司。也許它們的目標市場尚不明確、技術實現也存在難度，但至少也是有趣、有新意的。假以時日，有些也會影響你的生活。

無人駕駛還有好幾年，但來了之後會怎麼改變汽車已經有了很多設想

• 可以自己送外賣的無人駕駛車

豐田在這屆 CES 上說自己要從一家汽車公司轉型成移動招車公司。它們宣佈了最新的純電動自動駕駛智慧出行平台 e-Palette，作為對未來移動出行的最新設想。

這是個支持 L4 級別自動駕駛的概念車，今後能用於送外賣、共享汽車、短途接駁、自動售貨或者工廠機器人等多個場景。

（豐田 e-Palette 概念車。豐田希望它被用來送餐、工廠運輸機器人或者迷你公車。）

目前還不清楚豐田是否真的打算製造這些樣式奇特的概念車，只說 e-Palette 仍處在早期概念車研發階段，對於電池性能、續航里程、核定載重和載人等細節參數，現在沒有更多訊息可以透露。

但它已經與少數幾家大公司建立了合作關係以推動這個項目，包括 Uber、滴滴、必勝客和亞馬遜（Amazon, AMZN-US）等已是其啟動客戶。豐田打算在 2020 東京夏季奧運會上對外演示該車型。

• 車既是交通工具又是個人伴侶

繼 2017 年 CES 和東京車展後，豐田又將 Concept – 愛 i 概念車帶到今年的 CES，一輛微面大小，另一輛跟特斯拉（Tesla, TSLA-US） (Tesla,TSLA-US) Model X 尺寸接近。

兩車都是非常早期的概念化設計，使用光線，聲音甚至觸摸來傳達行車訊息。它們的中控只有一個單一的寬屏顯示器。按照豐田的慣例，這樣的車基本是不會進行量產的，可以看作是豐田對電動汽車以及個人出行未來的理解。

（豐田 Concept-愛 i 概念車）

按照豐田的說法，這個系列概念車叫“愛 i”是希望汽車不再是冰冷的機械工具，而是通過人工智慧成為車主的朋友，分析他們的情緒並提出建議，如有必要，還會接管汽車並驅車安全抵達目的地。

• 又一個可以自平衡的摩托車，但這次有點不一樣

上屆 CES，本田展出過可以自己保持平衡的摩托車，這次另一家摩托車大廠 YAMAHA (7951-JP) 也帶來可以自動保持“直立”的概念產品 MOTODROiD V2。

MOTODROiD 的外觀很“未來”，車肚裸露著由六枚圓柱形電池組成的電池包，橙色電纜連接到後輪轂電機，它後懸架的減震器安裝在搖臂下方，這跟傳統摩托車反過來。

電動摩托兩側各有一組纖細的支架用來保持平衡  —  這點跟本田 (Honda,7267-JP) 的做法幾乎一樣，但兩款摩托車的區別在於，本田是在一輛普通的汽油動力摩托車的基礎上進行改裝。

（YAMAHA 設計，可以自己保持平衡的電動摩托車）

工作現場演示是按車頭處的一個按鍵，摩托車電池包下方的腳撐收起，隨後自己保持平衡，工作人員從側邊推它也只是推的那一下使它偏離重心，但馬上就回正。

目前不知道產品的參數和技術細節。每天騎摩托通勤的 Fusillo 說很難相信這種設計會讓人騎著舒服，而且電動摩托車沒離合器，不能換擋，聽不到排氣和引擎聲，“你可是在騎摩托誒，這下好了，你騎車時能聽的就只有風聲了。”

• Panasonic 自動駕駛概念艙

作為特斯拉的電池供應商、並共同投資建立數十億美元的超級工廠， Panasonic (6752-JP) 一直試圖重塑自身，成為高級機車零組件供應商，以逃避包括智慧型手機在內的低利潤消費品的價格競爭。

這次它們帶來 L5 全自動駕駛概念艙。在五級自動駕駛中，動力踏板和方向盤已經不復存在，電腦接管一切，車上沒有人類司機，只有乘客。 Panasonic 的設想是屆時訊息娛樂系統將在旅途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Panasonic 自動駕駛概念艙）

在其概念艙設計中，座位相向放置，側窗和天窗不斷變換出數位內容。 Panasonic 為概念艙準備了“起居室”、“商業”和“放鬆”三種可變配置。

“起居室”配備數位遮陽傘、空氣淨化器、燈光系統。“商業”提供人工智慧和雲端運算和影音會議功能，“放鬆”則是創造一個有香氛的冥想環境。

• 可以透視前車看路況的新技術

法雷奧 MyMobius 人機交互界面，可以根據駕駛員的習慣，提供定製的路線、調整駕駛艙燈光和音樂。這套系統中還有個 XtraVue 子系統，它利用了法雷奧收購的 Peiker 公司的車與車 (V2V) 和車與基建 (V2I) 通訊技術，以及車身攝影機、雷射掃描儀。

如果兩輛車都有 XtraVue 系統，前車可以把自己拍到的畫面實時傳給後車，在後車看來，這個時候前車是透明的，它超車前能獲取更多的路況訊息，進一步提高行車安全。

不過這種技術的實現於需要 4G 甚至今後 5G 網路更廣泛的建立，以及市政更新道路基建，一時還很難看到它商用，現在更多是在有地理圍欄的封閉場地內測試或是某個有相關政策的實驗小城鎮。

• 對身心障礙人士友好的無人駕駛車和配套車站

Local Motors 公司設計了個對身心障礙人士友好的公車 Olli 和對應的車站，它們自備小緩坡，幫助下肢行動不便需要使用輪椅的乘客乘車。

（Olli 無人駕駛接駁車）

通過人工智慧和安裝在車內外以及站點的攝影機、感測器等設備，Olli 試圖瞭解聾啞人士的手語，然後把回答文字傳到車頭和車側的螢幕上。

癲癇患者對光特別敏感，Olli 設想為他們調整光線亮度和閃爍頻率，因為太亮或頻繁閃爍會刺激癲癇發作。車站和車內都有觸摸大螢幕和揚聲器，乘客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服務。如果乘客是盲人，Olli 使用圖象識別技術，把在車窗外“看到”的情景用文字描述給他們。

一位工作人員說他們現正在英國曼徹斯特建造實驗車站，在封閉環境中測試。今後如果商用則會先在英國及澳洲投放。

• 自動駕駛計程車

法國公司 Navya 的 Autonom Cab 是另一款旨在特定區域提供接駁的概念電動車，預計售價 25 萬美元。但它似乎能比豐田和 Local Motors 的概念車更早進入市場，我們在現場看到 Autonom Cab 掛著內華達州自動駕駛車牌。

（Navya 的自動駕駛車）

Autonom Cab 有 10 個雷射雷達、六枚攝影機和四個線性雷達，一趟最多載六人，兩邊各三個人相向而坐。車內有觸控螢幕和顯示螢幕，乘客可以跟系統互動，問天氣、聽新聞、查路線。22 千瓦時的電池大概可以讓它連續工作十小時。

Navya 市場總監 Nicolas de Cremiers 說 Autonom Cab 就是為公共搭車而設，為了保證乘坐舒適度，限速 90 公里／小時、建議時速則是 55 公里／小時。

牆壁也能整出花樣，可以是螢幕也可以是音箱

• 3D投影投影牆

好萊塢盜賊主題的電影中有過這樣的情節，盜賊偷到寶物後在原位放了個 3D 投影，以欺騙攝影機背後的安保人員。

現實中，英國新創公司 Kino-mo 的 HyperVSN 實現了十分逼真的3D投影投影效果。這個看上去像螺旋槳一樣的東西，葉片上佈滿可編程的 LED 燈。工作時，基座內的處理器轉動葉片，並給每個 LED 發送燈光信號，繼而投射出看上去懸空的 3D 圖象。

Kino-mo 去年展出的是單個基座投出的畫像，今年是用超過 20 個基座拼接投出 F1 賽車等圖象，成了一面 3D 投影牆。

但這個產品一時半會兒跟個人消費者基本沒關係  —  一個基座就要 3200 美元，設計出來就是為了給商店宣傳產品用的。

• 可以用語音命令遙控變色的霓虹牆

智慧家居照明生產商 Nanoleaf 的主要產品是由一塊塊面板組成可以觸控變色的燈光牆，用戶通過觸摸打開、關閉它們，還可以改變顏色、亮度。它們可以根據用戶的喜好自由組合形成。

（Nanoleaf）

今年這些產品的創新點在於，Nanoleaf 為它們設計了個支持 Google Assistant 和蘋果（Apple, AAPL-US） (Apple,AAPL-US) Homekit 的遙控器。

這個遙控器 11 面對應 11 個編號，每個編號面都可以預先設置場景或顏色，在蘋果設備或通過任一內置 Google Assistant 的音箱。

如果 1 號面對應紅色，用戶可以通過 “嘿 Google，把牆的顏色設置成紅色 (或 1 號) ”就行了。

• 即是裝飾牆，又是音箱

前面兩個牆都只能用來看，B&O 推出了一款可以聽的牆，售價 4000 歐元。

這款名為 BeoSound Shape 的產品一套由 8 個六邊形貼片組成。其中四個是揚聲器、兩個吸音消聲器、一個放大器，以及一個 BeoSound Core  —  同時支持 AirPlay、Chromecast、Spotify Connect 和藍芽的連接中心。

（BeoSound Shape）

不過產品雖然酷炫，但 Shape 並不適合對音質有追求的人。就連 B&O 的品牌負責人 Marie Kristine Schmidt 也說“如果你是一個高度要求的人，我不會推薦這個系統。”

• 可變成 emoji 的電子墨水牆

不是只有五顏六色、花花綠綠的組合才能做成一塊有創意的牆壁。日本公司 DNP 展示了兩個電子墨水 (Eink) “感應牆”，牆體分別靠熱敏感測器和靠空氣感測器在黑白色間轉換。

在熱敏感應牆前，人用手靠近牆壁時，牆壁會檢測溫度變化，菱形 Eink 墨水背板會由黑變白。

同樣，在空氣感應牆面前，感測器受到空氣流過產生的震動，也會控制牆壁變色。當一整堵牆組完時，手在牆上划過的地方會依次變色。

（DNP 公司開發的感應 EINK 牆）

現場工作人員介紹說，現在它們的產品主要用於商場海報和橫幅廣告，然後根據客戶的要求為 Eink 牆編程，變化出對應的內容。有的客戶要求 DNP 把牆設計成 emoji。

另外，現場還有一位模特穿 DNP 提供的 Eink 衣服，用一節 AA 五號電池驅動，可連續運行三天。不過 DNP 說這主要是用來炫技的，“這麼穿出去誰會舒服啊……”

Google 首次自己來 CES 搭展台，為了搶亞馬遜的生意

• Google 帶著語音助手來了

車身貼著 Hey Google 字樣的單軌列車、10 米高的 Google 扭蛋機、兩層樓高的 Google 滑梯，統一著裝、穿梭於各展區的 Google 工作人員。

（放置在主會場外的 Google 扭蛋機。這是當地時間 1 月 5 號，工作人員正在布展。）

參加 2018 年 CES 的人很難不注意到 Google。搜尋巨頭這麼顯眼的亮相賭城，就是為了跟亞馬遜 (Amazon,AMZN-US)  Alexa 在智慧家居市場中競爭，它已經與 15 家公司合作製造新的無線音箱和家用電器。

（像這樣的 Google 廣告牌在本屆 CES 上隨處可見）

比如 LG、聯想 (0992-HK) 、 Sony (6758-JP) 和 JBL 都將 Google Assistant 整合到電視機中。 Sony 展廳的西北角專門有個功能演示區，每 45 分鐘進行語音命令控制燈光、電視、門鈴等物件的演示，一切都通過內置 Google Assistant 的無線音響完成指令收集、傳遞。

但是 Google 這麼做暫時還無法在短時間內追上亞馬遜 Alexa，後者在智慧助手領域佔據 70％ 的市場份額。

• 亞馬遜把虛擬一鍵購物工具 Dash 做到了冰箱裡

亞馬遜除了靠 Alexa 搶佔智慧家居市場外，用來一鍵買東西的 Dash 按鈕也成了它的工具。

亞馬遜發佈了 Dash 的虛擬服務版本 (Virtual Dash Button Service，VDBS) ，它是一種軟體開發工具包 (SDK) ，可以讓第三方廠家在帶有螢幕的連網設備上放置虛擬 Dash 按鈕。

例如，惠而浦 (Whirlpool,WHR-US) 已經宣佈，將在其連接的冰箱上增加亞馬遜的虛擬 Dash 按鈕，以方便消費者直接從冰箱的液晶顯示螢幕重新訂購食品。

科勒對於未來智慧廚衛的設想，暫時都集中體現在 Konnect 系列產品上。通過亞馬遜語音助手 Alexa、Google 智慧助手 Assistant 以及蘋果智慧家居系統 HomeKit 提供的技術支持，這個系列中的淋浴器、浴缸、抽水馬桶、鏡子及水龍頭都具備聲控或感應功能。

（科勒 Alexa 鏡子）

只需發出“Alexa, turn lights to 100% (Alexa，把燈光調亮到 100%) ”的聲音指令，鏡子的 LED 光帶就會自動切換到最亮的模式；雙手抱著嬰兒的父親說一句“Pour eight ounces (倒 8 盎司水) ”，水龍頭就能噴出相應的水量；淋浴系統的水溫、水壓、蒸汽、燈光與背景音樂均能利用聲控技術調節。

除此以外，水龍頭、鏡子、浴缸以及兩款智慧馬桶 Touchless Response 和 Numi 均設有感測器，分別具備監控用水量及漏水量、啟動夜燈模式、自動灌滿浴缸、感應手勢自動沖水，以及在有人靠近時自動啟動馬桶底部的暖腳設備並加熱坐墊等功能。

不過在現場，我們聽到了不止一個人問：我就去個衛生間而已，哪那麼多事非得用聲控命令解決？

它可能適合一些上肢殘疾的消費者。但如果一個人能使用雙手去完成某些操作，為什麼要花費比普通家用設備更高昂的價格去購買智慧家居產品？

• 一個自動疊衣服的機器人

美國新創公司 Foldimate 的這個新產品，看起來像是一台飲水機或者小型冰箱，其實是一個整合了熨燙和摺疊衣服的機器。

2016 年 Foldimate 就已經展示過他們的原型機，當時的版本略顯笨拙，需要把衣物垂直掛在頂端的架子上。

（Foldimate 疊衣服機器人。現場看到的、包括圖中這台，都是模型，並不能工作。）

這款新版本做了改良，把衣物從頂部平鋪塞進去，機器會識別出衣服的類型，之後據此開始高溫熨燙和摺疊，最終一件件碼放整齊落在底部的抽屜。期間你也可以添加衣物柔順劑、芳香劑等其他東西。

Foldimate 表示 Foldimate 一次可以摺疊 25-40 件衣服，一個流程耗時 2-4 分鐘。它可以勝任襯衣、牛仔褲、圍巾這樣單薄的衣物，但一些大件比如大衣外套恐怕就不行了。

不過這個動態的過程僅僅出現在影音裡，我們在 CES 現場看到的 Foldimate 還僅僅是概念展示，機器的入口和出口塞了幾件衣服，但設備並沒有啟動。

一台 Foldimate 定價 980 美元，這差不多是一台中高檔全自動洗衣機的價格了。在 CES 上 Foldimate 已經拿到超過 8000 個訂單。

• 能通過語音命令查膚質的鏡子

一個鏡子能做多少事？

我們在 CES 的展台上體驗了一台能夠測試皮膚狀態的智慧梳妝鏡 HiMirror。

本身它是一台帶有 LED 燈的梳妝鏡，可以在化妝的時候看得更清晰，如果你在這台鏡子前自拍的話，效果也會更好。這是所有帶 LED 燈的化妝鏡能做到的事。

（Hi Mirror 檢測皮膚狀況的鏡子）

HiMirror 最大的賣點是位於鏡子上方的那枚攝影機。當用戶站在鏡子前，這枚攝影機可以拍下照片，自動分析你的皮膚狀態。為了保證測試的效果，用戶最好是素顏，同時摘下眼鏡、露出額頭。所以它更適合的場景是家用，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隨手檢測一下。

它可以自動檢測人臉上的黑斑、紅斑、皺紋、細紋、黑眼圈等。HiMirror 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這是他們自己研發的算法，原理是把臉分割成幾萬個網格，拍照然後掃描每個網格的紋理，從而得出類似 T 區黑斑 4%這樣的結論，從而判斷用戶的皮膚狀態。

用攝影機來測試皮膚狀況也並不是最新的應用，美圖最近發佈的 AI 測膚的功能，是利用手機前置攝影機打開閃光燈拍照，利用其人工智慧算法來檢測皮膚狀態。在 CES 現場我們也看到嬌生（Johnson & Johnson, JNJ-US） (Johnson & Johnson,JNJ-US) 旗下的護膚品牌露得清發佈的 SkinScanner，那是一個用於手機的攝影機，也是通過拍照來測試皮膚狀態。

如果說區別，那就是各家的算法不太一樣。不過各家都說自己的最準。

• 三星 146 寸模組化 Micro LED 電視

1967 年第一屆 CES 的參展主題限定在電視機、收音機、留聲機等幾樣類型，所以整場展會的主角是電子娛樂產品，主要亮點是電視機整合電路的發佈。

51 年過去，各種新奇古怪的東西出現過在 CES 展館內，但電視技術的更新仍是 CES 最被人關注的亮點之一。

三星帶去了 146 英吋的模組化 Micro LED 電視。這款被稱為“牆壁” (Wall) 的電視機使用微米尺寸的 LED 單獨發光源，因此不需要背光。

跟一整塊的 OLED 相比，MicroLed 模組化的特點使三星可以根據客戶需求造出相應尺寸的電視，而且在應對一些特殊尺寸，比如特別巨型的螢幕時，不用擔心切割工藝問題。

三星在現場拒絶回答技術問題，也不允許拍照，只是說今年三月會舉行發佈會正式宣佈該產品。

這些產品跟健康有關

• Aurasens 音樂按摩椅，跟隨音樂節奏搖擺起來

一把椅子也能提供“沉浸式體驗“，這是法國公司 Aurasens 要做的事。

CES 上這家公司展示一台跟隨音樂律動的按摩椅，從外形上看它和商場裡那些按摩沙發一模一樣，但是啟動之後大有不同。

（按摩力度隨著音樂節奏變化的按摩椅）

椅子內部 32 顆按摩滾珠會完全依照音樂的節奏震動，Aurasens 會定製一批歌曲，編排對應的按摩節奏，這份歌單每月更新，所以理論上你不能拿著 iPhone 直接接入椅子邊聽音樂邊按摩。

戴上降噪耳機和眼罩，跟隨音樂的跌宕起伏享受按摩力道的大小變化，好像是一場後背上的交響樂。不過要享受這樣的服務並不便宜，Aurasens 定價 2 萬美元，實在是太貴了。

• 助眠耳機幫你睡的安穩

播放白噪音已經被證實可以幫助人放鬆、促進睡眠。有一些 app 可以播放舒緩的聲音，硬體廠商也在另外的角度開發了一些小配件。

法國公司 Rythm 展示了名為 Dreem 的頭部綁帶，睡覺的時候套在頭上，它會通過骨傳導耳機播放白噪音。

（Dreem 助眠頭帶）

聲音不用手動調整和關閉，當你睡著的時候，Dreem 實時監測大腦腦電波活動，據此調整聲音的大小和強度。

它也有鬧鐘的作用，設定好時間範圍，它只會在監測到淺度睡眠狀態下用聲音喚醒，一定程度上這讓起床更容易一點。

這一切的目的是為了促進人的深度睡眠。Rythm 表示用上這個頭帶，深度睡眠時間會提升 32%。

另外飛利浦也在 CES 上推出了一個類似的頭帶產品 SleepSmart。

（飛利浦 SleepSmart）

• 裝了全向輪的代步車

Whill 的電動輪椅在獲得過去年 CES 的最佳無障礙技術獎 (Best Accessibility Tech) ，今年它們推出更輕便、外形更簡潔的 Model Ci，售價 4000 美元。

Ci 使用鋰電池，一次充電可行駛 16 公里，最高速度為每小時 9 公里，大概兩倍於正常成年人步行速度。它能拆成三個模組化組件，放到汽車後備箱然後到目的地再拿出來裝好使用。

它兩個前輪採用全向輪 (Omniwheel) 設計，每個輪子包含 24 個獨立的滾輪，可以讓椅子向任何方向移動，原地畫圈也可以。左扶手是三檔變速和停止桿，右扶手是控制方向的八向搖桿。

在我們的實際體驗中，Whill 幾乎沒有任何上手難度，在工作人員的建議下我們先用一檔速度熟悉操作，然後用二檔速度趟過石子路面。由於場地大小和過往人流關係，我們沒有試三檔速度。

不過，Whill 的工作人員說他們不會把 Ci 稱作“輪椅”，而是定義成“個人輕便代步工具”。因為新型號速度更快、操作也更靈活，殘障人士一般通常缺乏力量，在一些顛簸路面可能翻車。

我們在測試時沒有這種感覺，但 Whill 的目標客戶，老年人群就說不定了。

一些新相機，都不是參數流

你在什麼情況下會用相機拍照？圖片社區 Flicker 2017 年的報告顯示，智慧型手機佔據拍照設備數量的 50%，單反 33%。iPhone 又一次上榜成為最受歡迎的照相設備。

今年的 CES 上，老牌相機廠商希望我們找回一些有關相機的記憶，走起了復古風。

• Polaroid 又出新相機

Polaroid  (PRD-US) 成立於 1937 年，這家老牌拍立得相機品牌伴隨著數位化浪潮，業務幾經瓜分、出售和破產。2017 年 5 月，The Impossible Project 公司收購了 Polaroid 和它僅剩的數位相機業務，推出一個新品牌 Polaroid Originals。

這讓 Polaroid 更像是一個來自時尚業的潮牌，出售的東西也依然在消耗 Polaroid 過往知名的設計元素。

（Polaroid One Step 2）

這次 Polaroid 在 CES 上展出新款 OneStep 2 拍立得相機，造型和 40 年前推出的 OneStep 一模一樣，官方也用 “經典回歸” 來給這款拍立得打廣告。

OneStep 2 相當於經典款的數位版，支持 USB 充電，搭載了一顆高質量攝影機，支持 0.61m 至無限遠對焦機身上也配備閃光燈、提供自拍功能，內置的充電電池單次充滿工作 60 天。一台 OneStep 2 售價 99 美元。

• 柯達（Kodak, KODK-US） (KODK-US) 膠片掃描設備，KODAK SCANZA

同樣試圖復活經典的還有柯達。

這家曾經的膠片巨頭在 CES 上展出了一台小型膠片掃描機，KODAK SCANZA，膠片不經沖洗就能轉化成數位格式。

這個花盆大小的設備有塊顯示螢幕，附帶 HDMI 輸出、USB、SD 卡槽等藉口。從底部塞入膠片後，設備掃描其中的圖象，顯示在顯示螢幕上，然後你能通過 USB 線傳輸到 PC 上，或者存儲在 SD 卡中。這就相當於膠片的沖洗環節，只不過變成了數位圖片。

柯達一直在試圖復活曾經的膠捲業務，去年有媒體透露柯達即將復產 Ektachrome 系列膠捲，面向小眾的專業攝影市場。這是柯達 40 年代推出的產品，2012 年停產。

不過在數位化的浪潮裡柯達可能不太適應了，就比如 KODAK SCANZA，這個倡導復古的設備本身同樣復古，它並不支持無線傳輸。

• 柯達 360 度人像掃描儀

除了復古，柯達也在 CES 上展示了前沿技術 3D 掃描。

這是和美國新創公司 Twindom 的合作產品，後者是一家 3D 掃描技術公司，專門為個人構建 3D 虛擬形象。

這次和柯達的掃描儀是一個便攜式攝影棚工作站。影棚的相機、佈景都可以隨時拆裝移動。套裝中包含 89 個相機感測器、25 個 LED 投影儀感測器、16 個 LED 燈條等裝置。

（Twidom 利用柯達技術王設計的 3D 全身掃描儀）

搭建的環境最好避開陽光直射，30 分鐘就完成所有配置，搭好後裡面足夠站得下兩個人。

利用 Twindom 的技術，人站在裡面可以完成高分辨率的全身 3D 掃描，0.25 秒的速度就可以完成掃描過程。

之後你可以獲得一張 3D 照片，用於在社群網路分享。或者選擇柯達提供的 3D 列印業務，給自己的形象列印出一個模型，1-2 週內可以收到。

還有四個形態不同的機器人

本田公司這次帶來了 4 款機器人產品，命名為 3E 系列，代表著能力、體驗和同理心 (Empower Experience Empathy) ，號稱都配置了自動導航的功能，其中 2 款都可以用來運輸重物。

3E-D18 基於本田的 ATV 底盤開發，配備了 GPS、定製的軌道，四輪驅動的電動，可以用於建築、消防、搜救等需要運重物的環境。

另外一台 3E-C18，採用了模組化的設計，車上的電池可以被拆下來。出場的時候，機器人前面的螢幕顯示出 HELLO 字樣，很快又做了眨眼的動作，但更多情況下是兩個圓眼睛。本田在官方網站說，該機器人可以用來銷售商品，做廣告。

（3E-C18）

3E-B18 是專門針對老年人和殘障人士。它可以在爬坡過程中保持坐位的水平，添加附件後，可以轉成行李車或者嬰兒車。

另外一台本田 3E-A18，本質上是針對家用。帶螢幕，有著較為柔軟的外部皮膚的 3E-A18，被本田看作是“邀請人們觸摸或者擁抱機器人”。本田稱，3E-A18 通過攝影機可以識別用戶的表情。

這些產品都採用模組化設計，可以快速更換零組件。

• 迷你編程小機器人

創立於 2015 年的 Ozobot 公司帶來了升級版的 Evo 小型機器人，售價 90 美元。

兩種玩法，一種是編程路線，用貼紙和一些標記就可以設定路線，讓 Evo 轉彎、掉頭或者是直行。這是 Ozobot 開發的一種特殊的圖形化編程工具 Color Codes。；另外一種是將其握住，然後用手指來指引 Evo 跟隨。

他們的產品進入到了 1 萬個教室內，目前總共有 27 種不同的形象，例如機械狗、獨角獸、漫威英雄等。

• 復活的 Sony Aibo 機器狗

1990 年代以來，Sony 跟愛寶公司 (Aibo) 合作開發的機器狗是大概是互動玩具界最著名的 IP 了。現在，Sony 新的機器狗來了。它們正在與愛寶公司展開合作，復活這一經典玩具。

（新 Sony 狗）

新版 Sony 狗 Aibo 的頭部、下巴和背部有觸摸感測器，不同力度的撫摸會得到不同的響應。全身 22 軸的設計，使 Aibo 行動更靈活。它的眼睛是用 OLED 做的，可以眨眼、轉動，鼻子上還有一個攝影機，用來識別家庭成員。價格 19.8 萬日元。還是挺貴的。

• 一個用來安撫患病兒童的機器人

小朋友的世界似乎理應是五彩斑斕的。他們無憂無慮，跟父母、親戚、同齡人一起肆意玩耍。

但總有不幸的事情降臨到一些小朋友身上，他們可能很小就罹患重病，整日待在醫院，睜眼第一件事就是配好當天吃的藥或者給自己的生命倒數，怎麼聽都很喪。

機器人專家 Aaron Horowitz 和他的公司開發了機器絨毛鴨 Aflac。

（治癒系的機器鴨）

它的臉頰、翅膀下方和背部共有五個觸摸感測器。小朋友跟它依偎在一起的時候，小鴨子會用“嘎嘎”聲快樂地回應。

它胸口裡還附帶一個配件包，裡面都是可以近場感應的標籤包。孩子們可以將任何一張表情符號標籤放到鴨子的胸口，以表達他們當天的感受，而鴨子會用快樂的唧唧聲或痛苦的呻吟模仿他們。

現在，Aaron Horowitz 正致力於為全美各地被診斷患有癌症的兒童免費提供小鴨子，亞特蘭大癌症治療中心將會是第一個合作方。

這些小東西 (有些也不是太小) 也值得一看

• 可以在機場當作代步車的登機旅行箱

在 CES 現場，Modobag 智慧行李箱已經銷售出去了數百隻，這是一個帶輪子會跑的箱子，9 公斤左右，拉出拉桿瞬間變身一台小型電動車，騎上去就就能應付機場裡需要趕時間的路程。

（行李箱摩托車）

Modobag 的工作人員說其行李箱使用 NanoSafe 電池，該電池用納米鈦酸鹽材料以替代石墨材料而達到更好的熱穩定性 ，不易起火爆炸，得到了美國運輸安全署 (TSA) 的認證，在美國可以免託運，作為手提行李帶上飛機。

Modobag 的室內速度為 5 英里／小時，室外速度則可達到 8 英里／小時。充滿電之後，這只箱子的續航里程是 8 英里，僅需 15 分鐘就可以充滿 80% 的電。另外，車身上還有 USB 插口，你也可以在旅行中，使用它為自己的電子設備充電。

從我們在現場體驗的情況來看，除了擔心箱子的存儲空間不太夠，更擔心的還是，雖然 Modobag 宣稱自己得到了認證，但是按照現在越來越嚴的安檢管理，很有可能它還是會在安檢那裡被攔下來。

一台 Modobag 不便宜，目前眾籌價格 1495 美元。

• 螢幕下指紋識別技術有了實際產品

vivo 在 CES 上有一塊不到 2 平方米的展位，展示了識別技術解決方案公司 Synaptics 提供技術的螢幕下指紋識別手機。

一整塊 6.43 英吋 OLED 螢幕覆蓋工程機正面，沒有 iPhone X、Essential Phone 那樣的劉海。在接近傳統正面指紋識手機的 Home 鍵處，有一個常亮的指紋圖標，用來提示用戶把手指放到這個位置上完成解鎖。

螢幕下光學指紋的錄入方式仍然是多次按壓錄入，分兩階段完成，第二階段提示用戶將指紋邊緣訊息錄入，每次錄入都有線下馬達的震動反饋。不過 vivo 的錄入次數比應用傳統電容式指紋的手機，比如三星 Galaxy S7 Edge 或 iPhone 7 要多。

從我們現場的體驗來看，手機解鎖進入主螢幕大約要 0.7-0.8 秒，比 iPhone Touch ID 慢。但由於 iPhone 解鎖時有過場動畫，所以看上去兩者解鎖速度差不多，vivo 取巧了。

Synaptics 的指紋識別方案是感測器接收到手指的壓感信號，然後從螢幕下射出藍綠光、打到手指肚，將指紋紋路訊息反射到接收感測器上進行識別比對，從而完成解鎖。手指潮濕情況下的解鎖成功率下降很多，有點像蘋果第一代 Touch ID 的表現。

vivo 表示 2018 年會生產“數百萬台“螢幕下指紋識別功能的手機。以 vivo 慣常的產能，這是個非常小的數字。

• 高清晰度的口袋掃描儀

免費的手機應用也可以掃描文檔，為什麼要買一個價值 300 美元的掃描筆呢？法國公司 7Next 在 CES 上展出新產品 Pup Scan，這支筆的賣點是“One Click (一鍵化) ”。

Pup Scan 掃描筆高 13.5 釐米、寬度 0.36 釐米，完全可以放進口袋。筆的一端是一顆攝影機，搭配兩顆閃光燈和雷射發射器。筆的側邊還有一塊小小的觸控螢幕。這裡用來選擇工作場景，掃描完畢的文件去到哪裡。可選項有 Airdrop、郵件、雲端、各種社群網路。

（Pup Scan 手持掃描儀）

舉起筆身對著等待掃描的文件，它會投射雷射四條雷射線條框出掃描區域，上下左右調整一下，按下另一端的按鈕，掃描完成。除此之外就不再需要其他操作，文檔會自動飛到你之前選定的位置。

Pup Scan 表示除了方便，他們的圖片效果也要好於智慧型手機。目前 Pup Scan 正在 Indiegogo 眾籌，已經超過目標金額的 3 倍。

• Sony Xperia Ear 開放式耳機

降噪耳機能讓你與世隔絶，但 Sony 打算反其道行之，不讓耳機阻擋外界的聲音。

此前已經有包括 Sony 在內的耳機廠商在耳機上安置麥克風，CES 上 Sony 展示的一款概念耳機 Xperia Ear，卻用了最原始的方法 — 把耳機掏空留出一個孔，塞入耳朵的揚聲器變成圓環，外部聲音和耳機聲音會同時進入耳朵。

Sony 認為，這樣一來人們就能在配戴耳機的同時毫無障礙的和人交流，不必擔心聽不到。

當然不能期待這樣的耳機會有多好的音質，這也不是 Xperia Ear 的初衷。 Sony 的這款概念產品是想給大家提個醒，在浸入音樂世界的同時不要完全脫離現實世界。

實用一點的話，過馬路、騎車、來到陌生地可能都需要這樣的耳機。

只不過樣子有些離奇，因為是副無線耳機，鏤空的耳機還連接著一塊裝有電池和藍芽連接裝置的方塊，扣在耳朵上怎麼看都有點奇怪。

封面來源：https://goo.gl/VTKZAh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 大格局看消費性電子產業鏈 未來科技滲透投資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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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球歷史上最早誕生的快時尚家族企業，H&M 已經營運了整整 70 年，而他掌舵的這幾年遠不算順遂。2009 年，34 歲的 Persson 從 H&M 新業務拓展部升任 CEO，正遇上金融危機；2011 年，H&M 的市值被 Zara 母公司 Inditex 集團超過，“全球最大時尚零售商”的名號也被取而代之；2014 年，孟加拉薩瓦區製衣大樓倒塌，死亡人數達到 1127 人，H&M 作為主要採購方又陷入輿論漩渦。

12 月 15 日，H&M 發佈了 2017 年 Q4 財報。截止 11 月 31 日的第四季度，集團銷售額下滑了 4% — 這是 20 多年來的第一次。數字公佈後，股價也下跌了 15% — 只有 2015 年巔峰時期的一半。另外，H&M 的營運利潤率也從 2007 年的 23.5% 降到如今的 9.6% — 只有 Inditex 集團的一半。

Karl-Johan Persson 承認 “H&M 在實體門市這個問題上犯了不少錯誤”，而公司需要巨大變革。他的對策是大量關店同時投資電商，並且將在明年 2 月舉行歷史上首次投資人會議。

(H&M CEO Karl-Johan Persson)

H&M 並不是唯一一個遇到問題的快時尚集團。2017 財年前三個季度，Zara 銷售額達到 179.6 億歐元，保持了 10% 的成長，不過其下半年增速已經放緩，毛利率已經從 2013 年巔峰時期的 59.8% 降至 57.4%，股價也下跌了 4.5%，是該品牌自 2008 年以來表現最差的一年。

Gap 集團在截至 9 月 30 日的三個月內銷售額同比上漲 1%，但主線品牌 Gap 的可比銷售額已經連續 14 個季度沒有任何成長。

UNIQLO 母公司迅銷集團稍好一些，不過在本土市場的表現仍然平淡，收益僅成長 1.4%。

閉店如同連鎖反應般在全球各地上演：2 月，Zara 關閉了中國首家旗艦店；4 月初，Forever 21 宣佈退出蘇格蘭市場；8 月，Gap 退出澳大利亞市場；9 月，H&M 在北京的首批旗艦店之一關閉；10 月，Forever 21 又關掉了日本首家旗艦店。

不同品牌間出現了如奢侈品行業“走馬燈”般的人事流動，快時尚集團的管理層也面臨著更新換代：迅銷公司主席兼執行長柳井正在 10 月接受《日經新聞》採訪時，透露出 2 年後離任的想法；而 Inditex 集團創始人 Amancio Ortega 12 月 21 日剛從集團旗下的 53 家子公司卸任，正式退休。

70 年後，快時尚行業終於走到了一個節點。

時尚對於年輕人而言，已經成了一種娛樂方式

一個品牌越來越無法阻擋的事實是：年輕人們獲取時尚產品的渠道不再侷限於門市 — 新的電商平台不斷誕生，新的偶像不斷誕生，新的購買方式也在不斷誕生。

如今，當你想要換一身新衣服，往往也不是直奔購物中心，而是先在社交媒體上看看朋友或者喜歡的博主明星在分享些什麼；等買到新衣服，又會拍照或者上傳影音來分享。Jeff Goins 在 The Art of Work 這本書中將這種兩種行為比喻為“灑水” (sprinklers) 和“吸塵” (vacuums) ，一個分享，一個吸收，就像食物鏈的兩個環節，循環往復。

根據麥肯錫剛發佈的一份報告，在菲律賓、巴西和阿聯酋，社交媒體用戶每天在各平台上停留的時間超過 3 小時，在一些東南亞國家甚至超過 8 小時。而根據美國媒體 Adweek 今年 3 月發佈的另一份調查，在做出購買決定時，81% 的人表示會受到朋友推文的影響，85% 的人則會受明星影響。英國快時尚電商 Boohoo 則在一份報告中說，它在 Instagram 上找了一些名人向 16 – 24 歲的粉絲們做付費推廣，此後公司利潤立刻翻倍。

(2010 年至 2016 年行動網購占線上網購的比例，圖片來自《大西洋月刊》)